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可能决定其外交政策。
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对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进行了怎样的描述？为何说海洋是自由主义和西方民主扎根的自然条件？俄罗斯最终选择陆地环绕的莫斯科作为首都，是否标志着地理因素的再次胜出？麦金德真的准确预见了北约与苏联的对抗以及苏联的解体？陆权的代表苏联在与海上力量最为强大的美国进行终极对决中，为何败下阵来？
世界岛的中心地带将怎样决定全球的命运？麦金德认为一个心脏地带的强权拥有了希腊就能控制整个世界岛。但他为何又指出人类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倚仗“印度和中国的季风地带”？
在 如今这全球动荡的时代，“政治版图永恒不变”的假定一如既往地接受着检验，这也导致了地理思维的复兴。这主要是因为，地理正是战略和地缘政治的基础。拿破仑曾将“战略”定义为“以军事和外交的方式使用时间和空间的艺术”，而地缘政治则是对每个国家确定其战略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研究，在这个环境中的其他国家，也同样在为生存和竞争优势而斗争。简而言之，地缘政治就是地理对人类分布产生的影响。正如拿破仑所说，了解了一个国家的地理，也就了解了它的外交政策。
摩根索称地缘政治是“伪科学”，因为它把“地理因素标榜为一个绝对值”。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写下这句话的，彼时他心中一定想到了伟大的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麦金德发表于20世纪之初的思想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重新得到重视，并被纳粹滥用，以证明德国“生存空间”的合理性。可以肯定的是，地缘政治的目的是实现权力平衡，如麦金德所言，权力平衡赋予每个国家以安全保障，从而形成了自由的基础；而纳粹的目的则正与之相反，是对麦金德本人思想的变态扭曲。摩根索对于麦金德的指责，未免太过苛刻了些。
在任何情况下，摩根索都不掩饰对麦金德的反感，但他对其理论的审慎总结，本身就表明麦金德几十年来对西方地缘政治思想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尽管麦金德不断受到谴责，他的理论仍然普遍适用，尤其是在美国地面军队大规模驻扎于大中东和东北亚地区的当今时代。显然，他的著作中包含着一些悬而未决的潜在真理，虽然有时也会出现离题千里的风险。麦金德显然是个天才，他一生的座右铭是“地理是普遍论者对于具体学术问题的答案”。1890年，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地理知识是如何丰富人类对于世界事务的看法的：
假如有人告诉我，一种小麦样品来自拉合尔，而我并不知道拉合尔在哪里。我在地图上查找，发现这是旁遮普省的首府。如果我对地理一无所知，肯定只会立即想到拉合尔是在印度，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全部；但如果我受过一定的地理知识培训，旁遮普一词就……有可能向我传递很多东西。
我将想到，拉合尔在印度北部一隅，地处雪山脚下的大平原上，印度河谷之中；我会想到季风和沙漠，山泉顺流而下，灌溉沟渠纵横交错；我会知道其气候变化特点，以及应该何时播种，何时收获。卡拉奇和苏伊士运河，将在我的精神地图上熠熠发光；我还能够计算出，在一年中的什么时候，货物将运抵英国。此外，旁遮普邦在面积和人口规模上与一个欧洲大国不相上下，相当于西班牙或意大利，它向英国提供的出口商品使我们普遍受益，对此我深怀感激。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麦金德的理论及其思维方式，是如此引人入胜。
