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孩子只有十来岁，却已失去了同困境和不确定讲和的能力，之所以如此，一大原因就是我们为人父母者是如何教养他们的。
凯文•阿什沃思，
美国西北焦虑症研究所临床主任
俄勒冈州波特兰市483
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格雷格夫妇刚从医院回到家中没过几天，就收到了一份邮来的包裹，里面装着一份不同寻常的礼物：一个红色灭火器，闪闪发光。请注意，这可不是那种玩具消防车，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灭火器。这礼物之所以意义特殊，是因为它来自丽诺尔-斯科纳兹，她生活在纽约市，是一位作家兼记者，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你可能听闻过她的大名，她是“美国最恶毒妈妈”。
斯科纳兹的声名狼藉之路，起始于2008年，那一年,她的儿子伊兹只有9岁，但她竟允许这男孩独自搭乘纽约地铁。好几个星期了，伊兹都在央求妈妈，把他带到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然后搁下他，由他自己想办法回家。于是，等到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斯科纳兹觉得时间正好，便带伊兹去了布鲁明戴尔商场。反复确认伊兹能找到回家的路，操练了在需要时向身边的陌生人求助，这位妈妈给儿子准备了一幅地铁路线图、一张纽约市交通卡、一张20美元的钞票，还有几个25美分的硬币，以便遇到投币电话就可以拨打给父母。做好这一切，就让他自己走了。45分钟之后（正好准时），伊兹回到了家（爸爸留在家里等他回来），他因自己做到了这件事而开心不已——迫不及待地想要再来一次。
在《纽约太阳报》上，斯科纳兹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484讲述了这个关于孩童独立性的小实验，在文章中，她讲述了伊兹的欢欣，也描写了父母群听闻此事之后的惊恐反应。两天后，她的事迹就上了《今日秀》，紧接着还有微软全国广播（MSNBC）、福克斯新闻以及国家公共电台（NPR）。在线讨论区上灌满了帖子，基本上都是对她所作所为的谴责，当然也有一些人表示赞赏。很快，斯科纳兹就获得了一个封号——“美国最恶毒妈妈”。485
若是获得这样的称号，大多数母亲可能会因此羞愧难当，但斯科纳兹却坦然接受了这个头衔。她让儿子所实现的那种独立，其实就是她（也包括今天大多数为人父母者）回到20世纪70年代，回到他们的孩童时代所享有的独立，即便犯罪率在当年要高得多。那么，为什么她的决定会招惹铺天盖地的怒火和谴责呢？斯科纳兹意识到，现如今父母的教育方式已经严重走入误区。无法坐视不理，她创建了一个博客，用以解释她的哲学，呼吁人们去关注美国家长的焦虑多疑和过度保护，这些已然成为做父母的常态。她给自己的博客起名为“放养孩子”（Free-Range Kids）o从那时起，放养孩子逐渐声势浩大，发展成一种全面开花的运动，包括一本同名著作，一部电视真人秀，就叫“世上最恶毒妈妈”，还有一个非营利的社团组织，名为“让他们成长”（Let Grow,可参见LetGrow.org）。
那个由斯科纳兹所赠送的灭火器，实在是一个恰如其分的礼物，她还附了张便笺，上面写着“看到没，我是在乎安全的！因为这份礼物浓缩了她的主张，简言之：我们为人父母者，都要采取合理的防范措施，保护孩子们的人身安全—比如说，家里要放灭火器——但是我们不应该屈从并受制于安全主义（高估危险，迷信安全，不愿意承受一丁点儿的风险）。那么做，就等于剥夺了孩子们童年时某些最宝贵的经历。
在本书的第1章中，我们曾讨论过纳西姆•塔勒布所提出的概念：反脆弱。我们以之解释了一种社会现象，为什么我们好心好意，让孩子们远离花生以保“安全”，但就其结果而言却适得其反：它导致许多孩子的免疫系统无法获得锻炼，认识到花生蛋白是无害的，而这又最终会造成更多的孩子对花生过敏，甚至是因接触到花生而过敏致死。我们认为，自2013年前后安全主义在大学校园内全面抬头，部分也应归因于上述机制。在第7章中，我们讨论了简.特温格的研究发现：较之于从前的孩子，以1995年为分水岭，在这之后出生的孩子，亦即互联网世代的成员，有着与前辈大相径庭的童年，也承受着更普遍且更严重的焦虑和抑郁。