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凌晨5点左右，一通电话唤醒了这片广袤大陆上权力最大的人——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电话中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爆炸和火情，但核反应堆还完好无损。
戈尔巴乔夫第一反应是询问爆炸是怎么发生的。他回忆道：“毕竟科学家总是信誓旦旦地向我们这些领导人保证，反应堆绝对安全。亚历山德罗夫院士就说过，石墨反应堆甚至可以安装在红场上，因为它和茶炊一样安全。”除了表现出疑惑以及大清早被吵醒的不耐烦外，戈尔巴乔夫当时并没过多关注此事。他后来记得：“在爆炸发生的几个小时甚至当天，我始终无法理解为什么反应堆会爆炸，为什么大量辐射物会进入大气层。”鉴于当天恰逢休息日，他认为当时没必要再去吵醒其他党内高层或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戈尔巴乔夫同意成立一个国家委员会负责调查事故起因以及善后事宜，这符合处理重大事故的规范程序。最初发布的有关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警报表示核泄漏、辐射、火情、爆炸这四种紧急情况皆可能发生。1
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自凌晨2点40分起，就一直与乌克兰政府总理奥莱克桑德·利亚什科进行通话，向他了解事故情况。雷日科夫当时对事故了解得并不多，直到当天早上晚些时候他才知道更多具体信息。他记得自己当时并未过分担心。雷日科夫出生于乌克兰东部的矿工家庭，一生都在苏联机械制造业的管理岗位上工作，而机械制造业很容易发生技术事故。他问自己：“那里能发生些什么呢？任何发电厂——原子能发电厂、蒸汽发电厂、燃煤发电厂、油气发电厂里都有涡轮——装着很多刀片的轮子。”雷日科夫回忆起当天早上他的想法，“以前曾有过涡轮坏掉的情况，涡轮机出现些小毛病，有时涡轮甚至会刺入屋顶”。人们都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类事故。“我们更换设备，然后继续照常工作。”在这样庞大的国家内，事故时有发生，而这次不过又是一个小事故罢了。2
当雷日科夫来到办公室，在与负责监管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能源部部长梅奥雷茨交谈过一番后，他才意识到这次事故远比他想象的严重得多。这次不仅仅是屋顶被涡轮发电机刺出个洞这么简单了。至少需要更换大量设备，才能使一切恢复正常。梅奥雷茨是上任还不到一年的新部长，他可不想把坏消息告诉自己的上级。在第二十七次党代会上，他曾许诺在未来五年内将新建核反应堆的数量翻倍，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办法——减少核电站的设计用时。在就职后数月内，他有几次差点完不成电能生产和电网维稳两项工作——此前由于苏联电网震荡较大，电量供应不稳。现在他又遇上了这样的事故。
事故的发生使梅奥雷茨感到措手不及。他一直工作到凌晨5点，想尽可能掌握遥远的普里皮亚季城里事态的最新动向。谢天谢地，辐射值似乎被控制在正常范围内，伤亡数量也很少。但事故会延误今年的生产计划，也会危害电网的稳定性。要尽快让核电站恢复正常工作，否则今年的计划会无法完成，梅奥雷茨的职业前景也将不再乐观。梅奥雷茨所在的能源部向苏共中央委员会递呈了一份报告，报告显示他们对现在的情况基本乐观。