亚洲的“附属”——欧洲文明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这位让摩根索嗤之以鼻的现代地缘政治之父，其名声大噪的原因不是某一本书，而是一篇名为《历史的地理枢纽》（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的文章，1904年4月发表在伦敦的《地理杂志》（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上。文中的论点是，中亚不仅协助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形成，更是世界帝国安身立命的枢纽。因为地球的自然脉络布局，在山脉和河谷之间表现最为明显，这有利于帝国而非普通国家的崛起，对于这一点，大多数人已是心照不宣。在探索这个概念对我们自己的地缘政治理论有何借鉴意义之前，需要先介绍一下麦金德的结论是如何得出的。他的文章，考察了整个历史和人类居住区域的模式，是地理学科的原型，文中借鉴了希罗多德和伊本·哈勒敦的成果，从文体上奠定了麦克尼尔和霍奇森的风格，并影响了法国历史和地理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作为对布罗代尔的回应，麦金德写道，“是人，而不是自然，在创造历史，但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对其施加了控制”。
麦金德的开篇首句，让他的整篇文章具有史诗般的气魄：
在遥远的未来，历史学家回首审视我们现在正经历的几个世纪，他们看到的只会是缩略的历史记录，正如我们今天看埃及王朝一样。他们很可能把过去400多年的历史统称为哥伦布时代，也许会说，这个时代在1 900年后就结束了。
麦金德解释说，在中世纪，基督教区“被压缩到一个狭窄的区域，面临外部蛮族的威胁”；到了哥伦布时代（大航海时代），欧洲人漂洋过海，把领土扩张到其他大陆，仅遇到“可以忽略不计的阻力”；但是从今往后的后哥伦布时代（他从1904年写起），“我们将不得不再次面对一个封闭的政治制度”，这次是“在广泛的世界范围内”。麦金德对此给予了详细解释：
每次社会力量的大爆发，其辐射范围将绝不仅限于周边的“野蛮人”领域，而是直至地球遥远的另一边都能感受到强烈的震感，并随之循环往复。这将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有机体里造成严重后果，一些薄弱环节将被震得粉碎。
他感到，欧洲帝国在地球上已没有更多的扩张空间，因此他预言，欧洲战争必然会在全世界范围内打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中，麦金德的许多预言都变成了现实。几年前，在堪萨斯的莱文沃思，我参加了美国陆军指挥和总参谋部学院研讨班，学到了一句谚语：同类相耗之力，巨大变革之本（Attrition of the same adds up to big change）。如果说大航海时代或大发现时代大致截止于1900年前后，那么整个20世纪直到今天，以及未来几十年，这个本就已相当拥挤的世界地图，将进一步被塞得满满当当。正如我已指出过的，不管是人口还是武器射程方面，都将处于饱和状态。
例如，中东在过去短短的50年里，已经从农村社会转变成巨（特）大城市群集中的地区。世界的其他地方，根据我过去30年来作为驻外记者的了解，即使在一些偏远地区，也普遍实现了城市化。我们将在以后深入研究这个拥挤的新地图及其影响，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回到麦金德及其欧亚大陆枢纽理论。
麦金德要求我们把欧洲的历史看做亚洲的“附属”。他认为，欧洲文明仅仅是与亚洲侵略作斗争的结果。麦金德比麦克尼尔早几十年即指出，欧洲之所以成为文明体，主要是因为地理因素：高山、峡谷、复杂的半岛群，单一国家在那里形成，以对付东部威胁性很强的俄罗斯广袤平原。
俄罗斯平原分为北部森林和南部草原两部分，麦金德解释说，波兰和俄罗斯最早的雏形，完全是在北部森林的保护下建立起来的；而在无边无际的南部草原上，从公元5世纪到16世纪，匈奴人、保加利亚人、马扎尔人、卡尔梅克人（Kalmuks，属厄拉特蒙古之土尔扈特部及杜尔伯特部）、佩切涅格人、蒙古人……各种各样的游牧侵略民族一代接一代地在此出没。此地一望无际，气候严峻，除了草以外种不出任何作物，即使是草也反复地被强风席卷，砂砾破坏。这样的条件，有利于塑造出强硬凶悍的种族，要么摧毁他们遇到的任何对手，要么自生自灭。
为了对抗亚洲蛮族的入侵，法兰克、哥特、罗马外省组成联盟，后来形成了现代法国的基础。同样，威尼斯、罗马教廷、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其他新兴的欧洲列强，正是在与亚洲草原游牧民族周旋的过程中兴起，或至少逐渐成熟起来。麦金德写道：
