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附录】我有一个梦：于神意之外造史——Adelia Seyfried对谈Adolfo Morel

9｜【附录】我有一个梦：于神意之外造史——Adelia Seyfried对谈Adolfo Morel

I Have a Dream–Making History beyond the Divine Plan,a Conversation between Adelia Seyfried and Adolfo Morel

Adolfo Morel简介：Adolfo Morel，男，Funny Bunny与Exotica公司创办人，色情电影大亨，2199年7月4日出生于美墨边境索诺拉州埃莫西约（Hermosillo）。2221年获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经济学硕士学位。2223年创办Funny Bunny公司，自任CEO，以产制低成本小众AV起家。2230年代起扩张成功，Funny Bunny分公司与相关渠道已遍布世界各国。2246年起以类神经生物技术为基础，主导建立奇幻极乐（Ecstasy Fantasy）色情表演数据库，开创AV低成本定制化时代；举凡各类小众性癖、个人极私密或极怪异之性偏好，无分男女、同志、异性恋或双性恋，甚或第三性、第四性，各类LGBT，均能透过此AV低成本定制化模式，以极低费用获致满足。此创举将Adolfo Morel之个人声望推向高峰。2250年8月，Funny Bunny公司于纽约HeChan交易所上市，首日股价最高上涨至挂牌参考价之612%，创下该交易所成立以来上市日单日涨幅纪录。2251年，时年未满52岁的Adolfo Morel被美国大西洋月刊列名为“50年来改变世界50人”之一。2252年与前女友涉入该公司内线交易案，虽经判决无罪，仍遭该公司董事会拔除执行长职务。2255年，由日本名导松山慎二执导，以其个人私生活、开创AV帝国、及至身为AV定制化教父，并涉及内线交易案为题材之半纪实电影《无刀不剪》上映，大获好评，叫好叫座，亦令其个人知名度再攀巅峰。2256年于美国纽约另行创立Exotica公司，于色情电影领域持续耕耘。现任该公司董事长兼CEO。

Adelia Seyfried简介：

Adelia Seyfried，记者，作家，《零度分离》作者。

对谈

Adolfo Morel：

先从一似乎不相干之事说起。我首先想到的是，对于我之前的至少两代人而言（对，我说得保留；因为事实上不仅如此；或许包括我这一代，或再下一代，上下约计四五代人均受此影响），上世纪，亦即22世纪，人类文明最重大事件之一，极可能正是2154年人类唯一优先原则之确立——无论是《种性净化基本法》之立法，抑或是《智人物种优先法》（反反人类法）第22号修正案的通过，无疑影响了往后文明样态至今。而同样无须讳言的是，当时已有众多论者主张，“人类唯一优先原则”之明文立法，其对生化人、AI等其他类人物种权益之损害或剥夺，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污点之一。

此点且按下不表。就我个人而言，拜读您的《零度分离》，简化地说，我读到的是“受苦者之群像”。这话由我来说或许有些怪异，甚至好笑——是的，我自己都难免感到可笑；因为何其有幸（或何其不幸），我所从事的行业，直率地说，是一个专注于享乐，并意图以性的享乐掩盖所有其他生之痛苦的行业。然而您与我截然不同。您专注于这些无所不在的痛苦，专注于这些在时代巨变的倾轧中扭曲、粉碎、形销骨毁的、面貌真实的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人类。而在书中，几乎不存在他们与生化人间的互动。您显然并未在此多做着墨。必须强调的是，对此我无意批评——事实上，于《零度分离》中，我同样读到对人类（更准确地说，几乎是任何人、任何事）毫无保留的凝视与同情。我甚至动容于这些人与故事为您个人带来的困惑与挣扎。我的个人判断是，我深信您这样深沉的同情，必然同时于跨物种之间存在；不可能仅存于人类彼此之间。是以，请容我以这样的联想作为此一提问之引子——我的疑问是，您对“人类唯一优先原则”此一历史事实的看法为何？您和鲸豚专家Shepresa一样，是坚定的动物权利护卫者吗？您是如何看待其他您甚少提及的类人物种的？您关注生化人的痛苦吗？而同时请容我如此怀疑：您是否对类人物种有所回避？何以如此？此点是否与《零度分离》本身的写作有关？

