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搅动世界的波斯 伊朗的地理枢纽

搅动世界的波斯
伊朗的地理枢纽

地理决定伊朗神权至上政教合一的体制。作为两河流域历经沧桑的文明古国，伊朗为何最终会由什叶派来主政？它与伊拉克之间又有着怎样剪不断的历史纠葛？在伊斯兰革命风暴下为何其神权统治反而愈发变得牢固？

作为伊朗高原的唯一国家，伊朗不仅位于麦金德心脏地带的南部，也属于斯皮克曼所说的大陆边缘地带，加之其扼守霍尔木兹海峡及横跨两大产油区的独特区位优势，使得伊朗在历史上的枢纽位置更为显著。

在“绿色革命”的冲击下，伊朗的神权统治日益不为西方人所容忍，伊朗的核问题犹如中东的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在西方国家的挑唆下引爆，曾经盛极一时的波斯帝国如何才能恢复大中东强国的昔日风采？

麦 克尼尔曾经讲过，印度、中国和希腊分别处于“古代文明世界的末梢”，他们受到高山、沙漠以及遥远距离的保护。当然，这种保护只是部分的，就我们所知，希腊曾被波斯人蹂躏过，中国受到蒙古和突厥等草原民族入侵者的困扰，印度则遭受穆斯林的入侵。

不过这三个伟大而独特的文明之所以能够扎根，都有地理提供足够的屏障。在这些文明之间的巨大空间，正如前面章节中指出的，正是麦克尼尔的同事马歇尔·霍奇森所提出的“一世界”（Oikoumene），即古代希腊语的“世界居住地”之意。这是希罗多德的世界，是从北非延伸至中国西部边缘的亚非大陆的温带旱地，也是霍奇森称之为“从尼罗河到阿姆河一带”（Nile to Oxus）之处。

霍奇森敏锐地捕捉到几个关键而矛盾的事实：“一世界”即“大中东”，是一个很容易定义的区域，处于希腊、中国、印度之间，又明显与这三个地方区分开来，对他们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样的关系是非常有机的整体。

但大中东又统一于伊斯兰教义之下，以马和骆驼作为游牧遗产，这与中国和印度的农业文明有本质的区别，同时其内部又细分为河流、绿洲、高地等不同地貌，给今天的政治组织带来了许多衍生物。大中东和中国之间的差距，尤其能说明问题。已故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写道：

古代中国文化同宗同祖的特点已为考古记录所证实。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代中东地区的人口、国家和文化却表现出多重性和多样性。

从大约公元前3000年开始，埃及人、苏美尔人、闪米特人、阿卡德人、亚摩利人……亚述人、腓尼基人、希提人、玛代人、波斯人以及其他族人，在扑朔迷离的……战争和政治洪流之中相互混杂，他们的历史是一种充满复仇色彩的多元化记录。在尼罗河、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印度河河谷……几个中心地区，农业靠灌溉发展起来，语言、书写系统和宗教向外传播。

这种地域分割的古代遗产，跨越了千年鸿沟，对我们产生深刻的影响，对今日动荡的大中东政治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阿拉伯语已统一本地区的大部分，波斯语和土耳其语主要统领北部高原地区，更不用提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许多种语言。

正如霍奇森所说，某些中东国家的建立虽然是西方殖民地时代地图任意裁定的结果，但在古代也有其地理基础。这些国家的多样性，加上宗教、意识形态、民主化的力量，竞相操纵其发展进程，并进一步为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理论提供部分具体论据。处于地球干旱地带最核心的地区，也是地球上最不稳定的地区，这是21世纪世界政治最关键的事实。

用学者杰弗里·肯普（Geoffrey Kemp）和罗伯特·E.哈卡维（Robert E.Harkavy）的话说，中东是一个“巨大的四边形”，连接着欧洲、俄罗斯、亚洲和非洲：西部与地中海和撒哈拉沙漠结合，北部有黑海、高加索、里海和中亚草原大地，东部是兴都库什山脉和印度次大陆，南部临印度洋。这个四边形与中国或俄罗斯不同，它并不构成一个庞大的国家；它也不像印度次大陆，甚至没有一个占绝对优势的主导大国，否则至少会提供一些连贯性的假象；此外，它也和欧洲不同，并没有形成统一制度下的联盟结构（如北约和欧盟）。

中东看起来非常无序，令人眼花缭乱。王国、苏丹、神权、民主、军事独裁，其共同边界像是由一把没有握稳的剪刀任意裁出。整个区域包括非洲之角、北非、中亚，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印度次大陆，构成一个压缩版的“不稳定轴心”（axis of instability）。在这里，各大洲、历史道路网、海上通道相互交错衔接，更重要的是，这一地区蕴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各占世界已探明储量的70%和40%。

耶鲁大学教授保罗·布拉肯提到的所有病症，本地区都容易发生：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从众心理、重叠覆盖的导弹射程范围，还有唯利是图的传媒，其观点的偏执程度丝毫不亚于福克斯新闻台（Fox News）。事实上，中东是除朝鲜半岛以外核扩散问题最严重的地区。

中东也是青年增长聚集区，其中65%的人口不到30岁。1995年至2025年间，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阿曼、叙利亚、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也门的人口将增加一倍。年轻的群体是最有可能导致动荡和变化的力量。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下一代的统治者，都不会再像其前辈那样享有独裁统治的奢侈，该地区进行的民主实验也证明，虽然选举很容易实现，但稳定和自由民主的秩序却需要漫长的过程和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善。

在中东，青年群体性膨胀和通信革命已引发一连串墨西哥式的混乱变革场景，更乱更多的派别和多党制次第出现，取代了一党决定制度，但又没有达到墨西哥的制度化水平，后者虽然仍属初级阶段，比起大多数中东国家还是进步得多（对美国而言，与一个真正民主的墨西哥打交道，比与有效的一党统治的墨西哥交往要难得多。——作者注） 。先进武器装备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预示着未来几十年中东的战争有可能比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冲突更为惨烈。回头再看阿以冲突，不管是冷战时期还是后冷战时代的，还是带有几分浪漫和怀旧的情调，道德上的考虑和战略优势的计算权衡，也都比较鲜明突出。

