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峥嵘青年

第9章　峥嵘青年

◎　北京青年工读互助团

◎　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　恽代英和武汉利群书社

◎　上海老渔阳里的《星期评论》社

◎　施存统在渔阳里的觉悟

◎　毛泽东的青年时代

◎　新民学会与《湘江评论》

◎　革命信仰的建立

◎　毛泽东、蔡和森主张建立共产党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激起了无数青年的热情。在学习新知识、参加爱国运动的同时，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追寻真理，探索人生的正确道路。

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成立，创办人是北大学生王光祈。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学会的信条是：“一、奋斗，二、实践，三、坚忍，四、俭朴。”学会创办《少年中国》月刊，李大钊任编辑主任，康白情为副主任，王光祈任会计。北京为总会，在成都、南京两地设立分会。

1919年12月的《新青年》和《星期评论》分别刊登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启事》：

发起人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李大钊、顾兆熊、陶履泰、陈演生、王星拱、张崧年、陈溥贤、罗家伦、王光祈等。

工读互助团章程：

一、宗旨　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

二、团员　凡志愿入本团者，须团员之介绍，经全体团员认可。

三、服务　团员每日每人必须作工四小时，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

四、权利　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由团体供给。(1)

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后，各地青年学生前来报名参加。有的成员抱着激进与理想主义的态度。部分女生是反抗包办婚姻，脱离“顽固家庭”的“娜拉”。在青年心目中，这是个追求恋爱和革命的乌托邦，他们渴望通过工读互助实现社会革新的理想。第一组有四位来自浙江的成员：俞秀松、施存统、周柏棣和傅彬然。

施存统当时小有名气，他在浙江一师读书时写了一篇言辞激烈的《非孝》，引起轩然大波，被学校开除。加入工读互助团是他的新生活开端。施存统认为，这是个“终身以之”的团体，“我即是团、团即是我”。俞秀松这个富家子弟离家出走，抵达北京后，当即给自己的父母写了一封长信，宣布与他们脱离关系：“我来的目的是：实验我底思想生活，想传播到全人类，使他们共同来享受这甘美、快乐、博爱、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完事！”(2)

他们投入了陌生、清新而又激情满怀的生活。他们告别了过去的生活，从少爷小姐、“洋学生”当起了伙计、跑堂、业余教师、手工匠人乃至洗衣工、洗碗工。

然而没多久，内部就产生了矛盾和问题。

首先是收入归公，这是《章程》规定的。但入团之后，一些成员收到家里的汇款。这部分收入该不该归公呢？倘若几个人有钱，大部分成员节衣缩食，小组又怎能维持下去？这引发了小组“共产”的争论。结果大部分成员决议共产，五人自愿退团。

一两个月以后，经济问题成为工读互助团的普遍危机了。施存统记录了一份详细的账单，反映了工读互助团的命运。

第一组的业务，分为电影、洗衣、印刷、食堂、英算专修馆五种。1920年1月20日领取130元开办费后，电影股开始在各大高校轮流放映电影。起初的营业还不错，但此后生意时好时坏，寒假前夕“一连好几天生意冷落”。不久电影股解散了。

第二项石印业务，分为印信纸、印信封两种，它的利润菲薄，还滞销；“大概赚三元”，还不够饭钱，也“办理结束”了。

食堂办在北大沙滩校区附近，以北大师生为主要顾客。一开始食堂还生意兴隆，于是扩大规模。但是团员们很快发现“生意既不发达，开销又比前大”；不仅“每天要亏本一元五角”，经营食堂的八个人都保不了自己吃饭了。

1920年3月23日，在“万难支持”的情况下，工读互助团第一组解散了。

胡适认为，工读互助团实验的失败，没什么了不起。美国至少有几万人过着工读生活，但在他们自己看来，这是极平常、极现实的选择。他说：“工读主义只不过是靠自己的工作去换一点教育经费，是一件极平常的事，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新生活。”

