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马克思主义
本诺·特施克
在成为一门正式的独立学科之前，马克思主义就已对国际关系问题提出诸多思考。然而20世纪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科学的格局，也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及时、完整地融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及“第一次冷战”期间，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在国际关系学科经历了较长一段“活跃期”之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重获重视，加之美国的绝对霸权地位、南北冲突加剧、后实证主义兴起，以及20世纪80年代理论界的重大转折，共同催生了该理论的自身发展，其内部不断细化，整体日益增强，逐渐成为国际关系学科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研究传统。如今，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已经摆脱源于两极对立地缘政治和狭隘党派教义的认知限制，成为颇具生命力和丰富内涵的学科分支，能够向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体系提出一些最有力的挑战。
1 马克思、恩格斯评论国际关系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复兴，不仅挑战了国际关系理论，而且通过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意识也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尤其是理论创建者所提出的核心概念提出挑战。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从未系统地论述过全球范围内、较长时期的社会进程中的空间和间际维度问题，更谈不上成功解决此类问题（Berki 1971; Soell 1972; Kandal 1989;Harvey 2001）。对于时空发展差异化的政治共同体间的关系缺乏明确的理论化阐述，暴露了马、恩二人对世界历史的整体认知中存在着重大缺陷，这一点尤其反映在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相关论述中。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历经发展嬗递和整合分化，但从未解决这个缺陷。
受自由的世界主义理念的影响，马、恩二人早期思想笃信资本主义的跨国权力和基于国际贸易中的“相互依赖普适性”。此类假定最终都指向一个结论，即世界在经历资本主义之后从历史进程来看最终得以融合。此类观点的雏形最早出现在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而更清晰的版本则出现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Marx and Engels 1998, 39）
背后驱动这一进程的核心机制是持续推进的资本主义的普世化。市场化再生产条件下，雇工和资本家之间的冲突关系将社会生产的规模以竞争和累积的方式在全球范围扩大，继而导致在非资本主义地区发生一系列社会变革。尽管存在阶级剥削和敌视，国家仍被视为社会的总担保人，只是随着阶级的日益崛起，阶级固化和极化不断发展，国家间军事冲突将逐渐让位于全球性的阶级斗争，最终全世界无产阶级同时爆发革命。
这里，“全世界规模的同步发展”的概念统领全篇（Soell 1972, 112）。该原创性概念提供了一个分析工具，即资本主义在纵向深化和横向拓宽两个维度的持续发展，推进了世界范围的地理联结、国家社会政治同质化以及阶级关系极化的普遍化。这个分析工具最终将废除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为世界历史的宏大叙事铺平道路（尽管Geschichte这个集体概念当初是有意设计出来描述后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明确说明资本主义经由贸易的全球扩张是如何按照资本主义方向转变新扩张地区的阶级关系和国家形态的。相反，他们向这一转型进程中注入了某种自动性，自动削弱了国内阶级冲突（抵抗）与地缘政治（战争）的作用。这一新颖概念直接将国家性外扩至普世性，而省略了两者当中的国际性。但是，国际性时至今日仍然限定着国家性，分解着普世性并使其失效。
此类超历史抽象，是逻辑推理的结果，有待历史实践的检验。1848年革命失败后，这个概念经历多处发展，修正了马、恩二人对资本主义发展、革命以及战争三者之间关系的看法。1848年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期待通过国家间战争，尤其是当时民主、统一的德国与没落、专制的国家（丹麦、俄国和奥地利）的对立，推动革命的国际化进程。马、恩设想，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将终结“神圣同盟”，使欧洲力量平衡向有利于西方进步国家的方向转变。如此，欧洲将被分割为革命与反革命的两个阵营。这样的新格局曾被描述为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的斗争，而其表现方式是“世界大战”。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国内革命加战争等于国际进步”的等式被逆转，变成“战争加革命等于国内进步”。现在推动世界历史滚滚洪流向共产主义前进的，更多的不再是国内阶级斗争的国际溢出，而是国家间战争的失败。战败带来的欧洲旧制度合法性丧失，将加速在特定国家发生革命的趋势。但是，这里又出现了第三个难题：对比早前对国际工人阶级形成所持的自信判断，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开始设想工人阶级并入各自民族国家的前景，最直接的是通过“社会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方式用民族国家忠诚取代国际阶级团结。
总体而言，对各国解决本国社会与地缘政治冲突方案之差异性的认知，导致了“全世界规模的同步发展”抽象概念向“不均衡”（Soell 1972,113—115）实证性认知的转变，承认由于社会——时空条件差异，国家之间发展轨迹有所不同。然而，将“不均衡”和武力视作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扩张（印度、中国、美国内战、奥斯曼帝国等）的内在组成部分，只带来一系列观念上的背叛，而从来不曾产生可以恰当解释世界市场形成、革命与地缘政治之间实际关系的指导性理论。从更深层来说，向“不均衡”概念的转变完成有赖于一个想当然的先验判断，即国家体系的存在是地区性多样化差异发展的前提，因此也是“不均衡”的前提。但是，鉴于总的历史进程中的空间碎片化仅表现为一种结果，即孤立存在的实体间的差异，“不均衡”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的核心概念，既削弱了理论对地缘政治多元世界的阐释力，也削弱了跨地区地缘政治动态间的因果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构成……某一阶段的全部贸易和工业活动，并在这一方面超越各自国家和民族之上，尽管它需要对外作为民族、对内作为国家而代表自己”（Marx and Engels 1976, 50）。但是，由于“不均衡”概念存在以上理论缺陷，这个论断恰恰也对这其中的需要的准确构成提出疑问，也因此国家体系的地理碎片化不可能是国际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形成的结果。
