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离普里皮亚季居民的决定传来，让70岁的乌克兰总理奥莱克桑德·利亚什科着实松了一口气。虽被认为是“杞人忧天”，利亚什科还是自4月26日凌晨2：40被雷日科夫告知事故的一通电话扰醒后，就着手进行疏散准备工作。当苏联和乌克兰的高层领导都冷静而自信地认为切尔诺贝利电站的情况尚在控制之中时，利亚什科已主张要为疏散民众做好准备，连他自己也无法解释个中缘由，他认为是直觉清清楚楚地告诉他“民众将置身危险中”。1
在苏联的政治科层制度里，利亚什科，作为人口仅次于俄罗斯联邦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的总理，虽然是个重要角色，但手中的权力也很有限。在他之上有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他是曾在位多年的苏联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盟友和门生。利亚什科向远在莫斯科的苏联政府负责人雷日科夫汇报了事故情况。雷日科夫和利亚什科都来自乌克兰东部的煤矿区顿巴斯，二人交情甚好。其实，利亚什科人缘一向很好。他严谨务实地管理着苏联第二大经济体，这为他赢得了同僚和下属的尊重。但在4月26日上午10点的乌克兰最高领导会议上，当他提出应该提前备好基辅的大巴车以应对普里皮亚季可能发生的人员疏散时，在场的许多人，包括谢尔比茨基都对此表示怀疑。事后，他们多数人宣称，他们当时只知道电站发生了大火，并且火已经被扑灭了。基辅的官员们普遍认为尽量不要拉响警报，以免激怒莫斯科的高层们。2
包括利亚什科在内的乌克兰领导人是从莫斯科方面获悉在自己的领土普里皮亚季所发生的事故。对此无须惊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受到身在首都的苏联官员管辖。尽管乌克兰党内领导和部长们确实能影响诸如布里奇哈诺夫和福明之类的核电站高层人员，可他们无法直接管控电站。爆炸发生后立刻赶到现场的两个应急反应机构——消防系统和警察部门归属乌克兰管辖，他们都向乌克兰内政部部长汇报了事故情况。普里皮亚季和电站附近城镇及居民区的党委和政府也都在基辅的管辖之下。辐射问题不仅是苏联权力部门的关切所在，更是其当担之责，而在当地处理事故的善后工作则直接落到了乌克兰官员的身上，随着工作的开展，这些人越来越觉得他们是被迫来收拾莫斯科当局留下的烂摊子的。
乌克兰领导层主要通过内政部来获取有关核事故的信息，内政部由基辅和莫斯科共同管辖。乌克兰内政部部长伊凡·哈拉什将军在凌晨2点被叫醒，彼时他正在哈尔科夫市一家酒店房间里休息。当值官员认为事故信息过于敏感，坚持让部长离开酒店前往党委总部，如此他便可使用内线与部长联系。基辅的内政部官员是最先得知核电站火情的人，但他们认为可以自行处理，无需惊动利亚什科。普拉维克中尉用无线电播发了警报，在爆炸发生数分钟后就动员了基辅地区全部的消防队前来支援。普里皮亚季警察局局长瓦西尔·库切连科少校成功赶在布里奇哈诺夫之前来到了电站，他在电站打电话向基辅的上级汇报了爆炸与火情。电话那头传来了一片犹疑之声：“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身边还有别人吗？”基辅的高级警官急于证实库切连科所言是否属实。3
