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五四运动

第7章　五四运动

◎　“一战”结束国民欢呼“公理战胜”

◎　巴黎和会中国青岛问题交涉失败

◎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　五四学生运动

◎　火烧赵家楼

◎　蔡元培被迫辞职

◎　北京学生总罢课

◎　学生宣讲团上街

◎　上海罢市声援

◎　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辞职

◎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拒绝签字

◎　华盛顿会议中国收回山东权益

◎　五四运动的意义和影响

1918年11月11日，德国政府代表同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福煦在法国东北部的贡比涅森林签署停战协定，德国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中国因北洋政府曾于1917年参加英、法方面的“协约国”阵营，对德宣战，此时也成了“战胜国”。战胜消息传来，全国欣喜，官民舆论一致认为这是“公理之战胜”。

战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拆除横跨在东单北大街上，位于西总布胡同西口的克林德碑。义和团时期德国外交官克林德被杀，德国强迫中国建了一座牌坊对其进行纪念。这是一座中国式的白色石头牌坊，1903年1月竣工。牌坊之所以叫“碑”，是因为牌坊上书“克林德碑”。1918年11月13日，驻北京的法国外交官会同中国方面，以“战胜国”的资格，命令德国人将克林德碑拆掉，运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重新组装，另外镌刻了“公理战胜”四字，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纪念。(1)

“一战”战场虽然在欧洲，但是中国也作出了巨大贡献。战争爆发后，德国军队的进攻使英法损失惨重，兵力锐减，劳动力奇缺。为了弥补战争所用，中国政府招募劳工到英法两国后方从事劳务工作。从1916年起，一批又一批中国劳工被运到欧洲，在后方从事冶金、化工、建筑行业，或在港口、码头、车站等地从事运输业。更多的劳工则被派往前线，挖战壕、修掩体、救伤员、埋尸体、排地雷、修道路、送辎重，承担了所有的战地勤务。

中国劳工在战场上生活条件极差，甚至受着非人的虐待。由于祖国贫弱，物质生活、工资待遇都难以得到保证，漂泊异域，孤苦无依。据统计，整个战争期间有14万中国劳工奔赴欧洲，中国公使馆公布姓名确切的死亡人数有9900余人，其余有2万人下落不明，法国、比利时遗留下的中国劳工公墓，也只安葬了不到2000人。

所以，中国人把“一战”结束也当成自己的胜利。11月14日至16日，北京大学放假三天，在天安门外举行讲演大会。参加讲演的有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陶孟和、胡适等人。

李大钊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著名讲演，指出：“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他不是着眼于协约国的胜利，更强调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11月28日，北京政府在紫禁城前举行阅兵式，中国军队和协约国驻华军队参加。大总统徐世昌在致词中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宣称这是“公理战胜强权”。中国人为什么这么高兴，因为他们以为，中国成了战胜国，就可以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被侵占的主权和领土了。

“一战”期间，中国领土上是有战场的，那就是青岛。1914年大战爆发后，日本作为协约国，出兵进攻青岛的德军，将青岛从德国人手里抢了过去。此后日本开始对青岛和胶东半岛的占领，在当地投资修建铁路、开办企业。“一战”结束，日本想要既成事实，让国际社会承认其在青岛和胶东半岛的占领。对于苦难深重的中国来说，这都是侵略，只不过更换了占领军。

反对日本侵略的游行活动，从1918年5月就开始了。段祺瑞政府为了防止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东北的影响，与日本政府秘密签订了中日两国陆军、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允许日本驻兵东北和训练、指挥中国军队。由此获得了日本政府的大笔借款。对此，中国的留日学生集会抗议，但遭到日本当局的镇压，全体留日学生遂罢课回国，5月中旬，留日归国学生代表李达（鹤鸣）、王希天、阮翔、龚德柏来到北京，和北大学生见面，痛陈在东京受辱的情形。5月21日，北京各大学（北大、高师、工业专门等校）2000多人和少数天津学生代表前往总统府请愿，抗议这两个协定的签订。这次请愿十分温和，由八位代表捧着请愿书去求见总统。大队学生则在新华门外肃静等候。既没有人演说，也没有标语口号，市民也不知道学生们在做什么。

