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的早晨，普里皮亚季。不仅那些对辐射一无所知的儿童在快乐地玩着沙土，即使是那些清楚知道事故状况及后果的大人们，也觉得这发黄的颗粒状物质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在距普里皮亚季党部约500米远的地方，堆放着大量施工用的沙土。从附近高楼的窗户望下去，能看到三位40多岁的男士正在将沙土装入他们带来的沙袋中。这三个人中，一位身着将军制服，另两位穿着昂贵的正装，他们挥汗如雨，衣服也因汗水和泥土变得不再干净，他们身旁装好的沙袋越积越多。
这位将军正是尼古拉·安东希金，基辅地区空军指挥部参谋长兼直升机部队指挥官，当日早些时候，他曾将直升机降落在党部前面的广场上。另两位身着正装的是中等机械制造部的第一副部长亚历山大·梅什科夫，效力于大权在握的叶菲姆·斯拉夫斯基麾下；另一位是苏联能源与电气化部核电部门的总工程师根纳迪·沙沙林。他们正努力填装着沙袋，然后用安东希金的直升机把沙袋投进受损的反应堆里，目的是封堵住反应堆，阻止辐射进一步扩散。
沙袋空投的计划早在前一晚就已经决定，但推迟至4月27日黎明时分才开始执行。这是因为安东希金需要时间将直升机飞行员调配过来，留出停机坪的位置，并侦察好往返反应堆的飞行路线。当直升机和飞行员都已就位后，安东希金将军找到委员会负责人谢尔比纳，希望他能提供工具并安排人手填装沙袋，然后再将沙袋运上直升机，因为飞行员已经就位了。谢尔比纳听到后难掩怒火，他希望那些飞行员来干这活，他认为这不是委员会的职责。安东希金坚持多找些人来帮忙。谢尔比纳便让将军去找梅什科夫和沙沙林来装沙袋。这两位高级官员服从了安排。沙沙林回忆道：“谢尔比纳很不耐烦，直升机的引擎一直在轰鸣，他也扯开嗓门骂我们，说我们干活差劲，一无是处。他就像对待牲口一样驱使我们，无论是部长、副部长还是将军，他统统不放在眼里，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他认为我们‘有能耐’把反应堆搞爆炸，却连沙袋都装不好。”
谢尔比纳行事粗暴。不过到了4月27日早晨，他已经从之前震惊且迟疑的状态中清醒过来，那时他还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现在的他有了明确的目标，便又开始以威吓的方式行事了。这种对待下属的方式在以前是惯用的。策略就是通过恫吓属下使其服从，并要求他们完成不切实际的生产任务。除非安东希金、梅什科夫和沙沙林能找到别人一起帮忙，不然他们只能亲自上阵了。1
好在，过了一会儿他们就找到了帮手，也找来了许多铁铲。“我看到有连长和下级军官一起赶来装填沙袋，然后将沙袋运上直升机，当飞机靠近目标时，将沙袋投掷下去，然后再折返重复上述动作。”勒加索夫回忆说，他对这次行动感到有些失望，“4月27日和28日两天，能源部和地方政府都没能很好地组织工作，也没有备好投放物资。这项工作任务很明确也很紧急。29日开始，工作慢慢有了头绪。我们找到了采石工人，铅也备足了。人们各就其岗，工作有序推进。与此同时，直升机飞行员们十分高效地执行他们的任务，他们还在普里皮亚季党委大楼的屋顶上设了瞭望岗，用来指挥四号反应堆上方的飞机靠近投放位置”。2
最终，填沙袋的工作交给了共青团普里皮亚季支部的领导。他们来到工人宿舍请求协助。工人们都很积极，但是物资还是不够充足，铁铲、沙袋以及系沙袋的编织绳都不够用。他们先是找来了为五一劳动日游行而准备的红色织带，市民被疏散后，他们又从邻近的村落找到许多沙袋。和战时一样，大部分的劳动力都是妇女。瓦伦蒂娜·科瓦伦科就是其中一位，她是切尔诺贝利的居民，她记得“有人过来找我们帮忙，说发生了事故，需要我们去沙堆填沙袋……那里基本都是妇女，她们从白天干到晚上”。3 乌克兰方面负责提供劳动力，莫斯科提供经济支持。
当共青团领导和当地官员接过了调动工人装填沙袋的任务后，安东希金将军又做起他的本职工作——协调飞行员向核反应堆里倾倒沙袋，从而将其封闭。在谢尔比纳安排安东希金去装沙之前，安东希金就已和他的军官们飞到受损反应堆上空，规划好了路线。目前有两个难题：一是飞行员并不熟悉核电站布局，一开始很难确定反应堆的位置，而反应堆不断向空中释放看不见摸不着的辐射云，几乎没有烟尘；二是从空中接近反应堆难度极大，因为高耸的排气管在爆炸中侥幸保存了下来。安东希金和飞行员们克服了两大难题，规划好飞行线路，在接下来的几天内飞行员们将沿着这条线路进行数千次飞行。