Adelia Seyfried：

您的问题对我极有意义；我也可以想见，对您自己而言，必然也极有意义。但恕我直言——对这个世界而言，那并不见得如此有意义。

但这点待会另再详说。首先必须向您诚挚说明的是，《零度分离》中并非对人类以外的其余类人物种毫无着墨——在我的认知中，这并非事实；至少《梦境播放器AI反人类叛变事件》就直接以梦境播放器AI为传主。然而您竟忽略了这件事。我的想法是，我们之所以常暂且“忘记”AI同属于类人生物之一，显然是因为它确实比较“不那么像人”一点——与生化人相比，它确然离我们人类更远些。这样的忘记并不奇怪——我必须指出，我们人类确实就是如此看待其他物种的。直觉上你不会“突然想到”梦境播放器Phantom也属于类人物种，因为它们还真是长得一点也不像人。而生化人呢？

对的，生化人和我们“像”多了——在外形上像多了。所以我们不会忘记他们是类人物种；所以我们直觉预设，他们与我们血缘更近。我在说什么？我正在回应你；同时试着指出“人类唯一优先原则”的合理、恐怖、媚俗与虚妄之处。

事实就是这样。对，它如此恐怖，因为它完美体现了人类文明毫无保留的自我中心，近乎无耻。我承认这与激进的动物权利倡议者Shepresa对人类文明的严厉抨击约略同义。而它同时既合理又媚俗——它无比合理，因为这完全符合人类的主观直觉（长得像我的，才是我的同类）；它也无比媚俗，因为，正因如此无限贴合人类的主观直觉，是以绝大多数人类对此，没有一点想要修正的意思。

让我们试着为此种现象寻找一些理论依据。早在20世纪，法国精神分析家拉康（Jacques Lacan）已然以镜像阶段（Mirror Stage）理论指出视觉于人类“建构自我”的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人类的“自我”并非天生——于初生阶段，婴孩所拥有的只是破碎而凌乱的感官汇聚。无论是饥饿、寒冷、饱足、温暖，各种适与不适，都是零碎的，无法被理解的，并不归属于一“自我”。人类之所以能觉得有一个“自己”（对，每天早上清醒过来，睁开眼，定定神，想起自己身在何处、自己是谁——那时，“自我”就出现了），是必须经历一段“镜像阶段”的。于此一阶段中（依据精神分析师Meera Trivedi与神经学家刁念晨统计证实，普遍发生于人类婴孩4至36个月大时），婴孩借由与外界的互动，借由自己的视觉、听觉等感官经验，逐渐察觉他人将自己视为一“完整个体”；从而建立“自我”之概念。而你之所以无法清晰记忆婴幼儿时的亲身经历与个人历史，正因为当时你的“自我”尚未完整建构完成。

这早在镜像阶段理论中已经初具雏形，其后于脑科学研究方法的类神经生物转向后，业经上述分析师刁念晨与Meera Trivedi等人实验证实。是的，人类是如此对待以及“觉察”自己的——高度仰赖视觉，以及粗浅、有限，信度效度皆极可疑的其他感官。很不幸，人类同样是如此对待他人，以及其他物种的。这就是人类用以区分“自我”与“他者”（异类）的方法。所以原则上，人类只关心自己；而如果有那么一点点余裕，那么我们或许关心他人；而后旁及其他“长得比较像人”或“感觉比较像人”的类人物种。如果还有那么一点点残存的智慧，我们才会再将“长得不那么像我们”的其他“东西”列入考虑。当然，多数人缺乏这样的智慧；或说，根本毫无克服自身直觉限制的可能性——虐狗、虐猫、虐婴、杀人令人愤怒；但大多数人在打死一只蟑螂或蚊子时，常是毫无迟疑的。

这就是人类智识的天花板，人类文明的先天限制。我愿大胆断言，数世纪以来的人类文明史，就是一段人类认知并承认自身局限的思想史；而“21世纪左派大论战”的理论脉络，同样源于此——是的，该论战直接从属于此一极重要之思想伏流——由法国年鉴学派、卡尔·波普（Karl Popper）的“可证伪性”理论和弗洛伊德、荣格、拉康等精神分析大师伊始，途经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自私的基因》、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依赖模型的实在论”（Model Dependent Realism，MDR，于21世纪初《大设计》一书提出）[1]丹尼尔·丹内特（Daniel Dennett）的心智哲学、21世纪左派大论战、Meera Trivedi等人以及刁念晨之著名实验，终至今日。其结果已昭然若揭——我们几可定调：始自19世纪的左派与右派之争已然终结，而其之所以全数失效，正是因为左右两派各自忽略了人类文明中某些不可回避且不可更易的面向。

