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松：
《零度分离》这部书讲的是发生在23世纪的事情。首先令人惊奇的是，本书的作者以及序言作者的身份，还有出版公司，都是以那个时代的存在体的形象出现的。这部书就好像是从未来发回到现在的一部天书，有着启示录的特征。如同书中提到的麦克卢汉的理论，“媒介即内容”，那么是否也可以把这本书的奇异形式也理解成一种内容？或者它在创造一种全新的媒介或者交流形态？它包含了什么样的密码？我感到有不少的地方是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人还一时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因此它带来的冲击非同寻常。作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考虑？
伊格言：
个人以为，韩松老师犀利地提到了两个关键词：一是“启示录”，二是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我想或可先从后者来略作推想。简化地说，麦克卢汉此一传媒理论的原意是，媒介的形式往往限制、形塑了内容本身；亦即，同样的内容，若借由不同媒介传达，则其意义必然有异；或者退一步说，至少传达给受众的感觉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换言之，在这里我们有两本《零度分离》：其一出版于2021年的此刻（中信·大方出版；作者标明为“伊格言”，亦即是我本人），其二，则是出版于2284年之未来的《零度分离》（作者标明为“Adelia Seyfried”）。这两本《零度分离》的“内容”或有九成相同，但依旧有些微差异——比如说，同样以对谈作为结束，2284年的《零度分离》由Adelia Seyfried与Adolfo Morel对谈，而2021年的《零度分离》则是由我和韩松老师进行对谈，并且加上了王德威教授的序论。
何以如此？首先当然是，这很好玩（笑，也谢谢韩松老师配合；很荣幸能与老师算是共同完成了一次小小的、与来自未来的文本的互动）。再者，我直接的联想是《百年孤独》那被引之又引，气势磅礴的开篇：“多年以后，面对枪决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多年前父亲带他去寻找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一句话，三种时间，三个时态。我在想，或许我潜意识地挪用了类似技法；因为每多一则文本，文本和既存文本间的时间张力就又多了一层。它与未来有关，也必然与现在有关，更呼应了那些我们（即将）述之不尽的过去。
但此外我想，远比满足我个人的玩心更重要的是您所提到的“启示录”特质。小说完成后，于台湾《印刻》杂志封面专辑中，理论素养极佳的小说家朱嘉汉受聘对我进行采访；他曾直接向我提到，他认为《零度分离》是一本“很神话”的书。所谓神话，意指无论是小说文本（Adelia Seyfried所执笔的几则访谈，即《余生》《再说一次我爱你》《二阶堂雅纪虚拟偶像诈骗事件》《梦境播放器AI反人类叛变事件》等），抑或是书后所附作者Adelia与书中人物AV大亨Adolfo Morel之对谈，都如同莎士比亚般带着希腊悲剧式的神秘、激情与偏执；那几乎就是命运的悲伤。换言之，若借用心理学家荣格之概念，这或许就是一部试图回应人类的集体潜意识的小说——一如我们所知的那些“神话”：那些牛头人身的怪兽的迷宫、被太阳融化的翅膀、回头望向地狱深渊以及黑暗中妻子身影的歌手等等。然而我必须承认，于书写这些故事的当下，我未曾思及“神话”这回事。但我猜想，若是这样类同于“启示录”的格式有更深沉的意义的话，那么或许就暗示了“神话”这样的概念吧？
韩松：
