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智慧之旅
人生的智与不智，是这本书所要讨论的。回想本书的发端，可以追溯至我们（格雷格和乔）32016年8月的那次希腊之旅。当时，我们已经开始合作研究，关注在大学校园里某些广为流传的观念，我们认为，这些流行观念伤害了我们的青年学生，毁灭了他们追求幸福快乐生活的希望。一句话，这些观念正在让青年学生变得更愚蠢。于是，我们决定合作，写一本书，告诫世人要警惕这些可怕的观念；决心下定后，我们想着，在开始写作前，不妨来一次追寻智慧的旅行。我们俩都在大学工作；近些年来，时有耳闻，在奥林匹斯山北坡的一个洞穴里，居住着一位当代大哲，他名叫米索博乃思，如今仍然照着科欧安勒莫斯教派的古老习俗来生活。
我们一行两人，飞到雅典，乘坐5个小时的火车，抵达利托霍罗——奥林匹斯山脚下的一座小镇。第二天日出时,我们动身，走在山间的小径上，数千年来，希腊人就是通过这条道路，寻求他们同神灵的交流。沿着一条陡峭蜿蜒的山路，我们向上攀爬了6个小时。正午时分，终于到达了一处道路分岔口，路标上写着“米索博乃思”的名字，上面的箭头指向右边。朝左边的分岔路望去，路况令人生畏：要一直向上爬，才能通向一条狭窄的深谷，头顶两侧的岩石，看起来随时都有滚落的危险。
而相比之下，通向米索博乃思的那条路，看上去平坦、笔直，很好走——路况的变化仿佛在欢迎我们这些访客。走过一段风景宜人的小树林，那里满是松树和杉树，再穿过一座纹丝不动地架在山涧深谷之上的行人木桥，我们便走到了一处巨大山洞的入口。
走进山洞，眼前的场景令我们暗自称奇。米索博乃思同他的助手们已经安装了自动取号系统，就是那种你在三明治店里有时会遇见的机器。我们前面，还有一长队的爱智者在等待叫号。我们取了号，还付了100欧元的小费，这样，这位伟大的哲人就会私下会见我们。见面前必须先洗礼，然后我们开始了等待。
终于轮到我们了。我俩被引入一个会客室，烛光昏暗，就在山洞的后面，一束细泉从山岩墙壁涌出，飞溅到一个白色大理石的蓄水池中，其形状让我们想起了在美国人的庭院里供鸟儿嬉戏的水池。就在泉水池旁边，米索博乃思躺在一张舒适的椅子里，那很像是20世纪70年代曾风行一时的苏丹式躺椅。我们已经听说，他会说英语，但当他用地道的美式英语，还带一点长岛腔，问候我们“进来吧，伙计。告诉我，你们要什么”时，我们还是吃了一惊。
乔张口就来：“大师，我们到这里，是为了求取智慧。什么是这世上最深刻又最伟大的真理呢?”