在本章中，我们将展开更细致的观察，看一看美国人的童年在晚近数十年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认为，现如今父母对孩子的教养，很可能在不经意间让儿女们学会了人生谬论；我们还将揭示，家长和小学虽然并非自觉协同，但就结果而言，却联手将孩子引向了安全主义的文化。父母在对待孩子时更为忧虑，转向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这一趋势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并在90年代达到高点，尤其盛行于受教育程度高的家长中间——是我们所提出的第三条解释线索。
为了更充分地认识父母教育和童年，我们在写作时咨询了三位专家。我们访问的，首先是丽诺尔•斯科纳兹，然后还有朱莉•利思科特·海姆斯(Julie Lythcott-Haims)和艾丽卡•克里斯塔基斯(Erika Christakis):利思科特·海姆斯曾为美国家长写了本畅销书，《如何让孩子成年又成人》；克里斯塔基斯则是研究幼儿发育的专家，著有《用孩子的方式对待孩子》。(在第3章中，我们讲过克里斯塔基斯的故事，正是因本职工作而关注过度监管的后果，她才就耶鲁大学的万圣节服装问题群发了电邮。)三位专家殊途而同归，得出了一致结论：当下父母的教育方式让孩子们难以成长，无法坚强且独立。结论相同，但得出结论的路径却各异：斯科纳兹是通过前述的教育经验；克里斯塔基斯则是通过她的学前教育工作以及对幼儿教育的研究；至于利思科特-海姆斯，她在斯坦福大学做了十多年的新生院长。她们三人也都是妈妈,养育着自己的孩子。
为人父母者，最恐惧的事
1979年5月25日,距离纽约大学不远，从校区往南数街区开外，6岁的男孩伊坦•帕茨征得了父母的同意，让他自己从公寓出发，穿过两个街区，前往校车站。从此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活不见人，也始终找寻不到他的尸体。486当年居住在纽约的人，十有八九还能记得那时寻人启事遍布全城，也许还想得起那对父母出现在晚间新闻上，他们痛不欲生，恳请全城市民如有线索就站出来。
但改变美国孩子之童年的，还要等到两年之后，发生在1981年，第二起震惊全美的谋杀案。此案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运动，致力保护孩童们不受陌生人的伤害。亚当,沃尔什当时只有6岁。妈妈带着他，一起到佛罗里达州好莱坞的一家西尔斯百货买东西，有一处售货点正在推销最新款的雅达利电子游戏，妈妈就把亚当放在那里。当时，那个柜台吸引了一群年龄更大些的男孩子，亚当的妈妈就让他待在那里看，而她自己则离开一会儿，到灯具部转几分钟。男孩们因为下一个轮到谁发生争执，继而大打出手，西尔斯百货的保安因此把所有的孩子都赶出了商场。接下来发生的大概是，大孩子们都四散而去，只有亚当胆子小，不敢开口，说妈妈还在商场里。他孤单一人，站在商场外，成了一个流窜作案的杀人犯的猎物，用玩具和糖果做诱饵，将亚当引到了他的车上。两周后，在130英里以外的运河里，发现了亚当的头，未见尸身。
亚当的父亲约翰•沃尔什，自此后以毕生之力来救助儿童，保护他们免遭此类毒手。他创建了亚当•沃尔什儿童资料中心(Adam Walsh Child Resource Center),该组织呼吁立法改革，到了1984年，成功推动美国政府建立了全国性的走失和受虐儿童国家中心(National Centerfor Missing & Exploited Children)o沃尔什还和制片人合作，创作了在电视台首映的电影《亚当》，首播时吸引了全国3800万观众。1988年，沃尔什发起了一档基于真实犯罪的电视节目，名为《全美通缉令》，报导尚未侦破的犯罪案件’包括儿童诱拐，由此向社会公众寻求帮助。他还设法推广一种巧妙的新方法，散播失踪儿童的照片：将照片印在牛奶纸盒上，上面标上醒目的大写字母"MISSING”(失踪)。487这样印制的纸盒最早出现在1984年，首批中就有伊坦•帕茨的照片。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计划如雨后春笋，在购物袋、广告牌、披萨盒，甚至是水电费的账单上，都印上了失踪儿童的照片。习惯改变后，恐惧也与日俱增，许多家长开始相信，无论什么公众场合，只要他们的眼珠错开孩子片刻，他们的孩子就可能被夺走。而放手让孩子在自家社区周边闲逛，只要没有成年人的监管，家长的心就是吊着的。
