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政治迫害
群众运动的兴起和蔓延，并不一定要相信有上帝，但却不能不相信有魔鬼。
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278
“麦卡锡时代”“雅各宾派”，最后上升至“对异见人士的迫害”。这一连串的术语经常被用于概括我们在上一章描述的事件。人们使用此类术语，就等于在主张，我们所目睹的大学校园那些事，例证了社会学家长期以来研究的一种情境。进入这一状态后，共同体就一门心思地追求宗教或意识形态的纯洁，坚信它必须挖出内部的敌人，施以应有的惩罚，这样才能让自身团结起来。
从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经历了多次捕猎异见派的浪潮，主要起因于宗教战争以及宗教改革后的教派冲突，当然还有瘟疫频繁爆发所导致的恐惧。279数以万计的无辜民众甚至可能是数十万——惨遭杀戮。他们经常要经受滚油、夹棍和烧红烙铁的折磨，并且是在“审问”（也就是酷刑）之后，才处以极刑。280
在美国历史上，最出名的政治捕猎发生在马萨诸塞的塞勒姆。1692年1月，两个小女孩开始发病，身体抽筋，她们的长辈认为一定是巫术在作祟。接下来的数月中，许多人声称身受女巫折磨，或者一口咬定，他们以及他们的动物都着了巫术的道。最终，至少144人(其中38人为男性)被控使用巫术,并被送上审判庭。19人被处以绞刑；1人被巨石碾压，尸骨无存。281
关于巫师审判，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已经做出过分析。这类事件之所以会在某些群体内爆发，有外因和内因之说。要么是感受到外来的威胁，要么是内部面临着分裂和凝聚力的丧失。在塞勒姆审巫事件发生的数年之前，此地曾爆发过一场可怕的边界战争，敌方是盘踞在今日缅因州地界内(当时还是马萨诸塞殖民地的一部分)的法国人及其土著人盟友。镇上居民仍心存焦虑，害怕受到外来的袭击。282考察那些自2015年秋季以来占据全国新闻头条的校园事件，是不是也符合这一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呢？
本书作者乔最喜爱的一位思想家，古往今来都算上，要数生活于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涂尔干看来，无论是群体，还是社群，都是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有机体的存在一一作为社会实体，它们都有一种内生的慢性需求，不仅要增强它们内部的凝聚，还要提升共同的道德秩序感。在涂尔干的笔下，人具有“双重性”(homo duplex)或者说“两个层面”(two-level man)。283生而为人，我们作为个体，都很擅于追逐日常的目标［涂尔干将这一层称为“世俗的”（profane）或者平常的］。但是，我们也有能力短暂地进入一个更高的集体层面，涂尔干称之为“神圣的”（sacred）的层面。他告诉我们，我们人类还可以进入一类不同的情感，但只有在我们作为集体之一部分时才会体验到如“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的感觉。在涂尔干笔下，只有当一个群体聚集在一处，达到某种合众为一的状态时，才会产生这样的社会“电流”（electricity）。（当你投身于团体竞技运动、在唱诗班合唱或者参加宗教礼拜时，你可能会找到这样的感觉。）一日之中，人们可能在这两个层面之间往返几个回合，而宗教仪式功能之所在，就是要将人们拉升到更高的集体层面，让他们和群体同呼吸，而在他们的群体身份和忠诚得到强化后，再让他们重返日常的世俗生活。人们在一起唱歌跳舞，或者齐声吟诵，这样的仪式具有格外强大的感召力。
涂尔干的理论是非常锋利的分析工具，人类历史上有时会发生突如其来的道德主义暴力，局外人如雾里看花，而涂尔干的方法就可以让我们发现其中的端倪。如柏格森所言，大多数的政治猎巫都有三个共同点：它们来势汹汹；它们所指控的,是以集体为对象的罪行；追究起来，罪行经常只是琐碎小事,甚至无中生有。柏格森如此写道：
1.它们来势汹汹：“政治猎巫似乎都是突然爆发出来的；它们不是社会生活的常态。好像就在一夜之间，一个共同体发现内部寄生着各种各样的颠覆性因素，对整个集体构成了严重威胁。想一想，无论是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斯大林时代的审判秀，还是美国的麦卡锡时期，现象都是一致的：共同体高度动员起来，清除它的内部敌人。”284
2.罪行是以集体为对象的罪恶：“在政治猎巫中出现的种种罪行指控，归根到底，都是以作为有机整体而存在的国家为犯罪对象。危在旦夕的，是整个集体的存在；正在被破坏并颠覆的，是民族、人民、革命和国家。”285
3.所指控的罪行，经常是琐碎小事，甚至是捏造虚构出来的：“这些错误和罪行，看起来只涉及最为琐碎、无关紧要的行为，但却以某种方式被视为危害整个国家的犯罪。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将此类事件命名为’政治猎巫’，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无辜的人经常被迫卷入其中，遭受不实指控。”286
在柏格森所列的三点之后，我们可以加上第四点，这也可以说是上述三点的必然结果：
4.不敢站出来为被迫害者辩护：在公开批斗进行过程中，许多友人和旁观者知道受害者是无辜的，但却什么话也不敢讲。任何人这时候为被迫害者辩护，都是在破坏某种集体仪式的进程。同被迫害者站在一边，确实就构成了对集体的冒犯，也难逃惩罚。如果激情和恐惧无法抑制，人们甚至会揭发他们的朋友以及家庭成员。
