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事故发生18天后，戈尔巴乔夫终于选择打破沉默。他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同志们，晚上好！大家都知道，最近在我们身边发生了件很不幸的事情。”他并没有称呼民众为“兄弟姐妹”，1941年，当德国入侵苏联时，约瑟夫·斯大林曾用过这个称呼。随后，他用了“我们”一词，试图增进苏联社会成员彼此间的信任与团结，这种信任与团结因切尔诺贝利事故中政府处理相关信息的方式而严重削弱了。
戈尔巴乔夫不认为讲实话是最好的治国之道。“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感受到核能的危险性，这股力量失去了控制。”他继续说道，仍然选择对1957年奥焦尔斯克事故缄口不言。但他诚实地向民众保证，政府正全力以赴，日夜不停歇地做好事故的善后工作。他还播报了截至当时受事故影响的伤亡人数：共有299人患上了辐射病，死亡人数由2人增至7人。他念了头两位遇难者的姓名，他们在事故当天就牺牲了，但没再多提及其他几位于5月初在莫斯科和基辅医院病逝的人员。
戈尔巴乔夫指出政府已尽全力以最快速度将人员从受影响地区疏散出来，他声称“我们一得到可靠信息就将其传达给苏联民众，并通过外交渠道通告外国政府”。这后来成了他和政府的统一借口。然而，“可靠”信息到底如何定义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很显然，戈尔巴乔夫与普里皮亚季、基辅民众，还有外国政府对这一词的定义截然不同。
在戈尔巴乔夫第一份向国民公开的有关切尔诺贝利事件的讲话中，其中一大半内容都在抨击西方政府。他在讲话中控诉道：“美国的统治集团及其盟友们——这里我要特意点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他们从这次事件中得出的结论是要继续阻挠东西方国家间的对话交流，而这本身已面临重重困难，他们还要为核军备竞赛正名。他们向世界告知，西方国家是不会与苏联进行协商的，更不用说达成什么共识了，因此，他们实际上是在为进一步做好战备大开绿灯。”1
苏联此前拒绝对外公布事故信息，随后对事故的起因和后果又遮遮掩掩，于是招致了中欧和西欧国家的愤怒与批评，这股怒气后来又传到了美国。戈尔巴乔夫此番讲话正是对他们的回应。苏联上空的放射云逐渐越过边境，扩散到其他国家，这些消息也传到了欧洲人民的耳中，一些政客和普通民众都开始为事故带来的直接影响与长远后果感到担忧。
联邦德国对此事的反应最强烈，外交部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要求关闭苏联所有的核反应堆。意大利人拒绝装有乌克兰产货物的苏联轮船停靠他们的港口。但不同国家因政治背景不同，以及核能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力不同，对事件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在法国，大部分电力都由核电站生产，因此该国政府拒绝承认切尔诺贝利的辐射云进入到了法国领空。而在英国，辐射云是经法国飘入国内的，他们却没有否认辐射云的存在。在东欧共产主义国家，政府官员选择沉默，而民众则不然。《时代周刊》援引一名波兰市民的话，他说：“苏联方面守口如瓶，却让我们的孩子接连多日遭受辐射云的污染，这种行为难以宽恕。”2
美国虽然没有受到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直接影响，但在维护国际秩序以及核能事故信息交换方面有着最重要的利益，为此，正值第二任任期、深受民众支持的里根总统在5月4日发表的全国讲话中向所有事故波及者送去了慰问：“我们和其他国家一样，已做好准备，尽全力提供帮助。”随后，里根转而指责苏联“拒绝向国际社会告知这次事故的危害”，他继续说道：“苏联这次应对事故的方法是对国际社会合理关注的一种漠视。这次的核事故使多国受到放射性污染，这不仅仅是一件国内事务。苏联欠世界一个解释。国际社会有权了解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后续工作又进展如何。”3
