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至暗时刻

第16章　至暗时刻

◎　戴季陶的反共理论

◎　国民党右派的西山会议

◎　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

◎　吴稚晖、蔡元培敦促蒋介石“清党”

◎　“中华共进会”对抗“总工会”

◎　“四一二”事件

◎　宝山路惨案

◎　上海共产党人撤往武汉

◎　周恩来隐身礼查饭店

◎　张作霖杀害李大钊

◎　白色恐怖时代开始

北伐战争和国民革命越是走向胜利，蒋介石心里越忐忑不安。

在国民党内部，一直存在着反对共产党和国共合作的右派势力。这些人从思想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先后发表《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部著作，成为国民党右派的理论家，形成了反共的“戴季陶主义”。

戴季陶曾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为什么会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向？因为他通过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与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合。他理解的三民主义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政权。对国共合作，他是反对的。他给廖仲恺的信中说：“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作为酱油和醋，不能作为正菜。”(1)他也意识到，共产党的能量远超国民党，如果国共合作继续下去，国民党一定会被共产党取代。明白了这些，他把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写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中。

他明确指出：“要图中华民国的生存，先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一定要充分发挥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之生存欲望所必须具备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爱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员，三民主义的信徒团结起来。”

他的立场很明确：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可共存，国民党与共产党也不可能合作。因此必须排除共产党，实现国民党的统一性和支配性。

陈独秀看了戴季陶的书，非常愤怒，在1925年9月的《向导》周刊上，发表了给戴季陶的一封长信，回答了他对共产党的指责：

第一，你说我们只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自己的组织。我不知道你这些话从何说起。在事实上，据我所知，原来由国民党加入共产党的很少。比较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2%。比较由共产党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5‰。究竟是国民党帮助共产党发展？还是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发展的？

第二，你说我们这一次在选举中所用的手段，所取的态度，是想要一举把非共产党的排除干净。在理论上，一党中各派选举竞争不一定是坏现象，大家对于选举冷淡反而不是好现象。在事实上，我们因为他种工作忙迫，于国民党代表大会及省党部选举运动都无暇特别注意。至于说想一举把非共产党排除干净，在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不必要的吧。

第三，你说我们只单纯利用国民党政治的保护力和经济的维持力扩张自己的生命。除广东以外，我们不知道国民党在何处有政治的保护力。至于说到经济的维持力，我们更不了解了。我们现在负责地向社会声明，中国共产党各级党部向来不曾和中国国民党发生这种经济的关系。

陈独秀在信中最后说：“戴季陶先生，我也知道必有许多人要利用你的著作做反动宣传。你不应只恨他们利用你的著作，你须仔细想想，你这个著作为什么能够为反动派利用？对于这一点，你须深加省惕。”

对于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共产党也有自己的对策。1926年7月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议指出：“国民党之内部分化，正是反映上面四种社会力量。反动的右派（冯自由、孙科、古应芬等）代表第一种，共产派代表第二种，左派（汪精卫、甘乃光等）代表第三种，新右派（中派如戴季陶、蒋介石）代表第四种。所以我们对于国民党的政策与对全国各阶级的政策是一致的，就是我们要联合左派、并迫使中派向反动的进攻。同时防止中派之发展，或离右向左。如果我们联合战线的策略应用的好，这民族革命的胜利是有把握的。”

1925年11月23日，谢持、邹鲁、林森等国民党元老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前，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执行委员叶楚伧、居正、沈定一、邵元冲、石瑛、邹鲁、林森、覃振、石青阳，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茅祖权、傅汝霖，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共13人。林森、邹鲁担任会议主席。会议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开除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取消他们的党籍。会议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宣言》 《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人李大钊等通电》 《取消政治委员会案》等决议。会议最后提醒国民党人：如果不在国民党内实行“清党”，恐怕“再过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化为红色矣”。

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回应，声明西山会议非法。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会议痛斥了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为，作出决议：1.谢持、邹鲁开除党籍；2.居正、林森等12人书面警告；3.戴季陶由大会予以恳切之训令，促其反省。但是蒋介石在会议上为西山派辩护，认为他们都是国民党元老，如果开除他们，国民党就会分裂。

