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工人运动

第12章　工人运动

◎　中共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　北大学生到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

◎　洋务企业汉冶萍公司

◎　毛泽东来安源

◎　李立三建立安源工人俱乐部

◎　刘少奇与安源大罢工

◎　刘少奇总结工人运动的教训

◎　京汉铁路工人谋划成立总工会

◎　吴佩孚的严厉态度

◎　京汉铁路大罢工

◎　“二七”江岸、长辛店血案

◎　“二七”大罢工对孙中山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首先开展工人运动。1921年8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称源于英文Trade Union Secretariate，日本人译作“劳动组合”，就是今天的“劳动者协会”或“工会联合会”之意。这是中国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马林有多年工人运动的经验，他指导了书记部的建立。张国焘为主任，机关刊物是《劳动周刊》，编辑部在上海公共租界北成都路19号，每星期六出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在北京、济南、广州、长沙、武汉分别成立各地区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的叫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罗章龙负责。济南由王尽美，武汉由林育南，长沙由毛泽东，广州由陈公博负责。

在书记部成立以前，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后来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认为革命不应该只研究理论，应当从事实际革命工作，首先要搞工人运动。张国焘、罗章龙、何孟雄、邓中夏等人分别到长辛店、南口、唐山等地进行探访，与当地工人建立联系。他们结识当地工人中有威望的代表人物，又通过这些人认识了更多的工人群众，初步建立了工作据点，这就是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前身。

1920年暑假，张国焘、罗章龙、李梅羮先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认识了工人师傅史文彬，初步了解了工厂的历史和工人的生活状况。北大的学生到工厂来，工人们当然很高兴，认为是看得起他们。但是学生和工人对话，有很大的距离，当时称为“工学界限”。有一次，北大青年团员贺其颖找正太铁路工人孙云鹏谈话，向他宣传革命道理。孙云鹏问道：“小伙计，你卖的是哪号药？”贺其颖急忙解释：“我们不是哄人的江湖医生，我是诚心诚意来同你谈工人革命问题。”孙云鹏说：“这些话我也听得不少了，卖瓜的都是夸自己的瓜甜，究竟怎样，我们工人脑筋简单，实在闹不清楚。”随后他就提出一连串的疑问，贺其颖虽加以讲解，但孙云鹏总是半信半疑。贺其颖颓然而返。学生与工人不易沟通，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于是，大家决定在长辛店办工人补习学校，免费请工人来听课。在讲课时一定不要用学生腔，要用工人语言给他们讲道理。最重要的是和工人打成一片，和工人称兄道弟。工人跟学生熟了，就给他们起外号。高君宇举止斯文被称为“老夫子”，李震瀛体貌魁梧被称为“关西大汉”，邓中夏好夸海口被称为“邓大炮”，何孟雄说话腼腆被称为“小闺女”，王尽美机智勇敢被称为“盖韩信”。这些绰号颇为贴切，工人叫外号表示亲热，学生听着也不生气，彼此逐渐推心置腹。特别是工人们亲眼看到书记部的党员在罢工斗争中总是冲锋陷阵，勇往直前，深受感动。孙云鹏对人说：“书记部是真心的人，绝对不是玩猴把戏的，是工人们信得过的。今天如果再有人攻击书记部的话，那他是不识好歹，我们一定不答应！”史文彬说：“今日中国整个工人阶级都应该与书记部结义，联合干咱们的事业。”他首先请求入党，成为长辛店工人领袖。罗章龙回忆，到1922年，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员达到150余人，其中工人会员就有20多位。共产党组织在长辛店、唐山、石家庄、郑州等地一些大厂都和工人建立了联系，工人运动的局面就这样打开了。(1)

中国的产业工人当时还处于幼稚时期，一方面是外国人在中国获得特权，投资办厂开工程；另一方面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办轻工业和手工业的工厂，劳动力大多来自农村。这些农民进城当了工人，有工资挣，感觉比在乡下的日子好过。但是他们首先要受帮会把头的剥削，中外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获取利润，拼命压榨工人，工时长、劳动强度大、没有生产安全保护措施，中国工人阶级是深受压迫的。要唤醒他们的觉悟，把他们组织起来，为自身的权益而斗争，必须要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开始到处组织工会，领导工人开展罢工斗争。在1922年到1925年出现一个高潮期。

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第一次成功的经历，是在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

安源煤矿当年属于汉冶萍公司，是清朝洋务派创办的近现代企业。晚清时期李鸿章、张之洞等大臣认识到：西方列强的优势，在于钢铁和军火工业。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没有一家真正的钢铁厂，钢铁完全依赖进口。湖广总督张之洞上书光绪皇帝，奏请开采大冶铁矿、开办铁厂，实现强国之梦。

萍乡安源煤矿后经盛宣怀的整治发展，成为中国近代煤炭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煤炭基地之一，刘少奇1923年写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曾形容：“萍乡安源煤矿为中国最大产业，即汉冶萍公司之一部，开采已二十余年，产量极富。其采取方法，悉仿西制，电车驰骤，往来如梭，机声隆隆，累年不绝。全矿所用工人凡一万二千余人，内计窿（当时对矿井的称呼——作者注）内矿工六千余人，机械工千余人，余则俱为洗煤炼焦，运轮及各项杂工。每日可出煤约二千余吨，炼焦约七、八百吨。所出煤焦，除略供本矿及株萍、粤汉两路之用外，余均由株萍、粤汉两路及公司轮驳运往汉阳、大冶，以供两处钢铁厂之用。”

