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战略研究
罗伯特·艾森
将战略研究视为国际关系分支的学者不妨仔细考虑一下是否要将这个很可能难以驾驭的学科分支纳入进来。这样的说法或许听起来很奇怪，因为战略研究重点关注的是武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而且，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在国际关系成为成熟的学科之前，便占据了中心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坐落于阿伯里斯特维斯的威尔士大学学院伍德罗·威尔逊国际政治系主席席位的设置象征着国际关系成为一个成熟的学科。
某些先入之见将战略研究包装成颇具魅力的学科，比如各国和其他政治行为体如何利用武力推进他们更广泛的目的，他们之间的互动如何频繁或深入，以及此类暴力对抗可能如何被塑造。但这些先入之见有可能令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颇感迷茫。让战略研究看似生机勃勃的种种问题折射出对实践而非理论的过分兴趣，而且背离了某些国际关系学者可能觉得有疑问的、未经深思熟虑的假定。战略研究中难处理的非道德性似乎也与当代国际关系思想中对理念重视的趋势相悖。
因为战略研究关注对国际体系提出最严峻挑战的问题，即有可能对国际体系主要单元或体系整体造成威胁的武装冲突，所以，国际关系专业学者无法忽略战略研究。然而，正如后文分析指出的那样，将战略研究视为与国际关系存在一些竞争的兄弟学科而非其分支或许是最好的。二者都是我们称之为政治科学这一大家庭的成员。近年来，被视为国际关系分支学科的安全研究不断壮大，纳入了诸如人的安全和环境安全等更广泛的视角，战略研究在这个广纳众议之处或许可以找到安身之所。但是，战略研究本身仍应被视为单独的学科。战略研究关注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力图理解全球恐怖主义、核扩散及失能国家时代的所谓新挑战。
1 理解战略研究显而易见，战略研究涉及对战略的研究，但这样的论述不一定有助于我们确定战略研究作为有自身概念属性基础的一门学科的起源。西方思想中的战略一词源自希腊语strategos，意为用兵之道。但对战争本身的关注及其被视为一种可学习掌握的艺术形式，并非现代战略研究的真正灵魂。相反，现代战略研究的主题由战争与和平时期内有组织暴力的政治源头、应用与影响构成。
对战略的现代理解可能首先是与十九世纪初普鲁士战争哲学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克氏对于战争的永久性政治本质的论述有助于我们将战略作为战争与政治的纽带予以理解（Gray 1999, 17）。克氏的一部主要著述（Clausewitz 1976），在其去世后的1832年首次出版，该著认为对武力的运用从属于政策利益（学者们在成书于公元前的中国的《孙子兵法》中也可发现这一观念）。如果将战争视为达成政治目的的军事手段，则战争本身不太可能被看作是最终目的，亦不是一种危险。这种对军事过于乐观的思想对1914年爆发大战的欧洲来说是具有吸引力的。
克劳塞维茨的目的——手段论可应用于除拿破仑时代基于陆地的战争以外的各类环境。在19世纪最后十年里的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关于海上战略的论述和20世纪20年代朱利奥·杜埃（Giulio Douhet）有关空中轰炸的政治影响的夸大预测中，亦可推及为国家目的而进行的全套军事和非军事资源之中，这一看法含于“大战略”思想之中。这种包含“经济、心理、道德、政治和技术”因素的“大战略”思想（Earle 1943, viii），尤其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各种冲突相关的因素，加深了战略与国际政治间的关系。但是它产生了一种将军事力量过于工具化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有组织的暴力常被特定政府用于达到某种限制性的目标。这一趋势不时见于国防参谋学院的战略教学当中，在那里，军事力量被视为国家工具箱中的众多工具之一，它似乎可被机械师或木匠轻易、精准地拿起和放下。
