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我们vs他们”的谬误：生活是好人和恶人之间的战斗
道德二元论之所见，是将善与恶作为共存于我们内心的本能，从善抑或作恶，在于我们的选择。但还有一种我所谓的病态二元论，在它看来，人性本身可截然两分……一部分是完美无瑕的好人，另一部分则是十恶不赦的恶人。人，或为天使，或为魔鬼。
乔纳森•萨克斯，一名犹太拉比，《不以上帝之名》105
抗议就是发声，声称不义的事正在发生。当人们抱成团，集体表示抗议，他们就携手构建起一套叙事，关于什么是错的，谁是罪魁祸首，如要拨乱反正，我们又必须做些什么。然而，现实总是比叙事更复杂，由此就导致，人们不是被丑化为恶魔，就是被送上神坛一一结论常常并不公允。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坐落在洛杉矶附近，2015年10月，该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学校里有位名叫奥莉维亚的学生，在她出生之前，父母就已经从墨西哥移民至加利福尼亚州，她写了一篇文章，发在学生刊物上，讲述了她感到被边缘化，受到排斥的经历。106奥莉维亚观察到，在麦肯纳学院的蓝领员工(包括门卫和园丁)中，拉美裔工人占了很高的比例，而在学院的行政和专业教员群体内，拉美裔所占比例却要低得多。意识到这一现象，让她倍感痛苦。她在文章中声称，自己之所以被学院录取，大概就是为了填充种族配额的指标。奥莉维亚指出，有这么一种人，他们在麦肯纳学院才是标准的，或者典型的，而她却算不上：“说起我们的校园氛围和机构文化，它们所基于的价值观，首先是西方的、白人的、异性恋为规范的、中上以及上层阶级的。［'异性恋为规范'(cisheteronormative)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生活在其中，我们会预设其他人不是同性恋者，也不是跨性别者，除非存在着相关信息，证明这个人就是。］”107
奥莉维亚通过电子邮件，将她的文章群发给“麦肯纳学院全体员工”，读到电邮两日后，学院的教务长玛丽•斯佩尔曼给奥莉维亚发了一封私人邮件。邮件全文如下：
奥莉维亚：
感谢你写作并同我分享这篇文章。作为一所大学，作为一个大家庭，我们有许多要做的。你是否愿意找个时间同我谈谈这些问题？无论对我本人，还是对教务部门的职员，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我们也始终在努力，更好地为学生服务，尤其是那些并不适应我们麦肯纳学院模式的学生。
很希望我们可以多聊聊。
祝好，
教务长斯佩尔曼108
你们怎么看斯佩尔曼教务长的电邮？恶意伤人，还是释放善意？大多数读者大概能看出，她是在表示关心，且伸出援手，乐意倾听并解决问题。但奥莉维亚却感受到伤害，因为教务长在邮件中使用了“模式”（mold）这个词。看起来，她是在用最不宽容的方式来理解这个字眼：即斯佩尔曼话中有话，言下之意就是奥莉维亚（和其他有色人种的学生）并不符合这一模式，因此也不属于麦肯纳学院。很显然，这可不是斯佩尔曼的本意。奥莉维亚自己也坚持认为，在麦肯纳学院的文化里，有一个关于身份的定式或称模式，而这却是她奥莉维亚所无法匹配的，但按照斯佩尔曼事后所做的解释，109她之所以用“模式”这个词，恰恰是为了表达她能和奥莉维亚感同身受，因为还有一些麦肯纳学院的学生同她交流时，在描述他们无法融入的感受时，就用了这个词。
设想有学生本就已经感到自己像个局外人，当她读到“模式”这个词时，就很可能感到片刻的冒犯。但问题在于，这学生到底该怎么处理这负能量的片刻呢？哲学和修辞学中有一项原则，名为善意原则，按照该原则，当我们去解释他人的表达时，应基于最美好的、最合理的形式，而不是最恶劣的或最具攻击性的方式。要是奥莉维亚曾经学过，在评判
他人时首先看的是他们的意图，那么她在上述情境中就可能会运用善意原则，如同上一章所述的卡莉丝•福斯特，她之所为，就是一个范例。在身处奥莉维亚的位置时，一名学生若首先想到的是质疑自己下意识的反应，积极寻找证据，宽以待人，他就很可能摆脱瞬间袭来的情绪，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毕竟教务长抛出橄榄枝，想要了解如何做才能解决学生的问题。
事态的发展并非如此这般。事实是，在收到斯佩尔曼邮件的两周后，奥莉维亚在她的“脸书”页面上转发了电邮全文，还加了一条自己的评论，“我是不可能符合麦肯纳学院那卓越的模式了！欢迎转发”。她的朋友响应号召，转发了这封邮件，校园里随后爆发了抗议。110接下来就是游行、示威，学生向校长施压，要求对教职员进行必修的多元主义培训，要求斯佩尔曼辞职。甚至有两个学生发起绝食抗议，他们信誓旦旦，除非斯佩尔曼卷铺盖走人，否则他们是不会吃东西的。111在YouTube网站上可以看到一个视频，学生们围成一圈，拿着手提式扩音器，花了一个多小时来宣讲他们的冤屈；而冤有头，斯佩尔曼连同其他行政人员被围在圈内，只有听讲的份儿。112为她电邮的“措辞不当”，斯佩尔曼一再道歉，并向成群的学生澄清，她的“意图，原是要确认文章中所表达的感受和经验，然后提供帮助”。113但问题是，学生们可不接受她的道歉。拉动视频进度条可看到一处，一名女生厉声呵斥教务长（此举赢得学生的欢呼），这边抗议如火如荼，她却“睡着了”。114在该女生看来，斯佩尔曼此举简直就是儿戏。但从这次冲突的视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斯佩尔曼根本没有睡；她只是竭力忍住不掉眼泪。
学校没有解雇斯佩尔曼，但校领导也没有公开表示对她的任何支持。115面对学生不断升级的怒火——社交媒体推波助澜，而全国性新闻报道更是火上浇油——斯佩尔曼辞职了。116
与此同时，耶鲁校园也在上演着一场师生之间的冲突，其同样是一封电邮引发的。117艾丽卡.克里斯塔基斯，是耶鲁大学儿童研究中心的讲师，也兼任西利曼学院（耶鲁本科生的住宿学院之一）的驻院老师。发现学院的院长办公室对学生的万圣节服饰进行指导，她写了一封电邮，质疑大学行政人员此举是否适当，是否应由校方来规定在万圣节穿什么。118克里斯塔基斯在邮件里肯定了校方的“初衷，避免伤害和冒犯”，但她又担心，“培养学生身上的脆弱性，这种做法愈演愈烈，就会导致我们现在无法察觉的代价”。119她在邮件里一再提醒，要警惕大学机构“对大学生群体施加隐性控制”，邀请整个大学一道来反思，大学生作为成年人,他们是否可以为自己设定规范，且平等地处理分歧。“同每个人多沟通,”克里斯塔基斯在邮件里这样写，“自由的言论，以及面对冒犯言行，宽以待人的能力，是自由开放社会的标志。”