很快，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一架架直升机先后从普里皮亚季中心广场起飞，飞往距离不到三公里远的受损反应堆。当直升机到达目的地后，工作人员会打开舱门手动投放沙袋。这项任务几乎不可能完成，因为受损反应堆的开口——没有被“艾琳娜”罩住的部分——只有五米宽。在他们关上舱门前，由于投放沙袋而产生的辐射云会将放射性气体和颗粒带入机舱内，每次投放都会使舱内的辐射值从每小时500伦琴增长至1800伦琴。一天内，安东希金的飞行员们共出动110架次，投放了150吨沙袋。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可还是不够令谢尔比纳满意。
4月27日晚间，已经精疲力竭的安东希金将军将成果汇报给谢尔比纳，可这位副总理却未流露丝毫感谢之意。他反而不断朝安东希金和沙沙林大声责骂，说工作看上去没完没了。谢尔比纳不再让沙沙林负责沙袋运输的工作，并要求飞机增加架次投放更多沙袋。乌克兰设计者们很快设计出了一种可挂在直升机上的挂钩，将沙袋包置于降落伞内，如此便能多载几十包沙袋。他们一共制造了3000多个挂钩，挂钩可从舱内自行脱落，无需飞行员打开舱门，这样就不会引入辐射气体及颗粒。同时他们还用铅板加固飞机地板，这两项改进措施拯救了许多飞行员的生命。但他们的任务依然难如登天，因为反应堆的开口过窄，只有不足20%的沙袋能掉入反应堆里。4
还有辐射问题。起初飞行员们并不知晓辐射场的威力，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形势严峻，不光是辐射测量器的数值。一位名叫瓦列里·什马科夫的飞行员回忆道：“天气很好，阳光灿烂，一切都生机勃勃的。但我们注意到有一只乌鸦由于身体太虚弱已经飞不起来了。我们才意识到情况有多严重。”许多同事开始呕吐，还有一些人皮肤被辐射晒伤。什马科夫觉得异常疲惫——许多在爆炸后就赶到普里皮亚季的人也出现了这种放射性中毒的症状。什马科夫和他的同事们觉得他们无处可逃。他回忆道：“当我们开始在反应堆上空飞行，接受消毒，当我们的设备和衣物接受特殊物质处理，我们才开始讨论这次飞行任务的危险性，我们或许应该首当其冲，成为牺牲者，既然我们现在已经身涉其中了。”5
第一批飞行员，包括安东希金将军在内，在核反应堆上空飞行时都没有穿戴防护装备。为了投放沙袋，他们要在反应堆口的位置停留四分钟左右。一次单程飞行会使飞行员受到20-80伦琴的辐射，也就意味着他们应该在返程后立即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然而事实上，他们已不舍昼夜地飞行了八天，体内已吸收了极高的辐射量。他们摄入的辐射量是根据他们衣服上的辐射量估算的，而不是反应堆上空的辐射值。5月上旬当他们完成这项工作后，所有在4月27日下午执行第一次投放的飞行员都被送往了基辅的医院接受治疗。6
谢尔比纳想将沙子放入反应堆内，现在这个想法已经实现了。但是他这个想法真的正确吗？他听从了首席科学家勒加索夫的建议，但如果勒加索夫和其他科学家的想法是错的呢？一些莫斯科核能研究所的同事认为勒加索夫的想法完全错误。没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了接二连三的爆炸，也无法说清反应堆内究竟发生了什么。用沙子来封闭核反应堆是否会引起新的爆炸，而不是起到灭火的作用呢？
4月27日夜，不再负责沙袋运输工作的沙沙林和包括勒加索夫在内的几位顶尖科学家，坐在一起讨论当下的情况。勒加索夫回忆：“目前最困扰我们的问题是，核反应堆或核反应堆的某一部分是否还在工作？短时存在的放射性同位素是否还在不断产生？”必须立刻进行检测。科学家们让载有测量伽马和中子活性设备的装甲车尽可能靠近受损的反应堆。结果令人沮丧：计数器显示中子辐射值很高。这意味着核反应还在继续，反应堆还在运转并且有可能引发更剧烈的爆炸，比起之前摧毁四号反应堆及令政府委员会下令疏散普里皮亚季市民的那次爆炸，再次爆炸将猛烈得多。它不仅会毁灭整座核电站，还将释放大量辐射云，欧洲大部分地区将因此不再适合人类居住。
