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外交决策
道格拉斯·T.斯图尔特
外交决策这一分支领域将因变量——国际社会的某个行为体所采取的特定的政策选择——作为出发点，然后试图对参与决策过程中的施动者（个人、团体、组织）如何达成这一选择做出解释。由于外交决策明确聚焦人类决策性行为的全部复杂性与偶然性，故其研究是国际关系中要求最高且最具多面性的分支领域。外交决策研究也是最热门的国际关系分支，具体而言有以下五点原因。
首先，外交决策本身便是令人感兴趣的事情。学生们之所以会被外交决策所吸引，是因为希望了解那些（或至少曾经是）怪异奇特的决策是如何做出的，原因又是什么。当然，在许多情形下决策者本人极具魅力这一事实也是外交决策吸引人的原因所在。
相较于国际关系中的其他分支，外交决策的第二点优势是其明确的跨学科属性。它既受到社会科学诸多学科的滋养，同时又反过来滋养了这些学科。对于研究外交决策的学者来说，四大社会科学领域已成为对他们特别重要的见解之源：政治科学（权力）、社会学（官僚和权威）、公共行政学（计划、实施、机构）以及心理学（动机、人格类型、群体动力学、知觉和认知）。外交决策还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有效接触诸如神经系统学和演化心理学等新领域的大量机会。
外交决策的第三点优势在于其会引导研究者去研究“中程理论”。在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看来，中程理论具有植根于经验现实中可控部分的优势。中程理论既避免了过分抽象同时也避免了狭隘经验论。中程理论还通过在系统观测到的现象群之间搭建桥梁促进理论建构（Sztompka 1996）。
外交决策的第四点优势在于，它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特别变化无常的分支。事实证明，这一点与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学科中发生的变化非常相适应。第一代对外交决策感兴趣的研究者们认识到他们的研究主题处在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汇处（Hill 2003, 23）。因此，在理念上，外交决策非常适合用肯尼思·沃尔兹著名的三层次分析法（个体、国家与国际体系）来进行研究。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政治变得愈发复杂，以国家为中心的模式开始失去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卓越地位，但是从事外交决策研究的学者们并未经历认同危机。因为决策的概念具有普适性，所以这些学者能够将他们的方法论与理论假定应用到对非国家、次国家和国际行为体的研究之中且无须放弃他们对主权国家国际行为的传统兴趣。
最后，外交决策研究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机会来弥合学术界和决策界之间的鸿沟（George 1993）。国际关系的大多数分支都是从学术界发展起来的，并且一直受到决策者的质疑或鄙弃，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外交决策这一分支事实上在学术界和政策界中都存有立足之地，且两者从那之后一直保持着交流。我在本章接下来的部分中会讨论这一关系的演进与影响。
对外交政策分析这一领域感兴趣的学者还应事先了解外交决策研究所特有的三个研究问题。首先，正是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外交决策研究是国际关系中最不成熟的分支，并且从研究设计的角度来看也是最具挑战性的。有时，可能在学者们看来，外交决策情境复杂多变的特征，似乎既像“无法摆脱之物”又像是“荆棘地”，即一个容易陷入但无法在其中自由施展的研究领域。因此，对外交决策感兴趣的学者们在研究设计中应首先就变量的相对效力做出经得起检验的假定并对此做出清晰的阐述。