以上是柏格森的分析，它是否有助于我们理解2015年以来发生在美国大学里的那些事（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讲述了其中的某些激烈冲突）？再看柏格森的分析，他还捕捉到一个事实，大做往往起始于小题，比如耶鲁的艾丽卡•克里斯塔基斯就学生万圣节着装的电邮,287又如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务长玛丽•斯佩尔曼，在主动与学生沟通时，电邮正文用T“模式”这个词。288外界观察者经常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两封电邮竟至引发如此激烈的群众运动，要求强烈谴责甚至解雇这两位女教师。
柏格森的方法同样可以用来分析明德学院的学生暴力。多部记录下抗议场景的视频显示，学生们齐声高呼，放声歌唱，间或手舞足蹈，千方百计不让查尔斯•默里讲下去。289这显然就是涂尔干所谓的“集体欢腾”的表现，构建起社会电流的充电机制，群体行动一触即发。研究表明，如唱歌和舞蹈这样的同步动作，可以使团体更加紧密合作，在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时，人们更愿意献出身体的全部力量。290假设默里第一时间就撤离，抗议学生就没有那么多时间一起呼喊和舞蹈，那么对斯坦格教授的暴力攻击很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如果我们相信，攻击的对象（如艾丽卡•克里斯塔基斯、玛丽•斯佩尔曼）是无辜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称此类运动为政治猎巫。但问题是，即便我们说对了，那也并不意味着猎巫者的愤怒和恐惧就全然没有道理。到2015年为止，大多数美国人都看到过警察暴力的视频，手无寸铁的黑人男子被射杀或活活勒死。目睹这些场景后，我们应当可以理解，为何如此多的黑人学生如临深渊，整个群体都感到危险当头，越来越积极投身于抗议运动，反对体制化的种族主义，尤其把矛头指向刑事司法系统。但问题仍在于，为什么大学生会倾注一腔之热情和十分之努力，不仅要改变他们的大学，还要从自己所在的社群内部找出敌人呢？说到这里，还有一个谜题与之相关：为什么在现如今的美国，越是进步力量强大的地区（如新英格兰和西海岸地区），越是因其进步政治而知名的大学内，抗议活动反而越激烈，也越普遍，这是为什么呢?291这些大学，难道不是原本最致力于制定进步且包容的社会政策吗？
继续追问之，我们不妨暂且将关注点从学生身上移开。让我们来看看发生在大学教授身上的一种趋向，其看上去非常符合涂尔干理论的框架：起草并发布公开的谴责信。教授们设法纠集起数百位同行，声讨某一位他们的教授同行，或者要求将某一篇学术论文做撤稿处理（有别于对之进行学术驳斥）。看来不仅学生群体在发生变化，大学教师这个群体也在改变。（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放宽视野，在整个美国政治极化日益加剧的语境下去思考这些变化，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来自校外右翼力量的挑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助长了发生在校园内的这些不同寻常之事。）
一篇文章圳发的轩然大波
2017年3月29日，《希帕提娅：女性主义哲学杂志》(Hypatia: A Journal of Feminist Philosophy)在其网站上发出一篇论文，题目是“为跨种族主义而辩”。292文章的作者是瑞贝卡•蒂韦尔(Rebecca Tuvel),任教于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罗德学院，是一名哲学专业的助理教授。她在文章中将两件事相提并论：第一件事是关于跨性别的，听到凯特琳•詹纳的变性(从男人变为女人)新闻时，社会公众的反应基本上是正面的；第二件事则是关于跨种族的，瑞秋•多尔扎尔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前任分会主席，供职于这家民权组织，她生来是一位白人女子，但不是黑人的她却坦诚“自认为黑人”，做出上述披露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她的“讥讽和责难”293蒂韦尔特别指出，她所关注的，并不是多尔扎尔案例的具体情节，而是“支持和反对跨种族身份的正反方理由”，故此，她文章的论题可概括如下：社会虽然总是敌视跨种族身份，对跨性别身份的态度却更加开明，但这两种身份转换却提出了许多相同的问题。
在文章中，蒂韦尔特别强调，她是变性权利的坚定支持者，她所主张的，也不是“对种族和性别做等量齐观的处理”。她之前就曾探讨过类似观点，但并未引发任何争议；她在罗德学院网页上是这么介绍的，其研究关注“女性主义哲学、种族哲学和动物伦理学的交叉地带”。在此前的研究中，蒂韦尔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对“动物、女性和低等种族群体”的三重压迫是如何相互交叠，从而“维系着错误且有害的人性观”。294这是一位学者，她对当代理论争议及其阵营了如指掌，对跨性别身份的人士也并无恶意可言。
但在今日安全主义笼罩的文化中，意图是什么，已经不再重要；只有自我感受的影响才是有意义的。而由于概念渗透所导致的外延扩展，说任何话，做任何事，大概都有可能被认为对脆弱群体产生了有害的甚至是暴力的影响。根据柏格森的解释，任何一件事，只要可以被解释为构成对某团体的一次攻击，那么就可以充当一次机会，实施集体性的惩罚，并借以强化群体的团结。
