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型机械制造部部长叶菲姆·斯拉夫斯基，素有苏联核计划无冕之王的称号。时年已经88岁高龄的他，依然身姿挺拔。5月21日，爆炸发生近一个月后，他才赶到切尔诺贝利。他的姗姗来迟原因复杂，但都不是部长本人的过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并不归属于他的部门，但世人皆知发生爆炸的反应堆是斯拉夫斯基及其旗下研究所的智慧结晶——这个研究所由他本人参与建造和投资，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坐拥上万名文职人员和军事人才的核帝国。斯拉夫斯基所在的中型机械制造部负责生产、运营和推广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中所使用的石墨堆。事故发生后，党政机关中有许多人想与这个曾经无所不能的部门保持距离，但最终还是要寻求他们的帮助。斯拉夫斯基有着丰富的处理核危机的经验。此外，他的部门掌控着苏联此刻更加迫切需要的大量人力和技术资源。
5月15日，政治局要求斯拉夫斯基和他所在的部门负责“掩埋”爆炸的核反应堆，将其永久封存以防止辐射扩散。至于具体该怎么操作则由斯拉夫斯基决定。斯拉夫斯基接过任务后立即采取了行动。五天之后，他在自己的部门内成立了专门应对此项难题的特别建设管委会，同时他还任命一位将军领导该委员会。工程师和建筑师们想出来许多应对方案，其中之一是将这个反应堆“埋”在沙土、混凝土堆和金属球下，其他的提议还包括在反应堆上搭建一座拱形或伞形建筑等。最终他们决定搭建一座混凝土建筑结构，它包括地基、墙体以及反应堆建筑中其他在爆炸后依旧完好的构件。时间就是金钱，政治局希望反应堆能在四个月内被掩埋，而在四号反应堆尚且完好的构造基础上搭建保护结构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快办法。官方后来将反应堆上的这一建筑称为“遮蔽物”，通常人们将其称为“石棺”。斯拉夫斯基则是这个混凝土棺材的主要设计者与施工者。1
苏联的技术资源时常短缺，但人力资源是无限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使用快捷又节约成本的暂时性修复措施来解决错综复杂的问题，这正是斯拉夫斯基全部事业的精髓，也是苏联核工业自发展伊始就具备的本质特征。斯拉夫斯基是制作这个石棺的最佳人选，这个石棺不仅能将受损反应堆送入地下，还能给苏联核能时代按下暂停键。1957年，斯拉夫斯基第一次处理的核事故是奥焦尔斯克市迈亚克军事核电站的事故。彼时，他才刚担任部长不足两月，也是自那时起，苏联开始用混凝土来应对辐射污染——在受污染的土地上覆盖一层厚厚的混凝土。在30年后的切尔诺贝利事件中，该策略依然是默认选项。
1986年6月初，政治局批准了建造石棺的方案，这一方案是由位于列宁格勒的弗拉基米尔·库诺索夫领导下的建筑师和工程师团队设计。斯拉夫斯基调动了自己手下所有的学术人才、技术人才和军事人才。这次的建造工程好似一个军事行动，斯拉夫斯基担任总司令的角色，他总要亲临前线。这位年迈的部长有着丰富的应对核事故的经验，工作能力极强，他对于“小剂量”辐射带来的不良后果丝毫不放在心上。5月21日，他刚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就乘坐直升机来到反应堆上空检查情况，后又徒步来到四号反应堆的废墟中。他和两位助手一起朝三号反应堆大楼走去，他对助手们说：“事后我们一起喝一杯，这些痛苦就会过去了，但首先我们要好好检查这里的情况，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斯拉夫斯基的手下记得当时的辐射值极高，斯拉夫斯基在走向受损反应堆时要求他的助手们不要靠近：“我已经老了，没什么可害怕的，但你们还年轻。”2
斯拉夫斯基的团队人员将建筑工地分成12个部分，每一部分都由一家建筑公司负责施工。很快，在受损反应堆周边就建起了一座“小镇”，铺盖了新的道路和铁路，还搭建了生产混凝土的工厂。工程第一步是将反应堆附近受严重污染地区铺满混凝土，使得该区域变成一片相对安全的建筑工地，1957年处理奥焦尔斯克市事故时也是这么做的。即便如此，装载混凝土的卡车也要在混凝土墙后卸货，而那里的辐射值是每小时50伦琴。乌克兰及苏联其他地区的多家大型机械生产厂都收到了订单，要为这个石棺提供新的设备和零件。乌克兰政府手忙脚乱地按照政府委员会的要求提供材料、设备及人力资源。石棺地基的建造使用了意大利设备，而一些来自联邦德国的大功率水泵则用来生产混凝土，以便用来搭建封堵反应堆的墙体。3
