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而言，在恐龙研究领域，我入行时间并不算久，所做的贡献也不算大。跟所有科学家一样，我站在了前辈的肩膀上，与我并肩工作的人也给了我不少帮助。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向读者展示出，古生物学领域当前的景象是多么令人振奋，过去几十年我们对恐龙的一切了解都来自全体从业人员的努力。来自全球各地、背景各异的杰出人士都参与其中，有男有女，有野外志愿者、业余爱好者，也有学生和教授。我无法在此对所有人一一表达感谢，如果我这么做的话，一定会遗漏不少非常重要的人。我要对所有名字或者故事出现在本书中的人士，对所有共事过的人士表达谢意，感谢你们接纳我，让我进入古生物学家这个全球化的大家庭，感谢你们让我过去的这十五年如此令人难以置信。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人士我想在此特别提及。我非常荣幸地得到了三名杰出导师的教导——本科生导师保罗·塞里诺（芝加哥大学），硕士生导师迈克·本顿（Mike Benton，布里斯托大学）和博士生导师马克·诺雷尔（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及哥伦比亚大学）。现在我已经知道，我当时是多么幸运，以及学生时代的我又是多么令人无可奈何。他们三人都曾把精美绝妙的化石拿给我，让我研究，带我去野外考察，去世界各地勘察。最重要的是，在我冥顽不灵的时候，他们还对我进行提点。我敢说，就导师而言，没有哪个年轻恐龙研究者有过我这样的运气。
我曾跟很多人共事过，大部分都是非常优秀的恐龙研究同行，而且大体上都很容易相处，我们的合作相当愉快。也有一些人从合作者变成了朋友，我特别想要感谢的，首先是托马斯·卡尔和汤姆·威廉姆森，还有罗杰·本森、理查德·巴特勒、罗伯托·坎德埃罗、汤姆·查兰兹、佐尔坦·奇基-萨瓦、格雷姆·劳埃德、吕君昌、奥克塔维奥·马特乌斯、斯特林·内斯比特、格热戈日·涅兹维兹基、杜格尔·罗斯、马加什·弗雷米尔、汪良和斯科特·威廉姆斯。
我以古生物学为业的时间虽不算长，但有过很多次幸运的经历。最幸运的一件事莫过于在博士即将毕业时说服爱丁堡大学接纳我。雷切尔·伍德（Rachel Wood）是一名“青椒”所希望遇到的最好的导师，直到现在她仍然不肯让我为咖啡、食物、啤酒或威士忌付费。桑迪·图德普（Sandy Tudhope）、西蒙·凯利（Simon Kelley）、凯西·惠勒（Kathy Whaler）、安德鲁·柯蒂斯（Andrew Curtis）、布赖恩·恩圭尼亚（Bryne Ngwenya）、莱斯利·耶洛里斯（Lesley Yellowlees）、戴夫·罗伯逊（Dave Robertson）、蒂姆·奥谢（Tim O'Shea）和彼得·马西森（Peter Mathieson）全都是最好的那种老板——总是给予帮助，从不盛气凌人。杰夫·布罗姆利（Geoff Bromiley）、丹·戈德堡（Dan Goldberg）、沙斯塔·马雷罗（Shasta Marrero）、凯特·桑德斯（Kate Saunders）、亚历克斯·托马斯（Alex Thomas）以及其他年轻教师让我在爱丁堡的工作生活趣味横生。尼克·弗雷泽（Nick Fraser）和斯蒂格·沃尔什（Stig Walsh）邀我进入他们在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的团队，尼尔·克拉克（Neil Clark）和杰夫·利斯顿（Jeff Liston）介绍我认识了很多苏格兰古生物学家。身为教师，指导自己的学生是我的“专享福利”之一，已经有一批背景迥异、才华横溢的学生从我的实验室毕业：萨拉·谢利（Sarah Shelley）、戴维德·福法（Davide Foffa）、埃尔莎·潘奇罗利（Elsa Panciroli）、米凯拉·约翰逊（Michela Johnson）、艾米·缪尔（Amy Muir）、乔·卡梅伦（Joe Cameron）、佩吉·德保罗（Paige dePolo）、莫吉·奥甘坎米（Moji Ogunkanmi）。你们也许没有意识到，我从你们身上学到了多少东西。
科学已经够难了，写作则更难。我的两名编辑，威廉莫罗出版社（William Morrow）美国分部的彼得·哈伯德（Peter Hubbard）和英国分部的罗宾·哈维（Robin Harvie）帮助我把散乱的趣闻逸事和杂言乱语熔铸成叙事文本。几年之前，简·冯·梅伦（Jane von Mehren）听到了我在广播中做的一个节目，觉得我可能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于是说服我完成了一份写作计划。从那之后，她一直都是一名超级能干的代理人。此外，我还要大力感谢Aevitas 的埃斯蒙德·哈姆斯沃思（Esmond Harmsworth）和切尔茜·赫勒（Chelsey Heller），感谢你们在合同谈判、报酬支付和海外版权方面的帮助。还要大力感谢我的老伙计、无与伦比的艺术家托德·马夏尔（Todd Marshall），他的原创插图让这本书充满灵气。同样要感谢的还有我的挚友米克·埃利森（Mick Ellison），他是全世界最棒的恐龙摄影师，我在书中使用了他拍的一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照片。另外还有我家的两位律师，我的父亲吉姆和哥哥迈克，感谢他们确保我的每一份合同都排除合理怀疑，完美无瑕。