阿拉伯半岛的核心——内志

霍奇森的“从尼罗河到阿姆河一带”，基本上是指从埃及到中亚的部分，其中埃及可作为北非的简括。“北非”这一说法，包括属于阿拉伯地区的南部中东沙漠和平原，以及非阿拉伯区的北部山区台地，该地区始于黑海，终于印度次大陆。北部高原地区呈不规则伸展，也可被称为“博斯普鲁斯海峡到印度河”（Bosphorus-to-Indus）。这个地区受到中亚迁移的严重影响，并相应地影响了尼罗河到奥克苏斯，以及地中海、红海、印度洋的海上交通。事实上，中东是几大洲的交汇点，其内部地理比欧洲以外的任何地区更复杂、更广阔，跨越的时区则是欧洲的两倍多。因此，我们有必要把中东地区分解成不同部分进行具体分析。

近些年来，电子通信和航空旅行已经克服了地理的限制，因此危机的解决受到整个地区政治互动程度的限制。例如，以色列拦截了向加沙运送救灾物资的船队，土耳其、伊朗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群情激昂；突尼斯中南部的一个果蔬小摊贩自杀，不仅突尼斯内部爆发示威，大半个阿拉伯世界也群起响应。研究一下地图和其先天的分歧，个中原因即见分晓。从中东地图上我们可以发现，阿拉伯半岛、伊朗高原、安纳托利亚大陆桥，这三个地域特征分外明显。

阿拉伯半岛由沙特阿拉伯王国主导，也包括其他重要的国家。沙特阿拉伯人口只有2 870万，占半岛居民人口不到一半；但其年增长率近2%，如果高出生率继续下去，其人口将在几十年里增加一倍，鉴于该国主要由高原草地和水资源贫乏的沙漠组成，大量的人口会给资源带来巨大压力。接近40%的沙特人在15岁以下，年轻男子40%失业。这样一个年轻群体的就业和教育问题给该国带来的政治压力也将是巨大的。沙特阿拉伯的力量并非来自其人口规模（这其实是一项负担），而是来自其石油储量的全球领先地位，沙特现有原油2 620亿桶，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四，有240万亿立方英尺。

沙特的地理摇篮是内志，这里也是与极端逊尼派宗教运动相关的瓦哈比教派的中心。这个干旱地区位于阿拉伯半岛的中心，夹在北部的大内夫得沙漠和南方的鲁卜哈利沙漠之间，东部是波斯湾沿岸地带，西部是汉志山。“内志”一词是指高地，此地西部海拔5 000英尺，东部则有2 500英尺。19世纪后期，英国探险家和阿拉伯学者查尔斯·M.道蒂（Charles M. Doughty）对内志有如下描述：

溪水有气无力地尖叫着，和着沙砾的噪音，它是内志各个村庄干旱少雨的土地发出的哀鸣。牛再有劲也派不上用场，这里连超过三或四英寻 (1)深的井都凿不出来。他们说，如果上帝没有创造骆驼，内志早已没了人烟。

内志正是霍奇森所谓“骆驼游牧”的心脏地带，以此为堡垒，瓦哈比派狂热分子近几个世纪以来向各方发起袭击；而汉志省则毗邻红海，拥有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内志的瓦哈比派分子视那些到各种圣地朝圣者为异端，唯独到麦加天房（Kaaba）的朝觐者除外。在西方人头脑里，圣城麦加和麦地那代表着穆斯林的宗教性，事实却恰恰相反：朝圣的穆斯林从伊斯兰世界各地辗转而来，给圣城和汉志周围增添了一抹世界主义色彩。中央情报局官员布鲁斯·里德尔（Bruce Riedel）写道，汉志“人口年轻，温文尔雅，宗教多样，从未完全遵守过沙特瓦哈比的清规戒律”。

汉志人面向红海，从埃及、叙利亚寻找文化寄托，而不是求助于内志严峻的沙漠及其瓦哈比教义。其实，瓦哈比派在历史上就无法保住阿拉伯半岛边缘，其对手甚至发现他们同样难以保住内志腹地。当代沙特阿拉伯的存在，归功于20世纪上半叶一个人的眼光和能力，它就是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Abdul Aziz ibn Saud）。这位内志人于1925年征服了汉志，他对国家的设计充分考虑到其地理优势。这个国家专注于内志和首都利雅得，不包括波斯湾沿岸的酋长国，也不包括阿曼和也门。

沙特阿拉伯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也门。也门只有沙特阿拉伯国土面积的1/4，人口则几乎一样多，这使阿拉伯半岛的人口核心密集于其多山的西南角落，那里广阔的玄武岩高原连接着沙堡构造带，火山爆发留下的凹凸起伏环抱着自古以来人口稠密的绿洲。

像尼泊尔和阿富汗一样，也门从来就没有真正经历过殖民统治，因此没有发展起强大的官僚机构。几年前我前往沙特，路过也门边境地区，只见一辆辆皮卡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青年男子呼啸而过，他们忠于这个或那个酋长，也门政府的存在简直微不足道。也门境内的枪支数量估计高达800万，几乎每个也门人有3支枪。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也门首都萨那，美国军事专家曾告诉我：“在也门，你至少能发现两千万咄咄逼人、富有商业头脑且全副武装的人。与邻国沙特相比，他们更加勤劳，积极努力。它的未来让利雅得政府害怕到极点。”

沙特阿拉伯是阿拉伯半岛的同义词，就像印度是次大陆的代名词一样。但是，与印度人口稠密的状况不同，沙特阿拉伯在地理上由模糊不清的绿洲网和广阔干旱的大片土地构成。公路和国内航空联系，对其凝聚力显得至关重要。印度立足于民主和宗教多元化的思想，而沙特阿拉伯是建立在大家庭式的忠诚上；然而，印度几乎被非常态化的国家包围着，沙特阿拉伯的边界却向北消失在无边的沙漠里，东部和东南部有很好的屏蔽（朝向巴林的部分除外），邻近的酋长国看起来治理有方，自给自足，它们也是历史和地理的产物。今天的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领土，沿途都是19世纪最大的海上力量英国的贸易路线，特别是印度沿线。英国与这些国家的统治者谈判达成交易，使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独立。大规模的石油储量构成这些国家故事的其余部分，用英国的阿拉伯学者彼得·曼斯菲尔德（Peter Mansfield）的话说，他们都是“埃尔拉多”（Eldorado），即传说中的“黄金国”。总之，阿拉伯半岛西南地区人口最多，那里正是沙特阿拉伯最脆弱的地方。武器、爆炸物、麻醉品咖特叶（QAT）从那里大量流入，大多来自也门边界。未来拥挤的部落化也门将有很长的路要走，它确定了沙特阿拉伯的未来，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地理或许比思想有更多的联系。