就是这封电子邮件，激起某些学生的愤怒，在他们看来，克里斯塔基斯所言，表明她支持种族主义色彩的万圣节服装。120没过几日，大约150名学生出现在西利曼学院，就站在克里斯塔基斯家外面的庭院里，他们用粉笔写好了标语，其中包括“我们知道你住在哪里”。艾丽卡的丈夫，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是西利曼学院的导师（此争议发生后，这个头衔已经被改为“学院负责人”）。当尼古拉斯出现在院子里时，抗议的学生要求他为妻子的电邮道歉，并且要谴责邮件里的立场。121尼古拉斯听着学生的诉求，同他们进行对话，为邮件给他们造成的痛苦而数次道歉，但他拒绝谴责妻子的邮件，也坚持不批判邮件中所表达的理念。122大学生们控诉他们夫妻，谴责他们是“种族主义者”，“令人厌恶”“无视他人的人性”“造成了一个不安全的空间”，致使“暴力”充斥校园。学生们咒骂尼古拉斯，批判他“耳目闭塞”，记不住学生的名字。学生要求尼古拉斯不能笑，不能弯腰，说话时也不能比画。还有些学生甩来一句话，他们所想的，就是他工作不保。有一个场景广为流传，123画面中，一位学生朝他大嚷：“到底他妈的是谁雇用了你？你应该下台！这同创造一个知识空间没关系！半点关系也没有！我们是要在这里创建一个家园你晚上还能睡得着觉！你，令人恶心！”124
事发次日，耶鲁校长群发电邮，承认学生的痛苦，承诺将“行动起来，使我们变得更好”。125校长没有任何对克里斯塔基斯夫妇表示支持的言行，直至庭院事件发生数周后。但到那时，校园里与他们夫妻为敌的态度已经根深蒂固。学生仍不断发出抗议，要求将他们解聘，126在这种情况下，艾丽卡辞去了她的教职，127古拉斯则申请休假，停止了当年的教学。在该学年度结束时，夫妇俩双双辞去他们在住宿学院的职位。艾丽卡后来透露，很多教授私底下非常支持他们，但却不愿公开站出来，为他们辩护或表示支持，因为在这些人看来，这么做“风险太大”，害怕受到报复。128
面对斯佩尔曼教务长和艾丽卡-克里斯塔基斯的邮件,两封信显然意在帮助学生，为何学生的反应会如此强烈呢？当然，每所学校都有它的幕后故事；有些学生会对学校管理机构失望，离不开此前的种族主义事件或其他原因。129也就是说，抗议并不仅仅是关于邮件的。但就我们所能判别的，无论是斯佩尔曼，还是克里斯塔基斯，都并没有牵涉进这些幕后故事里。那么，为什么学生会将她们的电邮解释为极其严重的侵犯，甚至认为要求将她们解雇都是理所应当的？看起来是这样，其中有些学生有了他们自己的心理模式，一个图样里有两个格子要填：受害者和压迫者。每个人不是受害者，就是压迫者，必居其一。
群体与部落
所谓最小群体范式(minimal group paradigm),是社会心理学中著名的系列实验，由波兰裔心理学家亨利-泰弗尔(Henri Tajfel)所开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服役于法国陆军，后为德方所俘。作为一名二战时期生活在欧洲的犹太人，他的种种经历，包括留在波兰的全家人为纳粹所杀，彻底改变了泰弗尔，使他迫切想要追问，人们在何种情况下会歧视非我族类的成员。正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泰弗尔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每次实验的第一步，就是将人们划分成两个组别，所用的标准都是琐细且随意的，比如抛硬币。举个例子，在一次研究中，按照操作要求，每个人首先估算一张纸上的圆点数目。接下来，实验者告诉其中一半人，他们高估了圆点的数目，因此被分入“高估者”这一组，另一半则被分到“低估者”组——事实上，分组时压根没有考虑他们的估算数。接下来，按实验者所指示的，每个人都要给其他参与者分发积分，或者分配钱币，在这一过程中，不考虑其他，只看他或她处在哪个组别。泰弗尔通过这一系列实验发现，无论他用以设置组别区分的标准是多么琐细，甚至无聊到“微不足道”，一旦有了组别身份，无论手里等待分配的是什么，人们往往都会在分配时更照顾他们同组的成员。130
随后的种种研究运用了各种各样的技术，但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131神经科学家大卫•伊格曼就动用了磁共振成像的技术，具体方法是，他让参与实验者去观看录像，内容记录了其他人的手被针刺扎，或者被棉签触碰，同时用磁共振成像来观察他们的大脑活动。在实验中，录像里出现的手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同观察者相同宗教的组别，另一类则标示为不同的宗教，结果表明，当看到标识相同的手被针扎时，观察者大脑中负责痛苦的区域显示出更大的波动，明显大于标识不同宗教的那只手。接下来，采取不同的组别分类方法，比如就在参与者将要进入磁共振成像机器时，才按照某种方法随机分组，如抛硬币，即便这个分组片刻之前尚不存在，但只要被扎的那只手上面有同观察者相同的组别标记，观察者的大脑仍会显示出更大的波动。132但对于那些我们认为的“非我族类者”，我们的感同身受就没有那么强。
归根到底，人类的心灵是向往着部落主义的。人类进化的故事，并不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在群体内竞争的故事；它所讲述的，还有群体同群体之间的竞争——有时会刀剑相见。我们出生在这世界上，就血统而言，所有人都属于那些历史上在不间断的竞争中一路存活下来的群体。部落主义是我们进化而来的禀赋，我们结伴成群，时刻准备着群体之间的斗争。133只要“部落开关”(tribe switch)134一打开，我们就会将自身同群体更紧密地绑在一起，我们就会拥护并且捍卫群体的道德矩阵，而且我们所想的，就不再只是我们个人。道德心理学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道德约束人，又蒙蔽人”，135要是一个群体预备好投身“我们”同“他们”之间的战役，这原则对他们来说可是有用的招数。进入部落模式，对于那些挑战我们团队之叙事的论证和信息，我们就会视而不见。