让我们回想一下。黑暗时代持续了几个世纪，北欧异教徒驾着帆船在北海沿海当海盗，撒拉逊和摩尔异教徒在地中海上当海盗，亚洲马背民族土耳其人则趁海权为敌对力量掌握，直接进入基督教半岛的心脏。在此期间，难免有一些思想上的碰撞，就像是研钵与杵之间反复研磨，进而推进了现代欧洲的形成。这其中的杵，就是来自中心地带的大陆强权。
与此同时，俄罗斯靠森林空地的保护抵御了许多暴君，但在13世纪却败于蒙古金帐汗国之手。它因此被拒于欧洲文艺复兴大门之外，永远囿于自卑之中。此外，这个以大陆为根基的帝国，除了森林以外再无天然屏障来抵抗侵略，深受被残酷征服之苦的俄罗斯，因此常年不懈地痴迷于扩张和控制领土，或至少支配其相邻的阴影区。
蒙古人从中亚发起的进攻，不仅使俄罗斯发生了分化和改变，还包括土耳其、伊朗、印度、中国和阿拉伯中东北部。欧洲许多地区没有遭受过这样大的破坏，因此能够成为世界的政治驾驶舱。事实上，撒哈拉沙漠发挥了封锁隔离的作用，让欧洲几乎不能进入非洲的任何地区。按照麦金德的说法，中世纪欧洲的命运直到哥伦布时代都紧随着亚洲草原上发生的大事件而跌宕起伏。蒙古人和塞尔柱土耳其人在公元10世纪和11世纪从草原腹地冲出重围，扫荡了中东大部分地区；他们在耶路撒冷虐待基督教朝圣者，至少从表面上引发了十字军东征。麦金德认为，这是欧洲集体近代史的开始。
以此作为脉络，麦金德为读者勾画了欧亚大陆的轮廓，其北部为冰雪覆盖，南部为热带海洋，有四个边缘地区处于广阔的中亚疆域阴影之下，长年受到蒙古-土耳其游牧部落的侵扰。这四个边缘地区刚好对应了四大宗教，在麦金德看来并非巧合，根据他的定义，信仰正是地理的功能之一。
四个边缘之一的“季风大陆带”东部面向太平洋，是佛教的发源地；南部面临印度洋，是印度教的产生地；第三个边缘地区是欧洲本身，受大西洋的福荫，是基督教的枢纽；最脆弱的是中东，即伊斯兰教之家，它因接近非洲而“被剥夺了水分”，“除了绿洲之外……人烟稀薄”（1904年的情况）。这里没有森林，以沙漠为主，大敞的门户任由游牧民族和随之而来的动乱和革命侵扰。此外，中东因为邻近海湾、内海和大洋，在海上力量面前特别脆弱（虽然它也因此受益）。按照麦金德的地理观点，大中东是最不稳定的过渡地带，在地中海世界、中国和印度文明之间作为中转站，见证所有强权政治的巨大变化。
麦金德敏锐的观点，与霍奇森完全一致。后者把“大中东”描绘成古代的“一世界”，并认为这里孕育出伟大的忏悔派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至今仍继续在地缘政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麦金德的作品写于大石油时代以及管道和弹道导弹时代之前，对他来说，中东尚不能算是全球的地理枢纽。因此，他大笔一挥把中东划到一边，之后继续他的论文。
他写道，哥伦布时代的主要标志，是发现了绕过好望角到印度的海上航线，从而避开了中东地区。而在中世纪，欧洲“犹如困兽，南面是不可逾越的沙漠，西部面临着未知的海洋……北部和东北部要么是冰冷的世界，要么是森林覆盖的莽原”，东部和东南部则是“马背民族和骆驼骑手”。现在突然有渠道通过印度洋进入南亚整个边缘地带，这使得发现新大陆都算不得什么了。
但是，在西欧国家“用舰队覆盖了整个海洋”的同时，俄罗斯的作为也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在大陆上扩张地盘，“从北部森林荒原出发”，带着哥萨克骑兵横扫了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正如葡萄牙、荷兰和英国舰队胜利地绕过好望角一样，俄罗斯席卷了西伯利亚，把农牧民发配去西南部草原屯垦种地，同时包抄了伊朗的伊斯兰世界。
汤因比和其他人也在著作中触及到了这一点，但要晚几十年，麦金德是最早的。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欧洲与俄罗斯，一个是雅典和威尼斯般的自由海上力量，一个正好相反，正如斯巴达和普鲁士。因为大海除了为大都市带来遥远港口的财富之外，更为其提供了某种不可侵犯的边境安全秩序，这是自由主义和民主扎根的必要条件（美国实际上是一个大岛国，两边由两大洋相夹，北面是人口稀少的加拿大北极地区，只有南部面临墨西哥人口力量的威胁。——作者注）。
