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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政治极化的恶性循环

第三篇 我们何以至此? 第6章 政治极化的恶性循环

有作用力,则必有反作用力,两者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牛顿第三运动定律380

本书开篇,我们介绍了人生道路上的三大谬误——此类观念同积极向上的生活可谓南辕北辙,任何信奉它们的人士,终要为其所害。在本书的第二篇,我们讲述了发生在大学校园里的那些事,诸如此类,已经成为全美上下的焦点,有时甚至抓住了全世界的眼球。根据该篇的叙事,我们可以发现,某些学生和教授之所以卷入此类事件,追根溯源在于他们接受了这套谬论。现在,到了本书的第三篇,我们放宽视野,想一想我们是如何沦落至今天这步田地的。为什么我们称之为安全主义的文化,包括一整套相互支撑的观念,在2013年至2017年间席卷了全美许多所大学?问问2012年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他们通常会告诉我们,在校园里几乎觉察不到这些趋势的迹象。但若转而调查在2013年或2014年开始就读于精英大学的新新一代,我们会得到不同的答案,他们在自己的大学四年中目睹了新文化在校园内的降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问题无从简单作答。在第三篇,我们要展示六种相互交错的解释线索:政治极化和党派间敌意的加剧;青少年焦虑和抑郁的蔓延;父母教育方式的变化;自由玩耍的消失;校园官僚机构的生长;以及在发生国家大事后,追求正义之激情的持续高涨,连同人们正义观的变动什么是正义,正义要求什么。我们认为,若不理解上述六种线索,则不可能理解当今高等教育之现状。但即便如此,即将要逐一讲述这些解释时,我们还是有两点要说在前面。

第一点,不同的群体经历着不同的线索。要说我们的故事之复杂,部分就在于,大学校园里的个体和群体并不是同等地参与到这些线索中来的C美国政治极化之加剧,首先是大学被日益视为左派的大本营,而这就刺激了来自校外某些右翼个体和团体的敌意和骚扰。有些校园事件符合仇恨犯罪之要件,尤其以犹太人和有色人种为靶子。我们将在本章讨论这一线索。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的比例不断增加,男生和女生都受到影响,但年轻的女孩尤其会受到打击(第7章)。过度保护或“直升机式”父母的增多(第8章),连同自由玩耍的消失(第9章),主要影响的是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尤其是白人和亚裔家庭),381相比之下,工人阶级或贫穷家庭的子弟所受的负面影响就不那么大。校园官僚人数在增加,其职责范围在扩展,可能对所有学校都会产生一定影响(第10章),但至于新正义观以及高涨的追求正义之热情,它们的影响力往往取决于一所大学内学生的政治参与程度(第11章)。

第二点,本书讲的是好心却办了坏事。在本篇的六章中,你每每会读到一些人,他们做事情,首先都是出于善良甚至高尚的动机。在大多数情形下,他们的初心所指,是要帮助或保护孩子们或者那些被认为脆弱或受到伤害的人们。但众所周知,好心时常办坏事。我们在本部分的目的,不是去追究,而是要理解。只有辨明这六种解释线索,并予以剖析,我们才能讨论可行的对策,而这将留给本书的第四篇。

爆发点

在前两章中,我们讲述了发生在大学校园的许多事,面对言词,学生同教员做出回应的方式看起来却难称恰当、极尽夸张,某些时候显得咄咄逼人。无论是一封电邮所引发的反应,还是让演讲者闭嘴的怒斥,抑或是谴责一位同事的请愿,在本书作者的笔下,校园内的问题看起来都主要是发端于政治左派那部分。有些时候,矛头直指右派(如海瑟•麦克•唐纳德和艾米•瓦克斯),但更多时候,枪口却调转过来,对准了左翼自己人(如克里斯塔基斯夫妇、瑞贝卡•蒂韦尔、布雷特•温斯坦,以及在里德学院讲授人文课的教授们)。如果我们的分析视角仅限于校园那些事,那么故事大概也就到此为止了。近年来,极左翼的人士接受了一整套关于言论、暴力和安全的新观念,也因此,发生在校园内的风波,基本上只是一场左派内部的辩论,受批判的主要是年长的自由派,他们往往对言论自由有更广义的理解,发难方则主要是年轻的自由派,他们时常以包容之名来行限制言论之实。382

