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自下的国际关系
戴维·布莱尼/纳伊姆·伊纳亚图拉
批判理论家揭示当前社会秩序中潜在的未被“解放的”潜力以此驳斥现代性已耗尽的观点。由此，批判理论学说将其自身置于现代性话语内。相反，“自下的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below）既要将其置于“自上的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above）之中，也有必要跳出这一范畴。“自下”既暗示了一种地缘政治空间，也是一种评价阈值：空间可以指南半球国家，也可以指第三世界；而阈值一词指某种文明或物质基础水平之下，尤其指达不到根据自身愿景来改变世界这一重要能力。[163]那些想象自己生活在“自下”的世界中的人们怀有一种复杂的批判愿景：他们生活在一个大体由这些“自上”的世界所创造的理论和实践中，同时也生活在批判实践（critique praxis）的“自上”的替代愿景所定义的世界中。从这一批判角度讨论会招致自上的轻视，使得“自下的国际关系”置于该学科之外。有趣的是，这种“自下的国际关系”的错置构成了国际关系学科的整体。在被置于国际关系之外，成为构成其他国际关系理论的必要要素之时，“自下的国际关系”挑战了主流现代/西方的本体论和原子论观点，强调了当代机构和进程（包括“上层”和“下层”的相互交融）在历史上的共同构建，提出了另一种未来的可能，而现代性对潜在的或已实现的进步的关注导致这种可能性通常被禁止。
1 预言中的教训：抛弃依存理论20世纪60年代的依存关系理论学者预言了“自下的国际关系”的地位。依存理论为国际体系的运作提供了一种反向分析：国际体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帝国周边小国作为帝国附庸的经历（Slater 2004 118—120）或追溯到不结盟运动的“新殖民主义”政治语言（Young 2001 44—45,51）。尽管最初依存理论主要是与拉美作者相关，其中最突出的学者包括费尔南多·卡多佐（Fernando Cardoso 1972; 1977, Cardoso and Falleto 1979）、奥斯瓦尔多·桑克尔（Osvaldo Sunkel 1969; 1973）和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 1970），其原因并非仅仅因为他们用英语写作。依存理论家和其他有涉发展不平等的理论家，如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 1974; 1976），认为国际体系——国家体系的多种结构以及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劳动分工——的历史发展导致了多种形式的系统性的欠发达状况（一些地方发展停滞，其他地方的发展进程扭曲）。[164]不同的依存机制，包括外部军事占领、跨国投资、不平等的贸易关系、全球金融安排以及将周边国家置于体系中心的主导之下以此限制国家的发展。尽管是一种全球体系，其活跃场所、社会结构和随之而来的阶级关系却是跨国的，同时存在于与周围国家和地区的内部和外部。尽管如此，这些依存和主导（domination）的结构将大范围区域排斥在外。周边国家的经历不能复制发达区域，因为后者已经将前者非对称地融合到了这个更为广泛的生产和治理体系。认为周边国家是传统的或欠发达的观点是意识形态上的偏差，传统的政策建议确保了这些周边国家不断被边缘化。其他方式或许可以促进建立独特的国家经济一体化或有选择性地脱离全球资本主义结构，尽管任何有效的回应要求重新联合周边国家内部不同阶级的力量，最终达到转变全球结构的结果。
北美主要学者以学术术语证明了依存理论的短暂摇摆，尽管这可能与第三世界运动的对立政治衰落的关联性更强。[165]正如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 1990, 229—230, 233）认为，依存理论“不可避免地具有意识形态特征”——与传统社会科学相比，是“退步”。类似地，罗伯特·帕克南（Robert Pakenham 1992, 29—30, 43, 103—104）强调依存理论不科学，因为它的批判地位使得它不可被证伪。在确认了依存理论的起源来自“落后的”区域后，帕克南（1992，255—260）并没有将依存理论的支持者与科学或理性联系起来，而是与“电影院”、“戏剧”或“符号和仪式”联系起来。由此可见，依存理论家忽视了合理性，回避了从相互依存中双方可获得的明显益处（Pakenham 1992, 306），这也就毫不令人惊讶了。
