如果从职业角度讲，说我缺乏情感一点也不会令我觉得惊奇。现在我也许已经不记得这件事了，因为我几乎没投入什么情感。
冷漠、迟钝、对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是囚徒第二阶段心理反应的表现，这些症状最终会使他们对每天每时频繁发生的酷刑折磨无动于衷。正是由于这种冷漠外壳的包裹，囚徒们才能真正地保护自己。
在集中营里，人们稍有不慎，有时甚至毫无缘由，就会招来一阵毒打。比如，干活的工地在发面包，我们排队领面包。有一次，我后面的人略微站偏了一点，使整个队伍看起来有点不整齐，这就惹怒了党卫军。我当时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注意到周围有党卫军，头就突然被猛击了两下，这才让我发现党卫军正在身旁挥动棍棒。这时，最痛的不是肉体 （这样的惩罚对成人和儿童都一样），而是不公正和不可理喻对心理造成的伤害。
很奇怪，在一些情况下，不留痕迹的鞭打比留下痕迹的鞭打更伤人心。有一天下暴风雪，我在铁路上干活。尽管天气十分恶劣，我们也要不停地卖命。我吃力地铲石子修路，当然这也是保暖的唯一方法。当我停下来靠着铁锹喘一口气，不幸被恰好转过身的看守发现，他认为我在偷懒，却没有用侮辱的语言和拳打脚踢来伤害我，这只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根本不值得与眼前这个衣衫褴褛、骨瘦如柴、没有人样的家伙说话，更犯不上咒骂。他只是戏谑地捡起一块石头向我扔来。在我眼里，这样的举动更像是吸引野兽的注意或者吆喝家禽和畜生时，人们因为没必要惩罚它们而使出的伎俩。
鞭打令人倍感疼痛是因为鞭子隐含着侮辱的意味。有一次，我们在结冰的轨道上搬运沉重的钢轨。此时，如果有一人滑倒，不仅会危及自己的生命，还会危及其他共同作业者的生命。我的一位老朋友臀部先天性脱臼，因此能被选中干活也是让他十分高兴的事，因为一般来说，身体残疾的人在面临第一次选择时肯定要被送上死路。他抬着沉重的钢轨，在轨道上一瘸一拐地走着，好像随时要摔倒在地，拖累其他人。我当时并没有参与其中，见此情形，毫不犹豫地想跑过去帮忙。这时，我的脊背受到重重一击，紧接着就听到有人呵斥并命令我回到自己的位置。而讽刺的是，就在一分钟前，打我的看守还骂我们这些 “猪猡”没有合作精神。
有一次，气温低到仅有华氏2度，我们为铺设水管在森林里挖掘冻硬的土壤。当时，我身体十分虚弱。负责监工的是一位红光满面的工头，他的样子让我想起了猪头。在寒冷的冬天，他戴着一副保暖手套。他静静地看了我一会儿，我立刻感到麻烦就要来了，因为我面前不大的土墩说明了我的工作量。
他开口骂道：“你这头猪，我一直盯着你！让我来教你怎么干活！你要像野兽一样死去！不出两天，我就让你完蛋！你从来没有干过活吗？猪，你是干什么吃的？难道是商人吗？”
我没在意这些，但我不敢怠慢他的死亡威胁。于是，我挺直腰板盯着他说：“我是医生，而且是名专家。”
“什么？你是医生？你一定从别人口袋里捞了许多钱吧！”
“老实说，我是为穷人开诊所的，大多数情况下我分文不取。”我说的太多了。他就像疯子一样嚎叫着扑向我，一拳将我打倒。到后来，我都记不清他喊了什么。
我想用这件小事引发的故事来说明：有时，似乎很老练的囚徒也会发火。他的愤怒不是由于自己所承受的残忍或疼痛，而是出自与之相关的侮辱。那一刻，我的确血脉贲张，因不得不听一个对生活一无所知的人来判断自己的生活而怒发冲冠 （我必须坦白，事后我对狱友做出的评价给了我孩子般的安慰：“他看起来庸俗粗鲁，连我们门诊部的护士都不愿让他进候诊室。”）。