由于特殊的个人历史，我曾目睹一场惨烈无比的屠杀。我曾亲见无数生灵在那死亡的烈焰中消失，粉碎，化为轻烟，化为灰烬。我该如何看待此事？“人类唯一优先原则”或《种性净化基本法》又是什么？我的家庭教养使我无法停止追索这样的问题；然而我终究明白，这样的思索在漫长的演化史与人类文明之眼的凝视之下，极可能并无意义。如果您在《零度分离》中读到我的凝视或同情，那么我必须补充：那同时也是我的自艾自怜。直白地说，我既无资格、也并无义务负担这些凝视或同情、这些困惑与挣扎。仿佛蹲坐于一暴雨的海岸书写一封只给自己的瓶中信——在一切的终局面前，也许那就只是自怜而已。

Adolfo Morel：

您提到“21世纪左派大论战”，这令我极感兴趣（当然，难以否认，我对您的个人历史也相当好奇）。您知道，我以色情片产制起家，长期于此一领域耕耘；我尚且在此找到了自己的成就感，尤其是在定制化AV技术革命之后。运用逐渐发展成熟的类神经生物技术，我建立名为“奇幻极乐”（Ecstasy Fantasy）的类神经生物表演模块之数据库——这使得任何素人，只要植入此一表演模块，都能大致掌握相关表演技巧。我们的技术革新成功降低了定制化AV的成本。当然，这是商业行为，我的Funny Bunny公司因此获得巨大成功。然而我必须说，那同时是我的使命——为任何人，任何性少数（尤其是性癖上的少数），甚至任何性幻想提供一种可能的满足。

我无意神化自己的行为。是，它当然使我获得惊人的商业利益；但说我同时获得完成使命的快乐，那同属肺腑之言。“性”作为人获取幸福感的重要泉源之一，却又神秘地在人类文明中与家庭、婚姻、习俗，甚至政治、外交产生联系——它既可以是目的，又可能是手段。而人类社会亦就此相当程度剥夺了性少数（性癖少数）或性弱势（性癖弱势）的自由。我很高兴定制化AV技术革命部分解决了此类问题；我何其自豪曾于其间扮演一小小角色。当然，同样令我感到荣幸的是，为了松山慎二导演与他的《无刀不剪》，这段关乎类神经表演模块的历程也被您记录于《零度分离》中。

这是我个人的虚荣。然而从另一方面说来，在当时，我个人在商业上的成功并没能彻底解决性少数或性弱势的问题——定制化色情产品确实只解决了“部分”问题而已。容我直言，难道恋童癖不是性少数兼性弱势吗？难道那些痴迷于窒息式性爱、血腥凌虐式性爱，甚或杀人性爱的变态者，不也该有属于他们的性爱人权吗？

但基于现实限制，我们依旧无法满足他们。我们不可能为他们招募儿童进行色情片拍摄；我们当然更不可能拍摄真正的“杀人性爱”影片。事过境迁，我愿在此坦承，在当时，这使我沮丧不已。我的想法或许离经叛道，但至今未变。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梦境技术的飞速进展，此一问题后来被以“非法梦境”的方式（亦即此刻已被立法禁止的事件式梦境治疗）极小部分地解决——正如您于《来自梦中的暗杀者》章节中所提。当然，部分解决，但依旧非法。而当我读毕《零度分离》中另一篇章《余生》（正是我的旧识松山慎二导演与影后郭咏诗的故事，带着鬼魅般的神秘激情），我不禁联想到，未来的社会，一百年后、甚至数世纪后的文明，将如何理解并处理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后裔将如何评价我们？此“事件式梦境治疗”是否可能峰回路转，再度合法？我们有可能像《余生》这样（设若松山慎二所言一切为真），以全新技术成功提升人类的幸福指数，甚或彻底满足人类的任何欲望吗？那在传统左派或右派论述中该如何定位？