陌生人绑架并谋杀孩子，可以说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可怕的罪行。但谢天谢地，这种罪行，也是最罕见的。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在所有的失踪儿童中，接近90%的是因为沟通有误，或者搞错了方向，而主动离家出走，488最后回到家中的失踪儿童，更是高达99.8%。489在儿童被诱拐的案例中，绝大多数都是被失去监护权的某一方父母所带走的；真正被陌生人所绑架的，只占上报失踪儿童总数的不到1%美国有超过7000万名未成年人，这意味着整个国家每年大约有100个这样的孩子。490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统计所有以儿童为对象的犯罪，其比率都在下降，491与此同时，儿童在被绑架后劫后余生的概率则有所增加。”492
现实的风险，还是想象的风险
回想当年，在互联网世代的父母们还小的时候，他们从小长大的城市和市镇要比如今危险得多。无论是婴儿潮的孩子们，还是在此之后的X世代人，他们的成长背景就是不断恶化的犯罪狂潮和骚乱。493拦路抢劫，当时是城市生活的常态，民众居住在城市中，有时就学会带一个便宜的钱包，里面装着“给劫犯的钱”，这样被抢时就不用交出真钱包了。494海洛因注射器和后来的可卡因瓶随处可见，成为城市里的一道景观。如果你把这么几件事放在一起看，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犯罪大潮，到80年代期间有线电视的迅速铺开，其中有些新闻频道甚至不分昼夜，对儿童失踪案件进行全天候的报道，495你就能理解，为什么美国家长到了90年代会变得担惊受怕、处处设防了。
犯罪浪潮到了90年代初戛然而止，当时几乎所有犯罪的发生率都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大幅下降。496举个例子，到了2013年，谋杀率已经下降到60年之前的水平。497但即便如此，因犯罪而产生的恐惧，却没有随着犯罪率的下降而有所减缓，无时无刻不提心吊胆，这种为人父母的新习惯看起来已然成为新的全民规范。如今美国父母的育儿方式，同陌生人给孩童们造成的现实风险，已经完全错位脱节了。
让我们看一看，有些家长在安全主义这条道上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2015年，密苏里州的一家人自导自演了一出好戏，他们“绑架”了自家6岁的儿子。父母想要“给他上一课”，让他有切身的体会，原来对陌生人友好是最危险的。下了校车后，这个男孩就遇见等在那里的姑妈的同事，被诱骗上了一辆皮卡车。据警长所述，这名男子随后向小男孩宣布，他永远不会“再见到妈妈”了。警方还披露，男子用夹克上衣蒙住男孩的脸，这样他就看不出自己实际上是被带到了自家的地下室。下车后，孩子被五花大绑，那名男子用枪威胁他，大意是他将被卖去做性奴。498
当然，这样的父母确实天下少有，竟想到以这样恐怖的方式来“教育”孩子。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安全主义还以不那么极端的形式，通过比较微妙的方式来教导着下一代。利思科特-海姆斯和斯科纳兹都和我们分享了一样的故事，现如今的父母们不敢让十来岁的孩子骑自行车去邻居家。在为“健康儿童网站”(HealthyChildren.org)撰文时，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到，“走失和受虐儿童国家中心认为，任何年龄段的孩童都不应被允许单独使用公共卫生间”。499这位心理学家还以她9岁的儿子为例，给出了如下建议：
不要让孩子独自去公共卫生间。
教你的孩子别用小便池，而是用单人隔间。
尽量不去有多于一个出入口的公共卫生间。
当孩子在隔间里方便时，要守在门外，全程不停地跟他们说话。
我们可以理解身为母亲的担忧，害怕儿子在公厕里会碰到变态。但问题是，如果说，一种做法是如这位心理学家所提示的，教育男孩子只懂得惜命，每次上公共卫生间时都要同父母保持口头联络，另一种做法是教会他识别洗手间里的变态或不当行为，万一他将来真的遇到变态,也能懂得摆脱，两种办法，到底孰优孰劣呢？
安全主义的诸危险