幸运的是，工作队的大囚头儿对我很好。他对我的好感源于在去往工地的漫长路途中我洗耳恭听了他娓娓道来的爱情故事和婚姻烦恼。我对他的性格诊断和基于精神疗法的建议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从那以后，他非常感激我，这一点对我来说也尤其珍贵。在由280人组成的宿营大队中，他还在头5排紧挨着他的地方给我留下了铺位，这给我带来的优势可想而之。清晨，天还没亮，我们就得起来排队。大家都害怕迟到或者站在后排。因为，如果有令人不快或遭人厌恶的工作时，囚头儿通常会在最后几排挑选他想要的劳动力。接下来，被挑选的劳动力必须步行到另一个地方，在怪异看守的监督下干特别恐怖的活。有时，为了抓住偷奸耍滑者，大囚头儿也会到前5排选人。一阵拳打脚踢后，人们的抗议和哀求慢慢平息，被选中的受害者将在喊叫和鞭打下被驱赶到集合地。
然而，只要大囚头儿还有倾诉的需求，我就可以免遭这一厄运。除了有保证地占据与他为邻的光荣位置之外，我还有另一优势：和几乎所有的集中营狱友一样，我也患有水肿，双脚肿大，脚上皮肤紧绷，膝盖不能弯曲。肿胀的双脚穿着鞋子都不能系鞋带，即使有袜子也不能穿。所以，我部分裸露的脚总是湿的，鞋子里也总是有雪，这样子注定会生冻疮，因而，我每迈一步都疼痛难忍。行走在冰天雪地里，鞋子结上了厚厚的冰，人们经常会一个接一个地滑倒，后面的人会压到前面的人身上。这样，整个队伍就要停下来修整一会儿，又不能太久，因为大囚头儿一会儿就要开始用枪托砸人，催促我们赶快起来赶路。而此时，越走在队伍前面，受牵连的麻烦也就越少。这样无需拼命赶时间，也不用忍受疼痛的双脚还要加快步伐所带来的痛苦。作为私下公认的大囚头儿御用医生，我稳稳当当地走在队伍第一排，同时也为此感到十分高兴。
这个特殊服务的额外好处还有：只要工地午餐有汤，大囚头儿就会用汤勺多捞些桶底的豌豆给我。这位囚头儿曾是一名军官，他甚至还大胆地与那些曾和我发生争执的工头交头接耳，说我会成为干活能手。虽然这样做效果甚微，但他还是竭尽全力想保住我的性命 （他也的确挽救了我许多次）。例如，我与工头发生冲突的那一天，他偷偷派我到另一个工作队上工。
有些工头很同情我们，在工地，他们想方设法改善我们的处境，至少在建筑工地是这样的。他们也常常提醒我们一名正常工人可以干我们几倍的活儿而且用时更短。但他们也明白，正常工人每天的饭量可不是近300克面包（我们实际上得到的还没这么多）和1公升清汤。正常工人不是生活在屈从的精神压力下，也不是生活在不知家中亲人是送进了集中营还是毒气室的担忧中，更不是在时刻受到死亡威胁的情况下工作的。我曾经对一位温良的工头说：“如果你能在我学会修铁路的时间内学会做脑部开颅手术，我将五体投地地佩服你。”对此，他只是呲牙一笑。
第二阶段的主要症状是冷漠，这也是必不可少的自我保护机制。前途渺茫，所有努力和感情都投入到保全自己和他人的性命这件事上。晚上，囚徒们从工地赶回集中营时，常常可以听到他们长舒一口气说：“真好，又多活了一天。”
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事，囚犯们一门心思就想活命的紧张状态迫使他们的内心生活退步到原始水平。受过精神分析训练的集中营同事经常提到集中营囚徒的 “衰退”——向更原始的精神生活的倒退。而囚徒们的希望和梦想只能在梦中被表现。
囚徒们常常梦见的无非是面包、蛋糕、香烟和舒适的热水澡。这些简单的生活需求都难以满足，他们只好靠梦境去寻找，至于这些梦是否有意义就属于另一个问题了。囚徒们常常会从梦中惊醒，旋即回到集中营的现实生活中，这就造成现实和梦幻间的强烈对比。
我永远不会忘记，一天夜里，一位囚徒在梦中的呻吟惊醒了我。我看见他胡乱挥舞着四肢，很明显是在做噩梦。我一直很同情做噩梦和精神错乱的人，便下意识地伸出手准备唤醒这个可怜人。但我还是猛地把手抽了回来，一想到会叫醒他，我突然有点后怕。那一刻，我强烈意识到，不管梦有多恐怖也比集中营的现实状况要好得多。而我如果那样做，只会让他从恐怖的梦境回到比梦境更恐怖的现实之中。
由于囚徒们营养极差，精神生活的重点重新回到对食物的渴望这样的原始本能上。我们能够观察到大多数囚徒只要在一起干活且偶尔没有被密切监视时，他们就会立刻开始探讨食物问题。一名囚徒常常会问在旁边干活的囚徒最喜欢什么食物，然后彼此交换食谱，计划他们与家人重逢那天，也就是遥远的未来获释回家后那天的菜谱。他们通常反复讨论，描述细节，直到听到以特别的暗语或号码形式传来的 “看守来了”的警告声。