这一“地缘政治缺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闻与历史文章中已经陆陆续续得到了关注（不管如何不尽如人意），但是全面的质疑却出现在三卷本的《资本论》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性的巅峰代表作，而这也是最具戏剧性的地方。这本书研究的核心概念是抽象的“资本”。“资本”逐层展开其内部矛盾（“积累法则”），完成辩证的自我运动。在这个过程中，施动者与历史因素被边缘化处理，而仅仅被视作是“资本逻辑”的例证。在该书中，尽管“资本”点缀着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环境背景，但它仍然超越了历史，只是在政治和经济真空条件下的理想化概念抽象。在1857年版的《资本论》序言写作计划中，马、恩设想了一个关于国家和国际关系的理论（最终未完稿），但是却从未考虑将以下问题列入研究范围，即政治力量为何以领土实体形式存在于主权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内以及这些政治辖区如何与资本主义在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再生产进行互动。马、恩二人对地缘政治的兴趣主要在于世界政治变化带来的战术后果对共产主义战略的影响，因此虽然观察颇具洞察力，却多是临时性的思考，并非出于对大历史进程下地缘政治和跨社会关系的持续关切。
2 经典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代表了一种更为系统和持续的努力，尝试用资本主义发展流变的视角来解释地缘政治的动态变化与世界秩序的危机和失败。第二代马克思主义者认为1873—1898年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各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投资收益回报率大幅下跌，资本主义本质随之发生深刻转型，出现“新帝国主义”、“争夺非洲”和军备竞赛，以至最终滑入世界大战的深渊。基于新的形势发展，社会主义者的战术和战166略也都经历了重新定义（Mommsen 1980; Brewer 1990; Chilcote 2000）。
这个转型被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 1981）、尼古拉·布哈林（Nicolai Bukharin 1972）和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 1973）等人概念化，尽管他们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在这个转型进程中，自由竞争不断转向资本集聚，最终催生出国家垄断（托拉斯和卡特尔）。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Luxemburg 1951），人们的看法有所变化，帝国主义被视为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组成部分。“金融资本”的概念，反映出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融合，将此前分裂的资本主义利益统一到国家层面，通过利用国家对垄断利益的政治推进来实现扩大再生产的目的。资本积聚和国家依赖都植根于过度生产和过度积累（消费不足）的倾向之中。后者被认为是资本主义长期动态的一般属性，在工业时代尤为如此。在国内，保护主义（高关税和配额）限制了外国竞争，允许在国内市场和海外控制区的定价高于世界市场水平。国际上，获取更多原材料、探寻新出口市场和资本输出等，要求对殖民地实施领土化和政治军事控制。这个要求导致了帝国形成、世界市场区域化以及国家阵营对峙等结果。布哈林和列宁认为，工人阶级持有更高薪酬和更好社会福利的期许融入“祖国”（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剥削产生的“超级利润”将发挥至为重要的作用。这样的“贿赂”将工人培育为国家语境下的都市“劳工贵族”，却将国际主义事业背弃在后。国家在推动“金融资本”在国内外发展过程中发挥直接作用。这表明，竞争已经从企业间的私有经济竞争转型为国家间的公共政治军事竞争，即“帝国主义间的竞争”。帝国主义间重新划分世界领土的战略竞争愈演愈烈，势必导致世界大战，增加了资本主义国家链条上“最薄弱环节”战败的可能，而该国资产阶级破产的概率也显著增加。换言之，经典观点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会首先发生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却发现（革命）在地理上偏移去了最不发达的国家，尤其是俄国。对马、恩早期观点的反转，使得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相应地从国际化回归国家化，世界市场与国家间冲突的关系被重新定义，资本主义强国的工人阶级之所以相对软弱就具有了合理性，而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爆发也获得了理论解释。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就其对某一特定时期的假说来说，可以以实证的方法予以检验；而就其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般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则可以从较为宽泛的理论角度予以评判。在现实生活中，鲜少有真正能决定价格、扭曲市场的垄断存在，而卡特尔只是企业间松散的协定，早晚要崩解。消费不足曾被认为是资本逻辑的内在现象，但在“社会帝国主义”理论中这一论断也被看作是可推翻的。19世纪的最后25年，工人的实际工资持续上涨。有关“金融资本”的论述主要以德国和奥地利的银行业为例，而与英、法两国当时较为分散却竞争强劲的银行业形成鲜明对比。对殖民地的资本输出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增长迅猛，却仍然大大低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资本输出（投资组合加直接投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贸易量也远高于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间的商业往来。相比于国内投资，对殖民地资本输出的绝对值很小，投资回报率没有优势，风险却更高。“所有证据都表明，帝国对于帝国主义中心国家长期发展的影响很小。”（Brewer 2000, 83）尽管使用加总结果并不能解释为是要消解帝国存在的经济根据，因为利润预期或许曾经为经济和政治的帝国主义提供了初始动机（但是他们仍会提出这种作用的持续性的问题），而且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并不足以说明其中所有的复杂性。特殊利益集团可能已经在国家层面获取了特权优势，将利益私有化，而将维持帝国的军事、政治等重大公共开支成本分摊给社会。但是，在这方面，历史数据也一样含糊不清。
