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国共合作

第13章　国共合作

◎　陈独秀和李达、李汉俊的龃龉

◎　马林营救陈独秀

◎　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

◎　孙总统广州蒙难记

◎　中共西湖会议决定国共合作

◎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　鲍罗廷担任顾问

◎　共产党参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围绕《宣言》的斗争

◎　李大钊表明中共立场

◎　国共合作组成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　共产党有了合法地位和广阔空间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担任总书记。但是中共的发展并不顺利。

陈独秀写文章、编杂志是好手，但是领导一个党，并不在行。仅仅半年，建党的两位骨干李达、李汉俊就和他闹翻，相继离去。

1921年7月，中共一大以后，中央工作部成立，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陈独秀任书记，李达负责宣传工作，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9月，陈独秀辞去广东教育厅长之职，回到上海开展工作。他住在老渔阳里二号，他的家属住在楼上，中央三人开会在楼下客堂。三人办公很简单，9月至11月这三个月内，经常讨论向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洛夫（他们住在公共租界）汇报工作问题。12月马林和尼可洛夫回莫斯科去了。1922年1月，张国焘在上海北成都路一座单幢房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遭到英捕房的询查，之后他回了北京，和邓中夏主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央工作部只剩下陈独秀和李达两人。李汉俊也在上海帮着工作。

李汉俊先和陈独秀闹翻了。李达回忆：“1921年2月，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到上海，李汉俊看到草案上主张党的组织采中央集权制，对陈独秀甚不满意，说他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独裁。因此他也起草了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了李汉俊这个草案，大发雷霆，从广州来信责备我一顿，说上海的党员反对他。从此以后，陈独秀和李汉俊二人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1)

1922年春，李汉俊因与陈独秀意见分歧，回武汉找了份教书的工作，再也没有回上海。1923年“二七”血案之后武汉处于白色恐怖之下，他与陈潭秋等失去联系，实际上脱了党。北伐军到武汉后，他到国民政府里任职。

李汉俊、张国焘都走了，李达与陈独秀的矛盾随之凸显出来。

李达对陈独秀的霸道实在不能容忍，他说：“陈独秀也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领袖欲极强。每逢同志们和他辩论的时候，他动辄拍桌子，砸茶碗，发作起来。记得当时派赴郑州做铁路工人运动的李震瀛寄来了一个详细报告，他看了最初几行，就大发牛性，接连砸破了两个茶碗。陈独秀文笔好，文章写得流利，胡适也推崇他，青年人很崇拜他。党内叫他老头子，中国的列宁。他的领袖欲很强，动辄拍桌子骂人。当时我说：你这个家伙要有了权，一定先杀了人以后再认错。由于跟陈独秀搞不好，1922年，我就到湖南去搞自修大学，这次是毛主席让我去的。”(2)

李达离开了中央，陈望道也是1922年初被陈独秀“骂”走的。这些知识分子自尊心都很强，也有当教授的水平，凭什么受你陈独秀的气！这些建党骨干的离去，确实非常令人惋惜。(3)

陈独秀和李达、李汉俊等党内同志不能和谐共事，和共产国际代表也未能搞好关系。1921年9月，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第二天，马林就会见了陈独秀。接连谈了两次，马林强调共产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下属的支部，中共的工作应在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时期，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暂时保持中俄两党的兄弟关系，等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国际援助。

按照中共一大规定的组织关系，中央工作部的三个人每周要向国际代表汇报工作，但陈独秀并没去过几次。陈独秀坦言：“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4)

此时张太雷也到上海，做马林与陈独秀之间的翻译和联络。有一天张太雷以马林的口气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不能例外。”陈把桌子一拍，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说完，拿起皮包很气愤地走了。(5)

马林看到陈独秀这种态度，以第三国际代表的名义，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要陈独秀再考虑考虑，改日再谈。陈独秀接到马林来信，尚未作回复，就在家里被法租界警方逮捕了。

1921年10月4日下午2时许，有三个“白相人”从前门闯入陈宅，先说要见陈独秀，又说要买《新青年》。陈独秀见情形不对，想从后门出去，但后门已有人把守，无法脱身。一会儿来了两部汽车，把陈独秀和他夫人高君曼以及在场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一共五人都押到法租界巡捕房。屋里的《新青年》等印刷品和革命书籍也被搜去。到捕房后，陈独秀自称王坦甫，其他人也都报了假姓名。不久褚辅成和邵力子去陈家访问也被捉起来，褚辅成一见陈独秀就喊道：“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们捉到这儿来了！”这一下陈独秀的身份暴露了，法国巡捕查明褚辅成、邵力子两人身份后，将他们释放。其余五人关入牢房。

