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焦虑和抑郁
抑郁之人常常自绝生路。然而，有意识的干预是可能的，不必坐以待毙。
安德鲁•所罗门，《正午恶魔：抑郁症纪实》438
在我们所发现的六条解释线索中，位居第二的是，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后，美国青少年患抑郁和焦虑症的比例出现了大幅激增。这些情绪失控，同本书开篇所论的三大谬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以下是一篇以第一人称为视角的抑郁症叙述。它并非出自青少年之手，但也阐明了安德鲁•所罗门的陈述，有意识的干预是如何可能的：
我花了一整天时间，在网上搜寻自杀的方法。每次我要动手时，就会发现没有什么方法万无一失，故事的结局是，你仍然活着，但却会留下永远的伤残。连吞枪自杀都有未遂的。我不能冒这种险，于是我去了街对面的五金店，想找些结实的塑料袋和金属丝。我的想法是，把所有的安眠片、镇静剂和抗焦虑药混在一起，一次吃完，然后把头紧紧裹住，这样的话，哪怕是这些药没弄死我，窒息也会让我丧命。但这要求塑料袋要足够结实，即便过程中我有一丝回心转意，也没法挣脱开来。
我必须现在就动手，越快越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做是对的，而如果我耽搁了，我可能就不会如此干脆利落，趁着我意志坚定这会儿，我得把自己结果了。要是我随后感觉好一些，那不过也只是一种错觉。我有种强烈的感觉，我已触及某个更大的黑暗真理：我要去死。
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转念一想，感到自杀的想法实在怪异，才让我有了片刻的冷静，拨打了911。一开始，我如同事不关己，交代了自己的计划，但很快，我就哭了。电话那头的声音告诉我，马上去医院。我照做了。
那是2007年12月，接下来的三天，我都在费城北区的一家精神病院度过。遵照医嘱，我搬离费城，那里我孤单一人，回到纽约市，这里有我的朋友和家人。我又碰到一位医生，多年以来，只有他减少而不是继续增加我的用药量。而且，搬回纽约后，我就开始了认知行为治疗。
起初，这似乎也没啥用。但医生一次又一次地向我演示，我是如何千方百计地维持一种自我认知的，也就是一种心理图式，告诉自己，我这个人是如何失败的，简直无可救药。每天，我自己也进行两次认知行为疗法的练习，逐渐地，我开始意识到，我的心理之所以愤怒、凌乱，充满戒备，就是为了保护那个令人生厌的自我想象。
没有什么“灵光一现”的时刻。我的理性让我明白，头脑中的想法经不起推敲，但一切都没有改变直至我的心理形成新习惯，虽然脑海中仍回响着最残暴、最疯狂、将要摧毁一切的声音，但我已经不再听信它们的忽悠。当我不再让那些声音去洗脑时，它们也就消停多了。多亏了认知行为疗法，我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心理习惯，只要听到心底最坏的想法，就好像它们是愚蠢的卡通腔。虽然我仍会感到抑郁，但发作的频率和严重程度都要缓和很多了。
这段自白，来自本书作者格雷格。他相信，是认知行为疗法救了他的命。不过短短数月，他就已经学会了如何抓住自己的心理扭曲。而且，一旦学会了如何在自己身上找毛病，也就不难发现他人的思维误区了。只要一个人养成思维习惯，去找到这些心理障碍，那么距离发现诸如小题大做、二元对立、乱贴标签这些错误，也就不远了。
早在2008年，几乎是一开始进行认知行为治疗的同时，格雷格就在他主持个人教育权利基金会的工作中留意到，大学管理者时常会给学生群体去模拟认知错误。观察校方行政职员的行事作风，常常给人以如此的印象，好像大学生总是身处危险之中，他们需要保护，远离各种各样的风险和不适（对此，我们将在第10章中展开讨论）。然而，回到当时，虽然校方人员时常小题大做，但“千禧世代”的大学生却往往不以为然。一直到2013年前后，也就是“互联网世代”最早的一批学生进入大学时，格雷格才开始发现，这种面对言论而惶恐不安的态度，更多地出自学生群体。解析围绕着安全空间、预先警告、微侵犯和言语暴力所展开的新讨论，大学生常用的论证和理据，看上去就像从认知行为疗法的训练手册中照抄而来的。正是发现了这一点，格雷格才在2014年邀请乔共进午餐，我们的讨论也形成了2015年首发于《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
在那篇同名文章中，我们简单地讨论了童年生活在美国所发生的变化，比如孩童不受看管的时间在减少，社交媒体近年来的兴起，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年轻人进入大学后发生的事。那时候，我们只是听到了由大学心理教员所发出的第一波警报，他们告诉世人，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问题极其严重，已经使他们不堪重负了。439我们在文中指出，很可能是校方目前在做的某些工作，初心在于保护学生群体不受语言和思想的侵扰，但好心却办了坏事，让学生动辄陷入认知扭曲，最终反而增加了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
