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尼尔的现实主义世界历史观是怎样阐述地理与文明之间的关系的？位于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为何自古以来就是专制独裁政权的温床？
汤因比为何会认为安逸的地理环境反而不适合文明的发展？
霍奇森为何认为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观是错误的？他所倡导的“一世界”是否真是打开世界历史大门的钥匙？伊斯兰教的形成与阿拉伯地区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联系？霍奇森认为马背上的蒙古人比骆驼背上的阿拉伯人的历史地位更重要，这又是为什么？
20 世纪中后期，当汉斯·摩根索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任教的时候，其他两位出类拔萃的教授也在历史系开创了卓越的学术道路。他们是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和马歇尔·G.S.霍奇森（Marshall G. S. Hodgson）。大学里不乏严谨治学之士，那里人才济济，我单独提出这三位教授的名字，并不意味着轻视其他同行。
如果说摩根索确立了当代的现实主义，麦克尼尔则确立了世界历史的现实主义，而霍奇森确立了伊斯兰教历史的现实主义。在他们希罗多德 (1)式的作品里，地理因素不再显得遥不可及。麦克尼尔和霍奇森在选择他们的专业时显示了巨大的勇气，在当前的学术时代更是值得钦佩，主要是其研究方向集中在非常狭窄的专业化领域。说实话，在知识的深入积累方面，这种专业化非常有必要。品读麦克尼尔和霍奇森的著作是件令人愉悦的事，当年那些学者们的学术视野简直是无限的。专业化迎来了大好时光，学术界也可以更多地享受到这两位芝加哥大学教授的成果。他们展示的就是地理，它来自于且自身就是一种宽广的思维方式。
动荡的美索不达米亚威廉·H.麦克尼尔，出生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1963年他40岁，正值不惑之年，即出版了《西方的崛起：人类社会的历史》（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这部长达800多页的巨著，其主题是挑战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和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观点。他们认为，不同的文明追求自己独立的命运，而麦克尼尔则认为，正是文化和文明的不断互动写就了世界历史的剧本。这部剧本所写的，是人民在地图上的大流动史。
一次北上大迁徙，在公元前4500至公元前4000之间把所谓的“多瑙河”开垦者带到中欧和西欧；南下的一支则是牧民和农民的先驱，他们越过北非到达直布罗陀海峡，“迎接和挑战多瑙河的洪水”。欧洲更古老的狩猎原著民群体没有遭到破坏，麦克尼尔写道，而是与之形成了混合的人口和文化。由此，这本书的心脏搏搏跳动起来。
这两股围绕着地中海北部和南部的人口流动，分别起源于肥沃新月地带 (2)和小亚细亚，那里政治上不稳定，主要是地理起作用的结果。“埃及的地形与人类交通路线平行，因此能够和平相处，但伊拉克作为边境省份，从最早的时候起，就交叉困扰着人类命中注定的路径。”已故英国旅行作家芙蕾雅·斯达克（Freya Stark）写道。麦克尼尔也认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历史上最血腥的迁徙路线之一。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下游平缓的地域中，灌溉用水绵延数英里，“平原城市的蓬勃发展，对于周围的野蛮人来说，是诱人的掠夺对象”。
此外，随着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部分水浇地得到开垦种植，某个氏族部落的土地有可能延展到另一个部落，加上没有中央权威机构来解决边界争端和在用水短缺时期合理分配水源，接连不断的战争就出现了。在半混乱状态之中，出现了萨尔贡（Sargon）这样的征服者，他们从种植区的边缘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虽然征服者能够建立中央集权和所向披靡的军事力量，但经过几代人之后，最终会迷上“更温柔、更豪华的”城镇生活方式。接着又一波新征服者到来，历史就这样循环往复。
这一说法很容易让人想起14世纪突尼斯历史和地理学家伊本·哈勒敦。他注意到，奢侈的生活会在政权初建时起到积极作用，到了后期却会加速颓废与崩溃的进程。地方诸侯的崛起就是明显的信号，他们悍然入侵并形成自己的新王朝。在伊拉克古代文明崛起的进程中，统治者为了避免内部瓦解，最终采取了极端专制主义，因此出现了提格拉特-帕拉沙尔（Tiglath-pileser，公元前12世纪－公元前11世纪），阿淑尔纳西尔帕二世（Ashurnasirpal II，公元前9世纪）和森纳赫里布（Sennacherib，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7世纪）等出了名的暴君，他们狂妄自大，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了大规模驱逐。这种模式到萨达姆·侯赛因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也印证了对于一个容易受到入侵和支解的地区来说，在整个历史阶段始终需要保持相当程度的暴政。