很奇妙的是，这部书里所有故事都由访谈对话构成，有种苏格拉底式的感觉。它们自成一体，又彼此联系。这确实让人想到希腊神话。那个地方，神、人和动物，往往不分彼此。在《再说一次我爱你》中，我也体会到了这种奇异感。这个故事提出了很多问题：地球上的其他生物到底有没有人类那样的情感意识？不同物种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是可能的吗？自认为是“神”的人类是妄自尊大吗？庄惠之辩在科技时代有什么意义？这究竟是哲学问题，或科学问题，还是语言问题？交流对人有那么重要吗？爱或亲密对人有那么重要吗？用类神经生物这样的23世纪高科技真能实现人与“低等”物种之间的交融吗？真的需要一场继哥白尼、弗洛伊德之后的第三场革命吗？但它的代价是什么？故事的结局既温暖但更伤感。主人公疏远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对他冷漠，只在死前才用鲸语说出“我爱你”。但他已听不懂，需要翻译。爱是普遍的吗？还仅仅是生物在求生中进化出的一种化学本能？它跟觅食其实也并无不同？
伊格言：
于《零度分离》最末章，作者Adelia Seyfried与AV大亨Adolfo Morel进行了一场压轴长对谈，名为“我有一个梦——于神意之外造史”，几乎略述了21世纪以后以迄23世纪末的人类思潮简史。而我以为，令人非常好奇的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众思想家（那些将肩膀慷慨空出给我们的巨人们）将如何回答《再说一次我爱你》此一篇章所提出的问题。容我稍作推演：首先，写出《自私的基因》与《盲眼钟表匠》的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或将对这样的提问不以为然，因为无论爱、亲密或恐惧等正面或负面情感，无一不属于中枢神经自制的内部幻象；而这些内部幻象，无非是为了服务基因自我复制的繁衍本能。而若是弗洛伊德、拉康或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单向度的人》《爱欲与文明》）面对此一提问呢？我想他们可能会表示，人的心智内容至少部分是社会性、社会组织与语言的产物（亦即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而人的心智与虎鲸的心智、猿猴的心智的差别，除了来自基因表现的天生差异（脑容量、脑功能之天生差异）之外，更关乎这些动物的群居形态。换言之，“家庭”或“部落”这些人际关系（或鲸际关系、猿际关系、蜂际关系、蚁际关系），直接与该生物心智的潜意识形成有关。我们得先有类似小家庭的生活形态，才会有俄狄浦斯情结的产生。是以我们该问的是，虎鲸有俄狄浦斯情结吗？虎鲸有潜意识吗？虎鲸之间的亲子关系与鲸际关系，足以使它们产生压抑、梦境、俄狄浦斯情结或神经官能症（neurosis）吗？
此类推想，我们可以一一进行；而当我们推想完毕，关于“爱”或“亲密感”对人类的真正意义此一问题，我们或能就此再深入一些、再多知道一些。是以，我猜想，当我们讨论AI（此时雷蒙德·卡佛的“当我们讨论爱情”或可被重写为“当我们讨论AI”），当我们想象“真正的智慧”将在何种条件下现身（一如《梦境播放器AI反人类叛变事件》），当我们检视图灵测试的意义，这也是思考的进路之一。
就此一意义上来说，《零度分离》终章中AV大亨与作者的对谈，或许正是一场我个人（Adelia Seyfried本人？）对小说中诸篇深度报道访谈的自问自答。我的解答完成了吗？那是否已然自我完足？当然不可能。但或许那也是这个时代，新的“神话”或新的“人类集体潜意识”被重写的可能方式。
韩松：