其次，与外交决策有关的研究还异乎寻常地易受到歧视问题的影响。对系统研究外交决策感兴趣的学者而言，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区分前政治圈内人所撰写的自我满足型回忆录与关于高层决策的可靠信息来源。研究者最好将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传记作者之一所展示出的那种怀疑运用到对此类个体的研究之中。该传记作者曾讽刺俾斯麦：“坚信这样一个上帝，他具备时时认同自己的超凡能力。”（引自Craig and George 1983, 259）最后，在当代重大问题上，研究外交决策常常使学界与决策界的成员能够经常接触，所以这一分支的研究者们也特别容易受到与权威接触的诱惑。当他们往返于学术界、决策界和智库界之间的时候，还有可能沦为他们共同反对的受害者，或者至少会对自身角色和职责产生困惑。发现自己处于这种情况之下时所面临的挑战：要对缩小差距和越界之间的差异保持清醒的认识。本章首先对有关外交决策这一分支发展的一些背景信息进行介绍，着重阐述其在两次大战期间在美国扎根的原因和方式。然后，我会概述该领域先驱们的一些重要的具有指向性的观点。接下来，我会重点关注近五十年来最受学术界关注的一些自变量、中介变量和因变量。最后，我将就该领域的现状及对这一领域感兴趣的学者在未来数年里很可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做些评论。
1 背景：政府与学术界间的互动虽然马克斯·韦伯、赫伯特·斯宾塞和埃米尔·涂尔干等欧洲专家在发展社会科学学科上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些社会科学学科让人们知晓了有关外交决策的研究，但这一领域的文献却一直是由美国人主导的。本节将对这一领域的文献的发展进行追溯，并重点关注政府与学术界之间的互动。传统上，外交决策是属于外交史学家和政治传记作家关注的领域。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学者之所以选择研究政治领袖们的决策，恰恰是因为这些领导人看起来显见的异质性且难以比较。不过，在19世纪晚期，伍德罗·威尔逊等美国学者开始推动对决策与政策执行进行科学研究，以之作为应对现代性挑战的方式（Wilson 1887, 201）。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于华盛顿政策界在努力让美国摆脱看似棘手的经济萧条并使美国保持对不断增多的极权主义政权的竞争力，美国政府对“管理科学”的兴趣开始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紧迫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数年里，随着美国人对“巴克·罗杰斯武器”（核弹、远程飞机和导弹）存在的适应，理性决策和对外交政策行为的管控被视为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早在1946年，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 1946）等学者就在研究这样的情况，即在核对抗的处境下，理性决策会带来什么样可预测的政策选择与结果。与核威慑有关的文献因其在研究特定类型的外交决策方面表现出的简约、简练且看似理性的方法，在此后数年中变得备受欢迎和极具影响力。然而，这些核战略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国际关系学者的批评，理由是：这些战略家太远离核对抗的现实，以至于他们常常想象核对抗对他人产生误导性的危险，且在道德方面是沦丧的。阿拉托尔·拉波波特（Anatol Rapoport 1964, xxi—xxii）甚至将核威慑文献的基本假定比作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在18世纪所著具有讽刺意味的作品《一个小小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中所抨击的经济假定。斯威夫特依据这些经济论据，得出了看似合乎逻辑的论断——爱尔兰农民应该把他们的孩子当成经济作物去卖。
随着冷战的发展，有关核战略家在道德和智识上远离核对抗现实的描述（Rapoport 1964, xviii）和对核威慑基本假定的抨击，成为流行文化中人们熟悉的主题［《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核战爆发令》（Failsafe）］。尽管如此，战略研究的分支仍在不断拓展，这部分是因为有政府积极提供持续的赞助，部分是因为通信与自动化信息处理领域的发展，使得预见边缘政策日益复杂的事态和管理核传统冲突成为可能。极具影响力的核威慑文献中有关理性、控制和可预测性的假定也促进了外交决策研究其他方法的发展，其中包括博弈论、情境模拟和理性选择。随着冷战决策者对危机管理与控制的需求日益明显，为帮助本国决策者为未来的对抗做好准备，美国政府也开始资助对外国领导人心理与人格特征进行研究。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个重大的倡议是在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内成立人格与政治行为分析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Analysis of Personality and Political Behavior, CAPPB）。基于从社会科学和心理学与精神病学多个领域得出的见解，这些研究人员对国家首脑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着重指出了他们在国际谈判与危机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的决策行为（Post 2003, 51—61）。