但是,如果我们后退一步,视美国大学为复杂机构,本身又嵌入在一个更大的社会之内,而这个社会正在日益分裂,越来越愤怒,政治陷入两极对抗,我们就会发现,左派和右派已经陷入一场彼此挑衅且相互侮辱的游戏中——如何解决这一谜题,正是我们在本书中所要做的。还记得艾莉森•斯坦格吗,明德学院的那位教授,因抗议者的暴力竟致脑震荡,她在《纽约时报》上发文,题名为“当我们在谈论明德学院那些使我脑震荡的愤怒暴民时,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所讲的就是这一点。383她在文中这样写道:

在暴力发生后的日子里,有些人把这故事讲成了我们所犯的错,关于精英的本科学院和大学,关于我们被娇惯的青年,或者关于不宽容的自由主义。但这些分析都不完整。整个美国的政治生活和话语都处在一个爆发点,大学校园在其中更是风口浪尖,对它们的回应可谓是一触即发。

接下来,斯坦格教授列举了特朗普总统的种种手法,分析了他如何一手冒犯甚至侮辱边缘群体之成员,另一手则鼓动他的众多追随者去发表仇恨言论。然后斯坦格补充说:“这就是默里博士所走入的语境,在那里,他从头到尾都遭到误解。”

我们赞成斯坦格的思路,如要讲述近年来发生在大学校园里的那些事,国家的政治是不可不谈的语境。在美国,事态确实处在某个“爆发点”。看下文的两幅图,你就能感到局势在一天天升温。

图6.1来自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自1994年起,该中心开始了一项在全国范围内取样的民调,调查人员向受访群众陈述10项政策问题,受访者要回答他们的同意程度,每隔几年,调查就重来一遍。这些政策陈述包括:“政府对商业的管制通常弊大于利”,“移民在今天已经成为我国的负担,因为他们夺走了我们的工作、住房和医疗”,“军事力量是和平得以保证的最佳手段”。384接下来,皮尤中心对受访者按群体身份进行分类,计算出不同群体成员在每个议题上的分歧距离,然后就10个议题差异绝对值加总后取平均数。如你所见,图6.1中右列最后一项标示为“性别”,从1994年到2017年,男性同女性之间的政见差值几乎未变,1994年是9分,2017年为7分。而表现出明显增幅的,只有两道线。现如今,定期参加宗教活动的群体较之于从不参加的人士,政见差值为11分,远远高于1994年的5分385。但这6分之增幅,若是同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此阶段政见分歧之加剧相比,可谓相形见细,两党之间的差值增加高达21分,而且几乎都发生在2004年之后。

 

议题的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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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在10个政策问题上,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政见差值越来越大,尤其自2004年之后迅速扩大。而由种族、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年龄所标示出的差异,自1994年以来,变化却不大(图片来源:皮尤研究中心)

如果“另一边”的人在一整套道德和政治议题上同你渐行渐远,那么理所当然,你对他们的感觉也会越来越负面。图6.2就表明,这一切正发生在我们面前。美国全国选举研究课题组会每两年测度美国人对各种议题的态度。在该调查过程中,研究者运用了一种“情感温度计”,亦即他们向受访者提出一组问题,要求受访者在从。到100的尺度内对各种群体和机构进行打分,其中“。”分被定义为“极其冷漠或令人生厌”,而“100”分则是“非常温暖或讨人喜爱”。根据图6.2,顶部的两条线显示出,当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给本方政党打分时,两条线始终处于正区间内,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变动不大。386下面的两条线则表示他们是如何看待对方政党的。可以看到,这两条线一直处在负区间,但许多人难免大为吃惊,从20世纪70年代一直到1990年,政党间的交叉评估并没有那么负面——始终徘徊在40分以上。直到90年代,这两条线才开始下跌,伴随着从2008年至2012年的跳水(对应着茶党崛起和“占领华尔街”的日子)。

情感的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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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两党之间的情感分化。美国人对本方政党的情感,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没有变化,但自90年代起,美国人对对方政党的态度越变越“冷漠”或敌视(图片来源:美国全国选举研究课题组387,由延加和克鲁本勤绘制,2018年)

