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食品通货膨胀

中国消费物价指数的波动主要为食品价格所主导，这是一个广为人知的经验事实。但奇怪的是，中国食品价格的波动与工业部门的通货膨胀高度同步，这多少令人费解，并使基于农作物歉收等微观证据的解释缺乏说服力。

北京大学的宋国青教授最早提出了农户部门通货膨胀预期的假说，并认为农户在“存粮”和“存钱”之间的竞争性选择导致了经济活动与粮食价格波动的同步性。在广泛的经济预测和政策实践中，这种假说似乎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本文试图提出进一步的排他性证据，以支持和推广这一假说。

一、食品和总物价趋势的同步性

从最近15年的情况来看，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波动绝大部分来自食品价格波动的贡献（见图3-7）o据此，有人认为CPI的波动趋势主要取决于天气的情况、粮食的歉收以及疫病。那么，食品市场的扰动是不是中国通货膨胀的独立主导因素呢？

图3-7 CPI月同比和食品贡献

数据来源：Wind，安信证券。

数据说明：CPI食品的贡献是CPI食品同比乘以食品的大致权重0.3o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过去30年中国食品和经济整体的通货膨胀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代表工业部门的第二产业GDP缩减指数1和食品类价格指数，表现出非常强的同步性（见图3-8）0在最近15年，其相关系数高达0.85。

这两项指标的同步性，在逻辑上暗含了三种可能的作用关系。第一种可能，食品通货膨胀引发工业品的涨价，从而主导整体经济的冷热；第二种可能，一些因素在引发食品通货膨胀的同时，也引发了整体经济的冷热变化；第三种可能，整体经济的冷热，工业品的价格变化，诱发了食品类的通货膨胀。

第一种可能认为，食品价格的波动影响了整体经济的冷热，这样的解释是缺乏说服力的。我们在前面的文章中可以看到，生产资料价格具有全球的同步性，其波动主要来自全球需求等因素的推动。很难认为全球工业品价格是由中国的食品价格决定的。

第二种可能认为，食品市场局部供求在影响食品价格的同时引发了经济的冷热。对中国这样复杂庞大的经济体来说，这种解释应该也很难成立。

第三种可能相对比较合理，认为经济整体的冷热、工业品的价格变化诱发了食品通货膨胀。

图3-8 食品价格指数与第二产业GDP缩减指数

数据来源：CEIC，安信证券。

致据说明：1.限于数据的可得性，1994年之前的食品价格指数采用了商品零售价格指数食品，其后采用CPI食品，对二者重叠部分的考察表明，二者的数值是相当接近的。2.以食品价格指数对第二产业GDP缩减指数回归，GDP缩减指数的系数在1980—1994年为1.29，拟合优度58%；在1995—2012年为1.37，拟合优度75%。

二、是成本加成，还是通货膨胀预期？

整体经济的冷热如何影响食品价格？除了食品供需层面以外，至少有两种机制可以使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价格同步起来。

第一种是成本传导。化肥、农药、薄膜和汽油的价格在上升，提高了农户的生产生活成本，通过成本加成的渠道影响了粮食价格。

第二种是通货膨胀预期。农户观察到化肥、种子、薄膜的价格在上涨，产生了通货膨胀预期，同时出现了保值需求。此时农户会减少货币现金的持有量，增加其他资产的持有量。

对农户来说，比较容易调整和增持的资产就是粮食和生猪等食品。在此条件下，农户就要囤积粮食和延长生猪存栏时间。在市场上，粮食和猪肉的供应就会减少，相应的价格也会上升。通货膨胀预期通过存货调整的机制作用于农产品市场，从而推动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升。

成本加成和通货膨胀预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机制。现实中到底哪个更为重要？

我们对比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见图3-9）可以发现，如果农产品价格上涨来自成本压力，那么生产资料价格的涨幅应该明显大于农产品涨幅。但实际情况是，在通货膨胀较为严重的时候，农产品价格涨幅大于生产资料价格涨幅，2这使农业种植和养殖利润在高通货膨胀时出现大幅改善。

我们用农村人均现金收入来衡量农民从事农业活动的收入，图3-10显示，农产品价格上涨总是伴随着农村人均现金收入的改善，这是成本加成机制难以解释的，但基于通货膨胀预期假说则比较容易理解。

在微观层面，我们也容易发现，猪肉价格上涨时养猪利润更好，粮价上升时种粮收益更高。这些都说明成本加成可能不是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主导因素。

图3-9 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同比

数据来源：CEIC，安信证券。

图3-10 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和农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

数据来源：CEIC，安信证券。

当然，食品价格相对成本的快速上涨也可以解释为需求的拉动或者供应的短缺。所以，我们需要给通货膨胀预期和库存调整假说寻找更多的证据支持。

三、通货膨胀预期和库存调整假说的进一步证据

我们通过食品横断面的数据来验证库存调整在食品通货膨胀中的显著作用。

我们将食品细分为粮食、肉禽、新鲜的疏菜、不新鲜的蔬菜、新鲜的瓜果和不新鲜的瓜果。之所以做这样的细分，是因为新鲜疏菜和瓜果很难储存。即使在通货膨胀预期下，也很难做存货调整。

