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徘徊与抗争

第17章　徘徊与抗争

◎　武汉中共中央犹豫不决

◎　平息夏斗寅叛乱

◎　许克祥长沙“马日事变”

◎　中共中央内部的争论与斗争

◎　毛泽东的忧虑

◎　共产国际的新指示

◎　罗易泄密

◎　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　大革命失败

◎　刘少奇反思“左”倾错误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在乌云翻滚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人何去何从？遗憾的是，在共产国际的遥控下，中共中央不但没有做出有力的反击，反而自己陷入了矛盾和争论之中，乱了阵脚。

当时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对中共中央的决策很有话语权。北伐时期，他支持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让共产党人在政府中发挥骨干作用。蒋介石开始“清党”后，鲍罗廷更加依靠武汉政权，对汪尽量拉拢迁就。斯大林对鲍罗廷的政策不满，于1927年2月派印度人罗易到中国，以共产国际特使的身份“指导中国革命”。4月罗易到汉口后，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和鲍罗廷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生矛盾冲突，使中共中央内部产生了分裂。

在军事行动方面，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和鲍罗廷主张北伐攻打张作霖；罗易和蔡和森主张立即实行土地革命，巩固湖南、湖北根据地，北伐应该在实行土地革命的条件下进行；张国焘、谭平山主张南征，巩固广东后方根据地；瞿秋白、周恩来、罗亦农则主张东征讨蒋。争来争去没有结果，还是按照鲍罗廷和汪精卫的意见，继续北伐。

宁汉分裂，蒋占据长江下游，上海武汉之间正常的经济往来大受影响。5月中旬以后，武汉地区的财政经济形势急剧恶化。汉口的银行钱庄关门，商人们停止兑换铜元，拒绝中央票币。百姓蜂拥至中央银行挤兑，银行闭门，兵士将群众驱散。工厂也相继停工停产。许多人携家带口逃入租界或乘船东下，仅迁入租界避难的市民即达3800户、4万余人。油、盐、柴、米和日常用品奇缺，价格陡涨。湖北省总工会为稳定社会秩序，向各基层工会发布命令：1.调查各钱庄所有铜元之数量，保证兑换，不得拒绝中央纸币；2.调查收集粮食，供给武汉百姓，不得抬高物价，买米一石内自由交易，一石至五石须得党部、总工会证明；3.禁止码头工人，汽车、马车、人力车、手车工人替人搬家。这些措施带有明显的强制性，不仅未能平息社会动乱，反而搞得人心惶惶。(1)

武汉形势的恶化一方面是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上游的封锁造成的，另一方面也与当时武汉工人运动造成的动荡有关。1927年4月3日，汉口发生日本水兵和民众群殴事件，日本兵开枪造成中国民众死伤。由此引发大规模的抗议和罢工、收回租界的浪潮。总工会号召码头工人罢工，工厂工人和店员要求增加工资，工人和店员参加集会，老板要照发工资。许多外资和民营企业看到如此情况，都纷纷关门歇业，造成大批工人和店员失业。于是国民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工人到共产党的总工会游行示威，要求救济。张铁君回忆：“那时汉口码头工人失业的人数已有一万多人，店员失业的也有五六千人，我们领导好几千失业工人守在友益街省总工会的门前，派代表去找苏兆征、刘少奇及向忠发请求救济，要求立刻发给救济金。他们派工人纠察队出来，想以武力解散请愿的群众，我们码头工人的干部就立刻用扁担为武器来抵抗。并在工会门前大声叫嚣：你们叫我们罢工，现在失业了，你们就不管了吗？后来还是劳工部代表出来保证设法解决，承认码头工人可以提前救济，我们才领导工人退去了。”(2)

