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公元前4世纪26
2009年8月，在弗吉尼亚的夏洛茨维尔，3岁的麦柯斯•海特开始了幼儿园的第一天。距离拿到大学学位，他还有18年的人生路程要走，但在迈出第一步之前，反而是他的父母——乔和杰妮——必须先参加一个强制性的入园培训活动，由麦柯斯的老师解释幼儿园的种种规则和活动程序，对象是各位家长。最重要的规则，若是以讨论时间的长短来判断，便是“禁止坚果”。因为有些孩童对花生过敏，为了防止风险，学校立下了一项绝对禁令，一进入校园，不得携带任何含有坚果的物品。当然，花生是豆科作物，并非坚果，但确有些孩子会对树生坚果过敏，故而，各种坚果以及各类坚果制品都受到禁止，连带花生和花生黄油也一道遭了殃。为了更加安枕无忧，只要某家工厂会接触到花生，幼儿园便禁止由该工厂制造的任何产品进入，这导致许多水果干以及点心也被拒之于校园门外。
眼见违禁品的清单越拉越长，老师还在耳朵边滔滔不绝，乔向在座的父母提了一个问题，这在他看来很有意义：“请问在座诸位，你们的孩子是否有对坚果过敏的症状？如果我们确认有孩子对坚果过敏，我相信所有家长会各尽所能，避免风险。但如果班上压根没有孩子有过敏症，也许我们应该放轻松一些，不要疑神疑鬼，对所有坚果制品大开杀戒。比方说，只禁止花生呢?”
很显然，乔的问题激怒了老师，她当即打断，不让在座的父母们有回应的机会。不能让任何一个学生面临危险，她说道。不要让任何一位父母感到不安。无论班上是否有孩子对坚果过敏，学校的规则就是规则。
我们还不能责备学校如此谨小慎微。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花生过敏在美国儿童身上都很罕见，根据当年的一项研究统计，8岁以下的美国儿童，每千人中仅有4位对花生过敏（考虑到麦柯斯所在的幼儿园总共也只有10。名学生，按此比例大致可推定无人过敏）。27但到了2008年，运用当年相同的指标，新的调查却发现，数据同比增加了近3倍之多，每千位儿童中有14人过敏（按此比例，大致意味着麦柯斯的幼儿园会有一两个孩子过敏）。为什么突然之间，美国儿童变得更容易对花生过敏？这问题无人知晓，但在逻辑上，一种关爱备至的回应顺理成章：孩子们是脆弱的。将孩子们保护起来，远离花生，远离花生制品，远离任何同坚果有接触的物品。有何理由不这么做呢？这么做会造成什么伤害，除了给父母在准备午餐时带来某些不便？
但事实却表明，后果很严重。28研究者后来终于发现，花生过敏症近年来之所以激增，原因正在于，从1990年代开始，美国的父母和老师开始保护儿童，让他们不与花生有任何接触。292015年2月，一项权威的研究发布。30这项研究名为“花生过敏早知道”(LEAP, Learning Early About Peanut Allergy),基于如下假定，“自婴儿期起若经常食用花生制品，身体就会形成一种保护性的免疫反应，而不是过敏式的免疫反应”。31研究团队招募了640名婴儿(从4个月到11个月大)的父母，遴选标准是，这些婴儿有严重的湿疹，或者对其他类型的过敏检测呈阳性，因此更有可能患上花生过敏症。在研究者的指导下，在养育这些过敏高发的孩子时，50%的父母遵从常规的建议，避免其与花生以及花生制品发生任何接触。同时，研究者向另外50%的父母提供由花生黄油和膨化玉米制成的点心，告知这一组父母，每周至少三次对孩子进行喂食。研究者仔细跟踪所有的家庭，当孩子年满5周岁时，他们接受检测，看是否对花生有过敏反应。
结果令人吃惊。首先看那些“被保护起来”远离花生的孩子们，产生对花生过敏的比例竟高达17%。反观另外一组有意安排接触花生食品的孩子，同比数据只有3%。正如其中一位研究者在访谈中所言，“这么些年来，过敏症专家总在建议，为了防止食物过敏，婴幼儿应当避免食用如花生这样的过敏源食物。可我们的研究发现，此类建议恰恰是错误的，反而加剧了花生和其他食品过敏症的蔓延”。32