在学者和决策者们正在设想愈加复杂的核态势并发展系统地研究政治领导人的新方法时，学术文献对布罗迪的一些基本假定也带来挑战，尤其对“外交决策是由单一、理性行为体做出的”这一假定形成挑战。由此，不足为奇的是，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初期，美国研究人员对这些问题开始感兴趣，这一时期，美国正深陷越南的“泥潭”且在寻找可归咎责任的对象。在面对“五角大楼文件案”（The Pentagon Papers）所反映的政府文件泄密的情形下，研究人员开始关注官僚政治、组织文化和角色社会化等概念，大体上视它们为外交决策，尤其是次优外交决策的决定因素。
2 引导性叙述对外交决策的研究十分复杂且涉及领域较多，故此类研究特别依赖一般的引导性叙述，并以此来指导学者们决定在调研过程中所涉及的范围与方法。所幸，有些不错的指导可供参考。早在1954年，理查德·斯奈德（Richard Snyder）、H.W.布鲁克（H. W. Bruck）与伯顿·萨潘（Burton Sapin）就针对他们称之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决策制定方法”阐述了一些基础性见解。他们最重要的贡献或许是他们提出的具有说服力的观点，即国际关系研究的焦点应从具体化的民族国家转向“那些实施权威行为即国家行为的国家。国家行为是以国家名义行动的、国家实施的行为。因此，国家是国家行为的决策者”（Snyder, Bruck, and Sapin 1954,36—37）。他们还明确提出了大量假定，这些假定对过去50年里许多有关580外交决策的研究提供了指导。其中，非常重要的假定有：
●需要把重点放在“决策单元”上，这样做是在追求特定的目标；
●决策是一个受到内部与外部环境影响的过程（“有计划的行为”），因为这些决策会被决策者“选择性地感知与评估”；
●多方面因素对决策施加了限制；这些因素包括不确定性、时间限制和竞争性目标与动机。
不久前，作为给有兴趣系统研究外交决策的学者的一份指南，斯奈德、布鲁克与萨潘的专著得以再版，这证明了他们著作的持久价值（Snyder, Bruck, and Sapin 2002）。
20世纪60年代，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继承了他们三人的开创性工作，提出了指导外交决策研究的“先于理论”的概念。罗西瑙（1971）认为，在缺少被广泛认可的外交政策因果理论的情况下，学者们在对一种决策情境进行决策研究时，至少应该明确表述他们的初始假定。这意味着，不仅要罗列出某个人认为具有决定性的变量，还要根据这些变量被假定的对特定决策情境具有的“相对效力”，对这些变量进行排序。罗西瑙还就某一变量很可能比其他变量具备更强效力的情形给学者提供了一些初步指导。他认为这取决于“问题区域”（决策情境的类型）和所研究国家受外部影响“渗透的”程度。
罗西瑙的先于理论观点在学者之间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并成为研究外交决策的新路径的基础。它被称为“比较外交政策分析”（Comparative Foreign-Policy，CFP）。与中程理论的前提一致，CFP明确地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外交决策是诸多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不过，CFP同时假定这些变量应该是可检验和可复制的，并且被用来检验这些变量的中程理论最终可以（且应该）为发展一种外交政策因果关系普适理论做出贡献。CFP的批评者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方法野心太大，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最重要的自变量、中介变量和因变量都不宜量化（参见Hudson and Vore 1995; Hudson 2005）。