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后现代主义
安东尼·伯克
若本章是一本自助书，该书或可叫作《你的范式正在毁灭你》。若它是某场示威的一条标语，它或许就成了：“你的范式正在毁灭我们。”
我做如此比喻的用意是要将后现代主义放在国际关系中，考察其最根本和最有力的特征：以伦理美德为名，旨在社会批判，系统性地改变现实与假定事实的本性。这是通过将知识、理论的系统及社会权力与政治权力运作再现联系起来而完成的。这就是“范式”毁灭或拯救我们的方式——它们定义世界，并将“现实”强加给这个多样化且难以控制的世界。国际关系中的“后现代”或“后结构主义”批评理论并非总能很好地解决伦理或规范性问题。然而，由于其感知了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面临的不可维护性或危险，它们都有挑战现有做法和将国际现实概念化的意愿。它们的目的并非使语言挣脱所有真理诉求的束缚——毕竟所有的真理诉求都构成另外一种诉求，而是要揭示现代社会结构、制度和事件是受历史约束及视条件而定的；它们并非出自人性、政治规律、历史进步或理性的狡诈，而是一个缺乏稳定基础的世界中人类行为及思想的产物。
在本章中，笔者对“后现代主义”（一系列理论）与“后现代”（一段历史时期）加以区分后专注于后现代主义，它指一种理论导向及对全球政治的一系列关切。虽然一些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和见解来自对独特的“后现代”历史时期和社会现实划分阶段的尝试——其特征是信息、资本和货物在全球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大幅增加，而且日趋“虚拟”的社会环境越来越充斥着媒介和赋意（Der Derian 1993）——本章将解读采纳了“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深刻见解并将其应用于世界政治的“后现代主义”著述。后现代主义将自己视为一种受到众多欧陆哲学家启发的分析方向，而这些哲学家挑战了西方思想的一些基本结构和概念。
本章包含了对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批评并强烈捍卫其现有价值和实用性。（可悲的是，）我这样做只能稍加推动后现代批评，并促进对其主张的内部辩论。最重要的是，它支持国际关系中的后现代主义潮流以有效理解其他批评方法和传统方法的契合要素，更清楚地阐明其规范承诺、可能性（和危险），也支持更多将理论创新与具体项目相结合的研究及与政策制定者和边缘化社群相关的斗争。而且，为了捍卫后现代主义，我认可其道德和分析方面的价值及其完全及时性：它能够对我们这个时代奇怪的虚无主义加以诊断和抵制。在媒体和政治“旋涡”无处不在的时代里，有人为了摧毁实际并不存在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发起破坏性战争，打着自由的幌子使一些国家遭受轰炸、占领和蹂躏——简而言之，我们处在一个决策者声称能够塑造他们自己现实的时代，实证主义者和保守派学者指责后现代主义犯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错误的论断是武断而歪曲的（Burke 2007a, 232）。
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政治更具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特性？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眼中的后现代性是纯粹的表象，不与“真实”的后现代性对接的无尽信号流和影像流从不停止显现。有什么能够更完美地体现他这种对后现代性极端的预断（1988）呢？似乎强者有权从事物分离语汇，有权毁灭真相以捍卫真相，但世界政治学的学生既不被允许将这一过程理论化或加以批评，也不被允许将其影响力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多加深思。也许只有实证主义者和政治家才是“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只是山坡上孤独的先知。
1 现实、现实主义和权力1994年，吉姆·乔治（Jim George）在其《全球政治话语》一书中以相当大胆的陈述开篇：“现实，似乎和它过去在国际关系中的模样不同了。”这个提法的背景是在欧洲的冷战结束之时，此后“随着旧意识形态承诺和同盟都发生重组，领土边界在匆忙中重绘，新身份象征被建构或复活，被定义成与全球存在的持久本质相对应的思想及行为模式正受到越来越多的严格审查”（George 1994, 1）。这种说法面临一种潜在的“实证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共识，即现实对于观察者来说是外部的，且可以被映射，记录下来，并被缩减为一系列永恒的历史本质及一种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持久且不可挑战的政治规则的真理制度。有些事件可能会惊天动地，但游戏规则并不会改变，这也与肯尼思·沃尔兹（2002）在“9·11”事件之后所持观点相同。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汉斯·摩根索（1973，4）对此做出了令人信服的阐述，他试图提出一种基于以下观点的“科学”理论，即：
