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情感推理的谬误：永远相信你的感觉
真正让我们恐惧并焦虑的，并不是外在的事件，而是我们思考的方式。使我们心神不得安宁的，并不是事情，而是我们对其意义的解释。
埃皮克提图，公元1世纪至2世纪63
设想你是一位大二的学生。隆冬已至，你最近总感到忧郁，焦躁。去看心理医生，你想来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之处，于是你预约了大学提供的心理咨询服务，试试看把你的问题讲出来，会不会有所帮助。
坐下来，对面就是新认识的治疗师，给他讲出你近期的情绪波动。他听后说：“哎呀！当身处危险时，人们会感到尤其焦虑。那你是否时常感到特别焦虑呢?”
原来情绪焦躁竟表示你面临着危险，意识到这一点，你当即变得异常焦虑。在你如实作答后，治疗师的反应是:“哦，天呐！那你一定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危险。”
你坐在那里，沉默片刻，满心疑惑。按你往常的经验，治疗师所做的，是帮助你质疑心头的恐惧，而不是放大情绪。这位心理医生又补充了一句：“在你的人生中，是否经历过那种特别难挨或者不堪回首的事？因为我还要警告你，创伤之经历会让你陷入某种崩溃，也许你往后余生，就再也走不出来了。”
他注视着自己的笔记本，时不时抬头看一看。“这么说吧，既然我们知道了你被危险环伺，那接下来不妨讨论一下，你要如何躲藏。”你的焦虑越来越真切，你意识到，见这位心理医师，也许是个严重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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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相信你的感觉。”米索博乃思是这么说的，这一人生格言听起来似曾相识，饱含智慧。可以想见，从充斥市面的言情小说、流行心理学快餐读物那里，你听到过它的诸多版本。但是，作为我们在本章中所说的重大谬误，也就是关于情感推理的谬误，“永远相信你的感觉”，违逆了我们所知的古典智慧。在本章开篇，我们引用了古希腊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埃皮克提图的话，不费吹灰之力，我们还可以在其他文明传统中找到所见略同的引语，比如佛陀（“境由心生”）64，或者莎士比亚（“世间本无善或恶，全凭个人怎样的想法而定”）65，或者弥尔顿（“心灵是个自主的地方，一念起，地狱天堂，一念灭，天堂地狱”）。66
或者，我们也可以讲讲波伊提乌的故事，这位公元524年曾在狱中等待处决的哲人。生活在罗马末年，波伊提乌也曾攀上人生的巅峰一一他做过元老院议员，学而优则仕，出任过很多高级官职——但他冒犯了东哥特王国的国王，狄奥多里克大帝。下狱后，他完成了《哲学的慰藉》，书中描绘了波伊提乌同“智慧女神”的相遇，有一晚，女神探访，接下来发生了一段现代心理学称之为“认知行为治疗”的对话。面对波伊提乌因命运之逆转而心生忧郁、恐惧和痛苦，智慧女神责备了他，但柔声细语，接下来就帮助他重组思考，切割了满腹的负面情绪。在女神的启示下，波伊提乌终于领悟到人生无常，荣华富贵这些年，他应当心怀感恩。智慧女神还提醒波伊提乌，他的妻子、儿女，还有老父亲都还活着，幸福地生活着，而对自己来说，他们每个人都要比一己之生命更珍贵。每一段对话过后，波伊提乌都能用更新的心态去看待自己的处境；每一段对话都解脱了情绪对他的掌控，最终，波伊提乌接受了智慧女神的终极告诫：“无事可悲，除非顾影自怜；无人幸福，除非知足常乐。”67
许多文明传统中的圣贤，在这里都所见略同，他们洞察到，情绪总是难以抗拒的，但却往往不可靠。情绪一上来,经常会扭曲现实，蒙蔽心灵，毫无必要地破坏我们的关系。要活得幸福、成熟，即便只是不闭塞，也要求我们抛弃情感推论的谬误，学会挑战我们的感觉。感觉是真实的：有些时候，它们指引我们，洞察到理智不曾察觉的真相，但有些时候，跟着感觉走，就会误入歧途。
乔曾出版了《幸福的假设》这本书，在书中，他从佛陀和其他圣贤处汲取灵感，认为人的心灵是割据而治的，各部分之间甚至时常相冲突，打一个生动的比方，就好像一位小巧的骑象人跨坐在一头庞然大象身上。骑象人，代表着自觉的或“受到控制”的过程——以语言为基础的思考，填充着我们心灵中的自觉意识，一定程度上，我们也有能力去掌控。而大象，则代表着我们心灵中骑象人无法控制的版图，其中绝大部分都并非我们可以自觉认知的。这些过程可以被认为是直觉的、无意的，或者“自发的”，由此也揭示了一个现实，原来我们心灵之运动，几乎都不是我们所能直接控制的，当然，当这种自发过程开花结果后，我们的意识有些时候是可以抓住的。68骑象人和大象的比喻形象地告诉我们，骑象人经常相信一切尽在掌握，然而大象却远比他想象的更强大，要是他同大象发生冲突，获胜的往往是大象。引用大量的心理学研究，乔证明了骑象人通常更像是大象的奴仆，而非其主人，只是说骑象人最擅长的，恰是为大象的所作所为编造出事后的正当理由。