麦金德注意到，在19世纪，蒸汽机和苏伊士运河扩大了海上力量的通行范畴，可以任意巡游欧亚大陆的南部边缘地带，而铁路的发展则开始充当“远洋商务的供给线”。但他同时指出，铁路也在为大陆霸权做同样的事，特别是在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作用更为明显。以前这里发展迟缓，主要是因为缺乏修筑道路所需的石料和木材。
最后，他得出如下结论：
当我们迅速回顾更广泛的历史潮流时，地理关系的持久性，岂非显而易见？广大的欧亚大陆地区虽不通船舶，但在古代却是马背上的游牧民族畅通无阻之地，今日更有铁路网络即将覆盖全境。这里不正是世界政治的枢纽地带吗？
在麦金德看来，20世纪初，领土扩张的俄罗斯将取代蒙古汗国成为欧亚大陆的中心，正如一些人所说，这将是第二个千年中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蒙古人曾逐一猛攻并打破欧亚大陆边缘地带许多国家的大门（芬兰、波兰、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波斯、印度和中国），现在俄罗斯得益于其广大领土的连续性和铁路的迅猛发展，在作为上将比蒙古更进一步。麦金德写道：“就统计学而言，地理面积比人口更容易测算，而且几乎是一个常量。”沙皇和1904年即将到任的摄政者本身不值一提，相对于更深层次的地理构造和技术力量，他们只是微不足道的小插曲。
然而，时事并非总给麦金德的理论助阵。在他著名的演讲发表后不到两个星期，爆发了日俄战争，在第一次战役中，日本海军即袭击了中国东北的旅顺港。战争一年后结束，日本在对马海战中战胜了俄罗斯。换句话说，麦金德强调大陆权力的重要性，但在20世纪初的冲突中，正是海上力量，击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大陆权力。
尽管如此，麦金德的表面决定论还是为我们迎接20世纪下半叶苏联的崛起提供了准备，并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有所预见。正如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所指出的，两次世界大战旨在争夺麦金德的“边缘地带”，即从东欧到喜马拉雅山，以及更远之处。
从俄国革命直至苏联解体，中亚和西伯利亚的铁路延长了45 000英里，麦金德的观点得以证实；此外，冷战牵制战略的成功与否，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跨越整个大中东和印度洋的边缘地带基地力量。事实上，美国军事力量对于阿富汗和伊拉克边缘地带的投射，以及美国与俄罗斯围绕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政治命运展开的紧张较量，本身就形成了地理枢纽。麦金德的论文因此获得更高的正统地位。
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决定人类的未来？有人指责麦金德是一个狂妄自大的决定论者，是一位帝国主义分子。这两种指控在一定程度上都不公平。麦金德终其一生都从事教育事业，本质上既不是极端派，也没有那么意识形态化。之所以说他是帝国主义者，仅仅因为当时大英帝国范围遍及全世界，他作为一位开明的爱国人士，认为人类发展的前景，特别是民主化的趋势，将更可能受到英国模式的影响，而不是采用俄罗斯或德国模式，就这一点而言，他受到时代偏见的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而说他是一个地理决定论者，只是因为地理作为他的事业主题，其本身具有确定性特点。
在布尔战争 (1)之后，英国陷入心力交瘁的困境，麦金德却仍痴迷于保卫大英帝国。与此同时，他写出了《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对政治重建的研究》（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主题即是人的因素可以克服地理的支配。然而传记作家怀特·H．帕克（W. H. Parker）却对他的观点作了这样的注解：“从长远来看……那些顺应环境的人，一定会战胜那些与自然环境对着干的人。”
这正是雷蒙·阿隆“或然决定论”（Probabilistic Determinism）的本质，我们大多数人也会赞成这种说法。事实上，阿隆一直为麦金德辩护，打心底认为他是一位社会科学家，而不是自然科学家，因为在阿隆看来，麦金德认为可以通过技术革新征服地理环境。为了弄清所有疑问，我们有必要看看麦金德到底要说明什么。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开头，他写道：