蒋介石从内心是站在戴季陶等人一边的，但是他更有心计。首先是夺取军权和党权。1926年3月他借“中山舰事件”，把共产党员驱逐出黄埔军校和第1军。然后通过“整理党务案”，将共产党员驱逐出国民党中央机关。谭平山被免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毛泽东也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之职。然后，蒋介石委派亲信陈果夫去整顿中央组织部。

陈果夫向蒋介石报告：在共产党员谭平山任组织部部长、杨匏安任副部长期间，中央组织部的干部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只有三人是自己人。于是陈果夫对组织部进行了大清洗，把共产党员都驱逐出去，换上自己人。而且向各省派出特派员，考察各地组织部的成员情况。蒋介石一手抓军权，一手抓党权，逐步架空了汪精卫，使自己的实力地位越来越巩固。

但是蒋介石有一个很大的恐惧：国民党内最有才、有能量的干部，多数都是共产党。公开的可以赶走，还有多少隐蔽的呢？北伐战争不断向前进，共产党在后面大搞工人、农民运动。如果国民革命成功，国民党的政权岂不是要落入共产党之手？这样下去是绝对不行的。

1927年3月，北伐军到达上海前夕，共产党为配合北伐军，发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不料这却成为蒋介石决心“清党”的借口。

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上海共产党的力量逐渐强大，在工人中有相当广泛的基础。1926年9月，中共上海区委就策划要在上海发动民众暴动，夺取上海的市政权。但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共发出指示，要求中共对这场运动“从旁边加以支持，不抛头露面，也不谋求领导权”。上海区委转变态度，拱手让出革命领导权，让国民党中央驻上海特派员钮永建来主持。

当时，江浙军阀孙传芳已经败退，留守上海的军队是奉鲁联军第8军，由张宗昌部将毕庶澄指挥。毕的兵力虽然有限，但也是正规军。上海工人武装是刚组织起来的，缺乏训练和经验，所以前两次武装暴动，因准备不足和国共双方缺乏配合等原因，均告失败。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南京，向上海推进。奉鲁联军人无斗志，毕庶澄准备接洽投降。趁此机会，在陈独秀总书记的指导下，罗亦农、赵世炎（施英）、周恩来、陈延年等组织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暴动。

1927年3月21日，北伐军东路军第1军逼近上海外围，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进驻龙华。上海工人暴动在南市、宝山、浦东、闸北等区域相继开始。据施英（赵世炎）事后向新闻记者介绍经过说：“二十一日本会命令各工友实行罢工后，即于下午一时开始行动。当因均系徒手，故除原有准备外，即假开会游行为名，迤至警厅，即行进攻，并无抵抗。至四时止，偌大南市，已完全平定。”

“北站之战，最为激烈。该地驻兵对我直做攻势。而其大狠毒者，即除以炮射击外，并用火攻，在宝山路放火，使我人不得前进。因当时已入军事时期，无从过问施救。直至晚间九时，避难人民，愈聚愈众。本会纠察队乃一面护送难民至青云路出险，一面取水救火。于是当地人民，感激至于流涕，且临时有四十余人加入作战。翌晨六时复进攻，而驻守北河南路之英兵及直鲁军中之白俄兵，同时以机关枪及重炮猛击。至下午四时许，我方因各处均已解决，乃将队伍集中，奋勇前进。因闻革命军大军已至麦根路进攻，匪军乃纷纷溃逃，遂于六时占领北站。而薛岳师亦于七时抵北站矣。”(2)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战斗得很勇敢，但因缺乏武器和军事作战经验，过程也很艰难。赵世炎的陈述，表明了市民群众、地方治安武装和租界武装对工人起义的支持。22日下午，北伐军第2师在薛岳指挥下进入上海市区，毕庶澄见大势已去，逃入法租界避难。奉鲁联军有的逃跑，有的投降，经历30个小时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成功。

第二天，由上海各界代表在南市新舞台召开代表大会，选举了19人组成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其中有共产党员汪寿华、罗亦农、顾顺章，商界人士虞洽卿、王晓籁，文化界杨杏佛，国民党人中有白崇禧、钮永建、吴稚晖。白崇禧随即表示他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当选的，不予承认。这个临时政府，共产党并未以独立身份掌权，还是把名义上的领导权让给国民党人。但是，上海总工会在报纸上连续发布文告，事实上成为维持上海局面的主导力量。