格雷格觉得这问题有些空洞，于是跟着补充道：“说实在的，我们正在写一本关于智慧的书，面向青少年、大学生、父母和教育者；我们很希望你可以浓缩一下人生经验，概括成几条简明扼要的智慧格言，最好就三条，且如果按照这些道理做，就可以引导年轻人过好他们的人生。”
米索博乃思安静地躺在椅子里，眼睛闭了大约两分钟。终于，他睁开眼睛，开始说：
“这一汪清泉，是科欧安勒莫斯之泉。科欧安勒莫斯是古希腊的智慧之神。今天，人人只知道雅典娜，却无人知晓他，在我看来，雅典娜名不符实。如果你们来问我，我要说科欧安勒莫斯有些真正的大智慧。既然你们来了，那就让我来告诉你们。我将面授你们三杯人生智慧。”
他拿起一个白色的大理石杯，在泉水池里装满水，将杯子递给我们。我俩饮了杯中水之后，将杯子递回给他。
“现在是第一个真理，”他说，“凡是伤害，只会让你更脆弱(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weaker)。所以，远离痛古,远离烦恼，远离所有可能发生的坏事情。”
乔大为吃惊。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幸福的假设》，整本书基于现代心理学来检讨古人的智慧。在这本书里，有整整一章都在验证大师真理的反命题，其中最著名的表达来自尼采：“凡是不能毁灭我的，只会让我更强大(What doesn't kill me makes me stronger)。”4乔认为这里面一定出了错。“对不起，大师,”乔说，“你确定你想说的不是’更强大’？我从许多文明传统的人生智慧中都发现了类似的格言，痛苦、挫折，有时甚至是创伤性的经验，可以让人们变得更坚强。”
“哦，我刚才说的是……’更脆弱’？”米索博乃思有些疑惑。“等一下……是更脆弱，还是更强大呢?”思考时，他又一次双目紧闭，过会儿才张开双眼：“是的，我没说错，我要说的就是更脆弱。痛苦的经验令人生畏，谁没事想要痛苦呢？你们远道而来，难道是为了遭罪？当然不是。为了痛苦？也不可能！你们看附近群山中，有多少民哲，每天坐在地上，苦苦思索12个小时，他们得到什么了？不是血液循环出了问题，就是腰椎有了毛病。当你终日都在为病痛和伤害所烦恼时，你还能追求什么智慧？这就是为什么我在20年前就买了这把躺椅。能舒服一点，为什么不更舒服一点呢?”语气里的情绪已经不加掩饰，他又加了一句：“这个问题，我能到此为止吗？”
“我很抱歉。”乔不敢回嘴。
又一次，米索博乃思在大理石杯里装满泉水。我们喝过后，“第二杯,”他继续道，“永远相信你的感觉(Always trust your feelings)o不要质疑自己。”
现在轮到格雷格坐不住了。数年来，他一直身体力行着认知行为疗法。要说这种疗法所基于的理论，正是同这杯智
慧背道而驰的：感觉经常会误导我们。所以要想心智健康，你就必须学会怀疑自己的感觉，摆脱某些常见的现实扭曲认知，解放你的心智。但是，正是因为学会了控制即刻的负面反应，格雷格咬紧牙关，什么都没说。
第三次，米索博乃思满上了水杯，我们照例将杯中水饮尽。“第三，生活是好人和恶人之间的战斗(Life is a battle between good people and evil people)。
“有些人是好人,”米索博乃思声调缓慢，但声音响亮，好像他觉得我们听不清楚他的话，“还有些人是坏人。”说完，他特意看了一眼我们，喘了口气。“这世上有太多罪恶了。罪恶从哪里来?”他顿了一下，期待我们给出答案。我们一时语塞。“坏人做坏事!”他说道，显然很恼火，“要靠你们，还有世界上的所有好人，同坏人战斗。你们必须成为战士，为美德和善行而斗争。你们睁眼看看，那些人多么邪恶，甚至无恶不作。你们必须向他们下战书！集合起正义之师的联盟，使恶人无地自容，直至改变他们的存在方式。”
乔禁不住发问：“但是，难道那些恶人不也会这样想吗？我们如何才能知道，我们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
米索博乃思再也忍不住了：“看来你们今天从我这里什么也没有学到啊？相信你的感受。你是否感觉你是正确的？或者你感觉自己是错误的？我感觉这次会谈已经结束了。滚出去吧。”