以这一方式同群体融为一体，当然令人产生发自内心的愉悦一一在大学橄榄球比赛前，常见模仿部落的滑稽表演，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准备着部落主义，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以部落的方式来生活。在人类的心智里，包括许多进化后的认知“工具”。我们不可能让所有工具一刻也不得休息；我们会按需打开工具箱。因地制宜，部落主义可因具体的条件而高涨、消退，乃至消失。无论什么类型的群体间冲突，真实的，或者只存在于感觉中的，都会即刻激起部落主义，人们会开始高度关注他人的站队迹象。叛徒同敌人交好，也不会有好下场，他们会受到惩罚。反过来说，和平与繁荣的环境通常会使部落主义衰落。136人们不再需要睁大双眼，警惕群体成员的行踪；他们也不会感受到压迫，非要以群体的期望来塑造自身。当一个共同体成功地闭合每个人的部落回路，对于每个个体而言，他们就有了更多的空间，按照自己的选择去创造生活；也有更多的自由，进行人和观念之间的创造性结合。
如是说，在大学这样的社群内(由于事态之蔓延，高中也是如此137),当群体之间的区别并非无关紧要，也谈不上偶然随意，而且当这些区别被反复强调，而不是有意淡化之时，大学会发生什么事？当你这样训练学生，让这些年轻人将他人—以及他们自身——都视为不同群体的成员，因种族、性别及其他有社会意义的因素而被定义并区分开来，然后向他们如此灌输，这些群体将永远斗争下去，陷入为了身份和资源的零和冲突，长此以往，又将发生些什么呢？
两种身份政治
“身份政治”是一个有争议的术语，但它的基本含义却很简单。按照布鲁金斯学会乔纳森•劳奇(Jonathan Rauch)的定义，身份政治就是“政治性的动员，其得以组织起来,是基于种族、性别和性取向这样的群体特征，而不是政党、意识形态或经济利益”。劳奇还指出：“在美国，我们要问这类动员不是什么，它并不新奇，并不是外在于美国的，谈不上穷凶极恶，当然也不是左翼专属。”138所谓政治，不外乎就是各群体结成联盟，以追求他们的目标。如果农场主、葡萄酒爱好者或者市场自由派团结起来，实现他们的利益，在美国是常态的政治，那么妇女、黑人或者同性恋者联合起来，当然也是常态政治。
但我们要问，身份究竟是如何动员起来的，动员之方式不同，则对该群体成功的机会，对加入该运动群众的福祉，甚至对整个国家，都大有不同。身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动员起来，亦即凸显一种包容的共同人性，并且揭示出就是因为他们属于某个特定群体，我们的某些同胞就被剥夺了尊严和权利；或者，身份也可以通过那样的方式动员起来，放大我们体内与生俱来的古老的部落主义，将某个群体作为共同的敌人，通过对他们的仇恨，将我们凝聚在一起。
共性的身份政治
尊敬的马丁•路德•金博士，就示范了我们这里所说的共性之身份政治(common-humanity identity politics)o他所为之奋斗的，是要修补一道撕裂的伤口——数世纪以来，种族主义已经被写入南方各州的法律，而且成为全美不分南北的风俗、习惯和制度。仅仅保持忍耐，静待社会之渐变，当然是不够的。民权运动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是由非裔美国人所领导，且由其他人所参与的。他们携手同行，投身于非暴力的抗争、公民不服从、联合抵制，熟练地运用公共关系策略，向那些冥顽的议员施加政治压力，与此同时，他们目光长远，还致力于全国上下的移风易俗。
说起金博士的天才之处，不能忘记，他运用的是宗教和爱国主义中让民众团结起来的语言，诉诸的是美国人共同的道德和身份。一次又一次，他以家庭为喻，将不同种族和宗教的美国人统称为“兄弟”和“姐妹”。他常常谈到爱和宽恕的必要，使听者回想到耶稣的箴言，且同许多文明的古老智慧遥相呼应：“爱是可以化敌为友的唯一力量”，139还有“黑暗不能驱逐黑暗，只有光才能。仇恨无法化解仇恨，只有爱可以。140（比较一下佛陀的话：“仇恨不能战胜仇恨，爱以克恨。此乃永恒之法则。”）141
马丁-路德-金那最著名的演讲，就大量地运用了社会学家称之为“美国公民宗教”的语言和图像。142在述说这个国家的立国文献和建国之父时，美国人常用准宗教的语言、框架和叙事，金博士也是这么做的。“当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写下《宪法》和《独立宣言》那气壮山河的词句时,”在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金博士如是宣告，“他们是在许下一个诺言。”143在表述民权运动之目标时，他将美国公民宗教的道德感召力发挥到淋漓尽致：
即便我们还面对着种种困难，从今天到明天，但我仍然有一个梦想。这梦想，深深扎根在美国梦之中。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起来，活出其立国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144
马丁·路德·金的做法表明，他所领导的运动不仅不会摧毁美国；反而是要修补它，将它重新联合起来。145这种包容的、共性的政治方法，亦可见于保利-莫莉的论述。莫莉，黑人、同性恋者，是新教圣公会的牧师，也是民权运动的积极分子，1965年她55岁时，从耶鲁大学法学院获得学位。如今，耶鲁的一所住宿本科学院是以她的名字而命名的。1461945年，莫莉写道：
消除隔离，我打算用积极的方法和包容的胸怀……当我的兄弟们画一个圈，将我排斥在外时，我就要画一个更大的圈，将他们包括在内。在他们为小群体的特权而发声的地方，我要放声疾呼，为了全人类的权利。147
这种政治动员的方法，在于对共同人性的推崇，在同性恋者争取婚姻平权的运动中，它成为主角担当。首先是2012年，在美国多个州的选举中同性恋者赢得了同性婚姻权，也为联邦最高法院将同性婚姻裁决在全国法律上铺平了道路。看看2012年竞选中最有影响力的文宣广告，其中有些就运用了金博士的手法，诉诸爱和共同的道德价值。如果你想体验一下将道德拔高的情感，只要打开视频网站，搜索“Mainers United for Marriagev（婚姻合众缅因人）即可。你会找到这些短片，在视频里，无论是消防员，还是共和党人或者基督教徒，无一不诉诸强有力的道德原则，包括宗教和爱国主义，用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希望他们的儿子/女同事可以同他或她所爱的人结婚。我们在此转录其中一则政治广告的对话脚本，画面上的是一位圣公会的牧师同他的妻子：148