如果通货膨胀预期下的存货调整是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那么一种食品越新鲜，越不能储存，存货调整的影响应该越小，对第二产业缩减指数的弹性也应该越低，相关系数也应该越低。与此对比的是，如果成本加成的因素是最主要的，或者其他供需因素更加重要，那么不同食品在横断面上的弹性区别应该不大。

我们的估算结果显示，各类食品价格对第二产业GDP缩减指数的弹性（见图3-11）和各类食品价格对第二产业GDP缩减指数的相关系数（见图3-12）的结果是较为一致的：肉禽及其制品的弹性及相关系数均

图3-11 各类食品价格对第二产业GDP缩减指数的弹性

数据来源：CEIC，安信证券。

数据说明：食品价格选取的是1996—2012年CPI食品分项年度数据。

最高，菜和鲜菜最低。横断面上的证据精确地证明，库存调整是影响食品价格波动的主导因素。其他供需原因和成本加成机制在逻辑上并不能得出价格波动和存储难易程度有关联。

图3-12 各类食品价格对第二产业GDP缩减指数的相关系数

数据来源：CEIC，安信证券。

数据说明：食品价格选取的是1996—2012年CPI食品分项年度数据。

最直接证明库存调整的方法是观察库存的变动，比如观察粮食库存的变化。但这方面缺乏可靠的数据。然而，存在相对可靠的中国生猪养殖的存栏和出栏量数据，这是我们可以直接检查这一市场的证据。

我们知道，当农户有通货膨胀预期时，农民倾向于将生猪延迟出栏（被称为“压栏”），此时存栏上升、出栏减少，生猪周转时间变长。

我们观察生猪市场过去十几年的总量周转时间（见图3-13）o因为技术进步等原因，过去十多年生猪总量周转时间在趋势性地缩短，但考虑趋势变化后容易发现，在2007—2008年生猪价格大幅上涨过程中，生猪出栏量相对明显减少，周转时间较历史趋势水平显著延长；在2011年生猪价格上涨过程中也出现了周转时间上升的迹象。

在猪肉价格上涨过程中，出栏量的减少说明对猪肉的需求变动并非价格上涨的原因，而周转时间延长和存栏量上升说明生猪供应并非短缺。从周转时间延长和价格上涨来看，农户的通货膨胀预期和库存调整是驱动生猪市场波动的王要原因。

图3-13 中国生猪养殖的周转时间

数据来源：CEIC，安信证券。

数据说明：周转时间=365x0.5x（年初存栏量+年末存栏量）/出栏量。

这些证据和分析暗示，从短周期意义上讲，存货调整是农产品价格波动的最重要原因。存货调整是因为农户产生了通货膨胀预期，需要调整资产配置。而可供农户选择的空间相对比较有限，农户会增持一些容易保存的农产品，例如囤积粮食和延长生猪出栏时间等，从而造成市场上相应的农产品供应减少和价格上涨的局面。

值得讨论的是，为何在我们的框架中，工业品价格由全球供需和一价定律决定，农产品价格受通货膨胀预期决定？

这是因为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存在贸易壁垒且相对封闭，同时初级农产品较为标准化，需求的价格刚性较强，生产对价格的反应具有滞后性，这些属性使通货膨胀预期和库存调整能够左右农产品价格的波动方向。

四、农户的通货膨胀预期

农户的通货膨胀预期对于食品价格波动较为重要。农户的通货膨胀预期如何观察和预测呢？通货膨胀预期向来被认为是难以界定和测量的变量。理论上，农户容易感知到的生产生活成本的变化可能是通货膨胀预期的重要来源。

除了我们要解释的食品价格之外，生产资料和人工价格是农户容易感受到的价格。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和建房等投资活动感受到的成本变化和生产资料价格密切相关。而农业生产中的雇佣成本、机会成本，以及服务业的价格都和人工成本密切相关。

如果这些看法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就可以用生产资料和人工成本来衡量农户可以感受到的通货膨胀。因为人工工资的波动不会很剧烈，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用PPI就能衡量农户感受到的通货膨胀。

从过去十几年的情况来看，PPI波动和食品价格指数具有较强的同步性。预测食品价格指数趋势变为预测PPI，这在前面的文章中讨论过。

需要指出的是，2007年可能是个例外。当年PPI涨幅并不明显，但食品价格指数显著上涨（见图3-14）。从平均工资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2007年的上涨在过去十几年中是最为惊人的（见图3-15）。

我们迄今能够提出的推测是，尽管当年的生产价格指数基本稳定，但人工成本的显著上升引发了农户的通货膨胀预期，从而拉高了2007年的食品通货膨胀。

图3-14 2007年PPI和食品价格指数涨幅

数据来源：CEIC，安信证券。

图3-15 2007年平均工资和城镇可支配收入增速

数据来源：CEIC，安信证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