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 1976, 87）本人对此过分简化的逻辑做出了矫正：“战争不仅是一种政策行为，亦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一种政治交往的延续。”战争在根本上是政治性的，既能反映又能加深往往是混乱而激烈的权力关系。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最令人震惊的暴力使用武力——对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达到政治目的结束的，前述特征由此变得极为重要。目前的大挑战在于如何处理这一极具毁灭性的力量，它显然可以超越所有合理的政治疆界。
总体而言，需要塑造一个新的学科。大量现有的战争研究都包含了军事史，以及武力使用的法则和哲学。此外，在西方的很多圈子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阻碍了人们将战争视为需要了解的政治行为，相反，他们将其看作需要根除的恶疾。正如法国战略思想家安德烈·博弗尔（André Beaufre 1965, 20）日后所写，“1914—1918年间的静态战争被视为‘战略破产’的佐证，而事实上，它仅仅证明了某个特定战略的破产”。
这一倾向不仅对战时国际关系思想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一些专门从事战略写作的人们的视角产生了困扰，英国战略家、前陆军军官巴泽尔·利德尔·哈特（Basil Liddell Hart）即是受此影响者。他将克劳塞维茨视为“灭绝”的先知。
与利德尔·哈特及其同时代的很多人不同，新冷战时代的战略学者大部分是平民知识分子（Bull 1968, 594）。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在工业发展进程中受到蓬勃发展的人文科学、军事艺术、社会科学和决策科学的影响，将武力运用到20世纪第二次全球冲突中。一些像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一样极具影响力的人士，能够利用政治学与历史的背景，另一些人则是托马斯·谢林这样的经济学家和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一类的数学家（Baylis and Wirtz 2002, 4）。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加利福尼亚的兰德公司待过，那里是研究核时代战略问题给予人启发性的地方，那儿的研究通常会从不同寻常的跨学科角度切入。1948年兰德公司这一由政府资助的、进行知识创新的开创性“智库”的创建，标志着战略研究作为可识别的学科的肇始。
但这些学者和他们的同事们并不倾向于建立此类从事战略研究一类的大学院系（Betts 1997, 23），而是帮助成立新的研究机构，如1951年560成立的哥伦比亚大学战争与和平研究所，及七年之后成立的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也带着强烈的战略色彩。1958年战略研究所（后增加前缀“国际”一词而成为国际战略研究所）在伦敦成立，使“战略研究”一词更为直观地出现在人们眼中。伦敦国王学院倾向使用易于理解的“战争研究”一词，于1953年成立由研究欧洲武装冲突的杰出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领衔的战争研究系。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已成立自己的战略与防务研究中心，成为亚太地区首个致力于战略挑战的研究中心。
尽管国际社会对战略研究的关注日益增多，但是毫无疑问，美国思想家仍是这一新领域的元老。随着战略问题在更具杀伤性的热核武器（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初）时代成为牵扯全部精力的紧迫要务，美国思想家们的工作成果已然显现。这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的一个被称为核战略黄金时代的产生（Gray 1982, 15）。在布罗迪的《导弹时代的战略》（Strategy in the Missile Age, 1959）和谢林的《冲突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1961）等现代经典中提出的思想与理念，对这重要的主题其标准操作流程大书特书。战略是一种由核问题界定和主导的门类，而核问题的特殊挑战也支配着国际关系思想。
2 战略研究的先入之见核时代最初数十年内赋予战略研究特征的主要先入之见、概念和疏忽，如今很多在这一学科中仍然可见。一个重要的特征即为就使用武力做出的几乎任何决策的影响都具有高度敏感性，其外延比战争本身的界限要宽泛得多。特别是在核时代，通过传播迫不得已而采取的军事行动的可信威胁，来发掘武力的威慑潜力可能更可取（Schelling 1966）。仅仅是对武力的宣扬或许就能够表明重要的意图，而且有望不诉诸暴力本身即可左右对方的反应。