文章发表后没过多久，就掀起了轩然大波，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收件人写的是《希帕提娅》的编辑以及“广大的《希帕提娅》学术群”。295按信中所要求的，该论文必须被撤回—请注意，不是要驳斥，而是要求撤稿。公开信的签署者并不是要求一个回应蒂韦尔的学术机会，从而纠正她据称犯下的错误（这才是学界之惯例）；他们所要求的，是抹去这篇文章，让它从学术记录中消失无影（这种情况极少发生，通常只有学术不端或剽窃时才动用）。他们断言，这篇文章若“继续流传”，势必会对有色人种的女性和跨性别的群体造成“伤害”。然而，虽然公开信的执笔人声称，“这篇论文的发表”导致了“许多伤害”，但所谓的“伤害”到底是什么，却没说清道明。事实上，公开信作者说得轻巧，一封信“无法列举出该文所造成的全部伤害，难免挂一漏万”，但他们此举，掩饰了自己手里压根没有证据，无法证明该文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的任何伤害。”296
紧接着，个人批评者也站定了队伍，称此文“恐惧变性身份”，有“暴力”倾向，淋漓尽致地体现出“白人女性主义的所有错误”。诺拉・贝伦斯坦(Nora Berenstain),田纳西大学哲学系的助理教授，则将战火燃到了“脸书”上，详细阐释了这篇文章"东拉西扯，弥散着以从男到女之变性人为靶子的暴力”。贝伦斯坦断定，“在通篇文章中，蒂韦尔用种种方式高举暴力之大棒，造成了难以消除的伤害”，理由如下，她“用死人的名字称呼一位变性的女人”(但实情是，蒂韦尔在文中提到，詹纳还是一名男性时，曾用过“布鲁斯”这个名字，现在“废弃不用”了)，297她“运用’跨性别主义’这个词”，她“文中讨论了，生理性别，”，以及她“使用了，男性的生殖器’这样的概念”。值得关注的是，许多批评者所攻击的，并不涉及蒂韦尔的论点和论证，而只针对她在文中的用词。事实上，公开信给出的一项撤稿理由就是，蒂韦尔使用了“在相关领域内不为规范所认可、接受和采纳的词汇和框架”。就像斯佩尔曼教务长在邮件中用了“模式”这个词一样，我们借用柏格森的话来说，“琐碎而无关紧要的行为”却可能被认为是“伤害整个群体的犯罪”。298
杰西•辛格尔，一位左派的社会科学记者，看到了公开信中罗列的罪状，而后阅读了蒂韦尔引发争议的原作。辛格尔的分析文章发表于《纽约》杂志的网络版，在文中，他指出："公开信所罗织的每一条罪状，所有的罪状，都是可以验证的，而基于对蒂韦尔文章的完整解读，其所做出的指控不是错误的，就是骗人的。”辛格尔的结论如下：
总而言之，令人震惊的是，关于蒂韦尔的这篇文章,这封公开信到底搞错了多少基本的事实！要么就是执笔人对文章内容瞒天过海，要么就是他们压根连文章都没认真读。现在，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字的学者数以百计，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名字白纸黑字地印在这么一份文书上，它严重地（因此很可能也是恶意地）误读了一位学界同行的作品。此类事情在学术界并不常发生它可以说是群众集体思维的一个例子，但它的发生不仅很奇怪，且令人感到不安，追根溯源，很可能来自网-络羞辱和乌合之众的能量。299
上述因蒂韦尔文章所引发的反应，完美契合了涂尔干的框架：这是“群众集体思维”一次“不知从何而起”的奇怪爆发，在整出事件中，不值一提的小事（比如文中用了“男性生殖器”这一短语）却被当作对某一脆弱社群的严重攻击。既然攻击已经坐实，那么群体性的众口一词就构成了有理有据的回应：一封公开信，动员了数百名学者公开签名，将矛头共同对准这个被指控的“巫婆”。辛格尔也是个标题党，给自己的文章取名为“试看今日之政治猎巫”。
蒂韦尔事件还表现出政治猎巫的第四个特点：不敢站出来为被迫害者辩护。300蒂韦尔读博士时的指导老师凯莉•奥利弗教授，为她此前的学生写了一篇辩护文章，因这么多同行学者的怯懦而感慨：
在私信中［发给奥利弗的，以及给蒂韦尔的］,有些人表示同情，表达支持，因正在发生的事情表示遗憾，也为自己无法公开声援而致歉。正如一位学者在发给我的私信中这样写道：“很抱歉，我无法公开这么讲（原谅我不想在脸书上与尖酸刻薄的女孩子们打嘴仗），但无论如何，事情在我看来毋庸置疑，你没有对边缘学者做出任何暴力举动。”
奥利弗教授还指出，有些学者更糟糕，一边私下表达对蒂韦尔的支持，另一边却又公开攻击她，这比不敢说话更让人心寒：
在私下交流中，这些人会为她所承受的苦难而致歉，但一到公开场合，这些人却在社交媒体上煽风点火，洒向人间的都是怨和恨。于是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么多学者，特别是女性主义者，关起门来说的是一套，打开大门做的却是另一套呢？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学者，一到公开场合就连句话都不敢说呢？301
涂尔干和柏格森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他们的理论直接回答了奥利弗的问题。302这就是大众在政治猎巫中的所作所为啊。
不再扔驳,只要撤稿
自此后，公开信成为新潮流，信件中对教授进行谴责，要求撤回他们的作品。3032017年8月，两位法学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艾米-瓦克斯和圣地亚哥大学的拉里•亚历山大,在费城的一家报纸上合作撰写了一篇短评，其题名为《为我国中产阶级文化的崩溃而付出代价》。304两位作者主张，当今许多社会问题，比如失业、犯罪、吸毒，以及代际传递的贫穷,究其原因，都部分根源于“中产阶级文化剧本”的消失。此前有此“剧本”时，美国人就必须要学会“在生育之前就结婚，然后为了孩子而努力维系婚姻。接受必要的教育，才能打工养家，任劳任怨，戒除懒惰”。作者在文中所写的一段话引发了舆论的风暴：“所有的文化都不平等。或者说，至少有些方面，比如说让人们做好准备，生活在发达经济体中而能有其所能，不同的文化是不平等的。”这句话之所以会引发争议,是因为它违背了学术界之大忌：在任何情况下，无论以什么方式，都不能说，某一强势文化优越于任何非强势的文化。但是，人类学家已经形成了共识：日渐月染，各种文化和亚文化都会在其成员体内灌输不同的目标、技巧和德性；305要是说,无论成长于何种文化，孩子们都能做好同样的准备，转入其他任何文化都可以走向成功，这想都不要去想。瓦克斯和亚历山大教授所主张的是，在美国这样的经济体系，亦即自由市场、服务导向的资本主义中，如要改善贫民和穷人的生活境遇，那就有必要多谈谈中产阶级文化。