何以如此?原因很多,但为了搞清楚美国当前之困境,我们首先必须意识到,20世纪中叶乃是历史上的一段例外——这一时期,政治极化同政党间敌意就其程度而言,都低得异乎寻常,388而社会信任度以及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则始终维持在高水平上。389从20世纪40年代起,到大约1980年止,美国政治温和取中,两党精诚合作,在整个美国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此期间及此前阶段,全体美国人遭遇到一系列共同挑战,面对着一连串的共同敌人,包括大萧条、二战期间的轴心国,以及冷战时代的苏联。别忘记我们在第3章讲过的部落主义心理,苏联解体后,大敌之崩溃就可能制造更多的内部冲突。

主要原因之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人日益自我区隔开来,分化成政治上同质的诸社群,关于这一趋势,可详见比尔•毕肖普(Bill Bishop)出版于2008年的名著《大归类:明明同类相聚,却为何四分五裂》。后续的研究也证明,我们生活在经济和政治上日渐隔离的社群当中,分裂甚至延伸到城市街区。390共和、民主这两大党也以类似的思路做自我归类:一方面,共和党人越来越老,越来越白,越来越农村,越来越男性,越来越基督教;另一方面,民主党人却日益年轻化,日益非白人,日益城市化,日益女性,日益不信教。391结果正如政治学家尚托•延加和玛莎•克鲁本勤所言,“现如今,世界观有何差异,个人对其社会和文化身份的感知有何差异,就决定了政党归属有何差异”。392

主要原因之三,在于媒体环境,其种种变化方式助长了分歧。人人都收看三家全国电视网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无论你居于政治谱系上的哪个点,大都可以找到至少一家对应的有线新闻频道;走过2000年,你所能想到的任何利益集团和诉求,都有相应的网站或讨论组。进而到2010年之后,大多数美国人都在用脸书和推特这样的社交媒体站点,人也因此很容易自我封闭在一个回音室里。接下来出现的是“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搜索引擎和YouTube从算法上就已经过设计,会给你推送更多看起来你感兴趣的内容,结果就是,无论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落入到同外界隔绝起来的道德矩阵之中,支撑起它们的,是彼此对立的信息世界。393对于那些我们无法苟同的人们,可以同他们永不相见,无论在物理世界还是电子空间。这就让确证偏差、团体思维和部落主义有了可乘之机,将我们进一步驱散开来。

原因之四,是国会山内火药味渐浓的敌对状态。民主党曾控制众议院长达约60年之久,在20世纪中后期仅出现过短暂的中断,但他们的主导地位在1994年成为历史,那一年,共和党在纽特•金里奇(NewtGingrich)的旗帜下大获全胜。在成为众议院议长之后,金里奇强力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借此阻止新任的议员跨越党派界线来结成人际关系,从而一改先前数十年的常态。394比方说,金里奇改变了众议院的工作议程表,确保所有的公务都要在周中完成,接下来,他鼓励众议员不要举家从所在家乡选区迁往华盛顿,而是每周飞到华盛顿待个几天。金里奇想要一支更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共和党队伍,他也如愿以偿了。这套更有战斗力的议事规范,随后也渗透至参议院(只是程度有所弱化)。自1995年以来,由于国会主导权在两党之间几经易手,每次权力交接又利害攸关,议事礼仪的规范以及两党合作的可能性,也近乎消耗殆尽。如政治学者史蒂文•列维茨基和丹尼尔•齐布拉特所言:“政党之间,已不再将彼此视为合法的对手,而是危险的敌人。失败,不再是政治过程中可接受的常态,而成为了一种灭顶之灾。”'395

上述四种趋势,再加上其他很多原因,396共同导致美国政治生态出现了一种非常不幸的变动,政治学家称之为“负面的党性”(negative partisanship)。在最近一篇评论情感极化”(对于对方政党,两党成员在情感上否定之程度)的数据报告中,延加和克鲁本勤如此概括了这一变化:

在极化时代之前,团体之内的偏爱,亦即党员对其所在政党或本党候选人的热情,是政治参与背后的动力。然而,最近这段时期,是什么使得人们更愿意参与政治?是对于非我族类者的敌意。397