正如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 1968, 593）在其冷战期间有关战略研究的精彩评论中特别指出，“关注点已从战争作为实际政策的工具转移到了战争的威胁之上”。威慑成为中心概念（Freedman 2004, 1），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 1961, 3）对此有经典的定义：“通过向敌人传达弊大于利的思想，阻止其采取军事行动。”理论上这一定义已延伸至防止先期使用核武器后事态升级和对任何核用途形成威慑。但是，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1957）在某著名研究中提出：一旦核战争爆发，对控制事态的能力的一切信心被证明都是难以为继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重拾对局部核战争的兴趣，被视为即便不是绝对的危险之举，也是颇为不切实际的空想；此时，（有关控核的）争论重新开始（Ball 1981）。
威慑思想认为政府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会希望避免过度伤害。这种论调将战略行为纳入理性活动的范畴予以对待。这种观点并非认为战略行为体不会做出糟糕的决策（Garnett 1987, 18）或者威慑可以万无一失。但是，用谢林（1960，4）的话来说，这一观点“对理论生产相当有效”。有关理性的、目标明确的活动的假定也反映在这一学科的目标之中。比如，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 1998, 15）将战略定义为“寻求政治目的与达成这些目的的可用手段间的最佳关系”。若战略行为体被视为非理性的行为体，则寻求最佳关系就无从谈起。不过，战略研究无法摆脱双重属性的悖论，即军事力量的使用受制于审慎理性，而同时其本质上又是反复无常、容易触发的事物。某些战略思想家提出可以对武力的反复无常导致的风险本身加以利用，达成威吓目的；这一论断将武力的双重属性悖论推向了极致。
此类考虑同样折射出对于战略行动相互依存性的强烈关注，这是对克劳塞维茨理论的另一重新发现。战略并非目的与手段间的简单关系，而应该被视为两个或多个目的明确的行为体间的互动，他们的“最佳行动方案”取决于“其他各方的行动”（Schelling 1960, 3n）。这一点在全球的灾难脆弱性逐渐增强的时代中尤为明显，此时，战略行动会带来洲际影响。
有时候，这导致了将战略互动简单视为行动——反行动的粗略过程，尤见于对军备竞赛及其影响的关注之上。然而，对战略互动更加精到的理解则暴露出对于军事技术变革对战略决策的可能影响的密切关注。如此，它并非全无问题。霍华德（1979，982）指出“有关核战争与威慑的著作通常都是将此话题作为纯技术范畴内的活动予以探讨”。
然而，战略思想家需要了解自己同时代的武器体系，留意新的发展及其对潜在对手间军事平衡的影响。［国际战略研究所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的旗舰出版物是名为《军事平衡》（The Military Balance）的年度评论。］军备控制理论作为对军事技术变革所致危险的某种提前防御，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它本质上是战略研究的副产品。相关经典著述（Bull 1961; Schelling and Halperin 1961）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相较于裁军理论更激进的目的，军备控制理论旨在限制军备竞赛中更为危险的因素，而非彻底消除军备竞赛，以便使威慑战略臻于稳定，而不是将其非法化。对文官统治的认可也体现出管理军事部门的需求。考虑到军事领导人对自由行事的渴求，此种平民——军队关系的处理方法并非没有争议（Cohen 2002, 3）。这也是平民分析家对其自身位置认识的一种反思，谦逊并非战略研究的主要特性之一。
在战略研究内部，还产生了理解危机动态的热忱。危机发生时，政治领导人平日沉着、理性的判断或许会在危机的压力下毁于一旦。在可用的案例研究中，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被用以强调有影响力的官僚政治决策模式（Allison 1971）。这种模式对单一行为体理性行为模式提出了严肃疑问。同时也有人指出各国可能选择在光天化日之下动用武力。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即为经典案例。由此，有战略思想家强调使用战略突袭的可能性（Wohlstetter 1962）。1967年以色列对埃及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案例。