一周之后，宾夕法尼亚大学54名研究生和校友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谴责这篇文章以及两位作者，依据是，该文淋漓尽致地示范了“异性恋、父权制、基于阶级的、白人至上的邪恶逻辑”。按照相当于涂尔干的方式，公开信发出强烈的呼吁，“宾夕法尼亚大学全体校友成员，只要要求反抗体制化的不平等，就要团结起来;”信中还提出要求，大学校长应当严肃对待瓦克斯和亚历山大的种族主义，“就瓦克斯鼓吹白人至上的问题，发起调查”。306瓦克斯在法学院的33名同事，约占该院教员的半数，也迅速响应了这谴责的呼声，起草了本院的公开信，向作者发难。他们压根没有做学者本该做的事：调动起他们的学术能力，证明瓦克斯和亚历山大错在何处。他们只是粗暴地“谴责”，“断然拒绝”了瓦克斯的主张。307
团结起来，还是保持多元？
一个群体如要协力工作，或者并肩战斗，那么团结一致就很重要。团结能带来信任、协作和互助。但反过来说，团结也会助长群体思维，确立正统立场，让群众歇斯底里地捕捉对集体的挑战。团结一致，就会干扰一个群体追寻真理的努力；而执着于对真理的追求，就会有损群体的团结。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早在两千年前，就看清了这一切。在记录公元前5世纪的战争和革命时期时，修昔底德指出：“一个人若是思虑周全，考虑问题追求面面俱到，那么思考的能力反而就意味着行动的无能，瞻前又顾后，做不成事。”308
为什么在任何一个学者群体中，观点之多样性是如此重要，原因即在这里。做教授的，也同普通人一样，都是有缺陷的思考者，摆脱不了人之为人在天性中的强烈倾向，相信他自己的观点就是正确的。每一位学者都带着确认偏差的眼镜——偏向于积极寻找证据，来确认他本人已经相信的东西。309故此，大学之道就在于，在良性运转时，大学作为学者的共同体，就在学者之间形成作用力，相互抵消他们的确认偏差。就算教授经常不容易看清楚自己论证中的缺陷，但其他教授和学生在这时就会施以援手，帮他们找到论证的问题。接下来，学者共同体就要做出判断，究竟哪些观点经受住了辩论的考验。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称之为“体制化的反证”（institutionalized disconfirmation）o也就是说，某一体制（往大了说，可以是整个学术界；往小了说，也可以是某一学科，如政治学）就可以确保，每一项陈述是作为研究结果呈现出来的，当然也包括每一篇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都经过了这种质疑和检验的过程。虽然这并不保证它一定是正确的，但它现在确实是一条让我们相信的理由：通过学界反证的陈述，较之于其他来源的观点，比如政治色彩浓厚的智库、企业营销人员或者你固执己见的大叔，往往要更加可靠。有赖于体制的反证，大学以及学者群体才获取了目前的权威，担当起了事实问题的裁断者，比如，某些疫苗是否导致了自闭症患者的增加（答案：其实并没有），310或者，很多社会政策项目，其设计之原意是要缩小穷孩子同富家子弟之间的机会差距，而这些项目是否真的有效（答案：有些有效，还有些则并不起作用）。311
但问题是，假如所有人都选择相同的站队，所有人都坚持相同的确证偏差，那么，这对于一所大学或者某一学术领域而言，意味着什么呢？反证的过程将会失效。研究表明，遇到站在本方政治队伍的学术论文和资助申请，评审人就会手下留情，能过就过；而反过来，要是见到同本方之价值或信念相抵捂的文章和研究计划，他们就会吹毛求疵，毫不留情。312在某种程度上，自20世纪90年代起，发生在许多学术领域的这些事，凡此种种，都塑造了今日的大学文化。
总体而言，教授们左倾不足为奇。艺术家、诗人以及外国电影的热爱者，也往往是左派。同左翼政治关联至为紧密的品性之一，就是对经验保持开放(openness to experience)的特质，有此品质的人，渴望听到新观点，体会新的经验，总想着要改变传统的安排。313反之，军方成员、执法部门的人员，还有那些把宿舍收拾得井井有条的学生，则往往会偏右。(说实话，从某人办公桌的照片，你可以推测出他的政治倾向，结果经常是靠谱的。)314社会保守派在面对经验时往往更为僵化，因此长于审慎守责——他们追求事情井然有序，不出所料；在约会或开会时，他们会准时现身；他们往往更能看到传统安排的价值。
可以说，在自由社会中，我们不可能奢望，每一种职业都能保持政治上的均衡，而通常来说，教授群体会偏左，尤其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内。但只要还有那些非左翼的教授，在任何涉及政治议题的领域内，足以保持体制化的反证，那这就不能称其为问题。左派同右派教授的比例保持在2比1乃至3比1,都足以维持制度性的反证。而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左右比例大致就是如此。