同整个社会那样，政治遵循根植于人性中的客观规律……这些规律的运作不受我们喜好的影响，人们一旦想要挑战它们，就会面临失败的危险。现实主义，同它对政治规律的客观性认识一样，也必须坚信发展一种理性理论的可能性。纵然有诸多不完美或片面之处，这种理论也反映了这些客观规律。现实主义还认为，人们在政治中区分由证据和理性支撑和阐明的真理与实际情况相出入，且受偏见和主观推断影响的臆断的观点是有可能的。
另一位著名的“古典”现实主义者卡尔（E. H. Carr 1966，10）也提出了类似的说法：对于现实主义来说，“思想的功能是研究一系列无力影响或改变的事件”。
古典现实主义的修正主义学者，如克里斯蒂安·罗伊—斯米特（Christian Reus-Smit）、迈克尔·威廉姆斯（Michael Williams 2005，101）及穆里尔·科赛特（Muriel Cozette 2008）都恰当地表明了这些思想家的作为并非像完全的实证主义者那样粗浅，也并非像其所代表的那样不辨是非。例如，卡尔（1969，5，10）也指出，“每一个政治判断都有助于改变已逝去的事实”，并认为存在一种范式使现实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平衡各自的“匮乏之处”和对方的“繁盛之处”。摩根索和卡尔也志存高远，意图抵制“乌托邦”式政治变革的危险和作茧自缚，因为它妄想一劳永逸地解决政治问题。然而，古典现实主义者留下了两样问题重重的遗产，该遗物受到了世界政治后现代解读的挑战。
首先，后来（特别是美国）著者把他们的论点精简到更为狭义的实证主义，结合真理和证伪主义推理的一致理论与社会科学的“应用”模式，这种模式同时否认却又认为自己的规范性承诺是普适的。它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达到了新现实主义的最高点，这是“一种简明扼要的解释理论，表面上脱离了所有的规范性承诺”（Reus-Smit 2001, 574）。实际上，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 2001，32—33）对战后美国人的“深刻信念”即“所有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应用科学方法——先假定价值中立，并结合实证调查、假设形成及测试——然后在科学的帮助下，将收获推动进步的实际应用”提出了质疑。
这有效凸显了粗浅战略理论在学术上的影响，它认为分析能够与政策相匹配，带来可预测的结果和一个可控的世界：分析的确能够做到与现实一致。自大傲慢是一个可能的后果，正如一旦知识框架的规范性承诺和结果遭到否认，严重不道德和破坏性政策方向就有了潜在可能性。至少强大的国家塑造新现实的常规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道德责任——遭到了否认。这可能会采用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1968, v）无奈而悲惨的模式（他认为“我们既不能逃脱，也不能塑造全球事件的模式，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力调整并适应世界”）或者亨利·基辛格（1969，48）粗暴的地缘政治学，后者在1969年指出，“科学革命”联合“科技”与“管理技能”已经“消除了对外政策在行使权力方面的技术限制”。
约翰·瓦斯克斯（John Vasquez）（1995，220）将后实践主义者为恢复政治行动所涉及的机构所做的努力恰当地描述为一种旨在展露“选择即为真理”的努力。后现代思想家否认政治具有“客观规律”或类律分析能够建立在如“人性”等本质主义假说的基础之上，他们会剑指摩根索的言辞策略：其对于二分法的运用肯定了理性是政治的最高价值，而这或许是其对现实主义思维模式的最大贡献。他们将挑战他在文本中使事实优于价值，理性优于主体性，真理优于观点的方式，称其掩盖了每种真理诉求中观点的存在，掩盖了每种理性诉求中主体性的存在，以及每种事实断言中价值判断的存在。在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之后，他们认为这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战略，它同时包含及压制它在其求真意志中所不能承认的东西；乔治（1994，32）写道：这是“一种后启蒙知识意志已真正成为一种权力意志”。
