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历经哈拉帕、孔雀贵霜、笈多到莫卧儿等王朝相互交叉，宗教在这个次大陆国家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同为文明古国，为何印度在历史上没有形成中国式的政治统一？
21世纪的印度在谋求大国地位时，地理的逻辑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支撑作用？英国殖民者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而治之是弄巧成拙还是历史的必然？阿富汗在印度的地缘政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为何说北京和新德里的新型竞争是战争技术和财富发展的共同表现？恒河边上的文明古国将会如何突破它的极限来与东方巨龙进行世纪大博弈？
对 于美国和中国这两个竞争对手来说，印度向哪一边倾斜，可以决定21世纪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进程。换句话说，印度正成为最终的枢纽国家。按照斯皮克曼的理论，印度是一个典型的大陆边缘地带国家。马汉也指出，印度位于印度洋沿岸中心，是中东和中国向海洋渗透的关键。
印度政治精英阶层对于美国自身历史和地理情况的了解达到一个非常深入的水平，而美国的政治精英阶层对于印度的理解却并没有达到同种程度。然而，鉴于印度高度不稳定的地缘政治特点，特别是因其涉及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国，如果美国人不掌握这些情况，就会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出现严重的失误。印度自古以来的历史和地理特点，形成了新德里看待世界的遗传密码。因此，需要从一开始就把印度次大陆置于欧亚大陆的整体背景下来考察。
“德里”的历史变迁虽然欧亚大陆地广人稀，但在其边缘地带却密布着四大人口中心：欧洲、印度、东南亚和中国。1917年，地理学家詹姆士·费格里夫写道，中国和欧洲的文明分别从渭河流域和地中海孕育成长，并以多样形态向外发展；东南亚文明的发展更为复杂一些，骠人、孟邦人以及后来的缅甸人、高棉人、暹罗人、越南人和马来人等，依次受到向南洋迁移的华人圈影响，沿伊洛瓦底江和湄公河河谷混杂居住，有的分布于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岛屿。而印度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
与中国一样，印度拥有自成一体的地理条件，西部和西南部有阿拉伯海环绕，东部和东南部面临孟加拉湾，东部有缅甸的崇山峻岭丛林，北部和西北部有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的主峰。还有一点与中国相似，那就是印度有广阔的内陆腹地。区别之处则在于，印度不是由单一人口组织和文明发源地生成，缺乏渭河流域和黄河下游那样的政治体制中心，可以向外多方辐射扩展。
恒河流域没有为印度形成单一民族国家提供足够的扩展平台，供其向次大陆深处的半岛南部拓展；印度境内的其他河流系统，如布拉马普特拉河、讷尔默达河、栋格珀德拉河、卡佛里河、哥达瓦里河等，则使次大陆进一步分化。例如卡佛里河三角洲是德拉威人的聚居地，而说印地语的居民则在恒河边聚居。
此外，印度作为欧亚大陆的人口中心，也有像东南亚一样炎热的气候，以及丰富多彩、生机盎然的自然人文景观。因此，费格里夫告诉我们，印度人缺乏建立政治结构的动力，因为他们没有必要组织配置资源，至少没有必要动用处于温带的中国人和欧洲人那样大的规模。当然，这个说法可能过于绝对，也许带有简单化的种族主义倾向，那是费格里夫时代的共同特征；正如麦金德在中国问题上担心所谓的“黄祸”，费格里夫对印度的深入广泛分析在本质上也是切实有效的，并且颇有见地。
印度次大陆有着自己独特的文明，同时由于上述原因，印度在整个历史上始终缺乏中国式的政治统一；中国的西北边界最不确定也最无保障，而印度则受到邻近的中亚草原和波斯、阿富汗高原的威胁，那里有“更野性、更阳刚”的温带文明。
印度历史上吸引入侵者的最大因素，是其广受欢迎的肥沃农耕地。旁遮普平原的特点在于降雨量恰到好处，而且正好处于波斯—阿富汗高原下降到次大陆平地的落脚点上，得到印度河及其支流的灌溉滋润。事实上，这些呼啸而至的入侵者和来自西亚、中亚的渗透，破坏了次大陆演变到现代的进程以及对稳定的追求。正如麦金德在他的一次演讲中说的那样：“在大英帝国，只有一个陆地边防必须随时作好战争准备，这就是印度西北边境。”
21世纪初印度谋求大国地位时，其优缺点仍然源于地理。已故历史学家伯顿·斯坦（Burton Stein）指出，中世纪时代的印度版图已经扩展到中亚和伊朗的部分地区，但在同一时期，与印度河流域西北部和恒河流域南部的印度半岛的联系却是相对薄弱的环节。今天的中国正处于成功的鼎盛时期，标志着亚洲内陆高原腹地与中国内地洪水冲积平原之间的相互关系达到顶点；而印度代表的则是千年的沉重，受到更高海拔阴影区的严重影响，最不同的是，它尚未在一定区域内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仍然是较次一级的力量。