从更广泛的理论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具有自我局限性，仅试图解释特定时间节点（1873—1917年）的资本主义国际关系，而未能扩展成为资本主义国际关系的一般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的偏见特点也招致了一系列有力的理论批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它们与各自殖民地之间关系、殖民地内部发展程度以及帝国之间关系都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把某个具有以上各方面生动差异性的特定现象理解为资本主义特定阶段运动的必然产物，将阻碍对资本主义兴起、再生产与衰落的具体分析。突出例子是，列宁将帝国主义解释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认为这个时间节点是资本主义整体发展进程中所固有的明确而必然的阶段（即垄断阶段），而不是不同发展程度的发达国家间冲突导致的特定（而且可逆）结果。
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 1970, 45—46）对此也持有类似异见，认为“帝国主义……只代表资本主义各种扩张模式中的一种”。他提出了“超级帝国主义”的设想，认为国家资本间存在合作即结成“帝国主义者神圣同盟”的可能性。这个设想强调了资本主义变动不居的阶级（地缘）政治，因而绝不会沦落为仅仅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经济必然逻辑。以此观之，希法亭、布哈林和列宁对国家的国内和国际角色的理论化不仅失之简单，而且还是机械和功能主义的。外交、国际同盟模式和地缘政治危机都成为国家多元社会政治利益推理演绎而不是以此为参照进行历史分析的结果（正如仔细阅读1885年“柏林会议”或1914年“七月危机”所要求做到的那样）。先具体分析各国发展情况，继而又将其一般化概括为整个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的支柱，这种做法既简化了帝国主义核心国家内部社会力量与政治局势的差异化发展，也矮化了它们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以及核心——外围之间关系的影响作用。殖民地的社会力量通常被塑造为被动接受者，而非结果各异的具体地缘政治冲突的主动参与者，由此引发了对欧洲中心论的指控。这些批评最终的落脚点都在于该理论未能将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施动者纳入讨论。
尽管没有再次出现当初马克思定义世界市场时从“国家”到“全球”的直接转向（跳过了“国家间”），但是将“帝国主义间”的抽象推断限定性地具象为势力范围战略竞争和战争，也只强调了单一体系逻辑而忽略了国家间不均衡的发展道路差异。而之所以未能揭示“帝国主义间”政治与地缘政治（而非逻辑）的多样性和互动性，背后的原因正是对国家间体系——军事冲突的前提缺乏研究。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以社会关系理解民族国家的多元表象，而将国家体系视为既定条件，因而未能就民族国家是世界经济“关联部分”（Brewer 1990, 123）这一事实提出研究议题，更遑论理论化。
3 世界体系理论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为最知名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依附理论以及《年鉴》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作品（Wallerstein 1974a; 1974b; 1983; ChaseDunn 1991），试图为阐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体历史提供一个理论框架。该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作为完整、单一联合体的世界经济，即基于不同国家间的“劳动控制机制”（雇佣劳动、佃农制、农奴、奴隶制）差异而形成的一个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权力和地缘政治位置（核心区、半外围区、外围区）与它们各自的劳动控制机制呈现负相关关系。各国按各自权力能力，确定垄断贸易条款，形成并维持不平等贸易的层级结构体系。不平等贸易将剩余产品由外围区转移至核心区，进而强化了体系内的政治等级与发展差异。世界经济体通常会被拿来与以前的世界帝国做对比，后者拥有单一领土疆域，权力中央从地方汲取贡赋。现代世界体系产生于欧洲“漫长的16世纪”（1450—1640）［布罗代尔认为是13世纪（1982，433）］，其最初的发端是被概括为弱技术决定论的地区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西欧”的高技术制造业、“东欧”的低技术农业以及海外的原料生产）。这样的分工体系使欧洲核心区国家能够按照它们设定的条件将半外围区/外围区纳入世界体系，导致这些地区持久的经济不发达与对外政治依附。由于核心国家外的经济活动也通常被看作是为世界市场生产的逐利行为，因此尽管各地区的劳动制度不尽相同，现代世界体系仍总是被描述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国际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网络建构呈现出一个很强的体系维护自我强化的趋势。具体说来，由于不必支付维护世界帝国所需的难以承受的政治军事成本就能积累全球资本，世界经济体系不会倒退回世界帝国。事实上，国家体系是资本主义兴起和再生产持续的前提条件，通过多个主权国家间的竞争剩余产品可以实现由外围区向核心区的转移，而不是被一个中央帝国组织直接吸收。霸权国家（热那亚/威尼斯、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循环交替，周期性地改变核心区内国家间等级关系，继而重新安排、调整核心区与（半）外围区的地缘商业关系（Arrighi 1994）。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认为霸权来源于军事政治能力，比较而言，这里所说的霸权却与资本密集型生产体系（外溢至商业和金融优越）的创新能力紧密相关，使得霸权国能够占领国际劳动分工的制高点。核心区内新兴的挑战者和衰落的现状大国间的霸权战争将决定霸权转移的结果。