骑象人在解释眼下所发生的一切时，并不是去调查真相，而是要追随着大象一触即发的情绪状态，每当这时，所发生的认知扭曲就是情感推理。于是乎，骑象人所要做的，就好比律师或新闻发言人，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大象的我行我素做合理化的论证，提供正当性的说明，而并不去深究到底发生了什么，甚至对真相毫无兴趣。
一般说来，骑象人做这样的工作不会遭遇异议，但问题是，骑象人还有某种同大象沟通的能力，尤其是如果他学会了说大象的语言，这是直觉而非逻辑的语言。如果骑象人可以对当下情境做某种重构，使得大象可以以新的方式来理解，那么大象就会获得新的感受，接下来将驱使大象走向新的方向。如前所述，波伊提乌创造了“智慧女神”，让她提出种种问题，如我们在认知行为治疗中学会的自我提问，由此示范了这种“沟通”的过程。在他回答女神问题的过程中，波伊提乌开始重新理解他的人生。从内心深处，他发现了对家庭的热爱，并因家人的安全而感恩。波伊提乌改变了他看世界的方式，由此导致他的情绪也在变化，接下来他的思考方式也会跟着变。
如果你时不时就实践这样的“沟通”过程，那么“沟通”就会变得越来越容易。假以时日，骑象人变成了一位技艺娴熟的驯象师，而大象也受到了更好的训练。骑象人就能同大象互相配合，和谐共行。这就是认知行为疗法的力量,也是它的目标。
什么是认知行为疗法?
认知行为疗法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它的首创者，是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精神病学家亚伦•贝克。那时候，弗洛伊德的学说支配着精神病学。临床医师都认为，抑郁及其所导致的思考扭曲，只不过是浅层的表象，往里挖掘还有更深层的问题，通常可以回溯至童年时期即埋下祸根的冲突。如要治疗抑郁，你必须要紧紧抓住藏匿于内心深处的问题，治疗起来，动辄要许多年。但在贝克看来，某个人脑袋中之所思，通常就决定了他心中作何想。他留意到，前来问诊的病人往往会受困于一种恶性循环，某些不理性的负面想法会导致某些压迫性的负面情绪，而这种情绪又会驱动病人的推理，导致他们只能看到那些支持其负面想法的证据。贝克发现了_种普遍存在的心理模式，他称之为抑郁症的“认知三重奏我感觉不太好”，“我的世界是灰暗的”，于是“我的未来毫无希望”。
很多人在生活中都生发过一两种负面想法，只不过转念就可以摆脱，但抑郁者却会有一种稳定且持续的心理结构，将上述三种负能量的想法结合在一起。心理学家将此类结构称之为图式（schema）。所谓图式，指的就是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其构筑需经年累月，而一旦形成，人们在同外部世界交往时，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快速处理信息。图式深藏于大象内部；大象之所以可以驱动骑象人，图式就是它的手段之一。考察抑郁症患者可知，对于如何理解他们自己及其人生道路，他们所形成的图式是彻底负能量的。
贝克发现的伟大之处在于，我们有可能打破这种从负面想法到负面情绪的负能量循环。如果你可以让抑郁症患者去反思他们的负面想法，考虑那些反过来的证据，他们的心境就至少会有片刻可以摆脱负面情绪；而如果他们可以从负面情绪的笼罩之下挣脱出来，他们就会更开放，学会怀疑他们的负面想法。若要见到疗效，需要一些诊疗的技巧抑郁症患者最擅长的，就是发现证据，证明前述认知三重奏里的念头。技巧之外，还需要时间——那种让人心灰意冷的心理图示，顷刻间的灵光一闪不可能将它成功瓦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理性的灵光常常迅速消散）。但是，心理咨询师可以训练患者学会贝克的方法，这样他们就能随时随地自己动手，自我反思那些心底自发的负能量。日复一日，经过数周乃至数月之后，抑郁症患者就能够改造他们的心理图式，转化为与此前不同的、也更有益的心理习性（比如“我可以应对大多数挑战”或者“我有可以信任的朋友”）。认知行为疗法出现后，在面对抑郁症患者时，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年复一年，空谈他的童年经历。
关于认知行为疗法有疗效，相关证据可以说是桩桩件件。69一个普遍的发现是，在缓解焦虑症以及中度以下抑郁症症状时，认知行为疗法同“百忧解”以及同类物理药物相比大致同样有效，70甚至其疗效的持续力更长久，且没有任何副作用。研究者还发现，认知行为疗法之功效，不只限于焦虑症和抑郁症，还包括厌食、贪食、强迫症、狂躁、婚姻不和谐，以及压力所致的心理障碍。71认知行为疗法简便易行，也已经得到广泛运用，疗效也是早有公论，是积累研究成果最多的心理疗法。72所以说，作为一种心理疗法，它既是安全的，也见疗效，这是铁板钉钉的结论。
