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问他，因为我的确不理解。那会儿我再次看到了所有的一切：早上5点钟，外面还是漆黑一团，我躺在土监狱的硬木板上，跟约70名犯人一起接受“照顾”。我们都生病了，不用离开集中营去干活，也不用出操。我们可以整天躺着，打打盹，等着发放每天一份的面包 （当然病号要减量的）和汤 （稀得不能再稀，而且量也减了），但我们是多么满足，多么高兴啊。我们挤在一起取暖，懒洋洋的，连手指头都不愿动一下。突然，我们听到尖锐的哨音和场院传来的喊叫声，上夜班的人回来了，正在集合点名。门 “哐当”一声被撞开了，一阵暴风雪卷了进来。一个浑身是雪、疲惫不堪的狱友踉跄着跌倒在地，坐了几分钟。但是看守将他推了出去。正在点名时是绝对禁止收留陌生人的。我当时觉得，那个兄弟是多么可怜，而我自己有多么幸运，居然生了病，并因此可以躺在病号房里打盹！在那里待上两天，也许还能再多待几天，真是救命的呀！
我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这一切都出现在脑海里。经过我这样的解释，那人明白了我为什么不觉得那张照片有多可怕，照片上的人也不见得像他想象得那么倒霉。
进病号房的第四天，我刚被指定值夜班，主任医生就跑进来，问我是否愿意到另外一个集中营看护伤寒病人。朋友们都强烈反对我去 （同行中也没有一个愿意去的），但我执意要去。我知道，在工作队干活会死得更快。怎么都是个死，在那里死多少会有些意义。我想，作为医生，为帮助自己的狱友而死，要比作为不中用的劳工消耗掉自己的生命，无疑更有意义。
对我来说，这仅仅是权衡，不能说是牺牲。但私下里，卫生队的医官曾下令 “照顾”我和另外一个自愿去看护伤寒病号的医生，直到我们离开。我们看起来是那么虚弱，他担心手上会多出两具尸体，而不是多出两个医生。
前面我提到过，除了关心自己能否活命和亲人的下落以外，其他事情对我们毫无价值。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人是如此关注自己和亲人的生命，以至于精神高度紧张，这种紧张可能会摧毁他所有的价值观念，使他怀疑一切。在一个不再承认人的生命价值、剥夺人的意志并使之成为消灭对象 （当然要先有计划地让他尽其所用）的重压之下，人的自我最终会遭受价值缺失之苦。如果集中营的犯人不竭力抵挡住这种影响以保存自尊，他就会失去人的感情，没有了精神，没有了内在的自由，没有了个人的价值。他会觉得自己不过是人群中的一小部分，其存在被贬损到动物的层次。人群从一个地方被驱赶到另一个地方，一会儿合成一群，一会儿又被驱散开来，就像一群绵羊，全然没有自己的思想或意志。一小队危险的看守者从四面监视着他们，折磨和虐待他们。这一小撮人不停地驱赶着羊群，边喊叫边踢打。而我们，这群羊，只想着两件事情——如何躲开恶狗或找到一小块吃的。
如同绵羊胆怯地缩到羊群当中一样，我们每个人也都尽量挤到队列中间去。这样做可以少挨看守揍，他们就在队伍的前后左右看着我们。中间的位置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易被寒风吹到。因此，为了保全自己就不得不融入人群。大家在站队时会不自觉地这么干，但有时也是刻意这样做，这是遵守集中营里自我保全的一条最要紧的法则，即不要太显眼。我们每时每刻都试图避开党卫军的视线。
当然，有时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躲开人群。大家都知道，在强制性的集体生活中，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这就让你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逃离人群的冲动，哪怕只是一小会儿。犯人渴望能一个人呆着，他需要隐私和独处。我被送到所谓的 “休息营”后，居然有幸找到一个独处的机会，每次大约是5分钟。在我干活的土监狱 （里面塞了50名发高烧的病人）背后围绕着集中营的双层铁丝网，边上有一块安静的角落。那里用木棍和树枝临时搭了一个帐篷，安放着六七具尸体 （都是当天死亡的犯人）。还有一个通往水管的井，在用不着我的时候，我就蹲在这口井的木盖子上。我就那么坐着，透过乱七八糟的铁丝网，望着外面长满野花的山坡和远处巴伐利亚地区蓝色的山岗。我梦想着，思绪忽而飘向北边，忽而飘向东北边，飘向我家乡的方向，可我看到的只有白云。