这一次，法国巡捕房是以“过激党”罪名逮捕陈独秀的。1921年10月11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内务事务官木下义介致东京内务省警保局长汤地幸平的情报说：

陈独秀曾被法国官宪逮捕过，他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因孙洪伊的介绍，就任广东共和政府的教育厅长。在任中，他提倡过激的无政府共产主义。陈在广东呆不下去回上海后，不久前被逮捕，并被照相、留指纹。历来法国官宪对待此种被告人极其宽容，只照相，很少有留指纹的。而这次竟破了先例，甚至检举，这实为罕见。(6)

10月5日，会审公堂预审，陈独秀表示：“既然是为我的事，一切责任由我负责，高君曼是家庭妇女，家里还有孩子，请予释放。其余这三位是来看我的客人，也请予释放。”经法庭考虑，高君曼准予释放；其余三人待调查审理明白后再处理。退堂后回到牢房，陈独秀对三人说：“马林给我的一封长信如果被搜出来的话，我可能要判七八年徒刑，我打算坐牢。你们三个人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出去继续干，不愿干也不必勉强。惠僧出去后仍回武汉工作，杨明斋仍当翻译工作，柯庆施还是去上学。”(7)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各大报纷纷登载。马林请了法国律师巴和承办这个案子。巴和大律师的诉讼费用不菲，马林为了营救他们，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包惠僧说：“第三天下午，陈独秀被保释出去。我们三个人被关到第五天黄昏时，才来了一个陌生的人来办保释手续，把我们随身携带的东西和钱都还给了我们。”(8)26日，法庭结案：《新青年》和《共产党》被取缔，禁止出售；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等出狱以后，才知道马林为营救他们作的努力。陈独秀是个很重感情的人，经过这次患难，陈独秀对马林非常感激。他们和谐地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解决。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但是要发展成一个全国性的大党，不是短时期能办到的事情。共产国际需要中国革命运动尽快扩大发展，于是主动谋划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

1920年11月，维经斯基在上海拜会孙中山，试探俄国与孙中山合作的可能性。孙中山询问了俄国革命的情况，但是惋惜“广州的地理位置使我们不能和俄罗斯建立联系”。这次会见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因为孙中山得到陈炯明的支持，正要回广州去当非常大总统。

陈炯明（1878—1933），字竞存，广东海丰县人。早年参加同盟会，还参与过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后，1911年11月广东“和平光复”，任广东副都督，后为代理都督。1913年7月宣布广东独立讨袁，失败后逃往香港。1915年12月回到东江一带，组织民军起义，在惠州成立广东共和军，自任总司令。后到上海，参加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取得孙的信任。1917年朱庆澜任广东省长，任命陈为省长亲军司令，这样陈拥有了20个营的兵力。12月，孙中山任命陈为“援闽”粤军总司令，经十个月奋战，占领闽西南20多个县。陈炯明把潮汕与闽西连成一片，又致力“刷新政治”，提倡“新文化”，政治表现相当进步。

于是，孙中山依靠陈炯明的军事力量，要他打回广州。1920年8月，陈军进攻广州，赶走军阀岑春煊。11月28日，孙中山带着他的班子从上海回到广州，宣布建立军政府，任命陈炯明为陆军部长兼粤军总司令。1921年5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陈炯明为内政、陆军部长，这是孙、陈合作的蜜月期。

但是不久，孙、陈的矛盾就显露出来。孙中山的计划是迅速平定广西，将粤、桂、滇三省力量连成一片，出兵北伐，实现统一。陈炯明是个地方军阀，他只想把广东的事情搞好，实行“联省自治”，认为北伐根本就是异想天开。

1921年10月，孙中山召集广东、广西和云南各路军队准备北伐，陈炯明态度消极，据守广州，对孙中山虚与委蛇。12月，孙中山从广州前往桂林，打算借道湖南，北上与吴佩孚交战。