这世上压根没有米索博乃思，5要揭示上述三种错误观念，我们也没必要远赴希腊。你可以随处发现这三种观念，在大学校园里，在高中，在许多家庭。此类谬误很少是直接言传的；准确地说，它们是通过身教，通过施加于年轻人身上的种种规则、惯习和规范而形成的。虽则用心良苦，但错误的观念却传递给了他们。
本书之目的，就是展示这三种近年来广为流传的人生谬误：
谬论1.脆弱人设：凡是伤害，只会让你更脆弱。
谬论2.情感推理：永远相信你的感觉。
谬论3.我们vs他们：生活是好人和恶人之间的战斗。
虽然很多命题都经不起推敲，但要被归类为重大谬误，一种观念必须符合如下三个标准：
1.它违背了古人智慧（那些在许多文化的智慧经典里可以被普遍发现的观念）。
2.它违背了现代心理学关于幸福的研究。
3.它伤害了那些相信它的个人和社群。
我们将在书中论证，上述三种人生谬误以及由它们所生发的政策和政治运动，已经伤害到了当下的年轻人。且在大学校园内制造事端，甚至威胁到自由民主体制的未来。列举其中一些问题吧：过去一段时期，青少年中的焦虑、抑郁比率以及自杀率呈现出急剧上升的趋势。在许多大学，校园文化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变得整齐划一，这使得学者群体很难自由追求真理，同时也伤害到学生群体，让他们失去从形形色色的思考者那里学习的机会。极右翼和极左翼的极端分子一茬接着一茬，两个阵营相互挑衅，双方的仇恨越积越深。社交媒体已经使政治分歧的激情升格为一种新兴的“揭发文化”(call out culture);讲者说得用心良苦，但有些学生就是不领情，甚至恶意曲解，于是乎，讲者在校园内受到公然羞辱。新媒体的平台和表达方式使公民们退回到自我确证的保护泡中，生活在气泡内，他们开始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敌对方，而在那些意在传播噪音并收割分裂的极端分子和网络操作者的鼓动下，他们原本的意向会得到确证，甚至进一步放大。
以上三种谬误已经在许多大学校园内开花结果，但追根溯源，它们起始于更早的中小学教育，甚至儿童期的成长经验。现如今，它们也已经从校园蔓延至公司世界和公共领域内，包括国家政治。它们还从美国大学向外扩展，在整个英语世界的大学里抬头。6无论对谁来说，这些谬误都不是什么好事。任何人，只要关心我们的年轻人、教育以及民主,就应该关注本书所描述的发展趋势。
本书的真正起始
2014年5月，我们(格雷格和乔)约在纽约市的格林威治村共进午餐。这次见面，是要讨论一道难题，过去一两年来它始终困扰着格雷格。格雷格是一名律师，专攻宪法第一修正案。自2001年起，在担任个人教育权利基金会(FIRE)的负责人之后，他就开始为学术自由以及校园言论自由而斗争。7个人教育权利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无政党隶属，致力于保护大学校园里的自由、言论自由、正当程序以及学术自由。
自格雷格入行以来，对校园审查的诉求一般来自于学校管理者。学生则身处对立阵营，往往是坚定支持言论自由的生力军一一说得再准确些，不仅是支持，而且是要求言论的自由。但现在，事情正在起变化；在大学校园里，言论被认为会引发现实的危险。2013年秋天，格雷格听闻，有些大学生要求将某些“触发性”的材料从课程中清理出去。到了2014年春天，《新共和》8和《纽约时报》9都报道了这一校园动向。格雷格还发现，大学生开始向校方施加强势压力，只要认为受邀演讲者的观点令他们有任何不适感，就会撤回对他们的邀约。要是校方顶住压力，拒绝取消邀请，大学生便会日渐娴熟地运用起“坏孩子的否决”一一也就是说，他们以种种方式做出抗争，阻止同学参加讲座，让他们想听也没法听。但是，最令格雷格寝食难安的，也是为何他要邀乔一起聊聊的，就是看到当学生就课程材料和大学演讲者做出此前未有的反应时，他们所依据的正当理由发生了转变。
过去有些年头，大学管理者想要制定校园言论规章，限制那些他们认定为种族主义或性别主义的言论。但日复一日，言论规范以及取消演讲邀请的根据变成了治疗式的：学生主张，某些类型的言论，有时甚至是某些经典著作和课程的内容，干预了他们的应对力（abilityt of unction）。他们需要被保护起来，远离那些他们认为会“触动”他们，或者令他们“感到不安”并因此有损心理健康的材料。