可以说国际关系中的后现代著作提出了一种认识论（和权力的社会学分析），它综合了来自各方的重要见解，包括发展及批判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ierce）和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符号学的作品，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语言游戏，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拉康·雅克（Jacques Lacan）、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早期的结构主义。从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1984）起，这种认识论从有关身份和存在的叙事及神话、意识形态倾向获得现代性中文化力量的观点，用以粉饰其对中立和真理观点的偏见，以及（在他著名的作品《作者之死》中提到的）分散于社会的阐释的本质，该文本的含义甚至不能为单一来源的名称或权威所固定。德里达扩充了这些见解，提出充分定义总是迟延并经常通过二分法策略运作，同时贬低和抑制其中的次要术语。二分法可追溯至古希腊，古希腊人让口语与书面语对立，让事实与虚构对立，让男人与女人对立，让政治与伦理对立，诸如此类。然而，德里达（1976）提醒我们，这些术语取决于它们的含义及这种对立结构（或游戏）的意义，所以差异与断裂总能显示在对团结、自我呈现和同一性的推进过程中。解构主义宣称自己无力摧毁这种对立，只是寻求展现其运作方式，它们否认什么，以及可采用何种策略来抵制或重塑它们。对于在全球政治活动和传统理论中看到的满眼都是“形而上学”策略的理论家来说，这种见解已经证明是极有成效的。
福柯的贡献是强调所有现实都是由（而且只能从内部由）语言构成的，在更具“结构主义”性的阶段，他专注于“话语”创造知识、客体和主体的连贯系统的方式，然后进一步推进到对权力/知识互相构成的动态分析。这引出了一种权力模式，它不仅仅是压制性的，而是富有成效及授权的，它不仅依赖物质能力或制度——法律权力，而且依赖于思想和规范，即关于“真理的政治学”（Rabinow 1984）。被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和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描述为从“考古学”到“谱系学”的这种转变，被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们当作一种有效的方法来追查特定理念的成因，政策和社会行动的实践，研究特定概念和机制的“可能性的条件”，以便找到想象和实施批判性替代选择的空间。
虽然几乎每个后现代学者在对理性主义批判方面都提出了强有力的观点，但或许乔治对理性主义的根源做了最为透彻的分析，他认为理性主义既来自西方思想——勒内·笛卡尔、弗朗西斯·培根、托马斯·霍布斯、大卫·休谟、卡尔·波普尔的哲学以及美国的行为主义，又在于其作为一种“冷战原则”在主流国际关系话语中心的发端。乔治将其描述为一种“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形而上学”，它将现代性的强大要素提炼为一种思想的过程和结构（George 1994, 41—110）。它衬托出了后现代思想对国际关系的重大贡献：它能展现出作为历史与理论进程的现代性和全球政治是互相交织的，因此也必须加以共同分析。在这方面，乔治呼应并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批判理论，特别是在讨论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等人的现代化理论时，他将其描述为“对西方现代性、其中央主宰形象、理性人（万事万物的使用者和控制者）……及功利主义学说‘实用性’和‘控制力’的公开颂扬”，称其“仍在指引着新现实主义学术研究”，并已成为“冷战政治实践的权力政治”的一种重要知识形式。在他就政策做出的其他几处深刻批评中，乔治还对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1946年所发的“长电报”进行了分析。该电报（尽管后来他对其内容做出了微调并提出了异议）在很大程度上为冷战的爆发创造了条件，而此时两个超级大国间保持一种不太敌对的关系本来还有想象的空间。相反，这封电报催生了“西方和苏联的分析师近四十年都无法从中逃脱的一件解释性紧身衣”（George 1994, 96—97, 86）。
因此，从道德上讲，实证主义的批判旨在揭露权力在全球政治“知识”中的运作，揭露其形式及修辞结构，从而放开政策制定中受压制的选择，让被边缘化者和受压迫者发声。这是为了解放因西方谋求霸权而备受压制的生活、文化形式以及学术研究和意识形态形式的“差异”并为之欢庆（George and Campbell 1990, 281）。
2 立论的既定：主权、无政府状态、能动性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范式和自由主义范式依赖于一套核心的本体论既定，其中首先是以领土国家的规范性和存在的优先性作为国际体系或国际社会的存在及其结构性事实的专用承载物。在两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有关现代性的故事中可以找到其根据。第一个是关于被我们称作“社会契约”的政治社会由何而来的故事，它声称人类从一种无人统治的长期处于不安之中的自然状态进入了一个统一的被称为政治体的政治共同体，它通过抑制内部差异性、将他者（如土著社会）定位于一个正在消退的落后原始的时间视域之内，通过边界、外交和武器驱除外部差异以加强自身的同一性和身份。第二个是运用霍布斯的比喻将因差异和冲突而撕裂的各国之间的国际体系描述为“无政府状态”，因而按照以国家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内部所制定的法律而言这一国际体系，处于无统治状态（Der Derian 1987; Burke 2007a, 27—53）。