请愿毫无结果，学生代表并未见到总统徐世昌，仅由其秘书代见，答应将请愿书转呈。八位代表步出总统府向大队交代了结果，大伙儿就跟着朝回走。只有一位天津女学生郭隆真在总统府门前大哭大闹一番，表示抗议，才显示了一点请愿的气氛。(2)

回来后，许德珩和一些激进的同学感到很窝囊。北京的学生死气沉沉，爱国热情比不上留日学生，还不如天津一个中学女生郭隆真。北大学生在寝室里辩论，结果得出“救国第一”的结论。既然要救国，就要组织一个团体，作为行动的第一步。当时学生组织社团的想法很流行，不少有抱负的青年都想一试身手，登高一呼。于是北大一些同学发起组织了“学生救国会”，参加者不仅限于北京大学，也有北京其他各校的学生。1918年暑假，“学生救国会”派出了易克嶷、许德珩为代表，南下联络，以通声气。

许德珩回忆：“我们先到天津，到会的人很多。我还记得有张泰来（北洋大学学生，后改名为张太雷）、马千里、郭隆真、马骏（工专学生）、谌志笃等人。他们以后还组织了一个觉悟社，周恩来由日本归国以后，觉悟社就更加发展了。我们由天津到济南，认识了张三洗（后改名康生），当时是齐鲁大学学生。随后我们转武汉，见到了恽代英，他那时已经创办了利群书社。我们离开武汉乘轮船到九江，找到了同文书院的学生方志敏和邓毅生。到南京找到了金陵大学学生黄仲苏（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林祖烈（林伯渠同志之弟），以及其他多人。最后到上海，我们会见了黄兴夫人徐宗汉，还有从天津去的刘清扬，她们已经成立了上海女界联合会，宣传爱国，抵制日货。我们还联系了《民国日报》的邵力子、叶楚伧，《时报》的戈公振，《申报》的史量才，江苏省教育会的黄炎培，商会虞洽卿、荣宗敬。京、津、沪三大城市的学生组织都建立起来了。这次联络的结果，许多地方的学生加入了学生救国会。因此北京学生救国会与各方面声气相通，几乎成了全国性的学生团体了。”(3)

1918年的这些请愿、结社和串联活动，都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预演。如果没有这些组织和沟通，一下形成全国性的学生运动是不可能的。

1919年1月18日，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有27国参加的战后协约会议，亦称巴黎和会。主导会议的“三巨头”是：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重大问题都由他们决定。

巴黎和会是一次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英法在瓜分德国的殖民地和工业区上展开激烈争夺。美国虽然不参与英法的“分赃”，但倡议成立国际联盟，来达到掌控世界的目的。

中国政府对于巴黎和会寄予厚望，希望借助战胜国的地位，收回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山东青岛，并进一步减少和逐步收回列强在中国的特权。但是日本毫不让步，希望和会承认他们占领青岛和胶州湾的既成事实，并承认他们占领的合法性。

日本代表团是由牧野伸显率领的。他出席巴黎和会的主要目标是夺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租借地青岛和太平洋上的重要岛屿，以确立日本在东亚地区的优势。牧野在会议上发言，坚决要求按照他的条件解决山东问题，否则日本将拒绝签署和约。

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王正廷和顾维钧据理力争，要求归还山东。在4月30日的首脑会议上，“三巨头”作出决定：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转让给日本。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无法接受的沉重打击。1919年5月2日，北京《晨报》披露了来自巴黎的消息，山东将不直接交还中国，英、法、意将不反对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要求。该报发表《山东问题之警报》疾呼：“国内若再无一致之精神以对外，则此次外交之失败，即足以亡国云。”此日的“紧要新闻”中最重要的是林长民的文章《外交警报敬告国民》，大声疾呼：

呜呼！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

文章最后表示：“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林文仅300余字，却如同一枚重磅炸弹，使国人群情激愤。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开，中国人民积聚已久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5月2日，蔡元培从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处获悉，中国政府拟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当晚就将此消息告诉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段锡朋以及国民社的许德珩等人。原定5月7日的“国耻日暴动”时间要提前。