勒加索夫钻到装甲车内，命令装甲车驶向反应堆。他很快意识到中子的测量结果可能会受到强伽马场的影响。中子是一种电离亚原子粒子，能反映反应堆内的状态；伽马场是电离辐射中另一部分。于是他想出了另一种测量反应堆内辐射量的方法：“我们通过测定碘-134和碘-131这两种短寿命和长寿命同位素的关联性和辐射化学测定法来获取有关核反应堆状态的最可靠信息。”他们很快就意识到“短寿命的碘的同位素已不再生成，也就意味着反应堆不在工作，而是处在亚临界的状态”。该结果让他们如释重负。他们向莫斯科汇报，委员会成员的测定值是每秒每平方厘米约20个中子。沙沙林说：“必须承认，我们是在离反应堆尚有一段距离，且隔着水泥的地方测量的。”7
勒加索夫的下一项任务是将反应堆内燃烧的石墨保持在一个特定的温度内，以防铀燃料靶丸释放更多辐射。他建议使用硼，一种可以吸收中子的稀有化学元素，来防止反应堆过热。但首先他要说服莫斯科和普里皮亚季的上级领导接受这个想法，还需要收集足够多的铅来完成这项工作，核电站的仓库内存有足量的硼。莫斯科的上级们，尤其是苏联科学院的院长兼核能研究所所长安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并不支持该项建议。亚历山德罗夫建议使用黏土而不是硼。谢尔比纳决定黏土和硼两者都用，他只需要知道一共需要多少铅、硼以及其他材料。勒加索夫说需要2000吨铅，但不一定完全够用，于是谢尔比纳订了6000吨铅。这可是大手笔，但谢尔比纳毫不在意，因为整个苏联经济都任由其调配。8
直升机飞行员们开始往反应堆内投放沙、黏土、硼还有铅。沙子用来扑灭石墨上的火，铅用来降低石墨的温度，硼和黏土用来防止连锁反应发生。谢尔比纳和委员会同意采用此方案。但有些科学家想说服勒加索夫连锁反应只是在理论上会发生，因为燃料管道已经毁坏，反应堆内只有石墨在燃烧，因此硼不会发挥作用。核能研究所的顶级科学家瓦伦蒂·费杜伦科，对石墨堆了如指掌，于4月27日下午抵达普里皮亚季，认为沙子、黏土以及铅都没有必要。
石墨堆的缔造者之一亚历山德罗夫将费杜伦科派来，是请他给勒加索夫提供科学建议。因为化学家出身的勒加索夫没有经过专业物理训练，也未曾有这方面的学术兴趣，甚至从未参与石墨堆的相关工作。4月27日晚上，在费杜伦科到达普里皮亚季的第一晚，他拜访了康斯坦丁·波卢希金——第一位从空中观察核反应堆的科学家，也是他首先认定反应堆已经毁坏了。波卢希金向费杜伦科及其他几位科学家展示了他在直升机上拍下的反应堆画面。从屏幕上，费杜伦科看到巨大的“艾琳娜”还在原位，罩住了大部分反应堆，使得飞行员们很难将材料通过开口投放进去。
费杜伦科认为目前基于勒加索夫所采用的策略不仅无用，甚至是起反作用的。飞行员们冒着生命和安全危险，将材料投放下去，然而其中大部分都没能掷入反应堆里，而每一次投放都会造成小型的辐射爆炸，使辐射值上升。费杜伦科是这样描述一次空投后的场景的：“一秒后，一朵黑色的蘑菇云从破损的反应堆上空升腾起来。里面满是燃料和石墨灰尘，和原子爆炸产生的蘑菇云看上去极像，但小很多，颜色也非常黑。三四秒内，这朵不祥的蘑菇云的顶部上升到排气管三分之二的高度，然后呈黑色带状开始缓缓下降，在暗灰色天际的衬托下，仿佛是雨从云层里落了下来。10-12秒后，蘑菇云消失了，天空又恢复了晴朗。风把蘑菇云吹走了。”9
费杜伦科反对继续进行空投，但勒加索夫并未采纳其意见。勒加索夫告诉费杜伦科：“空投沙土和其他材料后，辐射活动的确明显加剧了，但可能只是短暂的。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民众是不会理解的。”的确，空投计划是获得苏联最高权力部门认可的。他们最关心的不是空投可能会导致辐射扩散，而是如何避免再次发生爆炸。这是4月27日晚间分管能源部门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弗拉基米尔·多尔吉赫告诉科学家们的。10