然而，等到2017年，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我们此前误解了大学校园的那些事。大学生群体这一波的心理疾病来势汹汹，但大学却不是问题的罪魁祸首；毋宁说，这些伸手求助的大学生，其自身也处在一个席卷美国的大潮之中，青少年陷入了普遍的焦虑和抑郁，其程度可谓史无前例。正是因为患有心理疾病——主要是情绪障碍——的学生人数迅猛上升，才导致了校方疲于应对。440之所以会出现安全主义的新文化，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分学生、教师和行政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为了应对上述新风向而改造校园环境。如果为数众多的学生在控诉，他们因某些类型的言论而感觉到威胁，那么提供更充分的保护，就是顺理成章的。而在本书中，我们想要传达的基本信息就是，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恐怕是错误的；高校学生并非脆弱到不堪一击，他们是反脆弱的。有些善意的保护举措可能会适得其反，长远看来，甚至会使局面更加恶化，伤害了我们原本意在保护的青年学生。
在本章，我们将探讨关于美国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近期研究发现。有证据表明，类似的趋势也发生在加拿大441和英国442，尽管这两国的证据就其程度和整体趋势来说赶不上美国。443在上述三个国家中，女孩子受影响的程度要高于男孩子。简言之，在校园内外，年轻学生的心理健康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什么安全主义的新文化要到2013年之后才浮出水面？
互联网世代
《互联网世代》是一本出版于2017年的著作，我们在第1章曾做过简要讨论，该书的作者简-特温格，是任教于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一位社会心理学家，她在书中为我们展示出一幅细致入微的图景，呈现了当代青少年和大学生的行为、价值观和心理状态。作为一名学者，特温格的研究关注代际之间心理上的差异，总结模式并追寻原因。在她的笔下，千禧世代之后的美国青少年被称为“iGen”(构词如同iPhone),也就是“internet Generation”(互联网世代)的缩写，因为他们是破天荒的第一代，成长于互联网触手可及的环境中。［有些人使用了“Z世代”(Generation Z)这个词。］无可否认，千禧世代一开始的孩子们，也就是那些出生在1982年的年轻人，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家里已经用上了康柏(Compaq)电脑，他们在家用电脑上开始用网景浏览器(Netscape)和远景搜索(AltaVista)来下载音乐、搜索黄页地图了，但问题是，搜索引擎并不会改变社会关系一一而社交媒体却会。
找到一个时间分水岭，以此划分出不同的代际，从来都是很困难的；但根据年轻人的心理肖像，特温格确定了1994年这个时间坐标系，以之为千禧世代出生的最后一个年份，认为从1995年开始，出生的就是互联网世代的孩子。从千禧世代到互联网世代，青少年对心理态度和特征的自我描述存在着代际间的断裂，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可追溯至2006年，也就是互联网世代的头生子长到11岁的那一年，“脸书”改变了用户注册的要求。注册时，你不再需要证明自己是在校的大学生；现在，任何一位年满13岁的青少年或者实际年龄不足，但声称自己年满13岁的孩子，都可以加入“脸书”。
但“脸书”以及其他社交媒体的平台开始并未吸引太多的中学生，一直到iPhone于2007年问世，然后短短数年风靡全美。因此，对于这段从2007年起至2012年前后的时间，我们不妨理解为一个短暂的变革期，在这五年间，美国普通青少年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交媒体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十岁出头的青少年就开始使用“推特”（Twitter,创立于2006年）、“汤博乐”（Tumblr,创立于2007年）、“照片墙”（Instagram,创立于2010年）、“色拉布”（Snapchat,创立于2011年）等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年复一年，这些公司越来越擅长抓住并留住顾客的“眼球”——此处借用了他们业内人士的说法。社交媒体可以使人愈发沉溺其中，无法自拔。2017年，“脸书”的首任总裁肖恩•帕克接受采访，他对那些初始阶段发展的回顾，读来令人心惊胆战：