我一直认为这种讨论十分危险。人们在努力适应这些供应极少和热量极低的食物时，这种娓娓道来的美味佳肴对身体造成不适是难免的。尽管这样做能提供大量的精神安慰，但这一幻觉对生理必然造成很大伤害。
在被囚禁的后期，我们每天的定量是一顿汤和一小块面包，外加所谓的 “额外补助”，其中包括约21克的人造黄油、一小片劣质肠、一小片奶酪和一些人造蜂蜜或一汤匙稀释果酱，每天还会有些变化。但是对我们这些每天干繁重体力活，在寒冷的天气里穿着单衣的囚犯来说，这些食物的热量是绝对不够的。那些被 “特别看护”的病人经允许可以躺在棚屋里，但这些不用出集中营干活的人的生活状况更差。
当皮下脂肪消耗殆尽时，我们就像被一层皮和破布裹着的骷髅，不断感到身体开始消耗我们的生命。生物体慢慢消耗自身的蛋白，肌肉逐渐消失。身体的抵抗力也越来越差，棚屋里为数不多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我们每个人都能准确推断出下一个会轮到谁，自己又会在什么时候死去。通过无数次的观察我们已经十分熟悉这些死亡特征，而判断也几乎可以说是准确无误。我们相互之间私下议论 “那人活不了多久”或 “下一个就轮到他了”。每天夜间抓虱子时，看到赤裸裸的身体，我们就会有同一个想法：这样的躯干——我们的身体——实际上已经是僵尸了。我将会怎样呢？我只是众多人中的一部分，铁窗后的一分子，挤住在几间土坯棚户里由于缺少生机而每天腐烂一部分的一堆东西罢了。
我上面提到人们一有时间就自然而然地想到美味佳肴，这也迫使他们再次意识到自己是囚犯。可以理解的是，尽管那些最强壮的人都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重新拥有可口食物。这不单单是为了回忆食物本身，也是为了能提醒自己，像现在这样除了美味佳肴不会再想到其他任何东西的次等生存状态终将结束。
没有这些经历的人是无法想象忍饥挨饿者曾历经的灵与肉的冲突。他们无法理解人们站在壕沟上挖土，只是为了听清楚上午9点30分或10点的哨音，那时会有半小时的午餐休息，而且有可能的话，这顿饭会发面包。如果工头不讨厌的话，人们就一遍遍地询问时间，用没戴手套冻僵了的手摸摸上衣口袋里的面包，先轻轻地敲一下，然后掰一点放到嘴里吃，最后用仅有的意志力把剩下的面包塞进口袋，暗暗发誓一定要坚持到下午。
在监禁后期，关于如何处理每天仅发一次的面包，我们展开了无休止的争论，争论可分为两大派别。一派赞成立刻吃完，这样会有两个好处：第一，一天至少有一次机会暂时抵挡饥饿；第二，可以防止面包被偷或丢失的情形发生。另一派持不同观点，他们主张将面包分成几份。最后，我加入了第二派的队伍。
在集中营一天24小时的生活里，最可怕的时刻是一觉初醒时。天还没亮，睡梦中的我们被无情地惊醒，三声刺耳的哨音打破了沉沉的美梦。我们一边挣扎着把浮肿酸胀的双脚塞进湿漉漉的鞋子，一边听着旁人的呻吟和叹息，发出这些声音可能只是因为发现代替鞋带的电线也断裂了这样的小事。一天早晨，我听见某人像孩子一样嚎啕大哭起来，这个人一向表现得非常勇敢和自尊，这样哭泣是因为他的鞋子已经破得无法再穿，一想到以后只能赤脚走在冰天雪地里就悲从中来。看到这可怕的一幕，我只好自己找点安慰。我从口袋里摸出那份小面包，美滋滋地大吃起来。
营养不良和普遍关注食物的状态可能造成人们缺乏性冲动。除了初到此地时受到惊吓的原因之外，精神病学家对清一色的男性集中营发生的一些现象进行了观察，得出如下结论：专家们反对清一色的男性组织，如军营，因为那里常会产生性变态，这样的人很少做有关性的梦，但抑郁情绪和高昂的情感可能在梦里被明确表达。