地理将怎样报复伊朗？

中东另一端的伊朗高原只是一个国家的代名词，那就是伊朗。伊朗有7 300万人口，是沙特阿拉伯的两倍半，与土耳其和埃及并列中东人口最多的国家。伊朗的管理者已有意识地将其人口增长率降到1%以下，15岁以下的人口只占22%。因此，伊朗的人口不是负担，而是一种资产。

当然，也有人会举例说，土耳其有更大的人口基数，低人口增长率与伊朗相似，但识字率更高；它的农业经济非常稳定，工业化也超过伊朗。土耳其位于伊朗西北部，接近欧洲，离逊尼派阿拉伯人口中心更远。在油气生产大国的行列里，土耳其处于垫底的地位，而伊朗石油储备量世界第三，有1 330亿桶，天然气储量排名第二，达到970万亿立方英尺。然而，伊朗的区位优势尤其得天独厚，处于麦金德心脏地带的南部，斯皮克曼大陆边缘地带的里面。这才是伊朗真正值得一看的东西。大中东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集中在波斯湾或里海地区。正如航线一样，油气管道已经从里海地区辐射开来，延伸到地中海、黑海、中国和印度洋。横跨两大能源产区的唯一国家就是伊朗，因为它的领土从里海延伸到波斯湾。波斯湾拥有世界原油储量的55%，伊朗占据整个海湾，从伊拉克边境的阿拉伯河到霍尔木兹海峡，全长615英里。

这些海湾，包括入海口、港湾、海峡、岛屿，是自杀性攻击最好的隐蔽处，油轮有时会在这里撞到快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岸线长度是1 356海里，第二长的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只有733海里。伊朗还有300英里海岸线正对阿拉伯海，包括邻近巴基斯坦边境的查巴哈尔港，伊朗因此成了苏联中亚内陆国家重要的温带淡水供给源。伊朗北面的里海沿岸，山地密林环绕，从西部的阿斯塔拉绵延近400英里，与苏联的阿塞拜疆边界接壤；东部的托尔卡曼港海岸则邻近土库曼斯坦边界。

看看欧亚大陆的地图，我们能看到更多东西。扎格罗斯山脉宽广的背部，从西北的安纳托利亚经伊朗一路落至东南部的俾路支省，山岭西部的道路对美索不达米亚完全开放。1934年，英国地区专家和旅游作家芙蕾雅·斯达克到扎格罗斯山脉的卢里斯坦山区探险，她的出发点自然是巴格达而不是德黑兰。东部和东北部的道路通往呼罗珊、卡拉库姆沙漠和克孜库姆沙漠，这两个沙漠分别属于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朗既横跨波斯湾和里海丰富的能源产区，也横跨中东和中亚。除了伊朗，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敢这么说。

蒙古人对伊朗（波斯）的入侵，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坎儿井（qanat）灌溉系统被摧毁，最重要的是，它影响了波斯在中亚的前景。伊朗对苏联高加索和中亚加盟共和国的潜在影响是巨大的，这些苏联共和国在伊朗北部有大量民族同胞，因此在理论上也可以破坏这个国家。在伊朗西北部的邻国阿塞拜疆有大约800万阿塞拜疆土耳其人，而在伊朗的阿塞拜疆省和德黑兰省，这些人口的数量却有两倍多。

阿塞拜疆人是伊朗政体的共同创始人。1501年伊朗迎来第一位什叶派国王伊斯梅尔，他就是一位阿塞拜疆土耳其人；阿塞拜疆商人和阿亚图拉 (2)，在伊朗也非常重要。在西部土耳其和阿拉伯世界附近，伊朗的影响是行之有效的，在北部和东部地区的影响同样深刻。如果未来伊朗和曾属于苏联伊斯兰缓冲带的南部建立不那么专制的制度，伊朗在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力还可以进一步加深。

此外，我们从新闻头条可以知道，伊朗直到最近都在邻近的地中海地区享有令人羡慕的政治地位，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真主党控制的黎巴嫩南部和复兴党的叙利亚都是如此。历史和地理表明，伊朗在所有方向都有突破。公元6世纪波斯萨珊王朝的帝王宫殿在现代巴格达南部的泰西封，当时的国王宝座下面还为罗马和中国皇帝留了空座，以示虚位以待，此外还有座位留给中亚游牧民族的领袖，当他们来拜访时，可以作为候补进入万王之王的宫庭。此外，伊朗不是20世纪某个家族或某种宗教思想的发明创造，不像沙特阿拉伯任意裁定边界，它几乎与伊朗高原完全吻合，用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彼得·布朗（Peter Brown）的话说，是“近东的卡斯蒂利亚”，其文明的活力则远超后者。伊朗是古代世界上第一个超级大国。布朗写道，波斯帝国甚至围攻过希腊，“像一条巨龙的尾巴……远远地横扫奥克苏斯、阿富汗和印度河谷”。20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伟大地理学者W.巴托尔德（W. Barthold）同样认为，大伊朗在幼发拉底河和印度河之间，库尔德人和阿富汗人在本质上其实正是伊朗人。

语言学家尼古拉斯·奥斯特勒（Nicholas Ostler）写道，近东人中只有希伯来和伊朗的古老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和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到近代”。波斯的法尔西语，没有被阿拉伯语所替换，它在11世纪和今天是相同的形式，尽管它采用阿拉伯文的写法。伊朗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转一种彬彬有礼的文明，比阿拉伯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和肥沃新月的所有地方都古老，甚至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