这是事件发生后，包括里根总统在内的西方领导人首次对苏联就此次事故的处理办法提出批评。讲话结束后，里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自己此番言论回应道：“这难道不是他们在处理国内事务时的一贯作风吗？这让彼此间多了几分猜忌。”对于里根这位资深的冷战斗士来说，他对于苏联制度的评价已较委婉了，1985年12月，他与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举行了首次前景可期的会面，距离此时刚过去了几个月。当时双方已决定在第二年再次举行会晤，自那之后媒体也热衷于讨论下次峰会可能召开的时间和议程安排。在1986年2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大会上，戈尔巴乔夫不仅谈到了美国的帝国主义，还提到了大国间新的依存关系。现在，随着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出现，或者确切来说，从苏联对事故的处理方式以及美国对此的反应来看，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进程又受到了破坏。4
5月5日，七国集团的领导人在东京进行了会面。这七国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它们都是最发达的民主经济体。他们依据里根总统前一天的讲话精神就切尔诺贝利事件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中，他们对事故遇难者及受影响的民众表示同情，同时指出作为拥核国家，他们有责任将核事故信息，尤其是造成跨国影响的事故告知邻国，并希望苏联也能尽这份责任。苏联政府已开始和位于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合作，该组织负责推进核能和平利用与合作，七国集团对此表示支持，但希望苏联继续加强合作和信息公开：“我们希望苏联政府能应七国集团及其他国家的要求，尽快公开有关切尔诺贝利事故的信息。”5
国际社会迫切希望能尽可能多地获取事故相关信息。4月27日至5月16日，共有22批外国外交官先后拜访基辅。这座只有寥寥几个领事馆（多属于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城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克格勃想尽办法来防止外国外交官及记者获取任何有关事故的非官方信息。外国记者的电话受到监听，驻扎在莫斯科的记者们在从苏联首都发稿时均遇到不少技术困难。苏联官员指责西方政府中的好战者以及乌克兰海外民族主义者发动了这场“反苏”运动。据苏联称，这些人曾游说美国国会向苏联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苏联向本国国民和国际社会提供更多信息。6
4月30日，苏联外交部曾召集外国使节来外交部参与一场情况通报会。会上，外交部副部长安纳托利·科瓦列夫通报了伤亡人数，但对辐射扩散的危险却轻描淡写。这无异于强行推销自己的观点。会议直到5月1日凌晨2：30才结束。之后，科瓦列夫向加盟共和国的各位外交部部长发布了如何应对危机的说明。各国官员要向当地忧虑的外国人解释清楚，此次事故并不会对他们身体健康造成影响，但如果他们执意要离境，也是可以的。应其要求，他们将很快就会进行身体检查，但如果出现辐射病症状的话就要留在苏联境内。乌克兰外交部部长这样总结科瓦列夫的这则说明：“主要任务是阻止已患病的人离开苏联，这样我们的敌人就不会抓住机会进行反苏活动。”7