换言之,时至今日,到底是什么驱使美国人从沙发里起身,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不是对本党候选人的爱,而是对他方候选人的恨。所谓负面的党性,就意味着驱动美国政治的并不是希望,而是“我们vs他们”的谬论。“他们”必须被阻止,为此可不惜任何代价。

这是我们的故事中不能不讲的一部分。美国人现在对彼此怀有发自内心的敌意,就好像很多美国人都举着个牌子,上面写着:“请告诉我关于对方的坏事吧。讲什么,我信什么!”如今的美国人很容易被收割智商税,正是看到这一点,一个庞大的网络,由趋利的媒体网站、政治活动者以及外国情报机构所构成,正在攻击我们的软肋。

这一软肋还伴随着一种不幸的政治不对称:如我们上一章所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大学的教员和学生都发生了左翼转向,但与此同时,脱口秀广播、有线新闻网以及阴谋论网站的“激怒产业”(outrage industry)却在右翼这方更成熟,也更奏效。398[主流媒体总体而言偏左,399但问题是,左派偏偏找不到一种宣传形式或路线,在影响力上能赶得上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格伦,贝克(Glenn Beck)和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o]右翼的媒体长期以来都热衷于嘲弄教授,抓住在大学校园里随处可见的“政治正确”惯习做文章,撩拨怒火。但随着校园激进主义在2015年逐步升级,戏剧般的手机视频开始不断流出(包括学生大声咒骂教授,或者大闹教室,让演讲者闭嘴),右翼媒体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投放在校园事件上,对于左翼的动乱,他们乐见其成,描绘时难免幸灾乐祸,通常省略掉事发的来龙去脉。校园左派的愤怒不断升级,很多时候直指保守派的演讲者,由此导致校园外的右翼以牙还牙,有时将威胁对准左倾的教授和学生,而这又反过来点燃起校园左派的更多怒火……如此,循环往复。

校园以外,有鬓的愤怒

在前两章中,我们关注了发生在大学校园的游行、抗议、公开信以及政治“猎巫”,它们来自左翼,因为抛开宗教和军事院校不谈,在美国大多数高校内,左派都是主流势力。但如果我们将视角从校园抽离出来,放眼社会,就会发现,右翼的某些人和团体也打着道德旗号,参与了挑衅和恐吓的行为,目标直指校园。

我们讲过了长青州立学院的故事,但当时留了个尾巴没有说,就是要等到这一章再做分解。如前所述,长青学院的暴乱起始于温斯坦教授的大门前,事发三日后,仍未见全国性的新闻媒体来报道这场混乱,于是温斯坦就答应了福克斯新闻的邀请,现身于“塔克•卡尔森今夜秀”。节目播出后,好戏连台登场。温斯坦露面三日后,一名学生抗议者在“媒介”(Medium)网上发帖,文中声称,在教学楼的外墙上,有人用喷漆涂鸦出纳粹党的万字符,与此同时,她和抗议伙伴们也受到“新右翼”的人肉搜索。这位女生在帖子里写道:“学生组织者的照片、姓名和电话号码都被发在网上,点击那些用来骚扰左翼力量和有色人种的版面,就能找得到。”400数周后,该女生又在《纽约时报》上发文,讲述了抗议学生如何反被骚扰,“成百上千的电话、匿名短信和暴力威胁,信息详尽得让人不寒而栗,摆明了他们知道我们住在哪儿,又在哪儿上课”。文章还透露,在网络留言板上,

这名女生收到了强奸威胁,指名道姓要侵犯她。401长青学院的副校长桑德拉•凯瑟,在学校负责公共关系,她告诉记者,学院被卷入了“最疯狂的社交媒体骚扰浪潮,你能想到的,我们都收到过”。402然而,暴民们并不只是从距离遥远的地方“打电话进来”。虽然很快就确认,新泽西州男子的那通电话威胁只是唬人而已,但右翼的极端组织确实造访过长青学院的校园。比如,新纳粹团体“核武分部”就在校园到处贴标语,口号如“黑命不贵”和“加入你们本地的纳粹党吧”。他们后来还公布了一段视频,他们的成员身着黑衣,蒙头遮面,趁夜色在校园里游荡,张贴那些标语。403

