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风从东方来

第8章　风从东方来

◎　五四之后新思潮大发展

◎　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

◎　日本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的影响

◎　戴季陶、李汉俊在上海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

◎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　陈独秀被捕与南迁上海渔阳里

五四运动使中国的青年和知识分子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和思考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大家认识到，虽然经过游行、罢工、罢市、请愿，政府罢免几个官员，作些让步，并不能从根本上改造社会。要改变中国的黑暗、落后面貌，必须有一条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思想，就是“主义”。于是，学生们通过办报纸，办杂志，纷纷发表意见，形成一个讨论和探索的新高潮。

1919年5月至6月期间，学生在罢课、罢市、罢工和抵制日货时，他们的很多传单和出版物都是用白话文写的，用日常口语写的文章比用文言文写的效果要好得多。结果在五四运动发生以后的半年内，中国约有400种白话文的新刊物出现。

蒋梦麟在1919年底写道：“自从五月以后，大约有三百五十种周报出版，都是学生或同情学生的人士主编的。这些周报通常印在一大张纸上，有半张日报那样大，中间折起来，变成四页。”美国学者杜威1920年初从北京报道说：“据说两年前只有一两种试验性的，用白话文写的期刊，自从去年五月以后，学生已经开始出版许许多多期刊，都是白话文的，而且都是用普通人能明白的语言讨论问题。”(1)

这些杂志在传播各种思想上，五花八门，但多数离不开西方启蒙思想的科学和民主这两大主题。有代表性的是陈独秀在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1号写的《本志宣言》：

我们相信世界各国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因袭的旧观念中，有许多阻碍进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分。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

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

此时，陈独秀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描绘的理想蓝图如何实现？许多人设计了各种途径。有互助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科学救国，有教育救国，还有从遗传学宣传人种改造的。在众多思潮主义的泛滥中，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作为其中一支，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

谈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学术界一致公认的先驱是李大钊。

李大钊（1888—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县人，早年父母去世，家境清寒。1907年夏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毕业后参加《政言报》和社会党工作。1911年春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学和经济学，与白坚武是同学。1916年夏回国，任进步党领袖汤化龙的秘书，并任《晨钟报》副刊的编辑。汤化龙曾于蔡元培之后任教育总长，由于这层关系，1918年2月李大钊受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1920年9月以后兼聘为教授，讲授现代政治学、史学思想史、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立法等课程。李大钊性格平和，与人为善，热心社会活动，与教师、学生的关系都很好。到北大后，他成为陈独秀的密切合作者，帮助编辑《新青年》和《每周评论》。

李大钊的出名，是因为1918年他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它们是中国最早的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

李大钊预言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这确是一个伟大的见解。此后，李大钊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李大钊把他责任编辑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成“马克思主义专号”，发表了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专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所阐明。同期刊登的还有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黄凌霜的《马克思学说的批评》、陈启珍的《马克思研究》。这期杂志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个标志。

这期间，李大钊还在《新潮》 《少年中国》 《国民月刊》 《新生活》 《晨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那么，李大钊是在哪里学习和了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进行了详细的考证，阐明了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是受了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

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留学日本期间，日本曾经有过一个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高潮。欧洲社会主义的著作和马克思的著作被日本学者翻译传播，在民间产生很大影响。当时人们认为“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好的”，日本学者幸德秋水、河上肇、堺利彦等人的著作非常流行，研究社会主义的杂志销量在万册以上。

日本学者在翻译马克思主义原著和研究方面，都走在亚洲前列。留学的中国学生当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李大钊是其中之一。以他的专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例，日本学者后藤延子将李的原文与河上肇、福田德三的著作进行了比对，发现李大钊在前半部分的观点和引用的马克思著作原文，与河上肇在《社会主义问题研究》中连载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相同。李大钊的后半部分，则是引用了福田德三著《续经济学讲义》。所以，李大钊的著作不是原创，而是移植和引用了日本学者的著作，做了一次编著。(2)

李大钊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来源，稍后还有陈溥贤在北京《晨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翻译。

陈溥贤（1891—1957），字博生，福建闽侯人。1902年到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留学，毕业后游学欧美，1916年回国，任《晨报》主笔。1918年末，以《晨报》特派记者身份再度赴日，积极采访日本社会主义思想现状。五四运动前回国，1919年4月起以“渊泉”的笔名介绍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留学期间与李大钊是同学，李大钊到北大以前又曾在《晨报》工作过，同学加同事的关系，互相影响肯定是有的。

