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年大選前中共的態度是柔軟的。這有兩個原因。一是一九九六年的「文攻武嚇」與二○○○年的「文攻不武嚇」（「一個中國原則白皮書」與「朱鎔基講話」）都造成反效果，中共領導集體學到了教訓，改採「既不文攻，也不武嚇」。更重要的是，由前述各項選前民調看來，泛藍似乎一直穩定領先。這就讓中共當局對兩岸局勢走向產生新的信心。
所以選前幾個月，中共除了在「公投」問題上持續對美國施壓外，沒有做出任何恫嚇性的大動作。相反的，中共先是於二○○三年十二月發表了相當軟性的三通說明書，強調兩岸直航是台灣的多數民意。[45]接著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北京親自會見大陸各地台商協會會長九十餘名，強調三個「只要是」：「只要是對台灣同胞來大陸投資經商、興辦實業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對兩岸經濟、科技和文化等領域的交流和合作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對兩岸關係發展和祖國統一有利的事情，我們都會盡最大努力加以推動。」[46]
二○○四年一月十九日，中共國務委員唐家璇在「江八點」九週年座談會上一方面固然批評「漸進式台獨」活動，但更多的篇幅從正面強調「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實現全面、直接、雙向三通」、「以平等和包容的精神解決兩岸政治分歧」及胡錦濤的三個「只要是」。最特別的是他提出「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47]在二○○二年八月陳水扁提出「一邊一國」以後，中共對台灣「政府」已經不抱希望。選前敏感時刻特別提對「人民」的希望，自有特別涵義。
三月上旬，中共依往例舉行「政協」與「人大」的年度大會，政協主席賈慶林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分別做了工作報告。[48]但兩人報告對兩岸關係都著墨不深。人大新聞發言人姜恩柱四日在記者會上表示，大陸不介入台灣大選，也不關心選舉本身。大陸關心的是，「希望台灣選後掌權的個人與政黨，能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並且在一中原則上，舉行兩岸對話及談判，開展直接三通」。[49]
即使在「公投」問題上，中共似乎也沒有全力阻止，而傾向交由美國處理。胡錦濤一月底訪問法國時，並未直接發言反對公投，只「高度讚賞」法國總統席哈克反對公投的態度。[50]外交部發言人章啟月二月十二日答覆記者時，也讚賞美國表態「反對任何旨在單方面改變現狀的言行」，但未明言「公投」。她接著說：「希望美方能夠按照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原則妥善處理好這一（台灣）問題」。[51]高層黨員中似乎只有國防部長曹剛川二月十七日在會見馬其頓國防部長時說，台灣公投「目的是要破壞台灣的現狀」、「旨在台獨的公投」。[52]這一個強硬說法雖然明顯與美國「可以有公投」的態度不同，但仍然保有彈性餘地。因為「目的是」並非「已經是」，因此中共並沒有採取實際行動的必要。
然而三一九槍擊案與三二○選舉結果出來。一方面「軍購」與「談判」公投的領票率都只有四五％餘。依據「公投法」第三十條，「投票人數不足前項規定數額（亦即投票人數需占有投票權人總數二分之一以上）或未有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者，均為否決。」亦即公投的結果是兩案均遭否決。一方面扁呂以極小差距勝選。這個選舉結果讓中共的信心一夜間全面崩潰。三二○當天中共的聲明十分簡短。它指出公投「挑釁兩岸關係、分裂國家，公投結果無效」。但對選舉本身則引用「參加競選的一方認為這是一次『不公平的選舉』」，「我們正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53]
三月二十六日，台北中選會公告陳呂當選連任。中共國台辦立刻發表強硬聲明：「如果台灣局勢失控，造成社會動盪，危及台灣同胞的生命財產安全，損害台海地區的穩定，我們將不會坐視不管。」[54]這個聲明在台北激起的反響不大，完全被自三一九至三二七連續八天八夜的對立激情所淹沒。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包潤石在二十七日被問到時，也只淡淡的說：「我已經表達我們的意見，讓他們表達他們的」。[55]
二十七日聚集總統府前的五十萬民眾剛剛解散，陳水扁就在二十九日接受《華盛頓郵報》的訪問。訪問中，他承認公投沒有跨過法律規定的有效門檻，重申不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他還強調「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只有北京無法接受這個事實」。但他最受矚目的還是關於「新憲」的部分。他說，「二○○六年要催生新憲法，希望在二○○八年能夠實施一部合身合用的台灣新憲法」。[56]這個在選前引起軒然大波的議題，在選後一週就被提起，立刻引起廣泛注意，並被視為他要展現「決心」。三十一日，他接受英國ＢＢＣ專訪，再提公投話題，並說新憲「將直接付諸公民投票」。[57]四月一日他在日本《讀賣新聞》的專訪講得更露骨。除了「新憲」外，他說，民進黨下一個政治目標是在十二月的立委選舉中拿下過半數席位；為了「脫離中國而自立」，必須在國會中掌握主導權。[58]