这份报告由梅奥雷茨的第一副部长阿列克谢·马库钦签署。他是乌克兰的前能源部部长，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也正是在他的监督下建成的。这份报告参考了布里奇哈诺夫提供给党内官员的那份报告。那份报告指出凌晨1点21分爆炸发生，四号核反应堆的顶部和部分墙体受损，爆炸同时引发了大火。火势在凌晨3点30分被熄灭。25名消防员和9名工程师被送往医院就医，但医务人员认为现在无需对核电站内的员工采取特殊保护措施或疏散普里皮亚季城内的民众。电站操作员正试着冷却核反应堆，能源部正调查事故原因，评估事故后果。一切都在掌控之中。3
一个新成立的委员会将负责调查此次事故的起因。中央委员会或部长会议中有官员建议成立一个尽可能高级别的委员会。而梅奥雷茨的上司鲍里斯·谢尔比纳将主管该委员会。66岁的鲍里斯是部长会议分管能源部门的副主席。他不仅看起来很强硬，说话做事也同样如此。该委员会包括梅奥雷茨本人、能源部的部分官员和科学家，以及来自其他部委和科学院的专家。委员会派出的第一批成员——来自各个部委的中等级别专家们——于上午9点左右离开莫斯科前往普里皮亚季。他们先飞抵基辅，从那里转乘飞机或驱车前往普里皮亚季与核电站。当天还有多架飞机抵达基辅，许多来自莫斯科的官员和专家也将前往核电站。4
4月26日下午4点左右，梅奥雷茨部长登上了离开莫斯科的飞机。他没打算在普里皮亚季待超过两天。那天是星期六，他希望下一周早些时候一切就能恢复如常。来自中央委员会的顶级核专家弗拉基米尔·马林同样十分乐观。辐射值始终保持稳定、没有升高的消息让他深受鼓舞。他告诉同行的另一位同事：“很神奇，这次事故居然没造成污染！那是个很大的反应堆。”根纳迪·沙沙林是梅奥雷茨的副手，他主管核电站相关事宜，他是在克里米亚度假时被突然召回的，现在他正着手成立专家小组对事故损害进行评估，并就如何尽快修好反应堆提出建议。而施工经理们正在思考该如何修补被炸毁的反应堆顶部。5
就在代表团到达基辅时，事态严重的征兆已经显现了。乌克兰的能源部部长告知梅奥雷茨核电站的辐射值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他们随后到达了普里皮亚季，颇感意外的是，核电站的管理层们并没有前来迎接他们，布里奇哈诺夫没来，他的副手、总工程师福明也没有来。赶来迎接他们的是电站施工主管、永远精力充沛又坚毅果敢的卡兹玛。当地官员负责安顿梅奥雷茨，而马林和梅奥雷茨的核能专家沙沙林随即登上了卡兹玛的吉普车前往受损反应堆。在那里他们受到了第一次冲击。核反应堆的破损程度远比布里奇哈诺夫报告中所描述的要严重，从道路的情况他们就能看出来这次爆炸的破坏范围有多大。马林抱怨道：“我们仿佛踩在一片废墟上，啊，这真是太棒了，现在我们要和布里奇哈诺夫还有福明一起困在这里了。”卡兹玛也声讨着布里奇哈诺夫，沙沙林记得卡兹玛说他就没指望从布里奇哈诺夫那儿得到什么好消息，在他看来这一切早晚都会发生。6
卡兹玛在四号反应堆墙边的碎石堆旁停下了车，大家都下了车。沙沙林回忆说：“卡兹玛一点都不感到害怕，他在周围走来走去，十分负责地观察着一切，同时也为这一切感到惋惜，他们曾费大力气才把反应堆建成，而现在他们所到之处都是这些化为乌有的劳动成果。”此情此景让马林愤怒不已，他咒骂着踢飞了一块石墨碎片。后来沙沙林才意识到那些石墨碎片每小时正释放出约2000伦琴的辐射，而地面上铀燃料的颗粒也发散着20000伦琴的辐射。据沙沙林回忆：“我们当时觉得呼吸困难，眼睛很疼，咳嗽得很厉害。内心越发焦虑不安，只想离开那里到别处去。”他们接着驶向了核电站的地下室，在那儿他们见到了电站管理层。7
