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里皮亚季发生的都留在普里皮亚季，这是事故发生前就定下的准则，在事故发生后的数日里依然有效。尽管有数万人从普里皮亚季疏散至附近村落，苏联政府还是拒绝向本国民众和世界其他地区透露详情。无论是电视、广播还是报纸，甚至是乌克兰的官方媒体，都对此次事故保持缄默。
克里姆林宫此前就成功地严守了大型核事故的秘密，对核污染及其对苏联市民和整个世界造成的危险三缄其口。1957年，那起事故发生在乌拉尔地区一座名为奥焦尔斯克的封闭城市里，但苏联领导层更熟悉的是这座城市的代号——车里雅宾斯克40号，它是苏联第一座生产武器级钚的核燃料电站的所在地。1957年9月29日，一个地下核废料槽爆炸，将覆盖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上重达160吨重的水泥顶盖震破，并向大气层释放出2000万居里的辐射。政府不得不重新安置了12000名居民，他们大多来自附近23个被认为已不再适合人类居住的村落。这些居民的房子和农业设备都被填埋了，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被划为禁区。
苏联的领导人拒绝公布奥焦尔斯克事故的相关消息，此举置数十万市民的生命于危险境地。他们继续着日常生活，并不知道该如何最大限度降低事故带来的风险。尽管辐射云并未飘到苏联境外，但如此大规模的辐射泄漏事故完全不被外人知晓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美国军方与政府官员获悉了本次事故，但决定不以此展开宣传攻势来对付其冷战对手。双方都希望为这次事故保密，这样就不会让民众因过度担惊受怕而拒绝将核能视作一种廉价能源来使用。1
在奥焦尔斯克事故中，当政者想出了很多应对之策，这些办法都可以应用于30年后的切尔诺贝利事故中。这些办法包括：利用征兵手段对核爆炸进行善后处理；采用消除核污染的技术，如填埋受污染设备、用混凝土覆盖核电站受污染区域；重新安置大批人员；划定禁区；处置大批出现急性辐射中毒的患者；等等。苏联核工业的掌权者斯拉夫斯基及其属下曾负责过1957年奥焦尔斯克事故的处理，他们将被召回处理这次核爆炸事故。
和奥焦尔斯克事故如出一辙，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后，苏联政府最初对国内外都保持沉默。1986年的戈尔巴乔夫、雷日科夫及其在莫斯科和基辅的属下都有处理核事故的先例可循，究竟是公开说明还是闭口不谈，他们同样可以仿效。在爆炸发生后的最初几日，官方都很明显地在对事故装聋作哑，秘而不宣，这不仅是由于核计划本身就具有保密性，也是因为当苏联宣布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核电站并且可以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家后，官方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败，在此之前他们把失败都归咎于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此外，官方也不愿意恐慌情绪在民间散播，使国家无法调集应对灾难所需的人力物力资源，所以只能保持沉默。
事实证明，想要控制这次信息的流通将困难得多。奥焦尔斯克事故释放了2000万居里的辐射，而切尔诺贝利事故则释放了5000万居里的辐射。此外，奥焦尔斯克处于苏联中心地带的乌拉尔地区，切尔诺贝利则不同，它位于西部边境地带，风会传播辐射，也会将事故的消息带到北欧和中欧。在20世纪70年代参与普里皮亚季建设的建筑师曾指出该地区盛行向西和西北方向吹的风。这在事故发生后头两天得到了证实。4月26日夜间，吹向西北方向的风携带放射性烟尘越过乌克兰边境，吹向了白俄罗斯，之后到了立陶宛，经过波罗的海后又到达瑞典、芬兰和丹麦。2