牛顿定律告诉我们,在物理世界中,每个作用力都会产生它的反作用力,两者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然而,在政治极化的漩涡中,凡有一个行为,便会有更加激进或急剧的反应。回到2015年,许多人批评校园抗议者,指责他们小题大做(比如在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事件中,斯佩尔曼教务长那封引发争议的电邮)。但自2016年岁末起,我们开始发现更多发生在校园外的过度反应,看到左派教授发表某些言论,右翼人士便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非要把小事搞大。

丽莎-德登是新泽西州纽瓦克市埃塞克斯郡立学院的兼职教授,2017年春季学期,她受聘主讲《大众传播与流行文化》这门课,也指导论文写作。在来到埃塞克斯学院之前,德登女士是位励志演说家,主持过自己的脱口秀,以流行文化专家的身份出没于各种网络,还做过电视和电影制片人。2017年6月6日,她现身于塔克-卡尔森的节目,议题围绕着“黑命贵”组织在纽约布鲁克林举办的一场“白人不得入内”(all-black)的纪念日派对。虽然德登没有参加那次活动,可她仍为之辩护。节目进行到某个节点,卡尔森的质问咄咄逼人,德登的反击也锋芒毕露:“噢噢噢……你们白人很生气,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你们没法用自己的’白人特权’卡,拿到邀请。”404

无法否认,德登女士的话也很伤人。但问题是,“白人不得入内”事件并不发生在大学校园里,所以德登所辩护的,并不是白人学生被排斥在外——事实上,从头到尾都没有人指控她有歧视学生的行为。尽管如此,德登的节目播出后,还是立刻招致了右翼的满腔怒火;她收到了恐吓邮件和匿名威胁,话语粗鄙不堪,比如“我会到你家,杀了你这个黑人愚蠢妹子”,还有“要是你敢像对福克斯新闻上的那家伙那样对我说话,我会打得你满地找牙,滚他妈的你这个种族主义恶魔”。德登给我俩看的还有许多,这里就不一一重复了,但一言蔽之,情况很清楚,他们都是些可怕的种族主义者、性别主义者、危险分子。

恶毒的攻击同暴力威胁如弹幕般袭来,德登因此身心俱疲。“每当我想到或谈起这件事时,还是会心头绞痛,”她在写给我们的电邮中这样说,“人们总是说事情会好起来,这是因为在同处于我这般境地的人交流时,这么说是政治正确的。但事情并非总是好转,有时候明天会更糟。而这就是我现在的感受。”405祸不单行,学院勒令德登暂时停职,且就此事发起调查,他们声称,投诉如雪片飞来,“立即将校方淹没"。406个人教育权利基金会随后申请查询记录,要看看校方口中所说的投诉,但埃塞克斯学院却置之不理,直到基金会提起法律诉讼。结果令人吃惊,那所谓出现在停职之前的铺天盖地的投诉,总共只有一封电子邮件而已。407即便如此,到了6月23日,埃塞克斯的校长还是宣布,德登已被解雇。408面对这一切,德登还是明确告诉我们,她并不因自己的直言而后悔。

德登教授的故事并非个例。2016年的平安夜,乔治•奇卡美瑞欧-马赫(George Ciccariello-Maher),任教于费城德雷塞尔大学的一名教授,发出一条挑衅推文——“圣诞节,我的全部心愿就是白人灭种”。推文全网疯转,在此过程中,一个佯装位于田纳西州,但实则与俄罗斯有关联的推特账号,不断推波助澜。409只看文意,这条推文便令人惊骇,但要是你知道,所谓“白人灭种”(white genocide),其实是白人种族主义团体用来表示心头忧虑的一个术语,他们担心,大规模的移民连同跨种族的通婚最终将导致白人的消失,那么马赫教授的推文也就有了同字面不同的解读。马赫本人后来也有解释:“’白人灭种’,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发明出来的一种观念,它被用以谴责一切,从跨种族关系到多元文化政策……它是种族主义者臆想出来的问题,理当人所共弃,我很荣幸,嘲讽了它一回。”410一开始,德雷塞尔大学向马赫承诺,他不会因这条推文而受到处罚,但到了2017年2月,校方还是静悄悄地启动了调查,此后以“安全问题”为由,禁止马赫涉足校园。大学的调查在2017年12月底宣告结束,但这是因为马赫已从学校辞职,此时距离他发出那条推文,正好过去整一年。411马赫说,他同家人都收到过“死亡和暴力威胁”,他遭受到“右翼分子、白人种族主义的媒体以及网络暴民的骚扰,几乎整整一年无休”。412