看到莫斯科的专家和梅奥雷茨的助手赶到，布里奇哈诺夫和他的团队瞬间如释重负。他们看起来既沮丧又愧疚，却依然没能查清事故起因。这些高层和专家的到来使得他们不用再为事故的后续发展负主要责任，他们现在所需负责的仅仅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来访者注意到，电站管理者只会按他人吩咐行事，自己从不拿主意。电站党委书记帕拉申后来回忆道：“这些领导的出现给了我们强大的心理安慰，他们表情严肃，尤其是级别最高的那几位。但他们给了我们信心，无所不知的人好像终于到了。此前我们这群人一直像没头苍蝇一样，机械地忙这忙那。”8
无论马林和沙沙林因所发生的一切对布里奇哈诺夫和福明感到如何气恼，但他们和这两位一样拒绝承认事故的严重性及其相关后果。在经历了呼吸困难，以及踢走地上的石墨块后——这些石墨显然是来自反应堆堆芯，他们依然咬牙否认核反应堆已经爆炸的事实。反应堆绝对安全的神话，是整个行业里从上到下所有人的共识。此外，马林当天早些时候查看灾情时已经意识到，他们都要为这次事故负责。马林是中央委员会中管理核能领域的重要人物，而沙沙林是能源部副部长，在政府层面他们承担着相同的责任。处理一些小的事故时，他们尚可将责任推给下属，但这次事故过于严重，不能这样处理。而且他们也不可能把事故说得太大。选择相信反应堆是完整的话，事情就会变得简单，因为他们至少还知道该如何继续下一步。但如果反应堆被毁掉的话，他们就无法依靠以往的经验或知识了。
与此同时，梅奥雷茨作为事故区域官职最高的人，在普里皮亚季党委总部召开了来自莫斯科专家和地方党政干部参加的第一次会议。当地官员向梅奥雷茨汇报了极高的辐射值，这是他和其他专家在莫斯科时尚不曾掌握的情况，但他似乎不为所动。他的任务没有变：数天内解决问题，使核反应堆重新联网发电，然后返回莫斯科——毕竟劳动节假期就要到了。同马林和卡兹玛一起去检查四号反应堆的沙沙林在会议上做了主要发言。他认为现在情况都得到了控制：冷水被抽入了反应堆，硼酸能抑制火情。专家们正乘坐直升机在核电站上空检查现场情况。
在四号反应堆看到的情况令马林焦虑不安，他问在场的人石墨是从哪里来的。梅奥雷茨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布里奇哈诺夫。布里奇哈诺夫似乎疲惫到了极点，据在场的人回忆：“他面色如灰，眼皮也都肿了。”他本就不善于面对众人讲话，现在更是难上加难了。他缓缓起身，思考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然后说道：“这的确难以想象。我曾想过石墨可能来自新建的五号反应堆，但那里是完整的。这么说来，这些石墨只可能是从核反应堆里喷射出来的了。”简而言之，他的话意味着反应堆已经爆炸了。但是专家们拒绝搞清楚真相，甚至拒绝承认这个事实。梅奥雷茨又问一直声称辐射值很高的沙沙林，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他的首席核专家只是告诉他一切尚未可知。一位在场的政府官员弗拉基米尔·希什金，后来总结道：“所有该为事故负责的人都在尽可能拖延，不想太早承认事实，而真相总会一点点浮出水面的。”9
会议还在继续，当地的官员们一一向梅奥雷茨，这位来自莫斯科的权威部长作汇报。普里皮亚季党委书记表示城里情况平稳，婚礼还在正常举办。但亨纳迪·贝尔多夫将军则显得忧心忡忡。他是乌克兰内政部副部长，一头银发，十分帅气。他自凌晨5点起就一直坚守在现场，他汇报了巡逻警察做出的牺牲，这些警察无一人离岗，坚持在污染地区巡查。他希望委员会能做些事，帮助协调铁路线路，因为火车线路距受损的核反应堆仅500米远。他同时还告诉部长，乌克兰政府已派出1100辆大巴车驶往普里皮亚季城，以备不时之需，协助撤离市民。此番言论让梅奥雷茨着实吃了一惊。
还渴望赶在劳动节前回到莫斯科的梅奥雷茨问贝尔多夫：“谁说要撤离？你是想制造恐慌吗？”布里奇哈诺夫插话表示，他曾在清早向鲍里斯·谢尔比纳的助手建议疏散城市，但对方告诉他等委员会到了再做决定。布里奇哈诺夫的民防负责人塞拉菲姆·沃罗佩夫向委员会汇报反应堆附近的辐射值已超过了每小时250伦琴——这是手中可用设备所能测出的最高值。一直不修边幅、心情沮丧的沃罗佩夫要求立即采取疏散措施。布里奇哈诺夫则试着让他冷静下来。