图5.1显示的是教授群体的政治图景，基于一项调查，横跨所有领域，上面那道线代表的是自认为是左派的教授，底部那道线代表认同右派的教授，中间线则对应着“中间道路”派。在20世纪90年代初，左右翼的比例约为2比1。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将时段追溯至世纪中叶的一些研究，教授们也往往倾向于左翼，在选举中把票投给民主党，只是左右之间并非一边倒的差距。315然而，形势在1990年代末风云突变。那个阶段，正值“最伟大一代"(Greatest Generation)的教授们开始退休，取而代之的，是“婴儿潮”代际的教授群体。到了2011年，教授群体的左右比例已高达5比1。“最伟大一代”的教授们，绝大多数是白人男性，他们在二战战场上流过血，战争结束后，得益于助推其人生的立法，他们进入了高校接受高等教育。这一波学者中有为数众多的共和党人和保守派。
教授群体的政治图景
图5.1：教授们如何表述他们的政治态度。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左右比例迅速增加(图片来源：高等教育研究所。316数据取自对全美教授多次大样本调查。本图由山姆•艾布拉姆斯绘制)
同前辈相比，“婴儿潮”出生的教授们，在种族和性别构成上更多样，但在政治倾向上却更同质。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抗议大潮，在他们许多人身上留下了永远的印记；许多人当初之所以进入社会科学和教育领域，投身学术生涯，初心之所在，就是要继续为社会正义和进步的社会事业而斗争。
这就解释了我们的困惑，在那些同社会正义关切紧密相连的领域内，为何左右比例竟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本书作者乔是一位心理学教授，在他所在的理论心理学这一领域内，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90年代中期，左右的比例都维持在从2比1到4比1之间，但自此后就开始直线飙升，到2016年时竟高达17比1。317而进入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其他核心领域，左右的比例几乎全都超过了10比1。具体说到新英格兰地区那些声名显赫的大学，这种失衡则更严重。318而在整个人文社会研究中，唯一还能称上均衡的领域就只有经济学了，政治右翼在学科内尚存一支力量，可以做得到制度化之反证，根据一项对教授选举登记的研究，经济学中，左右比例为4比1,相对较高。319
政治多样性在教授群体中流失，尤其是在那些讨论政治内容的领域内，将会破坏学术研究的品质和严谨。2015年，6名社会科学家，包括本书作者乔在内，合作撰写了一篇学术论文，解释了个中缘由。320比方说，当一个领域缺乏政治多样性时，研究者往往就会扎堆，围绕着那些通常会确证他们共同叙事的问题和研究方法，而对于那些并不能提供支撑的问题和方法，则视而不见。
高校教授群体在政治上千人一面，也会对学生造成负面影响，方式有三。第一，导致许多大学生很少接触到属于政治光谱另外半边的教授，或者压根没有接触过。321许多大学生在毕业之时，对保守派、政治以及这个国家的许多方面，都缺乏准确的理解。特朗普当选总统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而在他获胜的三日之后，哈佛大学学生校报的编辑们就发表社论，他们援引哈佛校训内的“Veritas”——“真理”的拉丁文单词——呼吁校方可以让他们生活在更多样的政治生态中：
对“真理”的追求，支撑起我们的智识生活，它所要求的，不仅是我们社群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可以自由地讨论政治，还要求我们所有人都要保持敏感，意识到各式各样的政治观点共存于我们这个国家中。在大学校园内压制这样的讨论，就是一种伤害，既会伤害到我们同辈人中的校园政治少数派，也遏制我们自身的教育成长。322
第二，教授群体一旦缺失了立场的多样性，那也就意味着，关于那些政治上有争议的话题，学生们所学到的，往往就会“被偏离”实情。就许多事实性的问题而言，往往会有结论不同但却同样合理的看法。（举个例子：提高最低工资，在多大程度上会导致雇主削减低技能的员工？使用产前激素，是否会对男孩和女孩的玩具和游戏偏好产生不同的影响？）但问题是，年轻学生若是求学于政治上同质的院系，那么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就主要是来自左翼的著作和研究报告，所以他们住往就只看到了真理的“左半边”。（比如说，大学生很容易低估劳动力需求的弹性，要是他们就读于新英格兰地区的名牌大学，更是如此。）有些时候，左派的观点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有些时候，被证明正确的，反而是右翼的观点。但总体看来，如果可以接触到学者之间的辩论，学生们距离真相和真理会更近一些，理解困难的问题总有不同的进入视角。
关于第二个问题，还不止于此：就在教授群体走向政治同质化的进程中，学生群体也同样如此。高等教育研究所曾对大一入学新生做过连续调查，研究表明，大约20%的入学新生自认是保守派，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这一数据一直保持稳定。在20世纪80、90年代，自称“温和派”的学生在全体新生中人数约占半壁江山，但进入21世纪后，温和派的比例一直在下降（目前已经低于40%）。同期，进步派学生（自称“自由派”）的比例则上升至30%出头。323从2012年开始，这一转变更是以加速度进行着。324
左派学生在大学校园里越来越多了，我们并不认为这样有什么错误。但我们确实要呼吁，对批判性思维的发展而言，立场的多样性必不可少，反过来说，立场的同质化，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会让某个共同体容易陷入群体思维和正统化的误区。既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师生群体中就是温和派缩水，而自由派扩容的进程，再加上自2012年起，学生群体内的左转趋势加速推进，那么我们大可以期待，美国大学校园内的文化和社会互动会发生某些变化，在2012年后尤其如此。325