戴季陶认为，工读互助团失败的根源，在于财产私有、大机器生产与资本化社会；一句话，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大机器挤压着作坊、工场、手工业者，让他们无法抵抗，“一步一步的立在劣败的地位去”。在资本的挤压下，手工业者、小商人、“中流阶级的贫民化”已经是一个趋势。戴季陶说，“市场上面手工业工人的生活难，就是工读互助团团员的生活难”。何况他们经验不足、熟练程度差、协作不流畅、劳动时间少，所以不具备社会竞争力是必然的。(3)

工读互助团的失败，使原本支持新生活实验的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施存统、俞秀松、何孟雄等纷纷放弃“小组织大联合”的点滴社会改造主张，转而建立新的社团和组织，进行社会改造的探索。工读团的主要成员转而加入李大钊创建的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渔阳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19年秋，一些思想激进的北大青年组织了一个自由研究的团体，在北大附近东皇城根达教胡同二号，号称“曦园”，在这个院子里同住同学同劳动。成员以湖南、江西籍学生为主，有张国焘、罗章龙、邓中夏、易克嶷、李梅羮等十几人。他们广泛读书，研究康德《宇宙发展史》、达尔文《物种起源》、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尼采《超人哲学》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1920年3月，李大钊授意张国焘、罗章龙等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把学习重点转向研究马克思的著作。研究会成立之初是秘密的，会员就是“曦园”中的骨干。到1921年春，成员有19人。刘仁静、高君宇都加入了。罗章龙用德文版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油印后在会员中传播。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张国焘、罗章龙等人为了开展工作需要，要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展成公开组织，吸收各方人员参加。李大钊不便出面，罗章龙去找蔡元培校长商量，得到批准。他们在1921年11月27日的《北大日刊》上刊登了《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称：

一、本会叫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

二、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底会员。

三、研究的方法分四项：

1. 搜集马氏学说底德、英、法、日、中文各种图书；

2. 讨论会；

3. 讲演会；

4. 编译刊印《马克思全集》和其他有关的论文。

发起人：高崇焕、王有德、邓中夏、罗章龙、吴汝铭、黄绍谷、王复生、黄日葵、李骏、杨人杞、李梅羹、吴容沧、刘仁静、范鸿劼、宋天放、高尚德、何孟雄、朱务善、范齐韩。

《北大日刊》将启事登出来以后，蔡元培身边的人说：“今后学校不得太平了。”学会要借北大会议厅开成立大会，蔡元培也答应了，还应邀参加了成立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学会成立后，罗章龙又去找北大总务长，希望找一间房子作图书室和办公室。总务长犹豫说，如果此端一开，学校以后将穷于应付了。言外之意学校里学会多了，哪能都给房子。罗章龙等人又去找蔡元培，蔡心里是明白的。一见面他就对大家说：你们的房子可请蒋总务长解决。结果给了两间宽大的房子。房子应有设备齐全，火炉、用具都有，还派有工友值勤。事后，有人告诉他们：这次你们碰上好运气了。蔡元培左右有人很不赞成此举，他们对学会是心怀敌意的，他们认为给房子事小，从此北京大学不得安宁了，但蔡告诉他们：“我正因为要学校安宁，才要安置他们哩！”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公开成立，给学校政治风气和精神面貌带来新的活力，蔡元培确实是个很有胆识、很有远见的教育家。(4)

恽代英曾负责《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的编辑工作。他在湖北的启蒙活动，展示了一个实干家的奋斗历程。

恽代英（1895—1931）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官僚家庭，从小酷爱学习。1915年进武汉中华大学文科读中国哲学。学生时代就在《东方杂志》《新青年》上撰文，提倡科学与民主，批判封建文化。1918年大学毕业后，任中华大学附中教务主任。