世界体系理论持续进化，经历多次重大变异与部分修正。然而，该理论的中心概念，即将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将剩余产品由外围区向核心区转移的世界商业网络，也是有问题的。这一概念从未考虑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的起源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具体动态（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积累”首先完成于17世纪的英格兰，关于此点还有争议），导致了一个错误的时间认定——以意大利人和伊比利亚人在“漫长16世纪”的“大发现时代”为现代世界体系的起源，以及一个清晰的以商业霸权的连续交替来定义现代世界史的完整叙事（Brenner 1977; Brewer 1990, 161—178;Teschke 2003, 129—139）。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倾向于将垄断性和地区间属性概括为资本主义的特征，结果等同于把历史上所有四个霸权无差别视为资本主义国家，而低估了这些经济体之间在社会关系与国家形态方面的差异（商业资本主义、重商主义、自由贸易资本主义、国家调节资本主义）。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国所经历的是结构性垄断商业资本主义。继之而起的英国和美国则奉行植根于马克思所提出的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竞争性资本主义。显然，这两种类型之间存在着关键性差异。该理论也未能具体说明不同霸权力量在社会政治发展、管理核心区国家间（竞争或合作）及核心区与外围区国家间关系的战略，还有对各自控制地区的领土化政策（Gowan 2006）等方面所存在的深刻差异。对各霸权力量间的性质差异的无视，导致了对现代世界体系的较严重的、静止性的描述。事实上，现代世界体系由持续交替变化的霸权力量主导，本身又围绕着剩余产品的地理再分配而持续演化。
按照沃勒斯坦的定义，资本主义仅在流通领域内，将技术上适应国际商业要求并接受国际专门化分工的不同地区劳动制度相互连接起来。当面临并融入基于贸易的世界劳动分工时，阶级与阶级冲突也延伸进入具体地区的“劳动制度”构建（劳动制度和阶级关系已被弱化为产品专门化以满足出口世界市场之需求）。因此，世界体系理论无法解释这些地区在遭遇和融入体系时表现出有显著差异性的阶级冲突形式和结果：有的地区先前存在的劳动制度反而被强化（如东易北河地区的“第二次农奴制”）；有的地区则实施了全新的前资本主义的劳动制度（南、北美洲的奴隶制种植园体系或委托监护制），还有的则向资本主义方向转型。各地区劳动制度的出现绝不仅仅是对世界市场产品专门化迫切的技术性需要而做出的被动性、功能性适应，也是对外部压力的主动反应，反映了高度政治化的阶级竞争。世界体系理论将地区差异化解决方案归因为统一的阶级力量平衡的结果，这是一种过度简化，忽略了地区间经济发展路径差异、发展与不发展区别，以及某些地区转型成功进入资本主义国家核心区的可能性。
在与此相关的其他方面，沃勒斯坦的国家理论也是站不住脚的。国家利益被直接缩减至依赖于贸易的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没有反映在一个国际力场（force field）内各类阶级不同的再生产战略。而这个国际力场也允许其他替代性的地缘战略项目的构建。看一个国家主导性的劳动制度，即可直接推断出其在世界体系中的实力与位置。核心区国家的“实力”以高技术/高资本的劳动制度为前提，该制度同时生成资源以帮助国家组织剩余产品从外围区的转移，从而强化地区间的等级关系。外围区国家的“弱小”则表现为低技术/低资本制度。对力量差异的纯粹的定量概念化无助于理解具体国家形态的定性特征与超越地区的阶级政治之间的相关性（Brenner 1977; Skocpol 1977）。
国家体系本身又被视作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个结构性特征。“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指单一劳动分工但具有多种政体和文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Wallerstein 1974b, 391; Chase-Dunn 1991, 107）因此，国家体系对资本主义而言不仅是一种功能性补充，也构成了资本主义扩张与剩余转移的必要条件。然而，世界体系理论没有应对或回答国家体系本身，是否是资本主义随意制造而非与之简单遭遇的结果。“国家间体系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政治上层机构，是现代世界刻意发明的产物”
（Wallerstein 1995, 141）的论断过于武断，尚待证据证明。这里还缺一个对世界经济“正面”的解释。无论是被定义为商业交换或是特定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都起源于多主权国家结构化体系所构成的地缘政治环境。这一多元统一世界的地缘政治以及所伴生的战略压力需要的是一个理论性、历史性的说明，而不仅仅陈述其对资本主义的功用（Teschke 2003;Lacher 2006）。国家体系与资本主义间的基因断裂，解释了各地区在资本积累与政治管辖的结合方式中所表现出的深刻的历史多样性。自“漫长的16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地缘政治的特征是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政体的成功帝国构建——尽管帝国并不普世，而且内部也存在着空间秩序的极大多样性（Teschke 2006, 136）。相比之下，即便是世界体系理论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即霸权更迭，也反复陷入对更迭霸权同质性的循环描述：建立霸权秩序在于不断扩张地理规模，然而秩序内的国家以及国家间的剩余产品转移却都维持着性质相同的国际秩序/等级机制。与此相似，世界体系理论对霸权转移中的霸权战争的叙述也与历史记录相左。威尼斯/热那亚未与荷兰发生冲突；荷兰与英格兰间也只是不完全战争（法国才是更大的挑战者）；英国也不是在军事上败于美国。过分强调霸权能动性将导致理论无法完全匹配地缘政治环境。
总体上，世界体系理论建立在深刻的结构性功能主义的基础之上，一个国家在核心——半外围——外围的谱系中所占据的功能、实力与位置，取决于这些国家通过贸易融入国际劳动分工经济结构的程度。这将强化既有的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和政治等级（“依附”）。按照崛起、扩张、挑战、战争和灭亡的一般法则去归纳和概括非常不同的历史事件，不仅抹平了历史事件的各自特征，也落实了资本主义世界史的循环模式。僵化理论与历史发展实际不符，却为未来的历史趋势描述了决定性的理论期望。由于“美国霸权衰落”预期的长期延迟，这些描述也经历了反复修正（Arrighi 2005a; 2005b; Wallerstein 2006）。
4 新葛兰西国际政治经济学新葛兰西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或“跨国历史唯物主义”）是当代国际关系论述中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的非经济学著作为基础的霸权概念，是理解历史上的世界秩序以及设计未来反霸权秩序的核心分析工具。