十年后，刘少奇对当年工人运动的“左”倾错误也进行了反思。他在给张闻天的一封信中说：“1927年前，工会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作，做得不够，不周到。尤其在工人立法方面，全无建设，是属于右倾。但这并不能证明工人运动中就无‘左’倾。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遍的。”“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这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停业与逃跑，物价的飞涨，物资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随着这种‘左’倾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当时是共产党员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示，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3)

农民运动也出现了失控的局面。据国民党方面调查5月间湖南情况说：“先是共产党大捕彼辈所认为土豪劣绅者，各地监狱为之充满。迨长沙省特别法庭4月5日成立，同时各县特别法庭亦继之成立，至此所谓土豪劣绅之末运已至，而赤色恐怖亦从此开始。”汪精卫6月1日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气愤地说：“照他们这样胡闹，打到湖南，湖南完了；打到江西，江西完了；打到河南，河南又完了。中央只好关门，还革什么命！本主席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国共两党同志都应该明明白白承认的。我们看，农产品被摧残完了，工商业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还革什么命！”(4)

这不是汪精卫个人的看法，而是武汉政府中多数国民党人的看法。武汉政府属下军队中的许多军官，也对农民运动深为不满。这就形成了一个局面：鲍罗廷和中共中央怕得罪汪精卫，汪又怕得罪手下的将领唐生智、张发奎和朱培德。拿枪杆子的军官们认为共产党危害了他们的利益，率先造起反来。5月先后发生了夏斗寅和许克祥的叛乱。

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原系北洋军阀旧部，为萧耀南属下旅长，驻长沙。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占湖南时，他转向革命，受唐生智统辖。1927年初移驻宜昌，改番号为独立第14师，防备四川军阀进犯武汉。当唐生智率国民革命军主力在河南与奉军作战时，夏斗寅却突然叛变，于5月13日发表反共通电，与川东的四川军阀杨森相互配合，乘船东下直逼武汉。

5月18日，夏斗寅部进抵离武昌仅15公里的纸坊。这时武汉十分空虚，蔡和森说：“左派首领皆吓得面无人色，魂飞天外；民众间亦大起恐怖，纷纷逃亡，即工人纠察队亦有逃亡者。”(5)夏斗寅叛军气势汹汹，企图一举推翻武汉国民政府。“一到咸宁，即将在押之土豪劣绅一律放出。该土豪劣绅等，即引着夏逆军队到处捉拿农会工作人员及农友，农友之被拿枪毙者，数以百计。”(6)

为了平息叛乱，武汉国民政府急调叶挺率国民革命军第11军24师以及由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学生、中央农讲所学员临时编组的独立第1师出发平叛。6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亲临前线的共产党员高语罕讲述了叶挺平息夏斗寅部叛乱的战斗经过：“我是5月18日下午8点钟同独立第1师出发，步行到纸坊，已是半夜3点。激烈的战争，是在19日的早晨，打了三点钟，将敌人打退。缴获大炮2门、机关枪2架、迫击炮2尊、步枪无数。乘胜追逐，于下午3点多赶到土地塘，将敌人包围。那时敌人还有1000多名，形势非常危急。因为独立第1师是新编的，有几个缺点：1.平常未作战事训练，身上不带子弹。现在骤然增加了30多斤的重量，走路且感困难，何况是打仗！所以不到半天工夫，都疲倦了。2.没有练习过打靶，上阵之后一齐乱打，把自己的长官打伤许多。3.只晓得单顾自己，不知道同友军联络。4.长官不负责任，找不着他们的影子，学生无法，只好自己来指挥。

因为有这些原故，看看支持不住，纷纷往后退却。叶师长连忙赶上前去，拔出枪来，下令不许后退，谁退就打死谁。但仍是禁止不住，学生们还是往后退，叶师长于是拿枪堵着他们。这样一来，学生们才又归回原地，但已失了战斗能力。叶师长看见形势危急，飞调75团有力的1营，带两连兵冲上去，才将土地塘的车站夺回。在这个时候，敌人的后方又到了一团生力军，但因受到前方溃退的影响，不战而走。自此以后，就没有什么战事。”(7)