国民党右派认为，共产党在上海组织的暴动和选举，是要夺取上海的领导权。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国民党建立政权的基础，也是西方列强的利益所在，岂容共产党掌控！出于这些考虑，国民党中一些重要人物开始密谋。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和蔡元培。

吴稚晖，名敬恒，江苏无锡人。1905年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为国民党建党元老之一。后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输送大批青年出国。他本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号称入党不做官，但思想上反对共产主义。他对共产党力量的迅速崛起非常担心，3月6日，他在钮永建陪同下会见陈独秀。据其自述称：

本委员于本年三月六日晚间八时，偕同钮委员晤见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中国共产党上海首领罗亦农，谈话甚多。本委员告陈首领：“研究共产学说，自为共产党之责，若实行共产，当在二百年之后。”陈首领笑我太迂，本委员遂知中国共产党欲实行共产，因突然提问陈首领：“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彼不迟疑而答曰：“二十年。”余作骇极之情状，曰：“如此国民党生命止剩十九年了。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融商量才好。”因其强笑而罢。(3)

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2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五人聚会，蔡元培主持。吴稚晖报告了陈独秀与他的谈话经过，提议对共产党“应行纠察”。蔡元培表示同意，主张“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达成共识后，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正式会议，蔡元培主持。吴稚晖朗读了请求惩办共产党的呈文，请求表决。蔡元培也提出《中国共产党阴谋破坏国民党之证据》和《浙江共产党破坏本党之事实》两项证词，交大家传阅。会议决定，将上述文件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但不让其中共产党员身份的委员知晓。(4)

蔡元培、吴稚晖都是国民党元老，他们的反共立场使蒋介石有了理论上的支持。但如何实施“清党”，则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到达上海后，即宣称由他负责维持上海秩序，并发布文告，承诺保护外侨，下令整顿杂军。文告说：“闻有不逞之徒，假借名义，擅编军队，殊属淆乱视听，有妨秩序，而应严行取缔。曾经正式委任担任特种工作者，限即日来本部副官处接洽，听候指定地点，酌量改编。其余投机分子妄窃名义者，着一律来部缴械。”(5)

这个文告显然是针对上海工人纠察队的，引起中共方面的高度关注。第二天，上海总工会代表、交际部主任赵子敬拜访蒋介石，向蒋当面询问。蒋答：“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6)总工会方面被蒋的承诺骗过，放松了警惕。

蒋在上海频繁活动，他与租界当局达成协议，维护西方国家在华利益，并与日本领事会谈，使外国人了解蒋的立场，并给予支持。他与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等密谈，让他们组织“中华共进会”，配合“清党”。他还与广东的李济深、广西的李宗仁在上海商定：同步在各地开展“清党”。

其实，中共中央负责人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已有警惕。陈独秀在3月25日晚特委会上明确指出：“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使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工人纠察队的力量，调百余干部，作为纠察队的骨干，加紧训练。

但请示莫斯科后，共产国际反而于3月27、28、31日指示中共中央：“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守我们关于不准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收藏起来。”“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7)

共产国际的指示，捆住了中共的手脚。而蒋介石要“清党”，也必须求得国民党主席汪精卫的同意。汪精卫因“中山舰事件”被蒋排挤下台，去苏联考察，4月1日回到上海。蒋介石、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立即上门拜访，吴稚晖告诉汪：“陈仲甫（独秀）他说二十年就把中国变成共产党国了。”汪说：“哪里要二十年呢？两年吧。”这表明汪对中共也是怀有戒心的。于是蒋明确提出两件事：一是赶走苏联顾问鲍罗廷，二是分共，要汪同意。汪表示这两件事情关系全局，要回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讨论。(8)为了平息蒋对他的不满，汪在上海直接找陈独秀谈话，陈否认他对吴稚晖说过的话，并表示要继续与国民党合作。于是，陈起草了《汪陈联合宣言》。