但是，需要再提醒一次，应该避免得出过于狭隘的结论。例如，1921年和1958年之间，伊拉克曾经历过运作良好的温和议会制度，如果当时情况变动不大，就有可能继续下去。麦克尼尔、斯塔克和伊本·哈勒敦讲的只是地理和历史趋势，从而避免了决定主义的罪名。
美索不达米亚的地理特征为那里的极端暴政和官僚集团奠定了基础，而埃及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较少压迫性，地理可以说起了重要作用。麦克尼尔解释说，“沙漠给埃及提供了鲜明的边界，其地易守难攻，而尼罗河则作为天然的中流砥柱和神经系统存在着”，这使得尼罗河沿岸无需采用美索不达米亚那样的压迫水平。“应对外族人的边界入侵……对埃及王朝来说，几乎不是问题。”确实，由于埃及地形与迁徙路线平行，比美索不达米亚在地理上有利得多，利比亚人只能由西部进逼，而亚洲人只可从东部渗透，所受威胁相对较小。埃及的南部闭锁，只有尼罗河两岸光秃秃的沙漠，北部有地中海，这可能就是4 000年里，埃及人“从来没有看到入侵的僭主能站稳脚跟”的最主要原因。此外，尼罗河易于通航，河面宽广，风向适宜。因此，文明的曙光最早照亮埃及。
“相比之下，”麦克尼尔写道，“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者没有现成的自然工具可以利用，地理没有赋予他们像埃及那样的天然屏障，只能缓慢和痛苦地发展（压迫性）的法律和官僚政体，以此作为地理屏障的人工替代物，来确保自己的集中权力。”美索不达米亚还需要在庞大的官僚体制中调拨人力来处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泛滥洪水，从而使灌溉系统的组织进一步复杂化，这种情况在尼罗河流域则不会出现。
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在中东地区以外，存在着麦克尼尔所谓的“处于古代文化世界边缘的文明体”，即印度、希腊和中国。前两种文明的活力，相当一部分来自印度河和米诺斯人的克里特岛。但是，这三大文明体都源起于其自身与野蛮入侵者的相互作用，并部分地凭借地理进行自我保护。希腊和印度的北方山区，都是“有效的庇护，挡住来自草原骑兵的直接冲击”；中国则更加孤立，荒凉的沙漠戈壁，高耸的山峰，使中国文明在远离中东和印度中心地带万里之外的黄河流域得以孕育。三种完全原始的文明形式，尤其是中国文明，在稳定中自成一体地发展延续，完全不受中东大沙漠的影响，后者的文化从北非延伸到土耳其，日益表现出统一性特点。
麦克尼尔解释说，在整个古代时期，希腊、中东、印度等文明体的边界不断变动，在欧亚大陆形成了微妙的文化平衡，后来在中世纪的几百年里，毁于从北方蜂拥而至的蒙古草原民族之手。但是，也正是蒙古人使丝绸之路得以绵延发展，从太平洋到地中海的欧亚文明相互间得以接触融合，尤其是在13世纪和14世纪。与西域文明相比，中国在地理上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势力范围，吐蕃、蒙古、日本、朝鲜均唯中国文明马首是瞻，并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各自的文明特色。但是，受到高原沙漠环境的严重限制，“任何比原始文明更高级的形态都不可能出现在吐蕃和蒙古”。吐蕃喇嘛“时刻不忘他们的佛教信仰起源于印度”，并没有汉化。
斯宾格勒、汤因比以及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强调文明间的互动而不是独立性，麦克尼尔虽然反对他们，但在《西方的崛起》一书中却给读者一个整体概念，即文明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地理支配，在特殊而精准的地形上确定自己的身份，并在与其他文明的互动中催生新的混合文明。 历史是相互交织的，麦克尼尔形象地描述了这一进程：
文明好比山脉，隆起于亿万年前的地质时代，因受外部力量缓慢的侵蚀而泥沙俱下，不可避免地蚕食周围的平地。与之相比，人类历史的时间跨度要短得多，文明在风云际会间不断兴衰交替，并在邻近民族的借鉴或创新中达到新的文化高度。
这种文化的侵蚀和借鉴，使20世纪前期的德国人感觉到其文化的纯洁性受到威胁。斯宾格勒所谓“与土壤间的深层纽带”，可以作为这种“高端文化”的绝佳诠释，即祭奠方式和教条的内在演化如何将他们“困在其出生的地方”，因为“任何把他们从土地割裂开来的意图，都会自然而然地举步维艰”。他断言，高端文化开始于农村，却在“唯物主义的终点站”即世界化大都市达到高潮。这段黑暗的浪漫，你可以同时用浮夸、迷人、深刻和坦率来形容它，有时甚至找不到最恰当的词语来诠释，但归根结底，世界主义的本质是无根性，因为它割断了与土地的联系。
