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前霸权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
理查德·利特尔
本章主要考察前欧洲大国，特别是英国，其过去和现在的地位是否影响了理论学家的国际关系研究。目前，人们对该话题的关注较少；一方面，这是因为实证主义认为社会科学的目的是发展出一种独立于时间和空间之外的关于现实的观点，即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 1986）的“本然的观点”（view from nowhere），而这种观点也广为人所接受。但是，另一方面，这同样是因为人们普遍相信美国的学术界在学科上占据了统治地位，因此削弱了国际关系理论在美国之外自主发展的潜力。
本章驳斥了上述观点。首先，本章承认后实证主义的观点，即我们没有其他的道路，只能采用了一种“从某处看”（view from somewhere）的视角，因此我们的分析也必然包含主观维度。尽管实证主义者坚持认为对知识的求索必须超越国界，但后实证主义者却意识到对知识社会学的需要，因为知识社会学突出了理论家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而这些方式反映了他们自身的历史经验及其独特的智识和体制的基础。大多数学科肯定有其国家的思想发展史，但是后实证主义者坚称，这些“从某处看”得出的观点没有理由不是客观的。第二，本章质疑了霸权的观点，认为即使我们仅仅关注英国也很快发现，即英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存在自主发展的因素，而这一理论的发展也与英国作为大国的兴衰有关。
本章第一个部分探讨霸权观点，并将前欧洲大国纳入讨论范围后指出其存在的反常之处。在第二部分，作者将重新评价这些反常现象，并提出观点，认为不仅承认在美国之外理论发展的重要性是必要的，而且一旦这些理论的发展被凸显，那么这些反常现象均可得到解决，但前提是重构国际关系理论如何发展的传统论述。
1 当美国霸权遭遇欧洲反常 1.1 作为学科霸主的美国按照斯坦利·霍夫曼（1977）的观点，国际关系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是在1945年之后崛起的，当时美国成为全球大国，领导人也认识到“智识指南针”对指导未来行为的必要性。但是，霍夫曼坚持认为，美国依靠并且也取得了建立一门新学科的独特的体制优势。首先，需要美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间保持紧密关系；其次，美国各种基金会为满足政府需求和利益的研究提供了资金；最后，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要求有足够的灵活性来开辟新的研究和教学领域。霍夫曼认为，与此相反，欧洲并没有这些制度优势的特点，因此国际关系理论的演变一直以来都是一项美国人的事业。
尽管美国人并没有对国际关系的发明拥有知识产权，但是，人们一直认为美国在全球享有学科霸权，掌控着该领域的研究议程。尽管英国和其他前欧洲大国可以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但至多也不过被看作亦步亦趋，遵循着霸权国家设定的策略。所以，国际关系并没有提供“中立的观点”，而仅仅是美国的观点。
在承认霍夫曼的“天才般的洞察力”的同时，奥利·维夫（Ole Wæver1998）认为，至今为止尚无严肃考察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全球学科的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他将致力于纠正这一现象，通过采用一种精巧的模型来获取允许国家间比较的国家“画像”。这一模型不仅揭示了国际关系中可感知——可解释的国家间的差异，也展现了美国和欧洲之间存在的理论和方法论上的鸿沟。
奥利·维夫（1998）将这一模型应用到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证明这一模型的关键特征远早于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之前。但是，他仍然认为一门学科并不仅仅是那些用于组织知识的种类，更关键是组织学者和大学的种类。奥利·维夫认为知识经常是流动的，而制度往往是抵制变化的。所以，我们可以将国际关系追溯至很久以前这一观点可能是正确的，奥利·维夫同意霍夫曼的观点，认为只有在1945年后的美国，国际关系才以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尽管其组织架构开始缓慢地被其他地方复制。随着国际关系学科扩张，在该学科的全球舞台上，美国有效地取得了霸权地位。但是，尽管欧洲人最初非常乐意接受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以此复制美国的地位，但是维夫的预测认为，随着理性选择理论在美国的影响力提高，这些欧洲人越来越敌视美国的理论，开始开辟自己独特的理论。维夫在总结中提出，这一发展最终提前结束了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霸权地位。