陈溥贤作为五四时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路人之一，值得充分重视。《晨报》自1919年2月起，在副刊版面增加了“自由论坛”和“译丛”两个栏目。4月1日开始连载渊泉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介绍马克思生平事迹。这是1918年出版的河上肇《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的摘译。5月5日刊登了渊泉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出自河上肇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6月开始连载渊泉译《马氏资本论释义》，原著为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这样，《晨报》副刊自1919年5月始，几乎每天都登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翻译文章，揭开了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序幕。(3)这些工作，对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强有力的支撑。

与此同时，上海的一些知识分子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其中戴季陶起到重要作用。

戴季陶（1891—1949），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原籍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广汉。1905年，戴季陶去日本留学。1911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并认识了蒋介石。回到上海任《天铎报》总编辑，又在《民权报》上写了不少反袁世凯的文章，一度被关入牢狱。他这时才懂得：“百万锦绣文章，终不如一支毛瑟（枪）。”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戴季陶一边与胡汉民为孙中山编《建设》杂志，一边与沈玄庐等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他开始注意从日本传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社会主义思想。他曾写信给堺利彦，请求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给他。戴季陶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

戴季陶的贡献在于，他翻译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尽管很费力，但是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文本。马克思的《资本论》篇幅浩大，而且艰深，不是短期能完工的。于是戴季陶将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翻译出来，连载于《建设》杂志。

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戴季陶是从日本学者高堺素之的日文译本转译成中文的，陈溥贤也翻译过，连载于北京《晨报》副刊。但是由于篇幅限制，陈译的是节选，戴季陶是全译，这就为国内读者了解和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书。他自述：“我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很想用一番研究工夫。”

除了翻译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戴季陶的贡献还在于，其将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提供给陈望道，约他译成中文在《星期评论》发表。《共产党宣言》当时在日本都没有出过单行本，戴季陶的文本是从哪里来的？石川祯浩经过详细考证，认定戴季陶有堺利彦主编的《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出版时间在1906年。因为只有这本杂志上有堺利彦和幸德秋水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文。经过对照陈望道的译文，一些专用名词如“自由民”“奴隶”“贵族”，都是从日文直接移植的。戴季陶是早年留学日本时保存的还是从哪里买到的旧书，无从知晓，但是国内首次翻译《共产党宣言》，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重大意义是举足轻重的。(4)

当时的《星期评论》编辑部，是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除了戴季陶，对翻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起了重要作用的还有李达、李汉俊和沈玄庐。他们三人与戴季陶在一起，都是《星期评论》的编辑，又一起为邵力子主办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撰稿。

李汉俊在日本留学期间通过日语文献了解了社会主义学说以及马克思主义，为早期在中国介绍共产主义理论作出了很多贡献。

李汉俊（1890—1927），又名李人杰，湖北潜江人。1904年在哥哥李书城帮助下赴日留学，就读于东京晓星中学，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但逐渐对社会科学发生兴趣。1918年底回国，与戴季陶等编辑《星期评论》。除日语外，李汉俊还通晓英、德、法多种语言，其理论的来源比较多样化。1920年5月，他在《星期评论》连载长文《劳动者与国际运动》，批驳上海《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的《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李汉俊第一次详细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创建“劳动者同盟”到建立第一国际的历史过程，叙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无产阶级的权益而奋斗的历史。

李汉俊随时都在关注堺利彦、山川均、河上肇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动向。1922年1月，他为了纠正对唯物史观的种种误解而写的《唯物史观不是什么》，代表了他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文后列出的参考书目里，有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恩格斯的《空想的与科学的社会主义》、高尔德的《唯物史观解说》等文献，也有堺利彦的《恐怖斗争欢喜》和《由唯物史观的立场观》、河上肇的《唯物史观研究》、高畠素之的《社会主义的诸研究》。在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李汉俊显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政论方面，李汉俊于1920年1月在《建设》第1卷第6号上发表一篇长文《改造要全部改造》。他从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摧残说到民国革命，一直到五四运动的游行、请愿。他认为就事论事的改良，某个问题的改变并不能把中国从一个旧社会转变到一个新社会。(5)李汉俊的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只有彻底砸烂一个旧世界，才能创造一个新世界。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当时是各种思潮在中国流传的一部分。各种思想借助杂志报纸，众说纷纭，让很多青年感觉迷茫。胡适鉴于思想界的混乱，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

这是胡适思想的一个转折，他看到段祺瑞的安福系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看到这帮统治人民的家伙也谈什么民生，胡适的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

胡适认为，主义扯得多了，就变成时髦的口号，而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所以，胡适提出了研究问题的主张，一切问题都要经过调查研究，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清谈主义，实在是一种有害的作风：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胡适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成为他后来的学术思想：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应该指出，胡适强调的“研究问题”，与我们今天说的实践第一有相同之处。但是想在实践中获得正确的结论，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是不行的。胡适否认主义，实际上也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因此，李大钊与胡适展开了论战。李大钊在1919年8月17日《每周评论》第35号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