5月3日晚上，第三院大礼堂挤满了人。北大同学几乎是全体出席。高师、工专专门、法政专门、汇文、俄专、高师附中等中等学校代表也应邀参加。同学们在会上争相发言，声讨、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发言的有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夏秀峰、许德珩、易克嶷及各校代表等，个个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气氛十分悲壮。同学们发出了“维护民族尊严”“保卫祖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强烈呼声，并要求严惩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亲日派卖国贼。大会开到高潮时，预科二年级学生刘仁静拿出一把菜刀要当场自杀，以激励国人，立即被劝阻。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撕下衣襟，咬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以示斗争到底的决心。大会通过决议：1.定于次日（5月4日）协同其他兄弟学校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2.通电巴黎专使不准签字；3.通电各省于7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4.联合全国各界一致奋起力争。

北大学生们在集会和随后的游行示威中分发《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传单，说明了这次游行示威的目的：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上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游行，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4)

这篇宣言用生动简洁的白话文，层次分明，条理清晰，表达了爱国学生的诉求。

宣言是由罗家伦起草的。“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是《宣言》的核心，也是五四运动的总目标。“国贼”是谁？当时舆论指向与日本交涉的政府代表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

曹汝霖（1877—1966），字润田，祖籍浙江，毕业于东京法学院。民国建立后，他历任外交次长、交通银行总理、交通总长、财政总长等职。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备忘录，袁世凯指定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代表中国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等谈判。中日双方前后谈判25次，历时三个多月。因参与“二十一条”谈判，曹汝霖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他自己认为冤枉。但是1918年的西原借款，则由曹汝霖一手经办。

在“二十一条”谈判后，中国民间“反日”情绪高涨。日本为改善两国关系，决定以优厚条件，向中国提供借款。徐世昌、段祺瑞的北洋政府财政非常困难，到了崩溃边缘。从1917年至1918年，中国先后分八次，向日本共借款1.45亿日元。日方经手人是西原龟三（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的私人代表），故称为“西原借款”。

“西原借款”的危害比《民四条约》更大。借款里包括一笔“铁路借款”，条件是让日本取代德国，与中国合办高徐（高密至徐州）、济顺（济南至顺德）铁路。签订借款合同时，中日间还有一项秘密换文，规定铁路巡警队聘用日本人，日本有权在济南、青岛合法驻军。时任驻日公使的章宗祥在换文上，手书“中国政府对于日本国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同意”。就是这几个字，让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极为被动。美英法“三巨头”据此支持日本立场。巴黎和会上的消息一出，与西原借款及秘密换文有直接关联的曹汝霖、章宗祥，当然成为众矢之的。

1919年5月4日上午10时，北京13所大学学生代表在堂子胡同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召开游行示威筹备会议，傅斯年、段锡朋被公推为游行总指挥。北大学生集合游行之前，蔡元培校长匆匆赶来，劝阻学生。他说：如果学生游行有过激行为，将会导致政府的镇压。植根未固的北大，将要首先受到摧残了。文绉绉的易克嶷当场向蔡校长痛陈学生们内心积愤，已是忍无可忍，恳求校长不要阻止。多数同学则不耐烦地发出嘘声。看看时间快到中午，张国焘挤向前去，高声向校长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罢。”游行队伍在一片欢呼声中，向天安门出发了。(5)

下午1时左右，北京各专科以上学校3000余名学生在天安门集会，打着写有“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款”“拒绝签字巴黎和约”“惩办卖国贼”等标语的白旗。总指挥傅斯年扛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前列，队伍浩浩荡荡地向东交民巷进发，准备先到日本使馆示威。围观的市民们站在街旁，听学生呼喊口号，感动得掉泪。许多外国旁观者喝彩，脱帽致意。学生有秩序地在街上游行，童子军和小学生也来加入游行的队伍，帮着维持秩序，替他们发送传单。连政府派来巡逻的警察和密探都没发现学生有任何使用暴力的征兆。