在此期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从上海到广西会见孙中山。马林在桂林停留了九天，与孙中山进行了深入交流。孙介绍了他的革命经历，马林介绍了俄国革命的经验。马林向孙中山提了两条建议：一、组成一个能联合各革命阶级，尤其是工农大众的政党；二、要有真正的革命武装，应设立一个军官学校。而孙中山“得知彼邦政情，心向往焉，联俄之议以起”。(9)

孙中山在桂林又是演讲又是视察，但各路军阀反应消极，没人愿意北伐，于是孙中山命令各军开回广州。陈炯明慌了，认为孙中山回来要夺他的权。这时发生了粤军参谋长邓铿（仲元）被刺杀的事件，陈炯明有口难辩，把他的军队从广西调回广州，自己请辞去广东省长职务。

孙中山回到广州，一个重大收获就是掌控了驻黄埔港的海军舰队。这些海军原属北洋，以福州马尾出身的军官居多。他们见广东形势不稳，于是想叛变投北。孙中山得知后，派温树德、陈策率领部队接管黄埔舰队。舰上官兵做了内应，夺取弹药库，双方激战后，黄埔港停泊的肇和等舰和白鹅潭的永丰等八艘军舰全部被革命军缴获，旧舰长均被俘。孙中山任命温树德为海军司令，冯肇宪为永丰舰舰长。后来孙中山蒙难，海军起了保护作用。

1922年5月8日，孙中山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然而叶举并不领情，5月20日，他率领粤军突然开回广州。粤军一派要求陈炯明马上从惠州回广州统管大局；另一派则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的态度过于软弱。因陈炯明治理广东颇有政绩，威信较高，当时民意抱怨孙中山的北伐计划劳民伤财，舆论多倾向陈炯明一边。

6月1日，孙中山率领两个营的警卫，从韶关返回广州。6月2日，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由于孙中山在护法运动中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下台，和平统一的时机到了。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200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呼吁孙履行下野的承诺。但是孙中山拒绝辞职下野，顿时社会各界大失所望。

6月12日，孙中山在接见广州各报记者时宣称：陈的部队必须在10天内撤出广州城外。若他们置之不理，时间一到，我将用大炮发射有毒炮弹轰击他们。那样的话，他们60个营的兵力会全部完蛋。(10)

孙中山的讲话对陈炯明部下的军人来说不啻为恐吓。陈炯明、叶举召集部下密谋，约定发动叛乱。6月14日，廖仲恺被陈炯明诱捕，在一个兵工厂关押了62天。15日，叶举发通电要求孙中山履行诺言下野。种种迹象都表明陈炯明要叛乱了。

当天夜里，孙中山部下林直勉到越秀山粤秀楼报告孙中山陈部密谋叛乱的消息。当时总统府卫士仅50余人，武器仅有30支手机关枪，子弹万余发，处于绝对劣势。林直勉和卫队长姚观顺力劝孙中山赶紧离开。孙中山化装穿上长衫，在林直勉保护下出越秀山，到海珠岸边，乘小艇渡河往海珠军部。温树德部长赶紧安排孙中山乘小轮到白鹅潭，登楚豫舰。孙中山安然脱险。

孙离开总统府之后，叛军才开炮虚张声势，围攻粤秀楼和总统府。警卫团叶挺营坚守总统府前门，薛岳率部固守后门，战斗持续了10多个小时，警卫团保护宋庆龄突围。叶挺全营在前面开路，薛岳率领机枪营殿后，将宋庆龄送到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所住石屋。警卫团被冲散后，薛岳带着部分警卫团战士到珠江永丰舰，守卫在孙中山身边。

对于陈炯明的叛乱，孙中山怒不可遏，换乘吨位最大的永丰舰，沿珠江向叛军开炮。双方形成对峙。陈的叛军占据广州市区，孙中山依靠海军舰队固守黄埔岛。对峙到29日，蒋介石从上海赶到，登上军舰协助孙中山指挥。

蒋介石（1887—1975），原名志清，后改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出身盐商家庭。1906年中学毕业赴日本，入东京清华学校，结识陈其美。1906年末回国，1907年入保定陆军学堂。1908年赴日，入东京振武学校并加入同盟会。1910年冬毕业后，入日本陆军为士官候补生，投身革命获得孙中山的器重。辛亥革命爆发后，蒋介石回上海，任沪军第五团团长。1912年1月受陈其美派遣，收买歹徒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案发后避往日本。