2017年5月20日,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基安雅-雅马塔•泰勒(Keeanga-YamahttaTaylor),《从“黑命贵到黑人解放》一书的作者,在汉普郡学院的毕业典礼上致辞,她在发言中称特朗普总统“是个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的自大狂”,威胁着学生的未来。数日后,福克斯新闻公开了她毕业致辞的片段,称之为“反总统的檄文”。413到了5月31日,泰勒说她已经收到“超过50封充斥着仇恨的威胁电邮”,有些邮件写到“具体的暴力威胁,包括谋杀”,还要“对她处以私刑,用点44口径的手枪,把子弹射进[她的]脑袋”。414考虑到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泰勒取消了接下来的演讲安排。

保守派的读者可能不会承认我们刚刚呈现的三个案例,他们当然可以认为,这些话从教授嘴里讲出来,确实带有攻击性,或是有意挑衅,最终惹祸上身,不过是求仁得仁罢了?自由派人士也许可以从“白人灭种”中发现笑点,但若是你非要在推特上拿“灭种”开玩笑,你就得做好心理预期,有些人就是会从字面意思来理解你。这样说,有人或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这三位教授在表达时能选用更审慎的话风,像个教授的样子,大概他们就不会引火烧身了。但问题是,以学术的方式来表达,也不足以保证安全。2017年6月,莎拉•邦德,爱荷华大学的一位古典学助理教授,在《超敏》(Hyperallergic)这个艺术学在线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我们要戴上有色眼镜观察古典世界”。415文章的题目道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回到古希腊罗马时代,雕塑通常绘有皮肤的色泽和鲜亮的色彩,但这些雕像后来被掩埋风化,等到文艺复兴时期重见天日之时,原来的色彩早已磨损干净。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及其赞助人相信,朴素的白色大理石是出于审美的意图,于是乎,这些艺术家便运用他们错误理解的希腊罗马造像典范,创造出了新时代的雕塑作品(比如米开朗基罗的“大卫”)416将错就错,文艺复兴时期的白色大理石雕像,就塑造了我们当下对古典世界模样的想象:随处可见的,都是白色大理石雕像。

按照邦德的论述,这种错误的观点,即认为罗马人选择白色大理石来表达理想的人体,到了19世纪就使许多学者相信,罗马人就是“白种人”(尽管在古代社会尚且没有什么“白人”种族的概念)。邦德在她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因白色雕像所导致的误解,“给今天鼓吹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提供了进一步的弹药,包括如’欧罗巴身份’这样的团体,就用古典雕塑作为白人男性统治的一种象征”。417对我们来说,邦德的观点既新奇又有趣,更重要的是,她还用抓人的照片以及学术论文的链接做了论证和展示。但问题是,无论邦德的呈现多么慎重,并未越出学理之边界,但愤怒的机器还是运转起来了。

一家报纸头条这么写道——大学教授如是说:用白色大理石做人像雕塑,是种族主义的,造成了“白人至上”。418 另一家报纸头条也做出呼应——爱荷华大学的教授声称,“白色大理石”实际上催生了“白人至上”的观念。419在推特上,邦德教授被叫作“白痴的社会正义战士”,人们发推文说,巴不得她被解雇,或干脆让她去死。420她还收到了死亡威胁、解聘她的呼吁,当然还有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谩骂。421一份报纸的头条就刻画出右翼眼中政治极化漩涡是何等模样:自由派教授大放厥词反而因保守派媒体的报道而发难。422(而站在左派的立场,局面大概是如此这般:自由派教授有话就说——且看保守派媒体之报道,教授们发疯了。)

自2017年起,政治极化的循环渗透大学生活的日常,其进展顺序通常如下:423

1.某一位左翼教授,在社交媒体、主流媒体上,在讲座或者(较为少见)学术出版物中,说了或者写了某些煽风点火的内容。之所以有此表达,经常是一种回应,起因于校园外的右翼团体或政客做了某些被认为不公正的行为。很快,相关的视频或截图就会在社交媒体上刷屏。