夫：我们的儿子哈尔在伊拉克指挥过一个排。
妻：当他回来后，他让我们坐下，告诉我们：“爸、妈，我是同性恋。”
夫：这确实要花些工夫来适应，但我们爱他，也以他为荣。
妻：我们的婚姻，一直是46年以来共同生活的基础。
夫：过去我们认为，对于同性伴侣来说，民事结合（civil unions）就已足够。
妻：但婚姻是发自内心的承诺。它是民事结合所无法替代的。
夫：我们的儿子曾为我们的自由而战斗。他也应该有婚姻的自由。
这是赢心、洗脑、扫票的方法：你不仅要诉诸骑象人（晓之以理），还必须诉诸大象（动之以情）。149金和莫莉深谙此道。他们所做的，并不是羞辱或者丑化他们的对手，而是以他人为人，然后就连续不断地呼吁他们的人性。
共敌的身份政治
身份政治的共性形态，在许多大学校园里还能找得到，但近年来，我们却目睹了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形态在快速蔓延，构成这种新形态之基础的，是为了对抗一个共同的敌人，而将多个群体联合且动员起来的动力。它激活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心理机制，套用一句阿拉伯民族贝都因人的谚语，就是：“起初，我，对抗我的兄弟们；继而，我联手兄弟们，对抗我的堂兄弟；最终，我联手兄弟、堂兄弟们，对抗整个世界。”150找到共同的敌人，是扩大并激活你自己部落的有效手段。
因为我们眼下主要解读校园里正发生的事，那么在本章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要聚焦于校园左翼的身份政治。但我们也留意到，大学校园内的那些事，往往无法脱离来自右翼的挑衅举动，对于右翼，我们将在第6章展开阐述。右翼所做出的挑衅，通常来自于校园政治之外（只要走出大学校园，右翼在身份政治上的能量同左翼是旗鼓相当的）。
要想说明共敌之身份政治的恐怖，希特勒可谓当仁不让，他以犹太人为靶子，统一并扩张其第三帝国。也正因此，在我们当前这个时代，最令人震惊的政治发展当属新纳粹主义的死灰复燃，有些美国人（以及欧洲人），其中大多是年轻的白人男子，已经公然拥护新纳粹的主张和符号，让新纳粹同其他白人民族主义团体联合起来的，是他们所共享的仇恨，不仅以犹太人为靶子，黑人、女性主义者和“社会正义战士”（SJW）也在他们的名单上。2016年之前，这些右翼的极端组织在校园政治中还无法翻云覆雨，但到了2017年，许多右翼团体已经找到了煽动演说和网络骚扰的方法，开始在校园事件中兴风作浪。对此，我们将在第6章中做进一步讨论。
关于大学左翼力量所推动的身份政治，近期一个例子引起了广泛关注。2017年12月，得克萨斯州立大学一名拉美裔学生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发表在由学生运营的独立报纸上，大标题赫然写着“你的DNA令人厌恶”。151整篇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每当我想起我曾经遇到过的所有白人——不论他们是教授、同龄人、恋人、朋友、警察，或者其他行当——我认为尚且“正派的”，大概只有十来个吧。
接下来，这名学生写道，“白人”，是“一个建构起来的概念，被用来永恒维系一种种族主义的权力体制”，他于是主张，“通过一场持续不断的意识形态斗争，我们解构掉，白人’以及依附于此概念的一切，我们终将赢得胜利”。该文章结尾如下：
在存在论的意义上，白人之灭亡就意味着全人类的解放在那一天到来前，也请记住：我恨你们，因为你们就不应该存在。你们既是这个星球上的支配者，又是死亡黑洞，所有其他的文化，只要同你们照面，就难免凋零。
右翼网站怒不可遏，在他们看来，这篇文章就是在号召对白人进行种族灭绝。当然，究其原意，作者看起来所倡议的是文化上的灭绝：终结美国的白人统治以及白人的文化。但不管怎样，结果是一文激起千层浪，作者摊上了大事。152该学生报纸收到了校外的恐吓邮件，要求学生编辑下台，甚至有死亡威胁。超过2000人在请愿信上签名，呼吁停止对该学生报纸的资助。153（个人教育权利基金会，即由本书作者之一格雷格所领导的公益组织，基于第一修正案的权利为该报纸做了辩护。）重压之下，学生编辑部迅速道歉，154撤回文章，且解聘了作者。该校校长也站了出来，声称此文是一篇“种族主义的专栏文”，且对学生编辑部提出期望，“在决定他们将要印刷的内容时，行使良好的判断力”。155
说回那篇文章，在呼吁瓦解权力结构时，学生作者所用的一整套术语和概念，在某些学科的学院派论争中，也属司空见惯；就其论证的主要思路来说，也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脉络中的社会和政治分析方法。这一套方法，是主要从权力角度来分析事物。群体为权力而斗争。根据这一范式，当权力被认为由某个凌驾性的群体所掌握时，道德上的两极就出现了：哪个群体看起来手握强权，就是坏的；而哪些群体被认为受到压迫，则是好的。在本章的开头，我们引用了萨克斯拉比的一句话，这里的道德两极，就是他所描述的病态二元论的变体。
卡尔•马克思写作的语境是19世纪的工业革命，所以他聚焦于经济阶级之间的冲突，主要发生在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与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的主体）之间。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可用来解释任何群体间的斗争。具体到理解今日大学校园之事态发展，赫伯特.马尔库塞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这位德裔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二战期间逃脱纳粹迫害，来到美国，在数所大学做教授。2。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马尔库塞的著述影响力至为深远，在这一历史阶段，美国左翼正在变换路线，不再坚持此前对劳资对抗的关注，脱胎变为“新左派”，重点集中在公民权、女性平权以及其他推动平等和正义的社会运动。在左翼看来，这些社会运动通常也有其左一右之维进步主义者要的是革新，而保守主义者则希望保持现有的秩序。在此语境下，马尔库塞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分析了左与右的冲突。