至此，西方城市文明的兴起和最终命运的问题浮出水面，并逐渐变形，因为“世界文明”这一命题标志着从土地上逐渐分离。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将在后面展开。我仍然要继续与麦克尼尔为伍，他的论述比斯宾格勒更有说服力，因为他更多地注意到了气候和地理。
例如，麦克尼尔写道，雅利安人到了印度的恒河平原之后，其文化性格变得越来越不好战，因为此地受次大陆森林和季风周期的影响，冥想和宗教知识盛行，与他们的出发点地中海截然不同；而古希腊殖民地爱奥尼亚的“早熟”是因为地理上与小亚细亚和东方的接近及亲密接触。值得一提的是，麦克尼尔有意识地避开了决定论的陷阱：尽管希腊的山区地形有利于建立较小的政治单位，比如城邦，他仍然谨慎地注意到，也有“连成一片的肥沃土地，被分割成不同城邦”的例子。因此，地理只能是故事的一部分。更有甚者，虽然主要宗教（尤其是印度教和佛教）的传播呈现出地理连续性，但犹太教发展的历史却完全不合地理逻辑。
麦克尼尔不得不忍痛将这一特例也纳入研究，并得出结论：朱迪亚 (3)地区犹太社会的彻底毁灭，是公元一二世纪罗马镇压反叛造成的后果，这一变动并没有终结犹太教，反而使其得到了不可想象的发展和繁荣。犹太教民以侨民的身份，在西方城市里分散生存。这2 000年前的古老故事与地理决定论相抗衡，再次表明思想和人的能动性与实体地形一样重要。
欧洲也有自己的故事，同样围绕着地理展开。让我们回溯到人类历史曙光乍现的时代，正如麦克尼尔指出的，西欧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在此前提下，所谓的“黑暗时代”里，技术的发展得以发挥作用。宽广肥沃的平原，绵延不断的海岸线，形成许多天然良港，河流便于通航，一路向北穿过平原，使贸易范围不断延伸，直达地中海地区，那里蕴藏着丰富的木材和金属资源。
欧洲大陆气候多样化，不乏恶劣、寒冷、潮湿之地，与麦克尼尔同样不是宿命论者、在专业水平上势均力敌的汤因比这样写道：“安逸的环境不利于文明的发展……自然环境越是便利，越不利于刺激人类走向文明。”欧洲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虽然在地理上很难居住，却有许多有利于交通和商业的自然集散点。
文明，许多时候正是产生于对天然环境勇敢和坚忍的反应。 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为例，它对西欧海岸施加的巨大军事压力，导致了英国和法国成为国家实体；此外，英国比欧洲大陆的主要封建王国面积要小，“但具有更明确的边界（毕竟这是岛屿），因此它成为国家的时间远远早于作为封建领地存在的邻国”。
当然，像北极这样的地理环境实在太过恶劣，它们或导致文明的崩溃，或导致文明的被困。根据汤因比的说法，这里必然存在着文化角力之旅，也就是爱斯基摩人在冬天留守冰上捕猎海豹的情景。但是，完成了生存这一壮举后，他们便无力进一步掌控环境，达到创造全面文明的程度。
除了汤因比之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当代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也不遗余力地在著作中阐释中世纪的文化困境与衰落，包括格陵兰岛的维京人，复活节岛的波利尼西亚人，美国西南部的阿纳萨兹人，中美洲丛林玛雅人的中古文明，所有这些都与环境问题有联系。欧洲尽管处于北温带，与非洲、中东、欧亚草原和北美相当接近，但其自然环境的困难仍达到极致，其挑战足以迫使居民把文明提升到更高程度。
欧洲的人民能够充分利用贸易格局，千百年来在航海和其他领域的技术推陈出新，正是得益于此（在应对环境困难方面的案例还不止欧洲。例如，汤因比就注意到安第斯高原的居民如何应对严酷气候和贫瘠土壤的挑战，而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居民面临高温和干旱的挑战而修建灌溉工程。但是，欧洲和南美之间有一个差异汤因比并没有注意到，那就是欧洲有许多天然的深水港口，处于许多贸易和迁徙路线的交汇点上。——作者注）。
正是因为达伽马掌握了印度洋的季风规律，欧亚大陆外围边缘才得以成为欧洲主导的海上通道中心。但是，在麦克尼尔的叙述中，西方的崛起不仅是欧洲在具有挑战性的地理环境刺激下取得物质进步的结果，还得益于对他所谓“野蛮人”生存空间的包围。
地理对伊斯兰世界的偏见麦克尼尔谈到的文明对蛮荒区域的侵蚀，即使不是完全不间断的，也是“不可动摇的”：“通过这种侵蚀，世界上各个单独文明体实现了广泛性和内部变化，彼此接触的频率增加，为壮观的全球一体化作了准备，而这个准备过程，在过去的三四百年里就已经开始了。”
文明对于地球上相对空白地带的探索和包围，主要分布在温带，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地理大发现航程为其提供了基本路线。这种大发现的进程还在继续，历经工业革命、交通革命和通信革命等不同阶段，直到今天我们所处的全球化阶段。在此期间，草原民族最终一败涂地，俄罗斯、中国和哈布斯堡帝国分割了相对空旷的欧亚平原和高原台地的中心。
而欧洲的殖民侵略牢牢控制了北美大陆西端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给当地土著民族带来了灭顶之灾。而现在，正如麦克尼尔所描述的那样，世界终于以日益城市化的“泛西方形式”统一了。