维夫的社会学方法毫无疑问为识别国家发展轨迹的存在创造了空间，有效证明了前欧洲大国之中的三个国家现在发展出独特的研究路径。所以，维夫可以向人们展示在19世纪的德国国际关系，尤其是现实主义观点潜藏于历史学之中，因此抑制了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不过，在随后的世纪里，这些移民美国并对国际关系感兴趣的欧洲人发现他们的学科在这里属于政治学范畴，这可能是因为受到了自19世纪以来日耳曼思想对美国政治学的影响。
维夫的整个观点（1998，689）强调了美国现在的霸权地位，而其他国家现在与美国之间“巨大的贸易差”也说明了这一点，而“出版、引用，特别是理论借用的模式”也给予印证。当然，美国的重要性是无可辩驳的，但是将霸权地位归结为美国的学术界催生了一系列的反常现象，因为这低估了在前欧洲大国间国际关系发展中所观察到的自主程度以及这些国家的理论发展在美国产生的影响。
1.2 欧洲移民的反常现象尽管霍夫曼提出了国际关系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但是作为一名移民美国前在法国接受学术训练的奥地利人，他承认促使美国国际关系发展的诸多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欧洲移民的拥入。威廉和安妮特·福克斯（William and Annette Fox 1961, 339）将美国国际关系学科中的“暗流涌动、活力和多样性”归功于那些“在很多情况下来自欧洲并且学术训练同样在欧洲完成”的学者。这就意味着，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崛起具备更多的世界性基础，而不是“一门美国社会科学”这种说法最初所描绘的纯粹图景。
但是这些欧洲移民一直以来都被视为“特洛伊木马”，因为他们将新方法渗透至国际关系学，而这门学科长久以来与前欧洲大国密不可分。斯蒂法诺·古奇尼（Stefano Guzzini 1998）认为，现实主义就是这些移民成功引入美国的，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让美国的领导人熟悉19世纪欧洲的外交准则。这些自封的现实主义者认为美国的外交传统并不包含强权政治的粗暴手段。但古奇尼认为，随着新的学科研究的崛起，国际事件很快就将现实主义从主导地位拉下马来。同时，他也观察到，现实主义从一开始为了扩大在美国的影响力，只能尝试赋予这些欧洲的外交准则以社会科学的光环，除此别无选择。当经典现实主义逐渐失去科学的光环，实证主义在美国受到追捧，此时经典现实主义让位于语言更加科学的新现实主义。在古奇尼看来，这只不过是为了保护现实主义的主导地位而做的无谓挣扎。
1.3 英国的反常现象维夫的模型清晰地展现了任何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显著影响着这个国家社会学家的研究路径。这并不是一种新的观点。在E. H. 卡尔（E. H. Carr）的英国国际关系研究中，这个观点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卡尔看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采取了一种他称为“乌托邦方法”的国际关系实践，尽管这种方法出现的时间更为久远。此外，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 2005, 143）坚持认为这种方法一直都存在于英国的学术界和知识分子身上，一直延续到理想主义者那里，而理想主义者在思考国际政治时一直忽视了权力的关键地位。所以，尽管卡尔给予理想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但是理想主义“出人意料地回来了”。约翰·米尔斯海默（2005，143）认为，在当代社会“几乎所有的英国国际关系的理论家都是理想主义者”。约翰·哈斯拉姆（John Haslam 2002, 210）也认为，自卡尔以来，英国“一直试图培养出一位具有现实主义传统的思想家”。哈斯拉姆还认为，英国大国地位衰落阻止了理论家们进一步发展卡尔的观点。尽管哈斯拉姆（2002，210）承认知识分子很少有意识地回应1945年后英国权力的根本性转变，但是“很难忽略这种下意识觉察到工作环境的变化”以及“随着英国国际地位下降，权力和国际关系的原创性学说的影响力也在下降”。
克里斯·布朗（Chris Brown 2006, 677）做了一项范围广泛的评估。随着英国衰落，理论家现在“几乎”发出了英国国际关系话语的“主流声音”。这是布朗的出发点，尽管发出这样的声音是以牺牲理论家与更具实质性的话语研究领域脱离为代价。正如他所看到的那样，三十年前，英国学者是从国际关系上的一系列具体问题来解读理论的。根据布朗（2006，677）的观点，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开始“将熟悉的实践问题理论化”，他的理论所探讨的问题也是“任何一个关注国际关系的人应该考虑的”。相反地，布朗（2006，680）认为，当代英国学派的理论家有责任“将他们的研究置入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的传统之中，而布尔几乎没有给予关注”。因此，理论学家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其他人员之间产生了隔阂。但是布朗也认为，之所以产生隔阂，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于英国的理论家已经抛弃了对解释性理论（explanatory theory）的追求而转向解读性理论（interpretive theory），而这一点正是区分英国和美国在国际关系理论化的特点。在布朗（2006，683）看来，出现这种发展状况，“英国作为世界大国地位的衰落”，并且理论家现在已经假定试图改变一个已经不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是没有意义的，这两点也是其中的原因。
