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与中国的食品通货膨胀
在前文的讨论中，我们知道，中国消费物价的波动为食品价格所主导；由于农户的通货膨胀预期和存货调整，食品价格的波动与生产资料价格和工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一致起来。
我们也知道，在食品生产过程中，农业劳动力是非常重要的投入要素。这意味着如果农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出现快速上升，那么势必影响食品价格的形成过程。本文主要讨论农业劳动力工资对中国食品通货膨胀的影响。
我们认为，与刘易斯拐点机制相联系，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工资自2005年以来就出现比较快速和持续的上涨，这推高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由于食品价格的波动与广泛的价格压力相一致，农业劳动力工资上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食品价格的平均涨速（即波动的中枢水平）抬高。
一、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在1954年的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理论模型。3
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区分为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现代部门以制造业为代表，传统部门以农业为代表。
制造业部门存在持续的技术进步，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资本存量是其唯一的约束，利润是资本积累的最重要来源。企业家们将获得的大部分利润用于储蓄和投资，使整个制造业部门不断壮大。
农业部门是一个维持自身生存需要的部门，生产方式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技术进步停滞。整个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包括零值劳动力（边际产出为零的那部分劳动力）和不充分就业劳动力（边际产出大于零但是小于最低生存费用的那部分劳动力），依靠家庭和社区互助，勉强维持生计。剩余劳动力成为制造业部门扩张所需的“劳动力储存库”。
在农业部门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的情况下，农业部门的低收入决定了制造业部门的低工资，一方面使工业部门总是可以按照不变的工资水平雇到所需要的劳动力，劳动力供给无限；另一方面保证了企业家的利润份额以及整个制造业部门的扩张。
当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充分吸纳的时候，劳动力在农业上的边际产出开始高于其维持生计的水平，此时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曲线由水平变为向右上方倾斜，工资水平开始随着就业扩张而快速上涨。这一转折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
二、为什么花生比小麦更保值
图3-16是2000—2007年不同种类农产品的散点图，其横轴是不同农作物由它们各自的生产技术所决定的劳动力占生产成本的比例，度量了不同农作物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密集程度。越向右，农作物的劳动力的密集程度就越大。例如，为了生产给定的产量，最右侧的谷子、花生和油菜籽对劳动力的消耗密度要比小麦和粳稻大得多。
图3-16 中国不同种类农产品的累计涨幅（2000—2007年）
数据来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安信证券。
数据说明：1.劳动力占比的计算方法是在产值中扣除物质费用和土地成本等占比。因为一般统计方法的劳动力作价是从消费端考虑的，存在低估的偏误。2，劳动力成本占比计算的是最近三年的平均，特定农作物的劳动力成本占比在过去7年发生过系统，性的变化，但农产品之间相对的劳动力密集度的次序关系没有太大的变化。X表示横轴数据，Y表示纵轴数据，R2表示趋势线拟合程度的指标。
该图的纵轴是2000-2007年，不同种类农作物价格的累计涨幅。我们使用长时间序列的价格累计涨幅，最重要的目的是剔除农产品自身周期的短期波动影响。例如洪涝灾害、国家对粮食市场的干预、国际粮食市场的波动等，这些因素在短期之内会对粮食价格形成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如果我们用较长时间的累积涨幅，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消除掉。
在这个散点图上我们能明显地看到一条向上倾斜的直线，即它们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简单的相关系数超过0.7，拟合优度等统计指标也在非常高的水平上。4
这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经济上只有一种解读方式，即在过去这几年，导致农产品价格此起彼伏连续上升的关键因素是农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用其他一些因素，比如洪涝灾害、农产品周期、美元汇率等因素去解释农产品市场的价格变化，在横断面数据上都不可能得到这一结果，即粮食价格涨幅与劳动力密集程度存在强相关关系。
这样的结果说明，尽管短期灾害性因素在一两个月甚至一两年时间内，对农产品价格可能有明显的影响，但从较长时间来看，影响农产品价格的主导性因素是农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换句话说，花生能够比小麦更保值，这是因为前者生产过程的劳动力密度比后者更高。
批评者或许认为，这一结果与农产品用途的变化有关系，例如花生更多用来榨油，以及消费结构变化带来了食用油消费的加速；或者国际粮食价格变化的影响，例如生物柴油、玉米乙醇等。