科瓦列夫对外交使节的这份担保未能得偿所愿。英国从基辅和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疏散了100名该国学生，芬兰也将他们的学生从基辅疏散出来。共有87名来自英国和美国的语言学校的学生离开基辅，同样离开的还有16名加拿大学生，克格勃想说服他们苏联政府并没有向他们隐瞒真相，但没能起到效果。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们看到身边来自发达国家的同学们相继离开，感到自己受到了歧视，并希望他们国家的大使馆也能进行疏散。来自尼日利亚、印度、埃及、伊拉克及其他国家的学生们进行了投票，决定在本学年结束前也离开基辅。克格勃认为他们中不少人只是想免去回国的路费，获得长假，并在考试中得到宽松对待。但无论如何，这些学生都要离开基辅。8
4月末，一群美国游客抵达基辅，在听到事故消息后，他们为了尽快离开乌克兰，想买飞往列宁格勒的机票。乌克兰克格勃负责人向党委书记谢尔比茨基报告，称他的部下已经“控制住了形势”，即推迟了游客的离境时间。另一群来自加拿大的游客共计14人，他们也执意要尽快离开苏联，声称苏联的媒体“隐瞒了实际情况”。克格勃也在努力做这群人的工作，试图让他们相信，并通过他们让西方政府和公众相信，苏联境内并没发生什么惊天动地之事。9
外国游客和留学生准备离开基辅，一些计划来基辅旅游的人也纷纷取消了行程。旅游公司取消了去基辅的旅游团。1985年5月，基辅曾每天接待将近1000名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游客，但在一年后，也就是1986年5月的前几周内，游客总数不足150人。来自美国、英国、挪威及其他西方国家的自行车手也拒绝前往基辅参加5月6日举行的国际自行车比赛。为了向观众们告知现在苏联境内一切正常且形势尽在掌控之中，苏联电视台播出了苏联自行车手及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车手们在基辅街道上骑行的画面。但在镜头中可以看到，基辅街道上本应站满为运动员欢呼呐喊的民众，如今却是空空如也。10
戈尔巴乔夫特别注意自己的国际形象，因此十分关注西方国家对他本人和苏联政府的批评。他甚至向勒加索夫院士抱怨，称有些西方国家滥用他的名字，一定要采取应对措施，而且一定要快！11
5月6日，随着切尔诺贝利反应堆释放的辐射量在经历了前几日的激增之后开始下降，苏联外交部决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有关情况。此前与外交使节进行会面的外交部副部长科瓦列夫负责主持此次发布会。他采取了传统的冷战路线，指责美国掀起了一场“疯狂的运动”。会上，刚从普里皮亚季返回的切尔诺贝利政府委员会的第一任负责人谢尔比纳却发表了一些新的言论。他承认此前低估了辐射水平，以及民众的疏散工作有所延误。苏联记者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记者有机会当场提问，而西方国家的记者则要提前提交他们的问题，西方人对此感到很失望。这次发布会意味着苏联政府终于开始松口，向本国民众及国际社会如实分享信息。12
同一天，《真理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爆炸曾导致了一场大火，并描述了消防员们积极救火的英勇事迹。为了慎重地向外界播报有关事故影响的信息，苏联塔斯通讯社的报道称，辐射已从禁区内向外扩散到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并可能会污染第聂伯河。但苏联媒体并不只是播报这些信息，还在报道中抨击了西方国家——正是西方国家此前表现出来的义愤填膺才迫使苏联政府打破沉默，坦白了辐射值持续上升这件事。
塔斯通讯社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很遗憾地了解到，在全世界都在为此次事故给予同情之时，一些组织，出于不当的政治原因，试图利用事故大做文章。这些流言蜚语和无端揣测违背了最基本的道德标准，却被大肆传播。比如说，有谣言荒谬地夸大了事故的伤亡人数，竟然称有千余人在事故中丧生。这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苏联是在指责一些西方媒体，在事故发生后的几天内，他们曾散布一些有关伤亡人数的虚假消息。苏联想借此方法拒绝西方政府及媒体想获取更多信息的要求，他们在坦白事实的同时，也在为自己挽回面子。13