其他人更加审慎，但仍然将依存理论置于学科讨论之外。在一篇回顾文章中，詹姆斯·卡普拉索（James Caporaso 1980, 622—623）承认了卡多佐和恩佐·法莱图（Enzo Faletto）对待历史的不同态度；他们拒绝了牛顿式的时间观念——同质、无限可分、纯粹，这种观念会陷入一般化；他们采纳了一种“笨拙的”或“定性的”时间观念，限制我们在超出特定时空之外的一般化。[166]卡普拉索并非以依存理论自身的概念去评价这一理论，他（1980，615）坚持“可证伪和可核实”的学科标准，不这样的话“科学事业就不能成功”。即便是如此大度的文章，依存理论仍然被置于国际关系之外——作为一种非学科的理论，它的科学上的不成熟和政治上的不谨慎（非理性）的地位有助于确保国际关系在认识论上的优越性。卡多佐（1977，15—16）认识到了这种危险。为了获得学科上的尊重，依存理论被纳入统一的、静态的并且可证实的命题中；根据具体情境所做的动态和辩证分析，这些命题歪曲了依存理论的历史方法。
这种“稻草人谬误”很容易被击破。在最近发表的反思文章中，卡普拉索（1993，470）提道，“依存理论的死亡，更多是由于忽视，而不是正面批评”。依存理论的建构被置于可接受的知识生产和政策影响之外，这揭示了国际关系的一个关键特征：对替代性和相互竞争主体的打压与奉为圭臬的进步性理论相对立。现代生活的政治和道德的可能性存在于进步理论中的全体和部分之间的张力。一方面，有人认为，政治和经济发展与现代西方文明扩张到包含全球的文化空间是同构的。另一方面，自早期在欧洲普及共同的发展蓝图失败后，政治和经济发展也与主权联系起来，成为一项原则以推定各个国家寻找属于自己的有意义的发展。“正统的”国际关系理论通常支持一种一元的愿景来引导这种张力，并假设现代性的承诺（即政治和经济发展）只有在国家内部才有可能遵守。这种自我限制的理解压制了一元的愿景所依赖的广泛的社会理论。
与此相反，依存理论家通过探索主权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全球资本主义的首要任务之间产生的紧张关系，从而恢复了整体和部分以及国际关系及其更广泛背景之间的张力（Blaney 1996）。通过强调资本主义全球逻辑核心的主导关系，他们揭示了这样一个谎言，即发展是一系列独立的国家计划。但是，发展是在全球体系的进程中推进的，一些国家受益而另一些国家就被排斥在外了。因此，依存理论是一种强大的内部批评形式，根植于当前的全球政治经济。对不同第三世界国家的野心的聚焦和对追求发展和自决的民族的关注，不应当掩盖这一深层次的观察：周边国家的境况体现了在现代国际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愿景中存在的内在张力。
卡多佐认为无论从方法论还是从批判的目的来看依存理论研究并不是什么新事物。但是，这些研究“成为重新建立一种经济框架和主导（domination）框架的分析传统所付出的努力中的一部分”（Cardoso 1977,10）。区别在于，“在拉美被认为是陈旧的思想潮流，而在那些靠近拉美的地方，这一潮流竭力使自己能够在这些地方的机构展开的讨论中发声”，包括各种不同的官方机构和“北美的学术圈”（Cardoso 1977, 9）。卡多佐在这里强调了比拉美那一阶段批判思考更多的东西；他将这项工作置于对现代性的激烈回应的漫长历史之中（Cardoso 1977, 8—9）。他暗示，在现代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理解框架下，依存理论重新唤起了一股思想潮流。果真如此，那么尽管依存理论作为内在的“自上”的传统，这一合法地位却被排除在知识生产和理性的政治实践之外了。
尽管如此，零星的依存分析依然不断涌现。例如，我们发现有人认为第三世界的地位有必要改变我们对国家安全的理解。对于穆罕默德·阿约伯（Mohammed Ayoob 1989; 1995）来说，采用暴力方式将这些地区纳入国际社会让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成为入侵者，但同时也建构了一种认知，即建立国家成为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精英的主要任务。对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来说，现代化的挑战似乎成为一个核心的安全议题。因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依存理论的繁荣时期，我们可以从中读出第三世界联合的“经济”需求及其对国家安全和精英地位的关心。第三世界的联合最终被强制演变为屈服（submission），而现实主义和自由派国际关系也分别退回为大国的阴谋（并将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问题边缘化）和建立自由的全球秩序（认为这些国家是激进现代化的对象）。但是，在那时候，我们没有准确理解冲突的本质和国际社会结构中内在的危险。如果沿着依存理论隐含的观点，我们可能探究得更深入。塔拉克·巴卡维和马克·拉菲（2006，333，344—352）将安全问题研究的失败归结为没能“共同研究强弱两方，而正是这两方共同创造历史”。本体论个人主义根植于自然神话或类似于新古典经济学，导致了安全研究的结论认为没有缘起于非西方的冲突，因为非西方尚未现代化。这种本体论个人主义没有看到“世界政治的建构特征”，也忽视了这一观点：当代冲突的源头并不是国际关系所想象的“独立的客体”，而是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关系”。