身边的尸体上爬满了虱子，可我并不在意。只有看守路过时的脚步才会搅乱我的白日梦，再就是让我去看护哪个病人或者去取本监狱药品的招呼。发给每个监狱的药品只有5片或10片阿司匹林，50名病人要用好几天。我取了药，在病房巡查一遍，摸摸病号的脉搏，给重病号吃上半片阿司匹林。病情极重的病号不给药，因为吃药也不管用了，这么点药还是留给那些还有希望好转的病人好了。对病情轻点的，也不给吃药，只能鼓励他几句。这样，我一个一个病人看过来，尽管自己也因为刚得了一次重伤寒而感到虚弱和疲倦。然后，我回到木头井盖那块清净的地方继续休息。
就是这个井，还救过三个犯人的命呢。解放前不久，集中营组织车队把犯人转送到达豪集中营，而这三个犯人很聪明，想躲起来不去那里，于是就爬到井下，藏了起来。我若无其事地坐在盖子上，假装朝铁丝网扔石子玩。看守看见我以后，略一迟疑，走过去了。后来我告诉那三个兄弟，最危险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外人很难想象在集中营里人命是多么不值钱。犯人们虽然受尽折磨，但在看到重病号的遭遇以后就更加清楚地意识到集中营对生命的彻底摈弃。瘦骨嶙峋的病号被扔到一架两轮车上，由犯人拉着送到另一个集中营，这样的事还常常发生在暴风雪天。如果哪个病号在车子出发之前死了，也要一起拉走。名单上的号码一定要对得上！一个犯人的意义就在于他有号码，因此囚号才是最要紧的。犯人成了名副其实的号码，不管你是活着还是死了，死活倒不重要。一个 “号码”的死活无关紧要，号码所代表的犯人的生命更无所谓。你的命运、经历、名字全都失去了意义。运送病号时，我作为医生需要陪同。有个年轻的犯人，因为他的兄弟不在名单上，所以他就得留下来。经他苦苦哀求，号长决定来个调换：他顶替了另外一个愿意留下来的人。但是名单不能对不上！他的兄弟只得跟被顶替的人换了号码。
正如刚才所说，我们没有任何证件，每个人如果还有口气，那就算幸运了。对别人身上的一切，比如裹着的布片，都只在被派去运送病号的时候才能引起我一点兴趣。我们需要对将被送走的病号进行不厌其烦的检查，看他的衣服或者鞋子是否比自己的要好一点。不管怎么说，他们的命运就是那样了，但那些留下来的人、还能干点活的人，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改善自己的条件，尽可能地活下去，人们也并不因此而感伤。犯人们觉得自己的生死取决于看守的情绪，这使得他们更不像人。
在奥斯维辛，我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事实证明它很管用，后来还被绝大多数狱友采用。这条规矩就是要如实回答所有问题，但是对没有明确问及的一切都保持沉默。如果问我的年龄，我会告诉他们。问我的职业，我也会如实回答 “医生”，但不作解释。到奥斯维辛的第一天早上，一名党卫军军官来到操场。当时我们已经被分到各个犯人小队里了：年过40的、不到40的、钢铁工人、机械师等等。经过一一核对，犯人组成了新的小队。我所在的小队被赶到另一个监狱，在那里排好队，再次核对后，问了我的年龄和职业，又把我派到另一个监狱，分到另一个小队。这样折腾了几次，我就很不高兴，因为小队里都是陌生人，说话都听不懂。最后又一次进行甄别，我重新回到第一个小队！大家都没有注意到我已经被赶来赶去好几个来回了。但是我知道，在这几分钟里，我的命运被改变了多少回。
运送病号到 “休息营”的车队准备完毕后，我的名字 （就是我的号码）被写进一个名单，因为需要几个医生。但没有人肯定我们到底是不是去休息营，而几周之前也是这个车队，大家谁也没有想到它最后去了焚尸炉。看守表示，谁要是自愿值夜班就可以从运输队名单里划掉，82名犯人马上报了名。25分钟后，运输任务取消了，但82名犯人还在值夜班的名单上。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那意味着在以后的几个礼拜中死亡。