汉冶萍公司的繁荣没持续多久，辛亥革命后清朝垮台，盛宣怀逃亡日本。国内政治的动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使汉冶萍的效益每况愈下。日本人借着债权之利，企图吞并汉冶萍。效益不好，经营困难，矿工的收益和生活更得不到保障，压迫和剥削也越来越重，劳资矛盾日益激化。

原来矿工的工资是每天大洋3角，一个月可以挣9元，比起当农民来算小康了。但是用了包工制度，工人的日薪不到30个铜板，仅合大洋1角多，减少了三分之二。包工头克扣了工人大部分工资，这样低的薪酬，真是牛马不如了。

包工头掌握着工人的命运，可以随意开除和处罚工人，对工人凶恶残酷。刘少奇说：“矿局职员，自矿长以至各下级职员及工头管班等，无不可以殴打工人，工人对于彼等之无理命令，亦莫敢稍有违抗。工人有稍不如意者，即滥用私刑，如跪火炉、背铁球、带篾枷、抽马鞭、跪壁块等，或送警拘留蛮加拷打。人生而受此，诚奴隶牛马之不如矣！”(2)仇恨的郁积，如同大堆的干柴，只待共产党人带来的星星之火，就可以燃成燎原之势了。

1921年底，毛泽东从长沙来到安源。

当时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回到长沙不久，他是第一个来安源的共产党人。毛泽东为什么来安源？刘少奇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说：民国十年（1921），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以后，便与安源路局火车房工友通信，邮寄《工人周刊》等出版物。当年湖南中华工会机械会成立后，派人到安源组织分会，路矿工友加入者达200人。为了扩大工会，当地工人“于十二月中函书记部，请求派人到安帮助并指导一切。书记部当即特派毛润之、李能至（立三）、宋友生与张理全四人到安考察情形，开始活动”。

1921年12月，毛泽东以湖南第一师范小学部主任的身份，借口考察教育，从长沙乘火车来到安源，住在亲戚、安源煤矿西平巷段长毛紫云家。毛紫云家就在西平巷附近，毛泽东可以很方便地和矿工接触。刘少奇记载：“毛等先以朋友的关系与各工友接洽，渐谈及工人受痛苦受压迫及有组织团体之必要等情，于是大得工友欢迎。书记部因是乃决定在安源办一工人补习学校及国民学校，特派李能至及蔡增准充当教员。学校于民国十一年一月成立，校址设于安源五福巷，这便是第一个工人补习学校。”

1922年1月，李立三来到安源。李立三（1899—1967），原名隆郅，湖南醴陵人。1915年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上学时，在报纸上刊登《征友启事》。李立三来与毛泽东会面。1919年9月李立三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11月回国。在上海，李立三和蔡和森见到了陈独秀，两人被党中央直接批准为中共党员。蔡和森留中央工作，李立三到长沙与毛泽东接上组织关系，就来到安源，以开办平民教育为名开展工作。

万事开头难，要想让工人信任自己，来学校读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开始工人不肯来，李立三到工人住处找人聊天，一个个动员。有人碍不过情面，来听听先生讲什么。李立三公开用的是《国文课本》，第一课是“一人两手，两手十指”。上课时却不断给工人灌输革命道理。为了吸引更多人，另一位教员蒋先云玩起了戏法魔术。来的工人逐渐增多，即使如此，常来学校的也就二三十人。

为了进一步打开局面，李立三和工友们商量组织俱乐部。1922年3月，李立三写了呈文，分别请矿上和县公署批准。对此，矿上是有争议的。安源矿长李寿铨，字镜澄，江苏扬州人。他是同盟会会员，与黄兴关系密切，参与过辛亥革命，政治上有敏感性。他感觉工人要成立组织，非同寻常，不能批准。但是副矿长舒修泰是新派人物，认为职员都有俱乐部，工人有也未尝不可。争取到矿上和县衙的批准后，4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李立三为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俱乐部下设宣传股、游艺股、互济股和工人监察队（后改为工人纠察队），制定了俱乐部总章和部员公约。

成立俱乐部的好处在于，李立三把工人运动和工人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他创办工人消费合作社，加入俱乐部的工人都能买到较便宜的生活用品。办合作社的资金得到毛泽东的帮助。毛泽东和易礼容在长沙办文化书社，为安源合作社出股本100元，李立三兼任经理（不久易礼容来任经理，毛泽民也曾任此职）。7月，合作社在牛角坡工人俱乐部的前屋开张营业。合作社经营油、盐、米、茶及工人生活日用品，因为是自己进货，铁路工人代运减免运费，所以价格比街上的商店便宜，深受工人欢迎。