在开发这些应用时，“脸书”可以说走在头一个，所内置的思维过程……说到底不外乎是：“我们如何做，才能最大限度地消耗你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多多益善？”……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时不时地给你一点多巴胺的刺激，你会看到，又有人给你的照片点赞了，又有人给你的帖子评论了，诸如此类。而这就会让你发布更多的内容，然后，你就能获得更多的赞、更多的评论……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会确认的反馈循环……正好是像我这样的黑客所能想到的主意，因为你正是要利用人类心理的某一弱点。444
在道出上述一番言论之前，帕克还说过：“这对我们孩子的大脑会造成什么，只有老天知道。”
简言之，进入互联网世代之后，人类的成长就发生了破天荒的变化，十岁出头的孩子正值塑造品格的人生阶段，现在他们却沉浸于由社交媒体所编织的社会和商业试验中，如庞然大物一般，无处可逃。这会导致什么问题呢？
特温格的书，基于她所进行的四项深入调查，跨度达数十年的周期。其中一项调查是针对大学生群体的，而另两项则关注更广泛的青少年，还有一项则扩展至全美的成年人口。《互联网世代》这本书，包括了作者从上述四个数据库内所绘制的大量图表，展示出青少年行为和态度自20世纪80或90年代开始发生的诸多变化。看这些图表，图中的曲线基本上波动不大，但到了从2005年至2012年期间，在某个点上，原本水平线上下的线条，突然向上抬头，或者骤然向下俯冲。有些趋势是相当积极的：生在互联网世代，青少年不爱喝酒了，也不怎么抽烟；开车上路时，他们相信，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就连他们初次性行为的年龄都向后推了。但还有些趋势就不那么乐观了，有一些甚至让人颇为担忧。特温格以一个长长的副标题总结了她在书中的发现:为什么今日的孩子即时互联，但在成长过程中却更少叛逆,更多柔顺，更不快乐——并且对进入成年毫无准备——对于我们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
按照特温格的分析，代际之间的两项主要变化，可能推动了安全主义自2013年以来在校园内的兴起。第一项变化：现如今，孩子们的成长要缓慢很多。有一些活动，被公认为标志着从童年期转向成年期的事件，比方说打工、开车、饮酒、约会和性爱，现在发生得更迟。若是同他们的前辈相比，互联网世代的孩子们要更晚熟，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愿尝试，而且也没有表现出前辈们的热情。你看现在十来岁的青少年，他们不愿意参与这些活动（此类活动通常需要同他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而宁可用更多的时间来独处，同屏幕互动。445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直升机父母”的教育方式，对子女人身安全的担忧，再加上屏幕那无法阻挡的诱惑力，均造就了互联网一代的新问题：同前辈相比，互联网的新一辈很少在没有大人看管的情况下同朋友们外出玩耍。
归根结底，当互联网的新一辈抵达大学校园时，亦即自2013年秋季开始，同此前任何一代大学生相比，他们所积累的线下生活经验和无人看管时间都要少得多。如特温格在书中指出：“现在18岁的孩子，其举动像极了过去15岁的孩子，而13岁的孩子就好像10岁的孩子。青少年的人身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安全，然而他们的心智却更脆弱了。”446上述这些趋势，大部分是不分社会阶级、种族和族群而一起出现的。447所以说，若同此前时代的18岁相比，互联网的新一辈平均而言还没有做好上大学的准备。这大概就能解释，为什么一夜之间，大学生群体要求更多的保护，在他们的事务以及人际冲突中要求成年人更多地介入。
第二项发生在代际之间的主要变化，是焦虑和抑郁症比例的急剧上升。448在本章余下部分，我们运用特温格在《互联网世代》内所给出的数据，绘制了三个图。这些图直截了当，讲述了一个能让听者流泪的故事。
关于心理病症的研究向来有一定论，女孩要比男孩更容易抑郁和焦虑。449这一性别间的差异，在青春期到来前,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甚至并不存在，但自打进入青春期，差异就显现出来。21世纪之初，青春期男女之间的差距相当稳定，但大约从2011年开始，青春期女孩的抑郁比例迅速增加，由此导致差距扩展开来。如图7.1所示，到了2016年，根据受调查女生所提供的信息，大约有五分之一的症状符合了我们的标准，也就是在过去一年中经历过严重的抑郁症发作。450男孩子的抑郁比例也有所增加，但相对而言要慢很多（从2011年的4.5%±升到2016年的6.4%）。
青少年的抑郁率
图7.1：统计从12岁至17岁的青少年，在此前一年，至少出现一次严重抑郁症状的百分比。自2011年起，比例一直在上升，尤其是女孩子的状况（资料来源：全国药物使用和健康调查数据）
七年不过转瞬即逝，难道青少年的心理状况竟至发生如此的变动？说不定，图7.1所反映的，只是诊断标准出现了变化？也有可能，只是做出抑郁症之诊断的门槛被降低了，但假设更多的青少年因此获得帮助，大概也能算是好事一件吧？