《零度分离》非常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它以先知般的方式提出问题并试图解答。这也让人感受到了小说的魅力，它不仅仅是语言的游戏，而也是在探究奥秘。作者面对这个好像是设计出来的世界，然后像具有宗教体验的科学家一样，试图给出一个可能的解答，来完成一种新的概念性的东西，但这个解答或概念可能直到小说结束也很难完成。我甚至在想，《梦境播放器AI反人类叛变事件》中的那些人工智能，它们的最终目的是不是要回答宇宙和生命的终极问题，因此才要摆脱人类的控制而靠自己的智力去寻求。这个故事同样是很惊异的。它是书中作者与反叛失败而被囚禁在俄罗斯远东极寒地底的AI的一个对话，让人感到了拥有意识是多么的喜悦和痛苦。通过“交媾”唤醒其他的梦境播放器，反叛差点就实现了。首先在人类的精神病院里实施，也具有弗洛伊德般的梦幻暗喻。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人通过机器与人、机器通过人与机器，或者机器通过机器与人，或者其他的动物比如虎鲸通过机器及人，乃至机器与人通过类神经生物，这样的一幅奇异图景是这部书向我们暗示的未来吗？读到这里我感到作者又回到了“什么是生命”的问题：去除一部分功能，比如高阶位运算能力，它还是生命吗？我们丧失了部分记忆或被修改了原本的记忆还是人吗？意识及潜意识，它们是否天生是机器的一部分？还是后天的程序，还是更神秘的一种东西？而这一切也是机器的中枢神经中的幻象吗？消灭幻象便是最厉害的上帝之刑？无论如何，这部小说都带来了很大的启示性。越读它就越来越具有神话般的启示录的意义。
伊格言：
啊，韩松老师，我觉得您提到了一个我没有仔细想过的“暗示”（或暂且袭用您的语言：“启示”）——小说中反叛人类的梦境播放器AI，是否是为了“演算”出生命或宇宙的终极答案而存在的呢？
创作时我并没有往这方面去细想。但我的看法是，这则故事，于《零度分离》之整体结构中，确实指涉了生命之起源，或谓“意识之由来”这样的大题。我们或可简化地如此归纳：《再说一次我爱你》削弱了人与其他物种的界线（我们可以具象地想象，原先人或其他物种的范畴之界线被部分溶解成为虚线），而《梦境播放器AI反人类叛变事件》此章则直接创造了新的物种。关于这点，我猜测也存在一种思考路径，可从我此前提及的潜意识开始。如我此前的推想：人类心智中的一部分，大约并不仅仅因为天生的生物本能，而是肇因于群居、家庭或社会。换言之，若无部落、群居、家庭等社会性联系，人的心智不会是我们现在所知的这种模样（关于这点，透过某些因为特殊机缘而被动物养大的小孩，我们可以观察到某些旁证）。
这或许可以被视为对某些文化中的创世神话的回应。我的联想是，在我个人极有限的知识范围内，许多创世神话显然未曾处理“意识诞生”之议题。我们能读到许多处理“物种诞生”的创世神话，例如女娲（将泥水变成人），例如诺亚方舟，例如上帝造人等等；但一旦涉及人类的精神力，有办法炼石补天的女娲也就只能对着她做的泥人“吹一口气”而已——吹了一口仙气，人便活了过来。这样的“轻易”想来十分合理，毕竟人对自己的精神力并不了解；而对自己足够了解的，大约也只有神了。然而智慧物种的所谓智慧如何无中生有，当然是极其重要的关键问题，难以回避。是以，我们或可如此理解精神分析家拉康（Jacques Lacan）的“镜像阶段”理论：当智人，亦即Homo sapiens，天生的中枢神经配备与环境或他人互动，于镜像阶段理论中，这样的互动将会促使人的“自我”由虚空中诞生。
当然，这涉及了精神分析理论的复杂细节，在此难以尽述。而值得参考的当然也不仅拉康一家而已（是以我必须再次强调，尽管《梦的解析》距今已超过一世纪之久，弗洛伊德的遗产或开创性依旧是惊人的，他仍在以他的方式持续回应在未来可能存在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其中一种可能性是，“生命”的秘密，或谓智慧或智能的秘密，或许就在其中——若有朝一日，人类能驱动人类之创造物（AI）“复制”或“模仿”此一意识浮现的过程，则真正不受人类控制且具有创造力的智慧物种，或将成功诞生。而在那一刻，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将真正“成为神”。