4月5日，《申报》等上海各大报都在显著的位置，刊登了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的《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宣言》称：“中国共产党坚决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需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陈独秀还宣布：赞同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的政策，亦赞同以阶级合作政策组建上海市政府；汪精卫则代表国民党宣告：所谓国民党将驱逐共产党，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云云，均系谣言。这个宣言的发表，使得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

蒋介石听说此事后，立即找汪陈述利害。汪遂有反悔之意。但报馆已经开印，撤不回来了。 《汪陈联合宣言》刊出后，吴稚晖等激烈反对。他斥责汪的“联共政策”和“两党合作”立场，宣称如果共产党坚持共治，甚或想要独治，威胁到国民党的目标，国民党将予以“相当之制止”。吴稚晖激愤之余，对汪开口辱骂“一个兔子白面书生和横眉竖眼的陈独秀吊膀子”。(9)汪大受刺激，甩手不管，次日就离开上海去了武汉。

蒋介石一面秘密准备“清党”，一面麻痹中共。4月6日，上海各界与北伐军召开庆祝国民革命胜利大会。这天上午，青云路新世界剧场前广场2万市民聚集，会场气氛十分热烈。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纠察队总队长顾顺章、中共代表罗亦农先后致辞，表明上海工人纠察队是上海80万工人的武装，为维护上海人民利益，支持国民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收回租界，协同军事当局维持上海治安。上海市政府代表王晓籁、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和第26军政治部代表也先后致辞，对工人纠察队表示敬意。然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代表蒋介石总司令，向总工会赠送“共同奋斗”锦旗一面，大会在国共合作的热烈气氛中结束。

蒋介石要清除共产党，仅靠自己手里的武装是不够的。当时上海只有北伐军第2师，还有从孙传芳那里投降过来的第26军，总共万余人。于是他借助上海青帮的势力。当时上海的各种帮会渗入各界，组织庞杂，人数众多。青帮是上海势力最大、影响最广的帮会，首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依靠租界警方和上海工商业主的支持，形成了一个独立于政府的地下社会秩序网。他们操纵着上海工人、商贩、无业游民等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生计，控制着上海大多数的工厂。在国民革命的背景下，青帮也在政治上逐渐靠近国民党。特别是蒋本人早年也有青帮背景，所以黄、杜、张等转为支持蒋介石。

4月7日蒋离开上海后，北伐军特务处处长杨虎、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身穿便衣，秘密来到法租界黄金荣住宅，与黄、杜、张三人秘密商议。他们向黄、杜、张转达了蒋即将“清党”的意图，请青帮给予协助。黄金荣怕国民党斗不过共产党，一时拿不定主意，想观望一下再说。但杜月笙认识到共产党当家，不会有他们的好处，因此力劝黄、张与蒋合作。在这个关键时刻，杜月笙的立场对蒋在上海发动“清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0)

为了对抗共产党的总工会，青帮也要建立自己的政治团体。4月8日，上海各家报纸刊登了“中华共进会”的广告，与总工会唱起了对台戏。杜月笙在幕后操纵，给青帮弟子配发武器，为蒋介石“清党”充当打手。

杜月笙要先将总工会的负责人打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与杜月笙保持着良好的私交，杜月笙下请帖，请汪在4月11日晚到法租界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杜公馆赴宴。汪没有疑心，乘小轿车按时到达。刚一进门，杜的打手一拥而上，将汪绑架。杜月笙连声说：“不要做在家里。”打手们将汪寿华塞进另一辆车，开到沪西僻静处，将汪杀害。随即，杜月笙等指派武装青帮弟子以“中华共进会”名义，带上“工”字袖章，分几路扑向上海工人纠察队驻地。(11)