伊朗其国近乎浑然天成。其神职政权内部的激烈竞争，倒也体现一种更高的制度化水平，比该地区除以色列和土耳其以外的任何地方都要高。正如中东对于非洲和欧亚大陆来说是一个四边形，对于世界岛而言，伊朗就是中东的万向节。麦金德的枢纽不应在中亚土地上，而应向南转移到伊朗高原。这样，伊朗正日益受到中国和印度的青睐也就毫不奇怪了，其海军甚至可以在21世纪的某个时间与美国海军分享欧亚海上通道的优势。虽然伊朗在面积和人口上远不及以上两个大国以及俄罗斯或欧洲，但因为它处于关键的地理位置，在人口、资源和能源方面也十分重要，因此是地缘政治的根本。

“伊朗的理念”，是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阿克斯沃西（Michael Axworthy）提出的说法。他解释说，这种说法关乎文化和语言，也与种族和领土密切相关，意为伊朗具有古希腊和中国那样的文明吸引力，把其他民族和语言纳入其语言的轨道。这是软实力的本质，在麦克尼尔的概念里，象征着一种文明和文化对其他文明的影响。达里语、塔吉克语、乌尔都语、印地语、孟加拉语、伊拉克阿拉伯语都是波斯语的变种，或受到其影响。也就是说，人们可以从巴格达一直走到加尔各答，却没有跳出波斯文化圈。用旧时地图对伊朗历史来个简短的扫描，可以进一步说明这种活力。

大伊朗起始于公元前700年，玛代人在古老的斯基泰人帮助下，在以拦（古伊朗）西北部建立独立国家。公元前600年，其范围已从中央的安纳托利亚到兴都库什，即从土耳其到阿富汗，南部达波斯湾。公元前549年，来自波斯阿契美尼德王室的王子居鲁士大帝（Cyrus）夺取了伊朗西部的米底亚都城埃克巴塔，即今天的哈马丹，随后继续征服。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阿契美尼德帝国（Achaemenid，公元前539－公元前312）处于极盛时期，首府位于伊朗南部的波斯波利斯，并从那里不断发出扩张的命令，西北攻取色雷斯和马其顿，西南直指利比亚和埃及，一路向东收服旁遮普省，往北横跨高加索、里海和咸海，往南到达波斯湾和阿拉伯海。至此，帝国疆域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到达印度河地区，尼罗河也被囊括在内，在当时的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帝国能与之匹敌。公元前5世纪的波希之战决定了西方对古伊朗的态度，我们普遍同情希腊人，反对波斯人。但也要看到，“一世界”相对平和、宽容的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及其后继帝国的统治，为伟大的忏悔派宗教的出现和繁荣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阿克斯沃西写道：“帕提亚人……体现了伊朗最高的品德，即认同、接受和包容文化的复杂性……这是他们统治的基础。”帕提亚人的都城设在伊朗东北部的呼罗珊和相邻的卡拉库姆地区，以伊朗语为通用语言，统治区间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疆域从叙利亚、伊拉克到阿富汗中部和巴基斯坦，以及亚美尼亚和土库曼斯坦。与阿契美尼德的疆域划分法不同，帕提亚帝国为大伊朗的现实打下了基础。这不见得是坏事。帕提亚帝国的统治极为分散，与其说是直接把控，不如说是一个强大的势力范围，并充分借鉴了从希腊人那里继承的艺术、建筑、行政惯例。今天的伊朗，神职政权固然威严，但人口、经济和政治力量同样充满活力，人口中最关键的阶层是不受管束的。

中世纪的历史纪录在地图和语言上都遵从古制，只不过方式可能更微妙。公元8世纪，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轨迹从叙利亚向东转移至美索不达米亚，即从倭马亚哈里发王朝过渡到阿巴斯哈里发王朝，在9世纪中叶达到顶峰，统治范围从突尼斯向东至巴基斯坦，从高加索和中亚向南到波斯湾，首都位于巴格达的新城，紧挨着古波斯萨珊首都泰西封。这个新帝国继承了波斯帝国的官僚体制，给金字塔形的政府结构又做了整体加层，进一步加固了统治基础。与其说是一个酋长国，阿巴斯哈里发更像伊朗专制的象征。一些历史学家称它是波斯人对中东的“文化复辟”，只不过打着阿拉伯统治者的幌子。

阿巴斯王朝承袭了许多波斯传统，正如倭马亚王朝因更靠近小亚细亚而承袭了拜占庭的惯制。历史学家菲利普·K.希提（Philip K.Hitti）写道：“波斯的官爵高位，波斯的美酒和美人，波斯的主妇，波斯的情歌，以及波斯的理念和思想，在当时引领风骚。”此外，波斯人还帮助巴格达确定了其巨砖结构和环形圈地的设计。

“在西方人的想象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彼得·布朗写道，“伊斯兰（阿巴斯）帝国代表东方力量的精髓神祇。伊斯兰教的这一关键性取向既非源于穆罕默德，也不应归功于公元7世纪宽容的征服者，而应归结于公元8世纪至9世纪东方波斯传统的大规模回归。”西方人惯常认为，是法兰克王查尔·马特（Charles Martel）率军在公元732年的图尔战役（Tours）中击退了穆斯林军，“从而逼停了阿拉伯帝国的战争机器”，但事实与之恰恰相反：是巴格达的建立取代了贝都因骑兵的流动帐篷，代之以波斯帝国的建制和奢华的行政机关。

公元13世纪，蒙古骑兵的铁蹄践踏了巴格达，给伊拉克留下一片废墟，特别是摧毁了它的灌溉系统（正如在伊朗一样）。这次浩劫使伊拉克自始自终没有完全恢复元气。即便如此，蒙古人也未能阻止波斯艺术和文学的生命力。鲁米、伊拉基、萨迪以及哈菲兹等大诗人 (3)都在旭烈兀汗（Hulagu Khan）占领波斯之后进入创作高峰期。当时美索不达米亚一片荒芜，沼泽遍地，疟疾丛生。波斯的文人墨客触景伤情，在作品中凭吊他们的祖先萨珊王朝，它曾一度统治一个比其帕提亚还要大的帝国，几乎相当于阿契美尼德时期的版图。