对于第一种批评，我们的看法是，如果认为农产品市场是充分竞争和没有超额利润的，那么无论其用途如何变化，其长期价格都反映着成本的变化，这使我们可以清晰地识别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对于第二种批评，我们的看法是，在个别农产品领域，例如大豆，中国高度依赖国际供应，但在绝大多数农产品领域，迄今为止中国市场相对隔绝在国际市场的波动影响之外，这可能反映了农业领域自力更生战略的影响。
此外，为了使这一证据更加有力，作为对比，我们还利用同样的方法对1990—2000年的数据进行了处理。如果说在1990—2000年的10年中，劳动力成本并没有快速上升，那么按照前面的逻辑，我们将会看到的结果是，在农产品价格的横断面上，我们不可能看到价格涨幅与劳动密集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数据处理结果正是如此。如下可以看到图3-16与图3-17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清楚地表明在后一时期（2000年以来）劳动力成本出现了快速上升。
图3-17 中国不同劳动力密集农产品的累计涨幅（1990-2000年）
数据来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安信证券。
数据说明：X表示横轴数据，Y表示纵轴数据，R2表示趋势线拟合程度的指标。
三、农业劳动力工资是如何上升的
我们可以根据不同农作物价格的时间序列，以及在生产过程中由技术条件所决定的生产函数，比如土地、化肥、种子的投入等费用，倒推农民在农业生产活动中所获得的收入。
图3-18就是我们的估算结果（基于小麦、大米和玉米），它计算了一个标准的农民工在农业活动中每工作一个劳动日获得的现金价值，所以是农业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边际产出。5
图3-18 中国种粮单位劳动力机会成本
数据来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安信证券。
数据说明：劳动力机会成本价格=（总产值-物质费用-土地成本-成本外支出+补贴收入）/用工数量。
如果接受一些简单并且看起来合理的假设，6我们可以把图3-18近似地看作工业和服务业部门面对的低端劳动力的供应曲线。
1990—2004年，特别是剔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工资收入几乎是水平的。但是进入2004年以后，这个水平线开始转化成一个向上倾斜并且非常陡峭的曲线。这一结果与刘易斯理论模型的描述和预测是一致的，进一步考虑一些其他证据，我们倾向于认为中国经济在2005年前后可能已经走过刘易斯拐点。
那么这样的一个估算结果是否合理呢？我们可以拿它同国家统计局农调队调查的外出务工人员工资做比较。
2009年，农民工一天的产出或者说收入水平大约在55元，按照每个月25个工作日来计算，月收入水平大约在1400元。在2009年第三季度，国家统计局的农调队在中国中部地区对农民工收入的调查结果是每月1389元，在东部沿海地区是每月1455元。这一调查数据与我们根据粮食价格所倒推出来的数据是相当接近的。
表3-1 中国外出务工人员工资的变化（月平均工资，元）
地区
2003年
2004年
2006年10月
2009年第三季度
年平均增速
东部
760
798
1090
1455
11.4%
中部
570
724
880
1389
16.0%
西部
560
701
835
1382
16.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数据说明：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入户调查数据。
基于这些讨论，我们至少可以认为，2005年以来，农业劳动力的工资出现连续和快速的上升。由于在食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需要大量使用农业劳动力，这一变化对中国的食品通货膨胀必然产生影响。
四、为什么农村地区的蔬菜涨价比城市更快
新鲜蔬菜很少进入国际贸易，因其生产周期短（一般为3〜6个月），而且不易保存。所以，除去短期的雨雪和冷热天气的影响，蔬菜价格能较好地反映其成本趋势。
我们观察CPI鲜菜的两年复合同比增长率（见图3-19）可以发现，采用复合增长能相对有效地剔除一些短期冲击。
在2002—2007年的5年时间里，蔬菜价格的复合年增长率的中轴大概在5%的水平，而在2008年之后的三年半时间里，蔬菜价格增速的中轴从5%逐渐抬升至15%左右的水平，显示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图3-19 CPI鲜菜的两年复合同比增长率
数据来源：CEIC，安信证券。
长达两年半的价格增速的中轴抬升，很难用超额利润或者短期的天气因素去解释。2008年存在大宗商品冲击，在此之后，蔬菜种植的物质费用成本有明显的下跌，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蔬菜价格的中轴有明显的下降，这暗示大宗商品的冲击并非导致蔬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那么，排除了这些可能因素之后，能否就直接认为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了蔬菜价格波动中轴的抬升呢？显然是不可以的。
比如，菜价的上涨可能是因为流通环节成本的高企，因为高速公路乱收费、菜场的摊位费以及超市的进场费等等。这样的思考是有价值的。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验证？
为了验证菜价上涨到底是因为生产成本还是流通成本，我们对比了农村与城市蔬菜价格同比增速的差。
我们知道，城市蔬菜零售价格除了包括农民出售的生产价格以外，还包括交通运输成本、菜市场租金成本以及中间商的利润等等。如果是因为流通成本主要导致了蔬菜价格的上涨，那么我们将会看到城市蔬菜价格的上涨比农村更快；如果是因为生产成本主要导致了蔬菜价格的上涨，那么我们将会看到相反的结果。
结果如何呢？
图3-20显示，在2007年之前，农村蔬菜价格的涨幅相较于城市有高有低，平均来看在零附近，暗示着农村和城市菜价的涨速是一致的，但是2007年之后，农村菜价涨幅系统性地高于城市平均2~3个百分点。
农村蔬菜价格同比增速连续五年高于城市增速，暗示蔬菜价格的快速上涨更多地来自生产者价格的上涨，而非中间流通成本的上升，也表明蔬菜价格的波动中枢在系统性上升。