夏斗寅被击溃之后，一面向东南逃跑，一面致函武汉政府，声称本人并非反抗中央，完全是要驱逐武汉的赤化分子。希望武汉方面自己觉悟，不要使党赤化。夏斗寅率残部逃入安徽，蒋介石对他进行安抚，任命其为新编第10军军长，驻防安庆。这个番号是空的，夏部已经没多少人马。这次叛乱虽然被迅速讨平，但已显露出武汉政府下属军官们的反共情绪，是一个明显的凶兆。

继夏斗寅叛变后，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叛变。因这一天的电报代韵目为“马”字，故称“马日事变”。许克祥原为陈赓家的长工，后投军做到贵州军阀袁祖铭部旅长，驻常德。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进攻湖南时，他杀袁祖铭起义，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35军33团团长。1927年4月，许克祥率部进驻长沙。

许克祥代表了一批国民革命军中的反动军官。他们仇视湖南农民运动，攻击农民运动“过火”。

许克祥的立场与其上司、第35军军长何键完全一致。在何键指使下，许与长沙的一些军官密谋策划举行反共事变。一个重要情报促使他们下了行动决心。许说：“我得到一个情报，就是共产党决定在长沙‘大暴动’，铲除国民党员，然后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在湖南各县同时‘暴动’。时间大致是决定5月25日。”得此消息后，许克祥决定“先下手为强”。(8)

5月21日晚11时，在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后，许克祥出动1000名士兵，分别包围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和长沙市党部、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工运训练班、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省特别法庭等革命团体和机关。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的武装，将各革命团体、机关抢劫一空，然后加以封闭。释放了所有被监押的土豪劣绅，撕毁了全部有关拥护武汉国民政府、打倒蒋介石、铲除土豪劣绅的革命标语，枪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事变当天，就有百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被杀，长沙顿时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蔡和森认为，许克祥的叛乱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的麻痹大意和指挥不力。他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写道：“湖南马日事变，不是许克祥的功劳，乃是湖南省委负责人及中央特派员指挥自溃的结果。从5月18日以来，省委即知道许克祥将响应夏斗寅。中央特派员及省委负责人，先日分析政治，谓将是唐生智整个的叛变，武汉一定已没有了，以为没有办法抵抗，只有逃赴江西边境去。明日知道河南郑州已下，武汉无恙，则又分析政治，以为许克祥不会暴动了。最后知道许克祥确要暴动，省委乃自行解散，重要人每人发200元，次要100元，各自逃亡，‘藏两个月再说！’”(9)

蔡的指责有偏激之处，但也指出了一些事实。湖南农民协会秘书长柳直荀1928年5月21日给中央写的报告中说：“湖南省委对许克祥叛变，事前有所警觉。20日晚，省委会议为应变起见，决定由薛世纶、王则鸣、林蔚组织秘密省委，发生事变时行使省委职权。原省委几个公开负责人分别转移至湘东、湘西、湘南指导工作，并设法与中央取得联系。21日晨，原省委书记夏曦忽然不辞而别。当晚省委又开会，决定由郭亮代理书记。此会刚结束，事变即发生，省委成员分散隐蔽。郭亮离开长沙到武汉，秘密省委书记薛世纶也不辞而别。”(10)

几天之内，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变，在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共中央引起很大的震动。陈独秀的秘书黄玠然回忆：“陈独秀认为都是农民‘过火’引起的，流露出一种理亏、内疚的心情。事变发生后，蔡和森、任弼时等同志和陈独秀、谭平山等人争论得很厉害。我记得陈曾说过：‘中央开会就像起哄，吵吵嚷嚷的，意见难以统一。而在两党联席会议上党又要表示意见！’很觉为难。回想那时，陈独秀真是六神无主，束手无策，情绪焦躁，慌乱，心情坏透了。”(11)