但另一方面，对20世纪70、80年代CFP在激发和保持学者们对系统研究外交决策的决定因素的兴趣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些批评人士并未给予足够的信任。此外，CFP通过明确地将个体、社会与系统变量整合进其研究之中，并非依据这三个不同的且具竞争性的分析层次，而是依据它们之间的互动来构想国际关系。这样做的时候，CFP方法的贡献者们就开创了大量更新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建构主义、多元启发理论）的先例，这些方法试图在对外交决策保持关注的同时，与上述所有三个分析层次建立联系（Wendt 1992; Mintz 2005）。
一般认为，一项外交决策涉及的各种变量（即自变量）的相对效力及达成决策过程中的各种变量（即中介变量）会因决策情境的类型而不同。有几位学者已发展了决策情境类型学。戴维·布雷布鲁克（DavidBraybrooke）与查尔斯·林德布卢姆（Charles Lindblom 1963）根据决策的重要性程度（定义为变化）与决策的不确定性程度的不同，对决策情境进行了区分。他们还引入“离散渐进主义”的概念来阐释“小变化”情境所特有的适应性行为。查尔斯·赫尔曼（Charles Hermann 1969）还为学者们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决策情境类型学，这些情境的范围从危机情境到行政情境。该决策情境类型学以对国家价值观威胁的高低、决策时间的长短以及决策者对事件感到惊讶的程度为基础。在此值得提醒大家注意，哈罗德和玛格瑞特·斯普劳特（Harold andMargaret Sprout）对心理和操作环境做出的区分。斯普劳特夫妇所提出的重要见解是：一项特定决策的施动者和最终导致决策的过程将由心理环境决定，即情境由关键决策者所决定的情况。另一方面，决策过程的结果——一项外交政策成功或失败，将由客观现实（即斯普劳特夫妇所指的“操作环境”）决定（Sprout and Sprout 1965）。关于决策情境的大多数文献都是根据这两种路径进行划分的。针对操作环境有几项重要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一种方法是，查尔斯·麦克莱兰（Charles McClelland）和他的同事们系统地用事件数据，对从全面友好到全面战争的连续体中的双边和多边互动努力进行分类。该方法为有关外交决策的国际情境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McClelland and Hoggard 1969）。事件数据一直被包括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内的各级政府机构用于帮助决策者应对国际危机做准备。事件数据集也不断地被学者们以富有想象力的方式用来生成和检验假设（Schrodt 1995）。
一个由学者组成的更大的共同体一直沿着斯普劳特夫妇所设想的另一种路径在做研究，即对心理环境进行研究。这些研究者们已经就“决策者或决策集团倾向于以一种特定方式理解某一国际事件”的情境做了一些引导性的阐述。这方面的文献把注意力放在情境的界定上，视之为后续决策行为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它们大量借用了认知心理学的知识。在这方面，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 1976; 1985）关于领导者的认知倾向（诱发设定、知觉准备等）对其解释性行为和决策行为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
领导人的认知偏见可能对其在界定情境方面产生影响，最著名的例子当属奥利·霍尔斯蒂（Ole Holsti）展示的“内在邪恶的信念”（inherent bad faith）模式。霍尔斯蒂对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信仰体系进行大力研究后认为（1962）：由于杜勒斯从根本上怀疑苏联的意图，以致其无法接受苏联表露出的不具威胁性的行为。相反，他辩称这些行为是莫斯科虚弱的体现。这一逻辑导致杜勒斯在面对显然不具威胁性的苏联行动时，建议美国做出了向克里姆林宫加大施压力度的回应。