斯拉夫斯基在亲自进行现场勘测后，首先派出了一批军人加入这场战斗。尤里·萨维诺夫将军是斯拉夫斯基先遣队的一员，他将自己的任务比喻成为军事部队着陆做准备，他们收到的指令是要击败一个新的、看不见的敌人——辐射。这批军人主要执行两项任务：清污和施工。直至6月上旬，共有两万名军官和士兵——其中大多数为预备役战士——被编入了施工营队。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于要来切尔诺贝利一事并不知情，而已经知道此事的军人们都得到承诺，他们将得到比平常工资高五倍的收入。尽管这个承诺最终落空，这些新兵还是严守纪律，认真负责地工作着。在克格勃记录中，他们唯一一次提出抗议是由于过量辐射的问题。6月2日，有200名后备军人选择绝食，因为他们了解到他们的营长和两位连长在吸收了最大剂量25伦琴的辐射后，被调离了这里，而有170名早已吸收足够多辐射的普通士兵，却仍然被安排留在这里。4
现场超量辐射的问题直到石棺快要建好时才得以解决。那些先期来到反应堆工作的士兵们要承受每小时5-370伦琴的辐射。但斯拉夫斯基继续施压，将军和经理递交战果。到了6月5日，士兵们已用特殊溶液清理干净核电站附近约80万平方米的一片区域，以及2.4万平方米的建筑物表面。共有来自26个施工营队的8万名士兵参与了第一阶段的施工，他们用了9000件机械和设备零件在反应堆废墟周围搭起了一堵6米厚的混凝土墙，铺就了一条相对安全的出入施工现场的通道。到6月底，他们完成了石棺地基的建设，共铺盖了1.5万平方米的混凝土层。据预测，完成整个工程要用到30万吨的混凝土。
一切如常，却总有意外。斯拉夫斯基最心仪的方案是用直升机将一个8吨重的铝制穹顶扣在新建的石棺混凝土墙上，从而将核反应堆罩住，但计划执行时出现了差池。直升机在靠近反应堆时，穹顶从钢索中脱落了。克格勃如此描述这次意外：“飞机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在400米高空中飞行，穹顶却落到了地上，摔成了粉碎。”幸运的是，它并没有砸中反应堆或造成人员受伤。有人称意外发生后斯拉夫斯基边在胸口边画十字边说：“感谢上帝保佑。”后来再次进行尝试的计划被否决了，最终石棺的顶部由混凝土砖堆砌而成——和其他建筑物一样。5
斯拉夫斯基手下的设计师、工程师、军官，以及苏联军事委员会从全苏联动员而来的后备役战士均轮班参与工作。第一批工人从5月中旬工作至7月中旬，第二批从7月中旬工作至9月中旬，第三批即最后一批在11月中旬完成了石棺的建设，比政治局5月中旬设定的几乎无法实现的完工期限只晚了两个月。截至建设完工时，共有约20万名工人参与施工建设，他们建成了一个40万吨重的混凝土棺材，这个建筑能帮助苏联以及整个世界抵挡由受损核反应堆释放出的高辐射的伤害。6
斯拉夫斯基每两周就会来到建筑工地视察工程进展，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只不过是他诸多“战场”中的一个。另一个同等重要的“战场”是克里姆林宫，斯拉夫斯基于7月3日受邀参加一场政治局会议，会议主题是调查事故起因、总结经验教训并对事故责任人进行追责。谁该为这场旷世的技术性灾难负责？是核反应堆的负责人员吗？是他们犯下大错，无视规章制度，破坏了这个本应十分完好的反应堆？还是斯拉夫斯基核产业帝国中，包括库尔恰托夫研究所在内的那些核反应堆设计者呢？斯拉夫斯基的部长身份、个人名誉以及最重要的——他的功绩，所有这一切究竟是更进一步还是毁于一旦皆系于该问题的答案。前途未明的还有石墨堆以及整个苏联核工业。
斯拉夫斯基相信自己的手下绝不会出错。他第一次听说这个事故的时候，就认定这是掌管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能源部的失误。石墨堆的设计者尼古拉·多列扎利也是动力工程研究所的负责人，作为斯拉夫斯基庞大的核帝国的一部分，该研究所的设计者也将事故归咎于乌克兰专家。一位知名科学家在了解到爆炸的消息后说道：“是乌克兰人造成的反应堆爆炸。”他指的是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管理人员和操作员。而事实上，斯拉夫斯基、多列扎利以及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负责人安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这几位其实都是乌克兰人或出身于乌克兰，但他们此番指责只关乎机构，无关民族：斯拉夫斯基及其同事想将外界对其部门和研究所的谴责转移到别处去。7