第一个拉响警报的是距切尔诺贝利1257公里之外的瑞典乌普萨拉附近的福什马克核电站的放射检测员。正如前文所述，福什马克的辐射控制官员克利夫·鲁宾逊在4月28日早晨穿梭于电站各个区域后，于7点左右拉响了辐射警报。到了中午，该电站的工人已被疏散，其他电站的辐射水平经检测也都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瑞典核专家很快查明这些辐射是经由风从波罗的海另一侧吹过来的。瑞典外交官联系了三家与核能有关的苏联机构，希望他们能给出解释，却都没能得到回应。于是瑞典人失去了耐心，环境部部长布里吉塔·达尔发出声明表示，隐瞒放射性物质泄漏的信息是违反国际准则和协定的。这一次苏联领导人无法像1957年那样瞒天过海了，他们的秘密已经公开，并演变成了一宗国际事件。3
4月28日，星期一晚9点，苏联媒体终于打破沉默，发出了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官方声明，此时已是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距离瑞典在国内探测出高辐射也已超过了12小时。在晚间新闻节目《时间》中，一位播音员用沉闷的声音宣读了苏联塔斯通讯社的新闻稿。内容如下：“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发生了事故，一座原子能反应堆受损，政府正采取措施消除事故带来的影响，给予受害者援助。相关政府委员会已成立，以查明事故起因。”新闻稿就这些，一切看起来都在控制之下，并没有提到辐射值上升以及普里皮亚季居民撤离的消息。当天和次日，没有一家苏联报纸刊登这条新闻。4
即便新闻只寥寥数语，将它播报出来对苏联领导层来说也并非易事。他们仍将苏联重视保密的传统奉若玉律，同时宣称为了追求更高的利益和更好的未来，有时需要一定的牺牲。在事故发生后召开的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官员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之后才作出决定，播报这条简短的新闻。
4月28日清早，在瑞典探测出高辐射值的数小时后，分管能源部门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弗拉基米尔·多尔吉赫向戈尔巴乔夫和政治局同僚们作了汇报。他提出四号反应堆必须被填埋，而且沙袋已经投掷到反应堆上了。政治局委员们勉强接受了这个想法——沙袋填埋是唯一可行的能防止辐射扩散的办法。事故原因尚未查明。假设是氢气爆炸，但无人知晓确切的原因。戈尔巴乔夫说：“这只是目前的猜测。”多尔吉赫报告称有130人已入院就医，被疏散的人也都安置妥当，分配了工作。而安置灾民被视为乌克兰政府的职责。克格勃首脑维克多·切布里科夫报告称：“目前尚无值得忧虑之事，居民们都很平静。但要考虑到事故至今仅在小范围内被人知晓。”
戈尔巴乔夫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该如何进行通报？”多尔吉赫告诉众人：“我们要先确定辐射的范围。”但戈尔巴乔夫不愿继续等待了：“我们要尽快做出声明，不能再耽误了，我们要告知大家电站发生了爆炸，政府正采取措施将影响范围控制在局部地区。”叶戈尔·利加乔夫虽然后来领导保守派反对戈尔巴乔夫，但彼时他仍是戈尔巴乔夫的左膀右臂，当时他是第一个表示赞成戈尔巴乔夫意见的官员。戈尔巴乔夫的自由派支持者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也附议：“我们越快发表声明越好。”其他人也纷纷表示赞同。作为负责国际关系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安纳托利·多勃雷宁此前一直担任驻美大使，他亦有自己支持戈尔巴乔夫的理由，他告诉同僚们：“无论如何，美国都会查明爆炸以及辐射云扩散的真相。”