鲍罗廷则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现在事情是弄糟了，许克祥已经占了上风；如果我们发动反攻，这将是一场战争，既无胜利的把握，又将增加武汉局势的危机。幸好唐生智还不赞成许克祥的行动，许也表示仍然服从唐生智，因此还有转圜的余地。他提议由他会同国民政府的代表，前往长沙先行调查，以期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俾能维持武汉的大局。中共中央在无办法中，也只好接受了鲍罗廷这个建议。(12)

于是鲍罗廷、谭平山、彭泽湘、陈公博等人代表国民党中央来长沙慰问军民，实则一面查办许克祥的叛变，一面查办农运的“过火”。此事是鲍罗廷决定的，罗易是反对的。结果鲍罗廷一行至岳州，许克祥密电驻岳阳的国民党军周磐、彭德怀两团长，把鲍罗廷等四人逮捕与就地枪决（当时彭尚未入党），吓得鲍罗廷等立即逃回武汉。

当时解决许克祥叛变的唯一办法，就是请唐生智出面。唐生智时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湖南省主席等职，大权在握。鲍罗廷极力拉拢唐生智，他再三说：“我的箱内还有草（指苏联对武汉政府之借款），他（唐）还要吃我的草，还不至跑掉。”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撤回武汉的唐生智存有最后的幻想，以为夏、许叛变，唐生智不是主谋，相信他回湖南就能解决许克祥。(13)

唐生智回到长沙，安抚许克祥。许觉得自己只有一团人马，再闹下去也没好处，表示服从唐的管束。而唐也大事化小，给许一个处分了事。回到武汉之后，唐生智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指责共产党和农会在湖南的行为，他的向右转，使得汪精卫也转过来指责共产党。平心而论，陈独秀从心里是不赞成农民运动的。他虽然从事的是唤起民众的革命运动，但广大农民真正起来了，他又怕得要命，属于毛泽东所说的“叶公好龙”之类。

所以，陈独秀一方面尽量迁就汪政权，另一方面下令纠正农民运动中的“过火”行为。1927年6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央通告农字第五号——农运策略》，强调指出：“最近几月以来，革命的农民运动之发展过程里，发现许多无组织的行动。这些行动如自由逮捕罚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均分财物，普通的罚款，往往殃及小地主。此等无组织的行动，自然要引起军官及小地主的反动。使他们联合着农村中较为富裕的分子，实行反对革命的行动。甚至于农民协会之内也发生纷扰，一部分私有田地的农民自己与农民协会相冲。有些地方还实行禁烟禁酒等的‘道德运动’，于是亦用强迫手段，如铲除烟叶等的办法。至于一般‘平产’式的没收财物，罚款式的写捐，更使农民自己相斗，使小商人亦起反感，至于怠工罢业。因而帝国主义、新旧军阀、地主豪绅之金融经济的封锁政策反而容易领导小资产阶级，同向农民协会攻击。因为农村之中的经济日益停滞，以至于牵及国民政府领域内之一般经济商业生活。这种无组织的斗争方法，都带着中国原始的贫民暴动之性质，一概都要努力避免而与以正确的指导。”(14)

而领导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和蔡和森、瞿秋白等人，不同意陈独秀、鲍罗廷打击农民运动、一味退让的立场，中共中央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作为代理中央秘书长的蔡和森感觉很难办。他说：“（中共）五次大会后决定独秀、国焘、维汉三人组织常委，恩来为秘书长，未到前由和森暂代。后因维汉留湘，不知下落，恩来改任军部书记。国焘因事与独秀口角后消极不管事，后又赴河南。因此始终不能成立确定的秘书厅及常委。而独秀又多外面往来之事，立三忙于全总及劳工部；平山忙于农民部；后补秋白为常委，又因病常不能到；而且五次大会后，好几位重要首领牢骚满腹，善使性气，秘书厅工作是最难做的。”(15)陈独秀不能容忍蔡和森这个处处与他对立的秘书长，6月底改由邓中夏接任，蔡和森只好到毛泽东家养病去了。