4月28日早上，多尔吉赫亲自告知戈尔巴乔夫及整个苏联领导层，四号反应堆已在爆炸中毁坏，需要进行填埋，目前已向堆体投入沙子、铅、黏土和硼。戈尔巴乔夫问他：“是从空中进行投放吗？”多尔吉赫回答：“是用直升机。”接着他报了一个较低的数目，“已经投放了60袋，还需要1800袋，但直升机也不够安全”。该数据可能反映了截止到前一天中午的状况。戈尔巴乔夫又问苏联陆军参谋部参谋长谢尔盖·阿克罗梅耶夫元帅，当下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对方答道：“唯一现实的做法就是用沙子和硼把反应堆封上。”11
谢尔比纳已倾尽全力尽可能快地填埋反应堆。投放到反应堆的沙、铅和硼的数量在逐日增加：4月28日300吨，4月29日750吨，4月30日1500吨。5月1日达到了高峰，当天投放了1900吨的沙子。后来由于担心材料堆积面积太大，分量太沉，便停止继续空投。反应堆承重过大会压垮核电站的地下结构，从而引发地下水放射性污染。最后共约5000吨不同材料被投掷到反应堆里，其中大部分是沙子。堆积如山的材料竟没有压塌机组简直是个奇迹。12
飞行员们的付出是否值得？勒加索夫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反应堆周围的辐射值下降了。后来他和其他几位科学家估计，4月26日事故发生后24小时内，爆炸产生的辐射有25%已经消散了。到了5月2日，辐射的释放量仅为事故后第一天的六分之一。勒加索夫认为这应归功于委员会所采取的行动，尤其是用沙子及其他物质来填埋反应堆的空投行动。13
对于住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西部的居民来说，这样的改善既不充分，又姗姗来迟。直升机进行空投时，原本在事故发生后的最初几日向西、向北吹的风变成了向东、向南吹，将辐射扩散到了更多地方。弗拉基米尔·皮卡洛夫将军指挥的化学武器小分队，在事故发生后就立即来到了现场，他们负责辐射值的测定以及辐射区域的划定，检测点分布不广，面对迅速恶化的情况他们也无能为力。14
4月28日，即普里皮亚季疏散后的第一天，谢尔比纳及其委员会在获得莫斯科方面的同意后，决定将反应堆方圆10公里的范围划为禁区，并重新安置从该区域撤出的人口。委员会还决定放弃普里皮亚季这座城市——因为那儿的辐射值一直在上升。委员会成员和电站的操作员——近5000人留在了城里以确保反应堆的安全关闭，再加上被调配过来的警察和军人，他们都没有足够的装备来应对如此高的辐射。
防毒面具的数量远远不够，辐射测量器也供应不足，一些能用的测量器也因没有电池而无法使用。碘化钾药片也很难得到，等到手时也为时过晚——居民们的甲状腺里已吸收了不少放射性碘。有关高辐射场的警告标示也未张贴，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均设在城内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办公室和走廊里铺的羊毛地毯变成了吸附放射性颗粒和辐射的储藏室。在警察局总部，人们花了四天时间才搞清楚状况，然后才把地毯移除。15
从莫斯科飞来负责处理此次事故的科学家都知道自己面临的危险，但仍然经常忘记采取保护措施。有男子气概的“担当”精神影响了留在普里皮亚季的众人。费杜伦科是这样描述他在破损反应堆周围看到的景象的：“当班的年轻人在现场边抽烟边聊天。这时一架将材料搭在网内的直升机飞了过来。高度不是很高，视野很清晰，它在反应堆上空盘旋了一会儿，投下材料，随即飞走了。豁口附近的工作人员看起来都很冷静，他们表情轻松，且都没有戴着防毒面具。我摸到了口袋里的防毒面具，想起自己也有面具，却不好意思将它戴上，因为所有人都没有佩戴。”和其他人一样，费杜伦科也没采取保护措施。他和反应堆之间唯一的屏障就是几百米远处一座建筑物的水泥墙。16
普里皮亚季城里的辐射值徘徊在每小时1伦琴左右。根据后来苏联警方在辐射区采用的标准，在此种情况下警官最多只能待20个小时。政府委员会的成员们在普里皮亚季已停留了近60小时。终于，委员们和其他在第一次疏散后留下来的所有工作人员被告知可以离开普里皮亚季，前往更安全的地方。17
和之前的疏散不同，这些人明白他们这次不是仅仅离开三天，而是永久地离开这里。费杜伦科记录下了令人难忘的大撤离一幕：“在路上，我们在之前填沙袋的地方停留了一会儿。上级们在谈论着什么事情，我被眼前的一幕深深打动了……在车站灰暗的背景下，500米处的一片小村庄的农舍依稀可见，篱笆后面有一位农夫持着犁，在果菜园里耕作，他面前还有一匹马。乡村田园式的画卷出现在这片被辐射侵染的大地上，这一幕我将长久铭记于心。”18