不过，核战略家基本上没有实例可以着手研究，对此，我们应该深感欣慰。这助长了战略具有推测性一面，有时这一点还会变得相当丰富多彩，比如与众不同的赫曼·卡恩（Herman Kahn 1960）做出的超现实推断。同时，这也揭示出战略中不确定性的重要地位，无论多少军事史也改变不了这一点。克劳塞维茨的阻力概念即为一个理由，即在战争中可能出现问题的任何事物通常确实会出现问题（Luttwak 1987, 11）。如科林·格雷（Colin Gray 1999, 5）所说，“和平时期的政治家们，甚至是和平时期的将领们，很少能对他们的军事武器在战争中可能发挥的实际作用信心十足”。这同样适用于在和平时期使用暴力威胁。
这样的不确定性产生了一些有趣的概念性问题，文人分析家对解决它们颇感兴趣。在美国学界，出现了用以检验战略行为的形式化方法，颇引人注目。其中就有博弈理论，该理论的灵感源自目的明确的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如邓肯·斯尼达尔（Duncan Snidal 1985, 25）所说，博弈理论强调合作的可能性也强调冲突的可能性。被有效利用的形式化方法还包括各类系统分析法和运筹学，它们将战略问题量化的做法兼有利弊。约翰·加尼特（John Garnett 1987, 27）对此做出回应，指出很多战略思想家（尤其是英国分析性描述派）一直刻意避免将自己的研究课题作为一门科学对待。布罗迪（Brodie 1973, 474）曾经主张在战略学中运用经济学方法，转而认为系统分析法格外有问题，因为该方法会为了成本效益的小树，而忽视了政治考量的整片森林。
然而，在一个对国防力量结果和资源分配进行决策动辄花费数十亿的时代，这些形式化方法找到了用武之地。平民战略家似乎拥有能够改变公共政策面貌的分析工具。20世纪60年代初期，平民战略家们在约翰·F.肯尼迪任内首次进入政府任职，他们的众多理论在随后的越南战争中一败涂地。精心计算的暴力应用在越南战争中明显没有发挥作用，显示出战略研究作为一门应用学科不堪一击。战略研究中的种种假定与结论似乎在一场原本无论如何都该轻松取胜的较小冲突中搁浅。
3 深陷重围？新的挑战与机遇越战的经历引发了对战略研究的信心危机，在美国尤甚。这似乎坐实了对平民分析家的夸大批评：他们被自己的假定危险地误导，他们在形式化理论的应用上毫无道德考量（Rapoport 1964; Green 1966）。此种攻击最具价值的一点或许在于西方战略思想家将自己的假设映射到对冷战敌对方的战略推理之上。认为平民分析家或许对不同的战略文化视而不见的观点，后见于“战略种族中心主义”（Booth 1979）的有力主张之中。然而，此类自省并没有阻止战略研究的发展脚步。如理查德·贝茨（Richard Betts 1997, 8）所说，20世纪70、80年代见证了战略研究对情报和传统（非核）战略等问题开展的重要实证工作。在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 1991）看来，这一归纳性学术成就激发了名副其实的复兴，绝不仅仅是填补了20世纪50、60年代演绎理论留下的空白。它为理解战略危机以及关于引发危机的共同看法、军事准则的源头、大国决策过程等564增加了新的层次。但是这一学术成就是否有助于回答列宁提出的著名的战略问题“怎么办？”，仍有待商榷。
每个阶段内的国际动荡亦自有其影响。比如，20世纪70年代民族主义运动对恐怖主义的利用触发了对次国家行为体出于政治目的而采取的暴力进行研究的小高潮（Wardlaw 1982）。然而，战略研究圈子以国家为中心的倾向性限制了其厘清混乱的国内冲突的能力。随着昙花一现的局势缓和被重新出现的冷战紧张局势所取代，此类倾向性进一步增强。而再次出现的紧张局势重新燃起了学界对战略研究（Baldwin 1995,125）以及中央核平衡的兴趣。然而，平民战略家此时不再如从前那样高调，他们的威慑逻辑背后的假定受到更为严密的审查（Jervis, Lebow, and Stein 1985）。核阴影不再像此前看起来那样浓厚，这一事实提升了武装力量作为战略行为体本身的形象，重新平衡了目的——手段关系（Summers 1982），为重新发现克劳塞维茨传统战争理论家的地位助力。
有关战略研究的最主要问题是随着冷战结束而出现的。当重大的国家间战争风险看似如此之低的时候，专注于武力使用的学科是否有意义？至少有两种此类疑问。首先，有观点指出在威胁与挑战更加宽泛的世界中，武力使用问题正在不断地被边缘化。20世纪90年代，环境恶化与疾病（实际上是久已有之的关切）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地缘经济而非地缘政治观念，似乎随之准备主导议事日程。一些人认为此类挑战不应包含在内，因为它们并非产生于另一行为体有意识的决策，因此不涉及战略互动。而另有一些人将此类挑战视为战略研究学科不断自我拓展的生命线——从学术上讲，是有依据的。因为此类挑战可能会对民族国家的生存带来威胁。