新葛兰西思想主要通过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 1987, 1—15;1996, 124, 135）的著作而引进到国际关系领域。考克斯从葛兰西的著作中“推导”分析概念，并将它们“应用”于国际关系分析（又见van der Pijl 1984; Gill and Law 1988; Gill 1990, 33—56; 1993; Arrighi 1994; Rupert 1995, 14—38）。霸权力量被概念化为主导观念、制度与物质能力之间的不可再分割的组合，赋予其被普遍接受的合法性。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是相互关联的辩证整体，统一于世界霸权。“积累结构”，作为一个主导性概念，被定义为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模式”在具体时空情景下的特定组合，是所有霸权的核心所在。考克斯区分出了12种社会生产关系的模式（生计维持、农民地主、原始的劳动力市场、家庭生产、个体经营、企业劳动力市场、两党制、企业联合体、三党制、国有企业、公社制、中央计划制）。不同的“单子模式”，既是莱布尼茨所说的自我封闭实体，又是相互关联的实践；既在不同的社会中并存，又经国家协调指挥而等级化分布，最终构成由一个“单子模式”扮演霸权的“积累结构”。这一“积累结构”随后通过霸权阶级的跨国代理以及霸权国家的国际机构实现向国外的投射。实践霸权的机制包括国际上的特定国际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国集团、联合国）。这些国际组织与来自非霸权国的外国精英合作，一定程度上允许底层国家参与共同决策并且向底层国家做出让步。传统上，霸权阶级会通过民间的国际会社（三边委员会、扶轮社、彼尔德伯格集团、智库）实现自身的普世化，培育全球“市民社会”，一个具有历史性的跨国集团（van der Pijl 1984; Gill 1990）。霸权的国际化对底层国家产生压力，迫使其通过“消极革命”或转型（国家领导的改革进程）协调本国“积累结构”，以保持与霸权国家相一致。此类国家逐渐国际化并扮演霸权与它们本国国内秩序间的“传送带”角色（Cox 1992,30），最终融入世界霸权体系。
现实主义所提出的国际霸权概念是以某一主导国的物质积聚能力为基础的。与之相对，新葛兰西主义者声称，自由主义的国际霸权建立在特殊的国家——社会复合体的普世化基础上，以霸权国与非霸权国间的共识形成（尽管其中潜藏着胁迫因素）为主要维持手段而非粗暴的权力政治。
世界霸权中心更迭所呈现出的不同国家——社会复合体的具体特性，使我们能够辨别具有不同冲突和合作形态的国家间体系，而非将它们的多样性统统压缩进一个以周期循环解读世界霸权盛衰的现实主义（或世界体系的）扁平叙事当中。现代世界历史分为两个连续的霸权时期，即英国强权下的和平期与美国强权下的和平期，两者之间是无霸权的国家间对抗期。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 1994）等其他新葛兰西主义者列出了四个世界霸权，即热那亚、荷兰、英国与美国。按照考克斯最初的预想，反霸权的构建在国际组织或国际“市民社会”领域都不可能实现而必须首先在国家层面成功，但他后来又放弃了这一立场，转而提倡“跨文明对话”。
核心概念方面以考克斯的“积累结构”替代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引发了新葛兰西主义传统中的深刻问题。“积累结构”理论的绝大部分都只涉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变化，与此同时又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既定，而从未对其进行理论化分析。也因此，与资本主义转型有关的社会冲突以及资本主义现代性带来的创新与活力，也都付之阙如了（Lacher 2002, 150）。由于将资本主义的跨地区地理扩张视作当然而未予追溯，对于原先存在的国际间体系则仅以前《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时代并称之，强调统治阶级间关系——对精英间行为体和意识形态的形成（Scherrer 1998）而非阶级冲突与“原始积累”（Shilliam 2004）的过分关注——就变得更加激进（Cox 1987, 111）。对考克斯来说，国家体系不断地向跨国化/国际化方向迈进。而阿瑞吉则追随沃勒斯坦的脚步，认为国家体系也即“资本与国家的融合”，持续生产着国家间对剩余产品的竞争，从而促进资本主义的持续繁荣。然而，正是资本关系在国际化方面旷日持久的持续推进与特定地区内原先的社会力量结构之间发生碰撞，才促成了地区性国家——社会关系的具体解决。这样看来，“单子模式”间在不同国家的具体组合不能被预先决定，因为它们并未被当作“单子模式”而经历“发展或（在某些实例中）退化，而是出于资本主义社会扩张与强化的迫切需要，在‘地缘政治’中发生暂时性的相互联系”（Shilliam 2004, 83）。
基斯·范德·皮杰尔（Kees van der Pijl 1998; 2006）填补了资本主义不均衡扩张的政治地理学缺失。他设想在一个周期为三个世纪的循环中，自由资本主义国家联盟持续扩张构成“洛克式中心地带”，“霍布斯式竞争国家”则一波波地连续发起挑战，反复冲击中心地带。对抗的结果不仅取决于军事力量平衡，还受制于竞争国家/社会复合体对人类生产力的动员能力差别，失败一方往往被吸收进洛克式中心地带。中心地带发源于英国向其殖民地输出洛克式国家/社会复合体，逐渐在其整合性区域内产生一个跨国社会。在中心地带之外的地区，政治自主和发展的条件均严重受制于世界经济扩张，因此地区国家往往倾向于由国家领导的后发工业化“追赶战略”以避免沦为外围国家，这些“消极革命”经常导致资本主义的导入。这种社会动员以威权手段推动，出于改变“相对落后”状况的必要，结果产生了迥异的国家/社会复合体（“市民社会”被“霍布斯式竞争国家”汲取资源并支配控制），在有些案例中还爆发了与自由的中心地带之间一系列的世界霸权竞争，以世界战争的方式最终化解地区间的紧张关系。尽管仍然存在对中心区域领导权的竞争，但每一个新霸权都会协调“国家功能的国际社会化”，将失败的竞争国家纳入中心地带，在不断扩张的地理规模上维持资本整体利益，最终形成一个以无须政府的治理为特征的“内在世界国家”。在中心地带，现实政治被搁置，但是国际政策规划部门及国际事务管理干部，为中心地带的跨国社会化扩张设置日程以成功推进整合、再生产以及持续扩张等目标，包括建立“全面控制概念”。这样的解读开启了对资本主义横向扩张的实质性和生成性的叙事传统，相较于考克斯对国家形态与单子模式的抽象类型学（并没有以“上承”霸权的名义将资本主义空间同质化处理）具有巨大的优势，因为它将与具体时空和地缘政治紧密相关的资本主义崛起和转型纳入不均衡扩张的整体框架之下。由此，基斯也开创了一个综合理论视角，用以分析霸权内外关系长期动态，以及具备同样特征的社会、地缘政治进程以及转型冲突危机的地理轨迹。
然而，从更广的视角看，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基本类别，世界霸权概念的应用性非常有限。在资本主义定义及历史源头上含糊其词，与此相对的是对以下方面的夸大其词，包括强调特定历史阵营的资本主义特征和国际化成功，以及在此过程中由霸权国主导并为其服务的国际秩序重构。阿瑞吉的“荷兰霸权”就是一个商业霸权受到限制的反例。当时专制——重商主义的欧洲国家体系将其具体的国际关系竞争模式强加于荷兰共和国，而不是按照荷兰的社会模型纳入荷兰霸权体系（Teschke 2003,133—136）。即使对第一个资本主义世界霸权——英国治下的世界和平来说，其历史记录也是模糊不清的。尽管在海外，19世纪的英国扮演了至为关键的角色，但在欧洲大陆却未能称霸。在欧洲，它的中心目标被消极地定义为通过均势策略（维也纳会议和欧洲四国同盟）防止主导性的欧陆挑战者崛起，而非通过推广协商共识积极追求其自身国家——社会关系的国际化（Lacher 2006, 123）。
新葛兰西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就其概念框架的理论配置来说，只适合解读一个特定的世界秩序，即美国主导的世界和平。尽管阶级政治是马克·鲁伯特重要著作（Mark Rupert 1995）的核心，但是对将美国霸权分析简化为精英间关系的指责此处亦同样适用（见Bieler et al. 2006）：将霸权秩序中的政权描述为全球与国家之间的“传送带”，削弱了它们的相对自主性，将它们等同于全球力量间的被动中介（Panitch 1996）；协商一致是否有相对于武力胁迫或反对武力胁迫的特权，无论在核心国家间内部或者在霸权与非霸权国家间的关系中都是存疑的；对霸权秩序的过度聚焦掩盖了跨国性历史阵营内部矛盾与断层线的重要性，包括反霸权运动分析的被边缘化（Drainville 1994）。新葛兰西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最终滑向了“多元实证主义”，远离了马克思最初对政治经济学的严密批判（Burnham 1991）。