与此同时，在故意拖延了数日之后，苏联外交部终于允许一批包括西方记者在内的外国记者前往基辅以及切尔诺贝利事故现场。乌克兰切尔诺贝利委员会在5月5日的会议上就此事进行了讨论。委员会发布指令要做好相关场地的准备工作，并提前吩咐好那些将与外国记者进行接触的人们。第二项任务分配给了当时的宣传部部长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后来他成了乌克兰的第一任总统。委员会普遍认为记者们会去医院及正在进行清污处理的地方。除了保密考量，负责接待外国记者的官员也要维护国家自豪感。基辅党委书记赫里霍里·列文科说道：“要更换医院里的用具，现在的都不太雅观，先从床单开始换起。”乌克兰政府副总理耶文森·卡乔洛夫斯基向参会人员保证，他会“签署命令向医院提供更多新床单和枕套”。苏联政府并不急于让这群记者看到当下苏联医院的真实情况以及人民的生活样貌。
医院收到了新的床单，并在5月8日完成了更换，但整个形象工程并没有就此结束。克格勃十分担心记者们会注意到铁路售票窗口前排起的长队——基辅市民正大批地离开这里。克格勃的负责人斯特潘·穆哈向委员会的同事们说道：“外国记者们会首先赶往售票窗口并就此大做文章。”他告诉同事们，在这20名即将来到基辅的记者中，有一半都来自资本主义国家。乌克兰的官员们承诺会开设更多窗口来缩短排队的长度，如此一来记者便会不明就里。5月9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写道，有数百名基辅市民正陆续离开城市，而实际离城的人数有好几万。14
记者们于5月8日晚间抵达了基辅，到达之后他们发现街道上有大量警察，但除此之外整座城市没有别的恐慌现象，市民们还像往常一样散步，有些人甚至还去第聂伯河上钓鱼。这和此前虚假新闻所描述的有上千人在事故中伤亡的景象截然不同。利亚什科总理在与记者们会面时也提到了此前西方媒体的“宣传战”，他希望此前写过有关事故虚假新闻的记者们能够站出来。他或许已经知道，一名名叫卢瑟·惠廷顿的合众国际新闻社的记者曾从一名基辅女市民那里掌握了不少错误信息，他的不少同僚都认为这位记者的俄语很蹩脚，很可能没有听懂这位市民所说的内容并误解了很多信息。但是，出于各种原因惠廷顿这次并没来到基辅。利亚什科曾读过一些这位记者所写的新闻报道，他认为这位记者“在传播了流言蜚语之后，选择躲了起来”。利亚什科后来回忆道：“在场的记者们都小声嘀咕着，可以听出他们深感难为情。”而他对此颇为满意。15
5月8日，就在外国记者抵达基辅的同一天，前瑞典外交部部长、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负责人汉斯·布里克斯来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视察，这表明苏联政府更加开放了。在维利霍夫院士的陪同下，布里克斯和他的美国籍核安全顾问莫里斯·罗森搭乘直升机从基辅飞到了切尔诺贝利，从空中观察受损反应堆周边的情况。16
苏联曾在5月4日向布里克斯发出邀请，而他的到来给苏联人带来了一系列挑战。苏联方面希望布里克斯能协助证明此前西方的新闻报道和所谓的民间恐慌不过是危言耸听，苏联正尽其所能地控制爆炸造成的损失，以此平抑西方沸腾的民意。即使苏联的顶级专家也对爆炸起因不得而知，更不清楚这个升温与冷却皆毫无规律可言的反应堆将何去何从，布里克斯的任务又怎能完成呢？
在安排布里克斯的行程时，维利霍夫曾表示，让布里克斯乘车前往切尔诺贝利是个糟糕的主意，尽管维利霍夫没有提到，但布里克斯一路上自然能看到核电站的盥洗设施都已破损失修。事实上，维利霍夫担心的是布里克斯及其团队会在路上遇到放射性灰尘，而布里克斯用于测量辐射值的盖革计数器就能检测出真实情况，如此一来，邀请布里克斯访乌的初衷难以实现。于是，他建议布里克斯搭乘直升机前往核电站，但这引发了诸多新问题。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曾在距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几英里远的地方建造了名叫杜加的大型雷达系统。