毛泽东预感到风云将要突变，一场劫难很快就要来临，但自己的主张又不为鲍罗廷、陈独秀等决策者接受。他独自徘徊在武昌蛇山的黄鹤楼前，面对滔滔长江，填词表达他内心的忧虑：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后来，毛泽东解释写这首《菩萨蛮·黄鹤楼》时的心情：“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16)

陈独秀也明白，汪精卫的立场逐渐右转，与共产党的分手是迟早的事情。在这个时刻，敢不敢同国民党决裂，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是中共中央面临的一大抉择。陈独秀后来回忆：

“蒋介石屠杀工农后，国民党日益看轻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汪精卫及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的反动态度与政策日益发展。我在本党的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两党联席会议时说：‘我们和国民党的合作日益入于危险，他们和我们所争的，表面上好像是各样各个小问题，实际上他们所要的是整个的领导权，现在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放弃领导权，或是和他们决裂。’会议上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报告。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最后一次，我说：‘武汉国民党已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了。’当时只有任弼时说一声：‘是的呀！’和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其余的人仍是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提议。同时我和秋白谈论此事，秋白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我又和鲍罗廷商量，他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下去。我自始至终都未能积极的坚持我的提议，一直到此时实在隐忍不下去，才消极的向中央提出辞职书。其主要的理由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17)

这是陈独秀后来的反思，当时他还是和鲍罗廷保持一致，尽量维护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关系，并压制党内与国民党决裂的呼声。

“马日事变”后，形势日益恶化。江西的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在6月5日转向右派。他没有屠杀和关押共产党人，而用“礼送出境”的办法，把在江西政府和军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方志敏等22人召集起来，每人发200块大洋，让他们离开南昌。随后，朱培德宣布南昌戒严，禁止工农运动。

共产国际也在关注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在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面对中国革命的危急局面，斯大林仍认为“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汪精卫是可以依靠的左派。会议最后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提出开展农村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群众，但坚决反对退出国民党，积极参加武汉政府的活动，并不指名地批评了陈独秀对上述问题的动摇态度。

在共产国际会议结束的当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鲍罗廷、罗易和苏联驻汉口总领事柳克斯发出指示电。主要内容是：1.进行土地革命，通过农会从下面实际没收土地，同时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但不能动用军队；2.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做出让步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暂时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3.改变国民党领导层人员的构成，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同时依靠工农组织中的数百万人扩大国民党地方组织；4.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5.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军事法庭，惩办迫害工农的反动军官。这就是“五月紧急指示”。(18)

6月1日，中国共产党收到这个紧急指示。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表示：“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为什么呢？他在后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对当年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了逐条批驳：

长沙马日事变后，国际训令我们的办法是：

1. 土地革命应从下级没收土地，不用国民政府下令没收。然而不要侵犯军官的土地。（两湖的资产阶级地主豪绅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当时两湖军官的本家，亲戚、故旧，而或明或暗受他们的包庇；没收土地若以不侵犯军官为条件，便是一句废话。）

2. 以党部的力量制止农民的“过火”行动。（过去就实行了制止农民的“过火”行动这一可耻的政策，然而事后国际却批评中国党“常常成了群众运动的阻碍物”，指为中国党三个最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之一。）

3. 消灭现在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加上从两湖挑选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军队。（如果能得到这许多军器，为什么不直接武装工农而还要扩张国民党的新军队。又为什么不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既没有工农兵苏维埃，又没有武装工农，试问由什么人用什么方法消灭那些不可靠的将领？想必仍旧是哀求国民党中央撤换他们，国际代表罗易把国际训令送给汪精卫看，自然是这个用意。）

4. 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以新的工农分子代替老委员。（我们既然能够这样自由处分老委员，重新改组国民党，为什么不能够自己组织苏维埃，而必须把工农领袖送到已经屠杀工农的资产阶级国民党里去，替他们装潢呢？）