恽代英为人非常严谨自律，教书育人都非常尽心。他首先注重自我修养，在日记中常常勉励自己。1919年7月3日日记写道：

代英读书时极少。但做事、做文、谈话，处处比读书更有益。自知欲列学者之林，固为无望，亦觉只要做“人”的事，“一命为学者，无足观矣”。做事、做文、谈话，每求有益于人。所谓心诚求之，不中不远，是耶，非耶？非不看书，只作消遣。此次若去此得清闲事，亦预备肄习一、二专门学科，做混饭吃材料。但视此终非要事，因只求为中学事，决不望作大学教授也。精神因有事业而有所倚托，所以心神常愉快。(5)

这篇日记反映了恽代英的价值观和教育观。他不以读书为追求名利地位的工具，而是在读书中寻求真理。他注重实践，知道做事的本事是从生活工作中学来的，读死书是不能适应社会的。他的这些理念，都为他后来成为一个刻苦实干的革命家奠定了基础。

五四运动期间，武汉各校宣布罢课。学生到省政府游行请愿，省长用和缓之语劝慰，学生即行瓦解之象。恽代英认为很失败，“平日不自求明确的时事知识，亦不告人以明确的时事知识，此吾之罪也”。

五四运动使恽代英接受了一次斗争洗礼，也使他反思，靠着一腔热血终究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他需要另找出路。1919年12月，他在武汉与一群朋友创建利群书社，团结进步青年，传播新思想、新文化。

1920年2月，由恽代英、林育南等创办的“利群书社”在武昌横街头18号一个旧公寓正式开业。当时的宗旨是“不在营业，在于介绍文化”，是一个专“卖新文化出版的处所”。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书社经营还不错。半年后恽代英写了个总结，叙述了他们经营的过程。

我们为节省费用，亦自己练习勤劳。什么书报书架什物，都自己搬移。穿个长衫，背着一人长的书架子，或抬着桌子，提着几十斤的书包，这都是大家破天荒的劳动生活。我们自起伙食，代英等每日来服务、读书。第一天以新等自己烧火，半天不燃，食物半天不熟，一闹一天，别的事都几于不能做。大家都是外行，自然每次做饭耗时很多，然仍每弄得夹生或焦黑。好在炉火油盐任意的用，每次饭如看势不好，便加水与油盐，索性煮。大家吃这种半干半稀的饭，倒亦格外快活，每顿饭吃到没有余粒为止。

开始没有许多铺板。他们决定楼板上糊报纸一层，被褥便放在上面。四个人睡的地方都连接在一处。在那寒冷风雪的时候，大家仍然觉得很好。阴历新年的时候，他们唱歌谈话极为畅快。(6)

创业是艰苦的，但是凭着恽代英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利群书社经营新文化和进步书籍，后来成了华中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阵地。在办书社的过程中，恽代英认识了林育南、林育英兄弟，还有李求实、萧楚女、蒋先云，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共产党人。

因为利群书社代销《新青年》 《星期评论》的关系，恽代英与陈独秀建立了联系。1920年下半年，恽代英受陈独秀的委托翻译考茨基的《阶级争斗》。1921年1月作为《新青年丛书》第八种，由新青年社出版。这本书全面通俗地阐述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通过翻译此书，恽代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版税收入有400元，他用这笔经费壮大了利群书社。这本书的社会影响很大，读者包括毛泽东。毛泽东后来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说：“在我第二次游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的书，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 《共产党宣言》 《阶级争斗》和《社会主义史》。(7)

1919年夏天，林育南在黄冈老家办了个浚新学校。不久因为到北京上学放弃了。1921年，林育英在恽代英的协助下，回黄冈八斗湾重建浚新学校。浚新学校旧址在今湖北黄冈团风县八斗湾，原为清代“兴隆寺”建筑的一部分，后为林氏宗族私学。“浚新”学校采用新式教育方法，开设国文、算学、地理、历史、图画、音乐等科目，学校还编写大量的乡土教材，对学生进行启迪和诱导，培养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当时校长为胡亮寅，教员有唐际盛、吴景钟两人。浚新学校成为当时鄂东传播进步思想、培养革命人才、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每逢暑期，恽代英、林育英、林育南等也一起来校讲课。当地的孩子在这里接受了启蒙教育，接受了革命思想。林家的男孩林育容就是从这里走出去，投考黄埔军校，成为日后的林彪。