后来又安排运送，大家还是不知道这回是不是又是个骗局，就像上次那样，骗病号犯人最后卖卖死力气。哪怕让他们再干两个礼拜也是好的，最后还是会送他们到焚尸炉。主任医生比较赏识我，有天晚上9点45时偷偷告诉我：“我在勤务室跟他们说了，你可以把自己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10点以前还来得及。”
我告诉他，我不能这么做，我已经学会顺其自然了。“跟朋友们在一起也很好”，我说。他的眼睛里现出惋惜的神色，好像他知道……他默默地跟我握了握手，似乎在跟我永别。我慢慢地回到监狱，那里有个好朋友正在等我。
“你真的要跟他们一起去？”他伤心地问。
“是的，我要去。”
他眼睛里涌出泪水，我想法安慰他，然后跟他说了我的遗嘱：“听着，奥托，如果我不能回家看我妻子，如果你还能再见到她，请告诉她三件事。第一，我每时每刻都在思念她，请你一定记得转达；第二，我爱她胜过爱任何人；第三，我跟她结婚后那短暂的时光胜过一切，也超越我们在这里遭受的所有痛苦。”
奥托，你现在在哪里？你还活着吗？我们分手以后，你都经历过哪些事？你后来是否找到了你妻子？你还记得我曾经让你逐字逐句背诵我的遗嘱，而你哭得像个孩子一样？
第二天一早，我就跟着车队出发了。这次不是骗局，我们不是去毒气室，而的确到了休息营。那些不让我来的人都留在原来的集中营，那里后来发生了饥荒，比我们这里要厉害得多。他们本来想保全性命的，结果死得更快。解放以后，我碰到原来那个集中营里的一位狱友，他当时是营里的巡查，他回忆说，有次他曾经追查过犯人尸堆里丢失的一块肉。后来发现有人在煮那块肉，他把肉没收了。当时那里已经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而我离开的正是时候。
这是否让你想起了 “德黑兰的死神”？有一天，一名有权有势的波斯人跟一个仆人在花园散步。仆人喊道，他刚刚碰到了死神，死神还威胁他。他央求主人备一匹快马，好让他在当晚逃往德黑兰。主人答应了他，仆人飞身上马，疾驰而去。主人进屋以后，也碰到了死神，就问死神：“你为什么要吓唬我的仆人？”死神回答说：“我没有吓唬他，我看见他还在这里呆着，觉得奇怪，因为我本想今晚在德黑兰找他的。”
集中营的犯人害怕做决定，也不敢采取任何主动行为。这是因为他们强烈地感觉到一切皆有定数，不要试图去影响命运，而应该听从命运的安排。此外，犯人们对一切都漠然处之，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情绪。有时，你得在瞬间做出意味着生死的决断。犯人则更愿意让命运替他做这个决断。在决定是否逃跑的时候，犯人这种逃避责任的心理表现得最明显。在那样需要几分钟内拿定主意的时刻，他遭受着地狱般的折磨。是试着逃跑，还是放弃冒险？
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折磨。随着战线的日益推近，我曾有机会逃脱。我的一个同事在执行医疗任务的时候曾经到过狱外，他想带我一起跑出去。他借口一个病人的病情复杂，需要专家会诊，把我带了出去。到了外面，一个外国抵抗组织的成员要给我们制服和证件。在最后关头，出了点技术上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再回到集中营。利用这次机会，我们得到一些补充，找到了几个烂土豆，但需要一个背包才能装回去。
我们砸开一间女犯营，里面空无一人，因为女犯都被送到另外一个营了。屋里乱七八糟的，许多女犯显然是在得到给养后跑掉了。里面有布片、稻草、腐烂的食物和陶罐碎片。有几只碗还能用，我们也觉得该带上，最后决定不带。后来我们知道，在情况最糟糕的时候，这些碗不光被用来盛饭吃，还被用作洗盆和尿盆 （监狱里严禁用任何洗漱用具，但有些犯人不得不违反这条规定，尤其是伤寒病人，因为他们过于虚弱，即便有人搀扶也出不了门）。先是由我望风，我的朋友进去找东西，很快就拿着一个背包出来了，掖在衣服下面，说里面还有一个，让我去拿。然后他望风，我进去找到了一个背包和一把牙刷，还发现了一具女尸。