印度次大陆与阿富汗东南部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但印度与中亚大草原地带、与伊朗高原之间的联系同样深刻。印度和伊朗分享着有利的地理屏障，蒙古从中亚一路打打杀杀，至此已达强弩之末，不得不就此打住；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s，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4世纪）的入侵带来了充满活力的伊朗文化，波斯语一度甚至成为印度官方语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35年。
已故历史学家K.M.潘尼卡（K. M. Panikkar）指出，16至17世纪，印度莫卧儿帝国甚至“成为波斯文化的体现”，如“将诺鲁兹（Nauroz，波斯新年）作为传统节日来过，并普及波斯艺术工艺”。与此同时，乌尔都语也成了印度次大陆西北部的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它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波斯语以及阿拉伯语，并以改进后的阿拉伯文作为书写文字。
因此，印度既具次大陆特征，又是大中东的重要延伸。从这个角度来说，麦克尼尔关于文明混合和融合的观点，也显得更好理解了。
理解印度的关键，是要认识到印度作为次大陆具有重要的地理意义，但其自然边界在许多地方却相当薄弱。整个历史上，这里曾形成各种国家，相当一部分并不符合我们对印度的空间观念，有的甚至产生横跨或偏离。
事实上，印度目前的状态仍然与次大陆的边界不相符合，这是其困境的核心所在：巴基斯坦、孟加拉以及较小的国家尼泊尔都位于次大陆上，在给印度带来重大安全威胁的同时消耗着印度重要的政治能量，使其无法把大部分力量投放到整个欧亚大陆。
当然，并不是说远古人类居住区没有遵守次大陆的地理规律。确切地说，印度地理本身相当微妙，特别是西北部地区，与地图给人的第一印象明显不同。
乍一看，地图上棕色的山脉台地分布整齐，沿着目前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边界和次大陆的热带绿色板块，界线分明；但是，从阿富汗到纵向流淌、穿过巴基斯坦的印度河，其下降趋势却显得相对舒缓，使得千百年来高原、低地和沿江平原大致上分享同一种文化，哈拉帕、贵霜、突厥、莫卧儿王朝、波斯的印度和伊斯兰化的印度，以及普什图人，虽然名字各异，但其实都属于仅有的几大类。还有玛克兰和俾路支的碱性沙漠，将伊朗与印度次大陆连为一体；更不用说中世纪的海上交通，凭借可预见的季风将阿拉伯与印度连接起来。南亚学者安德烈·温克（Andre Wink）将伊朗东部到印度西部的整个地区称为“印度边疆”（The frontier of Al-Hind），是说这个地区在整个历史阶段一直是流动性很强的文化有机体，试图确定其国家边界本质上是有问题的。
哈拉帕文明是由各个集中控制的酋长国构成的复杂网络，兴盛于公元前4世纪后期到公元前2世纪中期，其地图颇耐人寻味。据考古遗迹发现，哈拉帕文明的两大城市分别为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它们都位于印度河上游沿岸的信德省；其自有文明的核心来源不是亚洲腹地次大陆边界的差异性，而是印度河。哈拉帕人眼中的世界，从俾路支省东北部延伸至克什米尔，然后再向东南延伸，几乎抵达新德里和孟买，直逼塔尔沙漠的边缘。也就是说，它几乎触及现今伊朗和阿富汗，覆盖巴基斯坦很大一部分，并扩展到印度西北和西部。这个复杂的人居地理环境与自然景观相配套，并有能力提供灌溉支持，由此可见，辽阔的次大陆有许多自然细节可以进一步区分。
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雅利安人可能已从伊朗高原渗入，并同次大陆的土著居民一起参与了印度北部恒河平原政治组织的建设进程。于是，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200多年里，数个君主国家建立起来，公元前4世纪的难陀帝国（Nanda Empire）已初具规模，领土横跨印度北部，从旁遮普延伸到孟加拉的恒河平原。公元前321年，旃陀罗笈多·孔雀（Chandragupta Maurya）废黜达纳难陀，建立孔雀帝国，占有次大陆除最南部以外的绝大部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政治实体建成，其范围与南亚地理基本相符。
伯顿·斯坦认为，这么多城邦国家和酋长国之所以合并成一个单一连贯的系统，除了它们之间“庞大的商务往来”，更大的原因在于亚历山大大帝构成的威胁。公元前326年，就在他几乎征服恒河流域之际，士兵发生哗变，印度才得以幸免。斯坦写道，促成统一的另一个因素是新出现的泛次大陆意识形态，如佛教和耆那教，它们“赢得了商业人士的忠心”。