游行队伍来到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巷口军警密布，示威队伍无法通过。东交民巷是义和团事件后，依《辛丑条约》建立的享有治外法权的地区。这个外国公使馆的特别区占地1000多亩，南面以城墙为界，其他三面也都有设防的高墙围绕。墙外的空地是作军事训练和防卫之用的。这个地区中国军警不得进入，中国百姓也不准居住。

罗家伦等四位学生代表前往美国使馆交涉，公使不在，学生只得留下言辞恳切的“说帖”。学生代表与美国使馆交涉过程中，大队学生在使馆外苦等两小时。教育部派官员前来劝阻，警察拦在东交民巷入口，逼迫学生撤退和解散。学生们深感“国中之国”的屈辱，激愤的情绪越来越高。于是有人大声提议：“我们去除国贼吧！”“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学生前往曹宅是临时起意，负总指挥责任的傅斯年担心发生意外，极力阻止，但亦毫无效力了。(6)游行队伍出东交民巷，经御河桥、东单牌楼、石大人胡同，直奔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

当日中午，徐世昌在总统府设宴，款待刚刚归国的驻日公使章宗祥，交通总长曹汝霖和国务总理钱能训、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作陪。宴会期间，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打来电话，说学生上街游行，抗议中国外交失败，且矛头直指“曹总长诸位”，建议曹汝霖等暂留总统府。曹汝霖闻言，即向徐世昌请辞：“今学生既归咎于我，总是我不孚众望，请总统即行罢免。”徐世昌一面对其好言安抚，一面命吴炳湘尽快解散学生。

曹汝霖没拿学生当回事，于是和章宗祥一起乘车返回位于赵家楼胡同的曹宅。他们下车后，看到曹宅已被几十名警察保护起来。但是警察一没拿枪，二没拿警棍，说吴总监让他们文明执法，不要惹怒了学生。曹汝霖心里奇怪，这叫哪门子保护？正当警察们忙着搬石头挡大门的时候，交通部司长丁士源赶来报信，说学生马上就到，让曹汝霖、章宗祥快躲避起来，不要吃眼前亏。

一路上，学生们高呼“反对卖国条约”“打倒卖国贼”等口号，于下午4点半来到赵家楼。此时数百名军警把胡同口封住，队伍不得进去。许德珩、易克嶷、段锡朋同军警和和气气地说：“我们是找曹总长谈谈国事，交换意见，要他爱中国。我们手无寸铁。你们也是中国人，难道你们不爱中国吗？”军警让学生进了胡同。可是曹汝霖的住宅朱门紧闭。学生把警察隔开，有两个高个子的学生，其中一个是高师学生匡互生，站在曹汝霖住宅的窗口下。几个学生踩着匡互生的肩膀，登上窗台，跳进去打开了大门，众多学生蜂拥而入。(7)

随后事态变得失控，学生在客厅和书房都找不到人，便大声呐喊：“拖出曹汝霖来，揍他一顿！”当时曹汝霖藏身在连接妻子和女儿卧室的“箱子间”里，章宗祥躲到了锅炉房。学生们找不到曹、章等人，恨得四处打砸东西。少数激烈派学生走到汽车房，捣毁曹的汽车，取了几桶汽油，到客厅和书房等处浇泼，放火烧屋。(8)

章宗祥听到外面放火，急忙从锅炉房中走出，被学生发现，误以为是曹汝霖，抓住他痛打。他的西服被撕破，后脑上挨了一棍，流血倒地不起。日本记者中江丑吉掩护章宗祥，也被学生痛打一顿。丁士源趁混乱之际逃出。有学生见状，高喊：“曹汝霖已给打死了！”另外一些学生怕事情闹大，开始自行散去。曹汝霖一直躲在两个卧房中间的箱子间没动，所以学生没有找到他。学生们还走到陆宗舆家，见军队林立，并架上机关枪，便自动散去了。

5月4日当天，北京日华同仁医院外科主治医师平山远出具了章宗祥伤势的证明：头部挫创、全身打伤兼脑震荡。

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军统领李长泰于下午5点率领大队军警赶到，把群众驱散。这时曹汝霖才从躲藏的地方出来，被吴总监用车送往六国饭店。随即军警开始捕人。据当时的报道称：“后行者十余人，途遇左翼侦缉队及便衣兵士等，即喝令拘捕，用粗绳反缚两手，两人一联。学生之被捕者，确为三十二人。”(9)