对大多数囚徒来说，保证基本生活和谋求生路是他们努力的最终目的，与此无关的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忽略，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囚徒的情感缺乏。当我从奥斯维辛转往达豪集中营下属的一个集中营时，居然产生了回家的感受。半夜，运载我们约2000名囚徒的火车经过维也纳的一个火车站，沿着火车的轨道依次经过我出生的街道，经过我做囚徒前居住多年的老宅子。
一节装有50名囚犯的车厢只有两个很小的带栏杆的窥视孔。车厢的空间只够部分人蹲在地下，其他人就得围着窥视孔站上几个小时。我踮起脚尖，越过其他人的头顶向带栏杆的窗外望去，不安地盯着我的故乡看。我们都感觉到与其说自己活着不如说已经死了，因为一直认为这次旅途的终点是毛特豪森，所以估计自己最多也就再活一两周。我明显感觉自己是在用阴间人的眼光看我童年生活的街道、广场和房屋，俯瞰着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城市。
几个钟头的耽搁之后，火车离开了车站，街道——我的街道！对于那些在集中营生活多年的年轻人来说，这次旅行也是一件大事。他们专心致志地通过窥孔向外凝视，我乞求甚至哀求他们让我站在前面片刻。我想解释朝外看对我的意义多么重大，但我的祈求被粗暴地拒绝了，还有人冷嘲热讽地说：“你住了那么多年，应该已经看够了吧！”
集中营普遍存在 “文化冬眠”，但政治和宗教除外。集中营的每个角落都不间断地谈论着政治，政治信息以传闻为主并迅速传播。有关军事形势的传闻常常自相矛盾，但不断传来的信息仍不时敲打着缠绕在囚犯脑海里的战争之弦。战争即将结束的乐观谣言一次次地令人们失望。一些人彻底绝望了，但这也是因为那些不可救药的乐观派实在令同伴气愤。
就发展范围和时间而言，囚犯对宗教表现出难以想象的虔诚。宗教信仰的深度和活力令初到者惊奇和感动。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棚屋角落，或在从遥远的工地拉囚徒回集中营的黑暗封闭的牛车上，随处可见临时凑在一起祈祷的情景，这些又累又饿，衣衫褴褛的人蜷缩一团，口中念念有词。
1944年冬到1945年春，集中营爆发了斑疹伤寒，几乎人人受到感染，还得干活的身体瘦弱者死亡率极高。病人房间极度短缺，也没有药品和护理人员。这种病的一些症状非常特别，即对于哪怕是一点点的食物都会恶心 （这会危及生命），同时伴有神志不清。我的一位朋友严重昏迷，他认为自己快要死了，想做祈祷，但由于神智昏迷，他竟然不知道该祈祷什么。为了避免昏迷，我也和其他人一样尽量在夜里保持清醒。我需要在脑海里用几个钟头组织语言，重新构思我在奥斯维辛传染病房里丢失的手稿，或者干脆用速记法在小纸片上记下关键词。
集中营有时还会进行科学争论，我曾见证了日常生活中闻所未闻的事——开办精神降神会，尽管这件事十分接近我的职业兴趣。我接到集中营主管医生 （也是犯人）的邀请，他知道我是精神病学家。聚会是在一间私人小病房偷偷进行的，参加者围成一圈，还来了一名党卫军军官。
降神会开始，一个人祷告祈求神灵，集中营的一名职员端坐在一张空白纸面前，但并没有写的意思。随后十几分钟 （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就会说明祈祷神灵出现的方法失败，降神会终止），他用铅笔慢慢在纸上画线，清晰地组成 “败者遭殃”，意思是失败者的不幸。据说这位职员从未学过拉丁文，以前连听都没听说这些词，但这真是征服者的悲哀。在我看来，他没有专门收集这些词，但一定也听说过，而且在我们获得解放和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这些词一定在他的 “心灵”（他潜意识的心灵）中出现过。