4月12日早晨，宝山路一带开始有军队警戒，传言要将工人纠察队缴械。总队长顾顺章立即前往纠察队总部湖州会馆，严阵以待。“即见六十余便衣军，臂缠白布黑‘工’字徽章，正向会所内放枪。门前纠察队二十余人，亦向之抵御。未及十分钟，又有大批二十六军部队开到，当有五团团长邢霆如向纠察队谓：‘请你们不要还击，我们来为你们缴他们（便衣军）的械。’说毕，即将所有便衣队枪械完全缴下，并用绳索捆绑。纠察队见状，即请党军入内吃茶及香烟。邢团长即对顾谓：‘既有今夜这件事实发生，请你同我们到二师司令部见我们师长，商议解决办法。’顾即不疑，偕六纠察队员同往。讵行至半途，邢团长忽变色谓：‘他们（指便衣军）的枪械，既已缴了；可是你们的枪械，也该缴下才好。’顾答：‘不可。他们流氓是捣乱的，我们工人纠察队是革命的，如何能够缴械呢？’章营长即指挥卫队将顾及纠察队之械缴下。又令顾回会，下令全部纠察队自动缴械。顾坚持不可，谓：‘本会委员长外出，未得总工会命令，不能擅专。’于是邢团长和章营长即说：‘是的，缴械这事是不好看，不要缴吧。我们另外想法子，请你们把枪通通靠起来。’该会纠察队依言，三叉式将枪靠好，党军又逼令纠察队向后退三步，并将机关枪对准湖州会馆。纠察队至此，遂无能为力。党军即入内占据，该会办事员亦全部退出。随即邢团长即邀顾顺章同赴第二师师长处谈话，顾无法抵抗，遂同到宝山路天主堂二师司令部，时在上午七时。至下午三时许，始行放出。”同日，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三山会馆等纠察队驻地，都发生了类似事件。一天之内，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被26军全部缴械。(12)

周恩来原来住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领导工人纠察队的整编和教育工作。11日晚上，反动派动手前，先由26军2师师长斯烈出面，邀请周恩来到师部商议一些事情。周恩来考虑到要做26军的工作，就去了。不料，周恩来随即被无理扣押。12日凌晨，罗亦农得到消息后非常焦急，派周的联络员黄逸峰（黄澄镜）找关系营救。在2师党代表的帮助下，斯烈同意将周恩来放出。这样，在国民党大屠杀之前，周恩来奇迹般地逃过一劫。(13)

4月13日上午，上海宝山路一带开始戒严。26军2师的士兵沿街布岗，检查过往行人。但工人因徒手，也都通过岗哨，在青云路广场集结，当时汇聚了6000余人，手持短棍500人。大会主席顾顺章讲话，报告了昨日纠察队被缴械的情况，群众高呼：“打倒蒋介石！”“交还工人武装！”开始向宝山路方向行进。下午1时，当游行者高呼口号，到达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军队突然向游行队伍射击。顿时前面群众纷纷倒地，非死即伤，现场秩序大乱。半小时后，枪声始停息，军队捕去许多工人。这就是宝山路血案的经过。(14)

杀戒一开，蒋介石便公开宣布“清党”。4月17日，他发出秘字一号命令，通缉共产党的首要分子197人。首要为鲍罗廷、陈独秀。其次为林祖涵、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刘少奇、张国焘、彭湃、邓颖超、蔡和森、方志敏等人。一些非共产党的左派人士，如沈雁冰、柳亚子、邓演达、章伯钧等，也在通缉名单之列。(15)

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代结束了，一场血雨腥风向共产党人扑来。

上海共产党人的唯一出路是撤往武汉，当时汪精卫主持的武汉国民政府还与鲍罗廷和中共中央合作。4月10日汪由上海回到武汉，受到共产党及群众万人的欢迎。汪发表演讲，声称要加强国民党中央的权威和纪律，并手书“革命的向左边转，不革命的快走开去！”刊登在报纸上，矛头指向蒋介石。4月18日，蒋介石通电在南京组织国民政府。22日，武汉国民政府由汪精卫领衔，孙科、邓演达、宋庆龄、张发奎、吴玉章、毛泽东、恽代英等联名发布通电，斥责蒋的分裂行为。这就形成了“宁汉对立”的局面。

4月下旬，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大批共产党人纷纷离开上海前往武汉。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顾顺章于22日抵达武汉，对记者控诉蒋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16)据陈独秀的秘书郑超麟回忆：陈在4月初就离开上海去武汉，而他是在22日前后秘密离开上海的。与他同行的是团中央的陆定一。他们登上了一艘英国轮船，前后有两艘英国军舰护航，因此国民党特务不能上船捉人。虽然票价昂贵，船上还是挤满了人。郑在船上发现了中央委员罗亦农和李立三，还听说郭沫若也在船上。船在南京没有停留，过了安庆后，船上的人员开始活跃起来，高谈阔论，原来多数都是逃离险境的共产党人。(17)