上个世纪，在达尔文理论的魔咒下，人们认为某些形式的组织之所以存活，是因为他们最好地适应了自身所处的环境。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血与火的考验之后，我们现在认识到，人类的胜利，在于超越了这些宿命论。
麦金德反对一切形式的自满自大。这里是《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开篇的另一个生动例子：
（1919年）那个时刻诱使人们相信，和平即将到来，且永远不会被打破，只是因为人们厌倦了战争，并下定决心永远不再开战。但国际局势的紧张化起初缓慢，后来却一发不可收拾。
滑铁卢战后，一代人享受到了和平；1814年在维也纳国会宫谈判桌上，哪位外交官会预见到普鲁士将成为世界的威胁呢？是否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我们降低未来历史长河的河床坡度，使洪水的祸端不再出现？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没有比这更大的任务。我们不想让后人小看了我们的智慧，正如我们看那些所谓的维也纳外交家们一样。
不，麦金德不是纯粹的决定论者。他认为，地理和环境是可以克服的，但我们必须具备最广泛深入的专业知识，同时对其抱有最大的尊重。
诚然，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The Prince ）之所以被奉为经典，部分原因在于它对某些人具有指导作用。他们不愿接受命运的安排，并认为人必须要殚精竭虑，以战胜更强大的力量。麦金德的理论也是如此。他的学术视野开阔而弘大，气势逼人；他的观点和文章充满力量，给人当头棒喝之感，似乎现实已经预先设定，不可改变，实际上这却正是麦金德留给读者的挑战，让人们奋起超越现实。他是最好的犹豫型决定论者，知道需要多大努力，才能避免悲剧。
决定论是一种静态思维方式，意味着臣服于席卷一切的趋势之力，从此历史潮起潮落与己无关。但麦金德恰恰相反。就像某些人的“收藏癖”一样，他不停地检视修改其1904年的那篇著名的“枢纽”论文，不断增加它的深度和见地，并将最新发生的事件补充进去，探讨它们如何影响事态发展。
“地理枢纽”论真正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其预见了全球体系的出现，而在当时的爱德华时代，人们心里还只有欧洲大陆体系的概念。大陆体系源于100多年前的后拿破仑时代召开的维也纳和会，时过境迁，那时已处于衰败晚期。
然而，除了麦金德等少数人凭直觉认识到这一点以外，没有人发现它已时日无多。《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发表10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给人类带来了空前巨大的灾难。德意志普鲁士和沙皇俄国在东部战线上殊死搏斗，而在西线，德国大陆力量对抗着英国和法国的海上力量。战争从侧面印证了麦金德有关“心脏地带”的观点，同时又不断地调整和增加其思想的深刻复杂性。
《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是《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扩展成书后的增订版，出版于凡尔赛和会的同一年。麦金德在书中警告那些所谓的和平缔造者，尽管战争已使数百万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海权和陆权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日耳曼民族与斯拉夫民族之间的决斗，还有待展开”。《历史的地理枢纽》展示的只是理论，《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不仅对理论进行了修改扩充，更是具有远见的警言。
在这本书中，麦金德集中体现了他的论证功底。他博学多思，论点鲜明，在当代和古代场景间自由切换，从海陆两方面的视角出发，呈现给世人崭新的学术景观。