不排除以上可能，但也要想到，降低抑郁症诊断的标准，鼓励更多的“病人”使用治疗和心理疾病的语言，也可能导致某些不良后果。给人贴标签，会制造某种所谓的循环效应：一旦被贴上标签，人们会因此改变自己的行为，诊疗于是变成了自我应验的预言。451 “乱贴标签”之所以构成如此强横的认知错误，部分原因即在于此。如果抑郁症成了你的一种自我认同，那么等着吧，你就会形成相应的心理图式，关于你自己还有你的前途（我一无是处，没有未来可言）。这样的心理图式会成为你的负担，你因此难以调动能量，专心致志地应对挑战，而反过来说，若是你能够从容应对，就会克制抑郁症对你的掌控。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否认抑郁症的真实性。我们永远不会告诉抑郁症患者，只要“坚强些”，这些症状压根不是事——格雷格有过切身的体验,深知这么做毫无帮助。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在分派心理健康的标签时，若是降低诊断的门槛（或者说鼓动“概念渗透”），就会增加“患者”的人数。
但悲剧在于，图7.1所示的青少年抑郁症的激增，并不仅仅是诊断标准变化的结果，我们这么说，是有坚实证据可以作证的：十来岁的青少年的自杀率也在增加，其趋势与抑郁症比例一致。如图7.2所示，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每10万名年龄在15岁至19岁之间的青少年的年度自杀人数。自杀率和尝试自杀率是两回事，因性别而异；女孩尝试自杀的次数更多，但死于自杀的男孩却更多，究其原因，在于男孩通常会选择不可挽回的自杀方法（比如吞枪或者从高层建筑跳下）。数十年来，青春期男生的自杀率上下波动，在20世纪80年代，因当年犯罪和暴力的高潮而迅速上升。但随后，进入90年代，犯罪的浪潮突然消退，所以青春期男性的自杀率在1991年到达历史高点。尽管自2007年开始的自杀率上升还未至历史最高点，但目前来看，它仍然高得可怕。再看青春期女生这一边，可用的数据开始于1981年，从这一点起算，女生的自杀率始终保持稳定，虽然与同年龄段男性相比，女生的自杀率要低出许多，但只看女生这条线，自2010年起自杀率稳步上升，便已经到达女生自1981年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若同本世纪初相比，现如今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少女则增加了一倍之多。在加拿大，十来岁少女的自杀率也在上升，只是没有如此快速，与此同时，青春期男生的自杀率却有下落。452（而在英国，不论男女，自杀率近年来都没有出现明显变化。453）
青少年的自杀率（每10万人）
图7.2：按性别划分，年龄在15岁至19岁的青少年，每10万人的自杀率（资料来源：美国疾病防控中心，《致命伤害报告》，1999-2016454）
近期有一项研究着眼于“未致命的自残伤害”，它用另一组数据也确证了同样的趋势，心理疾病问题愈演愈烈。455在这些案例中，青少年被送进医院的急救室，因为他们自己动手，伤了自己的身体，比如用剃刀割伤自己，拿头撞墙，或者饮下毒药。研究者所用的数据，来自遍布全美的66家医院，时间从2001年开始，因此他们可以估算出整个国家的自残率。他们的研究发现，青春期男生的自残率保持稳定，在15岁至19岁这一年龄范围的男生中，每10万人有大约200人自残。而比较同年龄段的女生，自残率则要高出许多，但从2001年至2009年间也保持相对稳定，每10万名女生中每年大约有420名自残。但从2010年开始，青春期女生的自残率逐步上升，在2015年达到了每10万人中有630人。年龄再小一点的少女（10岁至14岁），自残率的增长速度甚至更快，从2009年的每10万人中110人，到2015年的每10万人中318人，几乎增加了3倍。（而在此阶段，10岁至14岁年龄段的男孩的自残率保持大致稳定，每10万人约有40人。）由此可见，自2010年开始，女孩们的日子就过得很糟心。
及社会的社交媒体？
心理疾病和自杀行为为什么出现激增？幕后推手是什么？特温格相信，自2007年前后，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开始迅速渗透进入青少年的生活，而到了2011年前后，心理健康出现大面积危机，因此，前者是主因，后者为果。在《互联网世代》一书中，特温格给出了一些表格，显示出数字媒体的使用同心理健康问题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近年来，两者协同共增。就此而言，以数字媒体为罪魁祸首的解释,要比其他因素更合理，比如说自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衰退。到了2011年，美国的国内经济和就业市场已经企稳，且稳中有进，因此经济因素不太可能是主因，没有经济已经向好而青少年心理健康却在之后恶化的道理。456
简单的相关性固然可以给出提示，但只凭它们，我们还是无法搞清楚前因如何得出后果。在既定的时间段，许多事情都在发生着变化，因此我们不乏机会去碰到所谓的伪相关（spurious correlations）o比方说，在美国，奶酪的年度人均销量和每年因被床单缠住而致死的人数，存在着近乎完美的正相关，但我们不能由此认定，吃奶酪会导致人们有不同的睡姿。457两种现象之间的相关性是“虚假的”，因为两项数据在同一时期内的稳步增长，不过是个巧合。