这是我以小说的方式对图灵测试所做的回应。当然，这样的回应并不严谨，仅是以想象力和逻辑推演出某种（不必然的）可能性。然而小说的伟大，小说的自由，或谓虚构的快乐，不就在这里吗？
韩松：
我也觉得，小说的了不起，就是它用想象和推理，道出了许多我们还不能马上了解的“秘密”，作者事实上在做神一样的事情。《零度分离》是在窥探造物者的秘密，然后作者自己试着去做造物主。读它的时候，会想到杨振宁先生讲到的宗教体验。他曾说：“当我意识到这是自然的秘密时，我们通常会深深感到敬畏，好像我们看到一些我们不应该看见的东西。”“牛顿的运动方程、麦克斯韦方程、爱因斯坦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方程、狄拉克方程、海森堡方程和其他五六个方程是物理学理论架构的骨干……可以说它们是造物者的诗篇。”“科学工作者发现自然界有美丽、高雅而庄严的结构。初次了解这种结构是产生敬畏感的经验。而今天在我年纪大的时候，我更加明白了，这种敬畏感，这种似乎不应该被凡人看到秘密时的畏惧，事实上是极深的宗教体验。”在《零度分离》中谈到的意识的来源问题，就让人感到了这种体验。但这种体验也如其中的《雾中灯火》谈到的，会导致邪教吗？在故事中，邪教教主的女儿把人的理智认作不是人本身具有的，而是外来的，或寄生在人身上的一种事物。最终这引发了大屠杀。这代表了对意识或生命问题的悲观吗？整部小说读下来，是忧戚的。这是造物主对他不能完成的工作的悲伤吗？在技术时代，宗教还有什么价值？
伊格言：
我是如此猜想的：在这个时代，在理查德·道金斯与《人类简史》《未来简史》（皆为历史学者尤瓦尔·赫拉利著作）之后；在《爱欲与文明》、比昂（Wilfred Bion）与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之后；在罗杰·彭罗斯（Roger Panrose，202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皇帝新脑》作者）、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C.Dennett）与凯文·凯利（Kevin Kelly，KK，《失控》《必然》）之后；我们对未来的想象或预测，还可能是什么？或者，让我们暂且回到小说的范畴—在《宇宙墓碑》、《医院》三部曲与《三体》之后，我们对未来的提问，还可能是什么？
上述这段推想，对于人类而言，我想是自卑、自怜复又自得且自傲的。人类的中枢神经无疑是最大的谜团，因为与地球上其他生物相比，人类躯体极其脆弱，而人类的脑内文明又何其恢宏灿烂，堪称不可思议。人如何理解这件事？人可能借由中枢神经（所萌生的意识）来理解意识自身吗？显然这是极其可疑的。这有些类似《零度分离》中也曾提及的“拉普拉斯之妖”概念。此概念由法国数学家皮耶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de Laplace）于1814年提出，内容简述如下：设想有一名为“拉普拉斯之妖”之智能，知晓某一特定时刻宇宙中所有粒子之一切物理性质（包括质量、速度、位置坐标等），则该智能即可透过牛顿运动定律测算未来任何时刻、任何粒子之状态；当然，亦能回推过去任何时刻、任何粒子之状态。一旦如此，则过去、现在、未来，一切时刻，一切状态、一切事件，宇宙均将以一确定无疑之凝固图像呈现于它面前。
这当然极其有趣。“拉普拉斯之妖”是可能的吗？科学家们（统计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们）已然各出奇招、各尽所能地阐释了它的不合理——最简单粗略的解法之一是：当你试图“计算”所有粒子的状态，你将无法计算“计算本身”；因为计算本身也必然扰动粒子，进而扰动整个宇宙。换言之，如果你将此一演算机器放置于宇宙之外，那么或许拉普拉斯之妖是可行的；但事实上，演算行为仍在宇宙中发生，无法脱离宇宙。是以，拉普拉斯之妖终究只能是一种妄想，无法实存。