虽然《西方的崛起》的中心主题是地图上空白地带的封闭，但这显然只具有相对意义上的真实性。事实上，两条铁路线交汇并相互交叉，并不意味着中间一定是空白地带，或者其间人口必然稀少。边界在理论意义上可能会被封闭，但人口密度和媒体交流仍然在急剧增加，其增速足以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里造成政治剧变。如今，地球上已经没有需要超过几周的时间才能抵达的地方，麦克尼尔可能因此认为，这就是统一的世界。
但在这种情况下，地缘政治又该如何变化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在18世纪和19世纪已经统一了，但在人口和技术方面与21世纪初没有可比性。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当今时代的变化核心，是空间被日渐填满，形成真正封闭合拢的地理局面，国家和军队拥有的隐蔽空间越来越少。 20世纪早期的现代军队虽然实现了机械化，仍然需要跨越许多英里才能到达对方的阵地，而现在导弹的射程相互覆盖，胜负瞬间可分。但是，地理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消失，恰恰相反，它只会变得更为关键。
让我们转向摩根索，从另一种角度再来看看这一观点。摩根索写道，在18世纪和19世纪，各国向比较空旷的地理空间扩张，如非洲、欧亚大陆和北美大陆西部，大国政治斗争由此悄然转至地球的边缘地带，从而减少了彼此冲突，并因此在某种意义实现了相对和平。
但到19世纪末，几个大型民族性国家和西方帝国为了实现巩固、获取利益（尤其是德国），只能从别国领土内争夺资源。摩根索总结道：
权力的平衡现在主要集中于三大洲，影响波及世界范围内。一方是大国强权及其力量中心圈，另一方是其外围和更远的空白地带，二者之间的对立必然消失。目前，权力平衡的边缘正好与地球的界限相重合。
摩根索是在紧张的冷战早期提出这一构想的，他念的是危险的咒语。而他的同事麦克尼尔，生逢更稳定的冷战后期，所念的却是希望的经文。他写道：
在中国古代的汉朝，为了促使混乱的交战诸侯偃旗息鼓，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虽经数次分崩离析，仍能在温和的修正后延用。20世纪的交战国家为了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似乎正转而探求类似的办法。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似乎已验证了麦克尼尔的乐观态度，但今天的世界仍与冷战期间一样危险。地图正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加速走向合拢封闭。以中国为例，虽然付出了巨大代价，但近几代领导人仍成功地将其建成了现代化强国。现在，中国作为经济和军事大国冉冉上升，正在填补欧亚棋盘的空白，这一切远远超出了摩根索的想象。
如今，就连世界的偏远地区也在进一步城市化，斯宾格勒从人类抛弃土地和农业生活的过程中，看到文化的衰落，而麦克尼尔则直觉地感到，随着城市群落的蔓延和日益拥挤，宗教和身份认知的异化正以充满活力和令人不安的方式疯长。
例如，作为美国西南部生活压力的后遗症，基督教如今变得越来越意识形态化。在欧洲城市里还出现了一种组织松散的环境保护主义异教，正逐渐取代传统的民族主义，因为整体意义上的“欧洲联盟”属于精英阶层，对于大众只具有抽象意义。同时，战争不再像18世纪时那样，主要是“国王的专项运动”，现在已成为民族主义和宗教狂热分子的手头工具，要么像纳粹德国那样大打出手，要么如基地组织发动的恐怖袭击一样小打小闹。
还有可怕的核武器幽灵，现在被国家和次一级的激进主义精英玩于股掌之间。在所有这些尴尬动荡之中，经典的地理学再次抬起了头，描述和印证了西方、俄罗斯、伊朗、印度、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细加分辨所有这一切时，我们发现麦克尼尔关于文明之间交互作用的论文在今天更显真实，但若将正在兴起的世界文化趋势与政治稳定性等同起来，那就大错特错了。空间理论依然管用，而且在现今更管用，正是由于世界日趋拥挤，空间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珍贵。
霍奇森——伊斯兰的冒险麦克尼尔的学术视野囊括全球，而马歇尔·霍奇森的造诣，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则稍显狭窄，仅仅对于大中东地区有所启发。作为一位充满激情的教友派信徒，霍奇森于46岁时英年早逝，其呕心之作《伊斯兰的冒险：世界文明的良心与历史》（The Venture of Islam: Conscience and History in a World Civilization ）三卷本出版于1974年，即他去世的6年之后。与其他杰出的中东学者相比，这位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在当代新闻工作者中并不太知名，远不及普林斯顿大学的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或乔治敦大学的约翰·埃斯波西托（John Esposito），但他在这一巨著中已经有意识地将伊斯兰教放在当代世界历史的背景下进行地理和文化考察，其功堪与麦克尼尔相提并论。