为了防止落入伪相关性的陷阱，我们必须要考虑其他的变量一一若是某种特定的因果解释是正确的，则可以预判这些变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为了完成这项检验，特温格考察了个体学生所报告的全部日常活动，用了包含此类指标的两个数据库。特温格发现，一方面，同抑郁和其他自杀类似的结果（诸如想自杀、计划自杀或者尝试自杀）存在显著相关的，只有两种活动：一是使用电子设备（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电脑），二是看电视。而另一方面，还有五种活动，同抑郁症存在着负相关（也就是说，孩子们每周花在此类活动上的时间越多，则抑郁症的可能就越小），它们分别是:体育运动和其他形式的锻炼，参加宗教活动，读书（也包括其他印刷载体），面对面的社会交往，以及做家庭作业。
比较一下正相关和负相关的两列，留意一下，它们之间存在着什么区别吗？屏幕，还是没有屏幕。若孩子们每天闲暇时盯着屏幕不超过2个小时，他们患上抑郁症的风险并不会升高。458但只要每天的屏幕时间超过2小时，那么盯着屏幕每多1个小时，抑郁症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与之相反,孩子们若长时间远离屏幕，特别是如果他们能参与到无屏幕
的社会交往中，那么他们就不太可能患上抑郁症或滋生出自杀的念头。459（特温格也指出，反向因果关系也不是没有可能，也就是说，抑郁症是因，而抑郁导致了孩子们会在屏幕上花费更多的时间。但她也表明，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并不大。460
为何会这样，一部分原因在于，电子设备让我们离群索居。人类是“彻底社会”（ultrasocial）的物种。黑猩猩和狗都有非常活跃的社会生活，但人类作为彻底的社会物种，远非诸如猩猩此类的“社会”动物所能及。461就像蜜蜂一样，人类可以形成大规模的群体，分工明确，通力合作。人类喜欢成群结队，热爱团体运动或彼此呼应的活动，只要能给我们带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感受，人类就热衷于此。（这种彻底的社会性，让我们联想到第3章所讲的部落主义心理。其中的门道一言蔽之，便是既要满足人性对归属和交往的需求，又不能激发起部落主义中更封闭甚至暴力的基因。）无可否认，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创建大型群体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但问题是，那些“虚拟”团体同面对面的社会联系相比，可不是一码事；可以想见，它们也无法用相同的方式来满足人性对归属的需求。特温格教授及其合作者就道出了个中关键：
千万不要忘记，人类的神经构造是如何进化而成的，不可脱离的条件就是与他人进行紧密的、通常是连续不断的面对面接触（包括非视觉和非听觉的接触,比方说触摸或者嗅闻），因此，若是减少或者删除该系统的关键输入，就有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不稳定。462
特温格的研究支持了上述的观点，她发现，对于那些更社会化的孩子，也就是比一般孩子更热衷于参加面对面的社会交往的孩子，在电子设备上花时间通常来说并没有伤害。463换言之，屏幕和社交媒体是否会显现出它们的负面影响，取决于十来岁的青少年同他人相处的时间长短。但电154子设备之所以有害，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让孩子们上瘾，不愿意进行面对面的交往；它们还有一些更潜移默化的效应，会更强烈地应验在青春期女孩子的身上。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女孩子？
前文的图表已经显示，进入互联网时代后，青春期女生的心理健康要比男生更糟糕。进一步讲，既然社交媒体要承担一部分责任，那这一块的后果大概只应验在了女孩子身上。特温格通过研究发现，对于男孩子来说，总共的屏幕时间同不良的心理健康结果是相关的，但具体到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却同心理问题并不相关。464问题于是来了，为什么社交媒体会伤害女孩子，却放过了同龄段的男孩子呢？
这里至少存在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社交媒体所呈现出的，是那种“展示”版的生活，而这种存在于表象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会对女孩子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许多观察者已经指出，较之于男孩，女孩更热衷以接纳和排斥为中心来组织她们的社交生活。465社交媒体就如同大功率的发射器，把同龄人的日常都展现在青春期少男少女的眼前，她们打开屏幕，看到的就是那些她们所认识的朋友，如何一起玩乐，一起做事——包括有些她们本人没得到邀请的活动。