从一开始出发时被告知辐射值并不高，会议进行时大家也都表示城里的情况很稳定，再突然转向现在这番局面——梅奥雷茨不想面对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提出想见见机组操作员，问问他们具体情况，却得知他们都被送往了医院。在场的卫生官员告诉他这些操作员的皮肤因辐照已呈棕色，他们受到的辐射是足以致死辐射量的三至四倍。作为核能领域的新手，梅奥雷茨认为如果反应堆被关闭的话，对人体就不会再造成负面影响。但沙沙林告诉他操作员早已关闭了反应堆，反应堆现在“碘坑”内。这意味着反应堆由于短暂存在的核毒素的集聚已暂时无法工作，这些毒素主要是碘和氙的同位素。在这种情况下，核反应会慢下来。尽管沙沙林没再接着往下说，他和其他专家也都清楚，一旦反应堆从这种“中毒”状态中恢复，核反应会加快速度，进而导致另一场爆炸，将使这座核电站、附近的城市以及在场的所有人彻底毁灭。
梅奥雷茨并没有表现出焦虑。他的一位下属回忆：“他还像平时一样穿戴整洁，头发梳得很齐，圆圆的脸庞和往常一样毫无表情。可能他还没完全搞清楚状况。”梅奥雷茨看起来更关注疏散城市的事情，而不是可能再次发生的核爆。高层们想避免恐慌，更想逃避下达疏散指令所要承担的责任。因为发出指令就表示他们承认情况已极端糟糕了。况且自二战以来，他们从未以任何理由进行过群众撤离。这同时意味着可能终结其职业生涯。梅奥雷茨问那些支持疏散的官员们：“如果你们搞错了怎么办？我反对疏散，危险显然被夸大了。”10
会议暂停，大家也都得以休息一下。梅奥雷茨和沙沙林正站在走廊里抽烟，这时两位来自莫斯科的专家鲍里斯·普鲁申斯基和康斯坦丁·波卢希金走了过来。普鲁申斯基是能源与电气化部核电部门的总工程师，波卢希金是设计石墨堆的研究院的资深学者。他俩比该委员会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石墨堆。他们早上9点从莫斯科乘飞机出发，下午到达了普里皮亚季。在一家餐馆用过午餐后——巧的是这家餐馆正在办婚宴——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寻找直升机。他们和飞行员、摄影师一起从空中观察了四号反应堆的情况。所见所闻使他们确信委员会的设想是错误的。反应堆并不是完好无损，而是已经爆炸了。
普鲁申斯基和波卢希金把他们看到的景象告诉了梅奥雷茨：反应堆大楼的中央大厅已被炸飞，同样被炸飞的还有装有主循环泵和水汽分离器的房间。如果仅仅是蓄水箱发生蒸汽爆炸，是不会形成如此强大的破坏力的。普鲁申斯基回忆说：“极端高温把反应堆上的生物保护屏烤成了樱桃红色，它斜斜地罩在堆顶上。”地上撒满了石墨碎片，反应堆已不复存在，带有辐射的内部零件也都散落在外面。“可以肯定的是，反应堆彻底完蛋了。”普鲁申斯基说出这句话可能还不算什么，但波卢希金要是也这么说就意义不同了，他可是这个据称可以防爆的核反应堆的代表设计师之一，他的确认同同事的观点。
梅奥雷茨沮丧地问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普鲁申斯基说：“天晓得！现在我也不清楚，但我知道反应堆里有石墨在燃烧，首先要把它熄灭。我们要好好想想用什么来熄灭，究竟该怎么办。”11
苏联副总理鲍里斯·谢尔比纳，兼任特别委员会主席，晚上8点刚过他也抵达了普里皮亚季。谢尔比纳中等身材，天生一副圆脸庞，发色很深却略微有些秃顶。他的眼神坚毅，处事冷静，虑事周全，令下属肃然起敬。他是乌克兰人，在工业城市哈尔科夫开启了他的从政生涯，此后常年在西伯利亚西部地区担任区委书记，在那里工作期间他见证了秋明油气产业的诞生。1973年，他被调到莫斯科任油气企业和管道建设部部长。1984年，他晋升为副总理，分管政府能源方面的事务。尽管现在石油和天然气在苏联工业体系中仍然至关重要，是政府绝大部分硬通货收入的来源，但是核能事务在其工作中也承担日益重要的作用。12