多勃雷宁的前上司、苏联前外交部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现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一职，他同样没有排斥这个建议，但提醒大家要谨慎一些。他认为“声明要注意避免引发民众恐慌”。几分钟后，他又提议道：“或许我们应该先通知我们的朋友，毕竟他们是从我们这里学习的原子能技术。”这个提议遵循了苏联旧有的“消息分配”传统：不向政治局委员公开全部真相，有选择、有重点地透露信息。首先告知社会主义阵营的“盟友”，然后是西方世界的“敌人”，最后才告诉本国民众。但戈尔巴乔夫不希望这样，他告诉葛罗米柯：“必须先告知我们的人民。”
4月28日上午晚些时候，当政治局委员们在讨论是否应该将事故信息向民众公开时，他们普遍认为核污染只出现在苏联境内，因此此次事件属于苏联内政。多尔吉赫认为放射性“污染”的直径为60公里。雷日科夫总理表示辐射已到达波罗的海附近的维尔纽斯，苏联总参谋长阿克罗梅耶夫元帅则估计辐射云的影响半径为300公里。然而委员们全然不知，辐射云已越过苏联边境，已经对其他国家造成破坏。5
4月28日晚间，当苏联电视台播报这则简短声明时，一起国际事件已在酝酿中了。苏联政府仅仅承认了西方政府早已知道的事实，而大部分苏联民众通过口口相传也已知晓此事。事后戈尔巴乔夫进行了辩解，声称当时他和政治局都没有掌握足够全面的信息。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人说苏联政府刻意隐瞒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真相，我坚决反对这一指控。我们那时并不知道真相。”事实上，他们知道的要比承认的更多。即便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当时准备摒弃苏联旧有的保密传统，他们也害怕事态会变得难以控制。雷日科夫后来沉思道：“我能对人们说些什么呢？难道跟他们说‘大伙儿，反应堆爆炸了，辐射值已经爆表了，赶紧自救吧’?”6
4月29日，苏联发表声明后的第二天，美国驻苏联大使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抵达了莫斯科，一架苏联国家航空公司的飞机也同时降落在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对于两国来说这都是不同寻常之事。1981年12月，里根政府为抗议波兰的军事管制，取消了美苏直航，当里根总统同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12月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会晤后，航班才恢复开通。当时两位领导人审时度势，终于做出决定——尽管双方存在意识形态和哲学理念的差异，但还是可以合作的。7
民用航空部的副部长率领苏联代表团乘坐苏联国航的飞机抵达美国，他向美国记者表示，希望恢复直航能促进两国合作。他还打算聊一聊未来，但记者似乎对切尔诺贝利事件更感兴趣，不断问他这次事故的规模以及遇难人数。这位高级官员变得不知所措，因为他所知道的可能比这位记者更少。8
同一天，美国民众获悉了大量有关切尔诺贝利事件的信息。美联社驻莫斯科记者谢尔盖·施梅曼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写道：“事故的严重程度目前不得而知，但可识别的辐射物已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扩散。塔斯通讯社提供的简短声明稿以及晚间新闻的播报都表明这是一次重大事故。所用措辞表示电站的灾情尚未得到完全控制。”施梅曼报道了大众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所面临的不断升高的辐射的焦虑，并指出苏联的声明是在“瑞典、芬兰和丹麦发现辐射异常升高的数小时后”才发表出来的。9