在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 1992）发表他对无政府状态的建构主义批评之前，后现代主义著者正在以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家们所不愿意采用的方式质疑许多关于主权、国家和全球政治的基本主张。例如，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 1987；1988；1989）曾对现实主义有关无政府状态的主张进行了解构主义的阐释，指出它们凭借一种虚构的想象将主权国家作为其边界外不存在的秩序、同质性和身份的贮藏室。
如同对于国内和国际政治之间分歧的描述，比蒂·雅恩（Beate Jahn2000）和艾伦·比尔斯·桑普森（Aaron Beers Sampson 2002）对“无政府状态”概念也做出了重要批评。雅恩对自然状态一说提出了质疑，并对此观点如何通过将“不同类别的道德原则应用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使得殖民主义、剥削压迫及差别化的人权标准合法化进行了说明。她对美洲印第安人是“没有文化的人”这一观点的“中立性”提出了挑战，该观点形成于西班牙人在美洲的推进过程中，她认为如今这种主张仍广泛存在于西方的对外政策之中（Jahn 2000, xv）。桑普森认为沃尔兹的现实主义（以及温特的建构主义）借鉴了涂尔干的社会学和功能主义人类学，将国际体系描绘为一种原始的“热带无政府状态”，这“让可能的政策反应简化为一种简单的选择：要么保持现状要么开化世界”。事实上，他认为，通过“运用一种旨在帮助殖民当局控制原始社会的理论”，沃尔兹提出了“一种国际政治的图景，即权力凌驾于进步之上，均势凌驾于变革之上，预防措施凌驾于补救措施之上”（Sampson 2002,429—430）。
因此，雅恩和桑普森含蓄地将对启蒙运动中的现代性至关重要的历史进程的哲学提出了质疑，尤其是它采取了技术和文明优先论的种族主义叙事形式，使霸权统治合法化。对这种进程“元叙事”的批判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 1989）和阿格尼斯·赫勒（Agnes Heller 1999）的著述中至关重要。令人惊讶的是，在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此类批评非常不足。不过，这种批评一直是我研究的核心问题（Burke 2007a, 1, 7, 9），也是罗伯特·B. J. 沃克的《内与外：作为政治理论的国际关系》一书中某个部分的焦点，而且还见于布鲁斯·布坎（Bruce Buchan 2002）和布雷特·鲍登（Brett Bowden 2004）关于小布什主义最为核心的自由主义言辞的及时批判中。
后现代主义思想也使相关研究在知识方面更为多样化，它有助于说明主权国家所获得的本体特权是如何被用以否认原住民在统治国际关系机构内的充分主体性和权利的，规范主义学者保罗·基尔（Paul Keal）（2003）认为这一现象至今仍然存在并严重破坏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合法性（Connolly 1995; Shapiro 1997; Shaw 2002）。这种批判支持为了使原住民对矿工、伐木者及安全部队的斗争合法化而做的切实努力，此外还有大量的不公，它们激发了人们对作为一个本体的主权更深层次的挑战。威廉·康诺利（William Connolly）对主权主张提出质疑从而提供一个关于存在的本体论基础，他指出武力行为造就了主权，然后变成了“遗忘”行为。这促使他提出一种多元的国内和跨国民主伦理学，并用以削弱对国家内部差异的压制并促成跨境公民联合以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Connolly 1995, 138; 2005; Burke 2007a, 120—138）。诸如辛西娅·韦伯（Cynthia Weber 1995）等著者同样指出，主权的建构和“模拟”性质不仅仅是在其原点而且还在于其现有政策过程。她认为，从这个意义上看其本身就是表述行为的。沃克（1993，129）通过把文艺复兴时期的空间建构去自然化，让假定的领土、主权和身份的总汇成为讨论的焦点。在文艺复兴之后，“国家主权概念与对该空间的明确划定性与不可侵犯性的认识有了日益紧密的联系”。