波斯艺术家和学者的学术成就和语法特色，对许多非波斯地区都有影响，如阿巴斯、迦兹纳维、塞尔柱、蒙古和莫卧儿。波斯语是莫卧儿的宫廷语言，也是奥斯曼帝国的官方外交语种。中世纪的波斯人虽无法像古波斯那样直接统治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印度的一大片区域，但他们对文化生活的主导却达到相同的程度。正如阿克斯沃西所说的那样，“伊朗的理念”，有利于扩展伊朗的地理位置，使“大伊朗”成为一种自然的历史现象。汤因比曾提出一个诱人的假设，如果1381年帖木儿没有挥军南下征服伊朗，中亚河中地（Transoxiana）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可能已经“逆转”，或许伊朗会成为苏联那么大的国家，不是由俄国人从莫斯科统治，而是由伊朗人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执政。这也是什叶派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什叶派神职人员的统治使德黑兰文化黯淡，思想压抑。虽然马赫迪 (4)以隐遁的第十二伊玛目（Imam）的名义到来，使什叶派人士感到不公正时代即将终结，因而引发了激进主义行动，什叶派倒不太倾向于扮演其他公开的政治角色。什叶派神职人员有“静”的传统，讲究安静应变，默许既成的权力，常靠苏菲派提出智力支持。今天伊拉克领导教士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Ayatollah Ali Sistani）只在关键时刻才从幕后呼吁政治和解，即是一大见证。因为伊拉克和伊朗之间在整个历史阶段的共生关系，伊朗革命后伊朗人完全可能将目光投向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等城市，而不是到自己的圣城库姆寻求精神支持，除非库姆和纳杰夫与卡尔巴拉一样，也采用清静主义。

法国学者奥利维尔·罗伊（Olivier Roy）告诉我们，什叶派历史上本是一种阿拉伯现象，很晚才传来伊朗，最终却导致神职等级体制建立并上台掌权。什叶派的巩固和加强，还得益于伊朗自古建立起来的强大官僚体制国家传统；而伊朗的官僚制度之所以比阿拉伯世界更严格，部分得益于伊朗高原的空间连贯性。

把什叶派带到伊朗的是16世纪的萨菲王朝（Safavids, 1502－1736年统治伊朗）。他们的名字来源于苏菲派的萨菲军团，原本属逊尼派。萨菲王朝是“马背上的兄弟会”，由土耳其人、阿塞拜疆人、格鲁吉亚人、波斯人的后裔在15世纪后期混合而成。他们占领了黑海和里海之间的山区高原地区，在那里，安纳托利亚东部、高加索、伊朗西北部交汇在一起。面对千差万别的语言和地域特点，新的统治者亟须在伊朗高原建立一个稳定的国家，他们把十二伊玛目什叶派（Twelver Shi'ism）确立为国教，宣称等待第十二伊玛目的回归，并称这位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没有死，而是在静修。

当然，这种发展不是历史或地理的恩惠钦点，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物和具体形势。例如，在13世纪，蒙古可汗尼德（Ilkhanid）时期的统治者完泽笃（Oljaitu，即元成宗）如果不转而皈依十二伊玛目什叶派，什叶派在伊朗西北部的发展可能会有所不同，谁也不知道此后形势可能如何演变。不论如何，什叶派在伊朗西北部的各土耳其军团之间聚集力量，并为萨菲国王沙·伊斯梅尔（Shah Ismail）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他在完成征服后强行推广什叶派，从现今黎巴嫩南部和巴林带来了阿拉伯神学士，形成了国家神职人员的核心。

萨菲帝国在其全盛时期，从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扩展至阿富汗中心和巴基斯坦，这是大伊朗在整个历史阶段的又一变种。什叶派是伊朗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凝结剂，16世纪非波斯什叶派少数民族的伊朗化也对这方面有所帮助。伊朗自古以来可能一直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和民族，但萨菲王朝把什叶派安插进伊朗高原，改变了现代伊朗的定位方向。事实上，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伊朗革命是这一强大而奇异的传统遗产合乎国情的表达，其暴力感也因阿亚图拉的崛起得以持续压制。并非我有意夸大，伊朗历史传统中的丰功伟业、深思熟虑、才智激情实在让人感叹。“波斯，这片诗人与玫瑰的天堂！”詹姆斯·J.莫里尔（James J. Morier）在《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The Adventures of Hajji Baba of Ispahan ）的前言中发出这样的惊呼。当然，更有名的说法是，比较才是严谨治学的开始。

与冷战早期和中期阶段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和革命相比，1978－1979年伊朗革命引出的政权，其锐气和现代性举世震惊。事实上，这可直接回溯到古代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有关伊朗过去和现在的一切都具有很高的品质，无论是居鲁士时代以来伊朗帝国的活力、穆罕默德·艾哈迈迪·内贾德（他竟罔顾治理伊朗应具的德才智慧，在黎巴嫩、加沙地带和伊拉克经营起恐怖网络，难道也是帝国统治的一个方面么！）还是什叶派神职人员的政治思想和著作，或者是官僚机构和安全勤务在打击异己上的复杂效率。德黑兰的革命秩序，构成丰富发展的政府结构，其权力中心相对分散；它不是一个粗制滥造的独裁制神权政体，与萨达姆·侯赛因掌控的伊拉克不同。奥利维尔·罗伊告诉我们，伊朗革命的“原创性”在于神职人员和伊斯兰知识分子之间的合二为一。

比起（阿拉伯）逊尼派神学士，什叶派神职人员对非伊斯兰社团开放得多。阿亚图拉很喜欢阅读（像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一样），他们的思想中，甚至也有耶稣会会士或道明会修士的影子。因此，他们集纯粹的哲学大家与令人激动的诡辩法家于一身……什叶派神职人员的文化双重性是惊人的：既是高度因循守旧的传统主义者，又对现代世界非常开放……

用罗伊的话说，正是这种相对先进和现代化的源流，使得“什叶派的想象……更容易适应革命的思想”。反过来，这种思想需要一种历史感和社会正义感，并与殉道相结合。逊尼派的阿拉伯世界虽然不乏改革者和现代化的推动者，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穆罕默德·阿布杜（Muhammad Abduh）和拉希德·里达（Rashid Rida），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本没有机会接触西方政治哲学家如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与伊朗应有的文化程度不符；而伊朗的毛拉 (5)已将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融入血管里，他们的道德优越感建立在对历史目的论的理解基础上。与阿富汗圣战者的保守主义或阿拉伯世界令人窒息的军事政权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伊朗革命自视为博爱兄弟会的一部分，与尼加拉瓜的桑地诺阵线以及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相互呼应。伊朗的神学统治近年来已蜕变为单纯的残酷压迫，用勃列日涅夫的话说，就是腐朽的政权已暴露疲惫之态；但那些明争暗斗仅仅发生在紧闭的国门之内，其理论性和抽象性，也从反面证明了伊朗文化的高深莫测。除了土耳其和以色列以外，伊朗比任何大中东国家都强大，组织得也更精心。伊斯兰革命并未摧毁伊朗，而是让自己委身于它。这个国家还保持了普选制度，并有一套总统制系统，虽然神学知识分子和安全服务的滥用使2009年的选举受到了操纵。