合情合理！免疫系统可以说是人体进化工程的奇迹。这个系统自身无法预见到幼童可能遭遇到的所有病原体和寄生物—尤其是对于我们人类这样一个流动并且杂食的物种来说，更是如此——所以（通过自然选择），就其“设计”而言，免疫系统可以从幼年期经验中迅速学习。人体免疫组织是一种复杂的调适系统，作为一种动态的系统，它有能力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进行自我调整并进化。33免疫系统之要求，恰恰是接触各种各样的食物、细菌，甚至是寄生虫，只有这样，我们的身体才能形成能力，一方面对付真正的威胁（如感染性咽喉炎的细菌），形成免疫反应；另一方面则忽略虚假的威胁（如花生蛋白）。疫苗所用的就是相同的逻辑。幼年时接种疫苗让我们更健康，原因并不是减少现实世界的威胁（“在校园内禁止微生物！”），而是让孩童们接触到以小剂量形式存在的此类威胁，从而使他们的免疫系统有机会去学习，如何在未来防范诸如此类的威胁。
这就是所谓卫生假设（hygiene hypothesis）34的根据，至此为止，它为下述现象提供了最充分的解释，为什么国家越富裕，环境越清洁，过敏人口的比例反而越高前述进步导致问题的又一例证。发展心理学家艾莉森•高普尼克对此假设有如下精准的解释，使我们可以将此假设同本书之任务联系起来：
多亏了卫生、抗生素以及几乎消失的户外玩耍，现如今的儿童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生活中随处可见细菌类微生物。也是因为如此，他们的免疫系统在发育时就会对实际上没有威胁的物质产生过度反应——这就是过敏。同理，将儿童保护起来，使任何可能的风险都不得近身，久而久之，他们就无法掌握有一天必须学会的成年人技巧，在面对那些压根没有危险的场景时，他们的回应只会是夸大其词的恐惧。35
这就将我们带到了先知的第一个谬误中，即关于脆弱的谬误：凡是伤害，只会让你更脆弱。诚然，尼采的原版格言——“凡是不能毁灭我的，只会让我更强大”——若是死抠文意，也不能说是完全正确；有些东西即便不能毁了你,也仍有可能导致你身受终身性的伤残。但问题是，教育孩子们，失败、受辱和痛苦的经验会造成无法摆脱的伤害，这种方式本身就是有害的。人类需要身体和心智上的挑战和刺激，否则我们就会退化。例如，无论是肌肉还是关节，都需要刺激，才能正常发育。四体不勤会导致肌肉萎缩，使关节僵化，心肺功能衰减，血液凝结成块。没有地表重力所带来的挑战，宇航员就会出现肌肉和关节退化的症状。
反脆弱
回避锻炼、风险和小剂量之痛苦却会导致伤害，对这个问题的解释，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可谓是当世第一人。这位出生在黎巴嫩的统计学家，目前供职于纽约大学，是风险管理学教授，还兼做股票交易商，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博学多闻者。2007年，塔勒布出版了风靡一时的畅销书《黑天鹅》，其主张是，我们大多数人思考风险的方式都是错误的。在复杂系统内，无法预见的问题几乎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然而我们却总是坚持，非要基于过往的经验来计算出风险。生活总有自己的方法，制造出完全不在预期内的事件—塔勒布将此类事件比作“发现黑天鹅”，原本基于此前的经验，你假设了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基于金融系统面对“黑天鹅”事件时的脆弱，塔勒布成功地预判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塔勒布随后又出版了《反脆弱》(Antifragile)一书：既然生命中的黑天鹅不可避免，那么系统和人如何面对此类必然事件，而且如同免疫系统，用成长得更强大作为回应。塔勒布建议我们区分三种类型的事物。有些东西，如瓷器茶杯，是脆弱的：它们易碎而且无法复原，所以你必须对它们温柔以待，把它们放在孩子们够不着的地方。还有些东西，则是坚韧的：它们可以承受住冲击。