谢尔比纳是处理此次核事故的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不二人选。只是4月26日早上他并不在莫斯科，而是在西伯利亚的巴尔瑙尔市进行视察。这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周末乘坐飞机在苏联境内到处视察建筑工地和企业。4月26日这个星期六，谢尔比纳也在忠实地履行其日常职责，突然他的上司尼古拉·雷日科夫要求他返回莫斯科。他们在莫斯科就此次事故进行了长达20分钟的交谈，并认为现在最好能阻止辐射值上升。紧接着，他带领着一批专家乘飞机赶往了基辅。13
在飞行过程中，谢尔比纳从瓦列里·勒加索夫那里狂补了一些核灾难史。49岁的勒加索夫，中等身材，鼻子不小，嘴唇外凸，戴着眼镜。他是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主管安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的首席助理。整个周六勒加索夫都在参加中等机械制造部党内管理层会议，库尔恰托夫研究所正归属于这个大权在握的部门。
“由于我的性格及多年习惯，周六我乘车参加了党内管理层会议。”勒加索夫回忆道，他在会议前刚获悉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不过当时似乎算不上什么大事。会议的主要发言人是87岁的老部长斯拉夫斯基，在20世纪60年代他和勒加索夫的上级亚历山德罗夫共同参与了石墨堆的设计和制造。他在会上讲了约两个小时，对这次事故只一带而过。
勒加索夫回忆：“我们都习惯了听那位极能煽动气氛的长者充满激情的演讲，他声音洪亮，自信满满地演讲了一个小时，阐述我们的伟业是如何顺利推进。这次他也和往常一样，不吝赞美原子能及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但也匆匆提及切尔诺贝利正在发生的事故。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归我们的兄弟部门能源与电气化部管理，所以他只简单提了一下那里弄得有些糟，发生了事故，但这不影响原子能的发展。”14
在斯拉夫斯基演讲的间隙，勒加索夫得知他被选为谢尔比纳领导的国家委员会成员，并被告知在当天下午4点赶到机场。他心想，这个周末就这么被打发了。他去了研究所，收集所有与石墨堆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有关的技术资料，并向熟悉石墨堆的同事们了解情况，然后动身前往机场。
在飞机上，他把自己了解的核工业相关知识都分享给了谢尔比纳。有人提到了美国的三里岛核事故，勒加索夫回忆道：“我试着把1979年发生在美国的这起事故告诉了鲍里斯·耶夫多基莫维奇。”当年，核电站非核系统的故障造成了那次事故，并造成核反应堆冷却剂外泄以及辐射值急剧上升——操作员未能准确查明最初的起因也是酿下这场事故的部分原因。核事故共七个级别，级别越高，危害越大，三里岛事故被评定为五级核事故。事故发生后，约有14万人自愿撤离出核电站方圆32公里的地区。勒加索夫认为：“那次事故最具可能性的起因和此次切尔诺贝利事故没太大关系，因为两个核电站的装置构造具有本质区别。”这一点是对的。美国人用的是压力水冷反应堆，比石墨堆要安全得多。他们的混凝土外壳也是石墨堆不具备的。一个更加险峻的状况正等待着苏联国家委员会。15