1916年5月陈其美被刺，蒋介石失去靠山，加入黄金荣、杜月笙的青帮。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建立军政府，蒋介石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参谋长。因受粤军将领排挤，遂离职滞居上海。1920年7月，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蒋介石等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建了“恒泰号”，在股市获利不少。1922年初，股市猛跌，“恒泰号”以失败告终。这时，南浔富豪张静江鼓励蒋介石去投奔孙中山，去革命才有出路。此时正好赶上孙中山广州蒙难，蒋介石在关键时刻来到孙中山身边，从此被孙中山倚为心腹。蒋介石在军舰上还写了一本《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表现他对孙的忠诚，令孙大为感动。

蒋介石协助孙中山指挥作战，试图以永丰舰从黄埔港溯珠江干流而上，攻占珠江要冲白鹅潭，然后可以炮击叛军，夺回广州。(11)经过一番激战，孙中山占据了白鹅潭，与叛军对峙，等待许崇智等北伐军从韶关回师广州。陈炯明看到这步棋，指挥部队北上阻击。孙中山眼看援军来不了，他的舰队孤掌难鸣。8月9日，孙中山在蒋介石等陪护下，登上英国军舰到香港，然后换乘邮轮于14日抵达上海。

这一次，孙中山元气大伤，他总结失败的教训：依靠军阀干革命，终归是没有出路的。

坏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转为好事。国共合作的契机出现了。这不是单方的一厢情愿，而是双方的共同愿望。

当时，马林感觉到共产党力量的弱小，尚不足以掀起革命高潮。经过桂林之行与孙中山的接触，他有了国共合作的设想。1922年8月底，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开了一次特别的会议。参加者有陈独秀、李大钊、马林、蔡和森、张太雷、高君宇和张国焘七人，主要讨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马林作主旨发言，他建议中共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

张国焘和蔡和森反对马林。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共进去会丧失它的独立性，与国民党建立党外的联合战线是可以的。

陈独秀也反对马林的主张，他强调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会引起许多复杂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李大钊基本同意国共合作的方针，并力求调和党内的争论。

但是马林说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不可改变。中共中央应当服从。陈独秀愕然，因为马林连个招呼都没打过。后来马林给共产国际打报告的时候，把张国焘、蔡和森说成“小集团”。(12)

西湖会议讨论了国共合作方针，当孙中山回到上海后，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分别去拜访他。在孙中山最艰难的时候，只有中共表示要与他合作。孙中山为之感动，认为中共确有诚意，立即表态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几天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张国焘等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持，正式加入了国民党。

当孙中山在上海坐困愁城之时，俄国使者越飞来到上海，向孙中山伸出了援助合作之手。

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1883—1927），俄国犹太人，政治家、外交家。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十月革命后任外交部副部长。1921年7月任驻华特命全权代表。8月到北京，与中国政府谈判恢复两国外交关系。但因中东铁路和苏军出兵外蒙古等问题双方僵持不下，无果而返。1922年8月再次来中国与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谈判。越飞想先建交，顾维钧要求苏俄先从外蒙古撤军，谈判依旧无结果。

这时，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党人的建议，派张继去北京，邀请越飞到上海会谈。此前张国焘在北京向越飞介绍情况，劝他不要相信北京政府，去和孙中山合作。在二张的促成下，1923年1月16日，越飞到上海与孙会谈，26日用英文在上海《大陆报》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全文如下：

越飞君此次在沪，曾与孙逸仙博士会谈数次，关于中俄关系各重要事件，意见一致，而以下列数端尤著：

（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实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切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到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

（二）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国对中国通牒中所列之原则。越飞君当即重新确认此项原则，并向孙博士切实宣称：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对华一切条约及强夺权利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上述各条约中，包括关于中东铁路之各项条约及协定在内（关于此路之管理，上述通牒中第7条曾特别叙述之）。

（三）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始克满意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就目前的实际情况，宜于该路之管理之上，觅一相当办法，且与越飞君同意现行铁路管理法，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不加成见，协商暂时改组。但不得损害两方之真实权利及特别利益。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

（四）越飞君向孙逸仙博士切实宣称（孙博士对此层完全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欲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脱离中国之意思与目的。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中国北京政府庸弱无能，无力阻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敌对行为之发生，而酿成一种较目下尤为严重之局面。