下面的清单列举了九种最为常见的认知错误，在认知行为疗法中，患者所学习的就是要将它们识别出来。想当初，正是因为格雷格在大学校园里察觉到这些扭曲的思维模式，他才邀请乔共进午餐，以至共同合作了《大西洋月刊》的那篇文章，最终才有了这本书。73
情感推理：任由你的感觉来指引你对现实的解释。“我情绪低落，所以，我的婚姻是走不下去了。”
小题大做：只盯着可能结果中的最坏的，而且认为十之八九会发生。“如果我失败了，就会万劫不复。”
过度概括：根据某一偶发的独立事件，却感受到一种普遍的负能量模式。“这种事通常会发生在我身上。那看起来我什么事也干不好。”
二元对立（亦即“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或者“全有或全无”的思考）：看待人或事时，不是全面肯定，就是全盘否定。“每个人都把我拒之于门外”或者“这完完全全是在浪费时间”。
以己度人：假定自己可以读出他人心中所想，但你明明对此没有充分证据。“他认为我是个废物。”
乱贴标签：给你自己或其他人添上某些恶性的性格（通常是为了上述非此即彼的思维）。“我不受欢迎”或者“他是个堕落的坏人”。
负面过滤：你所能看到的，几乎都是消极的，而极少看到积极的。“看看这里所有的人，没人喜欢我。”
无视正面：执着地认为你或他人所做的都微不足道，这样你才能坚持自己的负面判断。“这原本就是为人妻者应该做的——所以虽然她对我好，但也算不得什么”或者“这些成功得来全不费工夫，所以它们不值一提”。
责怪他人：将他人视为你负面情绪的根源；你拒绝担起改变自我的责任。“我现在心情这么糟糕，都要怪她”或者“我的父母造成了我所有的问题”。74
当你阅读上面的问题清单时，不难发现个中缘由：一个人如果习惯于上述的错误思维方式，那他所形成的心理图式就是以僵硬的负面观念为中心的，由此就会介入他对社会情境之现实的解释。
我们所有人都有可能随时陷入此类错误，所以认知行为疗法对每个人都有作用。当冲突发生时，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少一点对他人的责难，少一些非友即敌的思考，意识到通常情况下一个巴掌拍不响，难道世界不会因此变得更好吗？如果我们在政治辩论中可以少一些泛化思维，不贴标签，当我们发现共识会因此更容易达成时，难道我们的政治商议不会更见成效？我们这么说，并不是建议每个人都要找到一位心理医生，开始认知行为疗法的诊疗。关于这种种认知错误，格雷格最初意识到的其实很简单，不外乎就是要学习如何认识并控制这些心理错误，因为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这么做都是一种良好的心智习性，值得培养。
在大学校园里，认清楚这些认知错误尤其重要。设想你选修了一门文学的研讨课，班级里有好几位同学就表现出上述若干认知错误，包括情感推理、过度概括、二元对立、乱贴标签。所有这些思维扭曲都会干预学习，不仅是对问题学生，还会祸及班上其他同学，在这种情形下，教授的任务就是要温柔地纠正这些错误。举个例子，如果某位同学在读一部小说时，因其中某段话而感到受冒犯，他就由一棵树推想到整片森林，认定该作者所在族群的全部作家都包藏祸心，那这就犯了过度概括的错误，班上其他同学可能有不同意见，但却不愿意公开抵触。在此情形下，教授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促使这名学生将自己的论断建立在文本证据上，并且考虑其他可替代的解释思路。十年树木，好的大学教育应当提高全体学生的批判思考能力。
对于什么是“批判性思考”，至今没有普遍接受的定义，但在运用这个概念时，75基本上都存在着这一要求：我之主张，要以某种适当的方法联系着可信赖的证据——这既是学术的根基，也是认知行为疗法的精要。（如要认识到并且击退“假新闻”，批判性思考也是必需的。）假设一位学者这么说：“你已经给我展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我的主张是错误的，但我仍感觉到我的主张是正确的，所以我坚持到底”，就学术论学术，这种说法是极不恰当的。当学者无法反驳或回避否定性的证据时，他们必须放弃原先的主张，否则就会失去学术同行的尊重。学术共同体以共同的证据和论证规范为基础，相互之间都负有严整推理的伦理义务，在这样的领域内，经由学者之间的论战，主张得到提炼，理论变得精致，而我们的理解也一步步更接近真理。
现在问题来了，要是有些教授鼓励学生按照清单上的认知错误来思考，情况又会如何？
微侵犯：首先看影响，不看意图