许德珩和易克嶷被逮捕，警察把他们捆在拉猪的手推车上，一边捆一个，就这样推进了警察厅（在前门内公安街）。易克嶷气愤地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10)

五四运动学生的行动震惊了北洋政府。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人主张严办，解散大学，更换各校长。5日总理府会议，拟定两个命令：一、警诫教育当局及学生，有交法庭惩办之语；二、令警厅当局，请其严防。风潮发生之后，总理钱能训斥责教育部。教育总长傅增湘在内阁会议上，为蔡元培解释。钱能训竟说：“汝谓蔡鹤卿校长地位不能动摇，假若蔡死则何如。”傅增湘大怒，当场宣布辞职。

但是，国人和舆论是全力支持学生的。张謇、康有为等元老连续通电，请徐世昌慎重行事，惩办国贼。北京14个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宣布集体罢课，14个校长也纷纷辞职。熊希龄、汪大燮、林长民、王宠惠等名流纷纷表态为学生担保，北京和各地商会且有罢市之提议。

北京、上海各大报纸相继发表社论和署名文章，为学生的爱国行为喝彩，认为学生无罪，政府制裁不合法律。面对日益高涨的社会舆论，政府手忙脚乱，知公论难犯。京师警察厅于7日午前10时，将被捕的32人释放。各校共用6辆汽车赴警厅接人，道路旁人民为32名爱国青年热烈欢呼。当汽车开回北京大学时，蔡校长早在那里率全校师生等候欢迎。他强作笑容，对释放的学生加以勉励和安慰，大家激动得热泪直流。

五四风潮发生于北大，政府权贵矛头指向蔡元培。蔡元培受到多方压力，遂决意辞职。他给教育部写了辞呈，8日深夜，蔡元培得一紧急消息，于9日晨出京，不知去向。留启事云：“吾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民亦劳止，迄可少休。’我愿少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11)

蔡元培的辞职和出走，震动北京学界。北大学生致电北洋政府和上海报界、学界，呼吁挽留蔡先生。但看到政府毫无诚意后，各校学生决心斗争到底。本来决定自9日起各学校全体罢课。学生中有稳健的人，他们认为蔡校长这次是自动出京，要看将来社会挽留结果如何，再做决定是否罢课。此意见为大多数赞成，各校决定仍照常敷衍上课。

到17日，政府还是没有正式答复，学生们忍无可忍，各校联合会成员到北大集会，各位代表陆续讲话，认为此次爱国运动的要求，一是外争国权，一是内惩国贼。当天通过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

18日，全国学联召开选举职员会。北大学生段锡朋当选为会长，上海代表何葆仁当选为副会长，许德珩当选为《全国学联日刊》编委会主编，黄日葵、程世英、周炳琳为编委。全国学联成立后，号召和组织各地学生，投入拒签和约的斗争。

19日，北京各校一致宣布罢课。决定：1.组织学生义勇队，贯彻爱国初心；2.四出演说，唤醒国民；3.组织十人团，维持内部秩序。罢课得到各位校长的支持，他们向政府提出辞职，以示抗议。已辞职的，有高师校长陈宝泉、工业校长洪路、医学校长汤尔和、农业校长金邦正等，教育总长傅增湘也已辞职。罢课范围更为扩大，北京各高中也相继宣布罢课。(12)

五四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各大学学生在北京城内外街道、火车站以及镇集，进行露天讲演，宣传抵制日货，散发及张贴印制品，并进行组织民众团体。这些讲演团是当时学生活动最重要的一种表现。学生向市民、军队、警察宣讲爱国反日的道理，大力抨击北京政府和亲日派，造成了人心愤慨、满城风雨的形势。

学生上街演讲宣传，对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的高涨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个爱国运动很快扩展到全国各个城市、各个行业。上海、天津、南京、宁波、长沙、汉口等城市都有学生游行，各地商会也纷纷表态支持学生。各地报刊都在大量报道学生游行爱国的消息，并发表社论和读者来信对学生表示支持。