此外，使伊朗的神职政权如此热衷于追求自身利益的原因是政权与国家的融合，这本身就是历史和地理的产品。2009年有争议的大选后，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绿色革命”，但它看起来与它想推翻的制度一样：按该地区的标准相当高级复杂，因此算得上伊朗天才的另一场示范。绿派展开了一场世界级的民主运动，他们采用通信技术最新手段，如推特、脸书、短信等来扩大组织影响，并将民族主义和普遍道德价值观有力地结合，以推进自己的诉求。

伊朗政权采取了各种压制手段，含蓄或直接地把绿色革命逼至地下。然而，绿派若有朝一日掌握权力，或敦促神职政权改变理念和外交政策，走向和缓，伊朗将因其强大的国家和有活力的理念，有能力带领整个中东远离激进，为新的资产阶级提供政治表达。一个新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已经在整个大中东悄然出现，但因美国与基地组织和极端主义纠缠不清而一时受到掩盖。

将事情归因于命运是危险的，因为它意味着对命运和决定论的屈从，但鉴于伊朗的地理、历史和人口资本从大中东延伸到欧亚大陆，这片地域将非常可能受到伊朗自身政治演变的严重影响，无论好还是坏。对于伊朗来说，这是一个有待履行的使命，其最佳迹象在于中亚还没有真正发生的那些事件。让我解释一下。伊朗的地理位置与中亚正面相对，边界范围与美索不达米亚和中东相同。考虑到大伊朗在该地区的整个历史，苏联解体给伊朗带来的收益有限。“伊斯坦”（Istán）这个后缀，对于中亚国家意味着“地方”，本是波斯语。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化和文明的导线，正是波斯语言和文化。

自20世纪初以来，中亚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精英说的语言，都是某种形式的波斯语。然而，根据罗伊等人的观察，1991年后，西北部什叶派阿塞拜疆人开始采用拉丁字母，并转而师从土耳其；伊朗东北部的共和国逊尼派乌兹别克斯坦，出于对其本土原教旨主义的恐惧而倾向于民族主义，摈弃了伊斯兰基础，这引起伊朗的警惕；塔吉克斯坦也属逊尼派，但讲波斯语，向伊朗寻求保护，但伊朗因担心得罪中亚其他地区讲土耳其语的穆斯林而对其半推半就。其实，中亚人本是游牧或半游牧民族，起初很少有虔诚的穆斯林，70年的共产主义统治更加强了他们的世俗化倾向。现在他们不得不从头重学伊斯兰教，因此对神职的伊朗敬而远之，甚至有点畏惧他们。

当然，在德黑兰看来，形势发展已经有了积极的信号。伊朗核计划证明它是中东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在文化和政治方面也是如此），而中亚国家的水电、公路和铁路项目总有一天会与伊朗相连，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通过阿富汗。此外，天然气管道从土库曼斯坦东南部连接到伊朗东北部，将天然气输送到伊朗的里海地区，从而减轻了伊朗南部的天然气生产和出口压力，这也正好与20世纪90年代建造的连接两国的铁路线相辅相承。土库曼斯坦拥有世界第四大天然气储量，并承诺将天然气出口到伊朗、中国、俄罗斯。一个由三大关键陆权势力联合起来反对西式民主的欧亚能源轴，可能由此出现。

此外，伊朗和哈萨克斯坦已建成一条石油管道连接两国。哈萨克斯坦将石油输送到伊朗北部，同量的石油则从伊朗南部经波斯湾出口。哈萨克斯坦和伊朗也将通过铁路相连，前者因此有了直通海湾的大动脉。发达的铁路线也可以将塔吉克斯坦山区经阿富汗连接到伊朗。通过伊朗，这些天然资源丰富的国家都拥有了通往国际市场的最短路线。所以，想象一下伊朗那横穿中亚、大中东次国家及恐怖主义国家的管道路线，你会发现我们这里所说的正是麦金德心脏地带枢纽的21世纪接班人。但仍有一个问题。除了与黎巴嫩南部什叶派穆斯林和什叶派伊拉克联系紧密之外，什叶派伊朗在一部分逊尼派阿拉伯世界中也享有威信。伊朗政权坚定不移地支持巴勒斯坦事业，其反犹太主义思想根深蒂固。这也告诉人们，伊朗吸引境外民众的能力并不能一路照搬到中亚。而苏联加盟共和国则保持着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从历史本源上也缺乏对犹太国家的仇恨。这种仇恨仍然在阿拉伯世界中无处不在。

但有些更强大、更深刻的东西在产生作用，限制着伊朗的呼声，其范围不仅包括中亚，甚至还有阿拉伯世界。伊朗令人窒息的神职统治持续得太久了，其消极意义的确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利用伊朗的强国传统巧妙地粉碎了民主反对派，实行酷刑和强奸民意，已经降低了其语言文化和国际大都会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在历史上一直是大伊朗独具的优势。

在这个政权领导下，伊朗这幅华彩艳丽的风景画的已黯然失色，代之以非白即黑的颗粒感。几年前，我曾去过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Ashgabat），它所处的位置使它成为观察德黑兰和马什哈德的绝佳地点，这两个城市以世界贸易都会和朝圣中心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而在土库曼斯坦这一侧，人口稀疏的定居点和游牧生活景观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然而，随着贸易和管道政治在两国同步推进，伊朗对穆斯林土库曼人却失去了吸引力，他们大多是世俗凡夫，对毛拉敬而远之。

伊朗当下的广泛影响力主要在于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公开挑战。除此之外，我们看不出它还有什么魅力，其辉煌文化如此浪费着实可惜。除非某一天其政权自由开放，或者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诞生一个民主化或准民主化的新伊朗，它才可能凭借地理优势，激发起阿拉伯世界和中亚穆斯林千百万同胞的能量。