1921年6月，湖北军阀王占元发动兵变时，利群书社房屋被烧毁，被迫停业。一个月后，恽代英来到黄冈回龙山林家大湾（今属团风），召集“互助社”的成员（李求实、林育南、郑遵芳、唐际盛、卢斌、吴景钟、恽代英、李书渠、林洛甫、林育英、郑兴焕、沈兴耀、张行健、卢春山、廖焕星、刘茂祥、刘光起及湖南易礼容等24人）从各地聚集林家大湾，于7月16日至22日在浚新小学举行“互助社”年会。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决定成立“共存社”，提出了“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的奋斗目标。共存社虽然不是共产党组织，却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团体。共存社的成立，说明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同时，以恽代英、林育英、林育南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也在独立地开展建党活动。

1921年12月，恽代英、林育南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初，林育南与恽代英等商定，解散“共存社”，让其成员分别加入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8)

1920年3月，俞秀松、施存统从北京回到上海渔阳里，投奔老乡沈玄庐，加入了《星期评论》编辑部。《星期评论》与武汉的利群书社不同，不是一群穷学生创业，而是具备经济基础的。戴季陶在上海炒股，用盈利维持杂志一部分开支。沈玄庐是浙江萧山大地主，每月资助杂志社几十元。这些知识分子在上海衣食无忧，过着革命加恋爱的浪漫生活。

在渔阳里，沈玄庐与李汉俊主持《星期评论》社。据杨之华回忆，《星期评论》社当时有陈望道、李汉俊、沈玄庐、戴季陶、邵力子、刘大白、沈仲九、俞秀松、丁宝林。丁宝林“是绍兴女师的教员，有学问的”。(9)

施存统和陈公培回忆陈独秀和维经斯基在渔阳里开会酝酿建党时，都有一个不知名的女子在座。李立三在1930年作的《党史报告》中，说陈独秀在上海建党，“参加发起者只有六个人：陈独秀、戴季陶、杨明斋、李汉俊、沈玄庐，另外还有一个女的，这个女的始终不知姓名，只知道后来因为恋爱问题消极做尼姑去了”。所以有人说，丁宝林是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女性。(10)

在渔阳里变化最大的是施存统。他为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沮丧过，到了渔阳里，戴季陶给他讲了很多马克思主义，使他大受启发。戴季陶欣赏施存统的聪明才华，推荐他去日本留学。1920年6月，施存统去了日本。戴季陶向宫崎滔天介绍施存统，请求帮助安排了住处，还每月给他汇50元生活费。施存统家里也托戴季陶汇了200元，使他衣食无忧。(11)到日本后，他如饥似渴地研究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感觉自己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在日本，施存统与堺利彦、山川均等学者建立了联系，不断地翻译和撰写文章，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以及《新青年》上发表。他翻译了北泽新次郎的《劳动问题》，在1921年1月《觉悟》上连载半个月。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对劳动价值、劳动组合、失业问题、利益分配等新时代产生的社会问题的解读，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他翻译了山川均的《现代文明底经济基础》，在1921年2月《觉悟》上连载。

1921年5月，施存统翻译了河上肇的《见于〈共产党宣言〉中底唯物史观》。他写了一个按语，把国内已经发表的胡汉民、陈望道、戴季陶研究《共产党宣言》的成果做了一个梳理和介绍，让读者先了解国内的已有成果，在这个基础上再看河上肇的新观点。这个按语也有助于今天读者了解《共产党宣言》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过程：