也是在4月29日这天，里根从他的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团队那里得知了切尔诺贝利事件。他当时正搭乘空军一号从关岛飞往巴厘岛参加一个南亚峰会。政府当即决定成立一个工作小组，负责监控事故动态以及其可能对美国带来的影响。工作小组由副总统乔治·布什负责监督，环境保护局局长李·托马斯担任组长。
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在同一天提供了首份有关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情报备忘录。中情局专家称此次事故是史上最严重的核灾难，还提到了一则谣言说，即使没有数千人，也至少有上百人死于核爆炸。他们承认了这次情报工作的失败，因为他们未能在瑞典探测出高辐射值以及苏联发表事故声明之前就收集到相关信息。这份报告写道：“未能在瑞典公开信息以及苏联几乎同时发表事故声明前就收集到有关情报，让我们深感不安。事故发生后的三天才得知此事，让我们深感不安。事故发生在北约‘战争警报’的核心地区，尤其令我们不安。我们需要查明事故原因。”10
基于卫星监测数据，这份中情局报告的撰写者推测首次核爆毁坏的反应堆内的石墨还在继续燃烧，并不断向大气中释放辐射。中情局专家预测：“辐射源下风向的大部分地区将由于人员疏散、工厂和设施的关闭以及去污行动而受到影响。”他们还预见到了“辐射会对农业，特别是对乳业产生影响；对水源造成污染，尤其是第聂伯河流向基辅的下游区域”。中情局断言苏联掩盖事故信息会对他们产生不利的国际影响：“由于苏联未能发出预先警报（他们可是有三天的时间），东西欧国家都会长久地与之疏远。这会让苏联不再那么可信，当他们与别国进行各种协商时，从军备控制到经贸合作，以及他们的宣传造势，效果都会大打折扣。”11
得知切尔诺贝利事故后，里根政府的首次公开回应是向苏联提供援助。4月29日，一位苏联外交官前往美国国务院商讨有关核武器控制的问题，美方也向其表明上述意愿，同时希望他能提供更多事故的相关信息，但对方什么都没说。随后，美国国务院首次指责了苏联方面不愿提供事故细节。一位国务院官员告诉媒体：“苏联人一贯如此，迟迟不谈此次事故，只提供给我们一些碎片化的信息。”据推测，苏联实际上不太可能接受美国援助，因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可能是军方项目，尽管这一推测并不准确。12
第二天，即4月30日，苏联外交官向里根传达了戈尔巴乔夫的口信，承认确有事故发生。白宫副新闻发言人拉里·斯皮克斯告诉媒体：“苏联方面告诉我们，由于放射性物质发生泄漏，紧邻事发地的人员已被部分疏散。辐射目前得到了控制，已探测到污染扩散到了核电站的西部、北部和南部地区。污染水平略超出标准范围，但无须对民众采取特殊防护措施。”斯皮克斯表示美国政府正在敦促苏联政府提供更多信息。13
美国情报机构和媒体将这次事故称为史上最严重的核灾难，一时间谣言四起，真相难觅。4月29日，美国合众国际新闻社驻莫斯科记者卢瑟·惠廷顿发表报道称，爆炸造成80人当场死亡，另有2000余人被送往医院。他援引了一则对基辅某不具名人士的电话采访，该人士还表示有10000-15000人已从普里皮亚季撤离。前一项数据很显然是一个过高的估计值，而后一项数据则远低于实际从普里皮亚季疏散的人员数量。但许多西方媒体采信并转载了这篇报道。芝加哥证券交易所甚至迫不及待地做出预测——苏联农作物会受到大面积污染，因此美国农作物出口将大幅增加以弥补潜在的粮食缺口。美国农作物不仅仅会出口到苏联，还会销往北欧和东欧受到事故及放射性尘降物影响的国家。14
苏联方面对此忿忿不满。苏联记者弗拉基米尔·弗林，在4月29日跟随苏联代表团一起到访美国。看到美国主流媒体报道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消息后，他感到既焦虑又惶恐。他认为事故会对苏美间的合作带来不利影响。不久后，他在苏联媒体上发表文章表示，“苏联政府向民众隐藏事故真相”这一说法十分可笑。他将美国媒体对苏联的敌意与苏联在美国七位宇航员遇难时的表现相对比。1986年1月，这七位宇航员因一起太空爆炸事故而不幸遇难。弗林写道：“如果我们还记得‘挑战者号’的话，我们会觉得更加心痛，因为当时我们的媒体和我们的内心对于美国人的遭遇都十分同情。”15