霍奇森的文风带有学究气和晦涩感，但如果读者坚持读下去则必有所得。他阐释了伊斯兰教的源起和发展过程，描述了它如何像神话一般迅速传播，不仅跨越阿拉伯半岛和北非，还传遍了整个印度洋沿岸以及欧亚大陆，从比利牛斯山直到天山脚下。
最值得注意的是，霍奇森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写出《伊斯兰的冒险》大部分内容的，那时媒体的聚光灯通常对准的是欧洲的冷战。然而，他在第一卷就指出，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观是错误的，这种偏见早在制定地图规范时就存在了：
荒谬得以伪装，视觉急剧扭曲，用墨卡托投影制作的世界地图日益广泛地得到应用，它夸大了北半球的管辖面积。结果，一个人为设界的“欧洲大陆”看起来比整个非洲面积还要大，其他欧亚大陆半岛，如印度次大陆，则显得又矮又扁。
霍奇森接着引导读者将关注重点向东、南两方转移，停留在他称为“一世界”（Oikoumene）的地方。这在古希腊语中意指“整个可居住的世界”，包括亚非广袤的温带区，自北非延展至中国西部内陆。这条地带又被他称为“从尼罗河到阿姆河一带”（Nile to Oxus）。此地定义范围有些含糊不清、互相矛盾。例如，从尼罗河到阿姆河一带，其西端在埃及，而“一世界”可能进一步向西，到达地中海的非洲沿岸。关键之处在于，霍奇森写作这本书时，严格区分冷战地域的“专业知识”正大出风头，欲将中东与小亚细亚和印度次大陆断然分开。但当霍奇森向我们展示其更加有机的地理学说，即用地形景观和文化划分地域时，一切人为界限都消失了：那里只是欧洲和中国文明之间的一大片炎热地区，是希罗多德的世界，通过它，霍奇森掌握了世界历史的钥匙。在全球化肆意侵蚀边界、地区和文化差异的时代，霍奇森那审慎、宏大而又游刃有余的地理架构的作用就格外明显，因为它表明地图对那些固化的、粗劣的线条有多抗拒。
霍奇森以这种可视的方式，帮助读者洞悉世界的变化，包括近古时期伊斯兰教的兴起，以及当今中国和印度如何提高其在大中东地区的经济地位。通过对地图的分析，那些我们已习以为常的分界线渐渐变得模糊了。
“凡伊斯兰文化形成之处，几乎必是消极地区，”他解释说，“在那些贫瘠的土地上，希腊文化和梵文化传统无法扎根，最终不得不黯然退回欧洲和印度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的轴心时代 (4)，‘我们的地区’包括了从地中海到兴都库什（阿富汗）之间的土地，只不过在这些地方，希腊文化和梵文化要么被本地化了，要么只是短暂地发展。”在呈长条状的大中东地带，大约有3 000英里或以上处于温度较低的区域，其间有两大地理特点促进了高度发达文化的形成：一个是贸易位置的重要性，特别是阿拉伯和肥沃新月地区正处于“一世界”到其他地区的贸易路线之中；另一个则是这一地区的极度干旱。
后一个特点需要解释。霍奇森告诉我们，普遍缺水的气候环境使农业生产很难有所收获，高产的大片土地极为少见，财富难以积累，与绿洲中的城市生活相比，农村的生活水平很低。金钱和权力掌握在处于中东长途贸易路线“关口”的商人手中，尤其是在那些靠近红海、阿拉伯海和波斯湾的海上交通要道，有实力的阿拉伯商人可以畅通无阻，从事巨额的海上贸易。
在这样一个盛行贸易规则和合同的世界，道德行为和“公正处理”被视为至高无上，因此保证了稳定的经济生活秩序。随着北部的拜占庭和萨珊帝国在小亚细亚和波斯的势力被削弱，阿拉伯和肥沃新月地带出现了一种新的信仰，强调良好的职业操守，只是为了确保“农业季节有所收成”。因此，伊斯兰教最初是作为商人的信条出现的，正如沙漠里的生存法则一样。
阿拉伯西部和中部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中心是汉志省的麦加，此地靠近红海，是两大路线的交汇点。一条路线呈南北走向，以麦加为中转站，连接也门和印度洋港口，以通往叙利亚和地中海；另一条呈东西走向，连接附近的非洲之角（the Horn of Africa）与对面的红海海岸，通往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的伊朗。麦加的地理位置远离伊朗的萨珊王朝权力中心，天高皇帝远，因此一些温和优雅的宗教和哲学容易对其产生影响，如祆教、摩尼教、希腊教、犹太教等，有的来自波斯，有的来自伊拉克，也有从小亚细亚传来的。虽然麦加没有大片的绿洲，但水源足以养活骆驼；那里有丘陵挡住红海海盗，庄严的克尔白圣殿（Ka'bah）里供奉着该地区部族的神器圣物，来自各地的朝圣者长年络绎不绝。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里，出现了先知穆罕默德。他原本是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商人，在30多岁时就致力于探寻生活的公正和纯净，后经冥思而开悟。麦加不仅仅是沙漠中一处水源地，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大都会中心。
当然，在霍奇森那图案繁复的地理巨毯上，并没有对伊斯兰教兴起的终极解释。宗教，就其定义而言，更多地依据着形而上学而非物理存在。但是，他的确说明了地理如何影响宗教的兴起、传播和成型，比如伊斯兰教，它是商人和贝都因人生活模式的映射，同时又是干旱的地理特征与贸易商道纵横交错的产物。