一方面，这会加重所谓的“错失恐惧症”（FOMO,担心自己错过了），不分性别，同样受到影响，但另一方面，刷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展示”版的照片，女孩子受到的冲击就远大于同龄男性，归根到底，按照乔治城大学语言学教授黛博拉•坦纳所言，这种所谓的“被遗落的恐惧”（FOBLO,亦即害怕自己被踢出圈子）会给女孩子造成更多伤害。466当女孩子看到朋友们在一起的照片，若是她收到邀请但却因故无法参加，这叫“错过”，但若是她连邀请都没收到过，这就是“被遗忘”，这会造成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理状况。此处正如特温格所言：“女孩子更常使用社交媒体，当看到同学和朋友三五成群，而自己却一人独处时，她们就更常感受到被排斥，感到孤单。”特温格在这里用数据来说话，她的结论是，不论性别，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自认为受冷落或被遗忘的人数，目前处在历史的高点，但就变动的走势而言，女孩子患此恐惧的增幅更大。从2010年到2015年，统计10来岁的男孩子，他们承认自己经常感到被冷落的比例从21%增至27%。女孩子则从27%跃升至40%。467
社交媒体的内容分享还会造成另一个后果，青春期的女孩子打开自己的手机应用，马上就会受到人造美女或自动美颜照片的连番轰炸，让她们对自己的外貌更缺乏自信。现如今，并非只有时尚模特的照片才会被修图；色拉布和照片墙这样的平台自带“滤镜”，让女孩子修饰自拍造型，编辑修图，甚至连她们的朋友在照片中也更漂亮。这些滤镜可以让鼻子更小，嘴唇更丰满，还可以磨皮祛斑，皮肤变光滑。468这导致了一种新现象：眼下，有些年轻女性想要做整形手术，让自己看起来如同美颜自拍照中的样子。469
社交媒体之所以跟女孩子过不去，第二个原因在于女孩和男孩都有攻击性，但行为方式却各有不同。心理学家尼基•克里克的研究表明，男孩子的攻击性更多地表现在身体上—他们会互相推擦、打架斗殴，也更热衷于以身体侵略为题材的故事和电影。与之相对，女孩的侵略性更多发生在“关系”层面；她们会想办法去破坏对手的人际关系、名声和社会地位——比方说，使用社交媒体，务必要让对手知道，她已经被踢出了小圈子。470总而言之，就整体而言,男女两性在攻击性上没有什么差异，但他/她们在伤害他/她人时会首选什么样的方式，男女之间却一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说到底，克里克是在20世纪90年代得出了上述研究结论，那时候社交媒体可连影也没有呢。）更不必说，既然男孩子的攻击一般而言是直接对人的，那么在他们各回各家后，受攻击的目标就有了避难之所。但在社交媒体的笼罩下，女孩们无处可逃。
给定男女之间所首选的攻击方式有上述差异，若现在有一个大恶魔，在美国全体青少年的口袋里，都放入一把上了膛的手枪，结果会如何？谁会遭受更多的伤害，男孩，还是女孩？大概会是男孩子，原因很简单，他们会发现枪战更刺激，更倾向于用枪来解决冲突。话说回来，假如这个大恶魔所送赠的不是枪，而是在每个青少年的口袋里放了一部智能手机，里面装满了各种社交媒体应用，那么结果又会如何呢？抛开恶魔的设定，以上大概就是从2007年至2012年这五年间所发生的事。现在已经水落石出，女孩们更受伤。社交媒体给孩子们带来了很多好处：它不仅会破坏人际关系，同样也可以加强交际，在很多方面，它让青少年有了宝贵的实践，以锻炼他们社交的技艺。但问题在于，社交媒体的出现，可以说是继人类发明语言以来，进行人际关系之进犯的最大利器，而当前可用的证据已经表明，女孩子的心理健康因之深受影响。
互联网一代进大学
2013年9月，互联网世代的头生子进入大学校园；到2017年5月，当打头的第一批开始毕业时，美国高校已经基本上由互联网世代之子所占据（至少在择优录取的四年制住宿本科生院校是如此）。也正是在这短短数年之间，安全主义的新文化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
同样是在这一阶段，大学内设的心理咨询诊所发现，学生的需求来势汹汹，仿佛一夜之间，它们就已经不堪重负。根据许多报纸和杂志文章所披露的，在全美各地的大学里,等待心理咨询的学生名单越拉越长。471一开始，这些报道聚焦于个别大学的危机事件，读起来多少像是捕风捉影的记录。在我们合写那篇刊发于《大西洋月刊》的文章时，尚且找不到在全国范围内取样的调查，可以记录这种趋势。但现在，三年过去了，这样的全国性调查已经陆续出现。
2016年，大学生心理健康中心曾发布一份报告，运用了来自139所大学的数据，该报告得出结论，在所有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中，仅在2015至2016学年度，就有半数的学生表示他们曾因心理健康问题去做过咨询。472该报告还指出，近年来，日趋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只有一个，就是焦虑和抑郁。图7.3使用了另一个数据库，但同样确证了上行的趋势,473该图所展示的，是自称患有心理疾病的大学生的百分比。从2012年到2016年，在大学男生中，比例从2.7%增至6.1%（增幅达126%）o再看女大学生，增幅更迅猛：从5.8%跃升到14.5%（增幅高达150%）o这些学生是否确实达到了严格的诊断标准，在此暂且不论，但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关于如何认识自身，互联网世代的大学生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不同，有别于他们出生在千禧世代的前辈。女性承受了最大的变动：在现如今的美国大学，每找到7位女生，就会有1位认为自己患有心理疾病，而在千禧世代的尾巴处，这一比例尚且只有1/18。