如艾伦·杜邦（Alan Dupont 2001, 14—15）提到的那样，中程定位显示，如果非军事挑战增加了武装冲突的可能，则应被纳入考虑之中。具体实例包括清洁水源等逐渐稀缺的自然资源引发的邻国间武装冲突，或者环境破坏引发的国内冲突升级。当然，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事件表明，资源与武装暴力间久已有之、更加直接的联系仍然存在。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及美国牵头应对，能源方面的考量便是一个因素。
后冷战时代的另一种评论声音为即便武力使用问题得以继续主导战略研究，国家间对称性战争的模式也已经过时。以色列军事史学家马丁·范·克里韦尔德（Martin van Creveld 1991）指出，在由非国家行为体发动的非传统战争的时代，他所认为的克劳塞维茨式的大规模国家武装力量范畴基本不复存在。这一观点颇具吸引力，但2001年9月对美国发动的袭击将对非国家集团与网络的分析推到了战略研究的前沿。
此类突发事件引发了对随时准备使用武力的非国家行为体假定的合理性质疑和对这些行为体按照合理的政治抱负限制武力的意愿的质疑。尽管一些研究强调恐怖主义可能的灾难性影响范围（Allison 2004），然而，包括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 2005）有关自杀性恐怖主义的研究在内的另一些研究表明，将战略视为与特定的（有时是非常有限的）政治抱负相联系的暴力，一直具有意义。此外，恐怖主义问题显然挑战了有关威胁具体根源的主要假定，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对武力使用问题由来已久的偏见。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在全球化世界中，作为战略行为体国家的消亡是被夸大的，视威慑战略无关紧要的观点亦如此（Morgan 2006, xix）。
随着美国及其盟友迎战“流氓国家”和表达对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的关切，国家战略这些所谓的过时特征便被强化。鉴于在思想上武力被使用时已带有此类目标，军事技术变革的重要性便再次凸显，尽管结果未必尽如人意。比如，虽然一些学者长期对军事技术能够增强战斗力和战略影响力的程度持审慎态度（Biddle 2004），另一些学者却更乐意支持“在军务中开展信息时代革命”这样的想法。在有关战略研究危害的一个例子中，其中更为乐观的看法是提供五角大楼有关防务转型的理念，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该理念遭遇挫折。这一事件激发了对非对称性冲突进行分析的兴趣。在此类冲突中，弱势一方似乎通常比强势一方占优，但这一结果更多地强调了不同行为体群组间的硬实力关系，对革新战略所起的作用甚少。
总之，战略研究不断演变的焦点是威胁产生和被处理的政治条件及其物质基础塑造的结果。在克劳塞维茨所处的时代，拿破仑未能获取欧洲霸权使战略研究将注意力聚焦当时大国对武力的政治运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美苏两国成为超级大国又增加了对在危险重重的核时代中管控这两个国家间的竞争的关注。冷战较量的结束，国际社会有暇考虑出于更加人道目的的武力使用，这在大量有关和平行动的文献中得到反映。这为处于主导地位的美国做出军事干涉提供了空间，对“弱势国家已成为主要对手”的担心刺激美国做出了这一举动。这样的权力失衡也为弱势国家提供了宣泄其挫败感的明确靶向。随着政治条件的变化，战略研究的焦点也在发生变化。随着新的多极秩序形成，全球平衡转向亚洲，新组合的大国间的对抗对战略研究议程的塑造将日渐增强。
4 经验性、规范性与理论性要素很难否认战略研究中强有力的经验性、实证主义要素。彼得·帕雷特（Peter Paret 1986, 3）指出，“战略思想必然是高度实用主义的，它取决于地理、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以及其他会引发需依靠战争解决的问题与冲突的因素，这样的因素通常是转瞬即逝的”。这与对国际政治中权力的物质理解存在的明显偏见有关，主要原因是物质军事能力的重要性在不同的陆、海、空环境下对军事能力的操作性有不同要求。战略研究的受众也应予以考虑。本学科内的很多学者受邀为政治家提供战略建议或是对正在发生的危机做出媒体评论，他们会发现受众圈子对于错综复杂的自省性理论问题并不太感兴趣。