试举一例：哥伦比亚大学“核心课程”系列（对哥伦比亚本科生院的所有学生来说，其构成了他们必修的通识教育的一部分）有一门课，名为“西方文学与哲学经典”。10曾经一度，这门课所收入的材料包括奥维德、荷马、但丁、奥古斯丁、蒙田、伍尔夫等人的作品。根据大学的说法，这门课旨在处理“有关人类经验的那些最困难问题”。但到了2015年，四名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学校报纸上，呼吁学生“需要在课堂上感到安全”，但是“西方经典中有许多文本”，“充斥着以排斥和压迫为主题的历史和叙事”，其中包括“触发性和冒犯性的材料，在课堂上导致学生身份的边缘化”。有些学生说，在阅读和讨论这些文本时，情绪会受到极大的挑战，因此教授应当发送“事先警告”，并为那些受冒犯的学生提供心理支持。11（事先警告是口头或书面的通知，由教授提供，提醒学生在阅读中即将遇到有可能令人不适的材料。）这篇文章写得很精巧，就文学经典多元化这一命题，也颇有见地。但问题是，安全抑或危险，在我们面对文学经典,时，这种二元性真能算作我们恰当的反应框架吗？或者是否存在如此危险，这个框架本身就会改变学生对古典文本的反应，对于学生来说，其原本很可能只是一种不那么舒服或者不喜欢的体验，现在却升格为受到威胁和压迫的感觉？
当然，学生行动起来，从来不是什么新鲜事；数十年来，大学生放下了书本，以积极的姿态打造他们的学习环境。比如说20世纪90年代，大学生就加入教授的阵营，投身于所谓的“经典战争”（原本主宰阅读清单的都是“死去的白人男性”的名录，这次运动呼吁增加更多的女性作家、有色人种作家）。12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大学生也经常将演讲者阻挡在校园外，或者制造出分贝更高的噪音，来压制演讲者的声音。举个例子，多所大学的学生曾抗议哈佛生物学家E.O.威尔逊的讲座，在有些学生看来，威尔逊关于生物进化如何塑造人类行为的研究，可以被用来证明已成定式的性别角色和不平等（有人贴出告示，要发起一场抗议，要求同学们“带来大嗓门的闹场者”13）。但考究这些抗议，其出发点并非为了学生的健康。学生之所以要屏蔽某些人，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是在鼓吹异端邪说（这一点同今天如出一辙），但回到从前，大学生们可从来没有这么说过——就是因为演讲者的到访，或者接触到这些不良观点，大学校园的青年学生就会受到伤害。而他们从前所要求的，当然也不是教授和校方把他们捧在手心，将他们保护起来，距离某些人越远越好。
要说今天的新鲜事，那就是我们普遍认为学生是脆弱的。即便有些学生自己并不脆弱，也经常相信，其他同学身处危险之境，故此需要保护。几乎无人会反向思考，学生在遭遇那些他们标记为“触发性”的言论或文本之后，他们会成长起来，变得更加坚强。（这就是脆弱的谬误：凡是伤害，只会让你更脆弱。）
格雷格常年承受抑郁症发作的痛苦，对他来说，这看起来是一条艰辛的人生路。在对抗抑郁的过程中，格雷格，同这世界上数百万抑郁症患者一样，发现认知行为疗法是最见效的方案。根据认知行为疗法，若你陷入了多种“认知扭曲”，就要倍加警惕，比如说“小题大做”（如果我这次小测验没通过，我就会不及格，留级，然后被开除出学校，接下来我就失学又失业……），或者“负面过滤”（仅仅留意那些负面反馈，却看不到积极肯定）。这些不理性的扭曲思考方式，正是抑郁和焦虑此类心理失序的迹象。我们这么说，并不是认为学生从来不会遭遇现实世界的真实危险，或者他们的正义诉求总是发端于认知上的扭曲。我们的命题是，即便学生是在回应真实的问题，较之于他们的前辈，他们所无法跳脱的思考模式，很可能会使问题看起来更严重。一旦形成这种认知，那么问题反而变得更难解决。在探索认知行为疗法时，早期的研究者已经做出一项重大的发现：如果人们学会放下原本的扭曲现实的思考方式，那么他们的抑郁和焦虑程度通常会大大减弱。正是想到这里，格雷格才忧心忡忡，因为他发现，当有些学生面对大学校园的言论时，他们所做出的反应，完全就是他在认知治疗时学会压制的扭曲，完全相同的扭曲！这些大学生到底从哪里学到了这些错误的心理习惯？这些认知扭曲难道不会让学生变得更加焦虑和抑郁吗？