自称心理有疾的大学生比例
图7.3：在被问到“你是否患有某种心理疾病（比如抑郁）”这一问题时，回答“是”的大学生的百分比（资料来源：高等教育研究所）
这些年来，因自感焦虑而主动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也成为愈加常见的行为模式。根据一项针对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大规模调查，在2009年及此前，在前来做心理咨询的大学生中，只有37%的学生自认有焦虑之困扰——大致相当于另外两大心理问题，亦即抑郁和人际关系。474但自2010年起，因焦虑困扰而前来求助的学生越来越多。同比数据在2013年达到46%,此后继续攀升，至2016年已经高达51%。到目前为止，心理焦虑，已经成为大学生寻求心理治疗的首要问题。同样，这些年中，大学生群体的自残和自杀比例也出现了大幅上升，475可以这么说，这一数字之所以增长，一如既往，部分可以归因于学生更愿意进行心理问题的自我诊断，但我们还是可以确知，心理疾病的比例确实在一路上升。在这些孩子进入大学之前，他们青春期的生活和思考已经出现了某些改变，自2013年开始，这样的学生一级又一级地进入大学校园，抑郁颓丧、焦躁不安，这势必会冲击到大学的文化和规范。
你现在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很难做出如下强势的论断，正是因为大学给学生传授了错乱的思维方式，才导致大学生们变得焦虑和抑郁。对于这些十来岁的青少年来说，在他们还未进入大学之前，焦虑和抑郁的比例就已经增加了，而对于那些没机会进入大学的同龄人来说，问题也是一样的。显而易见，导致这场全国性心理健康危机的，并不是大学；大学所做的，只是响应了一场危机。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安全主义的信念和行动在2013年之后会如此迅猛蔓延。但问题在于，大学生若是已经身陷焦虑和抑郁之困，安全主义无能为力。事实上，贯穿本书的主要观点便是质疑安全主义，在学生苦苦挣扎于情绪障碍之时，安全主义的救助往往会雪上加霜。安全主义还连带破坏了大学里自由探索的风气，因为在它的教导之下，学生视言论为暴力，在解读思想和演讲者时，动辄套用要么安全、要么危险的两分框架，而不是单纯追问对或错。一旦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言论，就有可能助长揭批文化，而这无疑又给学生增添了焦虑的理由。
抑郁和焦虑，往往会祸不单行。476这两种心理都会营造出强烈的负面情绪，由此滋生情绪化的推理。焦虑似乎无孔不入，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脑回路，以至于在他脑海中，威胁好像会凭空跳出来，哪怕情况并不明朗，甚至全然无害。477所以说，较之于正常的同龄人，一旦受困于焦虑，大学生就可能发现，危险无处不在，无论是在无害的问题上（导致他们接受微侵犯这个概念），在某部小说的某段文字里（导致他们要求课前的警告），抑或某位嘉宾所做的演讲中（导致他们呼吁取消演讲，或者要求校方设立某种安全空间，以躲避讲座），焦虑者都能感觉到危险。同样，抑郁也会扭曲一个人的认知，使患者产生更多不必要的负面看法，无论是对自己、他人、世界或者未来，都感到一片灰暗。478于是，问题日益凸显，也愈发扩散。而一个人用以对付这些问题的资源，却日渐枯竭，看上去微不足道。事已至此，他所感知的心理控制点也就开始外部化479——所有这些都会导致意志消沉，无力行动起来解决问题。自以为身陷逆境，三番五次地逃脱却终归于失败，就会造成一种心理状态，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称之为“碰壁后懂得了无济于事”（learned helplessness）o一旦进入这种状态，人们就会相信逃脱是不可能的，因此就坐以待毙了，即便情景有了新的变化，努力就有回报之时，他们还是不会去做任何尝试。480进一步说，人一旦消沉抑郁，或者焦虑使自身的威胁一回应系统处于高度警戒时，他们就会成为“敌意识别偏差”的受害者，也就是说，即便是在善意的情境或者与善良的人士交流时，他们也有可能发现敌意。481误解因此成为常态，甚或激化为大规模的冲突。
关于屏幕时间：三思布后行