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

李大钊文章的中心是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6)

问题与主义之争，在当时并未形成大论战。当1920年初陈独秀到上海后，上海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

1919年6月12日，陈独秀与胡适、高一涵等一起在北京城南一个叫“新世界”的娱乐场喝茶聊天。这时的陈独秀越来越激进了，他制作了一个《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

1. 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2. 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3. 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4. 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5. 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北京市民宣言》第三、四两条是专门针对皖系军阀的暴力机关的。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心腹大将，段芝贵任京城警备司令，王怀庆是步军统领。这三个人都是握有军权的皖系军阀的重要成员。

大家一起喝了会茶，胡适和高一涵走了。陈独秀一个人继续在那儿散发传单。身着白帽西服的陈独秀，在新世界楼上楼下地跑，引起了暗探的注意。当陈独秀在五楼散发传单时，当场被拘捕。

在审讯时，陈独秀说传单是自己捡来的，否认传单与自己有关。(7)陈独秀是名人，这些口供当然骗不了警探。半夜12时，军警百余人荷枪实弹包围陈的住宅，破门而入，陈的家属从梦中惊起，被搜检拿去信札多件。(8)

陈独秀被捕以后，李大钊非常着急，立即找学生罗章龙等设法营救。大家想出来的办法，首先是将陈独秀被捕消息告诉全国人民，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使北洋政府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

13日，北京《晨报》首先披露陈独秀被捕消息，各地大报也相继报道。15日，上海《民国日报》指出，当此“人心浮动之时，政府苟有悔祸之诚心，不应对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加以摧残，而惹起不幸之纠葛也”。17日《申报》登载《北京之文字狱》一文，指出政府“利用黑暗势力，以摧毁学术思想之自由”。

报刊舆论一直在关注陈独秀的消息，据说政府高层是有争议的。军界的段祺瑞、徐树铮力主镇压，他们在徐宅开紧急会议，“倡言此次上海罢市，纯是一班学生鼓动，而学生风潮，实为北京大学二三教职员所鼓吹。蔡元培陈独秀均新思潮首领，实为此次怂恿学生爱国的罪魁。对于此次风潮，非取极端压迫手段不可”。(9)王怀庆找京师警察厅要人，想置陈于死地。警察总监吴炳湘是总统徐世昌亲信，按照徐“维持”的指示，坚持不肯交人。“当陈氏初被捕时，步军统领王怀庆即与吴争执权限，斯时陈最危险，盖一入彼之势力圈，即无生还之望。幸吴警监坚执不肯让步，故仍得留置警厅。”(10)

为了营救陈独秀，胡适、章士钊、罗家伦都通过各自的关系，写信求助或疏通。6月16日，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马裕藻、马叙伦、王星拱等39人联名请求保释陈独秀。6月20日，民国大学校长应善以、中国大学校长洪逵及各校教员冯承钧、袁敦礼、马寅初、顾兆熊等30人联名请求保释陈独秀。6月27日，安徽省长吕调元致电段祺瑞、吴炳湘：“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结习。然其人好学深思，绝与过激派无涉。闻在京被捕，此间人士爱护学者，群请解救。学潮初定，似不宜又兴文字之狱。两公容纳泉流，夙所钦仰，务乞俯念乡里后进，保全省释，以慰士望。”(11)

当时北京段祺瑞政府要拉拢孙中山，派许世英为代表去上海见孙中山。据沈玄庐1919年12月给胡适的信说，孙中山为营救陈独秀起了作用：“孙先生一见着许世英，就说起你和独秀被拘的话。当时正《每周评论》被封，上海方面大传你也被捕的话。所以孙先生对许说：‘独秀我没见过，适之身体薄弱点，你们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但是你们也不敢把来杀死。身体不好的，或许弄出点病来，只是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做着吧！’许听了这番话，口口声声的‘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去’。没有几天，我们就听到独秀出狱的消息。当时很赞同孙先生的话说得好。”(12)

面对国内越来越强烈的抗议和营救舆论，徐世昌最后决定放人。1919年9月16日，经历了三个月的牢狱生活后，陈独秀终于获得释放。李大钊非常高兴，写了一首诗鼓励他：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竟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13)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14)

当时北京警察厅对陈独秀的处理是“保释戒豫”，就是监视居住。北京中一区警察署通知陈独秀住地巡警要将陈独秀的“行状”上报。1920年2月9日，警察发现陈独秀出走未归。“视察受豫戒命令者月记表”备注：“查于二月九日下午一时，见陈独秀乘人力车出门，声言至缎库后身胡适宅拜访，是日并未回寓。复经调查数日未回家，闻系确赴上海。”(15)