刚抵达基辅，眼前的景象便震撼了勒加索夫：“一辆辆黑色政府用车，一群看上去十分焦虑的乌克兰领导者，他们统统面色沉重。他们没法提供具体的信息，却众口一词地表示电站的情况糟透了。”勒加索夫和他的同事们坐上了等候已久的豪华轿车，先赶到了切尔诺贝利，随后去了普里皮亚季。沿途景致优美，那些白天赶到的委员会成员有机会一饱眼福，其中一位回忆道：“那时正是春花烂漫的季节，果木葱茏，还有鹅在乌日河上游来游去。一路上我们都感慨大自然的恩赐是多么美好。”谢尔比纳和勒加索夫错过了这番美景，晚上7点过后太阳就落山了，他们看到的全然是另一番景象。勒加索夫记得，“在距普里皮亚季城还有8-10公里的地方，我们注意到电站上方笼罩着一片深红色，准确说是猩红色的光芒，这样的景象着实让我们大吃一惊”。16
晚上8点20分，当谢尔比纳及随行人员来到普里皮亚季党委大楼时，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正在梅奥雷茨主席的主持下开会协商。梅奥雷茨负责核电的副手沙沙林刚搭乘直升机巡查反应堆后回来，他立刻找到了谢尔比纳，并且告诉对方核反应堆已经彻底炸毁了，这番话让谢尔比纳错愕不安。反应堆内的温度一直在升高，普鲁申斯基看到反应堆里的石墨已被烧成了绯红色，而沙沙林看到的是黄色。辐射水平也很高。于是，沙沙林建议立即采取措施，疏散普里皮亚季城的居民。此言一出，谢尔比纳心惊胆裂，但仍然强自保持镇定。他告诉沙沙林疏散会引起比辐射本身更严重的恐慌。17
谢尔比纳又召开了一次委员会会议，结果演变成了集思广益的研讨会。众人都接受了几分钟，或是几小时前尚不肯接受的事实——核反应堆堆芯受损熔毁，放射性物质四散传播。现在需要想出办法抑制火情，避免产生更多放射性物质。大家的想法相互碰撞，谢尔比纳想使用水，但其他人告诉他这么做只会让情况愈加糟糕。将水引入反应堆将其冷却是一码事，而用水来扑灭核火则是另一码事——结果将适得其反，火势会变得更猛烈。谢尔比纳虽坚持己见，但也在寻找他法。有人建议使用沙土，可如何将沙土倒入反应堆呢？用直升机可以吗？谢尔比纳早已要求军用直升机和化工部门人员赶往现场，现在他们的指挥官正在前往普里皮亚季的路上。
终于，这些主政者似乎明白他们在干什么了，谢尔比纳的态度也在短短几分钟内发生了转变，他终于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根据他的助手莫托维洛夫回忆：“尽管已是深夜，黎明将至，谢尔比纳依旧精神饱满。”午夜刚过，基辅地区空军参谋长尼古拉·安东希金将军来到了普里皮亚季党部，谢尔比纳向他表示欢迎：“将军，现在一切就拜托您和您的直升机飞行员了。”他要求安东希金立即指挥从空中向反应堆里投放沙袋，但参谋长告诉他现在不行，因为直升机尚未就位。谢尔比纳同意等一等，但他只肯等到破晓时分——其实他别无选择。18
推迟到早上进行的还有疏散计划。数小时前，谢尔比纳还因撤离民众会传播恐慌而拒绝接受这一建议，但在4月26日晚间，撤离计划已变成了当务之急。晚上9点刚过，正当委员会成员们还在讨论如何处置受损的反应堆时，反应堆突然醒了过来。三次猛烈的爆炸照亮了四号机组上方暗红色的天际，将烧得通红的燃料棒和石墨碎片炸飞到空中。来自莫斯科的专家列昂尼德·哈米亚诺夫，在党部三楼看到了这番异象，他回忆道：“那景象太吓人了。很难判断到底是因为反应堆再次觉醒，还是因为水刚好落到了燃烧的石墨上而引发了蒸汽爆炸。”19
看来最坏的状况也不过就是此情此景。当天早些时候，专家就预测反应堆从碘坑状态中觉醒后会导致连锁反应，有人预测会发生在晚上7点，也有人说可能在晚上9点。这些预测看来是十分准确的。这一连串的爆炸可能只是接下来即将到来的更大冲击波的初始迹象：除了静观其变，众人别无他选。即便接下来不会再有爆炸，晚上9点到10点发生的这几次爆炸已使得城里的居民们身陷巨大的危险之中，比白天的情形更危险。此前，空中的风还不足以被觉察到，但风力突然开始加大，推动反应堆上方的放射云层向北移动，逐渐遮蔽了部分城区。在普里皮亚季城区党部前方的城市广场上测得的辐射值迅速上升，从每秒40微伦琴增长到330微伦琴，即每小时1.2伦琴。20