4月29日，负责调查事故起因的政府委员会主席谢尔比纳牵头组织成立了工作小组，由斯拉夫斯基的副手亚历山大·梅什科夫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多为莫斯科研究所成员，其中有设计出爆炸堆型的多列扎利主管的研究机构人员，也有来自亚历山德罗夫主管的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这个研究所为石墨堆项目提供了技术支持。工作小组从六个可能的原因着手调查，但到了5月2日，他们的意见趋于一致：正是核电站操作员违反技术流程，使核反应堆在涡轮机试验过程中发生爆炸。
上述观点遂成为官方立场，其他持有不同意见者大多数都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工作小组的成员亚历山大·卡卢金在4月29日开始工作时曾悄悄对另一位成员瓦伦蒂·费杜伦科说过：“反应堆爆炸是由于紧急停堆时控制棒掉落了。”他认为由于控制棒的掉落，输出功率激增，从而导致爆炸——在爆炸发生前，核科学家们都曾看过一篇论文，该论文就假设了此种情境的发生。上述解释证明了反应堆的设计者应该为事故负责，或至少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但来自石墨堆设计机构的科学家代表从未认可此观点。5月中旬，工作小组向苏联科学院院长亚历山德罗夫汇报，核反应堆操作员违反技术流程是造成事故的唯一原因，作为该反应堆的科学指导，亚历山德罗夫也认同这一解释。8
政府委员会也采用了同样的说辞。谢尔比纳并没有完全否认反应堆设计方面存在的问题，但他在呈给政治局的报告中将事故主要原因归咎于反应堆操作员。政治局于7月3日就事故原因召开会议进行探讨。谢尔比纳的报告是这么写的：“由于负责人员严重违反技术操作章程，且反应堆建造存在严重缺陷，共同导致此次事故的发生。但两者危害并不等量，委员会发现操作人员的工作失误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后来政治局赞同了这一说法，并向国内外媒体和全球科学界进行公布。9
前站长布里奇哈诺夫在5月下旬已被解雇，他率先感受到了苏共上述立场的冲击力。7月初，他来到莫斯科接受政治局询问，据他事后回忆，此时的自己依旧心情低落，态度漠然。但他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克里姆林宫核桃厅内摆放着一张宽大的桌子，作为一位老到的建筑师，布里奇哈诺夫目测这张桌子长约50米，宽20米。戈尔巴乔夫坐在桌子的正前方，政治局委员分坐左右两侧。会议从上午11点一直开到晚上7点，没有午餐时间，但中间曾有服务生送来三明治和饮料。布里奇哈诺夫是当天的第三位发言人，他大约用了15分钟来描述4月26日他所了解的一切。戈尔巴乔夫只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知道1979年发生在美国三里岛核电站的事故吗？”布里奇哈诺夫回答说他知道。后续就没人再问过他任何问题，这些人认为他们已了解了事件经过，也认定布里奇哈诺夫将担任替罪羊的角色。
陈述结束后，布里奇哈诺夫留在会场听其他人的讨论，讨论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戈尔巴乔夫在议程最后念了一份提案，提议撤销布里奇哈诺夫的党籍。政治局投票一致通过。布里奇哈诺夫曾参与过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乌克兰党委书记谢尔比茨基向来作风强硬，相比之下布里奇哈诺夫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手段太软弱了。布里奇哈诺夫后来称这个总书记是个软骨头，而此前也有很多同僚和手下这样称呼过布里奇哈诺夫。让布里奇哈诺夫感到庆幸的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并没有人想要侮辱他，在党委工作时，党委书记为了要求他完成计划指标，总会威胁要“绞死他”。