这篇文章，可以当做《共产党宣言》解说看。关于《共产党宣言》底译文，有许多是直抄陈译《共产党宣言》的，理当声明。我希望诸君看此文时，拿《共产党宣言》来对看，当能格外明白。《见于资本论中底唯物史观》 《建设》二卷六号已经译出，也可以参看。据我所知道的，国内关于此类文章最重要的，有汉民先生在《建设》一卷五号里所登载的那篇《唯物史观批评底批评》。1920年六月十七日到二十日底《觉悟》，望道先生所翻译的那篇《马克斯底唯物史观》，也很可以供参考。其余《新青年》底“马克斯号”和《建设》里汉民、季陶所做的文章，也足供研究。我不敢说，我对于唯物史观已有什么研究，不过我是很想用心研究一番的。我以为唯物史观是最能医治“空想”底毛病的。我虽然不敢说我现在已经由“空想的”进于“科学的”了；但我却敢自信，我底空想，已经减了不少。(12)

施存统从一个狂热的愤青、理想主义者变成一个严谨的学者，他认真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把日本研究社会主义的最新成果不断介绍到国内，成为《新青年》的骨干，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

在追求真理的探索中，时间最长、心路和经历最曲折的，无疑是毛泽东。

1910年，17岁的毛泽东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当他穿着农家的衣服，背着包袱入校读书，许多孩子都嘲笑他。教员让他写了几个字，觉得他能跟上，才允许他插班。在东山小学堂，他认识了萧瑜（子升）、萧三（子暲）兄弟，交了朋友。

一天，毛泽东看见萧三手里有本书。

——你那是什么书？

——《世界英雄豪杰传》。

——借给我读一读。

过了几天，毛泽东不好意思地还书给萧三说：

——对不住，我把书弄脏了！

萧三打开一看，书里画了许多圈点，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惠灵吞、格兰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的传记。毛泽东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如顾炎武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1912年，毛泽东考取湖南省立一中，来到长沙，初步打开了眼界。他来到省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他在这里非常专心地用功读书，自称一到图书馆“就像牛进了菜园”，什么书都找来读：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论》、穆勒的《名学》、斯宾赛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和卢梭的著作，以及古代希腊、罗马的文艺作品……总之，凡是当时从外国文译成中文的名著，他差不多都读遍了。(13)

1914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第一师范，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湖南师范一是免学费，二是聚集了湖南最好的老师。毛泽东在这里遇见了杨昌济、黎锦熙、徐特立、袁吉六等老师。杨昌济先生很欣赏毛泽东、蔡和森、萧瑜几个学生。杨先生说：“没有哲学思想的人便很庸俗。”他给学生讲中国及西洋的哲学，讲青年的前途，人们应有人生观、世界观。他的哲学虽是唯心论，但对毛泽东影响颇大。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心之力》，杨先生大为称赞。

由于基础的原因，毛泽东很偏科，数学、外语都不行，只有国文好。国文老师袁吉六非常欣赏毛的文笔，几次把他的文章作为范文在课堂上朗读。这给毛泽东很多鼓励，增强了自信心。毛泽东后来回忆：自己的文章写得好，和袁老师的栽培是分不开的。

青年的毛泽东、蔡和森注重培养自己的作风。毛、蔡和张昆弟三人经常到岳麓山的爱晚亭读书，每天清早打坐，然后下河里洗冷水澡。毛泽东还在天气寒冷的时候作“日浴”“风浴”“雨浴”，以此磨炼自己的品格。

1917年暑假，毛泽东和萧瑜都不打算回家。他们突发奇想，要去游学，身上一个钱不带，去作长途旅行，以此来考验自己的生存能力。他们说走就走，各自带把旧雨伞和一个小包袱。包袱中包着可供换洗的衣裳、洗脸巾、笔记簿、毛笔和墨盒。