1.4 英美的反常现象当代和日益扩大的英美理论的鸿沟表现出双重异象，如果我们认为存在一种长久的、反映一个群体共享的国际关系的思想传统。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 1956, x）也是一位欧洲移民，他观察到盎格鲁美国和欧洲大陆学者之间的鸿沟，认为这种鸿沟并非偶然，其“根植于英国和美国的政治经验之中，而这种经验为知识界所吸收”。沃尔弗斯关注英国和美国的“战略孤立”（strategic insularity），认为在大多数时候，这两个“岛国”出现外部入侵的风险十分低。由此，沃尔弗斯得出结论，认为盎格鲁美国理论家发展出一种与欧洲大陆理论家十分不同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由于欧洲大陆国家一直受到外部的威胁，这些国家的理论家们认为“几乎没有任何余地从巨大的需求中拯救道德价值”（Wolfers 1956, xx）。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国家必然性或国家理性的观念“对英语世界的政治哲学家来说仍然是陌生的”，相反，这些政治哲学家认为政治家享有同等的自由“选择正确的外部行为的道路，正如他们在内部政策上所做的那样”。沃尔弗斯坚定地认为，尽管如托马斯·霍布斯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一些盎格鲁美国理论家长久以来被视作现实主义者，但是他们也会强调“政治选择中的道德层面”以及温和和自律的必要性，而欧洲大陆理论家往往强调道德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之间的冲突（raison d'état）（Wolfers 1956, xx）。
但是沃尔弗斯承认，到20世纪中期，英国和美国失去了各自的“岛国”地位，“从外部施加的危险冲击的角度来看成为‘大陆国家’”。结果，两国长久以来建立的思维传统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带着怀疑的态度接受欧洲大陆的“必然哲学”（philosophy of necessity）；另一方面，采用纯粹的基于权力的政策，而这些政策的基础并不是必然哲学，而是一种可以带来“合适的道德标签从而迎合自我的正义感”的虚伪理论。
形成对照的是，沃尔弗斯（1956，xxvi）提出一种不与传统决裂的新方法，这种方法基于这样一种判断，即所有国家拥有“不同程度的节制中的选择自由”。
卡尔（2001，74—75）也承认存在一种“操英语语言”的思想传统，尽管他视这种传统具有两面性，他认为“说英语的人们主导着国际社会的道德观且这些人都是极端虚伪的人。可见的事实是当前国际道德（international virtue）的准则主要由这些人经过一个自然且无法回避的过程建立起来的”。因此，从卡尔的角度来看，盎格鲁美国的传统建立在一个比简单的共同地缘政治现状更为广泛的基础之上，体现了一种为增进两国利益而创建的体系。因此，在发现1919年之后的盎格鲁美国传统包含着乌托邦主义时，卡尔（2001，65）一点都不感到惊讶，因为他坚持认为“乌托邦主义的学术理论和伦理标准远不是绝对的和先验的原则的表达，在历史上受到诸多限制，是环境、利益和为攫取利益而使用的武器的产物”。基于相同的原因，卡尔（2001，97）指出，当利益没有受到挑战时，乌托邦主义者自身也没有认识到“政治权力在持续而静默地运作”。
2 英国衰落和英国学派的兴起1936年，卡尔从其供职20年的英国外交部离职，成为威尔士大学阿伯里斯特维斯国际政治威尔逊讲席教授，在二战爆发后开始写作。因此，他的履历集中体现了霍夫曼所指的建立一门学科相关的关键特征。讽刺的是，卡尔几乎很快就离开了这门学科，他在1970年代写给霍夫曼的信中说道，对自己在推动国际关系学科形成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感到“特别自豪”。卡尔反问“‘被英语国家’称作国际关系的是什么？”，而不是分析如何“从国家实力出发来统治世界”。正如他所看到的，国际关系“只不过是主流国家对弱势国家行使权力的合理化”（Cox 2001, xiii）。而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他指出，英国不再是一个大国，他发现“我不喜欢大国”（Haslam 1999, 250）。
从这一点来看，国际关系是在大国之间发展起来的，并且在一个单极化世界里，国际关系学科应该具有霸权色彩，这几乎已经成为一条公理。但是，正如人们指出的，这种观点产生了许多令人疑惑的反常现象。我采用两种方式来解读这些反常现象。首先，这些反常相互抵消，并提供一个逻辑紧密但跨区域的学科发展的叙述。第二，解决反常的方法存疑，因为这种方法没有考虑到欧洲移民和英国学派所倡导的国际关系学科的多面性。关注英国学派，然后才有可能评价英国的国际地位衰落是否是促使英国学派理论发展的因素。