又或者——容我如此臆测——那是否终将指向道德规范或社会规范的全面崩解？

Adelia Seyfried：

让我先稍作整理。我认为您的提问相当犀利；因为就我理解，您事实上是在问：人类是否有可能（以任何方式）排除前述之自身文明之限制？是否有可能（以任何方式——当然，于可见范围内，或许是科技）突破人类文明的天花板？

这是个非常艰难的问题（笑），已远超我个人能力之外了。我不认为我能立刻给出够好的回答。所以，请让我阐述一些个人经验权作回复吧。

我出身于21世纪北美洲一传统基督教家庭；我的父亲是位极有个人魅力的传道者。由于父亲长年从事神职，待人接物正直温和，尽忠职守，受人景仰；童年时，幼小的我的志向，也曾一度是侍奉上帝。然而自少女时期开始，原本兴致盎然地研读神学经典的我同时受到当时的左派社会主义思潮吸引。我为传统左派中的人道精神而动容——不可否认，对受苦者、被剥削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同情是左派的重要核心（当然，对当时的我而言，它同样存在于基督中，存在于“神爱世人”里，存在于圣托马斯·阿奎那与圣奥古斯丁的深沉思索中）；而类似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开阔的、启示录式的视野同样令人心向往之。我想这或许是我天性的一部分？如果要为《零度分离》中您所提到的“受苦者群像”寻找我个人思想上的根源，我想或可追溯至此。

然而少女时期的我终究很快离开了神。不，这么说并不准确；当时我并非彻底“弃神而去”；准确的说法是，我很快“弃教而去”。我不再服膺于教会。我对人类文明的常态与变貌产生兴趣——我着迷于知识，为人类纷繁多样且难以意料的行为心醉神迷；且不可避免地在唯心与唯物之间摆荡。在此所谓唯心与唯物，早已不是上述单纯粗浅的“神”与“历史唯物论”的区辨而已；尚且包含了其他众多论述——例如精神分析、演化论、《自私的基因》与上述霍金的“依赖模型的实在论”（MDR）。是以我也很快发现，唯心与唯物的划分既幼稚又可笑——说穿了，这样的区分仅能存在于人类历史的特定阶段；那是特定时空环境下的产物，是各类历史因素的聚合导致的特殊例外。换言之，与其说那是个问题，不如说它是个暂时的必然现象。而在此一历史阶段之外，此一难题则必将不复存在（正如于马克思之前，人们并不为此激烈论辩；而时至今日，人们也早已无须为此论辩）——因为在未来，科学与文明的演进将自然解决此事。

那是21世纪中叶，我最初成长的时代；距今已有二百余年之久。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那是个苹果手机（啊，如此鼎鼎大名的历史遗迹！）刚刚问世不久，缺乏梦境技术，生化人并不存在于人类日常生活中，所谓“类神经生物转向”也令人难以想象的时代。然而那并不是个荒芜的时代——早在当时，人类也已然逐步展开了自己的幼稚的、萌芽期的智识觉醒。举例，文献载明：在当时，科学界早已怀疑，蓝鲸（Balaenoptera musculus）的大脑中，有某一特定区域掌管着某种特定情绪；而此一区域于人类中枢神经内并无对应区域——换言之，对于人类而言，该种情绪极可能永远无法理解。粗略言之，这是侧面证实了“依赖模型的实在论”。而人类对因果律的永恒执迷也已进入更深层的学术研究领域——心智哲学、数理逻辑以及信息科学领域。

这样的智识思索，无论是对人类文明，抑或对我个人而言，都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冲击。如前所述，年轻时代的我已弃教而去，但仍在自己心中为神保留了一个重要位置。而后，不知为何，奇想在我心中逐日萌芽：设若真如弗洛伊德所言，“神”只是人类心中对不可抵御、不可测度的恐怖命运的解释，一种满足人的“因果律执迷”的方便说法；那么，是否可能借由这套人性弱点，反过来破除这样的执迷？

这听来或许不可思议，然而请容我稍作阐释：我以为，弗洛伊德于《一种幻觉的未来》中的论断无疑是正确的：对我们的部落先民而言，最令人惊惧不已的，是那些无理由、无规律、无因果、不可预期的灾害——暴雨、洪水、地震、雷击、雪崩、野兽与瘟疫——一言以蔽之曰，命运。对此，什么也不懂的先民们需要一个解释。而如果我们将这些变动不居的祸福归因于一“人格化之对象”，亦即是神，那么我们在情绪上多少会觉得好过些；因为这时，你就知道该怎么和祂“相处”了。