在伊朗的崛起过程中，逊尼派阿拉伯自由主义者也可以得到帮助。除了西方的榜样作用和民主但功能失调的伊拉克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什叶派伊朗成为新的自由主义国家，并历史性地转向折衷主义可能提出的挑战。冷战后20年来，西方通过倾销其所谓民主都没能做成的事，可能在这样的伊朗变为现实，这将大大地撬动对苏联中亚地区的限制和监管。

有一段时期，伊朗的什叶派政权曾对中东地区那些忠实而受压迫的逊尼派无业游民产生过较大影响，激发他们奋起反抗法老式政府，其中有些已经就此倒台。通过发出不妥协的信号和提供灵活的情报服务，伊朗操纵着一个非常规的、由诸多次国家实体构成的后现代帝国，包括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黎巴嫩的真主党和伊拉克南部的马赫迪运动。然而在国内的部分区域，伊朗政权正在悄然受到轻视。伊朗人已经领教过了伊斯兰革命的概念，它意味着拉闸限电、货币崩溃和管理不善。我已解释过，在欧亚大陆的争斗中，许多锋线都渐趋于相互交错；其中最为纠结的是伊朗人的心灵和头脑，他们和土耳其人是穆斯林世界最先进的人种。这正是思想斗争与地理规律相汇合之处；这也是以赛亚·伯林的自由人文主义与哈尔福德·麦金德的准决定论相汇合之处。

地理的力量强大到不可抗拒之时，其实也是它命悬一线之刻。看一下纳迪尔沙（Nader Shah）的辉煌故事，他是18世纪继萨菲王朝之后的又一征服者。纳迪尔的波斯帝国发起于伊朗东北部呼罗珊地区的土耳其语族，跨过高加索，延伸到印度河。巴格达、巴士拉、基尔库克、摩苏尔、坎大哈、喀布尔等都在他围攻的名单上，这些在21世纪初被美国妖魔化的地方，对伊朗的统治却并不陌生。迈克尔·阿克斯沃西写道，如果纳迪尔沙在他生命最后五年里不发生精神错乱，他很可能把伊朗建成“强大的现代化国家”，足以在19世纪抵御来自英国和俄罗斯的殖民干涉。他本可以被尊为波斯的彼得大帝，并从此带领伊朗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可惜他不但没有做到，反而使其政权以政治混乱和经济灾难收尾。

再来看1979年巴列维的倒台。亨利·基辛格曾经告诉我，20世纪70年代末伊朗发生反对国王巴列维的叛乱，如果当时卡特政府能更好地处理，国王有可能保住，伊朗现在会像韩国一样成为充满活力的准民主体制，尽管偶尔与美国有不痛不痒的摩擦，但基本上算是一个盟友。在他看来，当时的巴列维政权是能够改革的，尤其是苏联的民主动荡十年后才发生。虽然基辛格对吉米·卡特总统的指责可能过于轻率，但是由此提出伊朗革命不同结果的可能性，仍然耐人寻味。谁说不是呢？20世纪90年代我走遍了伊朗，最近又刚从埃及回来，前者反美和反以色列的情绪其实比后者要小得多，对此我心知肚明。其实，伊朗与犹太人的关系从古代一直到巴列维王朝都还是良性的，对于伊朗人来说，仍有许多希望和可能性。

再来看看“9·11”恐怖袭击给美国提供的机会。袭击发生后，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和时任总统的穆罕默德·哈塔米毫不含糊地谴责逊尼派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伊朗人在德黑兰街头组织为受害者守夜的活动，而其他阿拉伯世界的民众却在为攻击欢呼。当年晚些时候，美国组织联军打击塔利班，伊朗亦为其提供帮助。2003年春天巴格达陷落后，伊朗提出举行实质性谈判。这都说明，在现今时段，历史没有必要像以前一样发展。其他结果也是可能的。根据地理决定论，伊朗将对大中东和欧亚大陆的发展至为关键，但地理虽然可以决定伊朗有多重要，却不能决定它对什么重要。这取决于人的决定。

波斯帝国的最终出路

无愧于中世纪和古代以来的帝国传统，伊朗现在已经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后现代军事帝国，其形式可谓空前：没有殖民地，也没有坦克、装甲车和航空母舰之类对大国来说司空见惯的装备。在作家和前中情局校官罗伯特·贝尔（Robert Baer）看来，正统的帝国主义钟情于入侵和占领，而伊朗作为中东的超级大国，是凭借“三管齐下”的策略，即“代理人战争、不对称武器和吸引……受蹂躏者”，特别是大批年轻、失意的男性。贝尔指出，真主党和阿拉伯什叶派在黎巴嫩的代理人，“是事实上的国家”，不仅在军事和组织上更为重要，还拥有更多的公众承诺，比贝鲁特的官方机构所拥有的还要多。

在加沙，什叶派伊朗悄然进行着军事和财政援助，并以其“原始的反殖民主义信息”引诱那些可怜的、被困在索韦托式 (6)生存环境中的巴勒斯坦人，他们被成片的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疏远，这些国家由独裁者统治着。在这些受压迫者看来，远在千里之外的伊朗与他们更亲近，超过与加沙接壤、在穆巴拉克统治下的埃及，这也充分表现出伊朗人的天分。叙利亚和伊拉克政府都与伊朗交好，前者称其为最亲密的盟友，后者的政治体制与伊朗情报机构纠缠不清，是帮助该国维持稳定还是将其破坏，完全取决于他们的愿望。对于波斯湾本身来说，伊朗也凭借断续而漫长的海岸线成为该地区唯一的主要力量，而那些弱小的阿拉伯执政府，德黑兰可以轻易动用军事力量打败他们，或像我们在巴林看到的那样，通过当地的什叶派第五纵队居民搞破坏，或者像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过恐怖主义或从经济上对其进行损害。

遗憾的是，虽然伊朗强大而令人敬畏，但其与启蒙相关的重要因素一直缺失着。阿契美尼德、萨珊王朝、萨菲王朝和其他昔日的伊朗帝国，多半在道德和文化意义上对臣民施以教化，或以仁慈鼓舞人心，但目前伊朗帝国的统治大多靠自杀炸弹的恐吓，而不是诗人的篇章。这限制了它的权力，也预示着其最终倒下的结局。