2.右翼媒体抓住这个故事,添油加醋,重新讲述,以放大民众的愤怒,报道往往是断章取义,有时甚至会歪曲事实。424

3.数十位甚至数百位抗议者在听闻此事后,在社交媒体上写下愤怒的帖子或评论,也会给当事教授发电邮,其经常包含种族主义或性别主义的污蔑,有时甚至发出强奸或死亡的威胁。有些人公开呼吁,要求大学开除当事教授。

4.在此过程中,大学校方未能担当起保护教授的职责。有些时候,调查随之展开;有些时候,教授被要求离校休假。如果当事教授还未获得终身教职,那么就很有可能被解聘或者合同到期后不续约。

5.大多数派性人士,只要听到这故事,哪怕只言片语,就会发现这确证了他们向来不吝以最坏的恶意去判断对手。右翼人士会抓住当事教授的言论或文字不松手,而左派势力则紧盯着由此引发的种族主义或性别主义来回应。怒火不断升级,两方人士陷入极化之循环,形势一触即发。

上述模式,不同于此前所述的校内模式,也就是教授在大学校园里招致学生的怒火;同样,给某人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或者要求校方取消对他们的演讲邀请,与发出强奸或死亡威胁,也绝不可等量齐观。其间的区别,也得到了法律的承认;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但并不保护言之凿凿的强奸或死亡威胁。这些都是犯罪。但问题在于,无论激烈的反应是来自校园内的左翼,还是校园外的右翼,大学领导层的回应往往绵软无力,经常无法给处在困境中的教授施以援手。事态恶化,迅速失控,左右两边的观察者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对方罪恶昭彰。

许多教授表7K,他们如今在上课和演讲时,务必要更加谨言慎行,因为某个不经意的脱口而出,或者纯粹的误会,都会招致污蔑中伤,甚至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425让形势更糟糕的,还有一个潜伏的新问题:教授们正在因为他们的政治主张而受到密切监视。“转折美国”,一家保守派的校园组织,甚至编出一份“教授监视名单”,就是为了“揭发并记录下”某些教员,“他们歧视保守派的学生,在课堂上推销反美价值观,宣扬左派立场”。426们许多言论自由的倡导者,忧心忡忡地看着“转折美国”将他们的监视名单公之于众——不要忘记,在名单上记录下那些不受欢迎的观点,写上持此类意见者的名字,这种做法在美国可有着一段国人皆知的丑陋历史。427此类名单意在警告,凡是上了榜的人,说话时要长点心。身为一名教授,其职责担当就是要激发出某些令人不那么舒服的思想,但现如今的教授却有理由担心,这种发人深省的教育风格和质疑方法可能会毁掉他们的名誉,甚至终结其职业生涯。

威胁来到校园

统计报道出来的仇恨犯罪事件数量,经历了持续25年的下降之后,在2015年开始抬头。428到了2016年,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追踪,仇恨犯罪的数量又增加了5%。429一项关注美国主要城市的研究显示,2017年1月至8月,相比2016年同期,报道出来的仇恨犯罪增加了20%。430在统计仇恨犯罪时,要获取准确的数据往往极其困难,有些事件可能广为人知,但最终却被证明是恶作剧。431然而,大学校园里目前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仇恨犯罪在特朗普时代开始增长,对此,我们综合了现有的研究,可以认定,这种看法不无道理。

在校园里,威胁可以是赤裸裸的,有时甚至骇人听闻。2015年,密苏里科技大学的一名白人学生,因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而被捕,当时黑人学生正在密苏里大学抗议,而他在帖文中宣称,自己要到密大主校区去,到那里见到一个黑人“就开枪打一个”。432密大事件发生5个月前,在位于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间教堂里,迪伦-鲁夫杀害了9名黑人教区居民。2017年10月,马里兰大学的一名白人学生被指控因仇恨而犯下谋杀罪,他捅死了一位名叫理查德-柯林斯三世的黑人学生,这位原籍鲍伊州立大学的访问生,显然就是因为黑肤色而成为了攻击的目标。433