凌晨5点，乌克兰内政部副部长亨纳迪·贝尔多夫将军和一队高级警官已从基辅启程，赶往普里皮亚季。在爆炸发生后慌乱不安的最初几天里，贝尔多夫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据一位当事人回忆：“贝尔多夫穿着全新的制服，制服上佩有金色的穗带及亮色的丝带，以及一枚证明他在内政部所获功绩的徽章。”贝尔多夫遇事沉着冷静，充满干劲，他随即开始指挥在爆炸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从周边城镇和县区调来的400多位警官。他们负责管控通往核电站的公路，以及核电站附近的亚尼夫火车站。配合警察一起巡逻的不仅有军士，还有中尉、上尉、少校和上校。贝尔多夫和其他几位下属一直暴露在危险的辐射中，但在爆炸刚发生的数小时内，他们认为自己应对的不过是一次普通的技术灾难，火情才是危害人身安全和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胁。4
内政部的第一副部长瓦西尔·杜尔季涅茨，在基辅负责内政部的具体行动。据他回忆，直到4月26日正午时分，他才了解到辐射值上升的消息。基辅的民防部门一直保持沉默。当天早些时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民防工作的负责人沃罗佩夫终于通过专线与民防部门取得联系，对方上来就问大火是否被扑灭，沃罗佩夫冲电话那头大声喊道：“你在说什么？火？我们这里发生的是一起综合事故！是综合事故！我们应该告知民众！”基辅的官员同样大声回应他：“你在危言耸听！你要为你说的话负责，如果这么报上去的话，我们可要掉脑袋的。”沃罗佩夫继续解释事故的严重性：“辐射测量器已经爆表！辐射值已超过每小时200伦琴！”但对方依然粗暴地将他驳回。后来这通电话记录被篡改，使得沃罗佩夫的来电记录的时间比实际来电时间要晚很久。利亚什科总理回忆，后来当民防小组到达普里皮亚季的时候，他们甚至都没有能用来测量辐射值的设备。5
早上9点左右，在办公室忙了一晚的杜尔季涅茨去电向共和国的领导层汇报昨天的情况，而切尔诺贝利事故是他所须汇报的诸多事项中的一项。瓦伦蒂娜·舍甫琴科是乌克兰最高苏维埃的主席——这个组织后来发展成共和国议会，彼时是用来批准党务的一个机构，她同时也是最高领导层中的一员。她记得杜尔季涅茨在其简要汇报的最后才提及此次事故。他告诉她核电站发生了火灾，但火势已经被扑灭。内政部在第二天向中央委员会报告中呈述，大火是在早上8点被扑灭的。舍甫琴科又问他民众的情况如何，对方回应：“并无异常，大家同往常一样，参加婚礼，修整花园，或去钓鱼。”6
舍甫琴科立即通知了利亚什科总理。总理正在办公室同一位助手讨论事故情况，并已经安排好了交通调度，以备疏散之用。民防部门是受基辅和莫斯科联合管辖的，内政部同样如此，利亚什科动用了这两个部门的力量来准备交通调度。民防部门的指挥官告知总理，周六上午安排大巴司机待命有些困难，总理随后致电内政部部长哈拉什，命令他出动警力将交通调度的事项告知在家休息的司机，哈拉什问总理：“情况严重吗？”总理说：“我也不清楚，但请像战时那样安排好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运输调度工作。”7
从莫斯科方面和乌克兰下级那儿得知的事故情况，让乌克兰最高领导人谢尔比茨基感到紧张，于是他在上午10点召开了乌克兰政治局会议。通过地方官员传来的布里奇哈诺夫给出的消息还不太令人担忧：火已被熄灭，辐射值较高但尚在正常范围内。谢尔比茨基向已经安排了运输调度的利亚什科抛出问题：“你是不是太性急啦？”利亚什科不愿收回他的指令，希望能等到局势变得更明朗一些，他回答：“委员会会给出正确评判，到那时候再采取行动吧。”谢尔比茨基又问他：“嗯，要是不需要进行人员疏散的话，你的指令将会付出多大代价？”8
利亚什科不愿向上级的压力屈服：“如果情况一切都好的话，我们会把这笔账记到民防部的开支里。以前就做过类似的事，我们会让民防部拨出几百万。”谢尔比茨基终于同意了这个计划，但这还不够。上午11点钟左右，利亚什科打电话给他的苏联上级——雷日科夫总理，雷日科夫也同意了。利亚什科回忆道：“截至下午2点，我获得消息，已有1200辆大巴车和240辆卡车准备就绪。”