父母们给幼童的通常是塑料制的杯子，就是因为塑料抗摔，怎么摔到地板上也不会碎，但塑料杯也不会因为摔打而变得更坚韧。但是，塔勒布告诉我们，不要只盯着“坚韧”这个已经被用滥了的词，还要意识到并发现，某些东西是反脆弱的。在我们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许多重要的系统如同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它们需要刺激和挑战，才能学习、适应和成长。有些系统即使是反脆弱的，但若是没有挑战或外部刺激去促发它们做出积极回应，系统也会变得僵化、软弱和低效。根据塔勒布的区分，肌肉、骨骼和孩子都是反脆弱的：
要是在床上躺一个月……肌肉就会跟着萎缩，如果缺乏外部的紧张和刺激，复杂的系统也会弱化乃至衰败。我们的现代世界已经结构化，很多方面都是那些由上至下的政策和装置伤害着我们……它们所做的，正是对系统之反脆弱的视而不见。这就是现代性的悲剧：如同有些父母神经过敏，对孩子们的保护无微不至。可那些想要施以援手的政策却经常伤我们最深。36
在塔勒布的笔下，整本书开篇就是一幅富有诗意的画面，不妨讲给所有的父母。他指出，风可以吹灭蜡烛，却也会助燃火。这告诉我们，不要像蜡烛一样，也不要把我们的孩子变成蜡烛：“你要成为那堆火，渴望着风。”37
一旦理解了反脆弱的概念后，你就会立马发现，过度保护是多么愚蠢。既然风险和压力都是生活中自然、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父母和老师就应该帮助孩子们激发他们的内在能力，从此类经验中学习，获得成长。有句老话说得好：“与其为孩子铺好路，不如让孩子学会如何走好路。”但这些年来，我们的所作所为看起来却正好相反：我们总是想要清理掉一切路障，只要它们有可能让孩子们感到不安。但我们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么做，其实正是在重复花生过敏的错误。如果我们将孩子们保护起来，使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可能的不适经验，反而是好心做坏事，在孩子们离开我们的保护伞之后，他们就没有能力应付此类事件了。现代人热衷于将年轻人保护起来，使他们不会“感觉不安全”，我们相信，正是这种心理，导致了青少年抑郁、焦虑和自杀率的迅速上升。我们将在第7章中讨论这个问题。
安全主义的兴起
回到20世纪，“安全”这个词通常指的是身体的安全。就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而言，对于孩子们的成长来说，整个国家在物理意义上变得越来越安全，这当然是一场伟大胜利。得益于集体诉讼的官司，深度调查记者和消费者权利斗士［比如拉尔夫-纳德在《任何速度都不安全》(Unsafe at Any Speed)一书中对汽车工业的揭露］的抗争，还有常识的普及，危险的产品和行为方式变得越来越少见。从1978年到1985年，美国50个州全部通过了立法，要求汽车必须配备儿童专用座椅。家庭和托儿所在设计时也要考虑儿童安全；那些会引发窒息的危险源，连同尖利的物品，都要统统移走。由此带来的进步是，儿童的死亡率大大降低。38这当然是大大的好事，但就某些方面来说，我们对人身安全的关注未免走得太远。（想一想以上所引的艾莉森•高普尼克的文章，标题就是“我们是否应该让幼童玩刀耍锯?”39她的回答是：大概如此。）