5. 以知名的国民党员做领袖（不是共产党员）组织革命法庭，裁判反动的军官。（已经反动的国民党领袖所组织的革命法庭，事实上将是谁裁判谁呢？）

所以，陈独秀认为：“企图在国民党内执行这些政策，仍然是幻想的口头上左倾的机会主义，根本政策一点也没有转变，等于想在粪缸中洗澡。”(19)

在这个关键时刻，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竟然把这个电报拿给汪精卫去看。周恩来后来在延安整风时说：“共产国际没有把决议送到之前，先来了一个电报，把这四点告诉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罗易。他收到这个电报后不给中央传达，而拿去给汪精卫看。汪看后怒骂共产国际有阴谋。这种叛变阶级的行为，和十月革命之前加米涅夫的行为是一样的。”(20)汪精卫看了电报，明白了国际指示中共夺权的意图，决心分共了。他后来说：“兄弟看过以后，觉得严重时期已到了。已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做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共产党变做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之一法。正如一只船有两个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走一个，更无他法。”(21)

罗易的泄密，使汪精卫确立了分共的决心。这时，素有“倒戈将军”之称的冯玉祥也开始转向反共。他拿够了苏联的援助和武器，看到蒋介石的力量越来越大，于是决心再次倒戈。6月1日，他的西北军与武汉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在郑州会师。10日，冯玉祥与从武汉北上的汪精卫、徐谦、谭延闿等人举行“郑州会议”。双方在“分共”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冯玉祥主张宁汉联合，汪则决定将豫、陕、甘三省党政大权交给冯，成立开封政治分会，冯为主席。西北军第2集团军改编为七个方面军，人数达四五十万。

6月20日，冯玉祥又与蒋介石在徐州花园饭店举行“徐州会议”，双方达成了联合“清党”的协议，决定合作反共、反苏，并促成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合作。22日，冯玉祥回到郑州，即制定“清党”章程。冯下令：“全军各级政工人员，一律到开封受训及甄别：1.自己报告是否共党；2.凡是共党，一概脱离政治部；3.如有共党仍欲继续国民革命工作者，须宣布脱离共党而誓忠于国民党。”命令既下，首先解职者为中共党员、国民军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另有40余名中共党员被查出。冯玉祥将他管辖地区内的共产党员干部全部“礼送出境”，这使鲍罗廷幻想依靠冯玉祥的计划完全破灭，共产党的处境更加险恶。

在夏斗寅、许克祥、朱培德、冯玉祥等相继反共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仍然把汪精卫、唐生智看成是国民党左派，认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搞好同武汉政府的关系，因此对汪精卫处处采取迁就态度。解散工人纠察队的自杀行为，就是这种错误立场的产物。迁就的结果是不但未能挽回局面，还使整个形势更加恶化。

罗易的泄密，令鲍罗廷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极为愤怒，导致罗易在1927年6月初被调回苏联。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感觉鲍罗廷也不能执行他们的命令，于是派遣两位新代表——纽曼和罗明纳兹来武汉，传达共产国际的新指示。