在集中营里，人的身体和思想由于受到压迫而处于原始状态，但深化人们的精神生活是可能的。有丰富的精神生活且比较敏感的人在这里会承受更多痛苦 （他们身体也会更弱），但对内心的伤害相应也会少许多。他们能把恶劣的外部环境转化成内心丰富自由的精神生活，只有这样才能解释集中营中身体羸弱的一些人比看似强壮的人生存能力更强。为了解释清楚这样的事实，我不得不讲一个发生在某天清晨人们步行去工地时的例子。
当时，有人高声命令：“各队，齐步走！左1234，左1234，左1234，排首注意，左右左右！脱帽！”直到今天这些命令仿佛仍在耳畔回响。我们经过集中营大门时被探照灯照着执行 “脱帽”的命令。任何没有打起精神正步走的人都会被踢上一脚。有人因为天气冷，没有得到允许就带上了帽子，则会遭到更严厉的毒打。
我们沿着由集中营向外延伸的路，在黑暗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途经大石头，蹚进泥坑，艰难前行。押送的看守还不停地朝我们咆哮，用枪托驱赶我们。双脚疼痛的人扶着其他人的肩膀前进。队列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刺骨的寒风吹去了人们讲话的兴趣。而就在这时，走在我旁边并用领子挡住嘴巴的人突然说：“如果我们的妻子看见我们这个鬼模样怎么办？我希望她们在集中营过得比我们好些，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们经历的这些事情。”
这句话勾起了我对妻子的怀念。人们跌跌撞撞地走了几英里，在雪地里滑倒，再爬起，互相搀扶着行进。尽管默默无语，但我们都在心里思念着自己的妻子。有时，我偶尔望向天空，星星慢慢消失，清晨的霞光在一片黑云后散开。我的思想仍停留在妻子的身影上，思绪万千。我听见她回应我的话，看见她向我微笑和她坦诚鼓励的表情。不论真实与否，我都坚信她的外貌比冉冉升起的太阳还要明亮。
忽然间，我一生中第一次领悟到一个真理，它曾被诗人赞颂，被思想家视为绝顶智慧。这就是：爱是人类终身追求的最高目标。我理解了诗歌、思想和信仰所传达的伟大秘密的真正含义：拯救人类要通过爱与被爱。我知道世界上一无所有的人只要有片刻的时间思念爱人，那么他就可以领悟幸福的真谛。在荒凉的环境中，人们不能畅所欲言，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忍受痛苦，以一种令人尊敬的方式去忍受，在这种处境中的人们也可以通过回忆爱人的形象获得满足。我生平第一次理解这句话 “天使存在于无比美丽的永恒思念中”。
我前面的人摔倒在地，紧随其后的人压在他的身上。看守冲过来，挨个儿抽打他们，我的思绪就此中断了片刻。不久，我又从监狱的现实回到梦想的世界，继续与爱人的对话，我们互相应答。
“停！”随着一声令下，我们到了工地。人们冲进黑洞洞的棚屋，希望拿到像样的工具。每人可以拿到一把铁锹或一只镐头。
“你们这群猪，就不能快点吗？”很快我们各就各位进入前一天挖壕沟的工地。冰冻的土地在镐尖下裂开，四处开花。人们默默无语，大脑一片空白。
我的意识还停留在对妻子的思念上，一个想法突然闪现在我脑海中：不知妻子是否还活着。于是，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如今我对这件事理解得更加深刻，那就是爱一个人可以远远超过爱她的肉体本身。爱在精神和内心方面具有深刻的含义，无论伴侣是否在场，是否健在，爱以什么方式终止是很重要的。
我不知道妻子是否还活着，当然，也不可能弄清楚（集中营里无法通信）。但在这一刻，一切都不重要，对于我来说也没必要知道。没有什么能阻挡我的爱、我的思想以及对于爱人形象的回忆。即使我知道妻子已死去，也不会影响我对她的殷切思念，我与她的精神对话同样生动，也同样令人满足。“心就像被上了封条，一切如昨”。
回忆往事所产生的内心波澜有助于囚徒填补精神空虚、孤独和思想贫乏。思绪会插上想象的翅膀，回到过去发生的事情，尽管常常是回到一些不重要的琐事。恋恋不舍的回忆使他们无比幸福，他们假装自己是一个陌生人，生活在遥远的世界，渴望能够乘公共汽车旅游、打开自己公寓的大门、回电话甚至仅仅是打开灯。我的思绪常常集中在这些琐事上，回忆让人泪如雨下。