要看某些教授（以及管理者）是如何鼓动扭曲认知的心智习惯的，手边现成的例子就有一个，来看看他们是如何推广"微侵犯”（microaggressions）这个概念的。微侵犯的概念为我们所知晓，得益于2007年的一篇论文，作者是德拉得•温•苏，一位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教授。76根据苏教授同数位合作者的论述，微侵犯可以被定义为“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简单且随意的口头、行动或环境上的侮辱，可以是故意的，也可以是无意的，以有色人种为对象,表达了敌对的、蔑视的或负面的种族轻蔑和欺凌”。（这个概念首先被用于有色人种，但现在已经远不止于此范围。）
有些人出身于历史上的边缘群体，时常还要面对着因偏见或陋规所激起的行动。有些时候，有些人几乎不加掩饰,狭隘的评价便脱口而出，在那些发言者释放恶意或蔑视的情形内，我们可以称之为“侵犯”。如果侵犯之举动是微弱的或隐蔽的，那么“微侵犯”这个词看起来就是恰如其分的。
但所谓侵犯，不能是无意的或者偶发的。要是你不小心撞到某个人，从未想过对他造成侵害，那就不能说是侵犯行为,虽然旁人可能将你的行为误认为侵犯。
不幸的是，苏教授将“非故意”的蔑视纳入了微侵犯之概念，而他又完全基于听者之感受来定义何为蔑视，他这么做，等于鼓动人们做出此类误判。他是在鼓动听者进行情感推理——起始于他们的感受，由此得出结论，确实有人做出了将矛头对准他们的侵犯之举，最终就坐实了起初的感受。有些时候，跟着感觉走，确实也能导向正确的推演感受一下某位熟人对你是否怀有敌意，把你不放在眼里，这很重要。但问题是，若是从一开始就以最坏的恶意来揣度他人，并且在解读他人之举动时极尽不宽厚之所能，这就未免是错误的了。这种认知错误，就是我们上文所讲的度人之心；如果这种小人之心习惯成自然，下一步便是自我的绝望、焦虑，甚至是人际关系网的破坏。
苏教授最初那篇文章举了许多微侵犯的例子，从其中有些可以看出，一个人会对许多群体怀有负面的成见——比方说，当有黑人从身边经过时，一位白人妇女会抓紧她的钱包；一位出租车司机会不顾黑人乘客的招手，径直驶过，接上一位白人乘客；一位白人表扬一位黑人，说他“口齿伶俐”。如果反复经历此类事件，那么一个人就有理由去怀疑，是偏执或邪恶的旧成见驱动着此类行为。77
但是，细究苏教授给出的例子，其中许多并不必定存在着恶意，只是言者无意，而听者有心罢了。在苏所列举的微侵犯清单中，有一例如下。在一位白人同一位亚裔美国人的交流中，白人问亚裔人，是否可以教她用亚裔的“本族语言”来讲一些英文习语，比如白人常说的“美国是一个大熔炉”，或者“工作应由能者居之”。所有这些都取决于听者如何去解读，事实确实是，在解释这种陈述或问题时，听者可以去选择，用使他自己感到被侮辱或边缘化的方式来理解这句话。按照苏教授的解释，在被问及语言问题时，亚裔美国人可以视之为一种论调，“你们是外国人”；在听到所谓“熔炉”评论时，拉美裔的学生可以理解为一种指令，“融入或适应主流的文化”；至于“能者居之”的观点，黑人学生则可以将其解释为一种包含着言外之意的意见，“有色人种，仅仅因为其种族出身，就被赋予了额外的加分，这不公平”。
确实，在解释上述的日常问题和评论时，我们当然可以照这种方式来，将它们视为微小的侵犯、指责或者排斥举动——有些时候，事实也确实如此。但问题在于，在解释这些陈述时，同样存在着其他方式。更重要的是，我们到底应当如何教育学生，非要让他们将诸如此类的事件解释为侵犯之举吗？假设一名学生在听到此类陈述时，闪念之间感到被冒犯，那么他到底如何是好，是应该沉浸于这种感觉，为自己贴上“微侵犯受害者”的标签，还是说他应当扪心自问，同样是这些事实，是否还可以支撑起一种更善意的解释？善意的解释并不意味着听者就必须无动于衷；可以说，它反而打开了一扇门，使许多建设性的回应成为可能。一种善意的
回应可以这样说：“我猜想，你刚才这么说，并不是要伤害我，但你也要知道，有些人可能会往坏里去想”事态走上这条路，学生在感到受伤害时，就能更从容地做出回应，受伤害的故事转身变为敢作为的故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最终也会更多地开花结果。诚然，我们言行举止都要二思后行，但若是发言者并不怀揣恶意，我们却将他们视为偏狭的恶人，这也不公平。真这么做，首先会打击这些人，使得他们对有价值的反馈也退避三舍。还会让他们封闭起来，不愿意同非我族类者多做交流。78
但是，按照苏教授的逻辑，认知行为疗法本身也可能构成一种微侵犯，因为这种诊疗，要求质疑那些导引出感受的心理前提和预设。苏常举一个例子，一位心理医生向前来问诊的病人提问：“你是否确实这么想，认为你的问题要归因为种族主义?”这样的问题可能是极不恰当的，包含着提问者的轻慢，但是否确实如此，要取决于医生的主观意图。但是，如果说这位心理医师所要做的，不过是想要帮助病人反思一下他的情绪，寻找可以证明各种解释的证据，现实主义地评估眼前的事件，在这个意义混沌的世界里，活得积极向上，若是如此，那么这个问题当然是恰当的、建设性的。要是我们非要这样教导学生，在意义难免含混的社会交往中，只是看到更多的侵犯，感到更多的冒犯，体会更多的消极情绪，对于质疑他们最初之解释的善意，却拒之千里，诸如此类的做法，即便轻描淡写，在我们看来也是十足之愚蠢。同时，这么做也违背了良性心理治疗的初心。