研究战略的学生通常将武装冲突视为国际体系中根本的，有时还是无法避免的现实（Garnett 1987, 10）。悲观者或许会说战略研究的生路系于这一有争议的立场：战争之于战略研究，如同犯罪之于电视剧《法庭上的鲁波尔》中的主角。但武力已经过时这样的看法，在风险可以管控却鲜能超越的世界中确实被视为不切实际的空想。这使得强调物质基础和在广泛的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力争影响力和安全的现实主义成为战略研究的天然伙伴。现实主义假定为战略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种通用语言并使得他们的成果尤其易为政策界接触到。但是他们也会生成某种自我强化的逻辑，夸大武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
这并不是说战略研究与国际关系思想中的其他流派完全缺乏联系。比如，20世纪60年代初期，战略研究界有观点指出核武器催生了超级大国之间的一种非零和关系，通过发掘超级大国间的共同利益，这种关系是可以得到管理的。该观点类似于自由制度学派对合作的强调，而谢林这样的学者或许会被视为提出了后来用于制度理论的某些观点的先驱。研究特定民族偏好对战略决策影响的战略文化文献（Johnston 1995），与建构主义著述惊人的相似后者主要关注国际关系领域中理念和文化在塑造国家安全政治中的作用。弗里德曼（Freedman 2007, 365）提出，如果“务实的战略家”是建构主义者，这可能有帮助，因为“有效的战略需要对目的和手段间的动态关系有清晰的认识，一开始就知晓目的是如何定义的，对可用手段是否充足至关重要”。类似地，通过理解战略决策（Sagan1993），凸显了现实主义阐释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对大战略的国内根源的研究中也得到体现（Rosecrance and Stein 1993）。
除了与国际关系理论本身的联系之外，亦有与独特的战略理论相似的东西存在，尤见于克劳塞维茨体系之内。然而，战略研究本身并没有各类“主义”。这就是格雷（Gray 1982, 13）所说的该学科内在理论与实际正确关系方面存在的“矛盾”。对于战略研究界的大部分人尤其是对与决策最接近的那部分人而言，这些争论都极具实用性：国际社会是否应该使用武力移除某个特定国家的核武器项目；何种武力使用方法在干预中最为有效（无效）；某个特定国家政府是否应为了在地区的使命或在全球的角色进行规划；或者，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利，是否是因为那是场无法获胜的战争，抑或因为军事将领被他们的政治上司束缚了手脚。
这种思维模式招来了批评。巴里·布赞（Barry Buzan 1991, 10）指出，“战略研究……受到经验的约束和束缚，它不能肆意超越国家政策层面的要务”。但这或许是战略研究的一大长处，而非弱点。正如帕雷特（Paret 1986, 3）所称，“战略思想史不是纯粹理性的历史，而是一部应用理性的历史”。然而，由于战略研究界的很多成果以提出政府应做什么的建议而告终，前述观点引发了进一步争论。多年以来，这令战略研究这一学科中的一些人士对战略研究的学术可信度颇感不适，圈外人对此的疑问更甚。相较于学术，研究战略的学者是否对政治站队和新闻标题更感兴趣？格雷（Gray 1982, 106）观察到“大部分战略家无法克服从战略分析转向提供战略建议”。这是战略研究内部重要的规范性传统的佐证。但这种规范性特征并不经常涉及道德关切。正如加尼特（Garnett 1987, 12）所言，“很多当代568战略家未能对战略政策的道德方面给予优先考虑，因此，很多有关战略政策的当代战略论述呈现出某种道德中立特征”。战略研究暗示可以通过蓄意的暴力使用来推进政治利益，因此，有批评人士认为战略研究针对人类事务采纳了某种危险的非道德（即便不是彻底不道德的）方法。
这种批评更加适用于疯狂的冷战时代。但仍然可以说战略研究偏向于强调各国可以相互（以及对非国家行为体）采取何种物理与心理行动，而非强调国家的道德或法律义务。后来提到的这些考量可能是需要认清的（有时需要探寻的）局限性，但其本身并不一定被视为最终目的。此处可以看到克劳塞维茨的二元论观点：战争服从于政策，但有其自身逻辑（Howard 1983, 59）。重要的战争伦理学家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 1977, 24）将前述观点的第二点分离出来，指出“‘改变’战争的社会与历史条件不应被视为是偶然的或战争之外的东西，因为战争是一种社会产物”。战略研究学者所检视、假定，有时还对其持赞同态度的武力治国之道，与在国内社会中通常被列为不合法的做法非常相似。由此，战略研究学者尤为容易被控采纳双重标准，这样的指控一直是针对很多现实主义者提出的。