如果你经常在“脸书”上打发时间，没准就会碰到这样的标题党帖子，比方说“70年代孩子早该死光的8条理由"。500（理由之一：草坪飞镖……理由之四：爱用助晒油，而不是防晒霜。）我们这辈70年代的孩子，看到此类帖子就喜欢转发，因为我们在嘲弄当今父母们的安全顾虑。借此也可以指出，在我们这代人的成长岁月中，没有人系安全带，戴自行车头盔，那年头大部分成年人都抽烟（孩子在身边也不怕），油漆和汽油都是含铅的，人们会鼓励孩子自己去公园和游乐场，那些随便是谁都能绑走他们的场所。
虽然这些帖子难免充满了嘲讽和蔑视的腔调，但它们还是凸显了在追求儿童安全的道路上某些重大的成绩。安全带的普遍使用，挽救了许多的生命;501自行车头盔降低了脑部创伤的风险;502身边有儿童时不吸烟，有益于孩子们的身心健康;503无铅油漆和汽油做到了防患于未然，预防了无数的医疗问题和死亡。504综合上述因素，从1960年到1990年，统计5至14岁的儿童，因意外伤害和事故而致死的人数减少了48%,而在年龄更小的孩子（1至4岁）中，死亡数则下降了57%。505儿童安全运动的成功，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现代父母常怀安全之忧，甚至走到了安全主义的极端。毕竟，既然关注重大威胁就能产生这样的红利，那么何不更进一步，让童年尽可能安全，做到万无一失呢？
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存在一个大问题，当我们试图构建完美无缺的安全系统时，我们就会制造出新的、不可预见的问题，这几乎无可避免。比方说，通过救助危难公司来预防金融动荡，可能到不远的将来，就会导致更大规模也更有摧毁力的经济崩盘;506为了保护森林，扑灭林中的小火，结果枯木堆积起来，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火灾，即使把此前预防的小型火灾都加在一起，也远不及一场大火烧得干净。507安全规则和规程，正如大多数要改变复杂系统的尝试一样,经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有些时候，此类非预期的后果会尤其恶劣，导致原本计划中的受益者状况反而每况愈下，还不如啥都不做，顺其自然。
我们相信，保护孩子远离环境危害或交通事故，这样的举措当然是对孩子好。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铅，或者吸二手烟，显然没有什么好处可言；遭遇到车祸，却没有系安全带，当然也不会让孩子们在以后撞车时变得更皮实。但很多时候，为了保护孩子远离危险，所选择的方式却会阻止他们获得经验，比如步行上学、爬树或使用剪刀。而这样的努力是不同的。保护会付出代价，孩子们因此错失了习得技能、学会独立或者进行风险评估的机会。(就是让他们待在室内，也会增加肥胖症的风险。)斯科纳兹一句话道出真相：“这种认为’一切都很危险’的三观有问题，因为过度保护本身就是危险的。”508
利思科特-海姆斯也所见略同：
我见过好多家长，他们不准自己17岁的孩子独自乘坐地铁。于是我就问他们：“你们对女儿有什么长远之计吗？”……我周围到处都是这样的事。我发现孩子们不敢孤身走在人行道上。他们不喜欢一个人去散步，也不喜欢骑着自行车去兜风。要说原因，大概是他们被彻底养成了这副模样，感到自己随时都可能被坏人绑架。509
正如塔勒布在《反脆弱》(Antifragile)一书中所揭示的,为我们的孩子罩上保护之盾，我们这么做，反而会在无意间阻碍他们的成长，剥夺他们所必需的人生经验，似乎舍此就无法使他们变成有所作为的大人模样。15年来，记者哈拉・埃斯特洛夫.马兰诺一直在发声，呼吁人们警惕这一趋势。“父母们正在不遗余力，为他们的孩子拔除生活中可能碰到的钉子,”她说，“然而，来自父母的过度关注，只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孩子们变得更脆弱o510某种程度上，大多数家长对此心知肚明，但他们仍会盘旋在孩子周围，一眼不错地保护着他们。就连利思科特-海姆斯自己也无法免俗：
所以说，我曾严厉批评过那些父母，孩子都读大学了，他们竟然还不会放手。然后直到某一天，我的孩子那时已经10岁了，晚餐时，我侧身过去，开始切他盘子里的肉。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天呐！我居然在帮他切肉，可他已经10岁了呀！10岁的时候，我已经在照管其他娃娃了，但我自己的孩子，10岁了，还要人给他切肉。这可真是活见鬼了！511