在一篇发表于1965年题为《压迫的宽容》的文章中，马尔库塞指出，宽容以及言论的自由想要有益于社会，就需要极特定的、说到底几乎没有存在过的社会条件：绝对的平等。他相信，当群体之间存在着权力差距时，所谓的宽容，只会使强者愈强，使他们更轻易地主宰社会的机构，比如教育、媒体，以及大多数的沟通渠道。无差别的宽容是“压迫”，马尔库塞如是说；它堵塞了政治议程，压制了弱势群体的声音。
既然无差别的宽容并不公正，那么我们所需的，就是一种差别对待的宽容形式。马尔库塞宣称，一种真正的“解放式的宽容”(liberating tolerance),应当是抑强并扶弱的宽容。那么问题就来了，谁是弱者，谁又是强者？当马尔库塞在1965年写作时，他眼中的弱者是政治左派，而强者是政治右派。虽然当时控制着华盛顿的是民主党，但马尔库塞将右翼同商业界、军方以及其他特权利益联系起来，在他看来，正是这些右翼力量操纵权力，囤积财富，阻挠社会变革。156而他所讲的左派，指的是学生、知识分子和各类少数群体。对马尔库塞而言，左翼和右翼在道德上不应等量齐观。在他看来，右派鼓动战争，左派却坚持和平；右派是“仇恨”之党，左派则是“人性”之党。157
右翼强大，因此是压迫者，而左翼弱势，所以是受压迫的，要是接受了这种认识框架，那么也就能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无差别的宽容是不好的。根据马尔库塞所阐释的，解放式的宽容，取而代之后，“就意味着对右派运动的不容，而同时对左派运动的容忍”。158
马尔库塞也承认，他所倡议的，看上去既违背了民主的精神，又为自由主义的非歧视传统所不容，但他却主张，当社会之大多数受到压迫时，运用“压制和教化”，使“造反的大多数”(subversive majority)获得其应有之权力，就是正当的。马尔库塞的一段话预示着今日美国校园频发的事件，读来令人心惊。他在其中主张，真正的民主恰恰要求专制，对于那些主张保守派利益，或者鼓吹在他看来有进犯性的歧视政策的右派，就必须要剥夺他们的基本权利，反过来说，真正的思想自由，可能要求教授们对其学生的教化灌输：
造反之大多数所能发展出的道路，不应被阻拦，假若有组织的压迫和教化关闭了这些道路，那么道路之重启，显然就必需不民主的手段。有些群体和社会运动，推行的是侵略政策、军备行动、沙文主义，以及种族和宗教歧视，或者反对扩展公共设施、社会保障，以及医疗服务等福祉，对于这些群体而言，非民主的手段就是要剥夺对其言论和集会的容忍。不仅如此，自由思想之重振，恰恰要求在教育机构内对教什么、做什么施加新的严格限制，通过这种手段和观念，在话语和行为的大学体制内，将心灵封闭起来。159
故此，一场马尔库塞式的革命，其最终目标并不是平等，而是对权力的颠覆。1965年，马尔库塞提出了这一愿景：
到此为止，应当是昭然若揭了，要让那些无权者去行使他们的公民权，其前提正是要剥夺那些侵权者的公民权，要解放全世界的受苦受难者，其前提就是要对他们从前和现在的主子都施加专政。160
那位以文招灾的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的学生，也许并没有直接读过马尔库塞，然而他却继承了马尔库塞的世界观。马尔库塞被称作“新左派之父”；现如今，20世纪60、70年代那一辈大学生，已成为今天的老教授，马尔库塞的学说由他们所继受，其观点至今仍广为流传。但在《压迫的宽容》发表50年后，在我们这个国家的民权事业取得巨大进步,将公民权扩展至1965年的许多无权群体之后，在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说操纵于右派之手的教育系统中，为什么马尔库塞的愿景仍在鼓动人心？即便马尔库塞的观点在1965年对许多人而言是有道理的，但他的理念在当今的美国大学里能否站得住脚？
现代马尔库塞主义
《压迫的宽容》发表后数十年来，在大学里的人文和社科院系，各种理论和方法百花齐放，提供了从群体间权力关系的视角分析社会的种种方法。（例子包括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批判理论。）其中一种理论我们不得不说，因为它的观点和术语早已成为挂在今日校园活动家嘴边的话语，信口即来。金伯利•威廉姆斯•克伦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法学教授，曾提出所谓的交叉性（interssectionahty）学说（目前她同时受聘于哥伦比亚大学，担任交叉性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161在一篇发表于1989年的文章中，克伦肖教授指出，一位黑人女性生活在美国，'其经验并非黑人经验同女性经验的简单相加所能概括。162她分析了一则法律案例，将自己的观点生动地表达了出来。在这个案例中，在通用汽车公司工作，黑人女性是歧视的受害者，即便公司可以证明，它既雇用了大量的黑人（在由男性工人所主导的工厂岗位），也雇用了大量的女性（在白人所主导的文员岗位）。163这么说，虽然通用汽车公司并没有表现出对黑人或女性的歧视，但从结果来看，它所雇佣的黑人女性却屈指可数。克伦肖的学说让我们警醒，在判断歧视时，我们不能只着眼于歧视的若干重大“主要影响”；我们还必须要看交叠之处，或者说“交叉点”。概而言之，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和西尔玛•比尔奇在最近一本书中曾如此解释：
作为一种分析的工具，交叉性学说所考察的，指向权力关系是如何交叠的，如何相互建构的。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残疾与否、民族、国家、宗教和年龄都是要分析的范畴，都是指涉重要社会区分的术语。而它们作为范畴，也从种族偏见、性别歧视、异性恋规范，以及阶级剥削这样的权力关系中获得其意义。164