阿拉伯贝都因人被三大农业产区包围：北部有叙利亚，东北有伊拉克，南部有也门。这三个地区分别连接到高原地区的某个“政治中心”，并在公元六七世纪受其统治。叙利亚面向小亚细亚高地，伊拉克面向伊朗高地，也门与阿比西尼亚高原（今埃塞俄比亚）则存在相对较弱的从属关系。伊斯兰教征服了这些地区的大部分，但地理特征却使得部分农业文明体保留了自己的族群特征，特别是叙利亚和伊拉克这两个新月沃土弧形地带，从而成为伊斯兰势力的竞争中心。
霍奇森在其史诗性巨著中，对近古和中世纪时期进行历史扫描，尤其是前两卷中的内容，大量地涉及现代中东国家的真实成因。表面上看，这些国家的建立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后遗症，其实人为因素所占比例比人们指责的要少得多。埃及、也门、叙利亚、伊拉克，此四国有目共睹；更不用提摩洛哥周围有海洋和阿特拉斯山环抱，突尼斯继承着古迦太基，古老文明的堡垒正是这些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源头，尽管其边界线在平坦的沙漠中往往看似任意划定。
汤因比悲叹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声称“在‘西方化’目力所及范围内，任何伊斯兰世界国家都难逃其手”。伊斯兰教构成了世界上的一大文明体，这是事实，但并不意味着它被确立为一个政体。正如霍奇森所说，文明有许多不同的人口节点，丰富多彩的前伊斯兰时代已过去，现在轮到后殖民时代粉墨登场了。伊朗高地就其本质而言，一直与美索不达米亚有政治和文化联系，历史上不乏明显的证据；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为伊朗重新进入该地区打开大门。事实上，波斯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那不断转移的边界，正是幼发拉底河本身，只不过现在它正处于伊拉克的心脏地区。
公元644年，就在穆罕默德从麦加逃亡或称飞越至麦地那的22年之后，阿拉伯人征服了统治伊朗高原心脏地区的萨珊王朝，该事件标志着世界历史上伊斯兰时代的开始。相对而言，小亚细亚高原较为偏远和不规则，并因为这种地理条件得以偏安一方，直到400多年后的公元1071年，因土耳其塞尔柱王朝而非阿拉伯人在曼兹科特战役中打败了拜占庭帝国，占领小亚细亚的中心地带，此地才最终伊斯兰化。
塞尔柱人是来自欧亚大陆腹地的草原民族，从东方入侵小亚细亚（曼兹科特在小亚细亚东部）。但是，正如阿拉伯人从来没能成功地攻取小亚细亚的山中堡垒，塞尔柱人虽深居要塞之中，却并未成功地维持对伊斯兰王国心脏地带的稳定统治，包括新月沃土和伊朗高原，更不用说汉志省和南部阿拉伯沙漠的其余部分。这又是地理在作祟。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作为塞尔柱王朝的继承者，虽然征服了阿拉伯沙漠，但其统治向来较为薄弱。在战事方面，他们节节胜利，最远到达印度次大陆最东端的孟加拉，但这对于东西走向的整个欧亚大陆温带区而言，只是人口南下的一个分支。这些土耳其游牧民族是臭名昭著的蒙古大军的一部分，至于蒙古人自己，不过是这支大军中为数较少的精英阶层而已。
蒙古汗国部落及其地缘政治意义，我们晚些再来解决，先来看一件有趣的事，那就是霍奇森的看法。他认为，马背上的游牧民族蒙古人和土耳其人，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比骆驼背上的游牧民族阿拉伯人更高。由于马不能忍受干旱的中东沙漠，而且随行的羊群需要相对密集的牧草，蒙古人领导的军队不得不避开远处的阿拉伯半岛，转而蹂躏更近、环境更宜人的东欧、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伊朗、中亚、印度、中国。在冷兵器时代，连成一片的领土在欧亚大陆的版图上具有压倒一切的战略重要性。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的联合入侵，可以说是公历纪元以来的第二个千年里，世界历史上是最重大的事件，主要原因竟然是使用了某些与地理紧密相关的动物！
霍奇森对于蒙古人的探讨，显示了《伊斯兰的冒险》这部鸿篇巨制的内容已远远超过了专业领域知识，把霍奇森称为阿拉伯学者或伊斯兰专家，既不准确，也是一种低估。伊斯兰教在他手上是一种工具，用以揭示最关键的知识、文化和地理趋势，它们不仅影响非洲-欧亚社会，也影响到以古代的“一世界”为中心的整个世界。这在本质上并非地理性工作。仅为了阐明苏菲神秘主义 (5)，霍奇森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就同他花在描绘地形上的一样多，更不用说他所探讨的其他学问和宗派传统了。他以自己的方式把地理引入讨论，演示了地理与政治和意识形态如何相互作用，并由此创造出肌理分明的历史。