另一些学者把关注点放在国家社会作为整体倾向于以何种方式定义和回应国际事件上。根据系统理论的观点，罗西瑙（1981）认为，国家社会可以根据四种适应模式分为：默许型、不妥协型、助长型以及防护型。这四种模式依据国家社会与其内外环境要求一致的优先事项而不同。罗西瑙主要对“与上述每种适应性定位有关的特有的行为及每种适用模式有无效力的情形”提出假设感兴趣。研究者还利用意识形态的概念来解释国家社会的优先事项与倾向性。迈克尔·亨特（Michael Hunt 1987）在其关于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角色的研究中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关键的意识形态因素会持续存在且它们在决定历届美国政府界定复杂的国际形势的方式方面非常重要。他还展示出了一位历史学家对事实的敏感性，即领导者为兜售特定的政策将意识形态既当认识论、启发式指南又当修辞手段来使用。
一小群有影响力的研究者试图通过将有关国际体系因果影响的现实主义假定，与参与外交决策的个人和集团的信仰与偏好结合起来，调和斯普劳特夫妇提出“操作环境”与“心理环境”的观点。吉迪恩·罗斯断言，这些学者（他称之为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体系压力一直是重要的，但这些压力“既非霍布斯式，也非良性的，而是隐晦的且难以解读的”。在这种情况下，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认识到，他们需要将注意力转移到参与决策的个人与团体，以探知他们对国际形势的具体看法。罗斯称赞这些新古典现实主义作家为我们理解外交政策做出了贡献，说他们占据着“纯粹的结构理论家和建构主义者之间的一片中间地带”。不过他承认，时至今日，新古典现实主义者的大部分研究采取的是案例研究的形式，并总结道：“因此，该领域未来的研究工作应继续明确说明：中介性单元层次变量可能使外交决策不再来自纯粹的结构理论家的预测的方式。”（Rose 1998, 152, 166, 168）
3 自变量：机构瓦莱丽·赫德森（Valerie Hudson 2005，1）在其重要调查中谈道：不仅外交决策分析这一分支的“根基是单独或集团式行动的人类决策者”，社会科学大体也如此。本节将首先对有关个体决策者的研究做些评论，然后讨论在经年累月里通过整合集团和组织变量使机构这一概念更趋复杂的方式。当代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都是通过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的开创性研究——《决策的本质》（1971）—知悉这三种变量的。阿利森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中运用的“三种政策模型”不仅是理论上为人所知的案例，也是先于理论指南的来源，它解释了：研究者或含蓄或明确地应用至某一特定决策情境的概念模型，将决定“分析者感到困惑的东西，他如何表述问题，他到哪里寻找证据，以及他得出什么答案”（Allison 1971, 245）。
有关领导人在外交决策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明确观点，可以追溯到人们熟悉的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论断（1995，1）：“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成就的历史，从根本上讲是伟人们创造的历史。”卡莱尔有关领导者不可或缺性的假定已由当代研究外交决策的学者进行了完善。玛格瑞特·赫尔曼（Margaret Hermann）提出了三种很可能增强领导者个人对政策施加影响的情境：决策情境模棱两可、决策情境需要权威行动（危机、个人外交的情形等）和“政治领导人凭借戏剧性手段就职”
（Hermann and Milburn 1977, 20—21）。相关的概念经由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 1978）（对互动型领导人和变革型领584导人的简单而有用的区分）和琼·勃朗德尔（Jean Blondel 1987）（权威和世俗作为领导人权力的来源）得到发展。
领导者在外交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概率也是其“权力意志”的一种行使结果。早在1948年，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 1948,57）就提出了基于权力需要的政治人格概念。从那时起，人们就对领导者行为的动机（即基于需求的）来源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另一些学者根据人格特质的相关概念对领导者进行了分类与比较，戴维·温特（David Winter 2003，31）将这些特质定义为“人格特征中公共的、可见的、风格方面（或修饰方面）的东西”。他已经指出了人格心理学家们广泛地认为非常重要的五大特质：“外向性……亲和性、责任心、情绪稳定性和对体验的开放性。”这些及其他人格特质被国际关系学者用于预测和解释领导人定义国际形势、管理谈判和做出决策的方式。