这时，周恩来和邓颖超住进了礼查饭店隐蔽。礼查饭店是美国人在1910年建成的一幢6层楼高、具有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维多利亚巴洛克式建筑。西方名人政要来上海，多下榻于此。由于地处租界，又是名流荟萃之地，国民党当局是不敢上门捉人的。5月，中共在汉口召开五大，周恩来为五大代表（未出席会议），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在五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央秘书长（未到任）。5月下旬，周恩来才秘密乘坐英国轮船到达汉口。(18)

4月12日蒋介石开始在上海“清党”。广东国民党人随即响应，15日开始在广州“清党”，将共产党人驱逐出党政机构，并将一批共产党干部投入监狱，但是大规模的屠杀并未立即展开。因为南京国民党政府新立，与武汉的汪精卫国民党中央形成尖锐对立。蒋介石在上海、南京等地的政府机构和军警体系尚在筹建之中。蒋介石于4月15日发布的“清党”布告，也只是说将首要各人“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仍须和平待遇”。对于“如有借端扰动，有碍治安者”，才“定当执法以绳其后也”。(19)

对共产党人的大规模屠杀是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首先进行的。1927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等20人被张作霖杀害，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重大案件。

在中国共产党内，李大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他是中共的创始人，是我国最早一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1924年，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回国后与孙中山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李大钊在北京主要为共产国际工作，同时负责国民党北方支部的工作。他沟通并参与了苏联和吴佩孚的秘密谈判，还使冯玉祥转向支持孙中山。1924年直奉军阀大战，冯玉祥在苏联暗中支持下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冯玉祥听从李大钊的建议，促成孙中山北上。当时，苏联把大量军事援助投给冯玉祥，派去军事顾问团，一大批共产党员从苏联派到冯玉祥那里。1926年初，张作霖的奉系和吴佩孚的直系联合起来，驱逐了冯玉祥的军队。随后双方又进行大战。

北伐开始，李大钊作为中共北方区委书记和国民党北平市党部负责人，积极配合南方的国民革命，组织反对北洋军阀的群众运动。1926年3月18日，5000余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声讨日本侵略者和执政府的卖国行为。会后，李大钊率领集会群众，游行到铁狮子胡同一号执政府门前请愿。段祺瑞下令开枪，造成200多人死伤，这就是著名的“三一八”惨案。当天深夜，段祺瑞内阁决定通缉李大钊、徐谦等人。李大钊等人在苏联使馆的帮助下，迁入东交民巷的苏联使馆西院原俄国兵营内，以为可以依靠使馆区的外交豁免权，得到人身安全保障。随后，张作霖驱逐段的执政府，进北京建立了安国军政府。

根据《辛丑条约》，北京使馆区享有治外法权，中国军警不准入内。以前康有为、梁启超变法失败，后来张勋搞复辟失败，他们都到那里避难，从未发生问题。这次李大钊到苏联使馆避难还从事政治活动，引起西方列强驻华使馆的不满和怀疑。日本使馆发现苏联军营里中国人来往频繁，举行会议，就秘密报告了张作霖的安国军政府。京师警察厅派人监视跟踪，很快逮捕了李大钊的联络员李渤海。李渤海被捕后叛变，将苏联军营内部情况全部招供。当时南北处于战争状态，李大钊的秘密机关从事情报工作，张作霖认为共产党对他威胁极大，必欲除之。但是进入外国使馆区事关重大，而且违反国际法。张作霖派人与外国领事团商量。苏联革命后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列强目其为共同敌人。而且苏联主动废除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所以领事团认为苏联使馆不享受《辛丑条约》的特权。

在西方列强的默许下，1927年4月6日，京师警察厅派出300余人，突袭了苏联使馆和军营，李大钊等人遭到逮捕。军警发现使馆武官处有人在焚烧文件，立即冲进去，缴获大量文件档案，里面有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共和国民党的往来电报和指令，军阀们认为李大钊是在从事颠覆政府的活动。