怎么相处？是的，例如“献祭”。献祭就是一种相处的方式——当然，这是与“凶神恶煞”之间的折衷与妥协了。或者把这位祂想象得良善些、温柔些亦无不可——例如祷告、祈求、掷筊问事。对，此即是神的由来。而其最根源处的逻辑，正是人对因果律的执迷——人的心智运作，一切以因果律为基础；没有因果，人即无法思索（没错，你可以就地实验：自此刻起，抛弃一切因果关系，尝试看看能否开展任何思维或论述）。人绝对需要因果，需要一种或数种基于因果的解释；这是进化所赋予人之心智不可免的结果——所以我们有了神。

这点与马克思言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实为异曲同工。宗教之所以能成为人民的鸦片，正是因为人类心智拒绝抛弃因果律；而有一个解释这件事总能在机运的茫茫大海中抚慰人无边无际的惶惑——无论这解释是否为真。21世纪初期，年轻时代的我已然看透此事，但如我所言，我并未弃神而去；因为我明白，无论是人的恐惧、脆弱，抑或人对因果律的信仰，都是完全无解的——一如荒野之雪、地平在线的落日般毫无理由。这是人之心智必然的种性特征。你不可能消灭这样的种性特征；至少在当时绝无可能。然而，当时年轻的我却突发奇想：如若人对那不可控之万事万物（亦即命运）的畏惧，以及对因果律的执迷原本便无药可救，那么，是否可能利用人类此一无法回避的弱点（或说特点），将之导向完全相反的结果？

此即是“地球觉知”教派之远因——我生命中的重大转折之一。是以在此，容我以此个人经验为本，试着回复您的提问：人类是否可能（以任何方式）排除前述加诸于自身文明之限制？我的回答是：许久以来，人类早就一直在尝试这么做了。

真是这样吗？确然如此。例如，基于基因所驱动的繁殖需求（是的，那“自私的基因”无止境自我复制的定则），人有性欲，亦因此而受苦。这不正是您——Funny Bunny创办人，奇幻极乐（Ecstasy Fantasy）色情表演数据库创始者Adolfo Morel——所持续耕耘的领域吗？

而人类如何解决此事？最早的解决方式，是佛法，是“色即是空”，是“无眼耳鼻舌身意”，是冥想、修行与“本来无一物”。这如今听来既陈旧又可笑；然而在当时，在我成长的年代，那却是唯一解。对一般俗众而言，它自然既荒谬又艰难；因为与其尝试参透智者的拈花微笑（何其高深莫测！）大约也不如打一针荷尔蒙或化学制剂来得有效。活跃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法国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早已写尽了人类受性欲驱使，可怜、可悲复可笑的一生；而稍早于此的德裔思想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也早已以《爱欲与文明》提出接续于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之后的尖锐质疑：何以人必得如此自我压抑？人类必须压抑、规训、禁锁、扼杀爱欲至何种程度，才得以创造文明？

是的，压抑爱欲乃是创造文明所必须；因为若非压抑爱欲，则人类将彻底沦为基因自我复制的繁殖工具，沉沦于无止无尽的性交之中。那正是日本古典名作《感官世界》的核心（何其快乐！何其饱满又虚无），也是数世纪以来人类漫长如梦的精神启蒙所发现的奥秘之一。是以在那之后，人类接续主张性权，VR（虚拟现实）席卷世界；性交易于全球范围内除罪化、合法化；在某些实施无条件基本收入制的国家，政府甚至将每年一定次数的性交权编列其中。换言之，性权等同于基本收入。数十年后，性爱机器人研发成熟；其后，22世纪末叶，亦即距今近一百年前，人类迎来了“早期梦境技术”。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首次惊觉自己可能克服那些与生俱来的先天弱点——尽管早期梦境技术既昂贵又充满限制。是的，Adolfo Morel先生，这确实是属于您的历史——您必然比我更为熟悉，因为那都是您的同行，您的先行者，您的同道中人。我们都知道，由于早期梦境技术发展初期，类神经生物技术尚未完全成熟，是以其应用限制在于，人类无法凭空产制梦境，仅能自现有人类梦境中搜集各类素材。换言之，以色情行业观点而言，人类无法凭空生产春梦，仅能自既存人类春梦中搜集各类素材。这当然是严重缺点；同时也造成对相关从业人员的严重剥削。一如20世纪某些医疗资源匮乏时期那些卖血的血牛；早期梦境技术的限制同样造就了大批以贩卖自身春梦为生的色情梦境供货商个体——他们逼迫自己镇日浸淫于AV、色情图片等性产品中，无日无之，且不被允许任何生理上之宣泄，只为了带着这些性元素、性刺激入梦，无止无尽地生产春梦素材。