囚犯的内心生活可能很极端，他们能体验以前从未体验过的艺术美和自然美。在艺术美和自然美的影响下，他们甚至忘记自己当下所处的环境。在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到巴伐利亚集中营的路上，如果有人看见我们透过囚车铁窗远眺扎耳茨伯格山脉的山峰在落日中闪闪发光时的一张张面孔，他们决不会相信这是放弃了生活的希望和自由的人的面孔，尽管这也可能是由于我们渴望借由许久没见的大自然的美而转移目前的痛苦。
在集中营中，一个人也能转移旁边干活者的注意力，使其注意力被引向落日照耀的巴伐利亚森林 （其情景就像丢勒的一幅著名水彩画）。在这片树林中，我们已经建好一个巨大的、秘密的兵工厂。一天晚上，我们端着汤碗，精疲力竭地躺在棚屋的地板上休息，一名狱友冲进来让我们跑到集合地看日落。站在外面，我们欣赏着晚霞，看着不断变换形状和色彩的云朵笼罩着整个天空，云彩一会儿铁红色，一会儿艳红色，与我们荒凉的棚屋形成鲜明对比，泥潭也映照出灿烂的天空。几分钟的寂静后，一名囚犯对另一名感叹道：“世界多美呀！”
还有一次，我们在挖壕沟。地灰蒙蒙的，天也灰蒙蒙的。黎明的微光中，雪灰蒙蒙的，囚犯穿的破衣烂衫也灰蒙蒙的，我们的脸更是灰蒙蒙的。这时，我再次与妻子默默交谈，这或许也是我在为自己遭受的苦难，为即将慢慢死去的事实找些理由。我在与绝望的生存作垂死挣扎，我意识到我的精神已穿透围绕我的沮丧情绪，超越了绝望的、无意义的世界。我隐隐约约听见某处一声胜利般的“是的”回答了我生存的最终问题。那一刻，在巴伐利亚凄惨灰暗的黎明中，一座农家小屋里的灯被点亮了，这座小屋伫立在地平线上，就好像是画在那儿一样。灯光在黑暗中闪烁，我长久地伫立在结冰的地面上。看守走了过来，侮辱我，而我继续与爱人的交谈。我强烈感觉到她的存在，她陪伴在我身旁，我甚至有伸手触摸她或抓住她的冲动，她就在身边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就在那一刻，一只鸟飞下来，刚好落在我面前，在我挖壕沟的土堆上直直地盯着我。
前面我曾经提到过艺术。在集中营，有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呢？这的确要看你所说的艺术指的是什么。那里经常举办拼凑的卡巴莱表演，先是临时腾出一间棚屋，摆上几张长条木凳子，再写一份节目单。到了晚上，那些在集中营里地位较高的人——囚头儿和不必离开营地长途跋涉的工人——就会聚集在那里。他们图的是能有机会笑一笑，或者哭一哭，总之是为了忘却悲伤与苦痛。大家唱歌、做诗、开玩笑，间或隐晦地讽刺一下集中营。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我们忘却，当然这也的确管用。聚会的吸引力不小，有的普通犯人不顾疲惫与饥饿来看卡巴莱表演，甚至误了领取当天的份饭。
午饭有半个小时的间隙，在工地上给我们分汤 （由承包人出汤钱，尽管并不需要多少花费）。我们被准许在一间未完工的发动机房集合。进门时，每人分到一勺稀汤。在大家贪婪地吸溜稀汤的时候，一名犯人爬到桶上，唱起了意大利咏叹调。人们喜欢那些歌曲，他也得到了第二勺稀汤的奖励，那可是从 “桶底”直接舀出来的，就是说里面还有豌豆！
在集中营里，不光对娱乐节目要给予奖励，对鼓掌也有奖励。比如，我就有可能从集中营里最令人生畏的囚头儿那里得到保护 （这是多么幸运啊，尽管我从来就没陷入过需要保护的境地！），他可是有名的 “恶鬼”。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晚上，我极其荣幸地被再次邀请到那间屋子参加聚会。主任医生的好朋友都到了，卫生队的准尉也在（这是非法的）。“恶鬼”碰巧也来了，大家就请他朗诵一首诗作，因为他喜欢做诗在集中营是出了名的。在这方面他也是有求必应，他很快拿出一个日记本，朗诵了起来。在他朗诵一首情诗时，我为了忍住不发笑把嘴唇都咬疼了，这极有可能救了我的命。也是因为我没有吝于鼓掌，所以即便再把我分到他那个工作队，我也能活下来——我以前在他的工作队干过一天，那一天真够有受的了。总而言之，让 “残忍的囚头儿”对你印象好是大有用处的，所以我拼命给他鼓掌。