谢尔比茨基仍然有所顾虑。当天，基辅和乌克兰的克格勃总部提交了两份报告，汇报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和普里皮亚季城的情况。第一份报告反映了克格勃在4月26日中午前对形势的判断，报告指出辐射值在升高，但比沃罗佩夫记录的实际数值仍低很多。据这份报告，核电站的辐射值预测为每秒20-25微伦琴，普里皮亚季的辐射值为每秒4-14微伦琴。辐射值升高是由爆炸后反应堆冷却系统逸出的“污染水”造成的。第二份报告内容则是基于当日下午3点克格勃所获信息，该报告估计反应堆附近的辐射值在每秒1000微伦琴左右，核电站是每秒100微伦琴，普里皮亚季是每秒2-4微伦琴。这些数据还是由最大检测范围仅有每秒1000微伦琴的那种辐射测量器测出来的。9
但利亚什科已经获得了准备疏散所需的各权威部门认可，当下这只是预防措施。依据一份提交至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开始进行疏散的指令是4月26日晚8点下达的。当晚一辆辆大巴和卡车开始在切尔诺贝利地区的乡间道路上集结，两列火车已准备运送在附近亚尼夫车站等候的乘客，大巴司机和火车工程师一整晚都在待命，有的就守在电站附近，随时等待驶进市区，尽管他们并不知道命令是否真的会下达。10
4月26日晚间，梅奥雷茨在普里皮亚季召集了政府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会上贝尔多夫将军报告大巴车已准备就绪，随时待命，结果却被视为危言耸听。几小时后，委员会委员们看到反应堆再次苏醒，将放射性烟尘与火焰喷射到城市上空。会场气氛骤变，晚上10点过后，利亚什科总理收到消息，包括谢尔比纳在内的委员会委员们认为反应堆已彻底破损，并可能进一步引发放射性污染。苏联决策部门还需要一点时间来下达撤离指令。整个4月27日上午，利亚什科一直与普里皮亚季方面保持通话，以确保撤离工作正在推进。下午2点，利亚什科终于收到指令，疏散即刻开始。他之前的想法是正确的，绝不是在杞人忧天。疏散是当务之急，政府委员会终于决定要这么做了。11
在党政官员还在就疏散问题进行争论的时候，大批民众已自发地撤离城市了。第一批撤离的是消防员的妻女们，他们在4月26日上午就已开始撤离。他们的丈夫和父亲付出了高昂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才得以知晓核电站发生的不仅仅是一次火灾，而是核爆炸，核爆炸释放了大量无形的辐射，会无声无息、毫无征兆地使人丧失能力或丢掉性命。普拉维克在医院病房恳求他的父母，让他们带着他的妻女尽快离开普里皮亚季。他的父母自然无法拒绝，他们离开医院径直赶到了普拉维克的家中，带上他的妻子娜迪卡和一个月大的女儿娜塔卡，坐上摩托车，驶向火车站，让她们坐上了一辆离开普里皮亚季的火车。12
随后撤离普里皮亚季的是消防员本人，尤其是受到严重辐射的消防员。列昂尼德·沙夫里和普拉维克中尉是坐同一辆消防车来到电站的，直到4月26日凌晨5时许，他才意识到自己竭力去扑灭的大火有些异常，此刻他被允许离开已经奋战了一夜的涡轮机厂房房顶。他点了根烟，却感到口中有股奇怪的甜味。他问身边的消防员：“这是什么甜味香烟吗？”在此之前普拉维克也说过口中曾有股奇怪的味道。医务人员向他们提供了碘化钾药片和水，接着沙夫里就开始呕吐。他回忆道：“那感觉太恶心了，我想要喝水，但根本喝不下去，因为我很快就开始反胃。”医务人员希望沙夫里去医疗中心看一看，但他没有这么做，他直接回家，接上他的妻子和小孩驾车离开了普里皮亚季。13
4月26日傍晚时分，沙夫里把妻子和孩子安顿在附近村庄的亲戚家后，回到了城里，他直接来到医院看看同事们的状况。沙夫里的指挥官普拉维克中尉正望向窗外，他的脸已经浮肿。沙夫里问他感觉如何，普拉维克不太自信地答道：“还好吧，你怎么样？”沙夫里也同样不肯定地说：“我也还好。”总体而言，他发现大部分同事的情绪尚可，普拉维克和其他队员解释，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静脉用药和静脉注射。他们都没再多说什么。沙夫里离开医院回到家中，他希望第二天能再看到自己的同事，可当他再赶到医院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开了。14