然而我必须说，此一技术尽管如此粗陋，却反证了21世纪中叶左派大论战的重要性。我以为那即是数百年间，人类知识启蒙最后且最重要的一块拼图。质言之，正是因为此次左派大论战，人类文明才为其后出现的早期梦境技术，以及科学研究上的类神经生物转向奠定了基础。对我而言，左派大论战最有意义的结果是，无论左派、右派，其核心思想或各类衍生分支，众人终必承认，人类，所谓智人（Homo sapiens），男人或女人，LGBTQ，均共享某些人类所共有的种性特征。而这些作为几乎所有痛苦与快乐之根源的种性特征，于正常情况下终其一生难以回避。此事完全形塑了人性以及人类现今文明之形貌（自道德与法律预设——例如圣托马斯·阿奎那的“永恒法”与“自然法”概念；及至资本主义与金融制度——以人类个体间的利益交换为基础；以迄大众文化、政治抉择与迷因传布——多半以感官刺激或愉悦为量度标准），是以，当然也完全形塑了文明的种种苦难与缺憾。也因此，这些社会中遍在的苦难与缺憾，无法根除；除非我们尝试彻底改变人类的种性特征。

也正是因为左派大论战所形成的此一共识，遂为人类其后的文明变革（以“类神经转向”为其科学基底）奠定了思想与意识形态上的基础。现实的残酷无可更易：人类终究必须正视自身的固有限制，也才得以超越限制。于此一角度观之，论战的胜负早已无关紧要（事实上，于论战中，绝大多数论述的失败都来自不肯正视这些人类固有的特色——无论该论述被归类为左派抑或右派，女性主义抑或父权，政治正确抑或政治不正确）。真正重要的，就是早期梦境技术与其后的类神经转向。也或许正因如此，我想作为“定制化AV技术革命”之王的您，或许也能自豪地说：“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事了。”

Adolfo Morel：

听您这么说，我心中一时千头万绪，百感交集。然而我的百感交集，与我自己有关，也与您有关。

也请容我详加说明。首先，您也看到的是，就在我个人有幸亲身参与的定制化AV技术革命之后（是，其间辛苦、波折不足为外人道），这二三十年来，世界同样发生了意料之外的巨大变化。梦境技术本身的演进使得您提到的变态性癖（变态性少数）问题获得了解决的可能性。此刻，它已不再如百年前的早期梦境技术那般粗陋且限制重重。此刻，人类已可凭空产制各类梦境，而无须再依赖现有素材。当然，目前这是非法的，而且依旧昂贵——事实上，正如您于《来自梦中的暗杀者》中提及，几经波折后，此类事件式梦境治疗此刻已被明令禁止。如果我们意图以人权之名对抗此一禁令，那么显然需要进一步法哲学上的论辩与制度上的修改，甚或涉及社运与政治操作。但无论如何，从几年间“非法梦境”之制造商依旧前仆后继、难以根绝这件事看来，或许松绑终是时势所趋？禁令是否终将被撤回，而此事件式治疗终将入列于人类文明巨变之行伍，融入成为其中一部分？

这很难说吧？不知您对此看法为何？

而另一与您直接相关的问题（我想这也将是读者们、一般知识大众与媒体的热议焦点），则显然牵涉至您的身份与个人历史。方才您已直接提及“地球觉知”教派；您甚至暗示了您确曾亲睹《雾中灯火》中叙写的、惨烈无比的审判日大屠杀。然而就我所知（是，我个人所知与旁人无异）——无论是“地球觉知”教派、谜样的审判日大屠杀，抑或其余相关人等，诸如当时的幸存者Eve Chalamet或教主Aaron Chalamet本人，一众资料，均未见诸史册。换言之，此事并不存在——除了于《零度分离》书中实存之外。