安全主义文化的生成，这锅不能全由个体家长来背。归根结底，为人父母者过犹不及的育儿以及安全主义，都是“进步所导致的问题”，在本书的导言中，我们曾提过这个概念。谢天谢地，一家人通常要有五个或者更多的子女，难免其中一个或者好几个要早夭，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当国家实现物质繁荣，妇女获得教育平等，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有渠道享用良好的医疗和避孕工具时，出生率就会大幅下降，大多数夫妇都只有一两个孩子。他们也因此投入更多的时间，来照看这些数量更少却也更加健康的孩子们。512事实便是，尽管较之于1965年，今天的母亲们生育的孩子更少，外出工作的时间大幅增多，但她们用来照顾孩子的总时间却更多了。513父亲们陪伴孩子的时间，就增幅而论，甚至还更大。
父母花时间陪孩子，通常而言是件好事，但问题在于，严密监管和保护往往过犹不及，太多就会变形为安全主义。孩童们就其天性来说是反脆弱的，但一旦为安全主义所攻克，就会成长为更脆弱也更焦虑的忧伤青年，也因此更容易接受前述的“人本脆弱”的谬论：凡是伤害，只会让你更脆弱。
过度保护，实乃情非得己
当为人父母者聚在一起讨论育儿问题时，对“直升机家长”的谴责总是不绝于耳。许多父母也想要少些盘旋，给孩子更多的自由，但往往只能想想而已，做起来太难；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有同辈做父母的，有学校的，甚至连法律都在施压，驱使父母做出越来越多的保护，很多时候远远超出其所愿。斯科纳兹这么说，社会压力经常促使父母去做“优先最坏结果的思考”。514为人父母者，要为最坏的可能结果做足准备，做不到这一点，就会被其他父母连同老师们看不起，视之为“坏父母”（甚至是“美国最恶毒妈妈”）。在人们的预期中，好父母应当相信，一旦无人监管，他们的孩子就会身处险境。
情况愈演愈烈。有些父母曾拒绝这种不分巨细的育儿方式，给孩子以更多的自由，结果竟真的被捕。2015年，佛罗里达州一对父母被控犯有“疏于照顾儿童”的重罪，只因他们回家晚了。515他们11岁的儿子，由于进不去家门，只好在自家院子里打了90分钟的篮球。邻居给警察打了电话。父母双双被戴上手铐，脱衣搜身，采集指纹，在拘留所被关押了一整夜，随后因疏于照顾儿童而被捕，而那个11岁的男孩，连同他只有4岁大的弟弟，被送进看护中心，待了整整一个月。即便在回到父母身边后，这俩孩子仍被要求参加“游戏”治疗。而这对父母，此前从无疏于照顾孩子的前科，也被强令要求接受治疗，参加课程，学习如何做父母。
2014年，在康涅狄格州的布里斯托，一位女士走进一家西维士连锁药店，将女儿单独留在车里。这听起来可能很恶劣，尤其是此时正值夏日，这位妈妈还把车窗都关上了。一172位警觉的路人打电话报警，警察赶来打开了车门。据警方讲，这孩子"反应灵敏”，并没有遇险。但整个事实却是，这女孩已经11岁了。她先前告诉妈妈，自己不想下车到店里，宁愿待在车里等。516
在这种歇斯底里的育儿方法尚且不存在时，孩子们到了11岁，就可以为邻居家当保姆，照看更年幼的孩子来赚点零花钱，且学会承担责任，回想20世纪70年代，本书作者乔和他的姐妹就是这么做的。但现如今，在某些警察部门和热心邻人看来，11岁大的孩子自己还需要保姆。这位母亲收到了一张法庭传票，被控行为不端，要出庭接受聆讯。
当警察也支持安全主义时，家长就不得不事无巨细地保护孩子了。俄亥俄州新奥尔巴尼市的警察局长建议，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孩子们不应被允许外出，直到他们年满16岁。517当你把这些情况综合在一起考虑，有来自朋辈的压力、公众的羞辱以及被捕的风险，那这一切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竟有这么多的父母不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即便是一转眼的时间，虽然在这些家长中，很多人谈起他们最美好的童年回忆，便是同小伙伴们一道外出冒险，而没有大人们的监管。
给乖孩子的安全书
丽诺尔-斯科纳兹指出，伟大的儿童读物，所讲的大都是没有成人的看管，孩童们外出历险。对于那些不想给孩子植入危险思想的家长们，斯科纳兹同她的读者列出了一份“经典戏仿”的书单，专治这个安全主义的时代：
《啊，你不要去的地方！》(Oh, the Places You Won’t Go!)
[原作为《噢，你将去的地方！》(Oh, thePlaces You’ll Go!)]