医生们花了不少时间才想出治疗辐射病人的有效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让病人喝牛奶。一位医生对消防员瓦西尔·伊瓦坦科的妻子柳德米拉·伊瓦坦科说：“他需要摄入大量的牛奶。”伊瓦坦科是第一批被送入医院的消防员之一。柳德米拉说他不喜欢牛奶，医生却说他现在必须喝。于是柳德米拉便和泰坦蒂亚·科比诺克——同病房病友维克多·科比诺克中尉的妻子——一起开车去郊外买牛奶。她们带着三升牛奶回来，这个量足够整个病房里的人喝，但伊瓦坦科和其他人刚喝了几口就开始呕吐。医生这才对这些病人——此前将他们视为煤气中毒——进行静脉注射，注入类似亚硝酸盐的物质，这时病人状况才开始好转。那天晚间，柳德米拉开心地看到她的丈夫已经能自己站到窗边了。15
斯马金是早晨8点左右接替四号反应堆值夜班的阿西莫夫和滔普图诺夫的操作员之一，六个小时后他由于出现头疼、晕眩和不可控制性呕吐等症状也被急救车送进了医疗中心。经过两小时的静脉注射治疗，他的状态有所好转——他记得他被注入了三大瓶液体。治疗结束后，他想出去抽支烟。但在进入医疗中心后，病人的衣服和个人物品都被收了起来，斯马金的香烟自然也不在手边了。好在，前来探访病人的朋友乐意帮他们这个忙。其中一位将一包香烟系在了斯马金从二层房间窗户放下的绳子上。兜里揣着香烟的斯马金径直来到了吸烟室，在那儿看到了他的同事们。由于接受了静脉注射治疗，他们现在大多处在比较稳定的状态。阿西莫夫和迪亚特洛夫正讨论着爆炸的起因，其他工程师和操作员也在那里。虽然进行了静脉注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行走，滔普图诺夫就是需要卧床休息的病人之一，他的皮肤被辐射晒成了棕色，嘴唇浮肿，说话都很困难。16
4月26日晚间，受到最严重辐射性危害的消防员和电站操作员被送往莫斯科接受进一步治疗。这趟转移很仓促，出发时间亦向其家属保密，因此他们甚至来不及和亲人道别。4月26日下午，一批医生和科学家从莫斯科飞抵普里皮亚季，正是他们做出决定要转移这些重症消防员和操作员。他们来自隶属于卫生部的生物物理研究所和莫斯科第六医院——这家医院专治辐射病，拥有相应的专家和设备来接收、治疗这次事故的患者。辐射病科的主管是61岁的安吉丽娜·古斯科娃医生，自1949年起她就开始收治辐射病患者，那时的她还是一位在封闭城市——车里雅宾斯克40号——里照顾劳改营犯人的年轻医生。这座城市是苏联第一座钚设施的所在地，这些设施专为制造原子弹而建造。现在古斯科娃团队的医生们来到切尔诺贝利来为消防员和核电站操作员提供医治。17
医生们正在病人身上找寻急性核辐射综合征的征兆，一般来讲，受到50伦琴以上辐射量伤害的病人会出现这种征兆。急性辐射综合征的测定单位是格雷——每一剂量电离辐射人体所吸收的能量，1格雷相当于1千克放射物质释放的1焦耳能量。格雷和雷姆的转换关系要看具体的电离辐射种类。在β辐射中，1格雷相当于100雷姆；在中子辐射中，1格雷等于1000雷姆；在α辐射中，1格雷等于2000雷姆。18
基于辐射测定、辐射吸入值及对人体的伤害程度所采用的不同计算单位，急性辐射综合征通常在人体一次性受到超过50伦琴辐射伤害或摄入0.8格雷电离辐射后才会出现。症状包括食欲下降、恶心及呕吐。在吸入超过50格雷辐射后，症状会立即变得明显。这时人会出现精神紧张、意识模糊、腹泻以及失去知觉等反应。吸入10-50格雷辐射的患者会在辐射发生数小时后出现食欲下降、恶心以及呕吐等症状；受到1-10格雷辐射的患者则可能在辐射发生后数小时至两天内出现同样的症状。辐射会杀死骨髓里的干细胞，而10-50格雷范围内的辐射还会杀伤胃肠道的细胞。当辐射超过50格雷时，人的心血管和神经系统也会受到影响。所有辐射患者都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症状开始显现；第二阶段，也就是潜伏期，病人会感觉良好；第三阶段，症状重新出现且更加严重。只有受到少于10格雷辐射的病人才有存活的可能，存活概率在60%左右，而其他接收更多辐射的患者则无力回天。19