合作社还兼营银元与铜元的兑换。以前工人发了工资，需要把手中的银元兑换成铜元零花。钱庄便压低银元价，抬高铜元价。工人需要借钱时，钱庄又提高银元价，工人怎么兑换都是吃亏。合作社的兑换公平合理，任何时候都按市场的固定牌价兑换，这让工人得到了实在的利益。工人看到俱乐部比洪帮、同乡会要好，便纷纷加入。俱乐部迅速扩大到几百个会员。

当时的汉冶萍公司处在艰难时刻。国外大量钢铁和工业品的进口，压缩了中国企业的生存空间。当初盛宣怀从日本银行借了巨额外债，难以偿还，日资企图将汉冶萍公司收购掌控。萍乡煤矿的经营越来越困难，资金周转不灵，矿工的收入下降，这些矛盾和不满，孕育了大罢工的爆发。

刘少奇记载：1922年7月，“湖北汉阳铁厂工友，因所组织之俱乐部为武力强迫解散而全厂罢工，不数日且获胜利。安源工友得到此项消息，甚为惊奇。俱乐部趁此时机，即向工友明白宣告：‘俱乐部之宗旨，为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群众为之大动”。矿上起初对俱乐部并不在意，听说汉阳铁厂罢工，开始对安源工人俱乐部产生恐惧。当时李立三去长沙，副矿长舒修泰到俱乐部探听情形，承诺津贴俱乐部经费，希望用笼络手段确保无事。但蒋先云等不为所动，反向工人大为宣传：“舒矿长都到了俱乐部，矿长都不敢轻视俱乐部，可见俱乐部是正当的机关了。”于是加入俱乐部的工人越来越多。

几天后李立三由长沙回到安源，向路矿两局提出条件：1.公开表态保护俱乐部；2.从前积累的工人欠薪七日内发清。并限于两日内完全答复。“如不圆满答复，即行罢工。”

限期已过，矿上还没有答复，李立三决定发起罢工。当时俱乐部只有会员700人，能不能唤起全路矿上万工人响应？罢工能不能取得胜利？都是没把握的事情。所以刘少奇说罢工是“铤而走险”。(3)

1922年9月13日夜，罢工开始了。刘少奇刚到安源不久，他写道：“各工友皆已知当夜罢工，遂如潮水一般，一群群涌出窿外，大呼‘罢工’不绝。工友出窿后，即争取树枝将窿口塞满，并竖立大旗一方，上写‘罢工’二字。于是窿工完全罢工了。其余如洗煤台、制造处、修理厂、炼焦处等均于十四日上午停止工作，各归住房去了。此外尚有八方井锅炉房一处及电机处电机二架，俱乐部命令仍照常工作。”

罢工不是全面停工，保留了动力和关键的保障机构正常运转。所以罢工不是破坏性的，而是留有余地，有理有节的。

安源全矿罢工，资方大为震惊。李矿长立即向总公司报告，并请萍乡的赣西镇守使派一团兵来弹压，以期尽快恢复秩序。第二天，赣西镇守使派旅长李鸿程率一团士兵到安源实行戒严。萍乡商会也派代表来调停。这时，李立三退居幕后，让年轻的刘少奇出面与矿上交涉。16日中午，矿上派人到俱乐部，请代表至戒严司令部商量解决办法。刘少奇来到“公务总汇”办公楼，李旅长欺他是小青年，恐吓道：“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代表先行正法！”不料刘少奇坚定地表示：“万余工人如此要求，虽把代表砍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李鸿程咆哮：“我对万余人也有法子制裁，我有万余军队在这儿！”刘少奇愤然说道：“就请你下令制裁去！”这时候外面喧声如雷，数千工人把司令部围了，声言请代表出来，有事请旅长与矿长到俱乐部商量。刘少奇出外向大众解释以后，复入与旅长、矿长谈话。旅长用调解人的口气来说：“请代表下午再来这里商量。”刘少奇厉声说：“若不磋商条件，即可以不来；至说用别的方法可以解决，请你们把我斫碎罢！”这时旅长与矿长都软了下来，唯唯要求而已。

这是刘少奇革命生涯中第一次精彩亮相，被工人传颂为“少奇同志一身是胆”的佳话。但谈判并未破裂。李矿长、舒副矿长与李立三、刘少奇展开密集磋商，以求早日结束罢工。商会和绅士代表也从中斡旋。毛泽东也给李立三写信，要俱乐部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赢得社会各方同情。双方都不想谈判破裂。俱乐部提出13条要求，矿上觉得要价太高，难以满足。李立三下了最后通牒：“条件无可再让，允则开工，不允则离开安源，听任工人所为。”李矿长真怕了，准备接受工人条件，但工人要求加半月工资事，矿上资金确实困难。李矿长表示：“路矿困难，达于极点。加工资半月，万做不到。嘱其劝导工人，勿再要求。”刘少奇也感到须策略解决此事，表示“不必急急索款，须设一特别办法”。(4)