现在没人会这么对待布里奇哈诺夫了，但在媒体宣传中，他成为了事故的罪魁祸首。苏联的主流新闻节目《时代》向全国播报了布里奇哈诺夫被开除党籍的新闻，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对布里奇哈诺夫进行刑事诉讼的序曲，最终他会锒铛入狱。这是苏联司法体系不成文的规定：先是开除党籍，接着关进大牢。在布里奇哈诺夫的家乡，遥远的塔什干，布里奇哈诺夫的哥哥不让他年迈的母亲看电视，但邻居们还是将新闻告诉了她，结果这位母亲心脏病严重发作。10
在外界看来，斯拉夫斯基和亚历山德罗夫院长似乎并未因事故而备受非议，但在政治局内部情况并非如此。根据戈尔巴乔夫的重要顾问及苏联改革的设计师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回忆：“在我记忆里，大家都很迷茫，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该为反应堆负责的斯拉夫斯基部长和苏联科学院的亚历山德罗夫院长说了一些令人不可思议的话。他们之间的一些交流令人发笑：‘叶菲姆，你还记得我们在新地岛摄入了多少伦琴的辐射吗？但我们依然活着。’‘我当然记得，但那时我们每个人都喝了1升伏特加。’”他们谈论的是在新地岛的功绩，新地岛位于北冰洋，自1954年起成为苏联的核试验场。11
在这两位老人叙旧之时，戈尔巴乔夫希望能得到一个准确的答复：反应堆是否可靠？这个简单问题的答案关乎苏联核工业的未来，更关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计划。不算上切尔诺贝利那个受损的反应堆，全国还有12个石墨堆，如果停用所有的石墨堆，戈尔巴乔夫梦想的经济改革就会被叫停，他还要寻找新的替代能源，而苏联的国库已然空空如也。石墨堆提供了苏联核电站近四成的电能，姑且不说废除所有石墨堆将付出怎样的代价，从哪里能筹得资金弥补事故造成的损失呢？最终一共要为事故的善后处理投入多少资金？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无人知晓。数十年后，白俄罗斯的经济学家们估算出了结果：光他们国家就为此次事故付出了2350亿美元的代价，相当于白俄罗斯1985年年度预算的32倍。12
但无论如何，戈尔巴乔夫努力寻求一个答案。他想听听来自斯拉夫斯基所在部门和研究院里核专家的想法，但这些人要么保持沉默，要么闪烁其词。最终，戈尔巴乔夫自己得出了结论：“事故发生确有人为原因，但事故范围如此之大也与反应堆自身的特性有关。”他问斯拉夫斯基的手下是否可以继续建造石墨堆并保证其正常运转，斯拉夫斯基的副手亚历山大·梅什科夫肯定地回答道：“如果严格遵循规定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戈尔巴乔夫对此并不满意，他对梅什科夫说：“你说的话可真令人诧异，从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有关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情况看来，反应堆本身也是有问题的，它十分危险，但你却还在为自己部门的名誉而辩白。”梅什科夫反驳道：“不，我是在为核能辩护。”戈尔巴乔夫很快又反驳道：“但哪方利益更重要呢？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国内和国际的千万民众要求我们这么做。”13
在念完事故起因的报告后，戈尔巴乔夫继续抨击斯拉夫斯基所在的部门：“梅什科夫把所有责任都推卸给核电站的工作人员，这起事故和你就没关系吗？如果我们接受了你的解释，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还会和以前一样正常发展吗？除了梅什科夫，所有人都乱了步调？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不如开除梅什科夫好了。”所有人都听得出来这番言论是针对斯拉夫斯基的，他一直在保护自己的副手和中型机械制造部。他对政治局说：“爆炸是人为造成的，反应堆没有问题，有很长的使用寿命。但工作人员都做了些什么？当地工程师进行了试验，但他无权这么做。”