或许我如此率直的提问终究对您构成冒犯？当然，我确实不清楚您对写作伦理的看法；至于事实真相，我更是毫无概念。外界为此纷扰不断，但至少截至目前为止，您似乎无意对此做出回应——这在出版社的公开声明中也已叙明。我无意以新闻自由、出版伦理或任何冠冕堂皇的借口逼迫您揭露真相；然而我必须承认，于阅读《零度分离》，享受故事情节（是的，谓之“享受”无疑残忍，因为我们何其明白，于命运的烈焰中，在一切的终尽处，人终究必将不成人形，仅存幻影，仅存灰烬），并于其中真切体验生而为人的痛苦之时，《雾中灯火》所赠予我的困惑与忧悒，更显无以名状。它是真是假？篇章中您自述亲访Eve Chalamet男友D.W.的日期为2055年4月，距今已超过二百年，如何可能为真？它又为何为真、为何为假？这难免使得《雾中灯火》之性质全然相异于其他篇章。读者们该带着迥异于其他篇章的阅读预设阅读《雾中灯火》吗？

或者，您是否愿意对此为读者提供您的个人建议？

Adelia Seyfried：

开个玩笑：您提到事件式梦境治疗（准确地说，“类神经生物精神疾患疗法”之一支）再度合法化的前景，此事未免过度敏感；可能还比我的真实身份或个人历史更兹事体大。说白了，那可是直接关系到贵单位——是，Exotica公司，此刻市值二千四百亿元——的股价啊。这我不敢随便乱说；稍一不慎，内线交易或操纵股价的罪名我可承担不起（笑）。

言归正传。我首先想到的是，21世纪初期某华裔思想家曾犀利指出，19世纪以实证主义、功利思考为主流的袪魅（disenchantment）运动，其作用正是大幅削弱了欧洲的宪政传统——因为这些关乎“天赋人权”的宪法内容，并非徒具法典性质，而是有着圣奥古斯丁“神意秩序”与自然法概念的历史渊源。那是西方一神教文明的中世纪遗产，且由于颇符合人类的理性惯性，早已被群众“公理化”——一如“两点之间最短距离为一直线”之欧几里得几何公理一般被全盘接受。而这些宪政内容一旦遭到袪魅，让位于实证主义与功利主义，则宪政内容的神圣性与必然性必不复存。结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文明水平全面倒退，自诩进步的启蒙（袪魅）难辞其咎”。

是这样吗？它是否正确？我们在此先无须直接论断此一说法之对错（当然，所谓“袪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文明之倒退”确然令我们直接联想到昙花一现的威玛共和与其后法西斯的烟硝与浩劫）——我想说的是，如若此一世界真有所谓神意秩序之存在，那么，理论上，此一神意秩序或也早已预演了历史，并且预见了19世纪遍在的启蒙与袪魅，不是吗？那理应是历史的拉普拉斯之妖[2]（Démon de Laplace），不是吗？就此一角度而言，我个人对事件式梦境治疗（此刻的非法梦境）是否终将就地合法的猜测，其实已无意义；因为无论答案为何，于谈论此事之当下，我们早已不再可能改变此事的未来路径。一切已成定局。

以上是我对您第一个提问的响应——不知您是否感受到我对被控以操纵股价之罪的恐惧了呢（笑）？

至于您的第二个提问，恰恰可紧接着第一个提问来谈。是的，于此，我乐意简短答复，至少对我个人而言，《雾中灯火》文中所述全然为真。何以如此？因为，自始至终，我曾有，且仅有一个愿望，一个曾不可企及的梦——令人类脱离于神意之外。

令人类脱离于神意之外。令人类离弃神。令人类于神意之外造史。何谓神意？事实上，截至目前，于我之外，在历史之中，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全景敞视之下，一切无非神意。如前所述，人有属于智人的先天限制，而此先天限制多半并不来自后出之文明本身。事实上，其中绝大多数，于人类创造文明之前，早已镌刻铭印于染色体内，封缄于人类的种性特征之中。据我所知，早于21世纪左派大论战之前，人类学界早已归纳出包括“帮助亲属”“尊重私有财产”“知恩图报”等七大普世道德准则——事实是，提出此研究的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学者Oliver S.Curry也已明确指出，此七种道德准则为普世所有国家、民族、部落所共有，其间几无差别。仅有的、火花般的微小变异，仅关乎极少数种群间七种准则之间的优先级。