新葛兰西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开创了强势的研究领域，但受限于霸权中心范畴，最终也不能为研究资本主义国际关系动态提供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视角。葛兰西最初被诟病的两个漏洞是，缺乏国家间视角以及削弱阶级政治与社会关系因素以突出共识意识形态的形成。一样地，由国家/霸权向跨国/霸权的跳跃则再次将“国家间”场域（除了范德菲尔的部分著作外）从社会政治与地缘政治冲突和转型的研究中剔除。
5 回归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弗雷德·哈利迪（Fred Halliday 1994）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国际关系间“必要碰撞”的纲领性呼吁，引发了回归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潮流。这激发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建工作，通过历史性视角持续反思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国家体系间的相互关系，该理论被重新认定为一种国际历史社会学。贾斯廷·罗森伯格（Justin Rosenberg 1994；另一个类似但结构主义色彩较少的观点，见Bromley 1994; 1999）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展示了在不同地缘政治系统——经典希腊城邦制、意大利复兴城邦制、早期现代帝国和现代主权国家体系，以及在不同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的结构相似性。尽管绝大多数地缘政治体系都具有无政府状态的特点，但是经济与政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分离导致“结构性间断”的出现，凸显了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个人主导与取消个性化的现代主权国家之间的区别（Wood 1995），也将所有前资本主义体系与现代资本主义国际秩序区别开来。这一结构性间断还解释了宪法相通、相邻（但可渗透）主权国家系统相融以及跨国国际经济的现象，即“市民社会”帝国。从这个视角看，资本主义市场无政府状态不仅与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之间具有相似性，而且还互为变化的条件，只是前者由价格机制调控而后者由权力平衡来调节，但是两者都强调去除主观性。也因此，在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分野的基础上产生的抽象国家概念又成为现代权力政治及其现实主义表述的基础和前提。
罗森伯格的研究特色表现在以结构主义理解马克思主义与关注历史发展之间的紧张对立方面（Lacher 2002; Teschke 2003, 39—41）。欧洲历史基本上被重构成为一系列连续、分离、自足的地缘政治秩序，而略去了这些不同秩序间的转型变迁，以及转型所固有的危机，包括社会冲突、革177命和战争等。能动作用，特别是阶级冲突并未受到恰如其分的关注。此外，宣称地理上分隔的多个国家系统与一个私有的跨国世界市场之间的结构性关联和功能性兼容，也过度简化了资本主义、现代国家以及现代国家体系之间共同发展的复杂历史动态。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体系本来在逻辑上是资本主义的衍生品，但是在这里三者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同时出现的三个原因和不同方面。这一命题夸大了资本主义的解释力，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国家体系的历史共同发展（不是共同起源）的探讨则稍嫌不足。
此类批评对本诺·特施克来说也至关重要。他以历史辩证方法重新阐释自加洛林王朝结束至17、18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复合体崛起并扩张这段长时期内欧洲政治地理和地缘政治的动态发展，形成了一个承认阶级和国家在地区间差异构建的积累性叙事（Teschke 2003）。按照这一叙事逻辑，社会财产关系的转型反映为阶级竞争和政治关系形成，阶级力量间的差异平衡将产生新的再生产的地缘政治战略，并由此定义领土所有权和地缘政治关系模式。本诺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展了“政治马克思主义”的传统（Brenner 1985）：检视了封建地缘政治独一无二的特点（Teschke 1998），重构了中世纪地缘政治多元世界的兴起，也追溯了中世纪末和现代早期在法国与英格兰出现的阶级与国家之间日渐分离却仍相互关联的发展趋势。由于法国和欧洲大陆的“专制政体”仍远未摆脱前资本主义的社会财产与权威关系，因此王朝主权和存留在欧洲大国的“地缘政治积累”就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生成了前现代国际关系的具体实践（王朝联姻、共主联邦、继承战争、重商主义贸易战、掠夺平衡、帝国形成）（Teschke 2002）。尽管此类实践促进了多领土主权的体系，然而王朝专制主权下的社会关系构成了这些实践的最主要方面。《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奠定现代国家体系下国际关系基础的地位由此被根本性改写。相较之下，16世纪英格兰农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加上革命后不列颠去个性化资本主义主权形态，催生了一个独一无二、充满活力的国家/社会复合体。不列颠诉诸均势策略，积极调整欧洲大陆内部王朝间的关系，向欧洲大陆施加经济和地缘政治压力，迫使欧陆政体在结合时空差异与地缘政治的发展进程中，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设计出多样化的阶级与国家构建的反向战略（Teschke 2005）。国家体系不是资本主义的“另一面”，而是从中世纪到现代早期延续一个世纪的对土地和人口控制权和剥削权的阶级冲突积累的结果。这场阶级冲突最终演变为众多王朝之间关于领土主权的军事竞争。鉴于此，政治马克思主义没有按照恒定不变的资本主义的结构功能主义去理论化资本主义与国家体系间的相互联系，而是以进程性视角，关注资本主义在一块预设为地缘政治的多元世界内所经历的多重变化，包括旷日持久的扩张、转型以及偶尔对自身的否定。资本主义扩张并不是一个超越国界“照着自己模版”制造世界的均衡过程，而是不同政体在不同地区发生的、结果各异的一系列地缘政治角力冲突的折射。这样也就开启了一个观察再生产地缘政治战略历史变化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领土秩序构建和变更的非决定性的视角。