这是苏联反弹道导弹预警系统的两个核心装置之一。雷达系统需要大量的电能来维持运行，因此它通过一根隐蔽的电缆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相连。当初建这个系统是为了探测北约导弹。另一个核心装置位于苏联远东地区阿穆尔河畔共青城附近，用来监测美国西海岸。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的几小时内，随着辐射值持续升高，位于切尔诺贝利二号建筑群内运作该雷达系统的军事部门不得不将其关闭，但这个被美国专家称为“钢铁巨兽”一样的庞然大物，从空中同样清晰可见。从直升机向下看的话，在看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同时，这个绝密级的大型设备自然也尽收眼底。
苏联人不得不面对选择——到底是让布里克斯看到一塌糊涂的卫生设施还是这个绝密的雷达设施。据维利霍夫回忆，戈尔巴乔夫当时亲自拍板，同意了用直升机视察这个方案。这样一来，布里克斯就不会在路上吸收放射性灰尘，他和他的团队也不会在核电站通过测量推断出事故的实际状况，因为他们据此得出的结果会与苏联对外的说辞相矛盾，苏联一直声称反应堆已停止释放辐射，当前的辐射值是由首次爆炸产生的放射性碎片造成的。苏联官方对此十分清楚，一半的真相无异于谎言。17
不知道布里克斯和他的同事搭乘直升机后，是否真的看到了杜加雷达系统，但布里克斯确实望见反应堆中有烟蹿了出来，这意味着里面的石墨还在燃烧。维利霍夫记得布里克斯的核安全专家罗森没有带测定高辐射值的工具，当问到是否想离反应堆再近一些时，他表示了拒绝。布里克斯表示，他们的直升机在距地面400米高、距反应堆800米远处，辐射量测定器测出直升机机舱中的辐射值为每小时350毫伦琴。他们并没有测定直升机安全区外的辐射值，也没有亲自前往核电站考察，只是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旁相对安全的区域着陆，并没有去到污染严重的普里皮亚季，之后就飞回了基辅。除了看到些许烟雾之外，从直升机往下看反应堆的状况还算良好。维利霍夫回忆：“总而言之，核电站还保持完整，也并没有出现数以万计的尸体的踪影。”
后来，在莫斯科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布里克斯对于这片受事故影响地区的前景表示乐观。他告诉记者：“我们可以想象，今后人们会在田间耕作，牧场上的牲畜生机勃勃，汽车在街道上驶过。俄罗斯人有信心将这片区域清理好，很快那里又能发展农业了。”布里克斯打算在维也纳再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请各方共同探究此次事故的起因以及今后的防范措施。他向记者们保证，堆芯熔毁并未发生，地下水和各大洋也不会被污染。罗森补充道，现在反应堆没有熔化。后来在维也纳，罗森接受了一位苏联记者的采访，他说那次在直升机上测定的辐射值约为10毫雷姆，并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大数值，一名乘客搭乘飞机往返于欧洲和美国，他所吸收的辐射值差不多就是10毫雷姆”。18
布里克斯这次的访问使得苏联在这场与西方的宣传战中首次尝到胜利的滋味。5月9日，即布里克斯到达切尔诺贝利后的第二天，《真理报》发表了乔治吉·阿尔巴托夫的一篇文章。阿尔巴托夫是苏联顶级国际事务专家，担任美国和加拿大事务研究所领导，他声称西方国家对于苏联的批评意见并不统一。有些确实是对此次事故表示同情，并愿意向苏联提供帮助的良善之人，其中就包括美国骨髓移植医生罗伯特·彼得·盖尔，他曾于5月2日飞抵莫斯科为事故伤者做手术，还有他的同事保罗·特拉萨克医生。另一些人以匿名的反苏联心理战参与者为代表，他们担心苏联的和平倡议会成真，并声称由于苏联隐瞒了事故真相，他们的倡议也不再可信。阿尔巴托夫写道：“为了向苏联发动宣传战争，他们决定夸大事实，把一起虽然严重但明显具有地域性的事故夸大为一起全球性的核灾难。”19