近年来，青少年心理疾病激增，已成不争之事实，相应证据在许多数据库内都不难找到。但是，该问题多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智能手机和观看屏幕的时间，相关的证据则比较间接，可以得到确证的比例，也算不上很大。特温格在书中使用的只是现成的数据，细看她的数据组，所呈现的只是粗略的指标，对应着孩子们做了些什么——基本上就是粗略做些估计，每一周，他们在各种活动上所花费的大致小时数，包括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长。特温格的研究发现，这两者的相关性在统计学上讲得通，但整体而言关联仍非常有限。但这并不意味着智能手机的破坏性微不足道；它只是表明，依靠现有数据，我们目前所能解释的那部分心理疾病变动还非常有限。如果我们能找到更好的指标，模拟孩子们在做些什么以及他们的心理健康发生了何种变化，那我们对心理疾病因何而激增，就能做出更充分的解释。这些问题都是崭新的，我们还需要大量的研究，才能最终搞清楚，为什么自2010年后青少年心理健康竟会如此迅速恶化。
我们在此几乎可以断定，未来的研究想必会证明，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作用是复杂的，利弊混杂，至于有多少利，又有多少弊，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仅要看是什么样的孩子，还要看他们所从事的是什么样的线上活动——以及由此替代了什么样的线下活动。我们看到一种因素，现有的研究已经开始将它作为核心变量，这就是青少年人际关系的品质以及技术对这类社会关系的影响。近期，社会心理学家珍娜.克拉克、莎拉•阿尔贡和梅兰妮-格林总结了目前关于社交媒体之效应的研究，她们提出了如下原则：“社交网络网站的作用要一分为二地看，当用户以之为工具来构建有意义的社会联系(social connection)时，此类网站是有益于用户的；反之，当用户不这么做，那么社交网站就到处隐藏着隔离和社会攀比(social comparison)这样的陷阱，由此伤害它们的用户。”482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并不想制造什么道德恐慌，使天下父母都焦虑不安，进而禁止孩子们接触所有的电子设备，直到他们年满21岁。这些都是极其复杂的问题，还有待更多更好的研究。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在接下来的第12章中所言，现有的证据已经坐实，家长们应当对子女使用电子设备设定时间限制(青少年每天大概不超过2小时，更年幼的孩子还要递减)，与此同时，对于那些会放大社会攀比而不是构建社会联系的网络平台，家长也应当限制甚至禁止子女登陆。还应指出，考虑到当前社会所流行的父母教养哲学，特别是孩童们天性中对玩耍的需求，我们还有更进一步的充分理由，来反思电子设备的使用。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们将着手讨论这些问题。
小结
❖我们给出的第二条解释线索，是自2011年开始，青少年心理健康普遍恶化，焦虑和抑郁症状在全国范围内蔓延。
❖联网世代（有时也称“Z世代”），亦即在1995年至2012年这一阶段出生的一代人，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千禧世代，即他们的前辈。简•特温格是一位专攻代际差异研究的学者，如她所言，两代人之间的一项大不同便是，互联网世代的青少年成长发育更缓慢。整体而言，同样是18岁，较之于他们的前辈同龄人，现如今的孩子很少有机会摆脱大人们的看管，因此他们所经历的自由玩耍时间更少，在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上，他们所达成的成长成就（比如说找工作或考驾照）也更少。
❖第二个区别：互联网世代的孩子普遍表现出高得多的焦虑和抑郁率。在这一问题上，性别表现出重大的差异，女孩和年轻女性的心理问题恶化要远高于男孩和年轻男性。心理问题之加重，并不只是因为病症之定义或诊断标准发生了变化；自杀率的增加，因自残而入院抢救的人数比率也在增加，这些都真切地反映出青少年心理的危机。目前，青春期男生的自杀率仍高于同龄女生，但自2007年起，青春期女生的自杀率却翻了一倍。
❖如特温格所论，心理疾病之所以蔓延，主因就是人们现在智能手机不离手，各种电子设备不离身。每天屏幕时间少于两小时，看起来就不会毒害身心；但必须指出，孩子们进入青春期，若每天花上好几个小时同屏幕互动，那么较之于少用电子设备，常做面对面社会交流的同龄人，他们的心理健康会更糟糕。一般而言，沉溺于电子屏幕的年龄段越早，问题往往就越严重。
❖女孩更容易受到伤害，原因在于，无论是社会攀比（比如那些数字美颜后的自拍照），还是她们已经被遗忘的种种信号，以及人际关系上的攻击，都会给女孩子造成更严重的冲击，尤其是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已经唾手可得之后，伤人者只需动动手指，受伤者便往往插翅难飞。
❖从2013年至2017年，互联网世代的孩子们进入大学，同样在这段时间，安全主义的校园文化出现并蔓延，时间上正好交叠在一起。在许多大学的校园内，安全主义的文化向大学生提供了过犹不及的保护。也正是因为这些学生出现大面积的严重焦虑和抑郁，互联网世代的孩子们才如此应和这种安全第一的文化。无论抑郁还是焦虑，都会导致认知上的变化，比方说，在他们的眼中，世界到处都是危险，敌人四面埋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