国际现实的国家主权本体论也预先假定了身份、主体性和能动性的特定意象。沃克批判主权的社会契约模式（1993，60—67）所构象的有界和排他性的政治社会，以及他们将“公民”类属（1997，71）置于“人类”类属之前的做法。其他著者已揭示了主权国家在本体论上是如何通过将个人认同置于国家认同之内来建构主体性，赋予个体生命意义并使他们更顺从于国家和大公司权力的运作（Neal 2004, 391—397; Burke 2007a）。然而，如果推动会对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和大公司霸权予以挑战的跨境的忠诚和运动是明显的选择，我们是否拥有有效的抵制模式呢？罗兰·布雷克（Roland Bleiker）在能动性方面的突破性著述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暗示有必要超越男性化及英雄的异议模式，采取一种在支持和利于统治的话语层面上发挥作用的模式。这些被他称为“异议的话语领域”通过以下方法得以呈现，即通过“探究社会动力学如何被赋予意义及这种使它们理性化的过程如何划定了统治与抵抗间横向作用所在的边界”（Bleiker 2000a, 209—210）。
3 安全、暴力与人类以上对实证主义、形而上学、主权和认同的一系列批判都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对安全和战略研究的重要（即使在某些方面遭人憎恨）贡献。其主要主题是围绕现代性中的安全话语理念进行解构和系谱学分析，这是对其本体论主张和功用的挑战，是对主权暴力及其与人类建构关系的相应拷问。早些时候，沃克（1988；1997）、提摩太·卢克（Timothy Luke1989）、布拉德利·克莱因（Bradley Klein 1989；1994）、西蒙·达尔比（Simon Dalby 1990）、戴维·坎贝尔（David Campbell 1992）以及德·代元（Der Derian 1993）对该问题做出了最重要的研究。这些著者对军事、外交政策、战略及安全话语的文本及论述策略进行了深入探究，对于他们所宣称的客观观点或对威慑和威胁的现实主义表现的中立描述予以了驳斥。坎贝尔特别说明了威胁的建构对外交政策和身份的相辅相成至关重要。霍布斯把安全的文化力量置于其对国家与公民间的调解中，德·代德·代元（1993，95）在对霍布斯解读后，对将安全作为一种本体论的主张对其以及下列事实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究，这一事实即“在安全的概念之下，暗藏着西方形而上学的整个历史……处于中心位置的安全一直是权威、秩序和认同的势力在哲学与现实层面上陷入无政府状态、骚乱以及差异的转化之地”。这种方法也可见于迈克尔·狄龙（Michael Dillon）（1996）和沃克（1997）的作品中。
沃克的《一个世界，许多世界》（1988）为普及以人为本的政策方法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在规范意义上，这种方法要优于20世纪80年代现实主义“扩大化”辩论。不过，鉴于“安全”所列出的彼此非常不同的实践和目的在规范和政治方面都不相称，达尔比（1997）等学者对于“安全”作为一个有意义的能指的可能覆盖范围提出了质疑。这种对特定语言和安全概念化所产生的实践的专门研究可参见戴维·穆特默（David Mutimer）（2000）关于武器扩散的著述以及奥利·维夫（Ole Wæver）（Buzan, Wæver, and de Wilde 1998）有关“安全化”的观点中，后者暗示，当问题被纳入言语的类目之下时，安全体现为一种特别强烈的“言语行为”，它明确地指向了不正常的现实威胁和合法行为。不过，哥本哈根学派将现实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混为一谈，这导致的规范性歧义已经为人所诟病（McSweeney 1999, 75; Booth 2005）。
其他的方法摒弃了维夫所强调的例外论，转而把福柯式的安全配置作为一种知识——权力构造。这种分析在历史上将安全定位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存在和一种将主权和主体联系为一种单一的本体论形式（霍布斯和约翰·洛克所说的“政治体”）的“政治技术”，然后将自身的安全押在他人的痛苦和不安全之上（Burke 2001; 2007a）。这与一系列很有价值的有关“安全政治”的应用研究不谋而合，尤其是那些有关难民和恐怖主义的研究（Jackson 2005; McDonald 2005）。
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试图思考暴力与人类之间关系的研究就十分可贵，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脆弱不安的生命》（2004）中对“9·11”事件的回应就是一例。她借用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和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的研究，对拘留、酷刑以及以受害者的名义动员战争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她质问是否可以用非暴力的方式去悼念悲伤，在公共话语中哪些生命才“值得哀恸”。对她来说，“通过凸显对基本的依赖和伦理责任的理论化有重要影响的关系纽带……悲伤有创造新型政治共同体的可能”（Butler 2004, 22）。不值得“哀恸”的人指像阿甘本理论中所提及的“牲人”，他们被贬为可以被使用或杀戮的“赤裸生命”，没有作为人的基本地位。