从切尔诺贝利送来的病人中共有134人被确诊为急性辐射综合征，他们被分为四组。第一组约20人，他们摄入了6.5-16格雷的辐射，几乎都无存活的可能。第二组也约有20人，摄入了4.2-6.4格雷的辐射，后来他们中有三分之一因医治无效病逝。第三组情况较好，摄入2.2-4.1格雷的辐射，他们中只有一人病逝。第四组人，摄入0.8-2.1格雷辐射，都无生命危险。在受到辐射后的头4个月内，共有28人死于急性辐射综合征。在接受骨髓移植的13人中有12人都没能活下来。第二、三、四组中有近20人在事故发生的几年后去世，但医生认为他们的死因与辐射无关。20
当日从莫斯科赶到普里皮亚季的医生们都很有经验，懂得如何治疗急性辐射综合征患者，但他们没有合适的设备来测定患者摄入的辐射量。他们只好靠初步症状和验血来判定。古斯科娃团队中的一位顶级专家乔治吉·西利多夫金，负责判定病人的情况并决定哪些患者需要转移到莫斯科接受紧急治疗。许多人都对西利多夫金医生的模样印象深刻，因为他留着胡子——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并不常见，胡子通常表示这个人要么颓废，要么思想自由。
4月26日下午4点过后，西利多夫金开始检查病人的情况。还在莫斯科的古斯科娃一直通过电话与乌克兰同事保持联系。西利多夫金医生检查了约350名患者，查看他们皮肤的状况，询问他们何时开始呕吐，并查验他们血液中白细胞的数量。白细胞，从骨髓中生成，更替率很高，它们是最易受到辐射伤害的细胞之一。白细胞数量减少就意味着受到了辐射伤害。傍晚时分，西利多夫金就确定了28名需要接受紧急治疗的患者。这其中有普拉维克、科比诺克、伊瓦坦科以及大部分的消防员，还有操作员阿西莫夫、滔普图诺夫以及副总工程师迪亚特洛夫。他们需要被立即送往莫斯科接受治疗，时间至关重要，分秒之差便是生死之别。21
34岁的普里皮亚季副市长亚历山大·耶索洛夫负责这28名患者的转移工作。他要保证这些病人能尽快被送往基辅鲍里斯波尔机场，然后搭上飞往莫斯科的飞机。几天前，耶索洛夫还曾在当地报纸上汇报列宁星期六义务劳动日的成果——这个活动用来展示民众对苏联缔造者列宁及其共产主义思想的忠诚。现在他感觉这些都是十分遥远的事儿了。讴歌列宁的海报在城里随处可见，但民众们正面临一场新的挑战。4月26日一大早，耶索洛夫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安排车辆洗刷掉市区街道上的放射性灰土。接着他必须帮助那些已发现自己皮肤和肠道受到放射性灰土伤害的民众撤离城市。22
民防部门调配的飞机已守候在鲍里斯波尔机场，大巴车和急救车也已就位。病人要携带的证件资料却成了最大的问题。病人在4月26日一大早进入医院之前，就把自己的证件都上交了，现在要把每个人和各自的证件及检查结果重新对上号并不容易。在苏联，任何没有加盖公章的文件都不具备法律效力，可公章还留在核电站里面。于是，人们只好决定放弃公章。文书终于准备妥当了，耶索洛夫又要面对新问题：那些被转移至莫斯科的病人家属该怎么安置？家属们被禁止进入医院，他们只好在外面围了一圈，当听说他们的亲人要被送往莫斯科的时候，他们可坐不住了。