2.1 适应反常上文讨论的反常挑战了人们一直以来所认为的国际关系具有霸权色彩的观点，并推动人们从更加细微的角度来解读国际关系的发展史。根据这种细微角度的解读，国际关系理论可上溯至18世纪的美国和欧洲，尽管主要的分歧并不是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而是欧洲大陆的现实政治观点与英国和美国提倡的更加规范的立场之间的。这种规范立场显著影响了一战后两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但是，在1945年后，随着美国承认其在西方的霸权地位以及对欧亚大陆逐渐产生威胁，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受到了一群有影响力学者的观点的影响，他们在欧洲大陆成长并在那里完成学术的训练。他们助推了现实主义理论的宣传，并在一段时期占据了美国国际关系领域，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国际关系开始在英国和美国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2.2 重估反常因此，如果认真考察这些反常，那么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历史就被拉长了，也会将欧洲和美国的发展历程纳入在内。但是，这种转变了的叙述也导致了新的反常。例如，尽管人们一直习惯将欧洲移民与国际政治的现实政治观或大陆观联系起来，但是他们几乎总是与一种更加复杂而又微妙的国际关系学说相联系。如果我们带着同情的心态阅读汉斯·摩根索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摩根索以国际关系的多面性观点为基础，其理论区别于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开创了一条多元主义道路，其后很快为英国学派的理论家所接受（Little 2003）。摩根索的国际关系解读方法的核心是国际社会概念。由此，他强烈反对试图建立一种“本然的观点”的方法论，这些方法论也没有抓住被调查对象的整体性视角。冷战一开始，摩根索就担心美国和苏联之间缺乏任何共同理念，而正是这些共同的理念在过去创造并维持着国际社会。对于摩根索来说，冷战的真正危险是国际社会可能屈服于一种不受约束的强权政治主导的国际体系。尽管在短期他强调维持一个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但他把长期生存的希望寄托在世界社会的发展之上。
但是，摩根索和他的来自欧洲大陆的同行们在美国很快就被人们错误地认为是强硬的现实主义者，在实证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他们在方法论之争中败下阵来，对于国际关系的全面理解已经被分散的知识创造方法所取代。人们现在仅把现实主义看作是理性行为者在无政府主义舞台上的竞争，与用于解释合作和跨国主义等竞争理论形成比较——这是现实主义者忽略或没有加以解释的现象。但是，尽管这些欧洲移民提倡的解释性和整体性的方法在美国被边缘化了，相比之下，英国学派却奉行着类似的议程。按照邓恩（2007，127）的观点，该学派的理论家已经逐渐在英国占据中心地位。大西洋两岸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但是为了解释这种分歧，我们不能过于相信欧洲移民在美国的影响力。
2.3 英国学派的崛起菅波英美（Hidemi Suganami 2003）认为英国学派现在的良好形象也只是近期才出现的现象，在这一点上，他无疑是正确的。英国学派最初是一群理论家在英国日益衰落的背景下试图理解世界。但是，他们强烈地意识到，当代国际舞台是在英国过去作为一个关键大国的基础上搭建起来的。因此，这些理论家并没有考察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对抗，而是试图理解英国打下的基础，关注欧洲的国家体系是如何演变的。国际社会这个概念是在几个国家之间发展起来的，对此他们抱有同样的兴趣。尽管布尔（2002）为澄清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方法做出了最多的努力，但是查尔斯·曼宁（C. A. W. Manning 1957; 1976）才是奠定基础的那个人，他强调了国际社会的独特“结构”的重要性，并且与活生生的个人所组成的世界社会比较，国际社会是如何成为一个由虚构实体构成的“类社会”
（quasi-society）（Wilson 2004）。但是，正如布朗（2006，683—684）清晰指出的那样，这些理论家也认识到为了理解这个社会，他们需要一个“外交文化的民族方法研究”，必须进入解释性理论的圈子才能搞明白实践家们如何理解这一世界。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是比较容易地达到这些目标，因为彼时理论家和实践家之间还存在一种“俱乐部式关系”（clubbable relationship）。1950年代末成立的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里既有外交官也有学者（Dunne 1998）。