在普里皮亚季最后的居民离开之前，他们为这次事故第一名登记在册的殉难者沃罗基米尔·沙绅诺克举办了一个简单的葬礼。沙绅诺克在涡轮测试时一直在记录辐射值，后来爆炸导致水管爆裂，蒸汽大量逸出。4月26日早上6点左右，沙绅诺克由于严重烧伤不幸去世。他被送往医院时，已几乎无法讲话，他的妻子也在这家医院做护士。他告诉别人他之前在反应堆里工作，并拜托周围人和他保持距离。他去世后，核电站没有空闲的车来将他的尸体载到墓地，而耶索洛夫最后一次行使了他作为普里皮亚季副市长的权力，他征用了一辆路过的大巴车把尸体送到墓地，尽可能让沙绅诺克体面地离开。19
这批刚从普里皮亚季疏散出来的人在城市以南35公里处一个名为“斯卡佐基尼”的童子军营地安置了下来，这个名字的寓意是“童话”，然而这个营地，以及居民们面临的辐射状况，可不像童话一般美好。在他们在此地安置好后，这个地区的辐射值也跟着上升了，但还没有超过每小时1300微伦琴。和普里皮亚季城每小时1伦琴的辐射水平相比，这个状况已经算很“好”了。20
随着政府委员会的移动，高辐射也在向南扩散，距离基辅越来越近了。
4月28日，51岁的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瓦伦蒂娜·舍甫琴科驾车前往基辅北部地区，因为很多来自普里皮亚季的居民暂时安置在那里。她是自己决定过来的，在此之前没有和乌克兰最有权力的人谢尔比茨基商量过。她回忆道：“我感到有灾难发生，但在头几天里没有人知道这次事故有多危险。我想知道怎么能安置下那么多从普里皮亚季过来的人，他们最需要什么，于是我在4月28日一早向切尔诺贝利出发了。”她看到人们住在学校和公共建筑里，也有些住在附近集体农户的家中。这些人都各不相同。大多数人都是城里的居民，来到农村后他们有些不太适应。但无论他们背景如何，都得参加工作。这其中就包括曾经的普里皮亚季第一夫人——核电站站长的妻子瓦伦丁娜·布里奇哈诺娃。21
作为一名记者，柳波芙·科瓦列夫斯卡娅在3月份时写过一篇反映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施工问题的文章，现在她暂时住在波利斯克镇附近的马克西莫维奇村。大家很快知晓那里的辐射值也很高，于是被疏散的民众又一次坐上了大巴，孕妇和儿童可以优先。放射检测员排查时，发现他们都已经受到了辐射污染。科瓦列夫斯卡娅回忆说：“这对一位母亲来说该多难过啊！看到她的孩子接受检测员的检查，结果孩子的鞋、裤子和头发上都带上了辐射。”撤离工作仓促进行，许多家庭也因此被拆散了：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可能并不在同一个村子里。村子大广场上的扩音器开始播报新闻和通知，其中有很多都是有关父母寻找孩子的广播。22
舍甫琴科发现住在附近村落里的撤离群众还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许多人拿这次事故与二战时期德军的占领相比，觉得情况并不危险。她记得：“我在附近的民居逛了逛，想看看人们的状态，发现他们大多很冷静，都期待着能尽快回到自己的家中。每个人都跟我说：‘这算什么危险？当年德国人占领的时候，才是真的危险。现在风和日丽，我们还要在花园里养花呢。’”作为对事故情况没有可靠消息的政府高官，舍甫琴科也怀有同样的感受，她和她的司机中午在户外吃了午饭，还品尝了当地人提供的食物。
当天晚上，她才意识到辐射造成的危险，在回基辅的路上，她的车在维尔切村被截停了。一个早上还不存在的辐射控制岗哨正检查所有过路人的情况，而她的凉鞋也被检出携带了高辐射。舍甫琴科不得不把鞋脱了下来，留在那里。这位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只能赤脚回到了家。第二天，放射检测员测出基辅的辐射值达到了每小时100微伦琴——是正常值的五倍。而这仅仅是个开始。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