图3-20 农村与城市蔬菜价格同比增速之差
数据来源：CEIC，安信证券。
五、农户种粮终于可以赚到钱
粮食和蔬菜价格与其物质费用成本长期背离，最重要的原因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在大幅提升。这从粮食价格以及粮食种植成本
（基于小麦、大米和玉米）的定基数可以看到（见图3-21）。
图3-21 中国三种粮食平均单位产量的成本趋势（1990=100）
数据来源：CEIC，安信证券。
1990-2008年粮食单价上涨了211%，而单位产量的物质成本只上涨了164%。2004—2008年，虽然伴随着大宗商品的冲击，农药、化肥和汽油价格全面上涨，但物质费用的涨幅系统性地慢于粮食价格的上涨。
这种长期裂口增大很难认为是粮食种植的利润率短期景气加剧造成的，也很难认为是短期的天气冲击造成的。如果考虑到2004年之前有农业税和2004年之后相关补贴的增加，农产品价格的大涨显得更为奇怪。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本质上是由于另一项成本——民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
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农户种粮终于可以赚到钱，也意味着食品价格的平均涨速必然在加快。
六、扩大的价格裂口
我们可以把“CPI-食品”和CPI分别处理为定基数，设定1993年这两项指数都为100，结果见图3-22。
图3-22 CPI、CPI-食品的定基数（1993=100）
数据来源：CEIC，安信证券。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1993—2003年里，CPI、"CPI-食品”的波动虽然从短期来讲并不相近，但十年时间里的累计涨幅是一样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2003年以后，“CPI-食品”与CPI的定基数之间开始产生裂口，并且这一裂口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没有显示出收敛的迹象。
从2003—2006年的裂口来讲，可能会有争议说这可能是由经济周期性因素所决定的，就像在1995年前后，我们也曾见到一个裂口一样。但是在2007年以后，该裂口进一步扩大，就很难解释为短周期的经济因素。
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一事实主要反映了前节讨论的农业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压力；这也清楚地表明，在过去数年的时间里，食品通货膨胀的平均涨速已经较此前明显提高。
七、国际经验研究
在大量的实证研究中，一般性的看法是，刘易斯理论能很好地解释东亚经济体在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中的现象。我们计算了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数据，以便了解其在走过刘易斯拐点时的表现。
（一）日本案例
绝大多数的学者和企业界都同意日本是在1960年前后经过刘易斯拐点的。在日本的经济经过刘易斯拐点以后，其价格层面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是食品价格快速上升。但是工业品的价格并没有这么大的压力，这样我们应该看到CPI比PPI涨幅更高。
事实正是如此。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CPI的平均涨速在5%〜6%，但是PPI的平均涨速只有1%多（见图3-23）□通货膨胀裂口的幅度有4个百分点以上，并且持续的时间长达10年。在1960年以前和1972年之后的数据中我们都看不到这么明显的物价裂口。即使在部分其他时段存在，其原因也不是食品价格的快速上升，而是由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裂口幅度也小得多。
既然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工业品价格稳定，那么到底是什么推高了日本整体的CPI呢？
我们检查一下CPI的细项（见图3-24）可以发现，农产品和服务业价格在1960年之后开始系统地超越整个CPI，成为推高CPI的主要原因。而在1960年工资水平大幅上涨之前，农产品和服务业价格涨速并不是太快。
图3-23 日本的PPI和CPI
数据来源：CEIC，安信证券。
图3-24 日本CPI分类同比变化
数据来源：日本统计局，安信证券。
我们可以从CPI的进一步细分中看到端倪（见图3-25）。我们选取了鲜菜和个人护理（主要是理发等服务价格）。因为这两个产品和服务都是典型劳动密集型的，并且技术进步速度较慢，其价格更能反映劳动力成本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日本鲜菜的价格在1960年之后快速上涨，年均增速在10%以上，高于农产品的平均涨速。同时，日本的个人护理价格也以1960年为拐点，出现了平台式的大幅上扬，其价格的中轴水平要高于服务业的平均增速。
图3-25 日本CPI鲜菜和个人护理
数据来源：日本统计局，安信证券。
总结起来，20世纪60年代日本工资水平出现快速上涨，虽然工业品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使价格维持在低位，但农产品和服务业的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从而推高了整体CPI，导致了CPI和PPI出现明显裂口。
（二）中国台湾和韩国的案例
检查中国台湾和韩国的数据，也容易发现经过刘易斯拐点的时候，食品价格相对工业品的价格涨得更快，并且这一时间持续将近10年。
韩国（见图3-26）在1983年一直到1994年这10年时间里，CPI和PPI的物价裂口一直存在。而在此前和此后这一缺口并不明显。
中国台湾食品和批发物价之间的这一裂口（图3-27），也是发生在1985年前后一直到1994年前后，时间持续接近10年。
图3-26 韩国的PPI和CPI
数据来源：CEIC，安信证券。
图3-27 中国台湾的WPI（批发物价指数）和分类CPI
数据来源：CEIC，安信证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