第三，是一个涂尔干意义上的问题。我们眼睁睁地看到，某些学术共同体，尤其是那些位于美国左派最密集地区的，其政治同质和凝聚已经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组织体也已经脱胎换骨，它们所呈现出的集体性的特质，同大学的宗旨可谓背道而驰。一个为行动而动员起来的集体组织，更愿意执行政治教条，也不太容忍对其关键意识形态信念的挑战。政治上同质的社群，更容易发生猎巫行动，尤其是当它们感受到来自外部的威胁时。
长青州立学院欢迎你
长青州立学院(Evergreen State College),是一所小规模的公立学院，位于西雅图以南，开车大约要一个小时，长期以来，就以其另类的进步主义而著称。学院坐落于自然保护区内，拥有自己的有机农场。学生在这里读书，得到的不是分数，而是评议报告。它位居全美最自由的十大院校之列。3262011年，长青学院变更了它的办学目标，加入了下面这句话:“从本土到全球，长青学院致力于推动社会正义、多样性、环境监管和公益服务，也因此从中受益。”327 2017年5月，长青学院陷入了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中，其中缘由，如果不借用涂尔干的理论，便很难讲清楚。
当年3月15日，校园的紧张局势已经在不断升级了，也在这一天，生物学教授布雷特，温斯坦(Bret Weinstein),其在政治谱系上属于自由派，向长青学院全体教员群发了电子邮件，328谈及即将在4月举行的本年度“缺席日”(Day of Absence)活动，对其具体安排表达了深切的担忧。329“缺席日”之灵感，来自于道格拉斯•特纳·沃德的一出同名戏剧，330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长青学院，每年都会设定某一天做“缺席日”，到了这一天，有色种族的教职员工(后来学生也一道加入)都要离开校园——通过缺席来传达出他们的存在感，显示他们对校园所做贡献的意义。然而，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2017年“缺席日”活动的组织者却决定要搞点新意：这一年的缺席日，不再是有色种族的师生自愿离开校园的日子，而是白人的学生和教职员接到要求，在这一天要远离校园。331
温斯坦教授认为这是错误的。332他在电邮里写道，“一个群体或联盟，为了彰显他们总是被低估的关键角色，而自发决定，在某个共同的空间让他们自己缺席一下”，同“鼓动另一个群体离开此空间”，两种做法“存在着天壤之别”。333在共同的空间内，温斯坦指出：“一个人说话的权利——乃至存在的权利，任何时候都不能取决于他的肤色。”他还担忧，若是有白人师生不支持此次缺席日的安排，在当天选择出现在校园内，就会被“另眼相待”；仅仅是在场，就很可能被解读为,在场者并不认同这一活动的目标。334此前，对长青学院的发展走向，温斯坦就曾表达过不一样的担忧，那是大约一年前,校长、行政人员连同某些教授代表发起了一项全校范围内的“公正”计划，其中包括一条政策建议：本校此后新员工入职时，必须要拿出一项基于“公正”的根据，否则不得被雇用。乔治•布里奇斯(George Bridges),长青学院的校长，已经开始在他的文件和邮件中运用“教育•团结•包容”的措辞。布里奇斯同他的“公正委员会”还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团建”活动，其中就有这么一项活动，教员们要被指名道姓，在众目睽睽下被逼上一支假想的独木舟，然后他的同事们也坐在“舟”上(应和着汹涌的浪涛与印第安人的鼓点)，大家同舟共济，一道象征性地驶向“公正”彼岸。335站在涂尔干的立场来看，这些仪式以及关于全院“大团结”的言辞，其意义自现。正是这些言行，使一个社群时刻准备着集体行动。
按照温斯坦教授的说法，“缺席日”到来那天，尽管并非全部白人成员都听从指挥，从校园撤离，但“基本上波澜不惊”。336但到了5月23日这天，“缺席日”早已过去一个多月，在经历另外几起校园骚乱后，一大群学生，肤色各异，但都怒气冲冲，一路游行来到温斯坦的教室门口，把他逼到走廊的角落里，好一番痛斥!337他们咒骂温斯坦，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出来了，骂他就是“一坨屎”，还叫他“他妈的滚出去”。不由分说，他们指控温斯坦在电邮中发表了种族主义的言论,338要求他不仅得道歉，还必须辞职。温斯坦不同意他们抓住邮件大做文章，否认其用词是“种族主义的”“伤人的”，拒绝道歉。但他还是想方设法，引导学生进入讨论状态，或按照他的讲法，“辩论法，这就意味着我会听你说，那么你也要听我说”。抗议学生可不是吃素的：“我们不管你要说什么术语……我们不讲白人特权那一套。”339
学生继续冲撞着教授，紧张局势一触即发。担心温斯坦的安危，他的学生报了警，但示威者却用身体挡住警察，让警察无法靠近他。340校警则向其他警察部门请求增援。341
抗议学生口口声声，“为他们的生命而担忧”，向学校行政大楼进发，在那里找到了布里奇斯校长，在校长办公室的门口堵住了他。该事件的视频记录下了当时的场景，抗议学生出言不逊：“滚你妈的，乔治，我们不想听你说出该死的一个字……你他妈的给我们闭嘴。”342校长同意与示威学生会谈，在座的还有支持这些学生的行政职员。校长当场向学生保证,对于那些行为不当的理论教员——温斯坦就是一例——“他们非要说一些我们不喜欢的话，那么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么让这些人全都跟上来，要么就让他们都走开。我能听到，我们在说，我们正在为之而努力：把他们带进来，培训他们，要是他们还不悔改，就惩罚他们”。343(嗯，这就是一所美国公立大学的校长，他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约束，有义务去保护学术自由，但现在呢，要是有教授不愿意接受强制政治再教育课程的教导，他竟提议要予以惩罚甚至解雇。)