尽管战略研究界的很多人强调与武力使用相关的各类问题，但将其视为治国之道的针对性工具予以对待，仍然冒犯了良心之士。在一些人看来，正如加尼特（Garnett 1987, 14）注意到的，这种看法证明武力是可接受的，甚至是必要的。贝茨（Betts 1997, 8）认为，战略研究“关注克劳塞维茨式的关键问题：如何使武力成为政策的理性工具，而非盲目的谋杀”。贝茨的这种观点对那些认为任何武力使用都是错误的人没有丝毫影响。爱德华·卢图瓦克（Edward Luttwak 1987, 3）引用的悖论格言“想要和平，先打仗”，或许是在做类似的批评战争研究学者试图冒险推进这一存争议的议题的相关研究，这招致了学界的批评。而“和平研究”可以说是战略和战争研究假定的对症良药，为上述批评提供了佐证。因此，部分学术界人士不愿在学术机构内设立战略研究，若相关学者从事军事问题（或者他们的工作由国防组织出资），则情形尤甚。必须承认，战略研究学者并非总能够最先理解将权力关系研究人性化的种种尝试。他们多少有些抵触关注人的安全的传统的趋势，这一传统强调作为公民的个人安全的利益，同时也激发了对人道主义干涉的更多关注。而且，战略专业的学生对批判性理论的魅力也不十分青睐。尽管人们对布拉德利·克莱因（Bradley Klein 1994）的某些影响已习以为569常，这一方法对于研究行为的学科来说，可能看似自省意味太浓厚，而且可能会引发有关大国交往方面无法回答的问题；而战略专业的学生或许恰是从大国交往中获益。带有性别色彩的安全问题以及性别化的战略研究批评，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引发了相当程度的争论，但现在看来，或许只是昙花一现。
通常来讲，越是讨论远离武力使用问题，在战略研究内部的舒适程度就越低。但在安全研究中却看不到这种抵抗，尽管安全研究作为国际关系的一个分支，被视为战略研究的母题，且战略研究是其下最棘手的部分。战略研究提供了行为理论，强调国家能够做什么，而非应该做什么；与此相比，安全研究趋向于关注国际体系内的存在条件。安全研究关注对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 1952）所说的“获得性价值”提出的挑战。较近的学术研究强调，此类价值的主体可以是某个特定的国家，或国家集合体，或某种非国家实体。这构成了范围广泛的“指涉对象”，安全研究用“指涉对象”普遍反映在不同安全领域中受到威胁的各类不同群体（Buzan 1991, 116—134; Terriff et al. 1999, 18—22）。安全研究充分调动了这样一种隐含的规范性假定，即更大的安全（由此也就是很少的威胁）优于较少的安全，即使这可能会以其他利益为代价（C. A. Snyder 1999, 8）。在安全研究学者间还有某种内在的责任感，他们要去发现能够改善生存的安全条件的东西，或者至少要坚信安全属于积极因素。战略研究则不具备相同特征。战略的多少并不明显与生活好坏有关。鉴于战略通常涉及武力使用，一些人或许会认为战略还是少一些为妙。确实，在绝对安全的环境中，战略可能不再必不可少。既然国际关系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其源头大部分植根于战争间歇期内对于废除武装冲突的探求，那么安全研究的追求要比战略研究的悲观更加符合这一探求。战略研究对于投身于解放事业的人来说，是格外令人不快的猎场。
5 战略研究、安全研究与国际关系现在，应该清楚地看到，战略研究与国际关系以及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安全研究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长期以来，对该关系的质疑声不绝于耳。在布尔（Bull 1968, 596）这位少有的横跨两大领域的学者看来，“将战略研究从国际关系的广泛研究中分离出来是不可取的”。大部分原因在于战略研究自身的政治性质：一旦将二者分离，战略研究本身就有沦为军事目的风险。加尼特（Garnett 1987, 5）也提出了类似的警告，“战略思想与国际政治的关系盘根错节，试图将二者剥离的做法会误入歧途，而且危险重重”。
但是，近期更常见的观点不是说战略研究和国际关系可以相互分离，而是认为战略研究是国际关系的一个分支。本《手册》中包含了当前章节或许可以看作是这一观点的进一步证明。二者的这种联系不乏支持。