越飞君与孙博士以最为亲挚与有礼之情形相别，彼将于离日本之际，重来中国南方访问，然后赴北京。(13)

此《宣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标志着苏联与孙中山的国民党结成联盟，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没有这个《宣言》，就没有后来的联俄联共，就没有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局面。它既是孙中山的一个重大决策，也是苏联外交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交换。

《宣言》影响最大的是第一条：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越飞完全同意这一看法。孙中山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一半出于对三民主义的信念，一半出于对共产党的担心。所以他一定要用宣言的形式肯定“苏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就是坚持中国要走资产阶级革命道路，不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越飞则出于苏联国家利益的考虑，以意识形态的让步换取孙中山对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的承诺，实现以孙压吴、以南压北。外蒙古的问题，苏俄声明无意使外蒙古与中国分离，孙中山表示苏俄红军不必立即由外蒙古撤退。孙中山的关注在第一条，越飞作了让步；越飞的关注在第三、四条，孙中山作了让步。

随后，越飞与廖仲恺去日本，在热海商谈合作的具体细节。苏联承诺的首先是钱和武器的援助，这正是孙中山最需要的。这时，广东形势发生变化，陈炯明部队退出广州回惠州，粤军许崇智、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部占据广州，欢迎孙中山回来。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从上海抵达广州，建立大元帅府，以蒋介石为参谋长。广东成为国民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一个新局面。

孙中山决心改变依靠军阀的方针，重新改造国民党。当时孙中山最头痛的有四大问题：一、依靠的各路军阀部队极不可靠；二、党内组织涣散，思想很不统一；三、和平统一愿望的破灭；四、西方帝国主义的压制。

基于上述原因，孙中山需要有一个团结的、有战斗力的政党和自己创造的军队，因此需要俄国的帮助和共产党的加盟。1923年10月，他在广州成立了由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五人组成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又以廖仲恺、胡汉民、林森、谭平山等九人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李大钊等五人为候补执行委员，主持国民党的全面改组重建。

中共中央积极配合孙中山，把工作重心从上海转移到广州。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现恤孤院路3号）举行。与会代表30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陈独秀主持大会，马林参加，重点讨论党的工作开展和国共合作问题。据马林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说：

陈独秀报告了草案，大会通过了这个草案。草案指出了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内工作，协助开展国民革命运动的必要性，明确指出我们的同志应该如何开展工作，这就是依靠工农组成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左派。此外还应该在华中和华北开展国民党的工作。对政治感兴趣并赞成国民革命的工人应当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执行我们的路线。共产党应当是一个集中的组织，要关注跨党的共产党采取一致行动。凡把开展国民革命视为己任的工人阶级优秀分子都应该入党。(14)

就在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的关键时刻，一个重要的苏联客人鲍罗廷来到广州。

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1884—1951），俄国犹太人，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04年随列宁到瑞士进行革命。1907年春赴美国侨居，当过工人，在芝加哥加入美国社会党。1918年返回俄国，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23年8月，受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派遣，到中国担任孙中山的政治顾问和国际代表。他的任务是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协调中国各政治集团间的关系，实现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总体战略和政策。

1923年9月中旬，鲍罗廷到达北京，向在京的苏联政府代表加拉罕（副外交人民委员）和中国共产党人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特别咨询了关于国共合作和改组国民党的意见。

鲍罗廷南下先到上海，会见陈独秀等中共负责人，又对中国的政治形势和国共合作问题进行了了解，并讨论他准备向孙中山提交的国民党改组方案的初稿。

10月6日，鲍罗廷带领工作班子到达广州，拿着加拉罕的介绍信去见孙中山。鲍罗廷对孙中山说：我到这里来是为了献身于中国国民革命，而您的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这也是我们的目标；至于共产主义，中国还不具备实行的条件，我们的政策是促进国民革命，我们已指示中国共产党去集中地搞国民革命，而不是共产主义。鲍罗廷的这番话，让孙中山吃了一颗定心丸，脸上现出微笑。鲍罗廷又分析了孙中山多年屡战屡败、党务不能发展的原因：一是党内缺乏组织；二是党军分离；三是党的基础不稳。他向孙中山建议：要以党治军，武力与民众结合，加强对现有军队的政治宣传工作。孙中山频频点头，当即表示与苏联合作，进攻帝国主义支持的北京政府。鲍允诺给予优惠的武器、军需及军事、政治专家的支持，孙中山非常满意。