北洋政府不会轻易向学生和人民低头让步。6月1日，徐世昌连下两道大总统令，对国人和学生的爱国运动进行镇压。这两道总统令引起北京学生的强烈反抗。6月2日北京大学学生钟笃余、张国焘等人到东安市场销售国货，遭警方逮捕。(13)同日还有刘仁静、陈用才二人在市场南门售卖国货，警察前来干涉，学生抗议他们滥用职权。警察以其“无理顽赖，决不转圜”，也将他们解送警察厅关押。

6月3日，学生组成演讲团，上街演讲。北京步军统领王怀庆派出大批军警驱散听讲的群众，逮捕讲演的学生。当天，学生被捕者达178人。由于捕人过多，警察厅已容纳不下，便把北大法科校舍临时改为拘留所。

6月4日，北京森严戒备。《每周评论》记载当时的情形说：“东华门一带直到东安市场，有陆军第九师和第十五团驻扎，连接北河沿一带，直到法科门首，都像战线上的防备一般。东华门一带的交通一齐断绝。”在爱国热情激励下，有更多的学生上街讲演。“这个时候街心的警察，比平常增加好几倍，又有穿灰衣的马队，背着枪，遇到有人讲演，不问他人多人少，放马过去，左冲右突，也不知道踏伤了几多人。”当日有700多名学生被捕，北大法科也收容不下，又把在马神庙（今景山东街）的北大理科校舍扩充为临时监狱。

当局的大逮捕，激怒了北京各校的女学生。6月4日下午，北京15所学校的1000名女学生游行。走到新华门总统府，派出四名代表要求面见徐世昌。徐派秘书陈子厚代见。女学生提出了四项要求，第一条就是抗议把大学变成监狱。(14)

北京大镇压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北京学生联合会致电各省各市学生会，请求各界火速营救。上海各学校接得此电后，“大为激愤。以京津学生既被拘捕，则我沪地学生同为学子，自当设法营救。分头告知南市各商号，请为协助。约定自5日起，一律闭门罢市。各商号签名允准停止营业。考虑罢市时间可能较长，都纷纷预先购备日用食物，以免缺乏之虞。于是上海罢市之大风潮轩然起矣”。

上海学生鼓动的罢市，也得到了上海总商会的同情。不但南市、闸北的华界响应号召，公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内的中国商店也全体响应，形成了上海空前规模的总罢市。在罢市过程中，大到百货公司、游乐场、剧场、书店，小到货摊、水果店，均参与其中，加入爱国宣传行列。各华商店门前，皆贴有白纸，上面写着“商学一致、挽救学生、罢市救国”“国贼不除，绝不开门”等字，且警告勿逞意气，严守秩序。

罢市引起了上海工人的支持。各行业企业工人联合会纷纷酝酿罢工。陆家嘴日华纱厂3000工人罢工后，英商祥生铁厂、兵工厂、造船厂、烟厂、印刷厂等纷纷响应。上海铁路司机罢工，京沪铁路停运两日。但是罢工中也体现了理智：上海自来水厂准备罢工，学生立即前往劝说，一旦停水，将引起市民恐慌，爱国即为误国矣，于是自来水厂工人取消了意向。英法电车公司工人也要罢工，学生劝说不要停运市区交通，于是改为象征性罢工几小时。上海产业工人当时已有20万之多，他们对罢市和学生的支持，显示了无产阶级的力量。

上海罢市持续五天，在此过程中，社会各界加强联合，以会议、通电等方式表达爱国愿望和斗争的决心。6月5日，北京学生联合会负责人段锡朋、许德珩等来到上海，与上海商会乃至社会各界负责人虞洽卿、黄炎培、蒋梦麟等开会，通报北京情况，希望上海给予支持。上海各界一面致电租界工部局，说明罢市原因。一面通电北京政府，请求保护学生、惩办国贼。在几天的罢市过程中，全国各地的通电雪片飞来，都表示支持，呼吁政府听从民意。7日北京新开国会，议员们纷纷要求政府罢免曹、陆、章三人，并弹劾钱能训内阁。各地议会也纷纷作出相同表态，徐世昌政府处在四面楚歌之中。