“所有的妻子都团结起来，我们决定要和自己的丈夫一起去莫斯科。”柳德米拉·伊瓦坦科回忆道。她的丈夫瓦西尔刚隔着窗户告诉她，他们要被送往莫斯科。“让我们和自己的丈夫一起去！你们无权阻止我们！我们边说边挥舞着拳头。”柳德米拉回忆着她和其他几位妻子的举动。她们被士兵推了回去，士兵已在医院周围拉起了警戒线，但妇女们并没有放弃。这时一位医生出现在了医院门阶上，他走到这些妇女身边，告诉她们医院方面的确要将她们的丈夫送往莫斯科，但丈夫们需要换上干净的衣服，此前他们穿的衣服因辐射污染都被烧毁了。女人们冲回各自家中取回干净的衬衣、裤子和内衣。此时已经很晚了，城里的公交已不再运营，妇女们只能步行回家。当她们再回到医院时，她们的丈夫已经被送走了。柳德米拉·伊瓦坦科回忆说：“他们骗了我们，这样我们就不会在那儿大吵大闹了。”23
耶索洛夫带着载满病人的两辆大巴车和两辆急救车，一同前往基辅。大巴车里是26名尚还能行走的患者，急救车载着两名被严重烫伤而无法行走的反应堆操作员——他们的身体有三分之一都被热水和蒸汽烫伤了。到达基辅后，车队沿着主干道克列夏季克街行驶，一群身着与周围环境极不相称的病号服的患者望向窗外，而基辅市民们尚不知晓他们的后院发生了什么。大巴车继续开往鲍里斯波尔机场，并于4月27日凌晨3点多到了目的地。几个小时后，莫斯科派出几辆已在内层贴上塑料用以防控核污染的急救车，在机场接上了这些病人，随后将他们运往古斯科娃所在的第六医院。古斯科娃——这位在劳改营锤炼出来的医生，已准备好接手这些病人。
耶索洛夫完成了转移患者的工作，接着要开始撤离市民。在回程的路上，他看到上千辆大巴车也正驶向普里皮亚季。这座城市的疏散工作就要拉开序幕了。24
在核电站和城区间的路段上静候数小时的一排排大巴车早已吸收了大量辐射，4月27日凌晨1：30，它们终于开始移动了。城市里的辐射水平正在急速上升。4月26日，辐射值还在每小时14-140毫伦琴，等到4月27日早上7点左右，辐射值已上升至每小时180-300毫伦琴，电站附近区域更是跃升至每小时600毫伦琴。原定于4月27日上午开始进行人员撤离，但是决定通知下达得太晚，于是撤离只好改在了午后开始。25
对普里皮亚季城的多数居民而言，疏散并没有让他们感到意外，反倒因盼望已久而长舒了口气。市内通讯网络已被切断，核电站的工程师和工作人员一度被要求不得将事故情况告知其亲朋好友。但是亲人间的口耳相传和其他非正式渠道往往比国家管控的媒体更好地服务苏联民众。爆炸发生的几小时后，城里已谣言四起。
利迪娅·罗曼琴科是切尔诺贝利承建公司的一名职员，她回忆道：“4月26日早上8点左右，一位邻居打电话给我，说她的邻居没有从核电站回家，那里发生了事故。”这条消息很快从别的渠道得到了证实，“我的牙医朋友告诉我，他们都在深夜被紧急召回了诊所，一整晚有许多核电站的人被带到那里”。罗曼琴科是个好心肠的人，决定把消息告诉自己的朋友和家人：“我立即联系上了我的邻居和好朋友，他们当晚已经都打包好了——因为一位好友已将事故的消息告诉了他们。”26
整座城市逐渐意识到这里发生了一场灾难性事故。柳德米拉·哈利托诺娃是承建公司的一名高级工程师，当她和家人前往位于普里皮亚季近郊的乡间别墅时，被警察半道截停了。她只好返回城里，在路上她瞧见道路上满是泡沫——洒水车正在往道路上喷洒特殊的溶液。到了下午，军用运输车开上了道路，军用直升机和飞机也在空中密集巡逻。警察和军人都戴着口罩和防毒面具。孩子们从学校带着碘化钾药片返家，老师建议他们待在家中，不要外出。
根据哈利托诺娃的回忆，到了晚上他们越发惊恐不安：“很难说清这恐惧从何而来，可能来自我们的内心，也可能是空气的缘故，那时空气中已带有金属味了。”城里开始有消息散播，想要离开城里的人可以撤离。但官方还没有播发通知，尚未将发生的事件和下一步计划告知民众。哈利托诺娃和家人来到了亚尼夫车站，坐上了开往莫斯科的火车。据她回忆说：“有士兵在车站巡逻，车站里有许多带着小孩的妇女，她们看起来都不知所措，但行事沉着冷静……我感到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火车缓缓进站，这一切对我而言非同寻常，我感觉它来自那个我们曾经熟悉的洁净世界，却驶进了这个已被污染的新时代——切尔诺贝利时代。”27