鲍罗廷不愧是有能力、有经验的老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会见孙中山就获得完全的信任，为他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0月9日，孙中山为鲍罗廷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郑重地把鲍罗廷介绍给与会的国民党要员。18日，孙中山授予鲍罗廷“国民党组织教练员”的委任状。(15)

鲍罗廷住在大东路31号一栋两层小洋楼，人们称作“鲍公馆”。鲍罗廷与在广州的共产党人瞿秋白、谭平山、阮啸仙等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一起研究了改组国民党的方案。不久，鲍罗廷调瞿秋白担任他的翻译和助手。

鲍罗廷的到来，使孙中山坚定了联俄和改组国民党的决心。10月16日，他在国民党党务会议上演说，提出“今后欲以党治国，当效法俄人”。(16)

在鲍罗廷和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积极改组国民党，起草党章，建立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拔各地代表。完成一系列准备工作后，1924年1月20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会议的190余名代表中，共产党员代表有24人，他们是：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张国焘、于树德、李立三、韩麟符、于方舟、瞿秋白、袁达时、赵干、夏曦、胡公冕、宣中华、廖乾五、朱季恂、王尽美、陈镜湖、李永声、谢晋、詹大悲、沈定一、林祖涵、李维汉。陈独秀和刘伯垂因故未出席国民党一大会议。

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身份任大会主席，主持大会开幕式，他致开幕词说：“今天是中华民国的新纪元。从今天起，要把以前的革命精神恢复起来，把国民党改组。”

国民党一大的政治方针是联俄联共。关于国共合作，国民党内的右派极力反对。在开会之前，邓泽如、林直勉等人看到国民党改造方案有允许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内容，于是联名上书孙中山表示反对。

尽管孙中山如此解释，国民党内右派仍持反对立场，以致孙中山一度动摇，想放弃鲍罗廷起草的“国民党一大宣言”。

鲍罗廷认识到：情况是危急的。他对孙中山说：“用纲领代替宣言是不能容许的。纲领需要完成，它应当公布；但无论如何不应和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混淆起来。如果国民党宣言被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那么它将成为以真正革命的国民党为首的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基础。乌托邦的政府纲领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而宣言回答了与中国命运攸关的问题。因此，它必将成为运动指导性的和决定性的文件。”经过长时间交谈后，孙中山下定决心。在下午大会通过宣言案时，孙中山第一个投票表示赞成。(17)

面对国民党内的反对和怀疑，汪精卫同李大钊个别交谈时曾说：“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把一切都讲透比较好。”参加大会的共产党员代表专门开会，李大钊说：“最好公开表明我们的态度，阐明我们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国民党的某些老党员认为，我们参加国民党是要利用他们的经费干自己的事情，是要抢他们的饭碗，占他们的位置。”鲍罗廷建议：“希望当着孙中山的面做这件事情。”大家决定在孙中山出席的全国代表大会第七天会议上发表声明。

1月28日的全体大会上，汪精卫做完关于党章的报告后，方瑞麟提出应在党章第一章第二条加入“本党党员不得加入其他政党”的条文。其理由是：一个党员应只有一个党籍，如果有了一个以上党籍的人，便须脱离一个。这时，李大钊登台，代表共产党发表了《意见书》：

诸位同志们：兄弟深不愿在改造的新运中，潜植下猜疑与不安的种子，所以不能不就我个人及一班青年同志们加入本党的理由及其原委，并我们在本党中的工作及态度，诚恳的讲几句话。

我们相信在今日列强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也就是本党总理所说的次殖民地的中国，想脱除列强的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作国民革命运动不可！若想完成此国民革命的事业，非有一个统一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不可！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而来的。国民革命的事业便是我们的事业。本党主张的胜利即是我们的胜利。我们以此理由，不但自己愿来加入本党，并愿全国国民一齐加入本党。

又有一部分同志提议，本党章程应规定不许党内有党，党员不许跨党。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因为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所以我们只可以一个一个的加入本党，不能把一个世界的组织纳入一个国民的组织。我们可以加入中国国民党去从事于国民革命的运动，但我们不能因为加入中国国民党便脱离了国际的组织。因为现代的革命运动是国民的，同时亦是世界的。