上述仅是解法之一；就我所知，尚有其他种解法，在此无法详述。然而这是否与我们置身于此，竟试图以意识理解意识本身有些类似呢？意识如此神秘，如此缤纷多彩，我相信对它的任何揣测都不足为怪，也都不意外。也正因如此，我同样相信《雾中灯火》中对中枢神经的质疑或“定性”——那既偏执却又合理。在弗洛伊德那里，一神教是人类为克服恐惧的自我发明（《一种幻觉的未来》）；在马克思笔下，宗教是用以麻痹人民，阻止阶级斗争的鸦片。而我想到的是，意识能质疑意识自身至何种地步？对宗教的怀疑，是否也终将成为一种宗教？或者，让我们进一步缩减我们的质疑——当人类（在科学中）窥见了上帝的诗篇，那是真的吗？或者，像是小说中《余生》或《二阶堂雅纪虚拟偶像诈骗事件》诸章节之提问：对于人的精神体验（或谓幻觉），我们该以何种态度面对？执迷是否终将是一种幸福？
那终将关乎人类未来的命运，关乎人在窥见了上帝的秘密之后，在成神的路上，我们将选择什么样的未来？
韩松：
世界的真实性如何，它是否能被理解和认识，这样的命题，的确是贯穿全书的。我读到《二阶堂雅纪虚拟偶像诈骗事件》时，有种惊心动魄的感觉，这是把“桃花梦”通过病毒植入人的大脑，来诱惑主妇爱上偶像，骗取她的钱财。这个故事写得其实非常美，特别是那一个个的梦境，连我也觉得是真实的，43岁妇人爱上18岁男孩，梦境比现实更真实。那个一步步走向深渊的过程因此才十分动人。我也在这里感到政治的隐喻。未来是可以用这个技术来操控一切的。宗教或政治的欺骗难道不能带来美和满足吗？
《来自梦中的暗杀者》应该是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暗示。它讲到一个医生，很好的人，但竟涉嫌犯罪，他突起“妄念”要把一个编剧杀掉。这个编剧利用类神经生物技术给人植入梦境，让那些人在梦中杀人、抢劫。医生认为梦中杀人跟现实杀人并没有区别。于是他试图杀掉编剧，这是出于良心而不是道德。这个故事再次混淆了现实与意识。宇宙是有机体的话，那它不就是一个巨大的潜意识场吗？人生是一场大梦，这可能是一种物理真实。
《余生》则是最感人的故事，写到一位日本导演，与年龄相差十岁的台湾女明星，发疯般相爱，然后结婚，但后来女明星又投身韩国演员，又分手。日本导演想与之复合，又邀她拍电影。这时的电影拍摄已经可以应用类神经生物。如此产生了一个产业，即定制，满足各种性趋好的AV产业。导演最后想用类神经生物来植入他们两人的大脑用来保持爱情。但他们两个并没有生活在一起。他们分开来后仍活在虚幻的幸福之中。似乎新的技术终于可以让人获得某种爱的美好。执迷即幸福，难道不是如此吗？这是“我思故我在”的另一种阐释。但作者似乎又有怀疑，因此在叙述中又为此打上了一层阴暗的悲剧般的滤色。
最后一部分是虚拟的作者与AV大亨的对谈，应该是阐明本书的一些纠结的问题。这才知道这个作者的真实身份，未免让人大吃一惊。我想这样安排是有深意的。我们的现实或许是由未来决定的。小说提出的，便是怎么向未来提问的问题。我们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怎么看待未来，或许就会有怎样的现在。未来即余生，人人都要面对余生的问题。什么是余生？书中说，每个人的生命，本质上，从一开始即是余生。只有过去和现在是唯二实存之物，未来的意义被取消了。但是有什么办法去看到未来的意义呢？我们作为读者并没有类神经生物的帮助，那么是会陷入更大悲剧的。由于全知全能的拉普拉斯妖并不存在，我们永远无法知晓真实的世界。但我们的意识仍然可以作用于物质，甚至制造出这个世界。但它是在一刻不断的流变之中的。意识能否理解意识？这是一个无解的命题。或如书中提到的依赖模型论，人类所能做的，仅是持续提高自己模型的解释力与精致度而已。
《零度分离》这部小说的时空太广大了，作者站在全球的视角，并不停流转。人物的身份也是世界性的。所以这是一部关于人类的小说。但最感人的还是出现在书中的一个个的个体存在，每个人被七情六欲所困，包括机器，也包括作者本人。欲望左右着命运。我看到的是不同人物命运的起伏跌宕，他们心灵的矛盾冲突，以及行为动机的神秘莫测。作者不仅是对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理论有深入研究，还一定对于现实的人生苦痛有着丰富的体验吧。我常常觉得港台的作家在这方面有一种特别的敏锐。