5月14日，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市民及其他国家就切尔诺贝利事件发表了讲话，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就此事公开讲话。他采用并丰富了许多阿尔巴托夫在文章中的观点。他向盖尔医生和特拉萨克医生表示了感谢，提到了布里克斯视察结论的“客观性”，并谴责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德国，“恣意进行反苏运动”。他还抨击了七国集团领导人在东京签署的声明，并提出计划，旨在提升布里克斯领导下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作用，承诺当原子能机构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苏联将提供一份完整的事故报告。他还向里根总统喊话，希望双方能有机会在广岛市会面，共同签署一份禁止核试验条约。戈尔巴乔夫想转移焦点，通过把广岛事件引出来，将美国陷于矛盾的焦点中，让世界不再过于关注切尔诺贝利事件。20
先不论戈尔巴乔夫此番反击在西方国家取得何种效果，但是在国内他并没有因此给自己赢得多少政治加分。戈尔巴乔夫的翻译帕维尔·帕拉日钦科观看了他的讲话，承认总统的处境进退维谷，他既不能对事故太轻描淡写，但也不想引发恐慌。最后达到的效果与戈尔巴乔夫和写稿人预想的结果截然相反。帕拉日钦科回忆道：“莫斯科处在大恐慌的边缘，城里谣言漫天，鲜有人信任政府的说辞……官媒出于习惯，同时也不愿造成更大的恐慌，便尽可能地弱化事故影响。但莫斯科城内气氛阴沉，怨气四起。民众对政府失去了信任。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使人民与政府间出现了一道无法修复的裂缝。”21
戈尔巴乔夫失去了莫斯科人的信任，也使得基辅市民怒气满满，许多人认为这或许就是他职业生涯的终点了。痛苦的基辅人民在黑色幽默里寻得一丝安慰。维利霍夫在布里克斯访问时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在基辅同乌克兰同事见面时，对方给他讲了一则笑话。一个切尔诺贝利人与一个基辅人在天堂见面了，基辅人问对方：“你因何而来？”切尔诺贝利人说：“因为辐射。你又是因何而来？”基辅人说：“是信息。”戈尔巴乔夫不仅对外隐瞒信息，还向自己的国民说谎，但民众或许是由于收听西方广播节目的缘故，其实知道得比谁都清楚。22
戈尔巴乔夫没有放弃，在发表电视讲话后，他与讲话中曾赞扬的罗伯特·彼得·盖尔医生和美国知名商人阿曼德·哈默进行了会见。哈默支持美国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并向切尔诺贝利事件中受伤人员提供了美国药物。早在列宁主政时期，哈默就与苏联展开了商贸往来。他曾与苏联的缔造者列宁见过面，苏联媒体自然也报道过此事。现在苏联媒体称，哈默向戈尔巴乔夫询问他是否有可能与里根举行一次首脑会议，其实早在1985年12月的日内瓦会晤之后，有关二人再次见面的推测从未间断。戈尔巴乔夫表示如果满足两个条件，他将乐见其成。首先，首脑会议能在恰当的政治氛围中举行，其次是能取得切实成效。苏联媒体明确表示，“恰当的政治氛围”指的是戈尔巴乔夫希望西方能停止“敌意的反苏宣传战”，停止对苏联政府就有关切尔诺贝利事件善后处理工作的无端质疑。23
5月15日，在与戈尔巴乔夫会面之后，罗伯特·彼得·盖尔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在会上他提供了事故实际与潜在伤亡人员的数量。他提供的数据使之前苏联有关部门，包括戈尔巴乔夫本人提供的数据相形见绌。盖尔指出截至目前共有9人不幸遇难，299名患有不同程度辐射病的患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这些与戈尔巴乔夫此前提供的数据是一致的。此外，他还指出有35人病情危急，他与他的团队已为19人进行了手术。他还预测会有5万至6万人受到辐射中毒影响，并呼吁有关部门提供更多的药物和医疗设备。尽管哈默已向莫斯科提供了不少药品，但这还远远不够。他的一位苏联同事也在这场新闻发布会上发声，表示他们将共同进行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联合发表。24