阿甘本的研究鼓舞了国际关系学界，后者将他的分析扩而大之，从集中营扩大到难民营及政策层面（Puggioni 2006），从西方的全球自由主义治理扩展到复杂的紧急情况处置（Dillon and Reid 2000）、饥荒救济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科索沃难民的关照。在后一个例子中，珍妮·埃德金斯（Jenny Edkins 2000）使用阿甘本观点进行了一番有争议的类比，她把犹太人大屠杀中所产生的赤裸生命与埃塞俄比亚的饥荒救济营引发的赤裸生命进行了类比。她对难民营拒绝难民这种去政治化战略的批判是有理有据的，但是纳粹所采用的种族灭绝策略与某个企业颇有瑕疵、理应批评但又旨在拯救与延续生命的策略之间有一道巨大的规范性和道德上的鸿沟。大量借用阿甘本的观点或许是不明智的，阿甘本对有关全球政治问题的论述近来受到了批判性的评价（Neal 2004;Puggioni 2006; Burke 2007a, 9—12）。
4 （互）文本性、艺术及美学后现代主义作品也大大引发了人们对《国际或互文关系》（Der Derian and Shapiro 1989）等早期合集中比较明显的文本性、语言、体裁等问题的兴趣。该书中的内容已经在多个类目下出版，如“艺术与国际关系”（Sylvester即将出版）、“诗意的世界政治”、“美学”（Bleiker 2000b；即出）以及“调停”（Debrix and Weber 2003）等。该书变革了国际关系的学术性实践，将国际关系与艺术、戏剧、文学和文化理论相结合，对排斥文本并吸引人们重视其形式、修辞策略和比喻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语言学规则提出了质疑。同时，通过鼓励更多的文本形式，批评作为（及通过）文化形式的社会文本，即社会作为一个复杂文本，它为更富想象力、更具挑战性的对世界政治的构想与再构想提供了空间。许多作者认为，这让世界政治中的被忽视的经验现实重归大众视野：正如克里斯汀·西尔维斯特（Christine Sylvester）在其一部重要的新作《艺术/博物馆：最出乎意料的国际关系》（即出）中所指出的那样，艺术和博物馆已经是世界政治的部分，因而，无论是入侵伊拉克期间对博物馆的掠夺，还是有关帕台农神庙争端背后的帝国主义历史或者世界贸易中心重建的斗争中登场的象征性的悲情政治、民族主义、资本力量都值得人们去分析。黛比·莱尔（Debbie Lisle）还探究了其他国际关系的文化落脚点，例如战争与旅游的交叉关系（2000）以及机场、国家能指、边界、运动（2003）之间的交叉关系。对于文化与权力之间的符号关系的其他研究还有萨帕塔民族解放军（Higgins 2000）、柏林墙倒塌（Bleiker 2000b）、发展（Sylvester 2000; 2003）、非洲饥荒的意象（Campbell 2003）、“9·11”事件（Weber 2003）以及安全实践与安全假想（Constantinou 2000; Burke 2007a）等问题。
国际关系“诗学”、国际关系“拟剧论”和国际关系艺术的专刊文章已发表于期刊《替代》（2000；2006）、《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2001；2006）和《边境》（2003），并已被收录在由弗朗索瓦·德布里克斯（François Debrix）和韦伯（2003）以及布雷克（即出）编辑的著作中。这种研究还试图通过文化形式来确定积极的可能性——例如坎贝尔对于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Sebastião Salgado）摄影作品的讨论（2003），这些摄影作品重建了饥馑社区的能动性，再如科斯塔斯·康斯坦丁努（Costas Constantinou 2000）对于阿尔齐洛科斯、鲁米和纪伯伦诗歌的解读，这使我们能够对过去的安全忧虑进行思考，又如理查德·德维塔克（Richard Devetak 2005b），对于崇高及“9·11”事件的反思指明了如何摆脱该事件所引发的恐惧政治的可行之道。这样一来，在文化与事件之间的后现代分析交汇处就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某些可能最有前途的规范性和存在性。
5 后现代国际关系的未来？未来国际关系中的后现代主义应该或可能是什么？显然预测未来是件很难的事情，但我预感它的未来与以下三件事相关：批判性地看待自己过去的能力，回应新的伦理、政治及知识挑战的能力以及为此而建设性地应对其他批评性及传统理论流派的能力；另外，最重要的就是与希望自己默不作声的不同形式的政治理论和实践艰难斗争的结果。因此，表明自己规范性立场和承诺，深入探究事件并直面批评要比采取一种位移策略或许更好。
这种抗争中的风险在2006年清晰可见。《澳洲人报》是一份澳大利亚全国性报纸，隶属于默克多的新闻集团，该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称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应当停止资助有关恐怖主义的批判性研究。虽然这个动议是由一个类似于美国游说集团的澳大利亚新保守主义政治游说集团推进的，但是他们的要求与某些主要的国际关系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来看下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和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 1998，678）为《国际组织》中缺乏后现代主义与理性主义理论之间的争鸣所做的申辩：