沙迪•哈米德，一位供职于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学者，曾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讲述了他通常会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微侵害：“像我这样的阿拉伯人、穆斯林，经常要听到这样的问题，’你从哪里来？’一一这么问时，提问者通常指的是，’说，你究竟来自何方？’一一很多时候，他就是想知道，’你是在我们这个国家出生的吗？’。一般而言，我不会因此感到受冒犯。”79诚如哈米德所言，“在我们这个时代，身份成为最大的政治，冒犯的门槛已经被大大降低了，民主辩论因此也变得寸步难行——公民们心生恐惧，害怕被贴上标签，被攻击为冥顽不灵或麻木不仁的人，这样动辄得咎，他们就很可能把真实的观念埋在心底”。
哈米德以上所言，意义不容低估，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在大学校园里建成真正的共同体，这就要求大学生自由地交流和交往，而不是把他们的想法藏匿起来。想象你在一所美国大学工作，掌管新生的入学指导工作，学生群体非常多元化，你将要面对的学生，出身于非常不同的种族、民族和宗教群体，社会经济背景也差异极大。很多国际学生来自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其中有一些连英语都说不利索。还有很多新生，暂时还无法理解英文词汇和美国风俗在细微处的变化，在表达自己时，经常会词不达意，用了不当的字眼。还有些学生惯于我行我素，在领会那些微妙的社会暗示时常遇到障碍。80
学生群体是如此多元，混杂共居于同一个校园内，可想而知，每天要上演多少误会事件。要是你非要找被冒犯的感受，那么机会可以说是唾手可得。作为校方官员，你要如何筹备新生入学培训，才能让学生们在入校后以最有益也最有收获的方式来交流互动呢？你是否会安排一整天关于微侵犯的培训，鼓动他们只要看到此类事件，就积极举报？为了配合这项培训，你是否要组建一个“偏见回应小组”由大学行政人员组成，职责是审核对偏见之举的举报，其中包括微侵犯事件?81抑或是，你宁可建议全体学生，在大学这个多元社群内，如何做，才是有教养的，才能避免那些无心之失，那些无意之间的侵犯？再加上一整天的培训，让新生们学会质疑自己，让他们学会，如何以情绪波动最小的方式来解释同学的行为？
往大处讲，微侵犯的概念在大学校园里风行,82也可由此透视出发生在大学里的一项重大的道德变化：从“意图”到“影响”的转向。心理学家长期研究道德判断，做道德判断时，意图是评估罪责的必要条件。83一般而言，我们认为，人们要在道德上负责任的，只是他们有意做出的行为。如果鲍勃想毒杀玛利亚，只是未能得逞，那鲍勃还是犯下了非常严重的罪行，即便结果是玛利亚毫发无损。（也就是说，鲍勃仍因企图谋杀而有罪。）相反，假设玛利亚吃了花生黄油三明治，如果她完全不可能想到鲍勃有致命的花生过敏症，两人接吻，无意中导致鲍勃死亡，这种情形下，玛利亚也并没有罪。
在理解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恐同心理以及其他的偏狭立场时，大多数人都遵从此道他们所关注的，是意图。如果只是因为某些人属于某群体，你就厌恶他们，诅咒他们没有好下场，或者故意伤害他们，那你就是偏执的恶人，哪怕是你的言行在不经意间帮助了该群体的成员。反过来说，如果说你的某一言行使某群体有成员感到伤害，但这结果纯属无心之失，且你对该群体并没有任何恶意或怨气，那么就不能根据结果给你定罪，即便你应当就自己鲁莽的无心伤害而道歉。一次失礼并不会让一个人成为恶人或罪犯。
但问题是，某些激进分子现在主张，论断是否偏狭，只要看影响（至于什么是影响，也由他们来定义）；意图甚至不是必需的。让我们假设，因他人之行为，某身份团体有成员感觉受到冒犯或被压迫，根据这种“看影响，不看意图”的范式，他人就必须为其偏狭行为而负责。EverydayFeminism.com（每天一点女权主义网站）曾刊有一篇文章，如其所述，“最终，如果我们的行为会导致周边有些人被进一步边缘化，或受到更残酷的压迫，若是效果如此，那么我们行为的意图是什么，又有什么重要呢?”84