建议对全面和综合理解领导人人格感兴趣的学者最好从阅读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和朱丽叶·乔治（Juliette George）对威尔逊总统深入的心理分析入手。这一研究是学术敏感性和同理心的典范，它从未忽视其主体中的人性。乔治夫妇很好地为学者们指出了精神分析理论应用于政治领导人相关研究时出现的风险与回报（George andGeorge 1956; 1998）。
亚历山大·乔治也必须因其在发展一种对领导人声明和讲话内容进行分析的系统性程序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而享有盛誉。大多数有关个体决策者的研究都依赖这些类型的历史文献，但这些研究在系统编码和对某一主体的书面、口头语言进行比较时，往往没有遵循清楚阐述的指南方针。乔治与他的同事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应，开发“操作码”的方法，该方法旨在根据某些政治方面突出的信念对个体进行分类和比较，这些信念被认为对个体看待世界和进行外交决策的方式有着直接的影响（George 1969）。在过去的40年里，有几位学者为丰富有关肯尼迪、基辛格、布什和克林顿（Stuart and Starr 1981—1982; Schafer and Walker 2006）等个人操作码的指令表做出了贡献。操作码方法论也正被学者们用于检验与国际冲突行为及自由主义或现实主义能更好预测国家行为的情况（Schafer, Robison, and Robison 2006）。
对领导者集团的研究既是对单个领导人研究的丰富，也是研究单个领导人的另一种办法。外交决策往往是一小群政治圈内人深思熟虑的产物，他们当中许多人之前都是政府机构的代表。莫顿·霍尔珀林585（Morton Halperin）有关官僚政治的多篇论述（1974），对这种情况中所固有的紧张关系做出了有趣的解释。霍尔珀林认为，官僚机构及代表它们的个人会高度优先重视保护和提升四种制度性利益：使命、能力、影响力和要素。
角色社会化是指：个体成为某一特定机构的发言人时其行为和态度改变的过程。罗西瑙（1968）是强调外交决策中角色因素重要性的首批国际关系学者之一。角色社会化的后续研究试图不仅对特定角色相关的信仰所获取的过程做出解释，还要对个人管理双重身份——作为特定机构的前发言人和作为有责任在当时情况下为领导提供最佳建议的个体——的方式做出解释。
有理由认为，几乎每位领导者为控制和/或利用团队内部的竞争，都会寻求对其咨询系统进行设计。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 1974）指出：三种管理类型（形式主义型、共同掌权型和竞争型）被美国总统们达成这一目标。总统管理类型研究的指导前提是：领导者要调整他们的咨询和管理机制，以使它们与其对外交事务的兴趣水平及其在外交事务方面的专业知识相匹配。
正如阿利森、霍尔珀林等人所观察到的，组织也通过他们标准的运作程序、信息处理习惯、制度化的世界观及其不同且具竞争性的优先事项影响决策。在制度形成独特的身份与特有的行为特征的过程中，无论是经验上还是理论上，仍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在这方面，公共管理中的新制度主义文献是一个有价值的见解来源（Powell and DiMaggio 1991）。学者们还可以参考有关对美国国家安全局中关键部门的创建及运作方面的晚近研究（Zegart 1999; 2005; Stuart 2008）。
正如本章前面所提到的，许多学者都关注其他行为体与因素，视它们为外交决策中具有影响力的自变量。霍尔斯蒂（1996）已经对大众和精英的观点进行了富于想象力的研究。其他研究者强调了媒体所扮演的角色：既是公众舆论的一个决定因素，也是决策过程中一个直接影响因素（Strobel 1997）。研究者必须制定出他们清楚阐述的指南，凭之判断这些及其他自变量的相对效力。一般而言，从理解情境是如何由关键决策者进行定义开始是行得通的，因为这会影响到决策集团的参与者的资格及其相对重要性。它还将有助于确定最终决策达成的过程。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过程的概念，此处视其为外交决策研究中的中介变量。
