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利用的工具

弗拉姆斯蒂德与哈雷之间的嫌隙，部分起因于17世纪70年代后期，那时两人同时进行一样的研究。弗拉姆斯蒂德发表了一份潮汐表，它被哈雷发现有一连串的错误，其后，哈雷在皇家学会的《通报》上，也发表了一份与之抗衡的新数据。但是，弗拉姆斯蒂德并非纯然基于学术上的妒忌而不喜欢哈雷，性格刻板而朴实的弗拉姆斯蒂德厌恶哈雷浮夸的作风，对他出名的放荡不羁的生活态度也极不欣赏。这位皇室天文学家毫不掩饰他的感觉，他在1692年给牛顿的信中说：

我看不起一个只会用愚蠢方法讨人喜欢又笨拙地搬弄是非的人，他既无才干也不正直……我认为他的虚伪一文不值，他那不信神的一伙，如果看见基督和他的信徒重临这个世界的话，必定十分高兴，他们就不必隐藏他们狠毒的谣言了。

虽然他对哈雷如此不满，也知道他给牛顿的任何资料最终都会落入哈雷的手中，弗拉姆斯蒂德仍然是牛顿要什么就给什么，自己的利益和共享荣耀的希望，仍超过了对哈雷的顾忌。

那简直是加诸弗拉姆斯蒂德的考验，他已经被公务紧绷到近乎撕裂的程度：能力不足的助理在拖后腿，自己又要兼做两份工作来支付观测台的费用，同时为了满足牛顿越来越多的要求，他需要不断地提供特定的月球运行数据，即使他全力应付，仍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错误。

同样不可避免的是牛顿的反应，他从不忘记要求自己绝对准确，因此也期待别人给他的东西能近乎完美。牛顿毫不理会弗拉姆斯蒂德一再解释是疏忽的助理造成的失误，仍然指责和讽刺弗拉姆斯蒂德没有尽到责任。几乎从合作一开始，牛顿就在考验他们俩的伙伴关系，但在不停地批评弗拉姆斯蒂德的数据之余，他又要求更多的资料。

终于，弗拉姆斯蒂德被激怒而逆反起来，不过他仍然不敢开罪牛顿，唯恐失去在历史留名的机会，只敢转而指控哈雷无礼：“我从不曾因提供技术服务或辛勤工作而取得报酬，除非是那些强要我花费大量时间的工作……因此请你不要对我有偏见，因为可能有人恶意对我攻讦而造成你的误会。”

弗拉姆斯蒂德是个不易相处的人，他多疑、自私，对批评过于敏感，可是又不断地自怜。然而，正如一位传记学家指出的：“无论弗拉姆斯蒂德错在哪里，牛顿总归是引发每次不愉快事件的源头。”

事情发展到此，一场耗费两人大量精力的争执本来是有机会避免的，因为弗拉姆斯蒂德显然已经觉得厌倦，但是，这位卢卡斯讲座教授很没有外交手腕，他气势凌人又不替合作的伙伴着想，做出的反应叫人无法忍受。牛顿一方面认定弗拉姆斯蒂德不是偷懒就是草率，另一方面又提出要付钱给皇室天文学家，这点他可是大错特错。可以预料的是，弗拉姆斯蒂德对于钱的反应是嫌恶的，他为此而埋怨说：“所有我可允许的酬劳，或说我对于服务对象的所有期待，只是希望无偿地分享他们研究的成果，犹如我毫无所求地将我辛苦得来的工作成果奉献一样。”

我们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弗拉姆斯蒂德和牛顿的不同之处。弗拉姆斯蒂德开始对牛顿怀有崇高敬意，不单是对一个科学家的敬佩，对其品格也十分尊敬。他极小心地维护彼此的关系，希望能攀附他而获得荣耀。弗拉姆斯蒂德一直盼望和牛顿成为朋友，不愿与他为敌，直到他们的关系破坏到无法弥补之后，弗拉姆斯蒂德才逐渐鄙视他，甚至到1700年在他给朋友的信中还说：“我相信他的内心深处是个好人。”他们进入公开攻击阶段的时期，弗拉姆斯蒂德仍然从不质疑他的对手身为科学家的伟大。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他纵然对牛顿心怀不满，对他的尊敬却仍旧丝毫不减。

至于牛顿那一方面，他视弗拉姆斯蒂德不过是比技术员略高一筹，只能做做搜集数据供牛顿随意使用的工作。他自认是天才，要将观测到的不成熟资料，转变为完全消化过、足以改变人类思维方式的理论，要把历史的层层外衣剥开，揭露失落了的古老秘密。而弗拉姆斯蒂德的责任，应该是毫不怀疑、毫无怨言地奉献他从观测中发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