孔雀国王笃信佛教，却用希腊和罗马帝国的方法管理帝国，这套行为准则从爱琴海盆地和西亚穿越温带地区，经过山脊河谷迁徙路线渗入印度。然而，要想把庞大的孔雀帝国维持下去，更需要人类的聪明才智。旃陀罗笈多·孔雀的顾问可能是一位叫考底利耶（Kautilya）的人，他撰写了治国经典之作《政事论》（Arthashastra ）或称“国家之书”，讲述一个征服者如何利用各城邦国家之间的关系创建了一个帝国。他说，任何与自己为邻的城邦国家，都应被视为敌人，因为它会在建立帝国过程中被征服，但与敌人接壤的遥远城邦国家则应被视为朋友。
考虑到团结如此巨大的次大陆帝国必将困难重重，考底利耶重视联盟网络的建立，并对被征服者实行仁政，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应该继续保留不变。孔雀是一个分散的帝国，其心脏腹地位于东部恒河平原，到了旃陀罗笈多的孙子阿育王（Ashoka）时期，已有四个区域中心：西北的塔克西拉，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外围；印度西部和中部马尔瓦高原上的乌贾因；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苏伐剌城，还有加尔各答南部孟加拉湾的卡林加。
在只有原始交通工具和通信方式的古代，一个帝国覆盖了如此广阔的印度次大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孔雀王国作为一个单一国家，利用地理逻辑统治一个广大的地区，并且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可惜最终因其国力的下降招致了来自西北部的进犯。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前1世纪，希腊人和斯基泰人相继通过开伯尔山口侵入，这也进一步刺激了巽加、潘德延、古宁陀等区域王朝重新瓜分次大陆。
公元1世纪，贵霜帝国在阿富汗北部与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交汇处的巴克特里亚兴起，标志着印欧语系的统治者对大片领土的征服，范围从中亚人口心脏地带费尔干纳河谷到东北部的比哈尔邦。从现代意义上看，贵霜王国的地图令人难以置信地与苏联中亚地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印度北部恒河平原重叠。贵霜帝国沿河谷而建，又穿山越岭，所以有着相互矛盾的地理地形。这也提醒我们，在中亚和南亚的政治组织里，边界不一定拥有最终话语权。
笈多王朝（Gupta Empire，公元320－公元550）的建立，在印度次大陆营造了恢复统一的假象，其统治范围很广，从西部的印度河到东部孟加拉湾，从北部的喜马拉雅山到中部的德干高原，只有南方大部分地区在其控制之外。这个帝国连年遭受中亚马兵的入侵，他们从西北到拉贾斯坦邦和西部恒河平原，一路长驱直入。此外，跟孔雀王国的发展道路一样，笈多王朝不是单一制国家，而是由贸易和贡税组织起来的商人国家，是以恒河为核心的不稳固的联盟系统。正是从笈多王朝统治范围之外的南方，虔诚的印度教教义向北部的恒河传播开来。
印度南方半岛的主要标志是说德拉威语，与北方所说的梵语相对立，分水岭就是德干高原，此地深受中东和印度支那的海上影响。由于来自中亚的突厥人涌入，笈多王朝渐趋衰落，此后600多年里，一些小国家分分合合，这再次表明，印度不像中国那样倾向于稳固的中央集权和政治统一。事实上，用斯坦的话说，笈多时代后的诸多王国，“与其说是靠政府来界定，还不如说是靠语言、宗教派别和寺庙来区分”。
费格里夫写道，从公元7世纪到16世纪，穆斯林人相继进入印度。“阿拉伯人由沿岸的陆地和海上自然而然地来了，但他们没有留下什么永久的影响。接着突厥人也来了。……大约公元1000年之后，他们越过伊朗高原，穿过阿富汗，到达印度。”因为印度教统治者之间的纷争，整个北部平原在一个多世纪里由伊斯兰教统治着。在南部，俾路支省和信德省是同一条“沙漠腰带”的一部分，直接延伸到美索不达米亚，将印度次大陆在实际意义上嫁接到了大中东。这期间的大事件包括：伊拉克的阿拉伯人于公元8世纪初占领了信德省、旁遮普邦、拉贾斯坦邦、古吉拉特邦；来自阿富汗东部的突厥战将马哈茂德，于公元11世纪初建立王国，统一现今的伊拉克库尔德斯坦、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西北部直达德里，并从阿拉伯海上进攻南部的古吉拉特邦；13世纪到16世纪初，所谓的德里苏丹国统治印度北部，南方部分则由突厥部图格鲁克王朝、阿富汗洛迪王朝，以及来自中亚的其他王朝轮流统治着。
这些侵略者选择德里作为印度的首都，主要是因为其地理功能。费格里夫写道：“信德省和印度河流域，与旁遮普一起形成了印度的前厅，这是一个相对狭窄的通道，有150英里宽，位于印度沙漠和喜马拉雅山之间，德里就屹立在这个通道的出口。”德里背靠伊斯兰世界，前面是印度教世界（佛教这时实际上已经从其诞生地印度转向东和东北方向传播。——作者注） 。地理决定了次大陆西北部并非固定的边境，而是一个无休止的多层次渐变区域，从伊朗和阿富汗开始，并在德里结束。
莫卧儿帝国是这一事实在文化和政治方面的体现。在艺术和宗教的兼收并蓄方面，很少有帝国能达到莫卧儿的高度。从16世纪初至1720年，他们强有力地统治着印度和中亚部分地区（此后帝国迅速衰落）。