4 中介变量：过程研究外交决策的学者在确定特定决策情境中的施动者，并根据假定的相对效力对这些施动者进行排序后，往往会遇到研究中最严重的问题。这时，他们必须利用任何合适的方法，获取有关方面的可靠信息：谁说了或做了什么，在何时做的且造成了什么影响。记录高层决策情况的副本鲜能获得，而且假使能获得也极少展现完整的情况。而在小集团决策的情境中，引导讨论的常常是关键个体的非语言交流。领导方的沉默可能被某一决策单元的某一成员理解为同意或被其他某成员理解为缺乏集团内其他人的支持。“真正的”决定可能是在休会之后做出的，或者在会议开始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从自变量转向中介变量的过程中，研究者还不得不面对更直接的“时间和变化”问题。决策过程从定义上看是动态的，它通常要求研究者将决策作为一系列特定的阶段来进行探讨。一个有趣的研究路径是多元启发理论，它将外交决策视为“两阶段”的过程，该理论假定领导者“首先会用认知捷径（启发式）简化决策问题。然后再用分析计算法来评估余下的替代性方案”（Mintz 2005, 94）。正如我将在本章后面讨论的，另一些专家质疑一切假定外交决策是线性或累积性的方法。
得益于为系统分析小集团决策过程提供指导和程序的学者，研究设计和因果推论方面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易于管理。乔治（1979）引入了“结构化和聚焦比较”的概念，为外交决策案例研究的选择提供了指导。他还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份外交决策过程中“程序失灵”的清单（George 1980, 121—136）。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的《小集团思维的牺牲品》（Victims ofGroupthink）（1972）仍然是一个“小集团决策过程的系统研究怎样用于检验一个重要的理论见解——寻求一致的行为，可能对小而具凝聚力的集团决策质量有害”的最佳范例。小集团思维假定一直是大量学术辩论的
主题和众多实证研究的来源。然而，在某种特定决策情境下，集团凝聚力从资产变成债务的情形，还需做更多的研究。保罗·泰哈特（Paul t'Hart 1990, 282）还建议，对集团思维的研究应该放在一个“综合性更强的模型中，同时运用社会心理学和政治管理学的概念以及理论和研究成果”。
国际关系专家们一直对国际危机发生期间领导人及其顾问管理决策过程的方式特别感兴趣。某一特定危机的深度案例研究何以产生可检验的假设，对此感兴趣的学者应参考格林·佩奇（Glenn Paige）有关杜鲁门政府决定发动朝鲜战争的开创性分析。他的诸多发现，以及其他几个与高烈度威胁、短时间和压力的系统效应有关的假设，随后在迈克尔·布雷彻（Michael Brecher 1975, 518—581）有关以色列决策的研究中得到验证。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也以有效区分三种类型的危机（敌对状态危机、继起性危机、战争边缘政策引起的危机）对这一领域的文献做出了贡献。他验证了大量的历史案例，以评估每种类型的危机导致战争的可能性。他得出的结论是：“成功的危机管理是……在危机爆发前很久就已建立的文化、组织和个人行为模式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Lebow 1981, 335）许多与危机决策有关的文献，都是作为对前述核威慑文献的反应而出现的，它们对有关危机的稳定性及边缘政策的假设都保持着高度的乐观。勒博一向是这方面文献颇有影响力的批评家，他引用不当沟通与压力会导致国际危机情境失控的方式来开展批评。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旨在预防战争的最终与最重要的政策目标，一定是全面防止发生严重的危机。”（Lebow 1987, 167）勒博和同事们通过警示人们在国际危机期间管理不善带来的风险，为学界和政策界做出了贡献。
5 因变量本章以因变量——外交决策作为开头和结尾并非巧合。正如布雷彻等人所观察到的，大部分决策只有作为一国与其环境互动的连续周期的组成部分时，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布雷彻（1975）通过运用一种系统方法阐释了特定的以色列外交决策如何触发反应，而这些行为反过来又成为需要理解和决策的新问题。布雷彻对“许多外交决策情境具有动态和迭代属性”的强调，鼓舞了新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们对外交决策进行研究。宾努尔·奥兹凯西—塔内尔（Binnur Ozkececi-Taner 2006, 545）认为“就算不是全部，大部分外交决策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继续存在，并且在最终得到解决之前会经历过无数次重新研究”。拉南·库珀曼（Ranan Kuperman 2006, 539）赞同这一观点，并建议：“分析外交决策首先应确定围绕具体问题的系列决策情节，然后确定每段情节是否为孤立的事件，或者某一情节是否依附其他情节。”这一对诸多外交决策情境动态特性的强调，对我们理解许多例子中外交决策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是一种宝贵的充实。但这一强调也将这个已极其复杂和具有挑战性研究领域中的研究设计和操作化的新问题呈现在学者面前。