罢工期间，俱乐部派出纠察队，维持市面和矿山秩序。刘少奇写道：“这次罢工秩序之好，初非意料所及。此时俱乐部命令之严，远过军令，平时街上赌钱及窿工食宿处之赌博皆在所不免，而于罢工期间内，赌博乃绝迹。”“平时星期日街上工人拥挤不开，独这几日内，工人皆归住房不出。各工作处之监守员监守极严，无论何人皆不准入内，即有路矿两局及戒严司令之特别徽章的人及兵士都不准通行，惟有俱乐部的条子方可。”“李鸿程旅长也叹惜他部下的军队没有这样的纪律，声明工人不妨碍秩序，彼亦决不干涉工人。”

到9月18日，资方代表舒修泰和工人代表李立三终于签订13条协议，全面同意了工人的要求。包括工人提高工资，分五个月补发拖欠工资，工人工伤须有保障和抚恤，工头不得打骂工人，不得克扣工人工资等。持续五天的安源路矿大罢工，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万余工人在大操场集会，李立三发表演说，高呼：“民国万岁！”“俱乐部万岁！”“工友万岁！”随后宣布复工。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胜利，是在劳资双方的努力和妥协下取得的。从罢工开始，党的领导就采取了有理有节的斗争。他们懂得矿山是工人的命脉，罢工不是暴动，不是破坏，而是在合理的基础上争取工人的权益。所以提出的条件，如保障工人利益、制约工头的暴行、工人伤亡的抚恤等，矿上都是可以办到的。在罢工过程中，俱乐部严明纪律，组织工人纠察队维持地方的治安和保护矿上重要设施，都反映出工人的诚意。正因为如此，赢得了军队和社会各界的同情，促成劳资双方的协议签订。李立三、刘少奇在谈判中表现出灵活的策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刘少奇评价安源罢工说：“这一次大罢工，共计罢工五日，秩序极好，组织极严，工友很能服从命令。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而仅有的事。”

罢工胜利的意义是巨大的，对矿工利益来说，最重要的是废除包工头制度。刘少奇写道：“前此工头与职员之虐待工人、压迫工人、剥削工人，以及工头职员彼此勾结弄弊之种种黑幕，至此已扫尽无余。万余工友在安源做了二十余年牛马的工作，过了二十余年的非人生活，忽然得此出头的一日，直似出于烈焰之中而入于清凉之世。于是全体万余工友均争先加入俱乐部。”

罢工过后，本应恢复全面生产，但是工人开始享受当主人的“自由”，消极怠工。工头也不敢管理，煤炭产量急剧下降。矿上又开不出工资了。俱乐部领导人去交涉，矿上说：“煤出得少了，总公司骂我们，领不到钱，我们没办法。”到井下一看，工头们在巷子里闲聊、唱戏，工人们在聊天。为什么不生产？工人说：“没有煤车运，挖煤也没用。”工头说：“这是上边的事，我们管不了。”显然，矿上出现了无政府状态。资方认为，工人只听俱乐部的，此时只好让俱乐部来管理了。

刘少奇感到压力的沉重。生产上不去，工人也别想提高工资，而工人只想依靠罢工获取利益，是不可能的。现在俱乐部的任务不是领导工人再去和资方斗争，而是要说服工人努力生产。于是李立三、刘少奇到矿井去监督工人劳动。工人恼火了，要打李立三、刘少奇。刘少奇心里非常痛苦，本来想领导工人求解放，现在怎么会对立起来呢？1937年8月在延安，刘少奇给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写了一封长信，谈中共初期的“左”倾错误，特别对安源工人运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说：

我开始工作就在一个历史长久而规模最大的产业安源矿山工作三年，将这一矿山每一角落的情形都弄得很清楚。我们在几万工人中，有绝对无限的信仰。工人是工作、生活大改善，地位大加提高，人皆称工人为“万岁”。工会有最高的权力，有法庭，有武器，能指挥当地警察及监狱等。即使这样，工人还不满足，还要更前进：（一）要求增加工资，但实际情形是不能加了；（二）工人自动将每日工作时间由十二小时减至四小时，很多工人自由旷工，这就使生产减一半；（三）工人不听管理人工头指挥，许多地方要危害产业的前途与工程；（四）工人要扩大工会的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人范围内的琐事。当时在“二七”事变以后，全国各地工会均遭解散，这一个工会很孤立的巍然存在，如海中孤岛。整个形势要求工会的方针暂时退却与防御，然而工人要求进攻，这种情形将我苦闷欲死。

资本家为了生产减低，逼着工会，多方责难工会不应减低生产，在工人中进行解释说不清，无法只得在会议通过后去阻止工人早下班。结果甚至工人和阻止下班的纠察队冲突，李立三亲自去阻止工人下班，工人要打他，逼得他痛哭流涕离开矿山。我批评工人不要过分，工人要打我，说我被资本家收买，气得我很难受。

刘少奇指出，工人中也有“左”倾错误：“在革命胜利时，要领导群众前进，那不是困难的事，那是最容易的事，最困难的是当时形势不允许工人部分的过于前进，而这部分工人硬要盲目前进，要工人服从整个策略，这就困难，作得不好，便可能弄到自己的群众反对自己。”(5)