无可否认，很多人只是因为他们出身并归属于某个身份群体，就会在生活中遭遇反复的侮辱。即便施害者无人怀有哪怕一丝的恶意，但他们那些毫无来由的无知问题，对于受害人而言，却可能变成重负，难以容忍。卡莉丝•福斯特是一名喜剧演员，一位黑人女性，致力于推动多样化教育。她和一个白人男子结了婚，我们在这里所要讲的，是发生在其丈夫经历了一场摩托车事故，被送去医院抢救后，就在丈夫生命垂危之时，福斯特本人却遭遇到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当医生向丈夫询问他的既往病史时，他已经不太清醒，意识断断续续。于是只能由福斯特开始替他回答，她开口说话，但看上去却没人在听。“人生中第一次，我感到自己是不被看见的。”她这么说。福斯特告诉我们，一位医生走过来，瞟了她一眼，神态漠然，过一会儿才问道用那种冷冰冰的语调——她同抢救室内的病人到底是什么关系。紧接着，就在丈夫在抢救室里被抢救时，清一色的白人医护人员又接连不断地走过来，用相同的语气，一遍又一遍问着相同的问题，直到泪水在福斯特眼眶内打转，人到崩溃的边缘。“问题并不是问问题,”她告诉我们，“我当然理解，按照法律以及医院规章，这个问题是例行公事。让我如此崩溃的，是我感受到的那种腔调。”直到现在，福斯特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的心理活动：“听着这些种族主义的废话，难道我现在就要发作，现在？我丈夫还在手术台上的时候？！”她讲述了接下来的故事：
我当时真想不管不顾，就对医院那些人吼叫：“我们生活在21世纪！我们有名字，就叫跨种族婚姻！”但是我知道，这个时刻，压力之重不可承受，我的情绪已经掌控了我，让我给医生和护士都贴上了种族主义者的标签。我就认定我知道他们这些人到底在想些什么。但问题是，要是不曾面对这如此巨大的压力，要是在平时，这可不是我思考问题的方式。它已经将我完全笼罩住了，但我深吸一口气，用我平时教授的C.A.R.E方法85，让自己平静下来：我提醒自己，现在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抢救我丈夫的生命，此情此景，压力很可能主宰了我的解释，我要做的，是要让交流的渠道畅通无阻。这么做见效了，我接下来看到了不同的画面，因为虽然已经记不得当时的一举一动，但好像就在突然之间，医生们开始给我解释X光片，告知我他们抢救的程序。更暖心的是，有一位护士出门，给我买了一杯咖啡，而且说什么也不让我付钱。就在那一刻，我似乎顿悟了，我刚刚所经历的，并不是种族主义。没有人因为我是黑人，我丈夫是白人，就投以恶意。问题只是，要让他们真正理解并接受我们的关系，就必须改变他们此前的定见，重新理解婚姻，夫妻并非一定是非黑即白，也可能是黑白结合。86
福斯特告诉我们，在应对医护人员的漠然时，“若是没有后退一步，我很可能会把已经糟糕的局面弄到不可收拾”。抢救结束后一一她丈夫目前恢复得很好一一福斯特也没有忘记同医院管理方沟通交流，讨论了他们夫妻遭遇的冷漠以及粗疏对待，而院方也欣然接受意见，并做出道歉。
关键在于，要教育即将走入校园的大学生，在同学之间的互动中不妨长点心。“政治正确”眼下成为人人嘲弄的现象.但其中很多规则，说到底只是一种努力：有些人常用的某些字眼，在他人眼中却可能充满贬义，那么就尽量少用甚至不用，人人多长点心，共同打造一个有教养的、充满敬意的沟通环境。”87但问题是，如果你告诉学生，意图并不重要，甚至鼓励学生，要勇于发现生活中那些令自己不快的事情，越多越好（这当然会引导学生去经历更多的负能量冲击），甚至告诉他们，无论是谁，只要说了冒犯他们的话，或做了冒犯他们的事，那他就是“侵犯者”，做出了以他们为靶子的伤害举动。要是这么教育学生，那么你大概就是在学生群体中培育着受害、愤怒和无望的感觉。在学生眼中，这个世界，甚至就是他们的大学，是一个充斥着敌意的场所，这世界还会好吗？
要是有人想要创造出这样的环境，其群体之间总是愤怒相向，一言不合就起冲突，这大概便是一试就灵的方法。告诉大学生，在面对世界时，选择那种最不宽容的解释，很可能就培育出被边缘化且被压迫的感觉，而这恰恰是几乎所有人都想要摆脱或消灭的。不仅如此，让事情进一步向坏处发展的是，这样的环境很可能会造就一种外在的控制观。“控制观”（locus of control）这个概念，可以追溯至心理学的行为主义时代，当时的心理学家认为，动物（包括人类在内）可以经由训练而获得一种期待，通过他们自己的行为，他们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也就是说，对结果的某种控制是“内在于”它们自己的）。但反过来也同样成立，动物也可以经过训练而获得另一种期待，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无足轻重（也就是说，对结果的任何掌控都是“外在于”它们自己的）。88大量研究已经证明，人生若是抱持某种“内向的控制观”，就会活得更健康、更幸福、更积极，无论在学校内，还是走入社会工作，都会更成功。89研究甚至发现，越是相信内向控制观的人士，就越有能力笑对人生的种种逆境。90
取消演讲和意识形态审核