我一直喜欢写作，一路走来总是有人相助。朗尼·凯恩（Lonny Cain）、迈克·墨菲（Mike Murphy）和戴夫·维施诺斯基（Dave Wischnowsky）给了我在故乡报社——伊利诺伊州渥太华市的《时代报》——的新闻编辑室工作的机会。我在那里工作了四年，对截稿日期的恐慌和追逐消息源的兴奋让我迅速成长。很多人在他们的杂志或网站上刊登了我十几岁时候写的（往往不怎么样）关于恐龙的文章，特别是弗雷德·伯沃依兹（Fred Bervoets）、林恩·克洛斯（Lynne Clos）、埃伦·德布斯（Allen Debus）和迈克·弗雷德里克斯（Mike Fredericks）。近来，《科学美国人》杂志的王兰静（Kate Wong），克尔瑟斯出版社（Quercus）的理查德·格林（Richard Green），《当代生物学》杂志（Current Biology）的弗洛里安·马德斯拜奇（Florian Maderspacher），对话网站（The Conversation）的斯蒂芬·卡恩（Stephen Khan）、史蒂文·瓦斯（Steven Vass）和阿克沙特·拉蒂（Akshat Rathi）不但为我提供了平台，还给予了我不少严厉的“编辑之爱”。在我开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尼尔·舒宾（Neil Shubin，我本科时的一位教授）和埃德·扬（Ed Yong）都向我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建议。
此外，我还要感谢众多出资机构，鉴于这个名单过于庞大，在此恕不一一列举。感谢你们不断拒绝我的资助申请，给了我写作本书的充足时间和自由。另外，我要诚挚感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美国国家土地管理局（Bureau of Land Management）（以及为这两家机构提供资金的美国纳税人），美国国家地理学会（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英国的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和利弗休姆信托基金（Leverhulme Trust），以及欧盟资助的欧洲研究理事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和“玛丽居里行动计划”（Marie Skłodowska-Curie Actions）（以及为这些机构提供资金的欧洲政府和纳税人），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我还从不同来源接受过一些小额资助，并得到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爱丁堡大学的大量支持。
我的家人是世界上最棒的。我的父母，吉姆和罗克珊，被我拖着在家庭度假的时候陪我去一家又一家的博物馆，并确保我能在大学攻读古生物学专业。我的兄弟，迈克和克里斯，也加入了支持我的行列。如今，我的妻子安妮也加入了进来。她容忍我在出野外的时候无法陪在她身边，容忍我一次又一次偷偷溜到楼上写作，容忍我邀请形形色色的恐龙迷到家里做客，跟在酒吧认识的恐龙爱好者结为朋友（我总是能吸引到这样的人）。她甚至还通读了本书手稿，尽管她对恐龙一点儿兴趣都没有。爱你哟！安妮的父母，彼得和玛丽，让我在他们位于英国布里斯托的房子里度过了很多时光，那是一个能够静心写作的安宁之地。我还有一些非常酷的姻亲，包括我妻子的妹妹萨拉，以及迈克的妻子斯蒂芬妮。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未得颂扬的英雄，这些人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但如果没有你们，我们这一领域就会消亡。化石标本制作师、野外技术员、本科生助理、大学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参观博物馆的人士、向大学捐款的人士、科学期刊记者、特稿记者、画师和摄影师、期刊编辑和同行评议员、业余化石收集者（他们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还把化石捐献给博物馆）、管理公共土地并为我们颁发许可的人士（特别是我在国家土地管理局、苏格兰自然遗产署和苏格兰政府的朋友）、支持科学（并挺身而出与反科学人士分庭抗礼的）的政界人士和联邦机构、支持研究的纳税人和选民、各个阶段的科学教师，以及许许多多的其他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