当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学校园也发生了诸多变化。今天，大学生群体更加多元化。当他们来到学校时，就经历过程度不等的偏执、匮乏、创伤甚至心理疾病。教育者必须要认识到这些差异，重估此前的旧观念，并致力于创造一个包容的共同体。但问题是，要达成这一目标，什么才是最佳的方法？如果我们重点关注那些问题最严重的学生，我们的当务之急又是什么？是把他们保护起来，使他们不接触那些可能冒犯他们的讲者、书籍和观念？抑或是，这些保护措施，虽然用心良苦，但很有可能枪口调转，反而伤害到他们原本要保护的这些学生？
所有的青年学生都必须做好准备，在大学毕业后，进入这个注定要面对的世界。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学生，且往往是那些总感到自己如荒野独行客的年轻人，势必要做出最大幅度的跨越，那么这就对此类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在大学生活中必须学得更扎实，准备得更充分。人生的竞技场从来不是一片坦途；生活从来不公平。但大学很可能是这世上所能找到的最佳环境，在校园里，可以同那些令我们不舒服甚至全然敌意的人事和观念面对面。大学是最终的心理锻炼所，到处都有高级的设备、经验丰富的教练，以备不时之需，还有随时待命的治疗医师。
格雷格非常担心，如果青年学生有了脆弱的自我人设,他们就将远离心理的锻炼场所。但问题是，如果大学生不在今天的训练场增长技能，接受善意的邀请，出拳击打，如果他们回避了这些机会，仅仅因为善良的人让他们相信，这样的残酷训练会使他们遍体鳞伤，那这便是所有参与者的一场悲剧。若是认定，面对那些令人不适的观念时，大学生都是脆弱的，那么这种信念将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不仅青年学生开始相信他们没有能力应对，而且，如果他们基于这种信念而行事，避免同种种不适相接触，最终他们也会变得无力去应对。如果青年学生在大学校园里成功地创造出智识“安全”的保护气囊，那么在毕业后，他们就将面对更严重的焦虑和冲突。进入现实社会，他们必定会遇到更多的人，持有的观点更极端。
格雷格从自己的个人和职业经验出发，提出了一种理论：学生们开始要求将自己保护起来，不与某些言论相接触，是因为不知不觉之间，他们已经陷入了某些认知上的扭曲，而这正是认知行为疗法所要纠正的。换言之：今天的大学生正在学会扭曲的思考方式，而这只会让他们变得脆弱、焦虑，并且更易受伤害。
格雷格想要和乔谈谈这个理论，作为一名社会心理学家，乔曾就认知行为疗法及其同古典智慧的亲和性做了大量的研究，也著述颇丰。14结果是，乔当即发现了格雷格理论的力量。身为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一位教授，乔也已经观察到这种新出现的“脆弱学生模式”的初始迹象。乔的主要研究领域是道德心理学，他的第二本书，《正义之心：为什么好人会因政治和宗教而分裂》，就是一次学术的努力，它帮助人们理解不同的道德文化或者说道德“矩阵”（matrix）,尤其是政治左翼和右翼群体的道德文化。
“矩阵”这个词，如乔所用，出自威廉•吉布森1984年的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这本书也是电影《黑客帝国》的灵感之源）。在这部小说中，吉布森想象出一种未来主义的网络，如互联网一样，将所有人连接在一起。他称之为“矩阵”，认为它是“一种交互感应的幻象”。乔引入“矩阵”这个概念，以之作为思考道德文化的重要方法。一个团体，个体彼此之间互动，经过交互感应，就会形成一种道德矩阵，在此之后，他们的行事方式就不太可能为外在于矩阵的人们所理解。在我们交谈时，我们俩一致认为，一种新的道德矩阵正在大学的某些场域开始形成，而且必定会继续扩张。（当然，这还要归功于社交媒体，就其设计和运转机制而言，它们再好不过地推动了“交互感应的幻象”在互联社群内急速扩张——无论是校园内外，还是政治左翼或右翼。）
乔当即答应了格雷格的邀请，合作研究这个课题。我们首先合作了一篇文章，对格雷格的理论加以初步展开，以此来解释此前一两年内发生在大学校园内的诸多事件和迹象。我们将文章投给《大西洋月刊》，并拟了一个标题——“越争越悲哀：大学校园是如何导致认知扭曲的？”。唐•佩克编辑很喜欢这篇文章，协助我们修改，强化论证，刊出前又给拙文起了一个更简洁、也更有煽动力的标题——“娇惯的美国心灵”。