莫卧儿王朝是蒙古帝国的阿拉伯和波斯变种，统治着印度北部到西北部的所有外国穆斯林。其奠基人札希尔-乌德-丁·穆罕默德·巴布尔（Zahir-ud-Din Muhammad Babur）是查阔台突厥人，1483年出生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山谷，并在那里度过他的少年时期。巴布尔曾试图夺回帖木儿帝国的旧首都撒马尔罕，被成吉思汗后裔穆罕默德·昔班尼汗（Muhammad Shaybani Khan）击败后，巴布尔和他的追随者南下攻占喀布尔。从这里开始，巴布尔与他的军队席卷了从阿富汗到旁遮普的高原，并据此开始了对印度次大陆的征服。在巴布尔的孙子阿克巴大帝（Akbar the Great）带领下，莫卧儿帝国成型，主要由拉其普特人、阿富汗人、阿拉伯人、波斯人、乌兹别克人、查阔台突厥人中的贵族组成，印度的逊尼派、什叶派、印度教徒还有其他教派民族相互重叠组合。这是一个种族和宗教混杂的世界，西北始于俄罗斯南部，向西到地中海。汇合于中东地区的文化和政治形式，在印度这里得到了保存。
喀布尔和坎大哈是这个古老德里王朝的自然延伸，但在印度南部一带势力则小得多，包括今天印度高科技之都班加罗尔周边，此地是印度教势力强大的地区。17世纪晚期，莫卧儿帝国在“世界抓手”奥朗则布（Aurangzeb）统治下，达到了其扩张的顶峰。他在80岁高龄时仍然跃马亲征，平定印度南部和西部马拉他叛军。1707年他在德干高原的营帐里去世，这是他至死都想征服的地方。用潘尼卡的话说，德干“始终是印度宏大的中坚堡垒”，不会屈服于恒河流域氏族。此外，次大陆地形背北面南，而河流从西向东流，奥朗则布的经验也表明，由于印度南北部之间地理连接相对较少，北方人很难统治南部，这一点直到近代才得以改变。
事实上，正是因为印度南部长期叛乱横行，难以驾驭，削弱了北方莫卧儿精英的凝聚力和士气。奥朗则布疲于应付马拉他的强大叛军和其他地方的问题，这给欧洲殖民者以可乘之机。荷兰、法国和英国东印度公司轻而易举地在海岸上获得了立足之地，最终导致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
要强调的一点是，奥朗则布是以德里为中心的统治者，数百年前次大陆的统治者，甚至再往前追溯到古代也都是如此。也就是说，今天的印度北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大部分，原本共属于同一个的政体，就连印度南部的主权归属也值得怀疑。对于印度的精英而言，不仅巴基斯坦，就连阿富汗也是印度的地盘，这一点不仅自然而然，在历史上也是合理的。巴布尔墓是在喀布尔，而不是在新德里。这并不意味着印度对阿富汗有觊觎之心，但新德里的确对于谁统治阿富汗密切关注，并希望不管谁统治那里，都对印度友好相待。
上帝创造的敌人——巴基斯坦英国与以前印度的统治者不同，它对海权的掌控远远超过陆地。从它在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设置总督可以看出，沿海是其统治的重点，正是从海上英国才得以征服印度。两千多年来，所有的入侵和迁移都发生在西部和西北部，直到英国入驻，才恢复其地理政治的基本事实：这里的确是一个次大陆。
1901年的一幅印度地图非常奇妙：英国建造的一系列铁路线，构成整个次大陆的动脉形状，从阿富汗边境深入南部锡兰附近的保克海峡，西部从今天的巴基斯坦卡拉奇，到东部今孟加拉国吉大港。技术的发展使次大陆广阔的内陆空间终于统一在一个政体之下，而不是条块分割或受一些薄弱帝国的联盟系统管理。
诚然，莫卧儿与较小的马拉他联邦是这一成果的前身，它们有自治的能力，并出色地管理着次大陆。莫卧儿王朝虽然显赫一时，但因为它标志着穆斯林又一次从西北入侵，直到今天仍受到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诋毁。大英帝国作为海上力量，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历史话剧里属于中性角色，这出戏剧的脚本仍然在于地理。大部分穆斯林生活在印度的西北部，入侵几乎总是从那里开始，也有的生活在东孟加拉，那里是农业发达的恒河平原东部终点。
英国可能给印度次大陆引进了现代官僚制度，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建立起铁路系统，但在他们1947年匆忙离开时，这个帝国已被大刀阔斧地重新瓜分过，所采用的方法比以往任何统治者更正式，影响更深远。过去，印度的希腊人很容易迁移到笈多帝国，莫卧儿帝国的居民与马拉他联邦居民碰面也非难事，今天的边界到处是铁丝网、倒钩线和雷区，不同的护照和媒体战争让人眼花缭乱，这些都是技术的功劳。现在的鸿沟在于法律的强化和文明的分野，更多属于人为决定，地理的成分较小。
让我们再从历史的角度看一看。巴基斯坦在边境上扼住了印度的咽喉，对其构成莫大威胁，甚至远远超过以核武器武装的对手、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或者大型的传统军队。巴基斯坦位于印度西北部，这里山脉趋缓，与平原相接，正是穆斯林入侵者最钟爱的地形，也因此在整个历史上经常扫荡印度。全球战略预测公司创始人乔治·弗里德曼写道：“巴基斯坦，是穆斯林对中世纪印度统治的现代遗存。”就连位于次大陆的巴基斯坦西南部，最早也是由伊朗和阿富汗南部侵入的阿拉伯穆斯林占领的。