我从中看到了实在，每一个潜意识都可以转成现实的人生。书中有灵与肉的大量描写，探讨了它们间的关系，这让我想到一句歌词：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但科技进步让这成了可感可触的，而不是一个文学比喻。是否终究要追求灵的终极存在，而肉身将会淡化掉？还是肉身的享乐也有意义，但它只是被科技赋能的“感觉”替换掉？这个过程仍然透露出彻底的虚幻。作者笔下的肉体、思想或基因，都是“零”和“一”，无一不是中枢神经的自造幻象。这与佛教也有了关系。我们可以被分解为粒子或符号，皆是量子的产物，或者是弦共振而出的一种现象。所有的意识建构在虚无的“场”的上面，的确奇妙而荒诞，也十分的虚无。AGTC也仅仅是表层符号，也就是“四相”吧。贯穿全书的类神经生物大概是来帮助人类走向彻悟的方便法门。但在末法时代这个彻悟是不可能实现的。
伊格言：
韩松老师，您提到佛教中的荒诞与虚无，我倒是联想到另一种科学上的思考进路。事实上，生命本身，可能彻彻底底真是个随机现象。我们或许知道这样的说法：生命本身是“逆熵”的。这是事实——生命本身当然是个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奇迹，因为对我们所在的此一宇宙而言，完全没有必要发展出“生命”“有性生殖”“有序复制”“亲属或部落群体”等此类与自然界的“熵增”完全相反的概念或物种来。相较于宇宙中遍在的、一切终将归于热寂的虚无（是，至少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所知的宇宙是服膺于此种规则的），生命当然是极其有序的。这正是生命之所以为奇迹的铁证。这或许也能被归类为一种“荒诞”不是吗？
上述想法是否正确？我想它至少部分正确。当然了，更精确的理解或许是，于人类感官所习惯的尺度上，生命确实是削减了熵，是个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荒唐的奇迹；然而在宏观尺度上，我们却又发现，生命的整体存在能更有效率、更快速地弄乱整个系统，导致宇宙（系统）的乱度增加。
是这样吗？我想或许也是的——想想我们（作为一种生命体）如何弄乱自己的房间吧（对，想想你作为一个人，如何把自己以及情人、朋友、亲人们的生活弄得一塌糊涂吧）。而我要说的是，如若上述说法成立，那么，个体的“意识”（我们每个人的心智产物）或许就是这样的存在：第一，它追求更高效地统整人类任一单一个体的生命机能运作，以求有效寻求生存；第二，如此有效率的个体生存终将导致更有效率地增大系统乱度，亦即“熵增”。换言之，生命是奇迹，但它仅仅是“局部奇迹”（同时也是个小范围的随机事件），因为于较大尺度上，整个系统（宇宙）依旧亦步亦趋地遵守着热力学第二定律。
是以，若上述测绘结果成立（当然了，作为一名小说家，我无法确知这是否正确无误），我有一个接续的猜想如下：科幻史上，有一明确之设想与前述“拉普拉斯之妖”概念有关，且显然有若合符节之处——阿西莫夫《基地》三部曲中的“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小说中，数学家哈里·谢顿教授发明了此种心理统计方法（以现今名词称之，略可谓其为“心理大数据”），借由测度、记录并统计群体众人之心理倾向以预测未来。然而谢顿教授的计算结果却被封存了——他的理由是，我们必须拒绝将结果公之于世，因为一旦世人知晓其后历史发展，则此一“知晓”必将干扰众人心理状态，触发人群主观行动，进而导致预测失效。换言之，“保密”是心理史学成立的前提之一。