陈独秀为生活出路，先到上海，又去了武汉。北洋政府知道他离开北京，违反了保释条例，警察署在陈独秀寓所门前派一个警察站岗，准备在陈独秀回京时加以逮捕。吴炳湘觉得再把陈独秀抓起来实在麻烦，于是派人打电话通报了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蒋梦麟：“我们要抓你朋友了，你通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16)高一涵得到这个消息，就同李大钊商量，在陈独秀返京后，派人先到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藏起来，再设法送他离京。

这时，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李大钊是河北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于是他们两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城。陈独秀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厨师的棉背心，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带几本账簿。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李大钊把陈独秀送上火车以后，才返回北京。后来谈起他两人化装逃走事，人们都对李大钊见义勇为表示钦佩。(17)

陈独秀到了上海，2月14日给吴炳湘总监写信：

镜潭总监台鉴：

夏间备承优遇，至为感佩。日前接此间友人电，促前来面商西南大学事宜。匆匆启行，未及报厅，颇觉歉疚。特此专函补陈，希为原宥。事了即行回京，并为面谢。(18)

1920年4月，陈独秀住到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这是柏文蔚的房子，陈独秀曾当过他的秘书，所以借给陈住。这里离戴季陶住的三益里很近。陈独秀结识戴季陶，也就认识了《星期评论》编辑部的李达、李汉俊、沈玄庐等人。一个新的朋友圈建立起来了，这个朋友圈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到了关键作用。

邵力子回忆：“共产党的前身，共产主义小组发起的经过是这样的：1920年上半年，浙江师范学院（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闹风潮后，一批教员和学生到了上海。其中施存统因写《非孝》一文被开除，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四个教员被解聘，除李以外，都跑到上海，与《民国日报》发生关系，我当时在《民国日报》。陈望道在日本留学归国时，带回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另外，一部分国民党员，有唯物主义的思想，如戴季陶、沈玄庐。廖仲恺和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很热心。陈独秀也曾和国民党发生过关系，辛亥时曾任安徽省省长柏文蔚的秘书。以上两部分人，1920年5月间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研究会的有：李达、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陈独秀、陈望道、戴季陶、邵力子等。”(19)

陈望道回忆，他到上海是1920年5月，和施存统等人一起来的。在此之前，他在义乌老家翻译《共产党宣言》，原来准备发表在《星期评论》上。当他把译稿带回上海，《星期评论》已停刊。于是陈望道委托俞秀松把译稿转交陈独秀。据《俞秀松日记》载，1920年6月28日，“9点到独秀家，把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他”。(20)

这些信息说明：陈独秀住到渔阳里后，与戴季陶、李达、李汉俊等结识，从他们那里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和著作，在5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到上海后，又将《共产党宣言》的译稿修订过，由俞秀松交给陈独秀。经陈独秀和李汉俊校订后在8月用“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印成单行本，这就是中国第一版全译《共产党宣言》。陈独秀也是在此时读到这本经典著作的。

读了这些马克思主义著作，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开始关注工人运动，开始思考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从创办《新青年》起，他一直在寻找改变中国社会和思想的道路，现在豁然开朗了。

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1号发表了陈独秀的《谈政治》。文章的第三部分，陈独秀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论述，谈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谈到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属于劳动人民的民主：

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

文章最后，陈独秀庄严地宣告：

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21)

这篇文章是陈独秀思想的一个分水岭，他从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信仰了马克思主义。《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实现了一个蜕变，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开始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而奋斗了。

(1)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261页。

(2)　李继华：《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蓝本及深邃见解》，载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23页。

(3)　［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4)　［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5)　《觉悟渔阳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史料选辑》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30页。

(6)　《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7)　《陈独秀被捕送案表》，载《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

(8)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5页。

(9)　《陈独秀被捕之真因》，《民国日报》1919年6月17日。

(10)　《申报》1919年7月25日。

(11)　北京市档案馆编：《五四运动档案史料选编》下册，新华出版社2019年版，第743页。

(12)　沈玄庐：《复胡适》，载《觉悟渔阳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史料选辑》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73页。

(13)　这两句话，引自陈独秀的随感录《研究室与监狱》，发表于《每周评论》第25期（1919年6月9日），即陈被捕的两天之前。原文如下：“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14)　《新生活》第6期，1919年9月28日。

(15)　北京市档案馆编：《五四运动档案史料选编》下册，新华出版社2019年版，第780页。

(16)　《新潮与西潮：蒋梦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368页。

(17)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6页。有人传说分手时“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当时陈独秀尚未信仰马列主义，因此，此事不足为信。

(18)　北京市档案馆编：《五四运动档案史料选编》下册，新华出版社2019年版，第791页。

(19)　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载《“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1页。

(20)　《觉悟渔阳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史料选辑》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2页。

(21)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