根纳迪·沙沙林是能源部的副部长，他的部门分管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他很乐意将责任尽可能都推给反应堆的设计者。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道：“反应堆的物理特性决定了事故造成的影响范围，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反应堆会急转直下至这般境地。”他继续补充：“核电站的相关人员需要为这次事故负责，但我同样认为，事故造成如此大范围的影响与反应堆的物理特性有关。”沙沙林赞同关闭所有石墨堆，因为他无法担保这些反应堆是安全的。戈尔巴乔夫对此并不赞同，他认为“沙沙林提到的关闭原子能电站的这一想法不够严谨”。但考虑到石墨堆的确不够安全，戈尔巴乔夫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既不用关闭所有反应堆，又能让它们变得更加安全。他问在座的各位专家：“用保护盖把它们都罩住怎么样？”他指的是在反应堆四周搭建一个混凝土罩子，在美国这一安全设备是必需的，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里却没有。戈尔巴乔夫深知，搭建此类容器耗费巨大，而苏联现在已无力支撑这一开销。或许因此，戈尔巴乔夫很快就自己否决了此项提议：“也有人认为如果切尔诺贝利要是有这样一个保护盖，辐射扩散会更严重。”
分管核能事务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弗拉基米尔·多尔吉赫同样也在思考该如何处理现存的其他石墨堆。此前亚历山德罗夫曾建议对反应堆进行升级，多尔吉赫回应道：“对反应堆进行改造并不划算，我们面临着能源大量流失的威胁。毕竟，和切尔诺贝利反应堆一样种类的堆体还有10个分散在经济互助委员会的东欧国家里，还有10个在我们的国家。他们都已陈旧，不再安全。”党内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利加乔夫赞同国家减少对核能的依赖：“我们需要彻底改变能源结构，目前的这一结构并不可靠，我们要去找替代能源，去发展天然气吧！”
最终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人们得出结论，当前整个核能产业亟须彻底改革。尽管对外，反应堆操作员为这次事故背上了主要责任，而在内部，人们都在为石墨堆的安全性而担忧。雷日科夫总理在会上说：“确定核反应堆的类型，废除切尔诺贝利事故中的那款反应堆。”在做最后总结时，戈尔巴乔夫对同缭们说道：“在修改政治局决议草案时，要考虑到能源的预期产量，也要平衡好原子能电站与天然气、石油、水力发电站还有煤电间的关系……政府要修改能源产业从现在直至2000年的发展规划。我们要考虑好到底是应该继续使用原子能电站还是关闭它们。”这对于斯拉夫斯基和他的部门来讲可算不上好消息，但更糟糕的是，有很多人都认为是他们间接导致了这次事故的发生。
多尔吉赫断言：“我们所对抗的是中型机械制造部的绝密状态。”他指的是斯拉夫斯基的核帝国缺乏外界的管控。雷日科夫也表示：“斯拉夫斯基和亚历山德罗夫的权力太大了。”他想分割斯拉夫斯基的权力，并提议道：“应该成立一个核能部门，将中型机械制造部的部分职能划分出去。同时还应成立一个跨部门的理事会，它不归斯拉夫斯基负责，可以隶属于苏联科学院或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若直接由部长会议负责就更好了。”戈尔巴乔夫后来通报了所有该为此次事故负责的人员的名单，这些人都在党内受到不同程度的斥责，这份名单中排在首位的是布里奇哈诺夫，而斯拉夫斯基的名字并不在内。戈尔巴乔夫表示“亚历山德罗夫院士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整件事中应负的责任”，斯拉夫斯基的副手梅什科夫被解雇了。斯拉夫斯基安然无恙，毕竟政府还需要他建造这个石棺。14