《哈克贝利•费恩游戏会》(The Playdates of Huckleber Finn)
[原作为《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阿罗有条紫沙发》(Harold and the Purple Sofa)
[原作《阿罗有支紫蜡笔》(Harold and the Purple Crayon)]
《“百科”布朗解习题》(Encyclopedia Brown Solves the Worksheet)
[原作为《“百科”布朗解谜题》(Encyclopedia Brown Solves Them All)]
《哈利•波特与静坐挑战赛》(Harry Potter and the Sit-Still Challenge)
(原作为哈利•波特系列)
《坐在福特探险者里的朵拉(如果父母不在，就别上车！)》[Dora in the Ford Explorer(But Not Without a Parent)]
[原作为《爱探险的朵拉》(Dora in the Ford Explorer)]
认真对待阶级分层
不同的解释线索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不同的人群，而在今日之美国，生活经验的最大区隔机制，大概就是社会阶级了。要理解社会阶级是如何影响父母育儿之道的，我们不妨参考两本书，它们点面结合，既有对美国家庭的个案深描，也给出了社会学的理论和数据：第一本是《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作者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社会学家安妮特•洛罗；第二本是《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由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所著。两位学者均发现，就父母教育子女的实践而言，社会阶级较之于种族要重要得多，所以我们不妨搁置种族的因素，而将关注集中在阶级这一点上。要理解眼下发生在大学校园里的那些事，育儿方式上存在的阶级差异是不可不察的。从简起见，我们借用洛罗的术语，即“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不过要指出，此处的“中产阶级”指的是中产及其以上，包括了上层阶级；而“工人阶级”这个词则被用以指称中产以下的所有人，也包括贫困家庭。
为人父母者教养子女的巨大鸿沟，最鲜明地体现在两类家庭的对比之中：一类家庭，父母双方共同养育子女，两人都有四年制大学的文凭，且在孩子的童年时期一直维系着婚姻关系；另一类家庭，父母并没有读过四年制的本科，孩子由单亲或离异后的父母之一方(或者其他亲戚)所养大。前一类的家庭，在社会经济梯级的上层很常见，这样的家庭成婚率高，离婚率低。按洛罗所言，这些家庭通常采用一种"精心栽培”(concert edcultivation)的教养方式。父母运用这样的方式，就会担当起栽培的任务：既激发孩童们认知和社交技巧的发展，又培养孩子的才能和天赋。他们会把孩子的日程表塞得满满的，在成年人指导下不间断地活动，参与课程和训练，且密切关注校园里发生的事。他们会同孩子进行大量的交流，循循善诱，晓之以理；反过来说，他们也极少动手打孩子，几乎从不会体罚。后一类的家庭，则常见于社会经济底层中间，在这些家庭中，孩子多由未婚妈妈所生。这一类家庭通常采用另一种育儿方式，也就是洛罗所说的“自然放养"(natural growth parenting)的教育。工人阶级的家长往往认为，孩子们总会长大成人，而无需太多来自大人的指导或干预。也因此，成长在这些家庭中，孩童们会体验到“大段的空闲时间、儿童自发的游乐、成人和孩童之间清晰的分隔，以及与亲戚的日常互动”.518若是较之于中产阶级的家长，这些父母同孩子交流的时间更少，而同孩子摆事实讲道理的场合则更是少之又少；面对孩子，他们更习惯于下命令，做指示，有时候甚至上来就是一巴掌，体罚如家常便饭。
从以上描述来看，工人阶级的孩子们似乎有一种优势：他们可以获得更多不被设计且无人照管的游戏时间，而这一点，如我们在下一章中所讲，对发展社交能力和培养自主意识，实在大有裨益。事实上，诚如帕特南教授所言，这种阶级间的差异，既是相对晚近的发生，也是非常重要的。帕特南指出，婴儿潮那代的父母们信仰的是育儿专家本杰明.斯波克博士(Dr.Benjamin Spock)的教导’那时候的攵母都知道，“孩童们应当按照他们自己的节奏来发展，不应掴苗助长，驱赶着他们去适应成人生活的安排和规则”。519斯波克鼓励父母们放轻松，放手让孩子做回孩子，回想当年，婴儿潮一代和随后X时代的孩子们确实都是自由的，即便没有成人看护，他们也可以在邻里社区周围闲逛和玩耍。但帕特南也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且到了90年代更加速前行，“关于怎么做才是好父母，社会的主流观念和规范已经发生了转向，此前是斯波克的’放任教育’，现在变成了一种’精密教育’的新模式”，520这所说的其实就是洛罗的精心栽培教养方式。这一变化主要发生在中产阶级父母当中，他们打开报纸，到处可见宣扬早教之重要性的新闻报道（比方说，世人皆知的一个错误观点，听莫扎特的宝宝会更聪明），521看到进入好大学的竞争日益激烈，他们就也想尽一切办法，希望孩子可以赢在起跑线上。反观工人阶级的父母，这样的转变却未发生在他们身上。中产阶级父母之育儿规范的转变，在我们的故事中乃是至关重要的情节。根据帕特南教授的判断，这一转向之启动，恰好赶在互联网世代出生之前。故此，如要解释互联网世代的大学生因何表现出与前辈们迥异的行为模式，一项变量因素可能就是，到了互联网世代（甚至也包括千禧世代的尾巴），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在童年时代难逃家长彻底的安排以及无微不至的教养，其程度之深远远大于他们前辈在同龄时所经历的。