布雷彻还提醒我们，大多数外交政策的决定是不能与政策的执行过程分离的。而这正是心理环境（决策者所看到的世界）与操作环境（世界本来的样子）相抵触之处，其结果要么令人满意，要么令人失望。这也是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著名的“存在性理性与程序性理性”区别（1976）发挥作用之处。一个经过精心管理的决策过程，即使通过了亚历山大·乔治关于获取和管理信息、有效协商和移情的程序性检验，仍不能保证会出现好结果。而另一方面，不遵守这些程序性指南很可能得不到想要的结果。
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 2005, 230）也提醒我们：在任何决策情境下，“总有探讨孰是孰非的余地”。然而，研究者若从一开始便清楚地判知决策者的意图，就可以减少这种“余地”。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 1962, 67, 80）有关“环境目标和占有目标”、“中期目标和终极目标”和“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的区分可以作为减少这种“余地”的起点。
对特定决策成败的评判，也应考虑到施加在决策者身上的束缚。乔治（1980，2—3）提醒我们：决策者在寻求高质量的决策、审慎地管理实践、精力和人员及协商一致的需要之间，经常面临“权衡困境”。在国际危机中，这些及其他“有限理性”的来源可能会变得尤为严重。不幸的是，正如勒博等许多人所提醒的那样，“在一个决策错误可能导致破坏性巨大的冲突的时代，没有什么是可以接受的错误”。
6 结语赫德森（2005，21）在《外交政策分析》（Foreign-Policy Analysis）创刊号发表的文章中指出：“由于外交决策分析与国际事务相关，因此它渗透于社会科学和政策领域的方方面面。”这一阐述同时凸显了外交决策分析领域所具备的巨大优势与弊端。理解外交决策形成的方式及原因，对于发展一种综合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无可争议的重要性。但是，这一主题可能会极其抵制系统分析，借用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广为人知的话来说——与其说它们像“钟”一样运行有序，不如说它们像“云”一样飘忽不定（Almond and Genco 1977, 489—490）。此外，由于受到借用和组合国际关系或其他社会科学子领域的理论的间接的影响，研究者可能很容易失去关注的焦点。不过，本章已努力展示出，自斯奈德、布鲁克和萨潘40多年前向研究者们引介他们的基本假定以来，外交决策领域已取得实质性进展。
本章也显示：在冷战结束前，外交决策的分支是由研究美国外交决策制定的美国学者主导的。好消息是，为丰富我们对其他国家和文化中的外交决策的实证和理论理解，下一代国际关系学者已经接受了这一显而易见的挑战。一些学者通过研究不同“知识制度”（Jin 2001）代表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取得了进展。
外交决策的研究正变得越来越国际化、跨文化和跨学科化的事实，当然是好消息。另一方面，这些趋势使一个日益复杂和可渗透的研究领域中重要的研究设计问题进一步恶化。国际体系中的变化，进一步凸显跨国家、次国家和非政府机构的作用，我们必须将它们的决定和行动考虑进来，这使得上述情况更具挑战性。之所以说对研究外交决策感兴趣的下一代专家而言，做出与21世纪形势变化相适应的新的导向性阐述和先于理论指南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原因即在此。尽管罗西瑙等人为发展比较外交政策分析这一分支尝试地做了些批评，下一代学者不能忽视系统分析、累积和理论建构的必要性（Neack, Hey, and Haney 1995）。与此同时，国际关系学者应继续发展有关外交决策的新的中程理论，如果考虑到亚里士多德那句耳熟能详的名言：“在事物本质允许的情况下，要精益求精”，这样做就不会受害于“狭隘的经验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