对苏联人来说，这场新闻发布会是一场宣传战的胜利。他们向世界和那些受事故影响者宣告，他们并没有隐瞒信息，一直是公开透明的。盖尔医生对事故患者提供的帮助究竟取得何种效果很难评判。5月底，盖尔在莫斯科召开了另一场新闻发布会，会上他表示事故遇难人数上升到了23人。更令盖尔不安，也让美苏合作受阻的是，苏联卫生部副部长叶甫盖尼·查佐夫院士表示有11位接受了盖尔的骨髓移植手术的患者在术后病逝。之后，苏联著名辐射病专家古斯科娃发表言论，认为骨髓移植的弊大于利。盖尔协助进行了这些手术，为了挽回自己的声誉，他表示：“骨髓移植只能帮助患者避免因骨髓衰竭而死，患者还是有可能会因为辐射或灼伤而引起的肝功能衰竭而去世。”
盖尔表示他手术的成功率在90%左右，他的这番言论及其他类似声明不仅在苏联国内，甚至在他自己国家里都遭到了质疑。不过这些全是后话了。无论他手术的实际效果如何，在当时东西方国家就切尔诺贝利事件展开的宣传战争中，盖尔医生用行动向苏联人表示，美国人是愿意提供帮助的，并帮助苏联改变了自身在国际舞台上有关此次事故的论调。美苏冷战使世界割裂，盖尔在当时则扮演了希望使者的角色。25
国际社会对苏联隐瞒核事故的做法，在事故发生的数小时、数日和数周后持续保持着关注，这令苏联领导人感到出乎意料。美国总统里根特别授权成立了一个切尔诺贝利事件工作小组，白宫新闻发言人拉里·斯皮克斯几乎每天都会就事故进展进行汇报，美国政府官员指责苏联政府没能及时公开信息。且不谈环境与健康方面的合理问题，西方已摩拳擦掌，打算与苏联展开新一轮宣传战，里根政府的一位官员说道：“事故造成的经济影响也是一个问题。”这位官员帮助总统准备了第一次广播讲话的演讲稿，里根在讲话中首次提到了切尔诺贝利事件，而这比戈尔巴乔夫的首次表态要早了近两周。26
如何描述切尔诺贝利事件——何人何时知晓何事，何种措施已经采取，凡此种种，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苏联人迎面反击，试图夺回对该事件发言的主动权。起初，苏联政府试图动员人民，转移其对国内问题和经济困难的注意力，采用冷战式措辞很有用。事故发生后的最初一个月内，苏联媒体报道的内容中有三分之一都是在抨击西方国家。苏联的媒体工作者乐于指出西方媒体报道中不准确以及有夸大成分的内容——而这些不准确报道恰与苏联的消息封锁有关。戈尔巴乔夫借机推行禁止核试验的主张，这个外交策略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并减轻苏联因持续的军备竞赛而背上的经济负担。但在核事故描述的冲突中，苏联政府意识到他们在这场宣传战中正慢慢失去优势，于是决定放松对苏联媒体的审查。27
西方国家的施压以及各加盟共和国对准确信息的渴求，对戈尔巴乔夫实行的政策影响深远。一时间，苏联记者拥有了接触核产业相关人员的权力，此前他们很难有机会与之交谈。保密制度正在瓦解，一个政治公开、透明开放的时代正悄然而至，数月之后这将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大亮点。在哥伦比亚大学哈里曼苏联高级研究所里，乔纳森·桑德斯博士——他在此后多年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莫斯科记者的身份进行工作——启动了一个叫做“苏联电视工作组”的项目，运用新技术手段来录制苏联播出的电视节目。他在一篇会议论文中写道：“苏联媒体对切尔诺贝利事件的报道是苏联宣传事业的一个转折点。苏联电视有史以来第一次开始播报‘坏消息’，对于国内灾难新闻不再保持沉默，而这满足了人民的需求。”28
这一转折点对于苏联媒体和苏美关系的发展，以及对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早期瓦解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苏联的“坏消息”接踵而至，而对于苏联政府来说，再也无法向本国民众和世界各国瞒住这些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