总之，我们加入本党是几经研究，再四审慎而始加入的，不是糊里糊涂混进来的，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吾党的。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不过我们既经参加了本党，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我们所希望于先辈诸同志者，本党既许我们以参加，即不必对于我们发生猜疑而在在加以防制。(18)

李大钊的声明，真诚而恳切，感动了在场的大多数代表，“会场情势几乎顿时逆转”。随后，江伟藩、叶楚伧、李永声、汪精卫、黄季陆、李国瑞、廖仲恺、胡汉民等相继发言，除江伟藩、黄季陆赞同方瑞麟提案外，多数代表都反对方的提案。汪精卫说：“过去吴稚晖、李石曾诸君都是无政府党，我们已承认他是国民党员。如果对于共产党员又不允许他，这是什么道理？”

廖仲恺说：“对于加入本党的人，我们只须问他是否诚意来革命的，此外即不必多问。我们只认他个人的加入，不认他团体的加入。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诸君如果不以为然，请先闭目静思其意何居？彼等亦不是来拖累我们的，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工作的。请大家思之重思之！”

这时，毛泽东请求将党章交付大会表决。主席胡汉民即以“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不必用明文规定于党章，惟申明纪律可也”付表决，多数赞成通过。(19)

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于1924年1月31日正式发表。

这个《宣言》，是鲍罗廷协助孙中山起草，经孙中山亲自修订后发表的。核心内容就是阐述了新三民主义理论。它在总结辛亥革命以来斗争教训的基础上，批判了立宪派、联省自治派、和平会议派等错误主张，指出只有实行三民主义，进行国民革命，才是中国唯一之生路。《宣言》以革命的立场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民族主义主张“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强调“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中华民国”。新民权主义是实行直接民权，国民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权。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新民生主义提出两条纲领：“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反对少数人操纵土地所有权，操纵国计民生，并强调国民党实现民生主义，尤当改善农民、工人的经济地位和生活状况，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20)

这个《宣言》对国民党是脱胎换骨的改造。第一，它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明确了反帝、反军阀，实现民族独立和自由的共和国的奋斗目标。第二，从旧三民主义转为新三民主义，强调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非常接近，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走到了一条路上。所以鲍罗廷以《宣言》为国民党一大的最终目标，意义就在于此。

国民党一大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共选出中央执行委员25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其中共产党员有10人。

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闿、覃振、石青阳、熊克武、恩克巴图、王法勤、于右任、杨希闵、叶楚伧，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

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邵元冲、邓家彦、茅祖权、李宗黄、白云梯、张知本、傅汝霖、张苇村、张秋白、彭素民，共产党员沈定一、林祖涵、于方舟、毛泽东、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

代表大会又选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5人和候补中央监察委员5人。

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谢持。

候补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许崇智、刘震寰、樊钟秀、杨庶堪。(21)

这个中央委员会体现了国共合作，共产党人实现了既定目标。当时中共党员不满千人，在代表中仅占13%。但是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有10人，占24%。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共骨干力量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使中国共产党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924年1月31日至2月6日在广州举行。会议选举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三人为常务委员。中央党部之组织，除秘书处外，另设组织部、宣传部、工人部、农民部、青年部、妇女部、军事部、海外部。各部部长为：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宣传部部长戴季陶、工人部部长廖仲恺、农民部部长林祖涵、军事部部长许崇智、青年部部长邹鲁、妇女部部长曾醒、海外部部长林森。1925年10月，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随后创办了《政治周报》，并亲任主编。

国民党一大的成功举行，使中国共产党有了公开合法的身份，并且有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此后，中共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大革命中的骨干力量。

(1)　李达：《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载《“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2)　李达：《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思想斗争情况》，载《“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4页。

(3)　1927年9月3日武汉白色恐怖时期，汉口《国民日报》刊登李达启事，声称“脱离共产党已有四年”。据此，李达脱党是在1923年初。

(4)　李达：《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载《“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页。

(5)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0页。

(6)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建党前后革命活动留日档案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8页。

(7)　包惠僧：《回忆马林》，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178页。

(8)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1页。

(9)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413页。

(10)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459页。

(11)　蒋介石：《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民智书局1922年版，第24页。

(12)　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207页。

(13)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145—147页。

(14)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15页。

(15)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708页。

(16)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707页。

(17)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813页。

(18)　《李大钊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19)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载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181页。

(20)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4—125页。

(21)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8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