四月十四日，與三二○相距三星期之久，大陸國台辦才舉辦台灣大選後的第一次記者會。發言人李維一的重點不再是選前所說的「寄希望於台灣人民」或三個「只要是」。他把重點放在「反獨」，尤其是陳水扁的「台獨時間表」，即「二○○四公投、二○○六公投制憲、二○○八實行新憲的台獨三步曲」。他甚至把四個月前三通定位為「兩岸航線」的中性說法，都倒退成強硬的「一個國家內部的經濟事務」。[59]
但整體來說，三二○以至五二○之間中共的反應出奇的低調。沒有軍事演習，沒有導彈試射，也沒有高層領導人的講話。唯一的例外是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五日，由中共的北海、東海、南海等三大艦隊總共派出八艘艦艇，訪問香港。[60]這八艘艦艇都是中共自行設計製造，擁有導彈和反潛能力。其中沒有購自俄國的現代驅逐艦，也沒有出動核潛艦，故目標應非針對美國。也沒有坦克登陸艦，故應無升高台海緊張的意圖。但這次出動八艘，遠遠超過三年前訪港的兩艘，顯有武力威懾的成分。
最清楚的中共立場展示還是「兩辦」（即國台辦與中台辦）在五月十七日聯名發表的「授權聲明」。[61]四年前「兩辦」也曾在選後第二天的三一八聯名表示要對陳水扁「聽其言、觀其行」，後來在五二○又抨擊他的就職演說對「一中」沒有誠意。但這次聲明加上「授權」兩個字，顯示它代表中共中央，所以分量極重。
選擇在五月十七日發表，意在先發制人。也就是中共對陳水扁五二○就職演說已沒有興趣。如果過去是「聽你言」，現在則是「聽我言」。「授權聲明」文字不長，結構嚴謹，語氣強硬，火藥味甚濃，但最後仍列出兩條道路供「台灣當權者」選擇，顯示中共雖然嚴厲，但台灣仍有空間。
聲明第一段劈頭就說「制止台獨」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這表示「促統」已變成次要。第二段最特殊，顯示北京對陳水扁個人已經毫無信任。它一面點名「陳水扁」，一一列舉他的「四不一沒有」，一面舉例指責他的「四不一沒有」，完全「自食其言、毫無誠信」，「把兩岸關係推到了危險邊緣」。聲明第三段強調「台獨沒有和平、分裂沒有穩定」，並提出「五個絕不」，其中有三個較硬（堅持一中，捍衛領土完整、不容忍台獨），但也有兩個較軟（爭取談判，與台灣同胞共謀和平發展）。第四段提出七項具體的緩和前景，「只要（台灣當權者）……摒棄台獨主張，停止台獨活動」。這「七項前景」涵蓋對話、軍事互信機制、三通、經貿交流，國際活動空間等面向。最後一段列出「兩條道路」供「台灣當權者」選擇。一條是懸崖勒馬，停止台獨活動，一條是一意孤行，最終玩火自焚。
這篇「授權聲明」無論是發表的時間點，形式或內容，都顯示中共當局已經完全失去對「陳水扁」的信任，但對「台灣當權者」卻仍留有「懸崖勒馬」後「七項前景」的空間。這中間似乎存在矛盾，但它所反映的正是日後中共對台政策的主軸。那就是「硬得更硬，軟的更軟」。譬如說，這篇聲明的結語用上了「中國人民不怕鬼、不信邪」這句話。這是毛澤東在一九五九年談到金馬砲戰時引用《聊齋誌異》其中一個故事所說的話，意即中共雖然力不如人，但意志堅強，仍敢力抗強敵。[62]放在當前局勢中，它似在暗示，如必要，中共將不計代價對台動武。但同時，「授權聲明」又具體列舉較緩和，涵蓋面廣泛的「七項前景」。這是後來中共對台政策的起點。
在二○○四年的下半年，幾乎所有與大陸接觸到的台灣學者專家都感受到一股嚴厲肅殺的氣氛。七月底，國台辦所屬的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在杭州主辦「兩岸關係與經貿交流論壇」。[63]八月上旬，香港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舉辦「中國和平統一論壇」。[64]國台辦副主任王在希在兩次會議致詞中，除重申五一七的「授權聲明」，並將三通又限縮為「兩岸中國人內部的事務」。[65]其他不同的學者也指出「未來四年是兩岸高度危險期」，「中共對台灣當局的『聽其言，觀其行』，已改為『聽我言，觀你行』。（台獨勢力）願意用何種方式與我們對抗，我們都奉陪到底」等不同的強硬說法。[66]筆者參加的小型座談會上，也有大陸學者明言：「二十年戰略期固然重要，但我們必須思考，是否讓台獨成為我們二十年的『長痛』，還是只是短時間的『短痛』」。[67]
針對台海軍情的新高點，六月初，美軍太平洋總部司令法戈（Thomas Fargo）接見台北的立委訪問團時表示，這段時期他非常憂心兩岸政府因誤判而導致戰爭，有時甚至為此而「難以入眠」。[68]中共解放軍於六、七月間在福建東山島地區舉行海陸空聯合演習，除強調「台海制空權」的爭奪外，也著重於長程奇襲、反艦、夜間攻擊和信息戰等。北海、東海、南海三大艦隊都參與操演。其中北海艦隊一支編隊又跨越黃海、東海、南海進行「超強度」遠程操演。[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