我跑回我所在的屋子取东西：我的饭碗、一副破手套（那是一名伤寒病人遗赠的）和几张速记纸片 （我开始在上面重写在奥斯维辛丢失的手稿）。我快速查看了一遍蜷缩在监狱四壁腐旧木板上的病人。我走到唯一的同胞 （他快死了，我曾经竭力想治好他）跟前，我不能跟他说我要逃跑的事，但他似乎觉察到了异常 （也许我有点紧张），于是问我 “你也要出去吗”。我否认了，但我无法回避他那悲伤的眼神。查完房后，我又回到他身边，他还是那么悲伤地看着我，似乎在责备我。我当初告诉朋友想跟他一起逃跑时那种不安的感觉又来了。突然，我决定自己拿一次主意。我跑出去告诉那个朋友我不跟他跑了。一说出这句话，那种不安的感觉就顿时消失了。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我内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我返回监狱，坐在同胞的床板边，试图安慰他，然后跟其他病号聊了一会，想让他们也安静下来。
我们在集中营的最后一天到来了。由于战线迫近，几乎所有犯人都被运送到了别的集中营。集中营的看守、囚头儿和狱厨都跑掉了。这天我们接到命令，说日落之前要把集中营全部清空。留下来的少数人 （生病的犯人、几名医生和一些 “护士”）必须离开。晚上，将放火烧毁集中营。到了傍晚，预备来接病号的卡车还没有到，集中营的大门却突然关闭了，铁丝网上监视严密，谁也跑不出去。留下的犯人看来将在大火中上西天了。我和我的朋友再次决定逃跑。
我们已经接到命令，去铁丝网外面埋葬三具尸体。我们是集中营里还剩点力气、能干这个事情的人。其余的人全都躺在尚在使用中的监狱里，发着高烧，说着胡话。我们制定了计划：在运第一具尸体时，把朋友的背包夹带出去，藏在那个权当棺材的旧洗盆里。在运第二具时，再把我的背包夹带出来，在第三次我们就跑掉了。前两次运送都依计而行。我们返回以后，我的朋友想找块面包，作为未来几天在丛林躲藏时的干粮。我等着他，几分钟过去了看他还没回来，我就有点着急。经过三年的监禁，我想象着自由的快乐，想象着奔向战线该是多么奇妙，但我们最终没能走那么远。
就在我朋友回来的当儿，集中营的大门被撞开了。一辆涂着红十字标志的银光闪闪的汽车缓缓驶向操场。来人是日内瓦国际红十字组织的代表，整个集中营和里面的犯人现在处于他的保护之下了。代表到附近的一处农舍住下，为的是离集中营近些以防紧急情况发生。这样，谁还再想逃跑的事？车上卸下来不少药箱，每人都分到了香烟，拍了照，大家感到无比欢快，我们也用不着冒险往战线那边跑了。
高兴之余，我们把第三具尸体给忘了，因此急忙将它运到外面，扔进事先挖好的坑里。紧跟着我们的看守 （他是个相对不太凶残的人）突然变得随和起来。他看到要变天了，想赢得我们的好感。尸体入土之前，他跟我们一起为死者做了简单的祈祷。过去几天，我们一直跟死神赛跑，相当紧张和兴奋，因此我们祈求和平的祷告也非常热切。
就这样，最后一天在期盼自由的兴奋中过去了。但是，我们高兴得太早了。红十字会代表曾经对我们保证过，说已经签订了协议，集中营不能被清空。但到了晚上，党卫军带着卡车来了，他们要清空集中营。最后剩下来的犯人要被带到一个中心营，到那里以后，48小时内他们将被转送到瑞士以交换一些战俘。我们都不敢认这些党卫军了，他们是那么友好，劝我们不要害怕，赶紧上卡车，还说我们的运气真好，应当感激他们。那些还有些力气的就钻到卡车里了，那些生着病、虚弱不堪的也都被拖了进去。我的朋友和我都带着背包，没有掩藏，就站在最后一组。从这组选了13个人，让他们坐倒数第二辆车。主任医生点出13个人来，但漏点了我们。那13个人上了车，我们不得不留下了。我们感到吃惊、愤怒和失望，就指责主任医生，他借口累了、精神不集中，为自己开脱，说他在想我们还想逃跑的事。我们不耐烦地坐在地上，靠着背包，跟少数几个犯人一起等待最后一辆卡车。我们等了好长时间。最后，我们躺在被遗弃的看守室的草垫子上，疲倦不堪，一会觉得有希望，一会又感到绝望。我们和衣睡下，随时准备出发。
枪炮声震醒了我们，曳光弹和机枪子弹的火光映亮了监狱。主任医生跑了进来，命令我们趴到地上。一名犯人从床上跳下来，踩到我肚子上，正好把我踩醒了！我们逐渐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战线已经到了我们这里！枪炮声渐渐减弱了，天也亮了。集中营门口的旗杆上飘着一面白旗。