这样的争鸣在《国际组织》中很少，因为《国际组织》一向致力于一项不为后现代主义认可的事业：以证据对有关真理主张做出裁定。与传统的建构主义和批判的建构主义相比，后现代主义显然游离在社会科学事业之外，然而，后现代主义并不认为自己与充满自我指涉和脱离世界的研究风险的国际关系无关。
可以说，《国际组织》是该学科最具影响力的美国期刊。这一有关其出版历史的表述无所顾忌地承认了审查制度和压制的存在。其中关于后现代主义“拒绝使用证据”且不属于社会科学的观点受到了弗雷德·哈利迪（Fred Halliday 1996，320）的响应，这些观点非常具有破坏性。哈利迪将“各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笼统地混在一起，而且，他认为其特点就是“以牺牲实质性分析或特定分析为代价，是对理性分析主张的放弃，是一种语言与指称的矫揉造作”。尽管此类指责错误至极，我担心后现代主义研究尚未有效地应对它们或保持对它们的批评。
近几年来，（至少部分意义上）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作品数量一直在持续增加，为人们所欢迎，它们深入探究历史事件、经验问题但未走实证主义研究的老路（Campbell 1998; Burke 2001; 2007a; Sylvester 2002;2003; Bleiker 2005）。此外，还出现了大批建构主义的作品（见Price and Reus-Smit 1998; Reus-Smit 2005）。在琳娜·汉森（Lene Hansen）关于如何运用语篇分析解释外交政策实践的全新重要论述（2006）中，她专注于对波斯尼亚战争时期的外交关系的实证研究，并以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语篇分析为方法论。她认为“该是后结构主义［从理性主义］要回方法论的时候了”（Hansen 2006, 5）。也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瓦斯克斯（Vasquez 1995）这位“以数据为基础”的传统主义学者提出了一个关于后实证主义方法最有力的观点，该方法对“证据”加以利用和评估而又不会陷入相对主义。重要的是，瓦斯克斯（1995，225—229）认为这属于为“将规范性实践理论恢复到国际关系话语中的合理位置”所做努力的一部分。
令人不快的是，在阿什利和沃克（1990，368—369）编辑的有关国际研究分歧的一期《国际研究季刊》中，结尾部分探讨的居然是一系列近乎一致的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不满，其中包括一些非常严肃的问题，如后现代主义“在对种类众多而且竞争激烈的解释进行选择时缺乏标准”，或其未能指出其理论化代表了“谁”的初衷。不少后结构主义学者有机会大张旗鼓地探讨这类主张时，他们只是含蓄地予以了驳斥，阿什利和沃克只是解构了他们的策略，尤其是他们规训和排除的尝试，而没有予以有说服力的直接反驳。
在这种情况下，后现代分析可能无法理解其自身话语的政治风险。例如，汉森（2006，5）在其以后结构主义为一种方法论的精彩辩论中，她提出一种值得怀疑的主张，即后结构主义具有一种“非因果认识论”。基欧汉认为虽然“反思主义者指出了身份、文化、规范、制度和思想的重要性是没有问题的”，但他们“需要制定因果假设并对其进行更严格的检验”。针对基欧汉的上述观点，汉森认为“不能将后结构主义表述为一种因果理论，因为身份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是共同建构的或表述行为的”（Hansen 2006, 2—3）。
汉森（2006，9—10）批判理性主义的因果关系，指其“被界定得太过狭隘和死板”且实施知识性排他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由于“理性主义认识论立场中未给无法使用因果性认识论术语予以概念化的研究项目留有空间”。然而，她对于因果关系性如此排斥是因为它忽视了改善因果模型以及对后结构主义分析如何解释事件以及帮助制定政策进行说明的机会。因果关系的思想不是理性主义独有，在我们发挥现代政治的工具力和修辞力时，它对于我们如何衡量决策及做出选择至关重要。
当话语理论意在于为了实现特定形式的认同和知识，何种伦理结果和政治结果濒于险境，而汉森的解释使任何话语及事件的共同建构过程显得出奇地缺少变化。如果不按照我们可能在可能王国造成或带来什么后果的方式，我们对话语和再现做出伦理评价时还能采取什么其他方式呢？这就是我们在彼此竞争的解释之间进行选择的方式。这一点是玛雅·泽福斯（Maja Zehfuss）对主流建构主义批判（2002，250）的核心观点，它通过在规范和再现之前假设存在物质现实，“模糊了再现现实的过程中所涉及的政治”，并使人们能够逃避其政治和伦理责任。通过揭示事件受制于各种矛盾的解释并往往是争夺霸权及影响力话语的产物，后结构主义的确挑战了将手段和目的相联系（许多战略政策中都是如此）的工具型因果模型（Burke 2007a, 83—85; 2007b）。然而，社会、政策及文本分析的谨慎结合可以带来有关起因的历史性和预测性观点。