他以海员的眼光告诉我们，尼罗河流域东西两边受沙漠的保护，并因北部三角洲广阔的沼泽地而免受地中海海盗的袭扰，这一切都保证了埃及王国非凡的稳定；克里特岛位于埃及北部，东部与地中海毗邻，是面积最大、物产最富饶的希腊岛屿，因此号称西方世界“海上力量的第一基地”，因为“海上力量必须由肥沃的土地提供滋养补给”。从克里特岛出发，船员可以落户于爱琴海的“海上仓库”，这也形成了希腊文明的基础。
希腊海上力量一直蓬勃发展，直到受到波斯陆权的挑战，但是波斯人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而作为“希腊半岛本身的根基”的马其顿，最终却征服了整个爱琴海。马其顿比希腊离海更远，只能算是“半个希腊地区”，这里的“山地民族”更服从自己的统治者，同时又是优秀的战士，他们拥有同海边居民一样的“大世界”意识。这种马其顿式的征服使爱琴海成为“封闭的海”，也使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身为马其顿人的亚历山大大帝，自此野心大涨，尝试对近东陆地进行征服。
接着，麦金德解释了罗马及其后续帝国的地理起源。当然，他也承认，地理不一定总能解释历史。例如，地中海南部撒哈拉地区的撒拉逊人征服了地中海北部的西班牙人，而地中海北部的罗马人却征服了地中海南部的迦太基人。两种情况下，都是人的意志通过特殊的海上力量形式起了关键性作用。
然而，麦金德也指出，不管个人成就多么巨大，地理的力量往往会作用于人类文化，并最终赢得胜利。 以圣彼得堡的例子为证，彼得大帝把俄国的首都建在这个“地理敌人的牙齿”上，其发达的文化背景和具有高度能动性的个人，保证了在此生存从技术层面上是可能的；彼得大帝也因此在短期内连连取胜，俄罗斯帝国用这种“怪异的方式”统治了两百年。但俄罗斯最终还是选中了陆地环绕的莫斯科作为首都，标志着地理的再次胜出，以及人的意志的局限性。
麦金德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研究，出发点在于他对“枢纽”的敏锐觉察力。人类自有历史以来第一次面临“封闭系统”，在此系统中“所有陆地的政治所有权”都已经被“瓜分完毕”。
根据麦金德的描述，在新的全球地理系统中陆地形成了“巨大的海角”或称“世界性海角”，从不列颠群岛和伊比利亚南部探出，一路延伸至西非隆起地带和好望角，然后穿越印度洋到达印度次大陆和东亚。由此，欧亚大陆和非洲共同组成了一个“世界岛”。几十年的斗转星移，将会使它越来越紧密地联合在一起：
在地球的表面，9/12的地区覆盖着海洋；大陆只有一个，即“世界岛”，占地球表面的2/12；此外，还有许多较小的岛屿，比如北美和南美，总括起来可以占到1/12。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概括说，世界总人口的75%都生活在欧亚大陆，此外还包括全世界财富的大部分，全球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及3/4的能源资源。麦金德的论文隐含的假设是，欧亚大陆将主导地缘政治大棋局，当然欧洲作为独立实体的成份将越来越少，难以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和非洲的联合体中割裂开来。“旧世界已变得非常孤立，也就是说只是一个孤零零的个体，无法与我们地球上最大的地理单元相提并论。”从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起，除了葡属莫桑比克、德属东非和荷兰属东印度群岛三处以外，英国海上力量始终占据着“世界性海角”。当英军拿印度西北边境作为赌注，对付沙皇俄国的进犯时，麦金德甚至将英国对印度洋的统治与古罗马军团沿莱茵河岸对地中海实施控制进行了对比。
通过麦金德的“封闭系统”我们可以感受到欧亚大陆和非洲作为有机整体在一同呼吸。在20世纪后期，该系统进一步封闭，我本人的研究核心点即是受其影响而形成的，他人亦可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但是，我们仍要承认，即使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内部仍然存在着地理上的分歧。事实上，地理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前所未有地重要，因为不论该系统产生任何倾向性，都会引发明显的后果。 比方说，阿富汗的地理环境一旦恶化，其政治影响会从世界岛的一端波及其他地区。现在，让我们回头来探索麦金德的“心脏地带”意味着什么，这将极大地影响到世界岛的命运。