好几个星期后我们才得知，命运在那最后的时刻仍然跟我们几个犯人开了个玩笑。我们发现人的决定是多么无常，尤其是事关生死的决定。我曾经看到过一些离我们所在的集中营不远的一个犯人营的照片。那天晚上，那些以为自己将获得自由的朋友都坐卡车到了那个犯人营，他们一到就被锁了起来，被烧死了。照片上，他们那焦炭状的身躯依稀可辨，我再次想起了德黑兰死神的故事。
犯人的漠然除了是一种自我防卫的手段，还是其他因素的结果。饥饿和缺觉都会使犯人对事物丧失兴趣 （正常情况下也是如此），并且变得易怒，这也是犯人常见的心理状态。缺少睡眠部分是由于臭虫的骚扰。在拥挤的屋子里，由于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臭虫成灾。我们既没有尼古丁也没有咖啡因，这也是原因之一。
除了这些物质原因外，还有心理原因——犯人们有某些情结。绝大多数犯人都有自卑情结。我们曾经是，或者曾经把自己想象成是 “人物”，而现在我们的待遇形同猪狗。（人们对于自身内在价值的认识寄托于更高、更精神性的事物上，这种精神性的事物不会被集中营生活摧垮，但又有多少自由的人拥有这样的自觉，更不用说囚犯？）一般犯人尽管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但都觉得自己被极大地贬低了。看看集中营单一的社会学结构体现出来的反差，就能清楚这一点。稍 “显要”些的犯人，比如囚头儿、厨子、商店店员和巡逻员，一般不会像普通犯人那样，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而是相反，他们觉得自己高人一头，有些甚至会产生自大的幻觉。嫉妒不满的普通犯人对这些受到优待的少数人，有时会讥笑，比如我就听到两个犯人在议论一个囚头儿时说：“想想看！那个家伙还是一家小银行行长时我就认识他。你看他多走运，爬得这么快！”
一旦被贬抑的多数人和高人一头的少数人发生冲突（这两类人经常会发生摩擦，从分发食物开始），其结果通常是爆炸性的。因此，人们普遍的易怒情绪 （其物理原因前面讨论过了），加上心理的紧张变得更加厉害，这种紧张会导致群殴也就不令人奇怪了。由于犯人们对殴打场面已经司空见惯，这更增加了他们的暴力冲动。我在饥饿和疲劳的时候，如果被激怒的话，也很想抡起拳头。我通常都很累，因为我夜里得起来看火，在伤寒病人的监狱里是被特许可以生一个炉子的。其他犯人说胡话或者睡着时是我最轻松的时刻。我可以躺在炉子边上，用偷来的木炭拢起一堆火，烤几个土豆。但第二天我会觉得更疲倦、更木然、更易怒。
我在伤寒病区作医生时，还代理生病的分区长的职责。因此，我还负责保持监狱的卫生，如果可以用 “卫生”一词的话。当局经常借检查卫生之名虐待犯人。虽然犯人们更需要多一点食物、多一点药品，但当局只关心走廊里是否落下一根稻草，破破烂烂而爬满臭虫的布片是否整齐地裹在病人的脚上。至于犯人的命运，他们根本不在意。如果我报告得体，从光头上扯下狱帽，喀嚓一声并拢好脚跟说：“V1／9号报告：52名病号，2名护工，1名医生。”他们就满意了，然后走开。但是，在他们到来之前，他们也常常要晚到几个小时，有时还根本不来，我就得整理床铺，拣拾稻草，呵斥那些蜷缩在板床上、随时可能毁掉来之不易的整洁的可怜虫。在高烧病人中，冷漠情绪尤其严重，因此无论你怎么要求他们都无动于衷，除非你呵斥。有时呵斥也不管用，这时你会气得忍不住去揍他们。面对别人的冷漠，自己的火气也特别大，尤其在面临危险时 （比如检查员就要到了）。
在对集中营犯人的特点作了这些心理学的和精神病学的分析之后，大家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人类完全地、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环境 （在这种情况下，环境就是集中营生活的独特结构，它迫使犯人适应确定的行为模式）。但是，人的自由呢？人的行为、人对给定环境的适应中有没有精神自由呢？那种认为人不过是许多条件和环境因素——不论是生理学的、心理学的还是社会学的——之产物的理论究竟对不对？人是否只是这些因素的偶然产物？最重要的是，犯人对集中营这一封闭世界的反应是否表明人逃不脱他所在环境的影响呢？面对这种环境，人是否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们可以从原则和经验两方面回答这些问题。在集中营生活的经验表明，人还是有可能选择自己的行为的。有足够的例证 （常常是英雄性质的）说明，人可以克服冷漠，克制暴躁。即使是在可怕的心理和生理条件下，人也能够保持一定的精神自由和意识独立。