可以肯定的是，印度的决策者并不反对穆斯林。印度有1.54亿穆斯林，排名世界第三，仅次于印尼和巴基斯坦，而且已经出现了三位穆斯林总统。但是，印度是一个世俗的民主国家，它设法摆脱宗教政治，以填补在这个印度教绝对主导的国家里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鸿沟。至于巴基斯坦，且不论其激进分子，单凭其作为伊斯兰共和国，就在某些方面直接冲撞了印度赖以立国的自由主义根基。
印度和巴基斯坦彼此对对方充满恐惧，这一点可谓尽人皆知。印度可以在常规战争中击败巴基斯坦，但在核打击和恐怖战争时代，两国很难分出胜负。然而，给印度带来麻烦的还不止巴基斯坦一个。阿富汗是另一种风格的典型，就我所知，把巴基斯坦与阿富汗隔开的边境，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基本都形同虚设。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官方称开伯尔-普赫图赫瓦（Khyber Pakhtunkhwa）〕的峭壁和峡谷构成了其边界，但这个边界绝对是漏洞百出。
我自己曾在两国边境往返多次，但却从来没有办理过合法手续。即使在正规的开伯尔边境哨所，每周仍有成千上万的普什图族人不用出示身份证即可大摇大摆地通过，而数以百计的叮当卡车则经常无人检查。这种手续程序的缺乏不仅表明边境两侧属于同一部落，还说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国家本身缺乏作为印度-伊斯兰中心或印度与波斯连续统一体的地理连贯性，因此几乎不可能划出分界线。
阿契美尼德、贵霜、印度-希腊、迦兹纳维、莫卧儿以及其他帝国，都诞生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领地上，或者给印度以威胁，或者合并其中一部分；还有中亚帖木儿和突厥曼纳德沙王，他在1398年和1739年两次打败德里，其帝国根基就在当今的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这是一段丰富的历史，在西方鲜为人知，而印度的精英们则将它们刻在骨子里。当印度人审视次大陆地图时，他们会马上注意到西北部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东北部则有尼泊尔、不丹和孟加拉，这些都是印度的直接势力范围，而伊朗、波斯湾、苏联中亚共和国、缅甸等都是其重要的阴影区。如果不从新德里的制高点看待地区局势，就是无视历史和地理的教训。
上千年来，这个帝国更迭往复，因此阿富汗及其战争对印度来说并不是急需处理的新安全问题。在西方看来，阿富汗是中亚的一部分，在印度人看来，它却是次大陆的一部分。阿富汗的地理位置不论对于今天的恐怖分子还是过去的军队都非常关键，它不仅是入侵印度的主要途径，对于印度的主要敌人巴基斯坦来说更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后方基地。
如果说印度的地理逻辑是不完整的，与侵略路线呈直角相对的巴基斯坦则几乎没有地理逻辑，阿富汗就更不必说了。巴基斯坦领土像一张人工拼图，跨越伊朗和阿富汗之间的高原边境以及次大陆的低地，包括旁遮普省的西半部而非东半部，不可思议地连接到北部的喀喇昆仑山脉，和距阿拉伯海千里之遥的莫克兰沙漠相连。印度河本应作为边界存在，巴基斯坦却横跨其两岸。巴基斯坦有四大族群，彼此对对方充满敌意，每个族群都有固定的地域范围：东北部的旁遮普省人，东南部的信德省人，西南部的俾路支省人，西北边疆则以普什图族为主。伊斯兰教本来应该为国家的统一起到黏合剂作用，但它在这方面已全盘失败，变得更为激进；俾路支和信德省人把巴基斯坦视为旁遮普人霸占的外国实体；西北部的普什图人则进一步卷入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深受塔利班毒害的政治之中。其实，若没有旁遮普人为主的军队，巴基斯坦可能不复存在，或缩为“伊斯兰大旁遮普邦”，而半无政府主义性质的俾路支省人和信德人则会被纳入更接近印度的轨道。
巴基斯坦成立于1947年，创始人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ohammed Ali Jinnah）是一位博览群书的知识分子，他对巴基斯坦的设想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前提下，那就是为印度次大陆的穆斯林建立一个家园。建国后，次大陆的广大穆斯林聚居在巴基斯坦西部和东部（这里在1971年成为孟加拉国），但仍有数百万穆斯林住在印度本土，这使得巴基斯坦的地域矛盾更显突出。然而，次大陆的入侵和迁移的历史，原本已造就了丰富多彩的种族、宗教和宗派的混合体，巴基斯坦的创立，反而使上千万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成为难民。印度是几大宗教的发源地，拜火教徒（Zoroastrians）、犹太人和基督徒在印度也已生活了上千年。印度国家的哲学理念对这个现实坦然接受，巴基斯坦的哲学理念却远没有这么大的包容性。这就是印度稳定而巴基斯坦却动荡不安的原因之一。