弗林和他的国家显然都处于防御姿态。他没有提及美国向苏联提出了援助的提议。苏联宣传部门的领导则对切尔诺贝利事件闭口不提，反而在媒体上大量播发国外核灾难的消息。谢尔盖·施梅曼在《纽约时报》刊登的文章中写道：“苏联官方提供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简短说明后，塔斯社发表报道称美国也曾发生过许多事故灾难，还提到了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外的三里岛事件，以及纽约罗切斯特市附近金纳核电站的事故。塔斯社称，根据美国一个反核组织的记录，美国在1979年共发生2300起核相关事故、故障或问题。”16
4月30日，苏联重要的报刊媒体《真理报》终于打破沉默，在该日报纸第二版底部刊登了一则短小的事故声明。声明内容和4月28日塔斯社的声明基本一致，但多了一些新内容，声明指出鲍里斯·谢尔比纳被任命为政府委员会负责人，并承认普里皮亚季的撤离工作，但把普里皮亚季称为一个“定居点”，而不是“城市”。该声明还向民众担保官方一直在密切监测辐射值的变动情况。戈尔巴乔夫、雷日科夫及其他政治局同僚，自发布事故信息后便面对这样一个挑战：如何维持苏联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公民的可信形象，同时又不会对事故失去控制，继而在受灾地区引发民众恐慌。17
4月28日，乌克兰克格勃向基辅的党领导汇报，电站附近的民众对辐射的扩散日益焦虑。在距反应堆仅130公里的基辅地区，情势也变得格外紧张。官方动员了大批核专家、警察以及大巴车，基辅医院也收治了许多辐射病患者，这一切使得一些谣言开始在乌克兰首都居民之间传播。但政府尚未告知事故范围到底有多大，也没有通知民众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乌克兰知名作家奥利斯·贡查尔在日记中写道：“整座城的人都感到很惶恐，医院也人满为患，但从广播中听不到有关事故的任何信息，只有激昂欢快的歌曲。”18
4月30日，乌克兰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当下的情况。当日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5月1日将在基辅市区举行的游行活动。对苏联来说，有两个很重要的具有政治意义的节日，其中一个是11月7日，1917年的这一天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另一个则是官方确定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个节日可追溯至1886年5月1日，当天在芝加哥秣市广场，警察开枪射击了示威工人。这个节日会使人想起共产主义的国际渊源和崇高理想。通常5月1日当天，苏联政府都会组织大规模游行活动。许多苏联市民将这一天视为一个非政治性的春日假期，会和朋友、同事一起参加游行——这是政府唯一许可的公众集会活动。
4月29日，乌克兰政治局会议的前一天，乌克兰克格勃的负责人斯特潘·穆哈向乌克兰党委书记谢尔比茨基呈上了一份简报，概述了克格勃为这次重要的公共假期所做的准备工作。克格勃也调查了切尔诺贝利事故是否属于人为破坏，并加强了对核电站其他区域及邻近地区的监控，以防“危言耸听的谣言或倾向性信息的散播”。19
一切似乎尽在掌控之中，仅仅如此并不够。辐射还在散播，克格勃对此也无能为力。风向已变，辐射云正逼近基辅地区，乌克兰领导层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否还要举行游行。4月28日，克格勃的报告显示市区的辐射值尚在正常范围内，即低于每小时20微伦琴，但到了第二天，辐射值就跃升至100微伦琴。乌克兰的领导人很困惑，因为他们搞不懂辐射值到底意味着什么。谢尔比茨基在克格勃关于辐射水平的报告上不停地批复：“这是什么意思？”20