随着局势一天天恶化，中共中央内部的争论也日见激烈。陈独秀独断专行，对持不同观点的人进行打击报复。蔡和森向中央提交他起草的《两湖问题决议案》，要求组织5万农民军，围攻长沙，解决许克祥。陈独秀训斥他“天天写信唱高调”，撤去蔡和森代理中央秘书长职务，对蔡实行组织惩戒。陈独秀、鲍罗廷在离职前几天还决定调蔡和森到海参崴，调毛泽东到四川，使他们远离中央。在6月27日的中央会议上，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发言批评陈独秀，要求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精神，陈独秀大发雷霆，说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并把团中央所作决议撕碎，弃之于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太雷、瞿秋白赞成蔡和森、毛泽东的主张。6月6日，张太雷发表《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的文章，指出那些“口口声声骂工农的幼稚与过火，把现在武汉政府的一切困难都推在工农运动身上”的论调是错误的。他指出，在当前反革命一齐向革命民众进攻的时候，我们“不应是撤退或解散我们的队伍，而应是整顿与强固我们的队伍。并一变以前无组织的反抗，使成为有组织的抵抗反革命的进攻”。瞿秋白6月13日发表《革命的国民政府之危机》一文，指出当前革命的迫切任务是夺取革命领导权，集中势力进攻新军阀，巩固扩大革命的领域。他对陈独秀拒绝接受蔡和森的建议十分不满，认为“在大敌当前，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绝不能把中央内部的矛盾，全部暴露给蒋介石、汪精卫”。瞿秋白向党内发出警告：“在一些问题上，过多地迁就陈独秀，是会使党的事业受损失的。”(22)

这时，共产国际也预感到汪精卫要与共产党决裂，指示鲍罗廷，对“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之指导权”。矛头指向不听话的陈独秀。鲍罗廷与陈独秀立场接近，对共产国际改组中央的训令秘而不发。他决定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并提议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革命问题。陈独秀知道鲍罗廷此时要推卸自己的责任，并对共产国际先前的政策深为不满。他拒绝去苏联，也表示了与共产国际的决裂态度。

7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亦称“五人临时中央政治局”）。从此，陈独秀不再主持中央领导工作。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挽救中共的办法，作出三项决策：一是决定在张发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发动军事暴动，地点在九江、南昌一带；二是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等省举行秋收暴动；三是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即后来的“八七会议”。

7月13日，中共临时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表示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决裂。《宣言》说：“国民党中央多数领袖公开的赞助反革命军官，一般都是动摇妥协的政策。其结果，使反革命在武汉首都，也筑下巩固的基础。近日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宣言》指出：“本党的观察，认为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多数领袖的这种政策，实足以使国民革命陷于澌灭。这种政策使武汉同化于南京，变成新式军阀的结合与纷争。”“因此一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23)

中共临时中央将《宣言》在武汉街头广为散发，汪精卫终于下决心“清党”。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于7月14日晚召开秘密会议，接受了汪精卫“分共”主张。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举行第20次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汪精卫、孙科、谭延恺、顾孟余、陈公博等17人。会上，汪精卫宣读了罗易提供的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就电报内容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湖南原来“是照着第三国际的训令在那里做，怪不得湖南闹成这个样子”。他指责共产国际“要本党在中央委员之中多增加工农领袖，简直是破坏本党的组织”。武装工农改造旧军队的指示“是根本动摇我们的军队”。组织革命军事法庭“不要CP同志参加，由老党员组织，这就是说，让国民党作刽子手”。与会的孙科、顾孟余等也纷纷发言，一致拥护“分共”。会议根据汪精卫的提议通过三项决定，其中第二项为“中央党部应裁制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实质就是制裁共产党。这次会议是武汉汪精卫政权公开反共的标志，即“七一五”反革命政变。(24)

起初，汪精卫还想“和平分共”。7月16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各级党部发出《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的训令》，称15日的分共提案“完全根据于革命利益，执行纪律，并非妨害共产同志之个人身体自由”，“有对共产分子压迫，妨害其个人之身体自由，意图倾陷者，务即依法严办”。国民党右派军人才不理会什么训令，四处出动，在武汉三镇大捕共产党人。在育才学校、文化书社等处，一日间即捕去20余人。何键的35军于15日占据汉阳，次日又占据汉口。35军一个团长一次就杀害了20多名共产党员。武汉迅速进入白色恐怖状态，共产党无法公开活动了。