我们在文章中指出，许多家长、中小学老师、大学教授，还有学校管理者，在教育这一代大学生中，都陷入了一种不自觉的谬误，使年轻人养成了在焦虑或抑郁症患者那里常见的心理习惯。我们主张，之所以学生开始用恐惧和愤怒来回应言论、书本和外来的讲者，就是因为，这些孩子从一开始所受的教育，就告诉他们要警觉危险，运用两分（或者二元对立）的思考，放纵他们在第一时间做出的情绪回应，最终陷入种种认知上的扭曲（我们将用整本书对此做进一步的讨论）。此类思维模式直接伤害了青年学生的心理健康，干涉了他们的智性发展一一有时候，甚至会伤害他们身边的同学。看看眼下有些大学，一种防御性的自我审查文化在校园内已然成形。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有些学生动辄将某些讲者“示众”，或者公开羞辱他们，而真要说出来原因，也就是某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即他们认为没有照顾到自己脆弱的心灵——因此伤害了正在呼吁示众的学生，甚或是伤及这些学生所代表的团体。这种心理模式，我们称之为怀着恨意的自我保护（vindictive protectiveness）o根据我们的研究，此类行为若在校园内蔓延，会使全体同学都很难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可原本正是通过这些活动，青年学生可以练习批判性思考和公共辩论的技艺。
我们的文章，2015年8月11日，在《大西洋月刊》网站上首发，大约一周后，以该文为封面主打的当期杂志在全美报刊亭开售。我们原本已经做好了心理预备，迎接如潮而来的批判声浪。但事实表明，许多朋友，无论在校园内外，还是落在政治光谱左或右，都已经留意到我们在文中描述的现象，出乎意料，这篇文章最初所获得的回应，绝大多数都是积极的。在《大西洋月刊》网站上，我们的文章也进入阅读量最高的历史前五。数周后，奥巴马总统在一次演讲中甚至提到我们这篇文章，总统赞许了立场多元化的价值，认为青年学生不应当“被娇惯，被保护起来，不去接触不同的观点”。15
当年10月，我们完成这篇文章后续引发的媒体活动，格雷格和乔也都开心地回归各自的本职工作。那时我们对未来一无所知，未曾想即将到来的日子会把学术界甚至是整个国家搅一个底朝天。时间到了2016年。问题已经很清楚，前述三种谬误以及它们所连带的现实政策，已经蔓延到了英国、16加拿大和澳大利亚17的大学。正是因此，到了2016年秋天，我们再次碰面，决定要更严肃地讨论我们在《大西洋月刊》文章中提出的问题。这本书于是应运而生。动荡罗月：2015年—2017年站在2018年初回头看，自我们于2015年8月在《大西洋月刊》抛出论点后，世事之变可以说是令人慨叹。为了争取种族正义，一场社会运动已经在全美范围内遍地开花，每一次警察杀害手无寸铁的黑人的手机视频在网上传播后，运动就获得了更多的群众基础。182015年秋天，因种族正义问题而引发的抗议，起始于密苏里大学和耶鲁大学，最终在全美各地数十所大学校园内爆发。青年学生介入之积极，数十年来在大学校园里未曾见过。
同一时期，新闻中充斥着以平民群众为对象的大屠杀悲剧。在欧洲和中东各地，恐怖主义者策动着大规模的针对普通民众的袭击。19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ISIS组织策划的一次枪击事件就夺走了14人的性命，造成超过20位平民受伤;20另一次由ISIS策划的恐怖袭击，目标对准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一家同性恋俱乐部，一时间成为美国历史上伤亡最重的恐怖枪击事件，49人在这场悲剧中丧生。21但这一纪录没有维持多久，仅仅16个月之后，一名男性在拉斯维加斯用一挺机关枪向室外音乐会上的人群射击，杀死58人，受伤者多达851人。22