但进入21世纪，观察有些大学校园，“安全”这个词经历了一种渐变的“概念渗透”（concept creep）过程，并扩展至将“情感之安全”包括在内。举个例子，2014年，欧柏林学院向本校教职员发布指导章程，要求他们不要忘记发出触发性的事前警告，要“向学生表明，你关心他们的安全”。40而细读该章程的余下部分就能发现，学校实际上是在告诉教职员们：向学生证明，你在关注他们的情绪（feelings）。在该章程的另一处，你可以看到学校把安全和情绪混为一谈。根据校方要求，在与学生交流时，教授应运用该生所倾向的性别代词（例如，对于那些不想被称之为“he”或者“she”的学生，就要用“zhe”或者“they”），这并不是因为这么做是礼貌的，或者显示出适度的尊重，而是因为，如果教授用了错误的性别代词，就会“在课堂上有损甚或危及学生的安全”。如果学生已经收到通知，他们可以要求性别中性的人称代词，然而某教授却未能按要求称呼，学生就可能会失望或感到受侵扰。但这些学生是否因此而不安全？如果一位教授用错了人称代词，学生在课堂上就会处于危险中？教授要关注学生的感受，理所应当，但如果师生共同体被反复告知，他们应从安全和危险的角度来判断他人的言论，那么欧柏林的学生——以及课堂讨论的性质，会因此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要理解欧柏林学院管理者为何如此使用“安全”这个词，我们在这里先转向一篇发表于2016年的论文，《概念渗透：伤害和病理在心理学中的概念扩张》，41作者是澳大利亚的心理学家尼克•哈斯拉姆。哈斯拉姆教授考察了诊所和社会心理学中一系列的关键概念——包括虐待、欺凌、创伤和偏见——并勾勒这些概念的用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是如何变化的。根据他的发现，这些概念的范围发生了两个方向上的扩张：一个方向是“向下”扩张，适用于某些不那么严重的情形；另一个方向是“向外”扩张，纳入了新的但在概念上有关联的现象。
就拿“创伤”这个词来说吧。《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手册》42是精神病学科早期的主要教科书（以下简称《手册》）。根据该书的早期版本，精神病医生在谈到“创伤”这个词时，他们所指的，仅仅是一种导致身体伤害的肉身因素，比方说，我们现在所称的创伤性大脑损伤。但根据1980年的修订，《手册》的第三版就承认，“创伤后精神障碍”也是一种精神疾病——并非身体性的创伤却被归类为精神病，这还是第一次。所谓创伤后精神障碍，是由某种特别恐怖的经验所导致，为常人不可承受，如要接受相应的诊疗，创伤事件的标准从来都是非常严格的：要达到标准，该事件必须满足“在几乎每个人那里都会引发严重的障碍症状”，而且“超出了常规人生经验的限度”。43《手册》第三版特别强调，此类事件不能基于某一主观性的标准。作为一种事件，它必须导致大多数人都能产生严重的反应。战争、强奸和酷刑都归在这类。但话说回来，离婚和单纯的亲人亡故（比如因自然原因所导致的配偶死亡）就并不属于这一范畴，因为这类事件即便无法预期，却是生活之常态。这些经验令人伤心，悲从中来，但痛苦和创伤可不是一回事。如果有人受困于这种还谈不上“创伤”的处境，那他们可以从医师那里听取建议，但通常来说，即便不用任何的诊断干预，他们也能自行复原。44事实上，即便是有过创伤经验，大多数人也可以不经医嘱而痊愈。45
但到了21世纪之初，在心理医生的圈子里，“创伤”这个词却发生了急速的概念下沉，其程度之深远，涵盖了任何“由某个人认定在身体或情感上导致伤害的经验对这个人的生活以及心理、身体、社会、情感或精神状况造成持续性的消极影响”。46在评估创伤时，“伤害”的主观体验变成了关键标准。结果可想而知，“创伤”这个词变得随处可见，不仅挂在心理健康职业人士的嘴边，甚至他们的客户和病人也能信手拈来——包括大学生群体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创伤一词的用法还只是一例，在哈斯拉姆的考察范围内，大多数的概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转向了一种主观的标准。47要决定什么算是创伤、欺凌或者虐待，并不是交给旁观者；如果你有这种感觉，那就跟着你的感觉走。如果某个人陈述，某件事造成了创伤（或者欺凌、虐待），那么他或她的主观评估就有了愈发重大的分量，甚至被认为构成了充分的证据。如果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被诊断患有某种心理疾病（见第7章所述），那么学院共同体也就肩负着越来越重的职责，要把他们保护起来。