有些抗议者坚持要求，校警局长史黛西•布朗(Stacy Brown)解除武装，加入集会。布朗放下了武器，但他不愿意身着警服，于是换上便服。才到达现场，却发现学生们正在口出秽语，咒骂他人，其中有些是直接针对她的。344组织者安排了一些学生对她盯梢，尾随她去了当天的另一场集会，数百名学生在场。在这场声势更浩大的集会上，抗议学生紧贴着布朗、温斯坦，还有好几位仍在抵抗的师生。从头到尾，抗议者始终把守着所有出口。345温斯坦的学生无意中听到，抗议者在讲他们随身带着催泪喷雾，打算阻止温斯坦离开这幢楼时，他们给老师发去短信，请他保持警觉。温斯坦给同为生物学教授的妻子海瑟•赫英(Heather Heying)发去短信：“听说不准我离开”，然后又是一条，“不知道该怎么办”。346
那次集会的视频令人胆寒。347从视频中可以听到，学生抗议者执意要解雇温斯坦，以防止他“散布这套错误百出的说辞,，—某位白人抗议者如是说。348那些有色种族的学生，如果声援温斯顿，甚至即便只是要求听一下来自非抗议阵营的声音，立马就会遭到大声呵斥，被称为“种族叛徒”。349 (至于白人学生，如果不表示抗议，那就要站在后面，不许发言。350)
学生们不断公开嘲笑布里奇斯校长，甚至因他面带微笑而斥责他。这位校长发言时经常做手势，于是有一位学生就对他吼道，“把你的手放下吧!”与此同时，另一位学生嘲弄般地模仿他的手势，取笑道：“这就是我不爽你的地方，乔治，你手上的那些小动作总是没完没了啊。”紧接着，在周围的笑声和掌声中，这位学生围着校长转圈，宣称她在“解放这个空间”，校长立马把双手藏在背后，然后回答说，“我的手放下来了”。351
第二天，亦即5月24日，抗议学生搜查汽车，寻找温斯坦。352他们还打断了一场教员会议，抢走了原本用来为退休教授庆祝的蛋糕，却反问道：“难道不是你们教会我们这般胡作非为吗?353〕接下来，据学生报纸报道，抗议的学生封锁了行政大楼的正门，354占领大楼长达数小时；他们把学院的领导层全部集中在一起，布里奇斯校长也包括在内，355将这些高层控制在一间办公室内。扣押完领导团队之后，抗议学生充分准备，随即提出了他们的要求。这些事项包括对教职员进行强制性的再教育培训，允许抗议学生可以不按时上交作业等。356
在办公室外，学生们拍下视频。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正在确认这间屋没有逃跑路线，且有足够的学生“在场”，以防大学领导层离开。布里奇斯命令校警别插手。抗议活动的一位组织者告诉他的手下，旁边还有个房间是供他们“休息”的，并给这些示威者支招，“保证你们休息片刻，能精神抖擞归来”。在讲完他的指示后，这位组织者立马进入校长办公室，还问这些管理者是否需要什么。视频记录下这一刻一一布里奇斯校长说：“我要去小便。”这位组织者当即回复“有尿憋着”，此处有数人的笑声。（抗议学生随后押送布里奇斯去了洗手间。）357
在校长办公室内，一名学生抗议者向被扣押的校领导们发问：“当校领导里都是白人时，难道你们不认为这就是在延续白人至上吗?”数位领导连忙点头称是。此举就确认了学生们对白人至上定义的粗暴扩张。358办公室之外，学生们高唱：“好嗨哟！这些种族主义的教员必须滚蛋!”当晚，长青学院一位传媒学研究教授，向全校师生群发电邮，其中他赞许地写道，示威学生“正在做的，正是我们一直以来教给他们的”。
第三天，亦即5月25日，警方收到消息，抗议者打算袭击大学保卫处的驻地。接到暂时撤离的命令后，359校警从办公室撤出，他们在校区以外设了个岗哨，通过校园内的安保摄像头以及本地一架执法直升机，对学校里剑拔弩张的局势进行监控。360凡是为温斯坦教授辩护的学生，现在都遭到跟踪，抗议者还在网上大放厥词，将矛头对准他们，几乎不加任何掩饰。校警负责人布朗告知温斯坦，出于对其人身安全的考虑，他最好要离开校园。361结果就是，那个学期，温斯坦余下所有的课都是在校外上的，只有一次例外。362
公开对温斯坦表示声援的，363除了他的妻子海瑟•赫英，全校教员中就只有兽医学的迈克•帕罗斯(MikeParos)一位教授。364温斯坦后来也了解到，还有几位教授也支持他，但却不敢在公开场合表态。365支援寡不敌众，警方又敦促他远离校园，再加上迄今为止；还未有大媒体爆出长青学院陷入无政府混乱的新闻，于是在5月26日，温斯坦接受邀请，现身于福克斯新闻频道的“塔克•卡尔森今夜秀”(也以印Carlson Tonight),接受米访。366
一旦大白于天下，长青学院当即便成为政治右翼关注的焦点，“新右翼”也马上将手伸到校园里，其中的故事，容我们在下一章再深入讨论。6月1日，一个周四，新泽西州有一名男子拨打了瑟斯顿县的急救热线，告诉接线的调度员，他正在去往长青学院的路上，“一到校园，能找到多少人，我就杀多少”。367执法部门告知学校，目前还未收到真刀实枪的威胁,但为防患于未然，长青学院要关闭校园，一直到6月3日星期六。368周末两日，学生成群结党，开始在校园里游荡，他们手持棒球棍和电击枪，搜捕“白人至上主义者”。他们在校园内肆意打砸，还动手袭击了好几名学生。369至于新泽西的那名男子，一个月后被逮捕。
这场大混乱要如何收场呢？谁应当对此负责？6月2日，全校大约四分之一的教员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对温斯坦展开调查，指责他之所为挑起了“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激烈反扑”，而且声称，正是因为他跑到福克斯新闻频道上去谈校园那些事，才导致学生人身受到“严重的威胁”。370温斯坦和赫英断然否认了这种扣帽子的指控。作为长青学院的雇员，这对夫妻向学校提出了侵权之诉，理由如下：第一，面对抗议者严重违反学生行为守则的举动，甚至是犯罪行为，校方何止是纵容，甚至还公开支持；第二，大学是工作之地，但现在却被搞得弥漫着种族对立的情绪。2017年9月，温斯坦夫妇同长青学院达成和解协议，两位教授辞职。371校警负责人史黛西•布朗后来也做出了同样的指控，她声称，“学校里随处都是恶意,这让她别无选择，只有辞职”。372