2 被建构的他性如果依存理论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国际体系中第三世界空间的差异化体验，那么这种差异被有限地表达出来，并且经常受到现代主义的限制。正如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 2000a, 41）所说，“欧洲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共同完成了“民族国家作为最理想的政治社区形式的普遍化”。在追求国家自主的过程中，依存理论模糊了身份和空间的多样性，而身份和空间表达并塑造了统治的不同体验，以及社会体验的另一种表达（Manzo 1991, 8—9; Slater 2004，第6章）。一项近期对“不同伪装之下的政治”的探索是南北关系从世界政治议程中消失的结果，同时也是由于依存理论家提出的政治经济话题已经通过构建一项关于自由贸易和良好治理的自由主义“共识”而得以解决（Darby 2004, 2, 5—6）。尽管到20世纪70年代末，一项旨在表达身份和差异的后殖民主义运动在社会学理论内部崛起，但菲利普·达比（Phillip Darby）和阿尔伯特·保利尼（Albert Paolini 1994）后来指出，这项运动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相对较小。吉塔·乔杜里（Geeta Chowdhry）和茜拉·奈尔（Sheila Nair 2002，1）也认为后殖民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依然被国际关系边缘化。
后殖民主义立场的支持者经常将他们的工作视为对国际关系基本概念和方法的正面攻击。[167]保利尼（1999，5）认为该学科对国家和主权的执着导致学者忽视了有关“身份、主体性和现代性”的问题，而这些概念适用于全球。他暗示，国际关系没有深入挖掘“基本的人类文化和身份领域”，因为正是在这一领域（而不是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国际关系才拥有特权般的优势。就这一点而言，后殖民学者的担忧与国际关系中出现的解构主义作品相吻合。例如，戴维·坎贝尔（1996,164—165）认为国际关系由一种“解决”身份问题的国家话语构成；国家的“中心性”（centrality）被视为“简单反映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可以被客观理解），而不是作为一种忽略其他可能性的权威宣示。可能与后殖民主义的学术精神更为接近，罗克珊·林恩·多蒂（Roxanne Lynn Doty 1996, 3, 8）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至国际关系核心的“帝国的相遇”（imperial encounters）：“在非对称的‘相遇’中，一方实体能够构建‘现实’（realities），这些现实被认真对待并成为认知的基础，而另一方实体则被剥夺了同等程度或同种类的施为（agency）。”即便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国际关系仍然看起来是“表象实践”（representational practices），在这些实践中，西方帝国建构出了另一方，将普通人和学者所“理解”的身份种类固定下来。
“后殖民分析敏感性”的任务关注“差异、施为、主体和反抗”，它从根本上挑战了“西方关于进步、文明、现代化、发展和全球化的话语”（Slater 2004, 163—164）。对蒂克纳（2003，302—307）而言，普遍主义和非线性概念是国际关系的中心议题，如果破坏这些议题，那么不同文化空间和时间里的知识将会重新被发现，而这一任务一直是国际关系无法达成的。说得更加尖锐一点，查卡拉巴提（2000a，29）宣称，被误以为是社会科学的那些东西“一直以来是在绝大多数人类——生活在非西方的国家——的相对或绝对无知中产生的”。正如希马迪普·姆皮蒂（2004，3）隐晦地指出，国际关系在全球处于文盲的状态（global illiteracy）。因此，后殖民主义的学术研究代表了一种对抗性的“殖民遭遇（colonial encounter）之中、之间和之外勾画身份的参考框架（frame of reference）”，鼓吹“特殊性和边缘性”，希望看到“第三世界各民族在一个去欧洲化的复苏和差异的空间里勾勒出独立的身份”（Paolini 1999，6）。这一过程一直都被称作“想象力的去殖民化”和“文化多元性的重新评价”（Pieterse and Parekh 1995, 4, 14）。