然而，如若就此认定工人阶级的孩子们具有某种整体上的优势，那就大错特错了。帕特南和洛罗都列举了一系列因素，因为它们的存在，工人阶级的孩子们要取得一般意义上的成功，早已是难上加难，即便他们有幸被精英大学录取，要想在大学里出人头地，也绝非易事。第一个因素：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参加这些安排得当的活动，就会帮助他们去熟悉成年人的行事作风，无论是在专业领域内，还是由成人所运转的机构中。父母就是最好的榜样，孩子们有样学样，就会意识到，若是他们可以在正确的时机向正确的人提出正确的理由，体制就可以被用以满足他们的需求。相比之下，工人阶级的孩子一般而言难以接触到成年人的机构，在他们的成长阶段，也没见过父母以同样的力量、资格或要求良好待遇的权利，游刃有余地同体制谈判。所以说，进入大学后，工人阶级的孩子，更容易感到难以适应，如浮萍一样无依。(还记得我们在第3章中所讲的故事吗，发生在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这就会导致奥莉维亚所说的无归属感。)
较之于中产阶级的孩子，还有一大劣势始终伴随着工人阶级子弟，他们往往难以摆脱旷日持久的高压逆境。20世纪90年代，一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调查，想要由此推动“恶性童年经验”之评估的标准化。522在参加调查时，受访者需要回答，从一个包括10种指标的清单中，选出哪些经验是他们在童年时曾经遭遇过的，比方说“父母分居/离异”；“你曾缺衣少食，或父母曾酗酒吸毒，无暇顾及你”；“从未感受过来自家庭成员的关爱或支持”；“曾被成人性侵”。如果做“是”之回答的项目超过2种，则此人成年后的健康和成功指标往往会下降。发现这种相关性，就会为此前所讲的反脆弱故事添附一层新的含义：若孩子们在幼年时曾遭遇恶劣逆境之重创，尤其是生活全无安定可言，也缺乏来自成年人的关爱，那么这样的困境并不会让他们变得更坚强，相反只会越来越脆弱。漫长的高压逆境会导致“恶性压力”(toxic stress)o它会重置孩童们的压力反应机制，导致其在日后一触即发，启动后就停不下来。帕特南教授曾这样总结这方面的研究发现：
适度的压力并不必然是有害的，在父母的关照之下，压力甚至可能是有益的，因为压力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应对能力。但是，长时期的高压，特别是没有辅之以关爱孩子的家长，就会干扰大脑最基本的执行功能。但麻烦的是，大脑的各个部分之所以可以协调运转，应对挑战并且解决问题，靠的就是大脑的执行功能。正因如此，儿童如果成长在恶性压力之中，则他们就很难集中自己的精力并控制冲动的行为，也不太服从管教。523
按照“恶性童年经验”的调查，在中产阶级以下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平均而言，其所得到的分数要高得多。他们的家庭状况往往更不稳定；他们的经济生活也经常岌岌可危；他们更有可能目睹暴力，或者成为暴力的受害者。凡此种种都意味着，即便他们进了大学，却仍可能随身带着创伤和缺陷，若要在大学里成长且有所发展，他们就需要不同形式的支持，因为他们的头脑就不同于同龄的富家子弟，而后者成长于父母精心栽培的环境中。
以上简要综述了有关社会阶级和教养方式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教义：虽然孩子们就其天性而言是反脆弱的，但论及对儿童发育之伤害，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种是疏忽照顾，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无所谓保护可言，他们从小要承受着长时期的高压逆境。这种情况发生在当代一些大学生身上，尤其是那些来自工人阶级或贫穷家庭的孩子。另一种却是过度监管，将孩子们完全保护起来，使得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无缘面对不计其数的小挑战、风险和困境；但过犹不及，这些原本是孩子们需要凭借自己的力量去应对的，他们不仅要长大成人，还要真正地长成大人。
现如今美国的精英大学，举目望去皆是上层和中上层阶级出身的孩子。近期一项研究发现，统计全美38所一流大学的本科生，其中包括大多数常春藤盟校，来自经济收入之顶尖1%家庭的学生人数，已经超过后60%家庭的本科生总数。524这也就意味着，在精英大学的校园里，年轻学生之所以脆弱到不堪一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家长做得太多了，而不是太少了。
安全，但愚蠢
做父母的焦虑不安，且迷信安全主义，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也就学到了某些形式的认知错误（关于认知错误的具体类型，我们曾在第2章做过讨论）。我们曾问过斯科纳兹，在同家长群体长期共事的过程中，她最常碰到的是哪种类型的认知错误。“几乎每一种”，这是她给我们的回答。525