在麦金德开始阐述他的思想和最终进行总结时，下面这句简单而玄妙的格言被一再引述：
统治东欧者，必将统领中心地带；
统治中心地带者，必将统领世界岛；
统治世界岛者，必将统领世界。
我们要认识的第一件事，就是麦金德并非完全的决定论者。他对事件作出反应，同样也试图预测这些事件，这正是人的能动性的体现。在他1904年发表“枢纽”文章和1919年发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结束后，正值麦金德著作付梓之际，召开了巴黎和会。作为战争的结果，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相继崩溃，凡尔赛的外交官们重新划分了东欧地图，这也是他们的核心目的之一。
因此，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麦金德提到15年前他在“枢纽”一文中忽略的观点：“在德国和俄罗斯之间应该有独立国家的阻隔，这一措施必不可少。”也就是说，“我们反对半德国化的俄罗斯独裁国家，因为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对于东欧还是心脏地带，俄罗斯一直是极具威胁性的主要力量；我们也反对完全的德国式政权，因为德国在东欧比沙皇俄国有优势，将来还有可能粉碎斯拉夫人的叛乱，并统治东欧和心脏地带。”因此看来，麦金德在1919年把东欧看做心脏地带的关键，无论是德国还是俄罗斯的陆权都由此派生而来。
就在俄罗斯为了打击英国的海上力量而“撞击印度的陆地门户”时，英国正绕过好望角，后又通过苏伊士运河，“攻打中国的海上门户”。麦金德于是建议，从爱沙尼亚往南至保加利亚，应建立一些独立国家作为“缓冲带”，如“大波希米亚”、“大塞尔维亚”、“大罗马尼亚”等。他的说法和其弟子詹姆士·费格里夫提出的“破碎地带”，实际上差别很细微。
1915年，费格里夫在著作中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具体阐述，意指那些随时可能遭受心脏地带的陆权力量或西欧的海权力量蹂躏的新国家。如果这些新的主权国家能够生存，就有机会导致中欧在精神和地缘政治意义上崛起。麦金德更进一步，提出东欧可以建立一系列主权国家，如白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等，来挫败俄国布尔什维克设计的政体。事实上，1991年苏联解体后，一连串新独立的国家随即出现，与麦金德的想法竟有惊人的相似。
在研究的最初阶段，麦金德也犯过错误。他似乎并没有像汤因比那样，意识到在民族自决原则基础上建立了边界的欧洲，很容易受德国控制，因为它面积更大，地理位置更好，比那些受到民族束缚的国家更强大。
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德国将征服东欧，而苏联将相应地征服“破碎地带”中的那些新独立国家，从1945年至1989年，一直使他们处于一个民族国家的大监狱里；直到最近一代，希望才得以重现，一个精神上的中欧终于可以在俄罗斯和德国这两个陆权大国之间生存下去。那么，麦金德作为现实主义者的翘楚，为什么突然放软身段，支持“威尔逊主义”的民族自决原则呢？学者阿瑟·巴特勒·杜根（Arthur Butler Dugan）认为，尽管麦金德能够提出大胆和富有决定性的理论，他终归无法脱离自己的时代，是“特定舆论环境下的产物，只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
就其内在而言，麦金德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或至少后来变成了自由主义者。他寄望大英联邦成为多种文化和民族的大联盟，成员虽各自不同但平等相处；他还相信，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将会形成一个民主同盟，以此作为对超级大国最好的防御。也可以说，北约与苏联之间的斗争，麦金德早已预见到了。
从《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开始，麦金德逐渐倾向于威尔逊主义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对自己的“心脏地带”理论进行了完善和修改。这一理论首次出现于“枢纽”一文，但没有使用“心脏地带”一词。这个术语实际上是费格里夫在自己的书里发明的，也就是1915年出版的《地理与世界权力》（Geography and World Power ）。