阿富汗在印度地缘政治中的角色阿富汗在历史上一直处于印度地缘政治命运的中央。这个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只有44岁，识字率28%（妇女识字率更低），只有9%的女性上中学，只有1/5的人口有条件享受饮用水。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全世界182个国家中，阿富汗排名倒数第二，而伊拉克在2003年美国入侵前夕已位列130名，识字率是74%，尚属一个合理百分比。伊拉克的城市化水平达到77%，2007年增兵期间，大巴格达地区暴力行为减少，对整个国家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而阿富汗城市化只有30%，意味着在一个村或地区的平叛努力，可能对另一个地方完全没有效果。
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大型城市群集中在一个平面上，有利于军队占领，但阿富汗在地理方面几乎算不上一个国家。阿富汗境内一座座大教堂似的高耸山脉，把大地阻隔得四分五裂，这反倒有利于弥合普什图人、塔吉克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隔阂；而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之间几乎没什么自然障碍，伊朗与阿富汗的分界也很模糊。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全球4 200万普什图人，一半以上住在巴基斯坦境内，倒是可以据此在印度兴都库什山脉和印度河之间建设一个名为普什图斯坦（Pushtunistan）的国家，其大致疆域可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重叠。
阿富汗直到18世纪中叶才以某种国家的形态出现，起初是波斯和莫卧儿帝国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后来演变成沙俄和英属印度之间的缓冲地带。我们也可以预见，随着苏联帝国在中亚慢慢解散，巴基斯坦国家也逐步弱化，某个历史性的调整可以使阿富汗在政治地图上消失。比如，兴都库什山脉有可能成为未来次大陆真正的西北边疆，在普什图斯坦和更大的塔吉克斯坦之间形成边界。
塔利班作为普什图民族主义的怪胎，集伊斯兰热情、毒品洗钱、腐败军阀，以及对美国占领的仇恨于一身。用亚洲问题专家塞利格·哈里森（Selig Harrison）的话说，它可能仅仅是一种过渡时期的工具，由华盛顿那批急功近利的技术军官操盘的海外军事行动，无论以何种方式都难以阻挡这一广泛而宏大的历史转变。
但有另一种现实会对此形成反制。阿富汗虽然比伊拉克更大，但人口较为分散，因此其大小基本上毫无意义。占全国65%的居民都住在主要道路系统的35英里以内，接近中世纪的大篷车路线，342个区中只有80个对于中央控制来说起关键作用。阿富汗或多或少是从中心实施管控的。自艾哈迈德汗以来，喀布尔要么是权威中心，要么也至少是一个仲裁点。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初到20世纪70年代初，阿富汗经历了查希尔的君主立宪制政府，他是艾哈迈德汗的后裔，温和并具有建设性。各大城市由公路系统连接起来，道路旅行安全畅通，还通过健康和发展计划大体上消除了疟疾。在这段时期结束之前，我背包走遍阿富汗全境，无论搭便车还是乘巴士，从来没有感觉到威胁，也能够到正常营业的邮局发送书籍和衣服回国。与伊朗、巴基斯坦或苏联地区不同，阿富汗的国家认同感也很强，因此，虽然部落网络可能已经很脆弱，但它未来可能不仅仅作为一个缓冲国家存在。
20世纪70年代，喀布尔发生了三起政变，从此这个国家陷入似乎永无止境的暴力冲突之中。若追究起来，苏联的责任应该比阿富汗本身还要大。为了把阿富汗牢牢地固定在势力范围内，苏联不知不觉地动摇了其政治基础，这也直接导致了1979年12月对阿富汗的入侵。阿富汗作为伊朗高原、中亚平原、印度次大陆的地理缓冲区，具有令人屏息的战略重要性，觊觎这里的不仅仅是俄罗斯，还有伊朗人和巴基斯坦人，就连印度决策者也对其动心不已。
塔利班曾威胁要创建从印巴边境到中亚的激进伊斯兰社会，这实际上将促使一个大巴基斯坦形成，使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有能力创造一个秘密帝国，将塔利班头目贾拉勒丁·哈卡尼（Jallaluddin Haqqani）、阿富汗前总理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atyar）以及伊斯兰恐怖组织虔诚军（Lashkar-e-Taiba）等统统收于麾下。他们对抗印度的方式，与真主党和哈马斯对抗以色列的方式如出一辙。相反，如果和平的阿富汗和多少有点自由化的喀布尔政府继续存在，新德里的西北边疆就少了一个克星，可以腾出手来在西部和东部边界挑战巴基斯坦。