李立三走了，刘少奇主持俱乐部工作。他苦口婆心地给工人讲道理。老工人杨万乔回忆，刘召集俱乐部负责人和工人代表开会，刘少奇说：“资本家的利益，好像瓶子里的水，大家都能看清楚。现在我们要倒出一些水，但也得有个法子，慢慢地倒。水太少了，资本家无利可图，自然会反对和破坏的。现在俱乐部好比火车，我们好比司机。前面有障碍，要刹车，不要翻车。我们应该组织生产管理委员会，提倡工人自治，把煤炭生产搞上去。”最后刘少奇用“看住瓶子里的水”来告诫大家：“工人的利益要靠自己来把握。”(6)

萍乡安源煤矿罢工是工人运动中的一部分。尔后开始的京汉铁路大罢工规模更大。但是，安源是一个点，京汉铁路是一大片。这样大规模的罢工必然引起北洋政府和军阀的高度重视，想取得胜利是不太可能的。

京汉铁路是中国南北交通的干线，对北方的京奉、京绥、津浦、正太、陇海各路有联运的关系，对南方尚待完成的粤汉铁路也有联运的关系。它不仅是经济大动脉，在政治和军事上也很重要。京汉铁路员工3万余人，汉口江岸（即刘家庙）、郑州、北京长辛店三个总段为全路的枢纽，各总段都设有机务厂、车务厂以及工务电务等机构，设备齐全。北洋政府一贯视京汉铁路为主要命脉，历任主管交通的大员对这五条铁路，都抓得很紧，尤其重视京汉路，由此形成了交通系。交通系的后台老板是号称财神的梁士诒和交通总长叶恭绰，他们的势力在铁路上星罗棋布，从铁路局长、段长、站长以至工头都是他们的人。

当时直奉战争结束，吴佩孚占据了中原。吴佩孚（1874—1939），字子玉，山东蓬莱人。保定陆军速成军校毕业后在曹锟手下任职，升职第三师师长。1920年，吴、曹直系与段祺瑞的皖系军阀之间爆发了直皖战争，吴、曹得胜，入主北京。

五四爱国运动期间，吴佩孚同情学生，发通电让大总统释放学生。因此，吴佩孚深得国人赞许，被认为是一个爱国军人。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中国，找李大钊、陈独秀联系时，就有“联合吴佩孚”的态度。1922年6月7日，李大钊去保定与吴佩孚会谈。此后，吴佩孚发通电“保护劳工”。尽管吴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工人的权益。

吴佩孚与中共当时有过具体合作。曹锟上台后，交通总长高恩洪是吴佩孚的亲信，对铁路交通业务却是个生手。他为了排除梁士诒交通系的势力，接管铁路事务，增加吴佩孚的财源，要求李大钊给予协助。李大钊介绍了邓中夏、何孟雄等六个党员到交通部，分任京汉、津浦、京奉、京绥、陇海、正太六条主要铁路的密查员，由他们考察铁路上的积弊，淘汰旧交通系的职员，以便高恩洪能补进新人，达到对各铁路局的控制。邓中夏说：“第一，我们可以免费往来乘车不用花钱，并且任何同志都可以利用免费乘车。第二，六个密查员有百元以上的薪水，除一定生活费外其余归党，职工运动经费得此不无小补。第三，密查员是各路职员最害怕的，因此共产党员得此看护符，不仅不怕人，而且使人怕，得以往来各路，通行无阻。我们在铁路上的工作得到顺利发展，差不多六条铁路都建立了相当的基础。”(7)

1921年11月陇海铁路发生罢工。这次罢工是以铁路工头组成的“老君会”发起的。原因有二，一是员工要求年终发双薪。二是洛阳机务段比利时厂长狄孟殴打工人，工人与他理论，狄孟悍然开除20余人，激起民愤。陇海路职员游天祥鼓动“老君会”工头罢工，而员工亦以共同利害关系，便一呼百应地于11月20日罢工了。

消息传到北京，李大钊主持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负责人开会，大家认为陇海路没有党组织，需要去帮助他们。罗章龙奉命前往郑州，为其出谋划策，促成郑州、徐州、开封几个“老君会”帮派团结起来，组织陇海铁路总工会，团结一致坚持斗争。因为罢工的原因比较单纯，所以也易解决。11月26日，陇海铁路罢工取得胜利，全线很快就复工了。但是吴佩孚派秘书到铁路工会警告负责人：以后不得再挑起罢工。

1922年底，京汉铁路工人联合，谋划成立总工会。京汉铁路是中共工人运动的重点，张国焘、罗章龙已经在长辛店建立了工会和工人夜校，有了基础。汉口劳动组合书记部是陈潭秋、包惠僧负责，也找江岸铁路段工人开展工作。

1922年8月，京汉铁路工人联合起来，长辛店、郑州、江岸等地工人准备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各地工会负责人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会议，决定了总工会筹备会的负责人：杨德甫为委员长，凌楚藩、史文彬为副委员长，项德隆为总干事，吴汝明为副总干事，全路15个大站，每站有筹备委员一人。起草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章程草案，征集全路工人的意见。

1922年底，工会筹备委员会在江岸举行会议，决定1923年2月1日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事前对全国各兄弟工会发出请柬数十份，1月下旬总工会已经开始办公，这些情况，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事先报告京汉铁路管理局，得到同意，准备事项也都安排好了。然而，一场激战也即将开始。