经历了白人种族主义者在夏洛茨维尔的暴力大游行,尤其是看到希瑟•海尔被杀害的那一幕,在许多观察者眼中,如果说此前还认为新右翼不过就是在网上叫嚣,图逞口舌之快,那么现在,新右翼同新纳粹群体所发出的人身威胁就变得真真切切。2017年10月,夏洛茨维尔大游行的两个月后,理查德•斯宾塞,公开承认自己是白人建国主义者后,在佛罗里达大学发表了一场演讲。演讲结束一个半小时后,三名男子也自称白人建国主义者,把车开到一处公交站台,一群抗议者聚集在那里,二话不说,就对抗议者呼喊新纳粹的口号。当时,一名抗议者用警棍击打这辆车的后窗,三人立马从车里跳了出来,据报道,他们吼叫着“我他妈的要杀了你!”和“射死他们!”。其中一名白人种族主义者叫泰勒・坦布林克,身上带着枪。他对着人群就是一枪,但没有打中抗议者,人群作鸟兽散。这三名白人后来都被逮捕,被控意图谋杀。434数月后,在位于密歇根州的韦恩州立大学,某团体正在校园内分发小册子,支持移民权利,这时一名学生同这群人发生争执,拔刀相向。他当时高喊,就是要“杀掉所有的非法移民,他们不属于我们的国家"。435

有色种族的学生面临着人身安全的威胁,又看到四处都是频频发生的威胁事件,这并不是新现象;美国的种族史,就是一部歧视和恐吓的历史,也同一部进步史交错而行。然而,恰恰因为近年来的进步,这一波新兴起的种族恐吓浪潮,反而令人格外心灰意冷。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当选总统,为数众多的美国人都感慨万千,在美利坚同种族主义斗争的历史中,这个国家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436到了2016年下半年,在这个选出了一位黑人总统的国度内,美国大学生们已经度过了8年时光,而现在,大多数专家和评论人士都告诉他们,期待着史上首位女总统诞生吧。特朗普的胜利举世震惊,也让许多黑人学生和左翼女性如梦初醒。现在,一方面是总统三番五次的种族挑衅,另一方面则是新纳粹之流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胡作非为,恶不单行,要是说所谓“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即便取其严格定义,也不再是遥远过去的残骸,而是正出现在我们身边。这话要比此前很长一个历史阶段都更真切合理。

在此,我们再次引用艾莉森•斯坦格的评判,以之为本章作结:“整个美国的政治生活和话语都处在一个爆发点之上,而大学校园在其中更是风口浪尖,对其反应总是一触即发。”这就是现如今的语境/背景,大学生群体身处其间,他们在尝试搞清楚那些震动全国之校园事件的来龙去脉,也对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生活小事做出自己的反应。这本书从头到尾,我们始终坚持,对于大学里的那些事,有一些解释要比另一些解释更有建设性。但在本章中我们却主张,学生为什么会如此行事,是有其原因的。这里有背景故事。这里有全国性的语境。政治极化已形成漩涡,以及上述负面派性在滋长,正在影响着全国各地的政治活动,驱使许多美国人去拥抱“我们VS他们”的谬误。

在接下来的三章中,我们将展示,并不只有大学校园在发生着变化;现如今,来到大学的年轻人也换了一茬。无论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还是美国孩子的童年生活,都在发生着变化,这就导致了新一代的大学生入校后,只要看到他们所认为的“爆点”,怒火就将在校园内燎原。

小结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经历着至少一种政治的极化:情感的(或情绪的)两极分化。这意味着,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党之间,若是认同其中一党,就会愈发仇视另一党,恐惧该党成员。为了帮助我们理解校园里发生的那些事,我们提出了六条解释线索,而这就是其中第一条。

❖美国的情感极化是大致对称的,但在政党间敌意不断升级的时期,随着大学学生和教员普遍左转,在某些保守派的右翼组织那里,大学所获取的信任越来越少,遭遇的敌意却越来越多。437

❖自2016年起,因在接受采访时或社交媒体上发表某些言论,而遭到右翼组织骚扰甚至撕咬,教授这样“一夜成名”的案例越来越多。

❖日益加剧的政治极化,连同右翼加重种族和政治挑衅的火力——通常将目标从校外开始转移到校内,在讲述大学生何以如此行事,尤其是自2016年起发生的变化时,是不可不谈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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