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当然不会坐等国民党军人来屠杀。在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前，就已经各自隐蔽起来。郑超麟回忆：“有一天，中央秘书处或组织部通知在武汉的重要党员，告诉他们有立即发生反革命可能，嘱咐他们躲避。与国民党有接触的一切头等和二等人物，一窝蜂到庐山去了。”郑超麟本人没有离开武汉，也不掌握全面情况。张国焘回忆，7月13日前后，鲍罗廷、瞿秋白、刘少奇等人去了庐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毛泽东等转移到武昌的秘密机关。因为武昌是张发奎的4军驻防地，何键的部队过不来，暂时还安全。李立三、林伯渠、恽代英、吴玉章等去了南昌。陈独秀已被共产国际下令免职，就没人关照他了。他14日到汉口一个朋友家里躲避，心情非常沉痛。(25)

鲍罗廷、瞿秋白在庐山策划了举行武装暴动的计划，又接到共产国际指示：新派遣的代表纽曼和罗明纳兹即将到达武汉，令鲍罗廷带领他的顾问团原班人马回国。7月21日，鲍罗廷、瞿秋白回到武汉，瞿立即与鲍划清界限，等待23日到武汉的新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指示。7月27日下午，鲍罗廷与他的顾问团130余人登上汉口开往郑州的火车，经冯玉祥的辖区从西北地区回苏联。临行前，武汉国民政府的要员汪精卫、宋子文等聚集车站，礼送鲍罗廷离去。汪精卫还送给他一封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全体成员签名的致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信，内容是：“鲍罗廷同志自被任本党顾问以来，尽心赞助，厥功最多。今因鲍罗廷同志回国之便，特修此函，证明鲍罗廷同志之工作，为本党同志感念不忘。”(26)国民党给足了鲍罗廷面子，鲍罗廷却神色黯然，一点也打不起精神来。

从“四一二”到“七一五”，蒋、汪相继“清党”。鲍罗廷离去，陈独秀下台，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其实这个失败，只是共产党的失败。国民党依靠共产国际的援助，有了钱有了枪，在共产党的全力帮助下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政权。而共产党最后被国民党一脚踢开，从合法转为非法，遭到国民党的驱逐和捕杀。关于大革命的失败，中共中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归咎于陈独秀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那么大革命的过程中，共产党自身有什么问题和教训？1937年刘少奇在给张闻天的信中反思道：“革命的失败，无疑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除客观原因外），但在失败以前及以前很久，并不是没有‘左’倾错误。这种‘左’倾错误至少帮助了反革命……这个历史教训深入每个同志思想中，如果不正确解决的话，那以后的问题还正多哩！”(27)但是这个声音在当时中共内部，显得太微弱了。

面对国民党的“清党”屠杀，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28)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走上大规模武装斗争之路。

(1)　刘继增、毛磊、袁继成：《武汉国民政府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6页。

(2)　张铁君：《蘧然梦觉录》，台北阿波罗出版社1971年版，第147页。

(3)　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1937年2月26日），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页。

(4)　蒋永敬编：《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225、226页。

(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5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524页。

(6)　《民国日报》（汉口）1927年5月23日。

(7)　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319页。

(8)　许克祥：《马日事变》，台北《今日大陆》杂志总第146期，1961年出版。

(9)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载《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83页。

(10)　参见《有关“马日事变”后农军进攻长沙问题的部分材料》，《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7期。

(11)　《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7期。

(12)　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534页。

(13)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载《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90页。

(14)　《中央通告农字第五号—农运策略》（1927年6月），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56页。

(15)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载《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00页。

(16)　1958年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上的批注。

(17)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载《陈独秀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1页。

(1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99页。

(19)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载《陈独秀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3页。

(20)　周恩来：《关于“六大”的研究》，延安马列学院中共党史教学研究室打印本。

(21)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载蒋永敬编：《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458页。

(22)　刘继增、毛磊、袁继成：《武汉国民政府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45页。

(2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1927年7月13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98页。

(24)　王宗华主编：《中国大革命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53页。

(25)　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554页。

(26)　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418页。

(27)　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1937年2月26日），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5页。

(28)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