交叉性理论之确立，根据在于若干我们认为有效且有用的洞察：权力是紧要事，为了保持他们的权力，群体成员有时会无所不用其极，在这种条件下，若某个人同时归属若干不同的身份群体，处在交叉点上，她就会身陷他人通常看不到的种种困境。之所以“交叉性”理论说到了点子上，如克伦肖教授在2016年TED演讲中所说，就在于“如果一个问题连名称也没有，那你就看不到它；当你连问题也看不到的时候，你大概也就无从解决它”。165
行文至此，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要批判这一理论；我们所要做的，毋宁是探讨对交叉性的某些解读，尤其是这些解读在大学校园里正在产生的影响。人类心智生来就带有部落主义的回路，而某些交叉性的学理解读就有可能大大强化部落主义。图3.1是讲解交叉性理论时常用到的图例。我们这里的图，模仿了多伦多大学哲学教授凯瑟琳•保利-摩根的图。166（从简起见，摩根图上有14条相交的轴线，而我们只展示了其中的7条。）在一篇文章中，摩根是这样描述她的方法的：图例上的中心点，代表着一个具体的人，她生活在许多权力和特权维度的“交叉点”上；在其中任何一条轴线上，她可能高一些，也许会低一点。摩根如此定义她的概念：“特权是指以体制化的方式加以支配的权力压迫是一种体制化的生活经验，一个人因在若干轴线上的位置而受到支配。”167
从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著述中，摩根汲取灵感，她由此主张，我们每个人都“在（至少）以上轴线内的每一条上占据一个点，而这个点所处之位置，就代表着’我’这个人的能力、权力、剥夺、压迫和抗争的交叠所在。就每一条特定的轴线来说，两个端点就代表着最大特权或极端压迫”。168摩根教授特别分析了其中的两条轴线，即种族和性别，观察它们是如何相互作用，最终将学校建构成白人男性的场域，且这类人的观念和立场支配着学校。摩根声称，女孩和妇女实际上是一种“被殖民的人群”。她们构成了全体学生中的大多数，但论及生活和学习，却无所不在地落入到由男性白人所构成的观念和制度之中。
图3.1：特权和压迫的7条交叉轴。根据交叉性理论，每个人的生活经验，都取决于他或她在这些（以及许多其他）维度上的位置（我们在这里所制作的这张图，是简化版，原图可见于犀根1996年的著述。我们省去了摩根的另外7个维度，分别是性正常VS性变态，年轻VS年老，欧洲人VS非欧洲人，有文凭VS文盲，英语为母语VS英语为第二语言，浅肤色VS深肤色，以及非犹太人VS犹太人）
摩根这话不错，美国的大学是谁建立的，教育体制又是谁创设的，十之八九是白人男性。大多数此类学校都曾一度将女性和有色人种拒之门外。但问题是，事到如今，这段排斥的历史是否还意味着女性和有色人种就应该视自身为“被殖民的人群”？这么想，到底是会赋予她们权力，还是催生出心理上的外控观？这会让她们更乐意同老师互动，认真读书，努力学习，在学校天天向上，还是说对之更反感？
概而言之，要是大学生们经过这一番训练，学会了从交叉轴线的立场看世界，双极轴线的一端代表着“特权”，另一端则是“压迫”，那么这些学生的头脑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既然“特权”被定义为“支配的”并因此导致“压迫”的权力，那么这些轴线在本质上就是道德的维度。居于上位的，是坏人，居于线下的，则是好人。有了这样的教诲，“我们VS他们”的谬误就被植入了学生们的心灵，编码后成为了他们的认知图式：生活是在好人和恶人之间的战斗。进一步讲，要去判定到底谁是恶人，看起来也无法回避。那些压迫的主轴线通常都指向了一个交叠方向：白人直男。
2015年11月发生在布朗大学的一件事，生动地示范了这种思考方式，一大群学生冲进校长的办公室，把他们的要求清单径直摆在校长和教务长的面前（教务长是首席学术管理者，通常居于校长一人之下）。169观看这场对抗的视频，有一幕场景：教务长，一位白人男性，刚想说：“我们就不能谈谈吗？关于——”话没说完，学生们就大声喊“不”，还有些则打着响指，打断了他。一位在场抗议者这样解释他们打断教务长的理由：“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异性恋的白人男性总是主宰着这个空间。”教务长紧跟着说，他自己就是个同性恋。这学生结巴了一下，但校长是女性，同时教务长是同性恋男性的这个事实并未让他却步，他讲得理直气壮：“嗯，同性恋……这不重要……白人男性处在层级的最顶端。”
简言之，因为人类长期以来部落竞争的进化史，我们的心灵很容易出现“我们VS他们”的二分思考。但要是我们想创造友善、包容的共同体，我们就应竭尽所能，关闭部落主义，同时培养人之为人即有共性的感觉。但问题在于，观察现如今的大学，课堂内外不少理论方法都在刺激着我们体内古老的部落趋向，即便教授的本意很多时候并不在此。当然，有些人确实是种族主义者、性别主义者，或者恐同人士，而有些机构也可做如此定性，即便其运营者不乏善意的初心，但它们最终就是会歧视某些群体的成员。我们赞成要教导学生慎思明辨，识别各种形式的陈见和偏见，只有有了这一步，才能去消灭它们。交叉性的理论可以予以精彩的传授，就像克伦肖教授在TED演讲中所示范的。170教得好,它就可以促进同情，暴露出此前看不到的不公。但不知何故，看看今天的许多大学生，他们所吸收的是一种不同版本的交叉性思维，沉浸在“我们vs他们”的谬误中而无法走出。
共敌的身份政治为什么会伤害学生
想象一下，又一批小鲜肉进入大学校园。在入学培训项目中，他们将受到这样的训练，首先是上述的交叉性方法的思维，还要学着如何在大学生活中发现“微侵犯”。进入大学的第一周结束时，新生们已经学会了划分他们自己以及身边同学的权力等级，发现更多不同的身份群体，看到人与人之间更多的差异。171他们所学的，让他们将更多的语言和社会行为解释为“侵犯之举”。他们所学的，也让他们将侵犯、支配和压迫同特权群体联系在一起。他们所学的，还让他们只看得见自我感知的影响，而无视行动者的意图。假设在这么一所学校内，见到如教务长斯佩尔曼以及艾丽卡,克里斯塔基斯所发送的电邮那样，学生们会如何反应呢?172
共敌的身份政治，再加上以“微侵犯”为主题的培训，两相结合就创造出一种会滋生“揭发文化”的环境，在这种氛围里，学生们只要发现身边师生所犯下的小过错，就会公开“揭发”冒犯者，就可以以此博得名声。173要是止步于同冒犯者私下谈谈，温柔以待，这么做就不会得分，不会出名一一甚至反而会被解读为“与敌共谋”。揭发文化需要一种可以直达观众的便捷方法，对于那些敢于羞辱或惩罚所谓冒犯者的“勇士”，则奖赏以地位。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社交媒体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总有观众渴望看到有人被羞辱，尤其是做旁观者如此轻易，随时可以加入进来，继续煽风点火。