我们这些在集中营生活过的人，都记得那些走过一个个屋子安慰别人、把自己最后一块面包给了别人的人。这样的人在数量上可能不多，但足以说明一点：有一样东西你是不能从人的手中夺去的，那就是最宝贵的自由，人们一直拥有在任何环境中选择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自由。
实际上，人们也经常会遇到需要抉择的时刻。每天每时你都需要做出决定，这样的决定将使你要么屈从于致命的暴力，要么保持自我内在的自由，同时也将决定你是否成为环境的玩物，是否抛弃自由和尊严而变成标准的囚徒。
从这个角度看，集中营犯人的心理反应似乎不仅仅是对确定的物质和社会条件的表达。即使像缺少睡眠、食物不足以及心理紧张等类似的情况，也只能说是限定了犯人可能的应对方式。在最后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犯人最终成为什么样的人，仍然取决于他自己内心的决定，而不单单取决于集中营生活的影响。因此，在心理和精神的层面，基本上任何人都能够决定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即便在集中营，他也能保持自己作为人的尊严。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 “我只害怕一样——那就是配不上我所受的痛苦。”在我结识了那些烈士之后，这句话常常出现在我脑海里。那些烈士的行为，他们的痛苦和死亡，都表明人不能丧失内在的自由。他们可以说配得上他们的苦难，他们忍受痛苦的方式是一种真正的内在升华。就是这种精神的自由——任谁也无法夺走——使生活变得有目的、有意义。
积极的生活能够使人有机会通过创造性的工作实现价值，而消极的生活能够使人满足于对美、艺术或者自然的追求。但是，在那些不仅没有追求创造和快乐的机会，而且只存在一种达到最高道德标准的可能 （就是说，在对待自己被暴力完全束缚的生命的态度上）的生活中，人生仍有目的。他不能过创造性或享乐的生活，但不只是创造和享乐才有意义。如果说生命有意义，那么遭受苦难也有意义。苦难、厄运和死亡是生活不可剥离的组成部分。没有苦难和死亡，人的生命就不完整。
人接受命运和所有苦难、背负起十字架的方式为他提供了赋予其生命更深刻含义的巨大机会，即便在最困难的环境下也是如此。他仍然可以做一个勇敢、自尊和无私的人。否则，为了活命，他会忘记自己的尊严，变得无异于禽兽。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困苦环境所提供的能使人道德完善的机会，有的人会充分运用它，有的人会放弃它。这也决定了他是否配得上自己所遭受的苦难。
不要以为这些议论不切实际。的确，只有少数人能够达到如此高的道德境界。在集中营的犯人当中，只有极少数保持了完全的内在自由，得到了所遭受的苦难带来的价值。但这样的人哪怕只有一个也足以说明人的内在力量可以使他超然于外在命运。不光集中营有这样的人，在任何地方，人都会遇到厄运，同时也就会遇到通过勇敢地面对苦难而实现道德升华的机会。
就拿病人，尤其是绝症病人的命运来说。我有一次读到一名瘫痪的年轻人的信件，在信中他告诉朋友，他刚刚知道自己活不长了，即使再做一次手术也无济于事。他写道，他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其中男主人公勇敢而有尊严地面对死亡。那个男孩觉得这种对待死亡的态度是非凡的成就。现在，他写道，命运给了他同样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