汉内斯·拉切尔（Hannes Lacher）追溯了以空间化战略观念为前提的国家与国际/全球间关系表述的变化，提炼出多种领土形成方式与资本主义之间历史分离的理论意义。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流行的看法均假定，资本主义与国家体系同时产生并拥有相同的构成，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不可被视为恒定不变的“资本逻辑”，后者或者永远重复着制造资本主义统治的领土分割状态（如世界体系理论），或者通过资本主义的跨国扩张持续推进对国家的去领土化和同质化（和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当代全球化理论家最初所预想的一样）。考虑到国家间体系的固有性质，全球资本积累的空间和统治的领土形式并不一致。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不是私人公司间的竞争，而是受国家疆界的影响。国家可通过多样的空间化战略向外投射本国的国家和阶级利益。从长期来看，国家居于中心位置对任何治理形式和全球资本积累之间相关性的作用及发展趋势都具有负面影响。国家工程中去领土化和再领土化（合作与竞争）的历史辩证变化受到高度关注，后者反映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不同进程的特点。确定支撑“资本主义地缘政治”的稳定结构基础或者是线性进化的发展轨迹——比如所谓的由“国际”向“全球”的当代转向并不足取，因为时间上自1648年至今都不存在一个基于领地内竞争的“国际”领域，同样地理上也不存在一个遵循单一清晰逻辑的“资本主义国际关系”空间。基于从“生产方式”这个马克思的中心概念到利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作为“一般抽象”的“不均衡混合发展”概念的范式转变，罗森伯格在其晚近著作（1996; 2006）中将“国际”设为研究问题。不同于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按照自身的样子持续制造世界，托洛茨基将注意力转向多种历史发展类型共存中的普遍不均衡性。即使遭遇资本主义的拓展，这些不同的地区性发展轨迹也会强化自身，而非通过融合新旧的“混合发展”抹掉自身特色。这一见解被广泛认为将产生关于“国际间”的社会学而不仅仅是地缘政治的理论，因为该观点不仅源自发展不均衡，而且调和着社会长期发展中的多线性与互动性关系，而不是完全被这些维度因素牵着走。
这就引发了一个更严格限定的问题：社会经济不均衡是否是一个足够强大的标准，可以单独解释或维持地缘政治多样性以及更为宽泛的认识论问题，即“国际间”能否被当作“一般抽象”来建构理论。不均衡状态不仅从未停止，实际上还通常是欠发达地区融入较发达实体的前提，不管途径是征服、契约、联姻、割让或者迁移。相反，帝国沿着漫长的多样断层线（民族、战略、政治、语言）发生解体和碎裂；所有这些断层线中，国内地区间差异性发展只是其中之一。不均衡发展状态仅与领土多样性相关，却很少能反映实际政治地理上的领土规模和社会情态。更主要的是，像任何历史语义学所表明的，“社会”、“国家”、“国际”和“发展”等罗森伯格使用的这些基本词汇，本身属于历史范畴，指在特定时空限制下所发生的具有严格历史生命周期限定的现象。因此，抽象化的方法引发了将“国际间”具体化的趋势，使其一方面同时成为不均衡发展的表现形式和变化条件，但另一方面又超越了历史的限定。将“国际间”本体化为“空间范畴”（Rosenberg 2006, 318）阻碍将其理解为经历了无限变化的“社会历史实践”，就像对千年“封建”领土权的分析所展示的那样。更加具体来说，该理论对于解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国家间问题并未提出任何提示，而后者据说是任何马克思主义“国际间”理论的最核心的待解释项，尽管“不均衡混合发展”只有在其先前基础上才可操作。此外，混合和不均衡发展理论没有在理论层面上明确一个清晰的解释原则来说明不均衡与混合的动态，因此看起来有点脱离社会。最后，一般抽象的方法与马克思辩证历史观看待人类具体实践现象的做法相互冲突，而且也导致马克思背弃其“永远不变的只有抽象的运动——不死之死”（Marx 1976,166）。“不均衡混合发展”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启发，可以避免差异性轻易落入（资本主义的）同一性，然而当理论被提升为过度抽象、内容空洞的“一般性法则”和公式时，也就在普世性与特殊性之间撕开了一个口子，要求在理论而非单纯历史层面予以充实，以重新拉开抽象化和具体化之间的距离。
6 全球化、帝国与新帝国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就不断加剧的“全球化”现实达成广泛共识，加上“9·11”事件之后美国的“单边主义转向”，充分凸显了对经典主权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认识之严重不足，以至于无法捕捉到当代国家与国际/全球间关系重组的趋势。民族国家的政治自主性相对衰落——即使还不算完全终结，导致其他竞争性概念数量激增，涵盖谱系从国家的国际化到全球国家再到帝国和新帝国主义（有关马克思主义对主流全球化理论的批判，参见Rosenberg 2000; 2005）。
由国家——国际关系向全球化转型的主导性趋势，最初被概念化为“国家的国际化”（Palloix 1977）。由国际贸易转变为跨国生产及“金融资本”的结合，导致具有跨国性倾向的资本利益的合流，产生了一个超越国家边界的“跨国商业阶级”。与此同时，民族国家也做出响应，转型为服务跨国商业阶级利益“传送带”（Cox 1992; van der Pijl 1998），以协调并整合国家间政策。威廉·鲁宾逊（William Robinson 2002; 2004）的“全球国家建构”概念加强和发展了上述这种观点。在战后，国家的国际化有了定位。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经济全球化将民族国家置于国际机构之下，而民族资产阶级也蜕变为新兴的跨国资产阶级的地区（民族）部分，国家间对抗进一步退潮。“经济全球化的另一面是跨国阶级形成和跨国国家的兴起……产生了一个全球统治阶级的集体权威。”（Robinson2002, 210）这一观点经由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的“帝国”概念发展而变得更加激进。“全球市场与全球生产循环孕育出一种全球秩序、一种新的统治逻辑与结构；简言之，是一种新的主权形态。”在米歇尔·福柯的去主观化的权力概念中，帝国被视为一种“去中心化、去领土化的统治工具”以“实现……某种恰当的资本主义秩序”，即使“美国也无法……成为某个帝国主义计划的中心”（Hardt and Negri 2000 xi, xii, 9, xiii—xiv，原始重点；评论见Balakrishnan2003; Bromley 2003）。
此类关于全球化的有力论述的支撑基础是深刻的经济功能主义和工具主义，表现为目的论叙事，认为全球统治结构尽管过去失之于领土分散，181如今却已经历不可避免和不可逆转的结构重组、标准调校和比例重调，以配合展现资本所固有的普世性潜力。然而，削弱国家取向转而拥抱跨国精英或跨国阶级派别（而非转向阶级力量的多样平衡）的功利主义做法，掩盖了在各自国家/阶级表述以及竞争性外交政策中包含的地区属性。此类差异持续造成再生产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与对抗，破坏任何“帝国”或“全球国家”概念的完整性。很难在全球层面看到阶级利益与政治权威的连贯一致的聚合，即使有也很难与民族国家的制度能力相比较。