生活在揭发文化中，就要时刻保持着警惕、恐惧和自我审查。在观众群中，也许有很多人对被羞辱的那位感到同情，但他们却不敢直言，由此就造成一种错误印象，好像全体观众对这场羞辱都是没有异议的。下面的这段叙述，来自史密斯学院的一位新生，她讲到了在2014年秋是如何遭遇这种揭发文化的：
初到史密斯的头几天，我目睹了无数的对话，一个人告诉另一个，他的观点是错误的。在论证中几乎总是包括了“冒犯”这个词。短短数周，我们新生班的同学们就迅速吸收了这种不加思考的新思维。他们可以当场探知政治不正确的观点，然后将该“错误”揭发出来，令责任人示众。我于是开始管住自己的嘴，少发表自己的意见，怕就怕那个宣传代表着思想自由表达的群体，动辄就做评断和责难。同其他学生一样，我在这里感到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生怕自己会说些“冒犯”的话。这就是史密斯的社会规范吧。174
来自全国各地的报道都似曾相识：活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里，学生们都如履薄冰，小心翼翼，担心说错话，害怕点错了赞，不敢站出来为他们知其无辜的人做辩护，说到底，是他们一想到有可能会在社交媒体上被暴民揭发示众，就只能明哲保身。175康纳-弗里德斯多夫，是《大西洋月刊》负责高等教育的记者，在我们2016年那篇谈“娇惯”的文章刊出后，他也开始跟踪调查文中的事。有同学这样告诉他：“为了鸡毛蒜皮的事，学生们动不动就发怒……这就导致了校园精神的破碎和大学的分裂。”还有下面这段话，来自另一位学生：
我大概憋回了绝大部分原本想说的话，十之八九吧，就是害怕被揭发出来……人们揭发你，不是因为你的意见是错误的。大概你只要说，就会被人揭批。就在今天，我在“推特”上碰到人们正在嘲弄一位姑娘，原来她制作了一段视频，讲述她是多么热爱上帝，她如何为每个人祈祷。结果引来了数百条的评论，粗俗的话不堪入目，就在视频下面。甚至到了这地步，他们所嘲讽的还不只是她的立场。他们挑剔一切。她的眉毛，她嘴唇的颤动，她的声音，她的发型。这太荒诞了。”176
在上述评论中，我们可以发现，残酷和“美德表演”（virtue signaling）在揭发文化中原本就司空见惯（所谓美德表演，是指人们说的话、做的事，都是为了彰显自己道德周尚。这有助于保持他们在团队中的好人缘），而现在，社交媒体放大了这样的残酷和虚伪。乌合之众可以让好人丧失良知，尤其是作恶者可以戴着面具（在现实的暴民中），或者躲在网名或头像的背后（化身在网络暴民中）。匿名就能助长个性的隐去——亦即个人自我意识的丧失一一由此削弱人的自制力，强化他同众人合流的意愿。177
这种思维方式严重破坏了大学生的心智，其程度之深，可参见特伦特•伊迪(Trent Eady)的一篇报告，这位加拿大青年，是名酷儿活动家，在2014年摆脱了这样的心理模式。在这之后，伊迪写了一篇文章，即《“疑神又疑鬼”：我是如何深入黑暗政治世界的，又是如何逃离的》。按伊迪所言，这种文化有四个特征：教条主义、群体思维、战士精神，以及反智主义。在他笔下，同“我们vs他们”之谬误最直接相关的是：
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世界就被迅速一分为二，一边是同族者，另一边是非我族类者信众和异教徒，正义之士与邪恶的人••…•每一次的异见，无论多微小，都会让你进一步远离族群。当我身处这样的群体时，就种种争议问题，群内人的想法如出一辙。内部的分歧屈指可数。178
若论背离大学之道的校园文化，莫过于此种模样的氛围。179
当今共同人惟的力量
在畅销书《新吉姆-克罗：无视肤色时代的严打监禁》180中，米歇尔.亚历山大讲述了数百万计的黑人男子的故事，通常只是因为持有或使用小剂量的大麻，他们就被拖入美国的刑事司法体制。刑满释放，他们重新进入社会，在其中挣扎着找工作，丧失了申请政府救济的资格，有时候还被剥夺了选举权，在当下的美国社会硬生生地制造出一个“低级种姓”，不难让人联想到南方的“吉姆•克罗法”。
这本书对政治左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它提出的议题却在整个政治光谱上引发了强烈共鸣，不分左右。市场自由派也出版了同类题材的书，如莱德利-巴尔科的《武警兴起：美国警力的军事化》，181还有教育权利基金会之共同创立人哈维•希尔福格雷的《一日三宗罪：联邦政府如何攻击无辜的人》，182在此类书中，面对过犹不及的警察执法和无节制的缉毒战役，市场自由派同样表达了他们的反对。保守派的组织“瞄准犯罪”也反对滥施刑罚、严打监禁，以及缉毒战役。183由此可见，在有些严重但仍有解决可能的议题上，左右两个派别存在着合作的机会。184
对于寻求改革的实践派来说，方向在于找到共同的基础。游行和集会有助于让你的“战队”精神焕发，但如哥伦比亚大学人文教授马克•里拉在新著《过去和未来的自由派：身份政治之后》内所言，它们尚且不足以带来持续的变革。要想实现革新，我们需要赢得选举，而要赢得选举，我们就必须从不同的群体中吸引为数众多的群众。在里拉教授看来，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做总统开始，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伟大社会时代，左翼力量都做得相当成功，但在60年代之后，左派却投入一种错误的方向，继之而起的新政治，热衷于制造分裂，也因此算不得成功:
从此后，他们投身于身份的运动政治，对于我们作为公民所共有的，以及将我们凝聚成一个民族的，他们不再关注，也失去感知。是什么代表着罗斯福自由主义以及作为其政治基础的工会，是一幅图像，画着两只手握在一起。而作为身份自由主义之象征所一再出现的图像，是一个棱镜的形象；一束光照进来，就被分解为斑斓的原色，变成了一道彩虹。这说明了一切。185