安全空间
2015年3月之前，大概没有什么美国人听到过“安全空间”（safe space）这个学术概念，直到当月的《纽约时报》发表了朱迪斯•舒利瓦茨的一篇文章，讨论了布朗大学的学生们创造的安全空间。48布朗的大学生们正严阵以待，应对即将在校园内举办的一场辩论，围绕着“强奸文化”这个题目，温蒂-麦吉尔罗伊和杰西卡•瓦伦蒂这两位杰出的女权主义作家各执一词，好戏正要开场。所谓“强奸文化”，此概念指的是“社会上流行着的态度，在其笼罩下，性骚扰和性欺凌被认为习以为常或显得微不足道”。49这场辩论的正方，如瓦伦蒂，主张美国文化本性就满怀对女性的恶意，而在这样的世界里，性骚扰就是一种不再严重的罪行。我们都能看到，尤其是在这个#MeToo的时代，性骚扰原来是司空见惯的啊！但这是否就造就了一种强奸文化？看起来是一种很值得辩论的观点。
麦吉尔罗伊对此有所质疑，在她看来，美国社会所流行的还算不上一种强奸文化，为了论证她的立场，她将美国同某些因见惯强奸而不怪的国家进行了比较。（例如，在阿富汗的某些地区，“女性往往是’被结婚'，自己完全无法做主，为了男人的荣耀，她们的性命如草芥一般，动辄被剥夺，强奸更算不上什么。而一旦遭遇如此悲剧，女性反而会因此受到指控，甚至会被她们的家庭扫地出门”。50麦吉尔罗伊对性暴力有亲身经历：她告诉布朗大学的听众，十几岁时，她曾被暴力强奸，成年后，又被男友虐待，一只眼睛因此失明。但她却相信，非要鼓动美国女性，宣扬她们生活在一种强奸文化中，这既违背真相，也于事无助。
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布朗大学有学生就相信美国是一种强奸文化，那又会如何？校方是否可以坐视麦吉尔罗伊去挑战这些学生的信念，还是说，这样的挑战会让学生感受到危险？一位布朗大学的学生向舒利瓦茨如是说：“把她这样的演讲者放入校园，等于是罔顾人类的经验。”这将“摧毁一切”，她补充道。51让我们理一理其中的逻辑：在布朗大学校园里，有些学生认定美国是一种强奸文化，对于其中一部分人来说，她们之所以有此判断，是因为曾亲身经历过性骚扰事件。而在这次辩论中，若是麦吉尔罗伊告诉她们，美国并非一种强奸文化，那就等于说，这些受侵扰者的个人经验就是“无效的”，无法作为根据来论断美国是强奸文化。这听起来也许很伤人，但问题是，大学生真的可以将情感之苦痛视为她们身处危险的证据吗？
上面这位女生，连同她的一些同学，示范了什么是概念扩展一一她们向校方施压，为了保护有相似遭遇的同学们不受“伤害”，要求撤回对麦吉尔罗伊的邀请，由此导致了“安全”这个概念的泛化，连情绪之舒适也被包括进来。52她们的努力未能成功，但也促使布朗大学的校长克里斯蒂娜•帕克森做出回应，校长官方宣布，她本人也不同意麦吉尔罗伊的观点，所以在这场辩论的同时，学校还将举办另一场以强奸文化为主题的讲座这场不设辩论为的就是让学生们可以听到一边倒的观点，美国为何是一种强奸文化。53
但问题是，这场同时竞演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要是某位学生选择参加主场的辩论，她还是有可能因为麦吉尔罗伊现身校园而受到“触动”，同时（基于“学生是脆弱的，而不是反脆弱的”这一预设）再度遭遇创伤。于是，上面提到的那位同学，就联手本校的同道，打造了一处“安全空间”。任何同学如果情绪受到触动，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恢复，寻获帮助。房间里摆放着曲奇、填图画册、吹泡玩具、培乐多泥胶、枕头、毛毯，播放舒缓音乐和宠物狗嬉戏的视频，还配有工作人员，他们是受过专门训练来治疗创伤的学生和职工的。但非要说危险，可不限于个人的创痛回忆被再度激活；还包括对学生所持信念的威胁。有一位在安全屋内找寻安慰的大学生如是说：“各种观点纷至沓来，冲击着我内心深处的信念，感觉就像被狂轰滥炸一样。”54