更具体地说，美国的指挥角色——实际上美国自身就是一个压倒性的组织机构，在此类论述中都少有详细说明。利奥·帕尼奇（LeoPanitch）和萨姆·金丁（Sam Gindin）认为，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已经不符合全球治理多边体系或全球国家的特征，而更像是美国的非正式帝国，尽管形式上仍然保留着多个主权国家，却取消了权力制衡，也超越了帝国主义间的各种对抗，以组织全球规模的资本主义（Panitch and Gindin 2003）。彼得·高恩（Peter Gowan 1999; 2006）和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2002, 20—21）同样反对战后美国国家利益可以直接等同于或扩展至包含跨国资本利益的观点，即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合并将带来一个全球资本主义帝国的诞生，或者是一个美国善意霸权。高恩认为（2006,216），美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霸主”，力量强大远超之前所有的霸权国，掌握的经济与政治军事实力（单极核心、在核心区国家间关系中的不可撼动的主导地位、压倒性的政权建构能力、打破周期的反馈机制）超越霸权与“全球资本主义帝国”的词汇表达力，应该称之为“美国世界帝国”。
高恩和安德森强调美国领导的全球结构调整具有重商主义属性，把对普世性的共识与推行特定的靠胁迫支撑的国家经济和战略利益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来说，尽管还不是一个全球国家，但借由纯粹的地缘政治体量，而非捏造赞同意见，美国就已经有效解决了在多个资本主义权力中心间协调国家间无政府状态的问题。美国“例外主义”打破了最初由列宁的帝国主义间对抗以及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构成的二元对立概念。
相较于强势的“全球主义者”，国家体系的反对者认为，以国家形式进行的持久的过度投资会抹杀政治领土结构重组中的真正变化。艾伦·伍德（Ellen Wood）指出，由于全球资本积累需要一个可靠的国家体系来充分保护和监管资本主义的社会财产关系，全球化和国家体系已经进入相互强化的关系阶段。“全球化的政治形态不是某个全球国家，而是多个国家构成的全球体系。”（Wood 2003, 6）因此，美国的帝国主义霸权主要被视为经济帝国主义，经由多个资本主义国家构成的可靠体系运行。矛盾的是，美国的国家间帝国是一个“资本帝国”。由于只有在两种情境下才需要使用胁迫手段——将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和国家结构植入前资本主义地区时，以及在资本主义市场与霸权建立之后管控市场支持机构时；帝国主义间的对抗渐趋式微。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帝国主义转向是无目的的，属于“过剩帝国主义”。伍德这一观点的前提是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其中所有的经济行为体都依赖于市场，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分离，使得资本主义可以跨越疆界扩张而不会导致被渗透国的政治屈服；也就是实现了经济帝国主义。与世界体系理论类似，这个概念从资本主义全球再生产的功能性角度定义多国体系，赋予不均衡性以政治——领土集团的特点，意指一块固定的多领土地域可以为资本主义提供足够的地缘政治外壳；但是这个概念却不能给出一个理论推导或者历史说明来解释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在政治上以多个相互竞争的主权国家的形式出现的条件。由于这种对“经济帝国主义”本质的去政治化解读，美国当前的军事——政治帝国主义转向并没有被理论化为其国内具体社会政治动态的正面宣言，而是经济资本主义积累导致的“体系必要性”，某种意义上过剩产生的要求。
最后，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提出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的概念，以解读过度积累导致营利能力下降和随后发生的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资本积累问题。在长期衰退开始前，美国的霸权政策是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国际框架，以“协调发达资本主义大国间的增长”，并且“将资本主义风格的经济发展模式推广到其他非共产主义的世界”（Harvey 2003, 54—55）。协商一致盖过了武力胁迫。1973年之后，美国重构霸权，特别是直接控制产油国领土，以实现一个更激进的新自由化计划，而该计划也一直运行到新千年转换之际。从此，武力胁迫成为维护美国主导权的唯一可行的退出选项，也使得帝国主义间的对抗再次成为可选项。这一论述从两个相互独立、截然不同又相互竞争的理论中获得支持：其一，国家管理者奉行的“权力领土逻辑”；其二，企业追求的跨国“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二者各不退让，却又以多种方式交叉（Harvey 2003, 26—30）。然而，哈维对“两种逻辑”的解读中存在两个矛盾之处：其一，沿用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帝国主义的定义，认为无限的资本积累在功能上需要一个地理上的共存范围以实施直接的政治——领土控制，并且假定国家与资本间利益相互兼容，即便不是完全重合；其二，认为国家管理者与资本主义者各自奉行的逻辑相互独立又竞争，而它们之间也可能相互抵触。如果第一个解读成立，则很多美国的战后外交政策无法解释；如果第二个解读成立，则当前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惨败，即“领土逻辑”，也无法从资本主义者的利益角度加以解释。无论哪种情况，要对国家的永久性政治——领土（帝国）积累逻辑或者资本的跨国资本积累逻辑进行理论合理性归因，都缺乏历史事实的支撑，而且充满具体化的危险（不必要地倒退回现实主义原则）。权力二元概念与哈维所支持的辩证法之间尖锐对立。
7 结语由于忽略了国家间关系以及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政治地理变化，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化遗产问题重重。这种“地缘政治缺乏”仍然困扰着马克思主义的集体想象。即使在修正这一缺陷上已经取得了重大进步，马克思主义传统仍然需要设计一个内涵广泛、结果开放的理论框架，用以概念化整个人类历史的社会再生产、权力和间际关系之间的联系。鉴于人们对地区间发展不均衡、地缘政治和跨国关系对国内作用以及厘清内政外交关系所涉及的复杂性等因素的认知不断增强，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试图摆脱历史目的论、经济还原论以及结构决定论等概念的强烈倾向——这些遗产传统被挤出，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增强的对历史特殊性和历史施动者的关注。那些不同类型与模式的地缘政治竞争与合作突破结构功能主义的解释框架，因此用去社会化的“无政府状态逻辑”或者去政治化和去地缘政治化的“资本逻辑”去理解它们，仍然是个挑战。依据其批判性使命，马克思主义需要重新概念化，即社会力量的平衡以往是如何影响政治共同体在内外方面的历史演进的；重建政治共同体之间互动与互相渗透的关系；需要具体而完整地描述政治共同体所构建的（资本主义时代以及之前）空间秩序，以便重新提出支配与剥削间的变量关系问题以及抵制它们的可能性。这项重大研究议程最终进入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反思人类处境的中心，也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是志存高远、活力持久的传统。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