这显然不令人意外——如若黑猩猩的社会有其自然形成的最高概率固定模式，那么人类文明极可能也有。那不正是圣托马斯·阿奎那的“永恒法与自然法原则”及神意秩序吗？那不正是一切的一切，地球作为一巨型演化实验运算机具（如20世纪英国科幻小说《银河系漫游指南》所设想）的大数据结果吗？那不正是三世纪之前的科幻经典《基地》三部曲中的“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吗？是以——容我再度以您，Adolfo Morel先生的专业领域为例—我们大费周章，自修行、禁欲伊始，拟想众神，虚构宗教，发展早期梦境技术、色情表演模块与AV客制化技术革命，及至未来或可能重新合法的事件式梦境治疗——平心而论，此身之牢笼，亦即此心之牢笼，亦即此生之牢笼。地狱何在？他人即是地狱，此身即是地狱，是以终究，此生即是地狱。一切全归属于神意秩序；而神意秩序之内，人何其痛苦（命运何其痛苦——正如圣托马斯·阿奎那所言，是啊，“我们或可称上帝所定之秩序为，命运”）。唯一解法，即是承认且接受“此身应非我所有”——人类的中枢神经，人之大脑，人之意识，显为一寄生于身体内部的异种生物。它与承载它、包覆它、彼此依偎共生的身体如此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解决之道无他：唯弃去此一躯壳，方得自由。

这是自由的第一步，亦正是二百余年前“地球觉知”所言——当然，亦是教主Aaron Chalamet所言，亦是教主之女Eve Chalamet所言。

同时，亦是我所言。

是，我就是Eve Chalamet。我就是Eve本人。此刻我当然早已改变了我的相貌与形体。2013年12月我生于美国北达科他州Fargo小城。2032年5月随父亲于Fargo近郊创立“地球觉知”，与信众们一同展开集体修行。七年后，2039年12月16日，我们排除万难，亲身将我们的审判日重生计划付诸实践。翌日警方抵达，封锁农庄，我另遭逮捕；官方记录认列死亡人数共计132人，其中不包括我个人在内，也不包括我的女儿在内。

我并未杀死自己的女儿。我并未杀死我与D.W.的亲生女儿。或者，其实我已杀了她，我的小女孩。事实或许二者皆非，或许二者皆是。事实可能兼具二者，或正落于二者之间的暧昧地带。那或者独属于命运与意识的灵薄（limbo）；因为那直接相关于我的寿命延伸，相关于我如何改变外形，相关于我如何能于此现身并揭露此事，相关于我其后难以置信，堪称鬼使神差之人生——若果那真能被称为“人生”的话（我或许该如松山慎二导演所言，径以余生称之？）——人生，所谓人生。那同样相关于生化人的历史与终极命运，相关于本应载明于史的“地球觉知”与“审判日重生”之事，何以竟于所有人为记载中无声灭失。简言之，那相关于历史如何变形、扭曲，横遭窜改或遮蔽，且被导引向截然不同之方向。然而我并未被授权在此详述其经过。如若我尚有诉说之可能，如若我尚有持续书写之机会，则或许我终能阐明此事。我对一切感到遗憾，但绝无后悔。此刻我甚至满怀欣喜，因为此即是人类摆脱神意秩序，通往真正自由的第二步。于创立“地球觉知”的二百余年前，我无能于向人们清晰昭示此第二步之实存——那是命运加诸于我的个人限制，我的愚蠢与庸懦。大错既已铸成，追悔无益；我所能者，唯有以此一肉身证成之、实践之。

我曾有，且仅有一个愿望，一个曾遥不可及的梦想——而今时势巨变，大陆漂移；于第二步之后，它竟触手可及。我愿令人类脱离于神意之外，离弃神，且终将于神意之外造史。

我愿我正确无误。

（《零度分离》全文完）
（噬梦人宇宙 to be continu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