舒利瓦茨的文章刊出后，大众感到难以置信。许多美国人（当然也包括布朗大学的一些学生）无法理解，为什么大学生需要这种远离某些观念的“安全”距离。要是他们看不惯，难道就不能不去现场吗？但是，如果你们意识到所谓脆弱学生的模型——真诚地相信，为数众多的大学生都如塔勒布所言的那般脆弱——那么这一切就都合乎情理了，为何大学校园里的一众人会齐心协力，将这些学生保护起来，使他们远离会触发过往创伤的蛛丝马迹。布朗大学的全体师生应当站出来，向校长（或其他负责人）施压，取消对这种危险演讲者的邀请，禁止他们踏足校园。如果你认为自己和身边同学像是蜡烛，那么你所想要的校园，当然是个一丝风也没有的地方。要是校长不能保护学生，那么大学生们就要互保互助。由是观之，这大概就是创设安全空间的善意初心吧。
但不要忘记，青年人可不是蜡烛的火苗，一吹就灭。他们是反脆弱的，即便是曾遭遇暴力的受害者以及创伤后精神障碍的患者，同样如此。关于“创伤后成长”的研究已经表明，根据大多数人的反馈，在经历一段创痛之后，他们反而会变得更好、更强。55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停止对年轻人的保护，放任创痛对他们的折磨，但它确实在提醒着我们，安全主义的文化得以立足，追根溯源，还是因为我们错判了人性，也误解了创伤和痊愈的机制。一个人在遭遇暴力之后活了下来，日常生活中势必埋伏着种种蛛丝马迹，一不小心就会触发他们的创伤，要生存下去，就要对之习以为常。56回避触动是创伤后心理障碍的一种症状，而非对病症的治疗。理查德-麦克纳利是哈佛大学心理学系诊疗训练的主任，他曾如此写道：
预警机制恰恰是反诊疗的，因为它会造成心理的回避，躲避可能触发创伤的线索，而这种回避就维持着创伤后的心理障碍。由课程材料所触发的严重情感回应，就是学生所需的一种信号，重视他们的心理健康,参与有据可依的认知行为疗法，帮助他们克服创后障碍。而所谓认知行为疗法，其中就包括逐渐地、系统地接触创伤记忆，直到受创者触动伤痛的反应逐渐弱化，最终消失。57
认知行为理疗师在诊治创伤症患者时，恰恰会让病人去接触那些导致不适感的东西（一开始仅以小剂量，比如说脑海中想象或者看图片），激活他们的恐惧，使得他们惯于接触到此类刺激，最终习以为常。事实上，对于创伤后心理障碍的恢复来说，焦虑的重新激活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有些治疗师会建议患者，在采用接触疗法时，不要服用抗焦虑的药物。58
对于真切地遭遇创伤后心理障碍的大学生来说，适当的心理治疗是必需的。但问题是，现在看来，学友和教授们用心良苦，他们携起手来，将那些原本可能触发痛苦经验的线索遮蔽起来，或者反复警告学生，要远离那些潜伏在前方的触动，这样做，却是好心办了坏事，反而会妨碍障碍患者的恢复。我们的文化在放任“安全”概念的泛化，甚至将情绪的不适与身体的危险混为一谈。走到这一步’这种文化就会鼓动人们将自己保护起来，屏蔽掉那些原本就嵌入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但问题是，我们需要这些经验，只有它们才能使我们变得坚强和健康。
这就是，当我们讨论安全主义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讲什么。安全当然是好的，策动他人远离伤害也是美德，但过犹不及，如果走极端，美德也可能变邪恶。59“安全主义”是什么？作为一种文化或信念系统，安全在其中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也就是说，为了安全，即便为实用或道德考虑所必需，人们也不会做出任何让步。“安全”压倒其他一切，无论潜在危险是多么不现实，多么微不足道。孩童们在一种安全主义的文化中长大，一方面得到保护，远离各种可以想到的危险，另一方面也教会他们要保持“情绪的安全”，于是就可能造成一种循环论证：孩子们变得越来越脆弱，越来越没有韧劲，成年人也就接收到某种信号，认定孩子们需要更多的保护，于是就导致孩子们更脆弱，一碰就碎。最后的最后就走向了前述的花生悖论：“药方”反而成了病症的主要成因，好心却办了坏事。