一路乞讨也不顺利，没人愿意给钱打发叫花子。怎么办呢？萧瑜提议去买些纸来，然后像送字先生似的，书写若干副对联，分别送给那些商店的店主，这是知识分子的乞讨方式。他们在每一副对联的顶端写上一间大店铺名字，因为一副对联只能送给某一家，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是不好拒绝的。

就这样一路走一路写字，他们解决了吃住问题，一个月游历了宁乡、安化、益阳、沅江四县，行程几百里。这次游历让毛泽东实际地考察了中国农村和社会，增长了很多实践经验。

回到长沙前，萧瑜问毛泽东有什么收获，毛泽东说：“首先，我认为克服重重困难并非不可能，只要我们能够充分全面认清我们的目的就可以了。袋里虽然不多一文，并不就是要饿死，我们一样能设法过活。直到现在，还不致有饿死之虞。我们也设法解决了好些困难，克服了很多障碍。”

萧瑜说：“不错，人最棘手的问题是挨饿，肚饿时，连手脚也没劲。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大半生都是这样挨饥抵饿的。”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发现社会上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势利小人，都是灵魂龌龊的拜金者！他们所想的只是金钱！我们离开长沙时，袋里一个子儿也没有，结果受过很多刻薄的话语和十分可恨的待遇！叫花子被视为下贱的讨厌的人，因为他们没有铜板！”(14)

毛泽东后来的革命经历，多数时间在农村，这与他年轻时期的经历和经验是有密切关系的。

回到学校后，毛泽东给黎锦熙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

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15)

毛泽东还是青年，指点江山的豪气已显露出来。他对袁世凯、孙中山、康有为都有批评，对曾国藩的从政和个人修养非常佩服。他认为当时的改革都是枝节，他追求的是宇宙的真理，这才是本源。只有寻找到真理，才能平安天下。

毛泽东开始一步步实现他的理想。1917年9月，他给长沙的各个学校发了一个“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繁体字“毛泽东”共有二十八画）。第一句是“嘤鸣求友”，下面是“征求有志上进，愿为救国救民出力者为同道”。这个启事在长沙报纸上也登了出来。

热情的青年（大部分是第一师范的同学）响应了这个号召。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萧瑜等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在蔡和森的家“为痴寄庐”内，集合了20余人，讨论学会的宗旨、章程。学会的宗旨是：砥砺品行，研究学术。会规有“不赌博，不狎妓，不懒惰”等条文。长沙的先进青年第一次团聚在一个组织里了。

新民学会最初只是精选品格良好、志同道合的学生组织起来的团体。它的宗旨就是每个人自策自励，增强道德和精神的力量，切磋学问，以及改造中国等，还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亦不属于任何政党。蔡和森是个很激进的青年，立志做改造社会的大事。7月，毛泽东给蔡和森写信商量会务的事情，蔡回信说：“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又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蔡和森还表示，“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蔡和森和毛泽东都不满足于像杨昌济老师那样做潜心学术的书斋学者，也不以清流自许而回避政治。所谓“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就是革命，改造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毛泽东就是和新民学会的会员们一道探求中国的出路的。(16)

后来新民学会发生了分化，毛泽东和多数会员接受了共产主义理论。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罗章龙、蔡畅、郭亮、何叔衡、夏曦、张昆弟、罗学瓒、陈昌等后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成员，在中国革命史上作出了卓越贡献。新民学会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学生进步团体，对于后来湖南以及中国的命运，有极大的影响。

1918年暑假，毛泽东、萧瑜、蔡和森、张昆弟、罗章龙等湖南一师的10个毕业生到了北京，联系留法勤工俭学的事情。当时在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的鼓动下，国内学生掀起了去法国留学的热潮。大家都想尝试一下。到了北京，先寄住在杨昌济先生家里。但这不是长久之计，过些天，他们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三眼井胡同租了两间房子，挤在一起。