4月27日上午10点刚过，市政府就召集企业、学校和机构代表起草撤离方案。心慌神乱的市民纷纷涌入党部。军容整肃的内政部副部长亨纳迪·贝尔多夫将军来到了台阶上，想让焦急的民众冷静下来。他安排大批警察前往各家各户，逐一通知民众，做好撤离准备。中午时分，政府委员会在获得莫斯科方面的同意后下达了撤离的最后通知，这时距离撤离工作开始仅有两个小时。28
副市长耶索洛夫刚从鲍里斯波尔回来，就接到了新的任务：送走普里皮亚季医院内的其他病人，那里还有100多名核辐射中毒患者。党内官员们希望他和这些病人在中午抵达基辅鲍里斯波尔机场，这些剩下的病人也要被送往莫斯科。这时已是上午10点，上级的命令完全不切实际，仅仅赶往基辅大约就要两小时，更别提还要办妥所有文书手续。到了中午一切准备就绪，他们准备启程了。这次耶索洛夫不能再耍花招欺骗病人的妻子和家人了，他的确也没打算这么做。在拥抱、眼泪和哭喊声中，他成功地将病人们集合到一起，向鲍里斯波尔出发了。
出发没不久，他们就不得不停了下来，因为其中一位病人需要接受紧急治疗。大巴停在了距切尔诺贝利几公里远的一个叫做扎利西亚的村里。穿着病号服的病人从大巴上鱼贯而出，想要活动一下，再抽根烟。就在这时，耶索洛夫听到了女人的啼哭声，他费了一会儿工夫才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原来病人中有位来自扎利西亚村的年轻人正巧被他的母亲认出来了，这位母亲抑制不住自己既惊讶又悲伤绝望的情绪。耶索洛夫回忆道：“真是太巧了，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事。我也不知道这位母亲是从哪里出现的。”年轻人不断叫着“妈妈，妈妈”来安抚他的母亲，这声音也印刻在了耶索洛夫的脑海中。最终，他们还是驶离了扎利西亚。对于耶索洛夫来说，过去24小时内发生了太多的事，他已经有些晕头转向了，在鲍里斯波尔机场主管的办公室里，工作人员为他从当地的咖啡店里买了几杯咖啡。当别人让他付钱时，他竟没听懂，他回忆道：“我似乎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
两个世界之间是有界限和边境管制的。在离开鲍里斯波尔之前，耶索洛夫和司机要先洗澡并且洗车。事故造成的高辐射已是公开的秘密了。4月27日下午4点左右，他们启程回家。在快回到普里皮亚季时，他们看到大巴车都在朝他们的反方向行驶，所有的1125辆大巴车都在移动着。疏散已经开始了。29
下午1点过后，普里皮亚季城市广播开始播报通知，一位带有浓重乌克兰口音的女播报员用俄语冷静地播报着如下内容：
请注意！请注意！由于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发生事故，普里皮亚季城内的不利辐射情况正在加剧。为确保民众，尤其是儿童的绝对安全，有必要采取临时疏散措施，将大家疏散至基辅安置点。已安排好大巴车来接送所有市民，4月27日下午2点开始进行撤离，届时将有警察和市执行委员会代表进行监督。建议市民带好身份证件、生活必需品以及食物以备眼前所需。同志们，离家之前，请务必关好门窗，关上电器、煤气用具以及水管。请大家保持冷静，有序进行临时疏散。30
广播反复播发了四遍，但大多数人还是没能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一位名叫安尼利亚·珀尔科夫斯卡娅的市政官员回忆起当时情景：“你们可以想象一下，那时距撤离开始仅有一个半小时，大型购物中心里的儿童餐厅里还坐满了正吃着冰激凌的家长和孩子。那天是个周末，一切都平静而美好。”爆炸发生后的36小时内，民众都没能得到有效信息，许多人也都是自行离开的。从未有人告诉他们该如何保护自己和孩子。根据苏联的法律，当辐射值达到一定程度，民众会自动接收到核辐射警报，尽管4月26日一早辐射水平就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值，官员们却都选择了无视。最终人们只是在疏散开始前50分钟才得到消息，要求他们打包个人物品，然后坐在街上等待大巴车的到来。这些人都是听话的市民，一切都依照政府的要求行事。31