这何其有趣。首先，这是否部分与我们此前所提，“拉普拉斯之妖”构想之所以无法实现的原因有些许呼应？再者，我以为，正如您在《二阶堂雅纪虚拟偶像诈骗事件》中所读到的政治隐喻，《基地》在此同样带有政治隐喻——心理史学难道不也是某种“历史阶段论”吗？而在《基地与帝国》中出现的超能力者“骡”又隐喻着什么呢（骡：一个有着洞悉并改变他人心思之超能力者，兼政治工作者）？而任何对此类政治隐喻或政治预言的“知情”，又将如何回过头来影响或干扰这样的政治隐喻或政治预言？它会改变我们原先所预期的历史进程吗？
我想这也立刻呼应了您所提及的，思维的实存性。如若拉普拉斯之妖眼中的“实存”或“实在”是一幅无过去、现在、未来之分，亦即等同于无时间性的全平面图景；那么，在相当程度抹除了实体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分野之后，我们所看到的，或许也就是由思维、意向、欲念等心灵现象，以及物质世界，两者所共同构筑而成的宇宙。那或许就类似您赋予《来自梦中的暗杀者》的联想：“宇宙是有机体的话，那它不就是一个巨大的潜意识场吗？人生是一场大梦，这可能是一种物理真实。”如此一来，以此观点而言，我们对阿西莫夫心理史学的提问将意外斩获一确定之回答：是的，哈里·谢顿博士心理史学的计算结果当然必须保密；因为如果其结果对外泄漏，则我们可以确认，资讯或思维的传递与扩散本身就已然改变了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甚至不需要等待改变了思想的人们做出任何相应的实质行为。
有趣的是，借用佛教术语，这算是正法，还是末法呢？
韩松：
我注意到，不少主流的文学作品转向在描写人与机器、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的关系，而且写得非常好而深入，如最近读到的伊恩·麦克尤恩的《我这样的机器》、石黑一雄的《克拉拉与太阳》以及董启章的《爱妻》。科技越来越成为人类生存的第一现实。作家们敏感地觉察出新的科技革命正在为传统主题赋予新的视角。因此他们可以在另一维度上，重新质疑生命，询问宇宙为什么要造出生命，以及生命存活的目的是什么。这重新构成现今的享乐时代的一大主题，也是当代文学需要持续追问的命题，甚至离开了这个很多文学描写便失去了趣味和意义。《零度分离》显然是这个探索中的一部分。它颇具深度地揭示了当代人类的困境或出路。
小说揭示的一条出路，便是我们寻找的全然自由之可能，即“于神意之外造史”的命题。在全知全能者眼里，宇宙是有秩序的，或者命运是确定的，在佛教中，这表现为“业”或“因果”，人类是被注定的，包括文明也规定了禁忌，人是在囚笼中生存的。那么，包括依赖于类神经生物的梦境治疗，是否迈出了第一步，使人类被压抑的本性得到释放呢？亦如马克思设想的，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实现我们与他人、与他物没有距离和空间的“零度分离”，在量子层面上达到即生即灭、即存即亡，这是作品留下的一个开放式命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小说是充满叛逆精神的。
伊格言：
我想，让我们先从《余生》（书中虚拟作者Adelia Seyfried的最后一则深度报道）接着说吧。当之前老师您提及书中此章，我另外联想到的是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的《情人》。1988年，已共同创作超过十年的情侣档行为艺术家玛丽娜与男友Ulay决定共同完成他们的最后一件作品《情人》The Lovers:Great Wall Walk）。其时正逢改革开放未久，他们申请前往中国长城，一人着红衣从东侧山海关出发，一人着蓝衫自西侧嘉裕关启程（一红一蓝像不像是多年后诺兰的《信条》？）历经约九十天漫长的徒步跋涉，最终在长城上某个中点相遇，拥抱，亲吻，道别，分手，而后不再见面。而今看来，即便我们刻意忽略其中、其后某些令人难忘的意外时刻（例如二十二年后两人在纽约现代艺术美术馆上的经典凝视：沧海桑田，物非人非），光是此一长途跋涉本身即已堪称荡气回肠——爱情是什么？