当然，一般来说，在集中营里任何追求艺术的行为都是荒诞的。真正让人难以忘怀且与艺术沾点边的，正是节目表演与凄惨的集中营生活背景所形成的幽灵般的反差。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到奥斯维辛后的第二个晚上我是如何从昏睡中醒来的——是音乐唤醒了我。那个年长的看守在他的屋子里庆祝什么，而他那里又离我们的监狱不远。他用醉醺醺的嗓子哼着些陈腐的曲子。突然间，一阵沉寂，一把小提琴向夜空奏出了绝望而悲伤的探戈舞曲，因为演奏得很流畅，所以曲子听上去很美。提琴在哭泣，我身体的一部分也在哭泣，因为那天正好是某人的24岁生日。那个人正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另一个地方，也许近到仅几百米的距离，也许远至几千米之遥，却与我全然隔绝。那个人就是我的妻子。
对一个外人来说，发现在集中营里居然还有类似艺术的东西存在，一定会令他惊咤不已，但当他听到你还能从中找到幽默感时更会目瞪口呆。当然，这种幽默感非常细微，而且只延续数秒。幽默是灵魂保存自我的另一件武器。大家都知道，幽默比人性中的其他任何成分更能够使人漠视困苦，从任何境遇中超脱出来，哪怕只是几秒种。我就曾经训练过在建筑工地上一起干活的一位朋友培养幽默感。我向他建议，我们两个每天都要保证给对方至少编一个好笑的故事，内容则是关于我们释放以后某天发生的某件事。他是个外科医生，曾经在一家大医院做过助理医生。有一次，为了让他发笑，我给他描述了他在重操旧业后仍然不能摆脱在集中营养成的习惯的事。在建筑工地（尤其在督察官巡视完以后），工头经常喊 “动起来！动起来！”以鼓动我们干得更快些。我就告诉我的朋友：“有一天，你回到手术室，正在做一个大的腹部手术。突然，助理跑了进来，喊着 ‘动起来！动起来！’向大家通报主任医生驾到。”
有时，其他人会编造有关未来的好笑的梦想，比方说预测人们在将来的一次聚餐中，也许会忘记自己是谁，以至于在分汤的时候会央求女主人 “从锅底给舀一勺”。
培养幽默感并以一种幽默的态度看待事情，是人在掌握生存艺术时学到的技巧。尽管在集中营中苦难无处不在，但还是有可能运用生存的艺术。打个比方：一个人的苦难就好比毒气。如果向空荡荡的毒气室灌入一定量的毒气，气体将完全而均匀地弥漫开来，不管房间有多大。人的苦难也是这样，它完全占据了你的灵魂和意识，不管苦难是大还是小。因此，人苦难的 “量”完全是相对的。
这也意味着一件非常琐屑的事情也能够带给人生极大的快乐。就举我们从奥斯维辛迁往达豪集中营一个附属营地途中发生的一件事为例。当时我们大家都担心会被送到毛特豪斯集中营。当我们到了多瑙河上的一座桥时感到十分紧张，因为据同行的有经验的人说，这座桥就是通往毛特豪斯集中营的必经之路。后来我们的列车没有跨越那座桥，而是直奔达豪集中营，囚犯们为此在车厢里跳起了欢乐的舞蹈，不是亲身经历的话，那个场面简直难以想象。
经过两天三夜的旅行，我们到了达豪集中营后又发生了什么？在车上时，因为地方不够，所以大家不能同时躺在地板上，大多数人不得不一路站着，一些人轮流在浸透人尿的稻草垫子上蹲一会。我们到达后从其他犯人嘴里听到的第一个要闻，是这个相对较小的集中营 （它关押的囚犯有2500人）没有 “炉子”，没有火葬场，没有毒气！那就意味着，假如某人成了 “Moslem”，他不会被直接拖到毒气室，而是得等所谓的 “病号车”安排好以后才能被送到奥斯维辛去。这个意外的好消息让大家情绪高涨。我们在奥斯维辛时那个年长的看守的愿望应验了：我们的确是在最快的时间到了一个没有 “烟囱”的、跟奥斯维辛不一样的集中营。尽管后来几个小时里还是经历了些磨难，但大家还是一边笑着一边打趣。