上海罢市引起租界洋人的不安，生怕导致上海动乱，影响外人在华利益。英国公使朱尔典致电工部局，请求说服上海商界停止罢市，尽快恢复正常。工部局首先请租界内的饭馆、小吃店恢复营业。在罢市过程中，上海商人也付出了不少代价。罢市三天，猪业行会接到商人告急。许多活猪用船运到上海，不能交易。一些猪因天气热已经病死。怎么办，行会商议，请将猪运回原地，费用由交易双方分摊。死猪由行会每头补贴2块大洋。尽管如此，商人们仍坚持罢市，不达目的不开门。

随后，风潮波及全国，许多城市都发生学生游行、商业罢市的响应。各地政府纷纷告急，北京公使团也向徐世昌政府发出警告。政府鉴于各方面之趋势，无可挽回，于6月10日发布命令，接受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本国特命全权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的辞职请求，“准免本职”。

罢免曹、章、陆三人的消息传到上海，商业领袖分发传单通知各业，于次日（12日）一律开市。各商业得悉后，都说：我业开市，须经学界联合会学生列队经过欢迎开市，方可照办。12日9时，学生联合会上街游行，各执大旗，上书“目的已达，国贼已除，欢迎商界开市”等字样。经过之处，无论大街马路，大小各商号高悬五色国旗，一律开张悬牌，照常交易。下午男女各学校学生，分向城内外各商家登门致谢。(15)历经七天的罢市，上海的群众爱国运动以初步胜利告终。

同时，长达五个月的巴黎和会即将结束，列强们为起草“对德和约”（《凡尔赛和约》）争夺利益的条款讨价还价，但是没人关心中国的利益。弱国无外交，又一次再现。

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也作出了种种努力。日本认为自己出兵打下青岛与胶济铁路，应当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而且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二十一条”，中国必须承认这一点。年轻的外交家顾维钧凭借国际法，据理力争。他认为，依据国际法“武力胁迫原则”，“二十一条”的内容不能算数。并且国际法中规定有“情势变迁原则”，中国此前并未参加“一战”，但后来也对德宣战，因此条约应当失效。因此，代表团一直劝说美英法三强不要接受日本的立场。但是三强出于自身利益，偏袒日本。尽管中国代表团一再退让，起初希望将中国要求写进和约，被拒绝；又要求写入附录，被拒绝；要求在和约外用备忘录上署名，再遭拒绝；要求发表声明，再被拒绝，可以说已经被逼到无路可退的地步。而国内政府的立场也前后不一，一会指示“不签字”，一会又指示“保留签字”，一会又让代表团“审度情形，自酌办理”，让代表团无所适从。

国内自五四运动以来，爱国呼声一浪高过一浪。6月28日是《凡尔赛和约》签字的日子。在巴黎，大批华侨和留学生包围了中国代表团驻地，警告不许签字。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等人商量，拒签派占了上风，于是中国代表团决定不出席签字仪式。凡尔赛宫大厅里，各国陆续在和约上签字，唯独中国代表团席位上空无一人。“三巨头”没想到中国代表会采取这个行动，虽气急败坏，也无可奈何。

当天，陆征祥给北京政府发了电报，表明立场：

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另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云云。岂知直至今午时，完全被拒。此事于我国领土完整及前途安危，关系至钜。祥等所以始终不敢放松者，固欲使此问题有一线生机，亦免使所提他项希望条件，生不祥影响。不料大会专断至此，竟不稍顾我国纤微体面，曷胜愤慨。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恒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之可言。内省既觉不安，自征诸外人论调，亦群谓中国决无可以轻于签字之理。详审商榷，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当即备函通知会长，声明保存我政府对于德约最后决定之权等语。姑留余地。(16)

巴黎和会不签字，还保留了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余地，也是符合国人心愿的。事后，徐世昌总统提出辞职，被国会挽留。钱能训内阁辞职，以谢国人。