斯科纳兹发现，父母若是时刻管着孩子，那么就会导致无视正面因素。“因无人监管的自由时光所导致的种种好处，比如欢乐、独立、解决问题以及学会坚强，都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相形之下，要是你不在场，孩子所遭遇到的伤害却要多大有多大。安全才是王道，此外皆可抛。”父母们也经常陷入负面过滤，斯科纳兹如是说。“做父母的总是在说,'看看所有这些食物/活动/言论/人吧，任其一类都会伤害我们的孩子！’反之，他们从来不会这样想，’我们终于战胜了白喉、脊髓灰质炎和饥荒，普天同庆吧！’”斯科纳兹还指出，父母们特别擅长运用二元对立的思维：“如果某件事做不到百分之百的安全，那它就有十足的危险。”
这种育儿方式听风就是雨，孩子们耳濡目染，就一站式地学会了人生的三大谬论。是我们让孩子们相信，这世界到处都是危险；罪恶如影随形，暗藏在街道对面，潜伏在公园和公厕里。在这种方法下长大的孩子，从情感上就已经做好准备，接纳“我们vs他们”的人生谬论：生活是好人和恶人之间的战斗，世界观如此，这样的孩子就会恐惧并怀疑陌生人。我们也教孩子们保持警惕，随时自我监控，但他们“不安全的感觉”已经到达何种等级？然后他们就因这种感觉惶惶不可终日。如此一来，孩子们可能会开始相信，感到“不安全”（出现不安或焦虑的感觉）就是再可靠不过的明证，显示出他们确实身处危险（情感推理的谬论：永远相信你的感觉）。最终，感受到这些情绪，并非什么愉快的经验；所以说，孩子们可能会就此断定，这样的感觉本身就是危险的——压力不会杀人，但会伤人（脆弱人设的谬论：凡是伤害，只会让你更脆弱）。
如果孩子们打小就养成这样的思维习惯，他们就可能发展出相应的心理图式，指引他们以相应的方式去理解高中和大学的新环境。于是，在自身所处的环境中，他们会看到更多的危险，在他人的行动中，他们却能找到更多的敌意。同从前的同龄人相比，现如今的孩子们更愿意去相信，人活在世，应当逃离或避免所有的危险，哪怕只是我们头脑中所构想出来的小小威胁。面对言论、书本和观念，他们的理解框架却走不出安全还是危险，是善还是恶”，从而放弃了那些可以推进学问的认知维度，比如真实或者错误，发人深思或者乏味无趣。显而易见，这种思维方式，一旦被带入大学校园，就会引导学生群体提出要求，他们需要安全空间、事前警告、微侵犯的课程训练，以及回应偏见的团队；但反过来说，这种思维方式如何能培养出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一使他们勇敢而开放，却是前景渺茫。
小结
❖为人父母者歇斯底里的育儿方式，是我们的第三条解释线索。
❖当家长把子女完全保护起来时，反而是在伤害他们。儿童天生就是反脆弱的，过度保护会导致他们在日后更软弱，缺乏必要的韧劲。
❖现如今的孩子所能享有的童年，较之于他们父母那一代，可以说是处处被设限。他们的父母辈，成长于一个真正危险的时代，然而却获得大量的机会，他们反脆弱的本性也由此得到锻炼并发展。同此前数代人相比，出生在千禧世代尾巴上的年轻人，再加上生于互联网世代的孩子们（1995年以及其后出生），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就被剥夺了无人监管的游戏和探险时光。也因此，这一代人就错失了许多挑战、逆境考验以及轻微的危险，但正是经过它们的锻炼，孩子们才会成长，被炼成坚强且独立的成人（具体可参见下一章）。
❖在当今的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孩童们的人身安全程度要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形成的原因，美国父母仍高度警惕着绑架案，许多家长早就相信，孩子们绝不应脱离成年人的监管，哪怕是一眨眼的工夫。成年人循循善诱，就是要引导孩子们相信，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危险，他们独自一人无力面对。看到这么多孩子以之作为人生信条，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
❖如今的法律和社会规范让孩子们无法再有自由的童年，再加上直升机式的教养方式，正在伤害着青少年的心智健康和性格中的那股韧劲。
❖在父母的教养方式上，社会阶级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中产阶级（及以上）的家庭，往往采用社会学家安妮特•洛罗所说的“精心栽培”方式，与之相对，工人阶级（及以下）的家庭却只能“自然放养”。有些大学生出身优渥，他们之所以脆弱不堪，要归咎于父母无所不至的爱护和照看。再看那些家境贫困的大学生，他们却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危险，包括有可能承受长时期的高压逆境；此类经历也会特别损伤青少年品格中的那股韧劲，尤其是如果孩子缺乏来自成人的关爱，身边无人帮助他们缓冲压力，在逆境中成长。
❖为人父母者在教育子女时听风就是雨，在此环境内成长的孩子往往成为人生三大谬论的信徒。这也意味着，当他们这一代走入大学时，他们从心理上已经做好准备，投身于安全主义文化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