沃尔弗斯将英国的学术思想与盎格鲁美国的传统联系起来，这种传统是与大陆传统相悖的，但是英国学派斩断了这些联系，而是找到了一系列补充的欧洲理论传统：第一种与国际体系关联（沃尔弗斯的大陆传统），第二种与国际社会关联（沃尔弗斯的盎格鲁美国传统，尽管主要的英国学派理论家毫无疑问都是欧洲大陆人），第三种与个人而不683是国家构成的世界社会。英国学派认可了这三种传统的重要性（Little 2003），尽管世界社会这种传统近期受到诸多抨击（Buzan 2004; Clark 2007）。但在最初，由于冷战潜在的启示性后果，人们认为对国际社会的关注是十分重要的。卡尔（2001，87）在二战前曾承认，纯粹的现实主义“无法为我们提供任何东西，除了赤裸裸的权力争夺，而权力争夺是不可能构建国际社会的”。因此，与摩根索的理论一致，新兴的英国学派关注四分五裂的欧洲如何推动建立一个保证一定程度社会秩序的国际社会。
2.4 未来的国际社会研究：更加隐秘更加广阔尽管类似于米尔斯海默（2005）这样的美国新现实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认为国际社会的说法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从一开始英国学派的学者就认识到国际社会存在着隐秘的一面。马丁·怀特（Martin Wight 1966,93）曾指出，国际社会的“类社会”性质“隐藏、阻碍并且压制了一个个男性和女性构成的现实社会”。尽管已经认识到国际社会的这种潜在的压制性，第一代的英国学派理论家还是没有突出这个视角。国际秩序崩溃将会带来可怕的后果，鉴于此，布尔（2002）开始考察秩序的问题而不是正义。例如，他强调，随着国家权力的侵蚀和新中世纪世界（neomedievalworld）的兴起，可能出现反乌托邦的元素。国际社会的黑暗面之所以没有浮现出来，部分原因是第一代理论家的视野十分狭小地限制在欧洲中心论里。当然，他们承认欧洲之外还有一个世界，但是他们关注欧洲是因为他们认为支撑欧洲国际社会的权力体制仍将继续为冷战后的存续带来希望。但是，在冷战后，我们更难以忽略第一代理论家所回避的内容。尤其是有一种批评将目光投向了帝国主义和国际关系之间的关联，发现“英国学派著名的历史方法竟然忽略了这一历史事实，这一点十分令人感兴趣”（Callahan 2004,310）。巴里·布赞（Barry Buzan 2004）同意这一看法，并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殖民主义是定义欧洲的国际社会传统的主要体制之一。但是威廉·卡拉汉（William Callahan 2004, 307）也认为，英国学派的崛起及其对国际社会的重视“构成了帝国主义从积极的目标向消极的耻辱这种道德转变的一部分”。这种评价是不符合时代特征的。在建立英国学派的那些学者和外交官那一代，他们总体上对日不落帝国是持积极态度的。但是，在冷战后，新一代的英国学派理论家兴起，他们同意有必要重新评估欧洲大国的行为。爱德华·基恩（2002，xii）认为布尔陷入了大国已经鼓吹200多年的国际秩序这一概念中。既然英国已经丧失了大国地位，那么我们应该更加容易地跳出这种解释性的圈子，承认这些大国在殖民时代欧洲之外的疆土上建立了一种与欧洲大陆十分不同的秩序。进一步地，这种双重秩序依赖于种族主义假定；约翰·霍布森和杰森·沙曼（John Hobson and Jason Sharman, 2005）认为国际律师在宣传种族等级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更进一步地，铃木章悟（Shogo Suzuki 2005）指出了日本如何成功地利用欧洲的双重秩序，运用欧洲国际法去宣扬自己的主权，与此同时还采用文明的标准来证明从“未开化的”亚洲国家攫取领土是合理的。但是，为了理解种族对国际关系的复杂影响，我们有必要采用一种整体方法，同时接纳世界社会和国际社会这两种传统。伊恩·克拉克（Ian Clark 2007）曾证实，如果我们不去探究世界社会和国际社会这两种思想传统之间的相互作用，那我们不可能理解奴隶制如何在19世纪初就在国际舞台上被取缔。同样地，为了进一步认识国际关系的黑暗面，英国学派理论家需要扩大他们的参照系，更加有效地运用他们的整体理论框架。
3 结语英国学派不是英国唯一的理论学派。尽管如此，英国学派遵循了一种理论导向，这种导向触及了欧洲内部互有分歧但长期存在的思想传统。第一代英国学派理论家主要关注国际社会的角色，为此，在英国还是一个大国时，他们强烈依赖英国决策者的决策倾向。他们常常对这些倾向感到满意，以至于他们未能走出解释学圈子，并发出卡尔认为对客观理解国际关系至关重要的关键性声音。新一代的理论家如今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开始为英国学派的理论带来一个更具批判性的优势。英国学派思想的这种演变与美国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发展没有关系，相反，可以被看作是对英国丧失帝国和世界地位迟到的回应。尽管如此，本章传递的中心思想认为，我们轻易地夸大了美国的霸权思想在国际关系学科和国际关系的现实世界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