然而，到今天为止，我们仍可效法马丁•路德-金当年所为，诉诸共同的人性。2017年9月16日，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广场，特朗普的一群支持者组织了一场集会，他们号称“爱国者统一战线年度大集会”(Mother of All Rallies Patriot Unification Gathering)。186来自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简称BLM)的反对者也出现在现场，冲着特朗普的支持者口出狂言。而特朗普的支持者也反过来恶语相向。台上有人告诉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别搭理闲杂人等：“把他们当空气就成!”霍克•纽瑟姆，是“黑命贵”闹场者的首领，他事后表示，当时他只想“矗在那儿，用力挥舞拳头，同他们对骂”。形势紧张起来，有围观群众录下了这一触即发的局面。就在此时，特朗普派的一位组织者，一位被称为汤米•冈恩的男子在台上站了出来。“这事关系到言论的自由。”冈恩说道。话音刚落，他就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邀请纽瑟姆和“黑命贵”的其他支持者登上前台。“我们给你两分钟，就在我们的讲坛上，把你们想说的话说出来,”冈恩告诉纽瑟姆，“现在，他们同意还是不同意你所说的，无关紧要。事实是，你有权说你要说的话。”
纽瑟姆走上台。“我是一名美国人，”他脱口而出，台下欢呼喝彩，“美国之美在何处，就是当你眼看着自己的国家出了问题，你可以组织起来，解决它。”但接下来，当纽瑟姆谈到一位黑人男子被警察杀害时，台下的群众开始攻击他。人群里发出一阵阵的嘘声。一个女人大声叫道：“闭嘴吧！那家伙是个罪犯!”纽瑟姆解释说：“我们并不反对警察!”台下喊道：“得了吧！”纽瑟姆坚持认为：“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坏警察!”但集会群众看起来压根不买账。“我们不需要施舍,”纽瑟姆对台下说道，“也不想抢任何属于你们的东西。我们只要我们天赋的权利，自由、解放，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此时此刻，台下群众又转回他这边。人群中有阵阵喝彩声。有人在下面高呼一声：“人命皆贵(All lives matter)!”这句话之用意，通常是用来驳斥那些“黑人命贵”的主张者。但这时看纽瑟姆，他坚持了保利-默里的传统，画一个更大的圈，将台下人群中的每个人都包容在内，他回应道：“对，兄弟，你说得对。太对了。人命皆贵，对吧？可当黑人丧命时，我们却得不到公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呼吁’黑人命贵’……如果真的想让美国伟大起来，我们要共同努力才行。”
这时候，人群里欢呼不断，高呼“美利坚，美利坚......”转眼之间，这两群人不再是“我们”和“他们”了。他们的意识形态分歧仍然存在，但在那个将他们都包容在内的更大的圈子里，彼此间的敌意融掉了。至少有那么一小会儿，他们视对方同为人类的兄弟以及同为美国人的同胞。“这多少让我重拾了几分信心，”事后接受采访时，纽瑟姆如是说，“此前水火不容的双方，在今天却有了相互倾听的进展。”187集会结束后，“骑士挺川普”(Bikers for Trump)的一位领导者主动找到纽瑟姆，同他握手。两人交谈，随后摆姿势合影，照片中，纽瑟姆把这个人的小儿子抱在怀里。
小结
❖人类生活在部落中，而不同部落间会陷入频繁且经常暴力的冲突中，因此一部人类的心灵史，就是适应部落冲突的进化史；我们当下的思维很容易把世界划分为“我们”和“他们”，很多时候就是根据某些琐碎或随意的标准，亨利.泰弗尔的心理学实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身份政治有多种形式。有些形式，为马丁•路德•金和保利•默里所身体力行，可以称之为共性的身份政治，因为它的实践者不仅对对手施加政治压力，同时也视对手为同样的人，要唤起他们的共同人性。
❖还有些形式，与之相反，称为共敌的身份政治，这种政治动员，运用了共敌的心理来联合起一个联盟，这种心理，可见于阿拉伯民族的谚语：“起初，我，对抗我的兄弟们；继而，我联手兄弟们，对抗我的堂兄弟；最终，我联手兄弟、堂兄弟们，对抗整个世界。”践行这种身份政治的，不仅有政治极左派，也包括极右派。
❖交叉性是当今校园里流行的智识框架；以这种学说的某些版本来训练学生，大学生就学会了发现多条从特权到压迫的轴线，它们交织在一起。尽管交叉性的理论有无可否认的贡献，但这种理论在校园内被理解并实践的方式，有时却会主张部落化的思维，鼓动学生去接受“我们VS他们”的谬误：生活是发生在好人和恶人之间的战斗。
❖共敌的身份政治，连同微侵犯理论，就会制造出揭发文化，在其氛围笼罩下，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极有可能导致公开的羞辱。这就会造成学生“如履薄冰”的感觉，并教会学生形成自我审查的习惯。揭发文化破坏了大学生的教育，也伤害了他们的心理健康。揭发文化，还有“我们VS他们”的思维，同大学的教育和研究使命背道而驰，无论是教育还是研究，都需要自由探索、保存异见、有根据地论证，以及学术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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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第一篇到此就结束了。在这三章中，我们讨论了三种非常荒谬的观念；如我们在书之序言中所讲，一种观念要被归类为重大谬论，它必须满足三个标准，分别是：违背了古人的智慧，不符合现代心理学关于幸福活着的研究，伤害了那些根据它而生活的个人和群体。我们在这三章中也分别论证了这三种观念都是达谬论之标的。在接下来的第二篇，我们将考察近年来发生在校园里的某些戏剧性事件，在许多局外的观察者看来，这些事件让人摸不到头脑。但我们将论证，只要读者理解了本篇的三大谬误及其对个体和群体的影响，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就尽在把握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