京汉铁路的收益是吴佩孚军队的经济来源，他无论如何不能允许工人运动的发展。1月28日下午，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率领警察多人到总工会宣布吴佩孚的电令：禁止在郑州举行总工会成立大会。工会方面以事前得到京汉铁路管理局的同意，不为所动。吴又电令郑州驻军师长靳云鹏对工会活动切实监视，事态变得严峻。郑州总工会代表李震瀛同吴佩孚见过几次面，他提出派代表去同吴佩孚谈判。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可以一试，于是推举杨德甫、凌楚藩、李震瀛、史文彬、李焕章五人去洛阳见吴佩孚。

吴佩孚接见了工人代表，语气相当严厉：“京汉铁路的员工，都是我的部属，只要于你们有好处的事，我哪一样不同意呢？现在民气是太嚣张了，我是军人，有保卫国家维持治安的责任，我不准在我的防地内有任何骚乱。我已下了命令不准开会，军令如山，你们不知道吗？我准你们成立工会，就是不准你们开什么成立大会，免得动摇人心，招致叛乱。”

杨德甫、凌楚藩、李震瀛的答复，虽然语气很委婉，骨子里还是很硬：1.根据约法，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2.“劳动立法，保护劳工”的通电是你发的，不能出尔反尔；3.大会筹备很久，京汉铁路管理局已经同意，各地的代表大部分已到达郑州，会不能不开了。

吴佩孚答复也很强硬：“这些道理我还不懂吗？我的话已经说尽了，你们若说一定非开会不可的话，那我可就没有办法了。”(8)

杨德甫等回到郑州，向总工会汇报情况。这时，张国焘作为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也到了郑州。大家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不问成败利害，照原定计划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

2月1日早上，京汉铁路16个分会的代表共计65人，还有京奉、津浦、道清、正太、京绥、陇海、粤汉铁路各段各厂的代表共60余人参会。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全国各地工会代表有武汉工团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汉口人力车工人工会、汉口英国香烟工厂工会、扬子铁厂工会、武汉机器工厂工会、武汉电话工会、建筑工会等30多个团体，代表300余人。武汉学生联合会的男女学生代表及新闻记者30余人。会场在市中心区的花地岗五庆里一个戏园——普乐园里，大家欢天喜地，准备迎接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9)

这时，郑州当局宣布紧急戒严令，沿街排列武装士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普乐园的会场已被军警查封了。上午10点，各地代表捧着对联、匾额，向普乐园进发。各路人马汇集在普乐园门口，破门而入，主席走上主席台宣布开会。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率领一队武装警察占据大会主席台，当众宣布奉命严禁开会。张国焘和工会领袖们走上主席台与之理论，要求让工人们举行一个简单的成立仪式，并不正式举行全体大会，以求两全。黄仍不许可，并用威胁的口气限工人五分钟内解散，否则将有流血事件发生。

张国焘见情势紧急，即向各工会领袖建议：为避免流血起见，总工会的成立仪式和全体大会可以改时改地举行，现在不必僵持。领导人接纳了张的建议，但与会群众不服，不肯解散。总工会秘书李震瀛愤慨之下，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万岁！”黄殿辰跑上去捂住李的嘴不许他再叫，台下群众大声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万岁！”以示威的姿态离开了会场。

工会方面已经让了步，但黄殿辰还不罢休，指挥军警夺去工人们抬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大招牌，捣毁了各方面送来的庆贺礼物，这激起了工人们的愤怒。工会领袖们举行会议，一致主张应立即罢工。各地代表中来自武汉的最多，主张亦最激烈。他们一致议决：将京汉铁路总工会机关移往汉口，立即罢工，并保证武汉各工会将罢工响应。

张国焘是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但他不公开身份，决定杨德甫为罢工委员会的委员长，凌楚藩、史文彬为副委员长，项德隆为总干事。高彬、姜海士、刘文松在郑州，吴汝明、史文彬、洪尹福在长辛店，林祥谦、罗海澄、曾玉良在江岸执行总工会的命令。

2月2日，工会的代表坐着路局特挂的两节专车南下到汉口，召集当地中共党员和各工会负责人开会，大家认为罢工是可以获得胜利的。会议决议：一、京汉全路于4日开始罢工，其他各铁路和各地工会则于京汉路罢工后，再行罢工响应，罢工日期由京汉路工会看情况演变而决定；二、京汉铁路总工会迁移至汉口江岸车站，组成此次罢工的指挥部。(10)

当时不仅张国焘，各位工会领袖都乐观地认为只要罢工，吴佩孚就会让步。当时所有人都对中外反动势力和军阀的镇压估计不足，这是京汉铁路大罢工迅速失败的主要原因。(11)

京汉铁路全线总罢工对北京政府和外国资本都是致命打击，他们绝对不会让步。大罢工后，列强驻北京公使团召开紧急会议，向北京政府提出严重警告，怂恿北京政府立即采取武力手段镇压罢工。京汉铁路管理局局长赵继贤也向吴佩孚告急，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压力下，吴佩孚向工人举起了屠刀。