情感推理眼下在大学校园内兴风作浪，还有一种表现方式就是对受邀的客座演讲者“取消邀请”。故事讲起来，支撑它的逻辑通常是这样的：假如某位演讲者会让某些学生感到不舒服，心烦意乱，或者怒不可遏，那就足以证明有必要禁止该讲者踏足校园，理由当然是该讲者会给某一部分大学生带来“危险”。通常说来,91学生会向发出邀请的组织方施压，或者是向大学校长或相关的院长提出要求，呼吁有人站出来，撤回讲座的邀请。他们甚至会释放威胁（有时还会略作遮掩，有时甚至就摆在台面上），假如演讲者胆敢来校园，他们就会组织起来，发起以扰乱为目的的抗议活动，比如说在教室外锣鼓喧天，让讲座无法进行下去。抗议的策略五花八门，比如堵塞教学楼的入口，让想听的学生进不去；用语言骚扰那些前来参加讲座的同学，厉声诅咒或者高呼“以你为耻！以你为耻！以你为耻！（重要的事情说三遍）”；92站在室外，却大声敲击门和窗户；预先派出抗议者占满教室的座位，讲座一开始，就叫喊或唱歌，目的就是让演讲者讲不下去。
只要演讲者一出现在校园内，就会造成“危险”，这种观念蔓延开来，也导致取消演讲邀请成为了大学校园里司空见惯的事情。格雷格所主持的组织，个人教育权利基金会，做了详细的统计，发现这种以取消讲座为目的的抗议活动可追溯至2000年；在基金会为此类活动所建的数据库内，共收入了379例事件。在这些抗议活动中，大约有46%获得了成功：演讲者随后被收回邀请，或者是预定的演讲以某种其他的方式被取消。而在演讲仍举行的案例中，大约有三分之一因抗议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考察大多数案例，到底是哪些学生发起取消演讲的抗议，我们发现他们都可以被明确地归类为政治光谱的左翼，或右翼。如图2.1所示，从2000年至2009年，这些以取消演讲为目的的抗议，一部分来自左翼学生，另一部分来自右翼学生，双方大致势均力敌。93但自2009年开始，左翼就开始拉开同右翼的差距，从2013年起差距进一步扩大，想一想，就是在这一时期，格雷格开始留意到大学校园里所发生的某种变化。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部分原因在于，有一些大学，保守派的社团开始频频邀请煽动派来校内演讲，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米洛•雅诺波鲁斯，他可以说是一位鼓动人心的大师，特别懂得如何挑起他所说的“温柔的愤怒”。雅诺波鲁斯自诩为“巡演者”，甚至将他在2017年的巡回演讲命名为“米洛的巡演学术之旅”。94虽然巡回讲座并非什么新奇的事，但到了2016年，巡讲者同抗议学生之间的对抗变得愈发频繁，雅诺波鲁斯以其一人之力就在两年内激起了17例抗议活动，在图2.1中，我们用星号表示如果不考虑雅诺波鲁斯的因素，那么代表左翼抗议的实线会降到何处。95回到2013年、2014年，考察左翼学生团体所发起的取消讲座抗议，在他们所打击的演讲者中，许多都是严肃的思考者和政坛人士，包括保守派的政治记者乔治•威尔，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主任克里斯汀•拉加尔德。有些讲者甚至明显是偏左翼的，比如前任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喜剧演员比尔·马厄，以及前任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德尔。
取消演讲的事例（按年度以及批评源来分类)
图2.1：自2000年起，按年度统计的取消演讲事例。实线代表的是由政治上的左翼人士和团体所发起的抗议；虚线代表着右翼的活动。而星号所显示的是，如果米洛•雅诺波鲁斯不统计在内的话，代表左翼的实线将会落在哪个位置（资料来源：个人教育权利基金会）
大约自2013年起，大学校园开始发生了某些变化。96大学生不应直面“冒犯性”的观念及其所导致的危险，这种观念目前已经成为校园内的多数立场。2017年，58%的大学生认为，“要融入大学这个社群，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不能接触到那些冒犯或触犯到我的观念”。97这一陈述，在自由派的学生中，有63%的受访者表示同意，但此观念并不仅限于左翼学生；几乎近半数的保守派学生(45%)也同意这一陈述。
大学应当把它所有的学生都保护起来，凡是会让某些学生感到不适的观点，都屏蔽起来，让全体学生看不到也听不到，这一观念本身就是对苏格拉底之遗产的否定。如苏格拉底所言，他自己就是雅典人民的“牛虻”。在他看来，他的天职就是要叮咬，要干扰，要质疑，促使雅典同胞们去反思他们所执的信念，遇到那些无法辩护的，就改变自己。98
正是基于这一精神，扎克利•伍德，一位求学于马萨诸塞州威廉斯学院的左翼黑人大学生，领导了“不快乐学习”(Uncomfortable Learning)的系列活动。效法苏格拉底，伍德所要做的，是要让学生接触到那些他们原本不会遭遇的观念，为了激发他们更好地思考。2015年10月，伍德邀请苏珊娜•沃克担任这个系列的一位讲者，作为一位保守派，沃克女士批判女权主义，鼓吹传统的性别定位。99伍德的合作者，马修•汉纳赛，对此有如下解释：