蔡和森、萧瑜等人参加勤工俭学预备班，学习法文，办理出国手续，毛泽东也帮忙。但经过多次讨论后，毛泽东终于决定不去法国，留在北京。

萧瑜说：“有四个理由，使他作此决定。首先是路费问题，毛泽东一文不名，船费虽然减低到一百大洋，但对他来说仍是非常庞大的数目，他知道无人会借这一大笔钱给他。第二是在语言方面，他说不上纯熟。第三，留在北京，他可以继续读书，同时又能为我们的新民学会征求新会员。第四，他认为要在政治上有成就，不一定要读书或求学问，要紧的是一个人有能力去组织政党。基本上，毛泽东是行动派人物，他没有为了读书而跑到外国去的兴趣。”(17)

萧瑜、蔡和森去上留法预备班了，毛泽东、罗学瓒等人还住三眼井胡同的出租房内，虽然能够接受新知识，增长见识，但是生活压力巨大。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

北平在我看来非常浪费，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时，从前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昌济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是每月八块大洋。

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曾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为有几个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18)

北大的经历，毛泽东有得有失。他在北大旁听，得以认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这对后来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至关重要。但是他在北大受到的冷遇，也使他打消了从事学术研究的念头，使他产生“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进学校，自由研究”的想法。(19)

1919年3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送蔡和森、萧瑜、萧三等去法国，然后回到长沙当了小学教员。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在长沙积极响应。7月，毛泽东以湖南学联的名义创办了《湘江评论》。这实际上是他自己办的杂志，也是他在社会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

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发出了热情的呼喊：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至于湘江，乃地球上东半球东方的一条江。它的水很清，它的流很长。住在这江上和它邻近的民众，浑浑噩噩，世界上的事情，很少懂得。他们没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最狭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他们的政治，没有合意和彻底的解决，只知道私争。他们被外界的大潮卷急了，也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一班官僚式教育家，死死盘踞，把学校当监狱，待学生如囚徒。他们之中也有一些有用人才，在各国各地方学好了学问和艺术。但没有给他们用武的余地，闭锁一个洞庭湖，将他们轻轻挡住。他们的部落思想又很厉害，实行湖南饭湖南人吃的主义，教育实业界不能多容纳异材。他们的脑子贫弱而又腐败，有增益改良的必要，没人提倡。他们正在求学的青年，很多，很有为，没人用有效的方法，将种种有益的新知识新技术启导他们。咳！湘江，湘江！你真枉存于地球上。(20)

毛泽东把积蓄已久的话喊出来了。他在北大接受了新文化，看到了湖南的封闭与落后，他要改造这一切，要把旧的体制，特别是教育体制推翻。这篇宣言显示了毛泽东的胸怀，显示了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魄力。

《湘江评论》只存在了两个月，出了四期便被政府封杀。但是短短的时间内，毛泽东写了40多篇文章和评论，充分表达了他的政治理念和改革思想。最著名的是《民众的大联合》：

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凡这种联合，于有一种改革或一种反抗的时候，最为显著。

民众起来之后怎么办？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两条道路：

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斯。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21)

在《民众的大联合（三）》里，毛泽东注意到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一战”后的欧洲革命，指出这是民众联合的力量，鼓励中国民众也行动起来，掀起一场人民的革命。这时，毛泽东发动群众干革命的思想已经开始萌芽：

世界战争的结果，各国的民众，为着生活痛苦问题，突然起了许多活动。我（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22)

《湘江评论》得到了胡适的赞扬。北京《每周评论》第36期他写的《介绍新出版物》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个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胡适提出“多研究问题”，毛泽东予以响应，拟了一个《问题研究会章程》。文中列举了教育、女子、劳动、国际政治、华工、地方自治、交通、财政等71个大问题，中间又包含许多小问题。他把《章程》寄给北大朋友邓中夏，1919年10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刊载的邓中夏启事说：“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23)