2月6日，萧耀南接到吴佩孚的电报，如果工人不服劝导，马上使用武力制止。萧耀南立即布置军队行事，并且让参谋长张厚生在2月7日派人到总工会声称谈判。

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办事处当时就在汉口江岸车站，张国焘、杨德甫、项德隆等都住在这里。江岸车站旁是京汉路南段车辆修理厂，几千铁路工人都集居在附近，形成一个工人村。京汉路江岸分会就设在这个村庄中间。

6日，湖北工团联合会在汉口举行示威游行，到江岸来慰问京汉铁路罢工工人。1万多工人群众聚集在江岸分会的大广场上，高呼“力争工会组织自由”，湖北工团联合会的发言人当众宣布：要求政府立即接受京汉路工人的要求，否则武汉工人将一致罢工。

这天傍晚，张厚生派了一个部属来到江岸分会，自称是省长公署的参议，向工会里面的工人代表说：政府愿意与工会代表谈判，解决这次罢工的事件，谈判时间为7日下午5时，希望工会提出代表名单，明日在这里开会。湖北省长公署将同交通当局的代表到这里来正式谈判。那位参议外表正常而友好，未露出任何破绽。

总工会得知后，大家都很高兴，认为政府面临工人罢工，不得不让步了。张国焘认为可能有诈，提议谈判代表和工会负责人先藏在村里，等政府的代表真的来了，没有异常情况，工会的代表才能前往出席。他的建议为大家接纳，并按此部署一切。

7日下午，总工会谈判代表都聚集在秘密地点，江岸分会的会所布置整齐，由江岸分会会长林祥谦、秘书项德隆和一些工人在那里招待。但到了约5点半钟的时候，枪声响起来了。工人跑来报告：大批军队由江岸车站下车，分几路包围村庄。先头部队占领江岸分会，军队挨家挨户搜查。张国焘意识到危险，下令所有负责人迅即离村，前往汉口法租界某茶楼集合。

枪声越来越密，工会负责人分途从小路离村，张国焘跟着京汉铁路总工会会长杨德甫最后离开。杨德甫路熟，前面带路；张手提着一个竹筐，化装成小贩。到了大路口，有几个武装士兵在那里把守。张国焘走过去时，两个士兵用枪指着问他是不是铁路工人，张自称是卖花生的小贩，才逃离了这个恐怖的村庄，急步向汉口进发。(12)

当时，江岸分会会长林祥谦在会所里等候谈判。进来一个军官说：“请你们去通知大家到工会来开会，我陪林会长等你们。”林祥谦愤慨地说：“光天化日之下，正正堂堂的集会结社，我们有罢工的自由。我只知道执行总工会的命令，其他一切，我都不管。”他此时已经失去自由了。

没多久，车站上发出集合的号音，大家还以为军队要撤退了。不一会，工会周围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有1000余人。第二次的号音响过，军队冲进了工会和各厂，逮捕工人。士兵把林祥谦、李开元等13人由工会绑到江岸车站，绑在车站的电线杆上。

一个军官带着几个手拿大刀的士兵问林祥谦：“你还不下复工的命令吗？”

林祥谦愤激地高声说：“你们蛮不讲理，暗无天日，要杀就杀，老子无话可说。”

军官指挥大刀队在林祥谦的左肩上砍了一刀，然后再问：“上工不上工？”

林祥谦大声说：“不上！”

那军官令再砍刀，怒声喝道：“你到底下不下上工命令？”林祥谦忍痛大呼：“上工要总工会命令，我的头可断，工不能复！”

此时，项德隆率领工人纠察队百余人，冲进车站营救林祥谦。指挥的军官一声吆喝，军队枪声四起，弹如雨下，江岸车站成了战场，枪声、喊杀声、妇孺哭声，混作一团。林祥谦被乱刀砍死，一部分纠察队员被乱枪打死在江岸车站。纠察团副团长曾玉良受伤后，抓住一个持枪的士兵，扭作一团，拳打脚踢。曾玉良臂力过人，像一只发狂的老虎。一个军官拔出手枪，连发数枪，曾玉良与那持枪士兵同时中弹死去。项德隆死里逃生。事后调查，这天共有37个工人被害，林祥谦被枭首挂在电线杆上。当天还有80余名工人被捕，这就是轰动全国的江岸“二七”血案。(13)

在镇压江岸工人的同时，萧耀南下令逮捕并杀害了施洋。军阀在京汉铁路各站都开始了军事镇压。军阀知道京汉铁路工会主要力量仍在北段，只有破坏长辛店基地，才能解决罢工问题。2月6日深夜，曹锟的部队在长辛店把罢工主要领导人都逮捕了，然后郑州、信阳等十几个车站工人先后遭到逮捕和屠杀。

2月6日晚，长辛店情况紧急，史文彬等捎来口信，让罗章龙速往长辛店商量。7日拂晓，罗章龙赶到长辛店，只见屋内外挤满了人。原来是拂晓前，当地驻军闯入工会，将史文彬、吴雨铭等11位工会领袖捕去，关押在火神庙军营。罗向大家说：“军队无理捕去我们工会委员，咱们大伙应该一齐起来，去把他们要回来。”于是大家立即动手写了旗帜标语，工人纠察队副队长葛树贵吹哨集合纠察队，群众队伍高举标语旗帜，向火神庙进发。一路高呼口号，声势极为浩大。