我们邀请沃克，是因为美国人中有数百万计的人,认为她的观点很有趣，很有分量，甚至同意她的立场。在我们看来，我们应当要去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美国人会认为这些艰涩的思想很有意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挑战它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自身的行为和自己的思想。100
但威廉斯学院的学生们却报以极度愤怒的抗议，最终导致伍德和汉纳赛没有办法，不得不取消原定的活动。有一位学生在“脸书”（Facebook）的页面上这样写道：
你们打着“对话”或“发现另一面”的名头，将一位侮辱女性、鼓吹白人至上的男权斗士请到校园来，当你们这么做时，你们的所作所为，不仅会对同学们造成心灵上的、社会层面的，甚至是心理和生理的伤害，你们还为暴力意识形态的扩散推波助澜，而它们又杀害了多少我们的黑人和有色人种的姐妹们……知道吗，你让自己双手沾上她们的鲜血，扎克利•伍德。101
以上这一通回应，清楚地阐释了一系列的认知错误，比如小题大做、乱贴标签、过度概括，还有非黑即白看待世界的方式。上述回应，还可以说是所谓情感推理的教科书范例，伍德本人在解释为什么要取消演讲时，就是这么说的：
一个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就因为有同学将一位极具争议的讲者请到威廉斯，就形容他双手沾血，他们这么说，就是在倡导一种信念，凡是触犯他们的，就不应出现在校园里，原因无他，就是让他们及其同道感到不适。102
当一位学生说，“我受到冒犯”，这是否构成取消一场讲座的充分理由？如果不是一位，而是许多学生这么说呢？再比如，如果教师群体里也有人感受到侵犯呢？
回答上述问题，取决于你怎么思考教育的目标。汉娜•霍尔本•格雷，从1978年至1993年，担任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她曾提出这一原则：“教育，就其本意而言，不是要让学生感到舒适；它意在教会学生如何思考。”103这当然也是扎克利•伍德的信念，而根据格雷校长的原则，我们也可以将伍德的苏格拉底式刺激同雅诺波鲁斯的刺激区分开来。不幸的是，威廉斯学院的校长却有不同的哲学，后来，另一位有争议的讲者收到邀请，他亲自干预，取消了原定的演讲。这么做，校长是以身体力行的方式表达了对米索博乃思格言的认同，“不快乐学习”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表达。他不妨考虑在大学门口贴上一个标语：“教育之目的，不在于让学生思考，而是要让他们感到舒适。”104
小结
❖追溯全世界诸文明传统，其中最具普世性的心理学判断可以归纳如下，如埃皮克提图所言，真正让我们恐惧并焦虑的，并不是外在的事件，而是我们思考的方式。
❖认知行为疗法，作为一种方法，任何人都可以学以致用。首先认定常见的认知错误，然后改变他们习惯的思维模式。认知行为疗法可以帮助骑象人（受控的过程）训练大象（自发的过程），让我们的思考更有批判性，心智也更健康。
❖在所有的认知错误中，情感推理是最为常见的；如果少做一些情感推理，那么我们大多数人就会生活得更幸福，工作得更高效。
❖“微侵犯”这个概念，背后有着一整套思维方式，以有色人种（以及其他族群）为对象，施以简单且常见的侮辱和轻蔑。微小的侵犯行为同样是真切的，所以这个概念并非全无用处，但“微侵犯”的概念还将偶然的、非故意的冒犯也包括在内，所以“侵犯”这个字眼就会导致误解。只要带上“微侵犯”这副眼镜，就会放大所经受的痛苦及由此引发的冲突。（从另一方面来讲，侵犯之词义原本就意味着是故意的举动，既然是故意的，也不可能谈得上“微”。）
❖在课堂上让学生懂得了“微侵犯”这个概念，大学就会鼓动学生以最不宽容的方式去解释他人的行为，同学之间越来越不信任，在校园里动辄得咎，冲突随处可见，最终导致学生陷入情感推理以及各种认知错误，无法自拔。
❖卡莉斯•福斯特以自己的行动做出了示范，面对着那些可以被解读为“微侵犯”的行为，只要运用同情心理，就可以做出新的评估。我们看到，她把在医院遭遇的行为解释为虽然粗疏但却无知无心的误会，对于所有人而言，结果都更美好。
❖统计大学校园里以“取消演讲”为目标的抗议活动，其数量在过去几年间快速增长；为了证明其抗议的正当性，学生群体经常主张，受邀的演讲者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伤害。但问题是，感到不舒适，并不等于遇到危险。大学生、教授和行政人员都应该理解“反脆弱”的概念，在心里牢记汉娜-霍尔本-格雷的原则：“教育，就其本意而言，不是要让学生感到舒适；它意在教会学生如何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