毛泽东列举了这么多问题，可见其兴趣广泛。此时的毛泽东是热情有余，主义尚不明确。他一会相信无政府主义，一会相信工读互助，他自己也感觉太浮躁。1920年6月7日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先生及死去了的（杨）怀中先生，都是弘通广大，最所佩服，可惜我太富感情，中了慨慷的弊病，脑子不能入静，工夫难得持久，改变也很不容易改变，真是不得了的恨事啊！”(24)

1919年10月，湖南发生了反对督军张敬尧的“驱张运动”，毛泽东积极参与，组织游行，发通电，上北京请愿。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在北京除了政治运动外，他和李大钊多次接触。由于李大钊的影响，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特别留心搜寻和阅读那时能够找到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毛泽东认识的北大学生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办的“亢慕义斋”（意即共产主义小室），油印了中文节译本《共产党宣言》。1920年1月4日下午，黎锦熙到北长街99号福佑寺平民通讯社去见毛泽东，在他的案上看到一本《共产党宣言》，还有一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

1920年5月，毛泽东从北京来到上海，一方面是会见留法归来的同学，另一方面是拜访陈独秀，请教关于湖南自治的问题。毛泽东向陈独秀谈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意见，自然也谈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25)

回到长沙后，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之间往来通信，编辑成两册，在1920年12月间印制出来。这是对他和新民学会两年多来思想探索的一个总结性回顾。

1920年11月25日他给罗章龙的信说：“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斢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26)

这个“主义”是什么？毛泽东在《通信集》中讨论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的信件上加写了一段重要的话：“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毛泽东提出，新民学会要开始“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27)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到共产党。这时的蔡和森正在法国，他“猛看猛译”了几十种革命书刊，接受马克思主义比毛泽东要早，也更具体。1920年7月，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15人在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开会，通过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在如何进行改造上，出现了以蔡和森为首的激烈派和以萧瑜（子升）为首的温和派的争论。会议委托蔡、萧二人将两种意见写信告诉国内的毛泽东。萧子升的信表示“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这种革命“以教育为工具”。蔡和森的信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必要方法”；革命政党又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针对中国的情况，蔡和森说：“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他希望毛泽东“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于12月给蔡和森、萧子升以及在法会友写了长达4000字的回信，明确表示：“我于子升、和笙（李维汉）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因为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这是他从五四运动到驱张运动两年的现实中得出的结论。

萧子升于1920年12月底回国，带来蔡和森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日复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受到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的影响，毛泽东终于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表明他经历了曲折的心路历程，在“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28)

(1)　《觉悟渔阳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史料选辑》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68页。

(2)　《俞秀松给家人的信》，载《觉悟渔阳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史料选辑》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

(3)　戴季陶：《工读互助团与资本家的生产制》，《星期评论》1920年5月1日。

(4)　《罗章龙回忆录》上册，美国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5)　《恽代英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60页。

(6)　《恽代英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54页。

(7)　［美］斯诺：《毛泽东自传》，见刘统编：《早年毛泽东》，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8)　廖焕星：《利群书社始末》，《党史资料》1953年第1期。

(9)　《杨之华的回忆》，载《“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页。

(10)　散木：《参与过中共一大筹备的神秘女性丁宝林》，《党史博览》2011年第11期。

(11)　东京警察厅报告：《需注意中国人的行动》，载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建党前后革命活动留日档案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10页。

(12)　《觉悟渔阳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史料选辑》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22页。

(13)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见刘统编：《早年毛泽东》，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14)　萧瑜：《我和毛泽东行乞记》，新加坡明窗出版社1988年版，第244页。

(15)　《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85页。

(16)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17)　萧瑜：《我和毛泽东行乞记》，新加坡明窗出版社1988年版，第262页。

(18)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

(19)　《给黎锦熙的信》（1920年6月7日），载《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78页。

(20)　《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页。

(21)　《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41页。

(22)　《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90页。

(23)　《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02页。

(24)　《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78页。

(25)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

(26)　《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54页。

(27)　《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72页。

(28)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