莫斯科的党领导们认为这些数据不算什么，至少辐射值基本还在正常范围内。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舍甫琴科记得在政治局召开会议之前，他们曾收到莫斯科的指示，要求继续举办游行。基辅的劳动节游行可以向世界昭示这里的一切都很正常，人民既安心又安全，西方媒体则在散布爆炸造成严重毁坏、上万人员伤亡的不实新闻，以此掀起一场舆论战。快乐的基辅人民在市中心游行的形象经由电视和报纸的报道，可以告知国内外人民：此地一切安好，一切尽在掌控之中。21
乌克兰的领导层与专家商量过后，决定继续举行游行，但要缩短游行时间、减少参加人数。按照传统，基辅的十个地区都会派4000-4500人参加活动，而此次名额减少至2000人，而且参加者大多是年轻人。谢尔比茨基希望政治局委员和市领导们也能与家人一同参加游行，包括他们的子女，以此告诉市民基辅安然无恙。22
5月1日上午，《真理报》在报纸头版打出了标语：“五一劳动节万岁！国际工人团结日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报纸第二版的最底部则刊登了政府关于切尔诺贝利及周边最新情况的声明。声明表示情况有所好转，同时抨击了试图在苏联境内制造恐慌的西方媒体：“一些西方机构正散播谣言，谎称原子能电站事故造成了数千人遇难。事实上，正如我们已报道的那样，目前有两人遇难，共有197人入院接受治疗，其中49人经过观察已离开医院。企业、国有农场以及各类机构都在正常运转。”23
从技术层面说，《真理报》提供的数据是准确的。受到爆炸和辐射影响最严重的消防员及核电站操作员还在莫斯科和基辅医院里勉强维持生命，而事故带来的中长期后果目前还不得而知。政府已经决定在这场舆论战中先发制人，但不会透露过多的信息。5月1日，由雷日科夫总理牵头的政治局行动小组通过决定：“调集一批苏联记者前往切尔诺贝利电站周边区域收集报纸和电视的新闻材料，向民众展示该区域的日常状态。”24
与此同时，基辅地区的辐射水平变得愈加危险。乌克兰核能研究所专家采集到的数据显示，4月30日早间乌克兰首都地区的伽马辐射值急剧上升。到中午时，辐射值达到每小时1700微伦琴，但之后又有所下降。截至晚上6点，乌克兰政治局会议结束时，伽马辐射值降到了每小时500微伦琴。这是一个好现象，夜间辐射值也都保持稳定。但5月1日早8点，正当人们准备前往市中心进行游行时，辐射值又急剧上升。灾难已悄然酝酿。
克列夏季克大街既是基辅的主干道，又是五一游行所在地，此地的辐射值上升很快。这条大街位于城市两座小山之间地势较低的地带。据基辅市市长瓦伦蒂·祖格尔斯基回忆：“所有参加游行的人都面临严重威胁，空中的辐射气流从第聂伯河那边直接向克列夏季克大街的方向流动。”25 9点过后，政治局委员和市政府的高官都聚在克列夏季克大街中心城市主广场上的弗拉基米尔·列宁纪念碑旁，等待着共和国党委书记谢尔比茨基前来宣布游行开始。此刻的辐射值已蹿升至每小时2500微伦琴，即当天的最高值。然而谢尔比茨基依旧不见身影。
快到10点时，聚集在列宁像前的人群终于望见谢尔比茨基的车向广场开来。豪华轿车停在了为游行而搭建的高台前，谢尔比茨基骂骂咧咧地从车上下来。祖格尔斯基听到他说：“我早就和他说过不能在克列夏季克大街举行游行，它不像红场，这里类似山谷，辐射很容易在这里集聚。但他和我说‘继续举行游行！’”根据谢尔比茨基的妻子拉达后来的讲叙，戈尔巴乔夫曾威胁她的丈夫，要将他开除党籍：“如果你取消游行的话，你就退出这个党吧！”谢尔比茨基和同事们说着这些，虽然他没提这是他与谁之间的对话，但一些人猜测他指的就是戈尔巴乔夫。他又说道：“随他去吧，咱们准备开始游行。”26
他们都站到了台上，谢尔比茨基立于中间，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舍甫琴科在他的左侧，乌克兰政府总理利亚什科则站在他的右侧。利亚什科记得：“所有人都没佩戴防护装备，我的孙子孙女也在游行队伍中，我的妻子与其他领导人的妻子一起待在宾客区。毕竟，那时我们没有人对危险有全面的了解，正相反，人人都在试图弱化危险。”没有谁比莫斯科政要和核工业负责人对此更上心了。利亚什科回忆：“我接到中型机械制造部部长斯拉夫斯基打来的电话，他所在的部门正是与原子能打交道的部门。他对我说：‘你怎么这么大惊小怪？我要亲自过去把你们的反应堆关掉。’”27