至于那位布里奇斯校长，在这一学年度开学之初，他就批评过芝加哥大学，攻击该校保护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政策,373而现在也答应了抗议学生的诸多要求。374校长宣称,看到抗议者所表现出的“热情和勇气”，他“心怀感激”。375后来，他还聘用了抗议活动中的一位学生领导人，加入他作为校长的“公正顾委会”。376说到这个能直达校长的顾问委员会，他们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修改学生的行为守则。
谬论的大学
长青学院的那些事，一网打尽地阐释了我们行文至此讨论的几乎一切。事件爆发之早期阶段，就呈现出柏格森所说的政治猎巫的三大特点：运动总是突如其来；运动之起始，往往是回应某一微不足道的挑衅（在长青事件中，是一封群发全体教员的电邮，文质彬彬）；但该挑衅却被解读为对整个长青学院共同体的攻击。随着大戏一幕幕展开，它还表现出我们所说的第四个特点：即便有教职员心里想要为温斯坦辩护，也不敢公开这么做。
再看看长青学院内的抗议学生——以及鼓动学生的教职员，他们反复示范了我们讲过的三大谬误。例如，有一位教授支持抗议学生，怒气冲冠，当着她一些教员同事的面，滔滔不绝地发表独白演说，其中一句话像极了脆弱人设的谬论（凡是伤害，只会让你更脆弱）：“我太累了。这屁事简直要了我的老命。377
还有一名学生示范了什么叫情感推理的谬论（永远相信你的感觉），当时正在市政厅的大型集会上，这名女生以她自己的焦虑作为证据，一口咬定长青学院出了大问题：“我想哭，你根本想不到，我心怦怦跳得有多快。这双腿也直哆嗦。”378
当然，整部大戏也向世人上演了什么是“我们vs他们”的谬论（生活是好人和恶人之间的战斗）。在学生抗议者及其教工支持者眼中，这所政治上属进步派的学校，连同它的领导层和教职员，都成为了示范，显示出白人至上仍在高校内为祸。通过这种解读，抗议群体投身于一场身份政治的大戏，寻找他们的共同敌人。有一名学生事发时曾拒绝加入抗议阵营,事后在学院理事会前作证，曾这样说：“如果你提出任何不一样的观点，那你就是’敌人’。”379
长青州立学院并不是大学的典型。如果不算发生在伯克利加州的“米洛暴乱”这个例外，那么长青学院在2017年春季学期彻底垮掉，陷入某种无政府混乱，比起最近数十年发生于美国大学校园的种种事件，都要激进得多，至少就我们所知是如此。我们之所以详述长青的故事，是因为对于每一位关心大学生和大学的人来说，它都是长鸣的警钟。长青学院的故事告诉我们，当政治多样性下降到很低的水平线上，当大学领导层软弱无能，经不起三言两语的呵斥，当教授和管理者都纵容甚至鼓励三大谬论之传播时，什么事都是可能发生的。
小结
❖人类是部落生物，生来就会组成团体，同其他团体竞争（如我们在第3章中所见）。读社会学家涂尔干的作品，我们可以理解，人类的团体是如何参与仪式活动的——包括对越轨行为施以集体惩罚，从而增强群体的凝聚和团结。
咨团体若是在道德上同质程度高，凝聚力强，就更容易进行政治猎巫,尤其是在它们经历来自外部或发生于内部的威胁时，更是如此。
❖政治猎巫通常有四个特点：它们的爆发看似突如其来；它们涉及对危害集体之罪行的指控；再看看导致这些控诉的过错，往往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无中生有；虽然知道被迫害者是无辜的，但知情者还是会保持沉默，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加入暴民的队伍。
❖自2015年起，那些最让观察者摸不着头脑的校园事件和动向，都准确对接着上述政治猎巫画像。从耶鲁大学，到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以及长青学院，校园抗议之爆发，都始于教职员所发出的措辞委婉的电子邮件，都终于电邮作者必须被解雇的要求。（我们要再度重申，若论初心，行动者的关切可能是有根据的，但在随之展开的政治猎巫中，参与者的恐惧却蔓延开来，其传播方式是不公正的，甚至是毁灭式的。）
❖2017年的斗争出现新动向，教授群体合写公开信，声讨他们的同事，要求撤回或谴责这些人的作品（如本章所述，瑞贝卡-蒂韦尔、艾米•瓦克斯以及其他人遭遇到的批斗），也符合政治猎巫的模式。在以上所有案例中，被指控者的同事们都不敢公开站出来表态，为无辜者辩护。
❖立场多样性会降低一个社群进行政治猎巫的冲动。政治观点之多样性，决定着立场的多样性，但自20世纪90年代起，多样化的生态在美国大学校园中成为过去的历史，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群体，同质化程度都一日高于一日。多样性的衰减，连同美国政治极化的迅速升级（这是我们在下一章的重点），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安全主义新文化的兴起——2013年前后才初现于大学校园，后竟在短短数年间如星火燎原。
*****
本书的第二篇到此就结束了。在这两章中，我们关注了美国大学校园内爆发的一些冲突剧。从时间上看，它们都发生于我们在《大西洋月刊》发表同名文章后的两年间，基于此,我们敲响警钟，对高校内弥漫的认知错误不可掉以轻心。只要读者理解了我们所说的三大谬论，且能在当下社会实践中发现它们的运转，那么这些校园内新动向的来龙去脉，就不难把握To在本书的第三篇，我们将会问：为什么，且为什么是现在？那三大谬论以及安全主义的文化，从何处而来？它们本是星星之火，为什么在过去短短数年，却在大学校园内得以四处燎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