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還沒有學會克制「獨」的衝動的同時，北京似乎先學會壓抑它「統」及「武」的衝動。譬如說，一九九六年北京對台灣大選的反應是文攻武嚇；二○○○年變成只文攻不武嚇；二○○四及○八年即不文攻也不武嚇。這個成熟的過程反映的似乎不只是北京方面策略性的考量，還牽涉到更深層的權力與政策因素。
本書的撰寫跨越江澤民及胡錦濤時期。這段時期的中共政治或許可用「騎腳踏車」來做比方。「騎腳踏車」有三個元素：騎車的人代表中共黨中央，兩個車輪分別是「經濟成長」與「民族主義」。因為騎車的人只有倚賴這兩個輪子，沒有第三、第四個輪子，所以腳踏車先天比較不穩。但只要騎車的人穩握車頭，靠這兩個輪子，車子也可以前進。只不過車子不能靜止，必須不斷前行。若車行速度太慢，車子會倒。太快，容易出事。
在江澤民掌權的十三年及胡錦濤的前六年間，這輛腳踏車的速度可說又快又穩。這是因為鄧小平不僅拔擢江澤民接他的班，還親點胡錦濤接江的班。權力布局既定，「以江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或後來的「胡溫體制」都可以「相親相愛，白頭偕老」，專心致力於經濟的改革開放而不必費心權力鬥爭。騎車的人坐得穩，「民族主義」的輪子滿足一般大眾的心理需要。而「經濟成長」的輪子則改善廣大人民的實際生活，讓他們暫時忍耐像貪腐、貧富不均、環境惡化之類的問題，把希望寄託在未來。
台灣能扮演的角色在於它能直接而且強烈地牽動中共「民族主義」的神經，也能間接影響「經濟成長」的輪子。如果台灣讓中共民族主義放鬆，北京領導人就會把民族主義改成後輪，讓經濟成長的輪子帶頭。連帶的，兩岸可以和平共存，美中關係也較緩和。如果台灣讓中共的民族主義神經緊繃，它的經濟成長輪子就會退位，而領導階層中恐怕沒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輕言讓步。
本書的分析顯示，兩岸關係二十年的和平發展確實得來不易，必須台北與北京兩方面都有意和解、求同存異，才有可能。相反的，要使兩岸緊繃卻很簡單，只要任何一方擁抱民族主義，改採對抗路線即可。所幸這二十年讓兩岸既首度品嘗了和平雙贏的果實，也深刻體會了統獨武碰撞可能帶來的風險。希望這個寶貴經驗有助於兩岸問題的最終和平解決。
Richard C. Bush,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nd Taiwan-China Relations,”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on “Between Power and Knowledge: Think Tanks in Transition,”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 April 11, 2013, p.21⤴ Denny Roy, “Taiwan's Threat Perceptions: The Enemy Within,” 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March 2003).見http://www.apcss.org/Publications/Ocasional%20Papers/OPTaiwanThreat.pdf⤴ Edward D. 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anger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1995), p.7.⤴ Su Chi, “Driving Force Behind Taiwan's Mainland Policy”, in Steve Tsang ed., Peace and Secur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4), pp. 5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