活动当天的照片显示，谢尔比茨基、利亚什科、舍甫琴科和其他乌克兰领导人朝游行队伍中的民众挥手致意，此刻城里的辐射也达到了峰值。与站在台上的人所不同的是，游行者对危险毫不知情。照片中，民间表演团体的演员们穿着乌克兰传统服装，年轻人们高举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肖像照，也有些人举着政治局委员们的照片，戈尔巴乔夫的照片摆在前面。游行者们都穿着轻便——因为这是个阳光和煦的春日早晨。许多人都带着年幼的孩子，有些父亲还让孩子坐在自己的肩头。儿童们也都以自己的队形行进着。其中一位参与者回忆：“儿童——我们未来的接班人——走在队伍的最后面，他们想要追上我们的步伐，边笑边跳。”28
游行的参与者娜塔莉亚·佩特里夫纳事后回忆，她记得游行刚开始和以前并无异样，当她和人群走入主广场后，她望向主席台。通常，台上会站满各行各业的代表，有企业高管，也有劳动能手——因严格遵守规定或工作效率高而作为模范表扬的工人们，而现在整座台子空了一半，她不敢相信看到的画面，她回忆道：“我疑惑地问道：‘这些精力充沛的人都去哪了？’”这些精力充沛的人指的是她在以前游行时见到过的核能部门工作者。随后一位穿着便服的男士找到了她，此人的举止说明他是一位克格勃。佩特里夫纳记得那位男士“对我耳语道：‘快点离开，快点离开。’他抓着我的胳膊把我带离了游行队伍”。克格勃不希望人们破坏主席台前有序的行进秩序，也不会容忍任何可能造成恐慌的提问。29
佩特里夫纳回忆道，游行结束后，“我坐在长椅上休息，觉得虚弱无力，头晕眼花。我的喉咙很干、很痒”。这些明显是受到辐射影响的反应，但好在后期她没有出现更多不良反应。另一位游行参与者娜塔莉亚·莫罗佐娃，特意从敖德萨来到基辅参加这次活动，她可没佩特里夫纳那么幸运了。乌克兰议会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善后工作，那些曾在主席台上向群众致意的领导都收到了这位女士满是咒骂的信件：“让他们都下地狱吧！”她接着写道：“我是一名孕妇，4月24日我来到基辅拜访一名女性亲友。我参加了这次游行，在第聂伯河上划了船。5月12日我才离开基辅，到了7月我的孩子就胎死腹中了。”30
5月1日，奥利斯·贡查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民众在克列夏季克大街上举行游行，高兴地呼喊着口号，好像无事发生过一样。”克里姆林宫中的苏联领导人虽然一直在努力防止出现公众恐慌，但这次“带辐射”的大游行却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后果，苏联政府原本希望借此巩固政权，结果适得其反。基辅工人赫里·拉尔后来写信给基辅议会委员会：“政府欺骗和背叛了我。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我只能从外国政府那里得知消息。”的确，在得知瑞典高辐射警报后，西方媒体首先播报了新闻。“美国之音”和“自由电台”最早用俄语和乌克兰语通知苏联民众做好辐射预防措施。与此同时，克格勃工作人员还在不断查抄传单，他们认为那些传单中含有“有关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影响的虚假信息”。31
戈尔巴乔夫没有为基辅那天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但他后来承认继续举行游行是个错误。事故过去20年后，当2006年戈尔巴乔夫接受访问时说道：“5月1日我们没有取消游行，这是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掌握事故全面信息。的确，我们不想制造恐慌——想象一下吧，在一座有着几百万人口的城市中，如果发生了大规模恐慌，那后果该多么可怕！现在我们知道了，当时那就是个错误。”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