至此，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

关于青岛问题，中日双方继续外交磋商。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国倡议的华盛顿会议召开。中日两国在华盛顿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和《附约》。主要内容为：1.日本将胶州湾租借地归还中国，由中国开放为通商口岸；2.德国所占之公产交还中国，日管时期各种公产之加修，中国予以赔偿；3.日本于6个月内撤退青岛和胶济路驻军；4.青岛海关交还中国；5.青岛日人开辟之盐场由中国赎回；6.德人旧设之海底电缆交还中国；7.日人所设之电线、电台交与中国，由中国给予赔偿；8.胶济铁路产业于9个月内交还中国，但中国允给日本以5340万金马克的铁路资产赎买费，付款办法为：中国政府发行国库券交付日本，于15年内赎回该路；9.德人在胶济路沿线经营之矿产，由中日合资公司接办，其中日股数量不得超过华股。中日双方商定组织联合委员会，解决协议有关细节问题。(17)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百年，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深远的影响，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群众爱国运动。它从学生爱国运动开始，逐步扩展到市民、商人、工人等社会阶层，是一场规模空前的运动。以往任何一次革命都没有如此广大的民众参与，斗争对象直指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表现出中国人民爱国救亡的高度热情。在没有统一政党的领导下，各学生和社会团体间互相配合，表现了很强的组织力和团结。这是一次全民族的觉醒，展示了人民的伟大力量，沉重打击了北洋政府的统治，也震撼了西方列强，使他们不敢再为所欲为。

第二，五四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催生的思想解放新高潮。学生从爱国理念发展到宣传鼓动广大群众，社会舆论和思想空前活跃，人民打破对旧政权的恐惧，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各界的爱国舆论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浪潮，极大地震撼和削弱了北洋政权的统治，民主的力量大大增长，思想的禁锢被冲破。许多女青年走上社会，成为新时代的推动力量，成为反封建势力的革命力量。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向更广的方向发展，新的学术和学科不断涌现，对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第三，五四运动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一大批青年学生在爱国运动中经受了革命的洗礼。他们从书斋中走上社会，学会了组织，学会了斗争策略，学会了发动群众。许多青年从此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和创建者。许多青年遭受了军警的迫害，磨炼了意志，具备了成为革命者的条件。这些社会实践，也使一些学生思想变得成熟起来，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成为中国教育和科研的专家学者。

五四运动后，学生中也出现了各种变化。他们经过反思，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匡互生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转去从事教育，回湖南当了教师，与毛泽东做了同事。后来他到上海建立立达学园，培养了大批有为青年。

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等听了胡适的劝告，不再参与学生运动，专心做学问。罗家伦6月18日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这次学潮平息以后，拟百事不问，关门读书了。”(18)后来傅斯年去德国留学，罗家伦、江绍原去了美国。学成回国后傅斯年做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罗家伦先后任清华和中央大学校长，江绍原、顾颉刚、俞平伯等都成了名教授。

张国焘、罗章龙、邓中夏、刘仁静等在李大钊的引导下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走上了革命道路。

虽然后来成长的道路不同，政治态度不同，对历史的贡献不同，但他们都感恩五四运动的启蒙和锻炼，在回忆录中留下了各自对这段历史的回顾。

(1)　1952年10月，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为了表示与会国家保卫世界和平的愿望，大会决定将中山公园内的“公理战胜牌坊”改名为“保卫和平牌坊”。最初的“克林德牌坊”就成了现在的样子。

(2)　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3)　《许德珩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2页。

(4)　罗家伦：《逝者如斯集》，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52页。许德珩起草了一个文言文的《宣言》，但是没有在五四当天的游行中散发。

(5)　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6)　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爱国运动》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94页。

(7)　周予同：《五四回忆片段》，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67页。

(8)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香港春秋杂志社1966年版，第197页。

(9)　龚振黄编：《青岛潮》，载《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64页。

(10)　《许德珩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

(11)　龚振黄编：《青岛潮》，载《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4页。

(12)　龚振黄编：《青岛潮》，载《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3页。

(13)　北京市档案馆编：《五四运动档案史料选编》下册，新华出版社2019年版，第655页。

(14)　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

(15)　《上海罢市实录》，载《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69页。

(16)　詧庵编：《学界风潮记》，载《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65页。

(17)　张海鹏主编，汪朝光著：《中国近代通史》第6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3页。

(18)　《罗家伦给余裴山的信》，载《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