然而，乔杜里和奈尔（2002，1）宣称，后殖民主义的立场远不止于此。后殖民性突出“权力的运行”而忽略了“为各种全球等级制度背书的种族、性别和阶级的进程”，关注“全球不平等和正义”问题。[168]类似地，桑卡兰·克里希纳（1999，xviii）也呼吁“后殖民主义参与的政治”，推动我们超越“所有（国家的、民族的、语言的和宗教的）身份”去自然化的过程，转而加入抗争之中，不是为了超越身份，而是“为了我们生存的世界的正义和公平而奋斗”。进入后殖民主义语境，斯莱特（2004，199—200）表示我们加入了一场抗争，为全球的确切含义（可参见Muppidi 2004）、不平衡的全球化结果（可参见Biswas 2002）和安全要务的当代定义（可参见Barkawi and Laffey 2006）而抗争。后殖民国际关系可能包括但也超越了依存理论家的担忧。
后殖民国际关系（以及其他批判理论，如挑战现代主义的某些女性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理论）很少在描述该学科状况时被提到（Walt 1998;Snyder 2004）。这丝毫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正如基欧汉（1989，162，173）所说，对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反思性强调只会使学者偏离“世界政治”研究这一项真实的任务；如果不采用合适的“研究项目”模型，对国际关系的各种批判“将仍然处于该领域的边缘，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占据主导的实证研究人员的重视”。这种观点几乎没有为拒绝正统观点的那些人留有余地。
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同时，达比和保利尼（1994，371）呼吁从后殖民主义“自下的国际关系”的视角改变（bridging）国际关系“外交孤立”的现象。但是，这种“改变”的说法可能并不是很合适，因为后殖民主义的对抗性姿态从内到外都是一种“自上的国际关系”的视角。更准确地说，后殖民主义的表象实践和身份建构的过程构成了国际关系本身：正确的国际关系“研究计划”实际上已经预设了殖民权。我们认为依存理论分析家转变了我们的视野，坚持认为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到各个部分——各个国家——由整个国家体系和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以及资本主义的帝国史）所决定，这样一来，我们一直都在整体之中。后殖民主义分析呼吁采用类似的转变，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它坚持排除他性（otherness）。也就是说，后殖民主义的愿景也要求扩大社会理论的范围，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自下”的行为体和身份是如何被西化和现代化这些更为庞大669的体系所决定的。与依存理论不同，后殖民主义的转向借鉴了后结构主义的论证方式（Young 2001, 418），不仅仅将非西方和非现代视为外在的，而且看作西方和现代定义之外的他者。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Mitchell 2000, 4—5, 12—13）将后殖民主义的这种立场视为“被建构的外在”（constitutive outside）。他认为，独特的欧洲身份是对差异采用殖民管理的结果——通过“区分种族、性别、文化和阶级”制造的结果。对米切尔来说，现代性“取决于脱离其控制的先祖和力量，尽管现代性并不承认这一点”。
拒绝承认非西方和非现代已经是西方和现代内部融为一体的构成要素，这正是殖民主义如何被外部化的原因。就像依存理论家一样，多数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工作是内向性的，在国际关系内部揭示了他者的压制。但是，与依存理论家要求实现现代性承诺不同，后殖民主义批评的积极一面是希望这些揭示被压制的他者可以帮助我们寻找其他资源以思考这个世界（Chakrabarty 2002, xx, 第3章）。例如，阿图罗·埃斯科巴尔（Arturo Escobar 1995）认为发展的话语去自然化为社会生活被压制的、本土化的想象创造了空间。但是，我们并不清楚后殖民主义立场本身是否可以立即找到其他的资源。国际关系可能需诉诸不同于以往的来源，例如检索人类学或历史学的档案中有关生活方式的叙述和之前被压制或如今被认为无关紧要的复杂的跨文化关系组织（参见Manzo 1999; Euben 2002）。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国际关系的这种否认来理解国际关系（Inayatullah and Blaney 2004，尤其是第一部分）。“现代性/无政府主义”的二元性在这种压制中起着关键作用：无政府主义失调成为现代化这个“解决方案”的迫切“问题”，在文明的话语逻辑下，似乎成为唯一的解药。系统性的无政府主义逐渐被认为必须要通过全球关系的现代化加以驯服，即国际经济相互依存、自由政治社区和全球范围内的“市民社会”。