以奥斯曼土耳其人为例，在13世纪末期，他们最终取代了其同胞塞尔柱人，成为小亚细亚的新主人。奥斯曼实行“单一军事种姓制度”，每控制一块地方，就对该地区实行“本地化限制”，这种方法与俄国和早期的蒙古人都形成鲜明对比。“奥斯曼习惯于保有一支由国王或皇帝直接统领的宏大军队，同时，他们必须从地中海东北部、黑海之滨的首都城市君士坦丁堡发出命令，那里是苏丹国庞大官僚结构的总部。这样做的结果是，任何一次重大战役，都只能在单个季节行军所能达到的范围内进行。”西北的维也纳和东南的摩苏尔，因此成为稳定的奥斯曼帝国土地扩张的地理极限。在某些年份，军队可以在索非亚或阿勒颇过冬以扩大其范围，只是经常会陷入巨大的后勤补给困境。
然而，这种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等于将个人和官僚机构的权力同时集中于君士坦丁堡，其结果就是将首都的地理条件变成了唯一的决定因素。这在当时虽然是一种风尚，实际上却大大降低人的能动性。在这种情况下，地理反而变成了导致这个军事帝国衰竭的第一要素，因为一旦达到奥斯曼军队的地域极限，军中的士气以及所获奖赏都会下降。反之，权力不那么集中的状态，却有可能使帝国更安全，而非任由地理摆布；在海军领域，绝对主义理论也同样夸大了地理位置的决定作用，奥斯曼帝国海军大多聚集在离家不远的黑海和地中海海域，只有对葡萄牙的印度洋战役取得了“短暂的”成功。
霍奇森，像他在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同事麦克尼尔一样，与其说是一位现代学者，不如说是一位旧世界的鸿学大儒，具有严谨不懈的态度和科学的调查思路，更有着教友派独特的深邃气质。即使在探索到细节极致时，他仍能看到宏大的场景。他的主要舞台是古希腊的“一世界”，无独有偶，这也正是麦克尼尔探究世界历史的主要材料，正如我们之前说到的，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也正是希罗多德著于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的背景。
如果我说，这个地区在当今也频频占据新闻头条，可能也不会令人感到意外，这就是地中海东部和伊朗-阿富汗高原之间的地区。因为“一世界”地带正是欧亚板块和非洲大陆衔接处，此处通路众多，都要经由红海和波斯湾进入印度洋，这使其成为超级战略要地和迁移动荡中心，许多相互冲突的民族和教派团体相继出现。希罗多德的《历史》正是抓住了此处动荡不定的脉搏。
希罗多德的猜想希罗多德是我行文论道的中心，他在21世纪的重要性不亚于麦克尼尔和霍奇森。这位希腊人于公元前490年至公元前484年期间出生于哈利卡那索斯（Halicarnassus），此地位于小亚细亚西南部，当时已臣服于波斯帝国。他认为，希腊人和波斯人决定了战争的起源和进程，在地理与人的能动性之间取得了完美平衡。他提出的部分宿命论，正是我们都需要的。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以地图为背景的世界，比如希腊和波斯及其各自在近东和北非野蛮地带的势力范围，并告诉我们，个人激情的迸发能够造成具有破坏性的政治效果。希罗多德是“敏锐性”的代言人，这正是我们现在亟需恢复的能力，有了它，我们就不会对即将到来的世界感到大惊小怪。
希罗多德曾引用古希腊诗人品达（Pindar，约公元前522－公元前442）之语：“习惯是所有人的国王。”希罗多德说：
埃及人在爱猫死了的时候，会把自己的眉毛剃光以示悼念；利比亚部落会把一边头发留得很长，另一边剪掉，同时给猫的尸体涂上朱砂；
住在里海东部（现属土库曼斯坦）的马萨格泰人，却会在一个人年老体衰时，“召集亲戚一起过来把他杀了，把他的肉和羊肉一起炖，举行一场宴会”。
这说明，一个地方的地理风土具有唯一性，当地人的历史经验，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举止和想法是各不相同的。
作为文明和地域记忆的保护者，希罗多德保护着神话、寓言，甚至它们赖以存活的谎言。他知道，政治领袖在面对外部事务时，掌握越多诀窍妙招，就越不可能犯悲剧性的错误。有一个例子：
波斯王大流士要攻打居住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斯基泰人，他的军师阿塔巴努斯竭力劝阻，称斯基泰是一个移动迅速的游牧民族，他们的居住地长年严寒，没有城市或可播种的土地，因此装备精良的大部队找不到攻击焦点。但大流士执意出兵，最终因粮草不足而战败。
希罗多德的象征力量，在于他对人类可信之事的强有力的召唤。古人没有办法掌握大量的科学技术，所见所闻因人而异，但信念的力量加上事实的佐证，使他们的见解比我们的更生动。地形景观和地理形态对他们而言是实实在在的，而我们却无法想象。
再来看看希腊士兵斐迪庇第斯的故事，他因善于长跑而被委任为信使，从雅典跑到斯巴达，请求联合对抗波斯人。斐迪庇第斯告诉雅典人，在途经帕尔铁尼昂山时，他见到了半羊半人的潘神，对方要求他问问自己的同胞：“为什么你们不供奉潘神？潘神是雅典人的好朋友，一直为你们提供服务，这次还会如此。”雅典人确信斐迪庇第斯说的是实话，于是在他们的城市安定后，就在雅典卫城下建立了潘神庙。
这不仅仅是一个迷人的故事。在雅典人把此事叙述给希罗多德听时，它可能真的发生过。信使认为他看到了潘神，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他的知觉中只能出现其信仰体系中固有的神祇。古代世界“分散落户，人烟稀少，自然尚未被人工开发”，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 ）中写道，“自然一拳打在你的眼睛上，粗暴地拉扯着你，死死地抓住你的颈背，此时确实到处是神”。