队伍到火神庙将警署包围，不久军队即向工人队伍开枪。双方搏斗，弹雨纷飞，当即牺牲的有葛树贵等五人，负伤29人，又被捕去王永福、刘炳波等20余人。罗章龙负伤后被救出。这就是长辛店“二七”惨案经过。(14)

史文彬等被捕的“二七案犯”30余名，被押解到保定直鲁豫巡阅使署军法处审讯。军法处法官追问罢工为谁指使，党羽为谁？幕后人物为谁？工人坚不吐实，只申辩工会为拥护自由民主，为约法而罢工，不知其他。军法官冷笑着说：“你们工人都是老粗，懂得什么约法？显然是受共产党利用，受北大学生利用。你们只要供出书记部主持人姓名、住址，政府把他们抓起来，就可以释放你们出去。”工人们故作不知，法官说：“主犯未获，不能结案，你们就不能出去。”他们被转到保定监狱，直到1924年10月冯玉祥北京政变，曹锟直系军阀倒台后，才由党营救出狱。(15)

张国焘和杨德甫从江岸脱险后，讨论对策，大家认为在目前严峻形势下，就应迅速地退却，只能让工人复工。张国焘草拟了一个复工命令，主要精神是：“我们的敌人，既用这样大的压力对付我们，全体工友为保全元气以图报复起见，只好暂时忍痛上工。须知如此才有报仇之日，才有打倒敌人之日。”传达命令后，张国焘知道武汉已无法停留，于是乘船先到南京，然后坐火车回到北京。

痛定思痛，张国焘向上海的陈独秀和马林报告。他认为职工运动是中共的本钱，“二七”罢工失败后，这股本钱已经是十去其九。工人运动的工作中心已不在北方，现在应当加强上海、广州等处的工作，进一步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

中共中央根据张国焘所作的“二七”罢工的报告，研讨党的策略得失时，陈独秀曾提出疑问：我们事先是否有方法避免这次屠杀？马林认为这次争取自由的罢工是无产阶级的要求，应当积极促成的；在遭到“二七”屠杀之后，实行迅速退却，也是应当采取的正确步骤。他认为，中共已是成长起来了，它能将大量的工人组织在工会里，能发动争取如此规模的罢工，是很大的成绩。但是中共深刻认识到：手无寸铁的工人斗不过武装的军阀，唯有大力扩展革命力量，才有革命胜利的可能。此后，国共合作的意向提上了日程。(16)

“二七”惨案，吴佩孚公然下令镇压罢工的铁路工人，李大钊悲愤交加。他立刻写信给白坚武，宣布绝交，对吴佩孚更是深恶痛绝，将其视为革命事业和人民的仇敌。国共合作的北伐，就是以打倒吴佩孚为目标。

经过“二七”斗争洗礼，一批工人共产党员成长起来。李震瀛、史文彬都成为工运领袖，在1928年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项德隆改名项英，1928年7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但杨德甫跑到东北，脱离了革命。

罗章龙后来写了一本10万字的《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原原本本地记录了京汉铁路大罢工和“二七”惨案的详细经过，是研究这个历史事件的第一手资料。这本书在广东由共产党人办的出版社印了几千册，在全国广泛流传。

1924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见孙中山，向他提出国共合作问题。孙开始对同共产党合作理解不足，马林就把《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和《向导》等刊物送给孙中山看。孙看后对身边人说：“我想和共产党合作，你们却不赞成。你们自高自大，自以为有军队，有广州地盘，瞧不起共产党，而实际上共产党力量比我们强的地方很多。我当年开始搞革命时，策动群众，少则百、八十人，多不过几千几百人。你们看共产党发动群众斗争，动不动就是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人。二七罢工就是例子。从这一点看，我们还不及共产党。”孙中山从中国南北多次大罢工中认识了共产党的群众基础。所以，后来马林再访孙中山时，孙对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和评价，国共双方在平等基础上开展了革命合作。(17)

(1)　《罗章龙回忆录》上册，美国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57、90页。

(2)　刘少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载《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5页。

(3)　刘少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载《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9页。

(4)　李寿铨：《药石轩日记》，载《萍乡文史资料》第1辑，1984年印，第81页。

(5)　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载《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91页。

(6)　中共萍乡煤矿委员会宣传部编：《红色的安源》，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第142页。

(7)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载《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4页。

(8)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载《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00页。

(9)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2—104页。

(10)　《“二七”大屠杀的经过》（1932年2月），载《中国工会历史文献》，工人出版社1981年版，第47页。

(11)　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35页。

(12)　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页。

(13)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载《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07页。

(14)　《“二七”大屠杀的经过》（1923年2月），载《中国工会历史文献》，工人出版社1981年版，第50页。

(15)　《罗章龙回忆录》上册，美国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

(16)　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36页。

(17)　《罗章龙回忆录》上册，美国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