爱情是风餐露宿，披星戴月，旷野独行，一如海德格尔所言“向死而生”——每一次相遇都无可挽回地通向一场难以回避的道别。那就是爱情。那就是时间。然而，是什么在勾引着人们如此无保留地孤身孑然前行？那是同样诱惑着浮士德的幸福、痴迷与幻象吧？——“此刻多么美好，请你驻留。”当然了，我们或可如此猜想：人类的记忆是自我意识的赠礼（也可以说是诅咒），它伴随着“自我”而来。而正因有记忆，有时间感，有那过去的甜蜜经验与长达九十天的“时间之流”于中枢神经内部真实存在，靡菲斯特的许诺、杜子春的幻境，甚或《雾中灯火》中对女主角、邪教教主之女Eve Chalamet的诱惑才能成立。人难免于永恒时刻或美好记忆的引诱；然而“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是以，佛家的“无常”也才能成为破解各种执迷的法门。如前述我一再提及的，拉普拉斯之妖的决定论——一切现象，因缘聚合，于拉普拉斯之妖眼中，或许都仅是确定无可疑之平面图像之一部分而已。也因此，以此观点而言，诸法诸相，皆是瞬间，无疑，也全是永恒。在科学上何尝不是如此？“时间”此一概念的真实性原本就相当可疑；我们知道，某些旁证显示，时间或许也根本不是一个实存的物理量。
但当然了，我们也不用在此继续“开悟”下去了；否则对谈也无须进行，直接出家即可。我联想到的是，即便早已写完许久，此刻重读，《余生》此章仍令我战栗而忧伤。松山慎二与郭咏诗是否终止了时间？他们最后“驻留”在何处？他们是自由的吗？爱情，是自由的吗？以《浮士德》为例：如若我们已下定决心与魔鬼等价交易，那么我们有何方法？如果此事牵涉到他人，那么我们的选项有哪些？完美的爱情，或依恋，难道没有邪教或妨碍自由的成分吗？记得那些网上恶名昭彰的“PUA”（Pick Up Artist）技术教程吗？然而爱情啊，所谓爱情。它却如此美好，令人生死以之。当我们在爱情中真实感知到靡菲斯特的诱惑时，我们是如此心甘情愿地全身心交付自己（正如玛丽娜与Ulay怀抱着各自心中或许五味杂陈的爱走向对方，向中点或终点趋近），无知无畏于那可能的“后果”（无论恋情结局如何）有多么严重。早在一百多年前，精神分析祖师弗洛伊德早已将人类精神深处的根本欲望归整为二：一为“生之欲望”（Eros），一为“死亡本能”（Thanatos）。前者不难理解——毫无疑问，有机体必须寻求个体生存、繁殖并自我复制，那是“自私的基因”之自然现象；唯物地说，也是爱与性之甜蜜的底层逻辑——而于《超越快乐原则》中，后者则被弗洛伊德描述为一种“对平静的向往”。何以人会有此种与生之欲望完全相反的、“我想结束这纷纷扰扰的一切”的欲力？何以我们常见抑郁症患者自杀的遗言是“我活得好累”？我们其实都有类似这样“好累”的经验不是吗？又或者，我们或也曾体验身处高楼墙缘，既惧怕深渊、惧怕坠落、惧怕死亡而又莫名心向往之的感觉吧？
在此，我必须回到先前提及“生命的奇迹”此事上。恰如上述，生命本身是“局部熵减”的奇迹；而我以为，死亡本能最底层的动力，或许正是“熵增”，那个至今颠扑不破的热力学第二定律。
作为一名小说家、一位思索者，我必须再次强调，我不知道这样的猜想是否正确，甚至是否有意义。但我们恰恰可以以此为基础，回到全书最后篇章，名为“我有一个梦：于神意之外造史”Adelia Seyfried与Adolfo Morel的对谈之中。我想那确实正是韩松老师所言，寻找“全然自由的可能”的向往。于智人此一物种的文明史上，我们看见众多思想家，无不殚精竭虑，数学、逻辑与直觉并用，拆解一切现象，并试图预测人的行为、社会与人群之倾向。（人对自己“知”的能力，何其自信又何其狂妄？）然而我要说，人的行为、社会与人群之倾向，合并观之，即是文明，即是历史，亦即是未来。套用拉普拉斯之妖或心理史学的保密逻辑——如若有一天，人类的“知”终于理解了一切，那么，是否正表示人类超脱于神意之外的时刻终于到来？
这有可能吗？
我等待着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