不仅如此，2016年，还成为了美国总统政治历史上最具异象的一年。唐纳德-特朗普，这位此前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候选人，因为曾得罪许多社会群体，被普遍认为不太可能当选；但最终，特朗普不仅赢得了共和党内的总统初选，而且在总统大选中问鼎白宫。全国各地，数百万计的美国人走上街头，抗议特朗普就职总统，超越党派歧见的政治仇恨开始风起云涌，而新闻的引爆点则始终关注着特朗普总统最新的推特，或者是他对于核战争的新鲜评论。
全社会的关注，在2017年春重新回到校园内的抗议运动，暴力首先在明德学院爆发，紧接着就以数十年来未见之激进态势发生在伯克利加州大学。青年学生们自命为“反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在校园以及市镇上打砸，造成了总计数十万美元的财产损失，学生和市民也在暴力运动中受伤。六个月后，新纳粹分子和三K党党员手持火炬，在弗吉尼亚大学的校园内游行，次日，一名白人种族主义者驾车冲向敌对方的抗议人群，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2017年即将结束时，又爆发运动，女性开始公开讲述她们曾遭遇的性骚扰和侵害经历。原来在那些由男性主导的行业内，这样的故事竟然比比皆是。
环境如斯，几乎任何人，不论年龄长或幼，还是处在政治谱系的左或右，都有理由感到焦虑、抑郁或愤怒。难道这不是一种充分的理由，使我们是时候响应学生要求搭建校园“安全”网的呼吁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回到在《大西洋月刊》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呢？
“娇惯”意味看“过度保护”
“娇惯”一词出现在书名中。不过对这个词，我们一直有些拿不准。我们并不想取此词的一种义项，即今天的孩子被宠坏了，被纵容了，四体不勤，这么说显然是不准确的。现如今的年轻人——至少那些为进入好大学而努力的中学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不仅要在学业上表现优异，而且还要充实课外成绩的冗长清单。与此同时，当十来岁的青少年沉浸在社交媒体的空间时，他们还要面临着此前未有的骚扰、侮辱和社会竞争。更不必说经济问题，全球化、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已经重塑了我们的经济，大多数工人都经历着工资滞涨，而再看未来，如今孩子的经济前景是高度不确定的。所以说，大多数孩子并没有一个轻松的、随心所欲的童年。但问题是，正如我们在这本书里所要展示的，在保护孩子这个问题上，成年人如今做得实在太多了，他们把手伸得实在太长，这也就会导致某些负面的结果。根据字典的释义，“娇惯”就强调了这样的过度保护——例如，“以极端或者过度的关心或爱意来对待”。23要说有过错，错也是在成年人，是在制度和机构的做事方式上。因此我们为这本书取了个副标题：“为什么仅有善意是不够的，错误观念正在培养失败的一代？”24这就是我们在这本书里所要详加讨论的。我们将要论证，为什么过度保护——从禁止把花生带到小学校园内，到大学里的言论规章——虽然用心为善，但最终可能会伤害我们的孩子。
但是，过度保护只不过是更大社会进程的一部分，我们称之为进步所带来的问题(problems of progress)o这个概念，指的是原本良性的社会变革却会产生某些不良的社会后果。比如说，我们的经济系统现在可以用较低成本生产出充足的食物，这是进步；但它也导致了肥胖症的流行，这是问题。我们可以与他人进行即刻的互联和沟通，不需任何经济花费，这是进步；但这种超级互联可能正在损害年轻人的心理健康，这是问题。我们有了冰箱、抗抑郁药物、空调、冷热可调节的自来水，想一想那些从人类物种起源时就伴随我们祖先日常生活的种种匮乏和艰辛，我们现在确实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开它们。对于我们而言，舒适和身体的安全是莫大的福利，但它们也附带着不可否认的代价。我们现在适应了更舒适的新生活，若要判断哪些不安全和风险是不可容忍的，当然也就会随之降低标准。根据我们曾祖父那辈人的判断，大概我们所有人都是被娇惯的。每一代人都往往认为下一代是软弱、不成器、缺乏韧性的。这些老人言可能确有道理，即便这些代际之间的变化要归因于真实的社会进步。