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印度支持穆罕默德·纳吉布拉（Mohammed Najibullah）的原因，他当时是苏联的傀儡政权，与试图推翻它的亲巴基斯坦伊斯兰“圣战者”（mujahidin）相比，他的世俗统治更宽松一些。印度现在支持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领导的喀布尔政府，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一个稳定且适度温和的阿富汗，将成为中亚南部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枢纽，因为它处于俄罗斯、中国、印度和伊朗的利益交汇处，可以直达中亚运输走廊。 欧亚贸易航线的最强驱动力是中国和印度经济。通过中亚地区，印度与欧洲和中东市场的贸易量预计每年可增长超过1 000亿美元，只是因为阿富汗仍然处于战争状态，新德里尚未修通到伊斯坦布尔和第比利斯的铁路、船运，或到阿拉木图和塔什干的公路和铁路。然而，印度与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国一起参与了阿富汗的道路网络建设，贡献极大。印度援建的扎兰季至迪拉腊姆公路，连接阿富汗西部到伊朗的阿拉伯海港口查巴哈尔（Chah Bahar）。
和平的阿富汗能够为印度带来不少好处。公路、铁路、管道建设将在阿富汗全境开工，而且也会贯穿巴基斯坦全境，当然，是在巴基斯坦解决自身的不稳定局面的前提下。此外，和平的地区局势对印度最有好处，因为它的经济发展，已远远超过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中印的全方位博弈但是，这些目前还无法变成现实。印度次大陆是当今世界地缘政治中最不稳定的地区，帝国和入侵的历史尚未褪色，与之相关的是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以及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而拥有核武器使这个地区的局势更加严重。
在许多方面，大印度有点像早期的现代欧洲，种族和民族群体相互竞争，官僚国家形成过程中力量权衡加剧，伴随着频繁的摩擦和随后的判断失误，偶尔爆发公开的战争。但不同于早期欧洲的多极化，南亚表现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两极斗争，以阿富汗为主战场，有争议的克什米尔邦为次要战场。
不同于超级大国的两极斗争，这种冲突不讲究什么冷静、公平或规矩。意识形态冲突的对立双方没有宗教或历史仇恨，半个地球和北极冰宽阔的港湾将其隔离开来；而这里的冲突双方一边是印度教占多数的世俗国家，一边是穆斯林国家，双方都处于现代民族主义血气方刚的阶段，由一条拥挤的共同边界分开，附近就是首都和主要城市。巴基斯坦的印度河中心地带，与印度北部的恒河流域中心地带，相距不到200英里。
印度迫不及待地希望逃离这个地理环境和这段历史。它与中国的竞争和僵持，形成了这种逃避的主要因素。与印巴之间的斗争完全不同，印度与中国的竞争更抽象、更缺少情感，更重要的是波动较小。这种竞争背后，并没有真实的历史渊源存在。近半个世纪前，印度与中国为争夺有争议的喜马拉雅边界，在西北部克什米尔附近海拔14 000英尺的阿克赛钦地区和东北部不丹附近的阿鲁纳恰尔（Arunachal Pradesh，即中国藏南地区）打了一场有限度的战争。这场战争最终以中国的胜利告终。
由于对西藏的紧张局势极为关注，中国发现，印度在有争议的边界线以北建立哨所，将其视为宣战，并在当年秋季的一个月战斗中打败了印度军队。任何一方都没有部署海军或空军，所以战斗仅限于没有人居住的偏远地区。目前，印度和中国边界仍有一些地区存在争议。中国已建立了遍布西藏的公路和机场。印度现已落入中国战斗机的操作半径以内，与此同时，印度空军名列世界第四，拥有1 300余架飞机和60多个基地，印度卫星和侦察机也随时关注着有关中国调兵的情报。
此外就是两国海军的崛起。关于中国海军，在前面的章节已有讲述。因为印度没有地中海那样的封闭海域和吸引水手的岛屿群，即使土地温暖而富有生机，印度直到最近都或多或少属于陆地国家，在架构上较少考虑海洋因素。但军事技术的进步压缩了海洋地理，加上印度经济的发展，使其有能力建造船舶和并购融资。
驱使印度走向海洋的另一个因素是中国威胁论，中国目前正在加紧建设海军。中国参与建设或升级的港口大多在印度洋周边，如缅甸的皎漂、孟加拉的吉大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和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中国为上述国家提供大量军事、经济援助以及政治支持。如前所述，中国已经拥有一个宏大的蓝水舰队以捍卫自己的利益，保护连接中东与中国太平洋海岸之间的贸易航道；而印度则以门罗主义的方式，宣示其在整个印度洋的存在。双方海军的势力范围和利益大大重叠，使原本就很突出的喜马拉雅山脉北部边界问题加剧。
当然，中国只是在试图保护自己的海上交通线，保证沿途顺利享有友好的优良港口，而印度却有被包围的感觉。在瓜达尔港的波斯湾入口附近，未来有可能建立一个巴基斯坦与中国海军联合行动中心，印度深受刺激，加大在阿拉伯海卡瓦尔军港的扩张；中国承建缅甸皎漂港口和能源管道项目，印度也不甘示弱，在北部50英里建设缅甸实兑港口和能源综合体；在印度支那西部，印度和中国也加快了管线和资源的竞争步伐。