就在4月26日和27日，当地几位摄影师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了一场婚礼，留下了这座充满放射性核素的城市的影像。镜头中，青年男女穿着轻薄的夏装，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或在街上漫步，或在运动场踢足球，或是在户外吃着冰激凌。当和他们拍摄的其他影像摆在一起时，这些场景既梦幻又怪诞。在其他影像中，洒水车正在清洗街道；戴着防护用具的警察和士兵站在运兵车上，正在普里皮亚季的大街小巷里巡逻；人们在等待大巴车将他们带离自己的家乡。还有一个镜头对准了一个摆放在公寓阳台上的洋娃娃玩偶，它仿佛还在等待主人的归来。而胶片上呈现出的斑点和白光其实是放射性颗粒飘进了厚厚的镜头里，在胶片上留下的一道道痕迹。32
柳波芙·科瓦列夫斯卡娅曾在近期撰写了一篇关于切尔诺贝利电站建筑质量管理问题的报道，在那个下午她也和其他上千人一样登上了大巴，永远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在离开的前一晚，她一直在安慰自己年迈的母亲，她的母亲在听到撤离的小道消息后始终无法入睡。现在，她们一家人——她自己、她的母亲、她的女儿和侄女，都做好了离开的准备。她们被告知只需要在临时安置点待上三天。科瓦列夫斯卡娅回忆道：“在每一个入口处都有大巴车，人们打扮得好像是去野营，还在开着玩笑，一切似乎都很平和。每辆大巴车旁都有一名警察，按照名单核对市民的身份，帮人们拿行李，他们心里或许想着自己的家人，他们可能有一整天没见到家人了……然后大巴车出发了。”在渐行渐远的车上，摄影师们透过车窗还在继续拍摄，城里依旧熙熙攘攘，而他们的镜头记录了这座城市尚有生机的最后景象。33 到了下午4点半，撤离工作基本完成了。
当政者迫切地想把他们首战告捷的好消息汇报给莫斯科。谢尔比纳在电话里告诉雷日科夫总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普里皮亚季已完成民众的撤离，街上只有狗还在活动了。”人们不能带着宠物一起撤离，因为宠物在苏联的价值体系里地位很低。几天后，警察们会组成特别的小组把流浪狗都杀掉。但留在普里皮亚季的并非只有狗。尚有近5000名电站工人留在核电站里确保按计划关闭其他核反应堆。一些年轻的恋人们趁着父母离开的机会独占家中的房子，有些老人也选择留了下来。他们不明白，明明只让他们离开三天，为何还一定要走。34
乌克兰内政部部长伊凡·哈拉什表示“我们必须说服民众”。他对于自己的人能顺利开展疏散工作颇为自豪，第二天，他向乌克兰中央委员会报告，共有44460名民众从普里皮亚季撤离并被安置在附近的43个安置点。他回忆说：“我们把群众带到村子里，并接管了俱乐部和学校，让他们寄宿在当地人家中。大家都表示十分理解。”瓦伦丁娜·布里奇哈诺娃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站长的妻子，她的丈夫还留在普里皮亚季，而她也和其他人一起撤离了城市，住进了村子里。几天后当新闻记者找到她时，她正在一家养牛场里工作。35
克格勃的官员们告知乌克兰党委，将近1000人自行离开城里，并且来到了切尔尼希夫州的乡镇里，其中有26人因为出现辐射病症状被送往了医院。克格勃正努力抑制恐慌性谣言和不实信息的传播，但对于辐射的传播他们无能为力。从城里撤离的民众不仅把他们身上的辐射带到了临时安置点，他们的个人物品和衣物也同样被辐射污染了。随着普里皮亚季及周边村落疏散任务的完成，大巴又开回了基辅，司机又开始按照以往的常规路线驾驶，这可能会使大量辐射在这座约有200万民众的城市内传播。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