清点人数时，我们这些新来的犯人里少了一个。为此，我们不得不在瓢泼大雨和凛冽寒风中死等，直到找到那个失踪的人。原来他因为过于疲倦在一个屋子里睡着了。这样，点名就变成了惩罚游行。我们整晚都站在外面，直到天亮，大家冻得够呛，浑身都湿透了。但我们还是很开心！起码这个集中营里没有烟囱，奥斯维辛又离得那么远。
还有一次，我们看见一队犯人路过我们的工地。当时我们觉得，苦难的相对性是多么明显呀！我们嫉妒那些管理相对好、相对安全、相对幸福的犯人。我们难过地想，他们肯定能够定期洗上澡。他们肯定有牙膏、衣服刷子和褥子——每人一套——每月还能收到亲人的来信，至少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而我们很久以前就失去这一切了。
而且我们是多么嫉妒那些能够到工厂里在一个避风挡雨的车间工作的人呀！每个人都希望摊上这样一个救命的机会。机会的相对性还不止这些。在被派到集中营外边干活的人当中 （我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有些人就被认为要比另外一些倒霉。如果某人不必每天12个小时在陡峭的山坡上踏着泥泞的小道去清洗工地上的小火车车厢，那他真是让人羡慕。因为干这种活的人几乎每天都要出事，而一出事多半都是致命的。
在别的工作队，监工们都采用本地的老办法，不停地揍人，这使得我们一直在谈论如何才能避免在这些凶恶的监工手下干活，就算避免不了也祈祷上帝不要让我们在他们手下长期干活。有一次，我就非常倒霉，被分到了这样一个组里。假如不是两个小时以后 （在那两个小时里，监工一直在折腾我），空袭警报响了而且警报过后也没办法再重新集合的话，我想我恐怕就会被运送已死或垂死之人的雪橇拉回去啦。没人能够想象出类似情况下空袭警报带给你的解脱，哪怕是那些因比赛结束铃声响起而得以避免在最后一分钟被击倒的拳击手也会难以理解吧。
在这里，我们对最微不足道的仁慈也心存感激。上床之前，如果还有时间，人们就赤裸着站在屋顶挂着冰柱的屋里。但是，如果这会儿工夫没有空袭警报，灯也没有被关掉，我们就感激不尽。因为如果我们捉不完虱子，那么半宿都会被咬得无法入眠。
集中营生活中快乐的匮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消极的幸福——即叔本华所谓 “免于痛苦的自由”——而且即便这样的幸福也只是相对的。真正的积极的快乐，哪怕是极细小的，也非常少。我记得，有一天我曾划拉了一张快乐的清单，发现在过去几周里，我只经历过两次快乐的瞬间。一次发生在下工以后，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后，看守允许我进入厨房，排队走向狱厨F——他站在一排大锅后面，挨个给匆匆走过的犯人伸过来的碗里舀汤。他是唯一一个不看人下菜碟、能做到均等分汤的厨子，他也从不照顾自己的朋友或同胞。其他厨子不是这样，他们给朋友或同胞捞土豆，只给其他犯人从上面舀清汤。
不过，我不能苛求那些偏向自己人的犯人。在这种生命或迟或早随时可能终结的处境里，谁还能指责那些优待朋友的人呢？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去评判别人，除非他扪心自问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不会那么做。
在我重新过上正常生活很久以后 （就是说我从集中营出来很长时间以后），有人给我看过一份带有插图的周刊，其中有犯人挤在木板床上躺着、直勾勾地盯着来访者的照片。“他们那恐惧呆滞的表情是多么可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