伊朗丰富的文化、辽阔的地域、丰富多彩的城市，与中国和印度一样自成一体，其未来必将取决于政治和社会条件，最关键的节点就是伊拉克。伊拉克的历史和地理与伊朗交织在一起，没有任何国家能与其相比。在纳杰夫有什叶派圣人伊玛目阿里（Imam Ali，先知的堂弟和女婿）、在卡尔巴拉有圣人伊玛目·侯赛因（Imam Hussain，先知的孙子），而在伊拉克中南部已经产生了什叶派神学社区，挑战伊朗的库姆。如果伊拉克的民主能确保稳定，哪怕只是一点点，伊拉克圣城更为自由的学术氛围就可能对伊朗的政治产生影响。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民主的伊拉克将成为一种吸引力，可以为未来伊朗改革派所用。随着伊朗人更深地卷入伊拉克的政治，加上两国共享漫长的共同边界，都可能会打破两个系统的压迫性。

与一个多元化的、种族上以什叶派为主的穆斯林社会互通，会使伊朗政治变得更加枝节横生。经济危机在继续，政府却花费千万亿美元在伊拉克、黎巴嫩和其他地方收买人心，任何一个普通伊朗人都可能为此拍案而起。而且，伊拉克人现在对伊朗人的憎恶不亚于“丑陋的美国人”。伊朗利用伊拉克什叶派反制逊尼派政党的想法太简单了，其实是完全不可能的，这种做法无异于将代表激进伊斯兰普世主义的泛逊尼派世界缩小为吸引力超不出什叶派社区的宗派主义。

因此，尽管伊朗试图对伊拉克摇摇欲坠的逊尼派和什叶派联盟提供帮助，并保持他们正常运作，但因伊拉克人对其干涉内政日渐不满，这一计划很容易受阻。如果无法合理说明2003年入侵伊拉克是如何策划和执行的，或为什么花费了数千万亿美元，却使几十万人在战争中丢了性命，那么萨达姆政权的倒台很可能从客观上促成两个而不是一个国家的解放。正如地理使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政治关系微妙地殖民化了，地理也可能是促使伊拉克对伊朗施加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在伊朗，尽管绿色革命暂时失利，未来政权和平更迭或演化的可能性仍然大于苏联。伊朗的解放，加上阿拉伯世界独裁政府的减少，将会使伊朗集中更多精力解决国内问题，并由于其不安全感促使中东出现更加平等、流动性更强的逊尼派和什叶派。这将使伊朗将目光专注于其内部和区域权力动态，比迁怒于美国和以色列效果要好得多。

此外，德黑兰若采用更自由的制度，将激发伊朗文化的连续性，既无愧于老波斯帝国的光彩，又不再受神职人员的约束。一个更自由的伊朗，将拥有为数众多的库尔德人、阿塞拜疆人、土库曼人，以及北部等地的其他少数民族，也有可能随着中央集权的解散，民族的边缘地带将脱离德黑兰的轨道，渐行渐远。伊朗并非一个单纯的国家，而是一个形状不定的跨国家帝国。其真实大小与任何正式指定的版图总不相符。今天的伊朗西北部是库尔德和阿塞拜疆土耳其人居住区，而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西边的一部分在文化和语言上与伊朗国家更为兼容。伊朗回归的最终目标，可能正是这种国无定形，正像帕提亚帝国一样，伊斯兰极端主义浪潮和毛拉政权的合法性将日益式微。

(1) 　fathoms，相当于6英尺或1.8288米。——译者注

(2) 　阿拉伯语ayatollah的音译，意为“安拉的迹象”，伊斯兰教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高级教职人员的职衔和荣誉称号。——译者注

(3) 　梅夫拉那·贾拉丁·鲁米，1207－1273，伊斯兰教苏菲派神秘主义诗人，出生于今阿富汗境内，著有《玛斯纳维》。伊拉基，约1211－1289，著有《光照集》。萨迪代表作《蔷薇园》及《果园》。鲁米、伊拉基、萨迪、哈菲兹，有波斯“诗坛四柱”之称。——译者注

(4) 　Mahdi，意为“蒙受引导者”或“被引上正道的人”。根据伊斯兰教的经典《圣训》预言：他是世界末日来临前的一个有宗教领袖性质的人物，是穆斯林的领袖，出自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发图买的后代中。什叶派对马赫迪的看法与逊尼派有分歧，什叶派认为隐遁的伊玛目（领拜人）就是必将再降世的马赫迪。——译者注

(5) 　Mullahs，伊斯兰教职称谓。原意为：“保护者”“主人”“主子”。今为从清真寺经堂大学或经学院“穿衣”毕业，具有较高宗教学识的宗教人员的通称。——译者注

(6) 　Soweto，索韦托位于南非约翰内斯堡西南20多英里处，是南非最大的黑人聚居地，处于白人居住区的包围之中。——译者注

（上图地名中文对照见如下内容）

图名：PERSIAN EMPIRE IN 500 B.C.　公元前500年波斯帝国

① GREECE希腊　EGYPT埃及　CAUCASUS高加索

ASSYRIA亚述　PARTHIA帕提亚　PERSIA波斯

BACTRIA大夏

② Black Sea黑海　Mediterranean Sea地中海

Caspian Sea里海　Arabian Sea阿拉伯海

Aral Sea咸海　Rea Sea红海

Persian Gulf波斯湾

③ Tigris R底格里斯河

Euphrates R.幼发拉底河

Indus R.印度河

④ Bactra巴克特拉

⑤ TAURUS MTS.托罗斯山脉

ZAG ROS MTS.扎格罗斯山脉

HINDU KUSH兴都库什山脉

INDUS VALLEY印度大峡谷

⑥ ROYAL ROAD波斯御道

⑦ Cyprus塞浦路斯岛

Grete克里特岛

ARABIAN阿拉伯半岛

PENINSULA伊比利亚半岛

⑧ AFRICA非洲　THE BALKANS巴尔干地区　ASIA MINOR小亚细亚　ANATOLIA安纳托利亚

ARMENIA亚美尼亚　SOGDIANA索格狄亚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