重申一遍，我们并非认为，大学生以及社会上的年轻人所面对的问题是微不足道的，或者“都是脑子出了问题”。我们所说的是，人们在头脑中决定要怎么做，将决定这些真实的问题最终如何影响他们。说到底，我们的论证是实用导向的，不是道德主义的：无论你的身份、背景、政治意识形态，你都会过得更快乐，更健康，更坚强，也更有可能成功追求自己的目标一一如果你按照米索博乃思的建议反着做。就是说要：时刻应对挑战（而不是消灭或回避任何“感觉不安全”的人和事），将自己从认知扭曲中解放出来（而不是总相信最初的感受）；更善意地理解他人，发现现实生活的复杂（而不是基于简单的“我们VS他们”的道德图谱，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他人）。
我们在这本书中做什么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故事，并不简单。故事里虽然有一些英雄，但却没有盖棺论定的恶人。准确地说，我们的故事是一部社会科学的侦探小说，许多社会力量和历史进程的合流，制造了这次“犯罪”。大约自2013年、2014年起，大学校园里就出现了令人瞠目的学生事件，到了2015年至2017年，现状愈加奇怪，事件也更为频繁。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们设定了讨论的场景/语境。我们将智识上的工具传授给读者，只有掌握了这些工具，才能理解自2013年起席卷美国大学校园的新“安全”文化。我们将向读者证明，前述三种谬误何以为错。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会阐释认知行为疗法的关键概念，在我们看来，认知行为疗法不仅可以消除三种谬误所造成的恶果，也能训练批判性思考的技能。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追踪这三种谬误在现实中的运转。我们检视了校园“起哄”、恐吓和不时发生的暴力，环境如此恶化，大学几乎难以完成它们的核心使命：教育和科研。我们还将讨论新近风行的观念，言论即暴力。根据我们的论证，学生这么想会有损其心理健康。我们还将探讨政治迫害和道德恐慌的社会学，包括什么样的情形会导致大学陷入混乱。
第三部分，我们将追根溯源。为什么从2013年至2017年美国大学校园发生了如此剧变？我们发现了六种解释线索：美国的政治极化以及两党敌意愈演愈烈，导致校园内不断攀升的仇恨犯罪和骚扰；青少年焦虑和抑郁已经是家常便饭，这让青年学生更渴望受到保护，也更容易被三种谬误俘获；为人父母者养育子女方式的变化，即便使童年变得更安全，但久而久之他们仍会放大孩子们的恐惧；童年的自由玩耍以及无人看管的冒险活动已经消失，但孩子们如要成长为自律的成年人，这两种童年经验是必需的；大学官僚系统的扩张及其保护任务的强化；与日俱增的正义渴求，再加上不断变化的正义观。上述六种社会进程，并非同等程度地覆盖每一个人，但在过去一段历史时期内，它们在美国大学校园里开始相互激荡，造成了今日的现状。
最终，到了第四部分，我们提出了对策。我们拟议了一些具体的行动方案，帮助父母和老师培养出更聪明、更坚强、更独立的孩子；我们还提供了一些具体的建议，教授、管理者和大学生可以由此出发，改变他们的大学，使校园更适应这个受新技术驱动的愤怒时代。
从2014年开始，我们着手探讨，美国大学校园里到底在发生着什么，但我们在本书中所讲的故事却远远不止于校园。这故事，是关于我们这个光怪陆离的动荡时代的——许多制度已经卡壳，社会信任正在衰减，而新一代，亦即千禧年后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已经开始从大学毕业，进入社会。我们的故事并非以悲剧收场，希望也在前方。我们所描述的问题可能是暂时的。我们相信，这些问题可以得到解决。要看健康、繁荣和自由这些指标，大历史的整体总是会走向进步，25但如果我们可以理解这六种社会进程，将我们从三种谬误中解放出来，那历史的转向就会更快一些，进步的脚步也会更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