通过这种方式，“自上的国际关系”，包括那些看似批判并且依赖于渐进展开现代性的方法，将其置身于现代和野蛮之间想象的界限之中。相反，“自下的国际关系”由于其试图代表、教化和恢复野蛮人的声音似乎看起来已经超过国际关系范畴，也凸显了它的构成要素。如果将达比和保利尼的隐喻展开，那么我们需要的并不是缩小，而是挖掘；深入挖掘国际关系文化以此揭示深藏国际关系内核的表象实践，这样我们方可寻找到重新思考国际关系的资源。
3 政治经济学的回归和挑战尽管后殖民主义宣称对抗全球权力结构，但是关于后殖民主义转向的文化分析并没有充分介入政治经济学领域。达比（2004，16—17）为国际关系中的后殖民主义思想家出现的这种令人惊讶的忽视感到痛心，认为正是一种普遍的自满文化才让人们认为全球化没有替代性方案。保利尼（1999，204）指出后殖民主义思想出现了一种抛开“物质条件辩论”的普遍倾向。两人都从后殖民主义忽视的地方觉察出了异样。
米切尔（1998，84）指出，“经济”被认为是指“先于并独立于其表象而存在，因此与社会理论的话语建构相对立”。经济与在同质时间内展开的自然固定的法则有关。相反，后殖民主义运行于人类文化领域，揭示哪些被去历史化和自然化了。正如斯里福特（2000，692，698—699）警告，对文化的强调已经导致许多思想家“几乎不关注经济学”，认为这种对立本身构成了文化转向，“文化之所以是文化，是因为它身上经济的污点已经被洗净了”。庶民运动（subaltern movement）的近期发展史暗示着这种区分已经构成了文化研究（Chakrabarty 2000b; Chaturvedi 2000）。苏米特·萨卡尔（Sumit Sarkar 2000, 304—305）解释认为，对跌入经济还原主义的恐惧导致后殖民主义学者在“自治”的精神世界和“主导”（domination）的社会经济世界面临“分歧”。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 1994, 331）的观点更为尖锐：后殖民主义批评家“否定资本主义在历史中的基础性作用”，从而将他们从直面“当代资本主义”的境地中解脱出来。
但是，利用这种方式来限制后殖民主义研究是毫无理由的。与米切尔一样，德里克（1994，350）也认为欧洲中心主义“正是建构于资本主义文化之中”，因此，我们很难想象出任何无须直面政治经济学挑战的严肃的西方去中心化或地方化（provincializing）。这就意味着，依存理论的经济学观点很难与后殖民主义的文化工具结合起来，而更多的与后殖民主义思想家已经运用在“自上的国际关系”之上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结合。如果资本主义、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通过“自上的国际关系”而由他性所建构，那么自下的国际关系可以进一步揭示其作为“被建构的他者”是如何内在地包含政治经济的其他文化。
4 结语“自下的国际关系”提醒我们，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还是结构主义——将各个国家和集体看作是逻辑上独立于资本主义或现代性的各种庞大体系的部分，而这种方法论有着政治目的。在“科学”的面具之下，本体论个人主义将我们的注意力从时间和空间的同构转移。这种方法论一方面斩断所有其他线索，将国家视作一元实体，在另一方面教条式地断言当前的发达国家是欠发达国家的模范。其狡猾之处在于，“自下的国际关系”认为当代国际关系体现了西方进步理论。它使得我们关注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各个国家是否可以自主或作为一个整体体系实现发展；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分析以及表象战略和文化分析的分离均无任何成效。与此同时，“自下的国际关系”利用其作为“被建构的他者”的优势，凸显了国际关系作为社会理论成员之一的潜力，并致力于研究自身和他者之间的关系。此外，它还为我们思考一种超越传统和批判的“自上的国际关系”的未来提供了资源。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