李大钊被捕后，土匪出身的张作霖运用了法律程序，对李大钊等人进行审讯。法官主要询问国民党在北方的组织机构情况，与冯玉祥联系的具体过程。李对此供认不讳。

在狱中，李大钊还写了一份“自述”，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思想历程和从事革命工作的经历。“自述”最后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20)

李大钊是北大名教授，他的被捕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北大校长、原北洋政府高官章士钊、杨度等人四处活动，设法营救。张作霖的一些部下也认为思想犯与刑事犯情形不同，主张取宽大主义。张作霖犹豫不决，致函张宗昌、孙传芳等军阀征询意见。军阀们表示对共产党不能宽容，1927年4月28日下午，安国军政府军事法庭宣判李大钊等20人死刑。随后他们被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里一个进口的绞刑架下。李大钊身着棉袍，镇定自若地在照相机前拍了最后一张照片。与李大钊同时遇难的，还有19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谭祖尧、路友于、张挹兰（女）、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柏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颉、谢承常、莫华、阎振山、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新闻报道称：“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而其他则不免望刑而畏，面无人色矣。”(21)

李大钊被杀后，社会舆论多持同情立场。警察厅通知李家属收尸，李大钊遗体用好棺木重新入殓后，在亲友护送下由24人抬至妙光阁街浙寺暂厝。(22)

1934年，北大校长蒋梦麟谋划给李大钊下葬。他在校内募捐，胡适带头捐款。蒋梦麟用他的名义在西郊万安公墓买了两方墓地，安葬李大钊及其夫人。至此，李大钊才入土为安。移葬李大钊棺木时，中共地下党组织了大规模的民众游行，怀念烈士。1983年，中共中央重新修建了李大钊陵园，隆重举行了移陵安葬仪式。

李大钊被害，中共北方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在处理李大钊后事的过程中，都是李的生前友好在帮忙。通过此案，蒋介石坚定了“清党”的决心，对共产党人开杀戒、下毒手。5月初，他命令东路军政治部主任陈群、警备司令杨虎等组织上海“‘清党’委员会”，捕捉屠杀共产党人，并指示：“凡共产党一经讯实，立予正法，不必久押。”陈群、杨虎连必要的手续和审批程序都不要。除了枪毙共产党要人还会公布消息外，枪毙一般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其他人等，经常连消息也不发布。《大公报》报道上海“清党”：“连日深夜在特务处处决共产党人不少。预置空棺枪决后即抬埋，姓名罪状概未宣布”，惊呼为“虎狼成群”的“恐怖时代”。

(1)　何香凝：《我的回忆》，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5页。

(2)　《申报》1927年3月26日。

(3)　《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吴敬恒呈中央监察委员会文》（1927年4月1日），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页。

(4)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下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613页。

(5)　《申报》1927年3月28日。

(6)　《申报》1927年3月29日。

(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172页。

(8)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载蒋永敬编：《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454页。

(9)　周恩来：《关于“六大”的研究》，延安马列学院中共党史教学研究室打印本。（该文收录进《周恩来选集》时文字进行了修饰。）

(10)　范绍增：《关于杜月笙》，载《文史资料选辑》第8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68页。

(11)　梅臻、韶菩：《海上闻人杜月笙》，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0、63页。

(12)　《申报》1927年4月13日。

(13)　关于周恩来被扣押又被释放一事，1957年12月22日周恩来在上海回忆道：“一个驻在闸北的国民党师长叫斯烈，他的弟弟斯励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是我的学生。斯烈就利用这个关系和我们谈判。我们就迷糊了，认为可以利用他。我们认为他不会对我们动手。其实我们这时重点放错了，重点应该放在保持武装。当时斯烈写了一封信给我，要我去谈一谈，我就被骗去了。当时我的副指挥也去了。”见《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159页。

(14)　《申报》1927年4月14日。

(15)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下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635页。

(16)　《湖南民报》1927年4月30日。

(17)　《郑超麟回忆录》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39页。

(18)　《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

(19)　《申报》1927年4月19日。

(20)　《李大钊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19页。

(21)　《申报》1927年4月30日。

(22)　《李大钊之身后情形》，《申报》1927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