1904年，麦金德划定了中亚的“枢纽”地区，1919年他又将“位于西藏与蒙古高原的大河源头”和从斯堪的纳维亚到安纳托利亚的一条南北向的宽阔国家带补充进去。这个新的“心脏地带”，或多或少地接近于冷战时期苏联在其权力顶峰时期的疆域，或者我应该说，是苏联加上挪威、土耳其北部、伊朗和中国西部。由于中国人口的大部分并不生活在西部，而是集中于受季风影响的东南沿海，因此麦金德的心脏地带主要包括欧亚大陆内部人口相对稀少的部分，以及中国、印度以及欧洲西部的人口稠密地区。中东（特别是阿拉伯和肥沃新月地带）既不是人口稠密地区，也不是心脏地带的一部分，之所以现在与“世界岛”的命运息息相关，是因为它作为“通道地带”连接欧洲与印度、心脏地带北部与南部，以及阿拉伯半岛周围的几片广阔水域。
虽然阿拉伯未处于心脏地带，但它的命运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影响。阿拉伯世界离心脏地带最近的国家伊朗，就是一个明显的教训，为了我们所处的时代，应该将其牢记。事实上，伊朗高原的确至关重要，我们稍后再来谈论它。
一个世纪前的地缘政治剧本这里有一个有趣的例外，那就是希腊。在地理上，它属于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缓冲带”的一部分，但在1919年拓展后的心脏地带范畴里，麦金德把它拿掉了。他认为，希腊有大片水域为界，因此更接近于海权国家。在“二战”期间，希腊属于从德国控制中解放出来的首批国家之一，对此，麦金德也有先见之明：“一个伟大的心脏地带政权若拥有希腊，……可能就会连带控制整个世界岛。”
事实上，这句话几乎应验了。经历了亲西方势力和游击队之间的激烈内战后，希腊成为缓冲区地带唯一一个没有纳入苏联轨道的国家，后来与土耳其一起，构成了北约的南部战略脊线。由此，苏联在冷战中失利，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在麦金德看来，欧洲和中东更多地受到心脏地带的影响，而印度和中国的亿万人民能够自给自足，因此保持相安无事，和平发展。由此，他预测未来我们将在很大程度上倚仗“印度和中国的季风地带”。但心脏地带到底为何如此重要呢？对欧亚内陆广阔的低洼地带和高原山脉的控制，对于世界强国来说真的举足轻重吗？没错，这些地域蕴藏着丰富的石油、战略性矿产和金属，但这就足够了吗？麦金德的想法有极端机械性的缺点，但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工具，可以部分地解释东半球各国及其人民的空间安排。以大陆中心而非任何沿海边缘地带作为参考，会比较容易解释欧亚大陆和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但是，心脏地带最好被视为世界岛的权力缓存器，而非决定性力量。
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结尾处，麦金德断言，如果苏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崛起，并以德国的征服者面目出现，“它必将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陆权国家”，因为它有能力驻守心脏地带。
苏联的确这样崛起了，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次做到了同样的事。正如麦金德预示的那样，它也因此可以迎面抗衡美国这个世界上最杰出的海上力量。此外，正是出于对海上力量的追求和在印度洋上寻找不冻港，苏联最终入侵阿富汗（阿富汗原应是心脏地带的一小部分，却成为超越其掌握的漏网之鱼），后因深陷阿富汗游击队的伏击圈而使整个帝国土崩瓦解。现在的俄罗斯联邦，规模已大大缩小，但仍试图重新巩固其心脏地带的白俄罗斯、乌克兰、高加索和中亚等地区。麦金德一个世纪前提出的理论，竟然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地缘政治的主要剧本之一。
(1) Boer War，1899－1902，是英国人和布尔人之间为了争夺南非殖民地而展开的战争。荷兰殖民者于17世纪来到南非，他们和葡萄牙、法国殖民者的后裔被称为布尔人。布尔战争称得上是英国复兴史上最长的战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