如果理性主义和世俗主义已经把我们远远带离斐迪庇第斯所看到的未来，至少我们还可以尝试去理解宗教运动对启蒙运动的逆转，以及它如何影响到当今地缘政治的方向，并随之进行自我防护。地球空间拥挤不堪，自然界今非昔比，贫民窟和棚户区的拆迁改造形成四不像的地形景观，并以不同的方式对人类的心理产生同样激烈的影响。要理解这种新地理对于空间的附加价值，以及对人的心理产生的影响，我们首先需要去欣赏希罗多德描述的仿古地形景观。
希罗多德《历史》的聚焦点就是希腊。那里文化气息浓厚的群岛和陆地极具诱惑力，一路绵延向西，并超越了波斯和小亚细亚的高原山区。地理决定论在这里处于统治地位，东边的亚洲人和西边的希腊人几千年来互相争夺，直至今天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顶点。在20世纪20年代，这种紧张并没有引发公开的大战，主要是因为在那10年中人口发生了大规模迁移，两个单一民族国家得以创建。换言之，和平只有在以地理为仲裁的种族清洗发生后才能占主导地位，然而，这终归不是希罗多德思想的主线。
希罗多德认为，人类心胸的包容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都是与生俱来的天性。他也举例说明了在一个激情扭曲的旋涡里，人是如何为自身利益而算计谋划的。阿托萨嫁给波斯国王大流士后，在床笫之间尽显万种风情，以此诱使她丈夫下决心远征希腊。她的这种举动，其实是对治好她乳房增生的一位希腊医生的报答，因为对方提出想随波斯大军重新回到自己的祖国。这原本都是关于地理的，后来却变成了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主题。
希罗多德《历史》的最深层意义，是理解命运的复杂性。希腊的命运女神掌握着万物的命运，而英雄是要战胜命运的，这形成了希罗多德叙事诗的上层建筑。霍奇森在《伊斯兰的冒险》中对《历史》评述之精准，无人能出其右：
希罗多德写他的历史，目的是使希腊人和波斯人的伟大业绩得以留存。那是空前绝后的事业，永远值得我们尊重。它们不能被复制，尽管后世可能会效仿，并在某种意义上超越它们，但即便是现在我也敢打赌，没有任何伟人的事迹能与他们相提并论。
霍奇森在他的三卷本史诗巨著里，也清楚地说明人最终会控制自己的命运，但他同时又不厌其烦地描述历史和环境发展的宏大趋势在个人的控制之外。霍奇森说，不承认个人奋斗，就等于没有秉承历史研究中的人道主义原则。他据此编织了一幅巨大的伊斯兰教壁毯，认为伊斯兰教作为具有全球性特质的“与道德和人性有关的复杂传统”，其源头却是从麦加开始的个体行动。
因此还是回到与命运的抗争这一论题上吧，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干得还不错。现在，我们亟需那些希罗多德主义者们，如霍奇森、麦克尼尔等人协助强化其论点，因为我们即将进入极其艰巨的研究领域，地缘政治和准决定主义的理论都是从那里发散开来的。历史的大致轮廓，实际上早已被预测，并仍可能被再次预测。
至少可以说，在个人以何种方式改变历史这一点上虽远无定论，但一切皆为事实。我将要介绍的这些人物，可能会让自由人文主义者深感不安。与其说这些人是哲学家，不如说他们是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战略家，他们断言，地图几乎能决定一切，从而减小了人为的回旋空间。人为因素，就其发挥作用的程度而言，主要是关系到军事和商业上的主导优势，然而正是即将上场的这些人为我们建立起一个框架，让人类反抗这“天定命运”，并且明确在此框架中我们可以实现什么目标。
(1) 希腊语ΗΡΟΔΟΤΟΣ，公元前5世纪（约前484－前425）的古希腊作家，他把旅行中的所闻所见，以及第一波斯帝国的历史纪录下来，著成《历史》一书，成为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完整流传下来的散文作品。——译者注
(2) Fertile Crescent，中东一个地区。此术语代表了一块肥沃的新月形地带，这里曾是早期知名民族斗争、迁徙的发生地，这些民族包括苏美尔人、亚述人、阿卡德人、一些闪米特部族、巴比伦尼亚人和腓尼基人。——译者注
(3) Judea，古代巴勒斯坦南部地区，包括今以色列南部及约旦西南部。耶稣在世时，它是由希律王室所统治的王国，也是罗马帝国叙利亚行省的一部分。——译者注
(4)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提出了“轴心时代”的著名命题。他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就是北纬25°至35°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译者注
(5) Sufi mysticism，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派别。是对伊斯兰教信仰赋予隐秘奥义、奉行苦行禁欲功修方式的诸多兄弟会组织的统称。亦称苏菲主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