我们仍然认为，印度与中国之间是一种新型斗争，背后没有历史力量的推动。在遥远的过去，印度和中国的交互往来通常是富有成果的，最有名的是中古和近古时代佛教从印度到中国的传播，后来成为了唐朝的立国宗教。仅在最近的几十年里，由于东方各国军队的海上、空中和导弹力量大涨，欧亚范围内新的地理冲突才成为焦点。距离的消亡，比文明的分化给印度和中国关系造成的伤害更大。在印度，只有政策精英们对中国心存忌惮，而巴基斯坦问题则给整个国家造成消耗，尤其是印度北部。此外，印度和中国也构成了世界上最有活力的贸易关系，二者可以优势互补。
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紧张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成功也会带来问题。新德里和北京两地的经济大发展被广泛应用于军事目的，尤其是投入昂贵的空中和海上平台；两国之间的新型竞争，也充分证实了保罗·布拉肯的观点，即战争技术和财富的创造互为表里，土地的有限规模越来越成为不稳定的力量，而军事硬件和软件的开发大大压缩了地缘政治地图的面积里程。 也就是说，冷战后的最初几十年，印度和中国的地面部队技术能力有限，只能看好自己的边界、巩固国家的壁垒，因此彼此没有感到对方的威胁；但随着飞机、导弹和军舰进入其军事库存，他们忽然看到眼前出现了彼此对阵的新战场。不仅中国和印度有这种感觉，横跨欧亚大陆广阔地带的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以色列、叙利亚、伊朗、巴基斯坦、朝鲜等都因处于导弹射程的重叠范围内，而不得不投入一个新的、致命的地理怀抱。
那么，再来看看印度次大陆。这片广阔的土地夹在海洋和山脉之间，早期缺乏政治统一的弊端，至今仍然给印度带来重大影响。
中国对国家的组织和治理比印度好得多。中国每年增加的公路里程数，比印度的总和还要多；与中国相比，印度的政府机构犹如不堪重负的脆弱芦苇丛。中国的麻烦可能来自怠工和抗议，但印度却会遭到暴力袭击和破坏，特别是在毛派纳萨尔分子（Naxalites）盛行的中部和东部地区。正如费格里夫所说，这里与外部世界相比，仍属某种“欠发达”的文明，这一说法至今仍能立得住。
其实，不管谁背靠穆斯林的中亚统治新德里，都必然担心仍然动荡的西北高原。美国仍将调动其在阿富汗的驻军，印度将不得不承受由此带来的后果，并被迫保持密切参与。其实，印度在新世纪的大国地位之所以增强，是因为它与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竞争。这对印度来说，也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还要说一下印度与次大陆内部一些弱国或准弱国的关系，他们因边界问题搞得焦头烂额。我们已经讨论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但尼泊尔和孟加拉国，也需带上一笔。
尼泊尔君主制垮台以后，毛派叛军力量上台，并勉强控制住了占人口85%的农村地区。由于从未被殖民统治过，尼泊尔没有继承西方的强大官僚传统，大部分人口生活在阴冷潮湿的低地，与印度相接的边境几乎没有警力把守。我已经走遍这一地区，它在许多方面与恒河平原无异。如果尼泊尔毛派不能增强国力，这个国家可能会逐渐消解。在这方面，孟加拉国比尼泊尔更甚。这个国家没有地域防御力量，平直的农耕地和绿油油的水稻田，与印度边界鸡犬相闻，其边防哨所更是破败混乱，摇摇欲坠。这块人为划分的领土原来是孟加拉地区，先后被称为东孟加拉、东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并有可能在下一次区域政治大博弈中再上演一次“变形记”，穆斯林宗教极端主义和气候变化都可能对它造成影响。同巴基斯坦一样，孟加拉国实行军事和文职人员制度，而且向来运作不畅。上千万孟加拉难民非法进入印度边境，截至本书付梓之时，孟加拉国政府还在为改善其政府职能效率奋力挣扎。将来，孟加拉可以作为陆上贸易和管道路线中转站连接印度、中国以及未来自由和民主化的缅甸。
次大陆的政治分歧从远古时开始，至今仍病灶缠身。在次大陆极北端，喀喇昆仑山脉与喜马拉雅山会合，山下是克什米尔的领土，挤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和中国之间；喀喇昆仑山脉的北部地区有个吉尔吉特镇，由巴基斯坦占领，印度则声称属于自己，并称其为克什米尔西部阿扎德“自由”区（Azad Kashmir）；克什米尔中心的拉达克岭，有两个镇叫斯利那加和查谟镇，由印度管辖，巴基斯坦亦宣示其主权；北面的锡亚琴冰川也是同样情况。
在更遥远的北部和东北部，沙克思干谷地和阿克塞钦由中国管控，印度提出声索；此外，印度占据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穆斯林人口占75%，多年来这一事实已成为刺激圣战起义的燃料，本·拉登生前就曾声明反对印度教主导的印统克什米尔。
尽管克什米尔是不适宜居住的高海拔荒地，但争夺它的战斗却屡屡发生，而且还会继续。同巴勒斯坦一样，网络空间和新媒体也对克什米尔地区的局势有重大影响，随时可以在千百万人中间触发仇恨，使问题越发错综复杂，其解决更是遥不可及。
技术可以超越地理，但技术同样可以增强地理的重要性。 印度次大陆是模糊不清的地理现实，但其边境的勘界工作仍将无限期地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