在转向后现代分析的伦理意义时，我们还需要注意特定解构操作的规范性后果。在这方面，我最关心的是彻底抹杀战争与和平间道德和规范性区别的作品（这不同于保持在审查中动用这种区别的方式和目的；Burke 2005, 84）。例如，在讨论由后现代国际关系引起的二元对立问题时，唐娜·格雷戈里（Donna Gregory）纳入对战争/和平的二分法，把阿什利对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有关战争的预测敏锐的解构当作用以强化人（以及发号施令的西方国家）的形象（Der Derian and Shapiro 1989, xv—xvii）的混沌状态。在《妇女与战争》（1995）一书中，简·贝斯克·爱尔希坦（Jean Bethke Elshtain）这位正义战争理论家和美国反恐战争直言不讳的支持者试图通过对这种异议的解构来推翻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她称《永久和平论》是一个“唯我论的幻梦”（Elshtain 1995,255; 2005; Burke 2005）。最近，有学者发表了有关福柯的著述（2003）。在力图重塑我们被彻底压制的及司法权力模型的过程中，福柯把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说法颠倒了过来，声称政治无非是战争以另外一种手段的继续（Reid 2003; Neal 2004; Devetak 2005a,165—166）。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些演讲中，福柯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是否要“根据某种战略和策略栅格的……战争兴衰”来分析政治和话语，但他拒绝给出确定的是或否的回答（Davidson 2003, xvii—xviii）。
然而，阿诺德·戴维森（Arnold Davidson）在其对《必须保卫社会》（2003, xviii）一书的导论中教条地将其当作“福柯对作为政治分析栅格的战争模式所做的最集中和详尽的历史考察”和“一种使我们能够调整自己权力观念的策略模型”。我认可福柯为说明权力具有生产性、常被冲突撕裂并时时处于风险之中的尝试，但他本可以无须盲目地挪用克劳塞维茨的观点而且也不至于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我们丧失了对（带有激进性、策略性及纪律性的）非暴力“政治”与涉及大规模屠杀、破坏与骚乱的战略性暴力众多行为进行规范意义上的区分的能力。我们也无力对一种“战略性”手段的非人性化力量加以批评，而这种力量把人变成了手段或“纯粹地掌握在他人手中的机器和工具”，我们也无法寻求构想一种不同的人类政治意象（Kant 2001, 437; Burke 2007a, ch. 8）。
在此，后现代主义将规范性话语置于审视之下的能力需要与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相配合：研究并提出规范性观点、支持积极的变革模式并就其实现方法提出建言。毕竟，对后现代主义最可恶的另一种指责就是声称它反启蒙运动，是一种虚无主义（Halliday 1999）。然而，这样的观点大错特错：德维塔克（2002）对坎贝尔（1998）在其有关波斯尼亚的著作中所提出的“后现代伦理”与安德鲁·林克莱特（2001）提出的康德式普世主义之间存在重要的联系，即二者最初都把现代国家批评为极权和排他的国家。迈克尔·夏皮罗（Michael Shapiro 1998）也对类似的关联性进行了研究。早些时候，乔治（1994，161—167）思考了国际关系中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可能的规范性（即使不是分析性的）结合，其观点最近得到了林克莱特（2001）、金伯利·哈钦森（Kimberly Hutchings 2001，89）和沙普科特的呼应，并显现于理查德·沙普科特（Richard Shapcott）的《正义、共同体与对话》（2001）中。随着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普世修辞的发展，对普遍主义和历史哲学的后现代主义批判仍然独领风骚（Burke2005; 2007a），但如果缺少了与康德式人类大同社会美好构想的关键联，我们可能对它将如何修复被20世纪可怕的主权本体论所造成的“赤裸”生命充满疑问。
在思索《替代》这本历史悠久的期刊的目标的时候，其编辑对后现代主义面临的可能性与挑战做出了很好的总结。他认为，该杂志致力于寻求“有关替代物可能性，……谁能想象出替代物，这些替代物适用于谁……什么样的权威能够应对新的结构性条件、新的危险和新的机会的争鸣，简而言之，就是寻求有关人们声称参与政治时的含义的争鸣”（Walker 2000, 1）。目前全球政治处于一个人们诉诸、强加和追求确定性的时代，但确定性几乎不存在。在这样一个时代，后现代主义以下两种独特的潜能：引领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孕育能超脱现有可能性边界的世界。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