深夜，委员会成员阿曼·阿巴吉——莫斯科一家核能研究院的主管，找到了谢尔比纳，希望他采取措施即刻疏散市民。阿巴吉刚从核电站折回，核反应堆再次发生爆炸——他和同事们不得不在金属架桥下藏身避难。阿巴吉记得，“我告诉他，孩子们还在大街上玩耍，大人们还在外面晾晒洗过的麻织物，但他们却不知道空气中都是放射性物质。这已经比人体能接受的正常辐射值高出不少了”。但是，根据苏联1963年制定的政府法规，除非民众每人已累计吸入约75伦琴的辐射，否则无法采取疏散措施。目前的测量值显示，人体一天的辐射吸入量为4.5伦琴。这距离75伦琴还很远，并且卫生部副部长兼委员会高级医官叶甫盖尼·沃罗佩夫不愿为下达疏散指令而承担责任。21
争论还在继续，委员会有成员认为勒加索夫在这场撤离大辩论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基辅地区管理局负责人伊凡·普里什回忆：“勒加索夫院士，如同宣誓一般把手放于心间，开口道：‘我恳请你们疏散民众，因为我不知道明天反应堆会发生什么，这是不可控的。我们向反应堆里倒水，但不知道水会流向哪里。我们当下的所作所为是以前从未做过的。作为一名科学家，今天我无法预测事故的最终结果，所以我恳求你们立即疏散民众。’”普里什记得沃罗佩夫是反对进行撤离群众的。沃罗佩夫对在场的人说：“按照我们的标准，只有辐射值达到了0.25戈瑞，才可以进行疏散。”他所用的是伦琴的生物学指标。“但现在大家都是用毫伦琴和伦琴来描述数值，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有疏散的必要。”勒加索夫后来回忆时说，“他们有预感事态会向不利的方向发展，坚持进行疏散，医务工作者自然会顺从物理学家的意见。”22
勒加索夫、阿巴吉和其他科学家最终说服了谢尔比纳。勒加索夫记得：“4月26日晚上10点或11点左右，在听了我们的讨论后，他做出了务必进行疏散的决定。”但谢尔比纳一个人做出决定还不够。普里什回忆：“他们把这个决定告诉了一位党委书记，对方并不赞同。于是他们去找了另一位书记，对方表示同情但依旧没有答应。求得第三位书记的认同也不可能了。”谢尔比纳只能给自己的上级雷日科夫打了电话。雷日科夫记得：“谢尔比纳在周六晚间打电话向我汇报了情况，他说：‘我们测量了辐射值……一定要立即疏散普里皮亚季居民。核电站就在城旁，仍在一直散发放射性物质。而城里的人们还在按部就班地生活，婚礼还在进行……’于是我决定明天就安排撤离，今天要备好火车和大巴车，告知人们只带上少量生活必需品、钱财和证件，其余东西就不要带了，家具也都不要带。”4月27日凌晨1点，普里皮亚季地方官员收到发自谢尔比纳的紧急命令，要求他们准备好撤离人员名单。他们只有两个小时来完成这项工作，撤离工作预计在清晨进行。23
对于那些聚集在普里皮亚季党部会议室的人来说，这一天太过漫长。一开始收到爆炸的消息时他们都惊恐难安，到后来他们先后陷入迷茫、怀疑，继而否认现实的历程。现在他们已经了解了事态的严重性，不再否认事实，并且预感接下来还有可能发生更糟的事情。连锁反应已经开始了吗？爆炸会继续吗？如果还有爆炸的话，会对普里皮亚季以及周边人口聚集区造成怎样的影响？毕竟乌克兰首都基辅距离核电站仅有130公里。这些问题他们都无从回答，此时已是深夜，他们无法采取进一步措施，只能等待黎明的到来，并默默期许他们不会陷入更多麻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