互联网世代和安全主义
沉浸于安全主义无法自拔，最鲜明地体现在2013年前后进入大学的那代人身上。多年来，社会学家和市场营销员都持有如下假定：所谓的“千禧一代”，是指从1982年至1998年或2000年之间出生的孩子。但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简-特温格聚焦于代际之间的差异问题的研究后，这位权威学者发现，自1995年那一年后，新生儿出现了惊人的断裂。她于是将出生于1995年以及之后的孩子称为“互联网世代”(iGen),也就是“internet Generation”的缩写，其他人也有称之为“Z世代”(Generation Z)的。特温格的研究表明，较之于相同年龄段的千禧一代，互联网世代的青少年承受着比例高得多的焦虑和抑郁症状，甚至是更高的自杀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哪些历史的进程改变了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孩子们的童年经验？在特温格教授的视野里，2007年，也就是iPhone的诞生年份，是个拐点，焦点在于社交媒体在此后数年中的迅猛发展。2011年前后，大多数十来岁的青少年每隔三五分钟，就会检查一下他们的社交媒体状态，其中许多人可谓乐此不疲。
我们将在第7章中探讨特温格的数据和论证。就本章来说，我们只要指出两件事。首先，互联网一代的学生们，如特温格所言，“执着于安全”，而且根据他们对安全的定义，“情绪安全”原本就在其中。60他们陷入“情绪安全”而无法抽身，也就致使许多同龄人都相信，如特温格所言，“一个人的安全，不应该只是远离交通事故和性骚扰，还要躲开道不同者，越远越好”。61
关于互联网世代，必须指出的第二点，是那些曾促使我们写作《大西洋月刊》文章的校园动向——尤其是对安全空间和触发预警的要求，直至2013年前后才开始在大学校园里蔓延开来，这对应着互联网世代的年轻人开始进入大学的起点。在接下来的四年间，千禧世代的最后一波从大学毕业，互联网世代的年轻人开始占据校园，大学生群体对安全的需求和对审查的呼吁与日俱增。62本书所讨论的，并不是千禧世代；说真的，他们已经招致了坏名声一一许多人错误地将近期的校园走向归咎于这代人。本书所关注的，是一种全然不同的回应言论和安全的新态度，要等到千禧世代毕业之际才开始蔓延于大学校园。当然，我们也不是要怪罪互联网世代的孩子们。准确地表达我们的主张应是：现如今的大学生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父母和老师虽然时刻将孩子们的利益放在心头，但却经常没有给他们以自由，让他们不受约束地发展人性中的反脆弱。
小结
❖孩童们，如同许多复杂系统，是反脆弱的。他们的大脑需要来自外部环境的各种输入，才能自我调整以适应环境。如同免疫系统，孩子们必须面对挑战和压力（当然要考虑到年龄，循序渐进，不能超限度），否则他们就没办法成长，长成为坚强的成年人，游刃有余地同身边的人和观念打交道，即便这会挑战他们的信念和道德观。
❖概念时常会扩展。自1980年代开始，有些心理学概念，诸如创伤和安全，就持续扩展。时至今日，我们运用这些概念的方式经常无法在心理学的科学研究中找到根据。创伤和安全概念之泛化，目前已经被用于论证对各年龄段孩子的过度保护，甚至把大学生群体都纳入其中。据说他们需要安全空间和触发预警，免得言词和观念使其遍体鳞伤。
❖安全主义把安全请上了神坛——着迷于消除威胁，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臆想的，最终发展到不可做任何妥协的地步，即便有其他实用和道德因素的要求，大人们也不愿做合理的取舍。安全主义是对年轻人的一种剥夺，他们因此失去的，恰是反脆弱的心灵所需的经验。越保护，越脆弱，越焦虑，动辄视自己为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