贝利斯与沃茨（Baylis and Wirtz 2002, 12）以及贝茨（Betts 1997, 9）认为战略研究是安全研究的一个专业领域，而安全研究本身是国际关系的一个分支。国际关系则是政治科学这一涵盖面更广泛的学科的一个研究领域。布赞（Buzan 1987, 2—3）是这一观点的热忱支持者，将战略研究视为“宽泛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内在组成部分……类似于一具活体内的一个重要脏器”。作为专门研究“国际关系中军事方面”的分支，相较于安全研究，战略研究是“狭义得多的学科”（Buzan 1991, 23, 25）。这种简练的分类法看似很有道理。首先，可以说战略研究涉及安全关切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子集，即通常由国家使用武力或可能使用武力造成的威胁。安全研究成为包含所有有害挑战的较宽泛的学科，这些有害挑战包括，但远远不止是国家军事活动。其次，安全研究无疑是国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其主要内容高度依赖国际关系理论。正如特里·特里夫等人所说（Terry Terriff et al. 1999, 12），将安全研究“视为国际关系的分支学科……意味着安全研究路径应是由现行国际关系核心理论界定的”。再次，国际关系属于政治科学的国际范畴，这在将国际关系视为国际政治的同义概念的趋势中已有所体现。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政治关系的国际体系属性引发安全挑战，战略研究主要关注在安全挑战的背景下武装力量的作用。
然而，战略研究实际上应被视为政治科学中与国际关系并列的一个分支。首先，战略并不像与其互动的合作伙伴那样是安全的一个子集。战略研究学者关注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对国际安全环境的反应：若安全为条件，则战略为反应（Ayson 2006, 18）。反过来，战略行为影响着其他行为体所面临的安全条件；而且，安全为条件，但战略也可以是导因，可以作为自变量出现。使用武力通常对其他行为体（以及武力使用方本身）面临的安全条件具有重大意义；比如，很容易引发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 1978）巧妙分析过的安全困境。战略研究和安全研究之间起码有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
安全研究有时是硬币中比较被动的一面，它是对国际安全体系条件及有关该体系本质的理论的研究。战略研究更关注行动与决策——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在战略互动中有何行动？他们面临何选择？又应做何选择？正如布罗迪（Brodie 1973, 452）曾特别指出的：“战略思维，或者有人喜欢称的战略‘理论’，如果不实用则别无价值。战略就是研究‘怎么做’，指导完成某事以及有效地实施……最重要的是，战略理论是关乎行动的理论。”战略研究，与其说它是安全研究的一个子集，不如说它更像是与安全研究具有某种共同基础但有其自身议程的一个有趣的合集。
战略研究独特的议程强调推动有组织暴力的政治目的。对武力的强调使得战略研究比安全研究“更加狭义”；鉴于几乎每种对于人类福祉的挑战都要经过布赞、奥利·维夫（Ole Wæver）和亚普·迪·怀尔德（Jaap de Wilde）指称的“安全化”（1998），安全研究已经涵盖了方方面面。但是在政治语境中理解武力，使战略研究和政治科学直接联系在一起，这或许是不断扩容的安全研究所缺乏的。有人试图要将安全研究限于“对战争本质、诱因、影响以及预防的研究”，并未明确提及战略中武力与政治的联系，却嘲讽地称“由于安全研究有可能将战争研究从政治生活研究中剥离出来，因此不应再被视为国际关系的分支”（Baldwin 1995, 119, 136）。
布尔（Bull 1968, 596）明确指明了战略研究与政治学间更为自然的联系：战略研究“在其道德与社会意义方面，并且作为一门知识学科，与政治学的某些其他分支相比要有利得多”。对战略决策所处的压倒性政治语境的强调，仍然是战略研究的核心。克劳塞维茨是此类关系方面的哲人，在某种意义上，他是战略研究领域里的托马斯·霍布斯。战略研究的一些部分可以被视为政治哲学与理论的一个分支。
因此，战略研究仅有一部分适合国际关系这个大标题。战略研究中不适合国际关系的部分（尤其是研究战略决策的部分）应被视为政治学的更直接的组成部分，无须经由国际关系或其分支学科安全研究进入政治学视野。实际上，当战略研究在20世纪50、60年代获得重视时，人们并未立即认识到战略研究其实源自国际关系。至少有几年的时间，如霍华德（Howard 1983, 36）所说，“国际关系的战略研究进路”更像是国际关系的母体，而非后代。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