这次政治局会议可以算是戈尔巴乔夫及其助手、政治局委员与负责设计和建造反应堆的核科学家之间的一次对决。尽管这些科学家大多支持斯拉夫斯基，但他们的阵营中有一位“叛徒”——瓦列里·勒加索夫，他是谢尔比纳领衔的委员会的首席科学顾问。在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没有向勒加索夫的上级、切尔诺贝利堆型的创造者亚历山德罗夫发问，却时常向勒加索夫抛出一些有关核反应堆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想从参会的科学家那里求得支持，便问道：“委员会查明了吗？为什么这么不可靠的反应堆能投入生产？美国可不用这种类型的反应堆，勒加索夫同志，我说得对吗？”勒加索夫回应说，美国从未生产或运行过这种反应堆，“因为此类反应堆的一些重要参数未达到安全标准。1985年，在芬兰，物理学家……给予我们的核电站很高的评价。但在此之前，我们将一些自动化元件和技术组件替换成了美国和瑞士生产的组件”。15
据勒加索夫的回忆，雷日科夫当日在会上的发言无非是认为此次核事故绝非偶然，而是苏联核工业的多年积弊所导致的。勒加索夫准备从自己所在的核工业寻找答案，而他在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同事们都对自己的行业绝对忠诚。他们认为，勒加索夫作为研究所的副所长，应该捍卫研究所以及整个核工业的利益。但是勒加索夫同时也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和苏联体制的追随者，他会把体制的利益置于斯拉夫斯基核帝国的利益之上。许多人因此认为他是想要追名逐利。他与政治局委员们站在统一战线上，同自己的同事们唱反调，将他们的秘密泄露出来。他们永远不会原谅这种“背叛”。
7月初，在爆炸发生后的数周内摄入了大量辐射的勒加索夫回到了莫斯科，继续自己对于爆炸起因的研究。早在5月份，苏联政府曾许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负责人布里克斯，将在该机构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呈上一份事故报告。会议计划于8月下旬在维也纳召开，苏联政府委任勒加索夫组织一个起草委员会来草拟这份报告。勒加索夫欣然领命，并召集了一批专家，其中既有核物理学家，也有环境、卫生专家。这群人把勒加索夫的公寓变成了委员会的工作室，夜以继日地准备这份报告。
这次即将举行的会议吸引了西方国家的广泛关注。欧洲政界与学界精英对于苏联政府此前的行动极度失望，苏联一直在拖延事故相关信息的公布，这威胁到了中欧和西欧国家人民的健康与安全。他们同样怀疑苏联是否会在这次会议上公布有价值的消息。勒加索夫对欧洲人的态度十分清楚，他叫来一位名叫亚历山大·博罗沃伊的顾问，要求他一定要保密，随后给他看了会议的初步议程和决议草案。根据议程，勒加索夫的发言时间不过30分钟。
博罗沃伊回忆：“欧洲国家认为我们不会在这份核事故报告中提供多少具体信息，因为核反应堆属于军用设施，所有事情都需要保密，并且留给我们的报告时长不过半小时。报告之后，会有其他人发言，发言也都很短，差不多只有一两句话。最后国际原子能机构会发布一份决议草案，要求苏联关闭所有石墨反应堆，向受到辐射影响的国家支付赔偿，并保证苏联境内的每座原子能反应堆旁都允许外国观察员的存在。”勒加索夫急于推翻计划，他对博罗沃伊说：“我们必须做出改变。”16
勒加索夫和他亲手挑选出来的顾问们在准备一份详尽的报告，报告中会提供事故的详细发展过程和造成的影响。但这么做将涉及反应堆的建造方案——这可是苏联顶级军事机密。和预想的一模一样，斯拉夫斯基及其助手们反对向国际学术界泄露这些信息，勒加索夫的工作一时难以继续开展。在7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能源部部长梅奥雷茨提到了苏联这种可笑又过时的信息保密规定，他在会上说：“从国外一些消息来看，很明显，切尔诺贝利事故已经成为大家研究的焦点，难道我们还能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虚假消息吗？”17
勒加索夫亦深以为然，直接找到了雷日科夫总理，雷日科夫授权他继续完成这份报告。报告中不仅会有石墨堆的设计方案，还包括对事故的辐射水平以及辐射对农业及人体健康影响的评估。勒加索夫准备将一切开诚布公。苏联这份报告共有388页，勒加索夫还得到政府许可，可以带几位核反应堆专家一起参会，这些专家一直是禁止离境的：这次会议将是他们首次踏出国门。他们将负责回答各自领域的专业问题。布里克斯的助手曾询问过苏联驻维也纳大使馆，苏联方面的发言预计持续多长时间，他们本以为报告不过是30分钟的事儿。大使馆回复他们苏联代表将做4个小时的发言，而最终报告时长超过了4个小时。18
这次会议于8月25日在维也纳召开。在会上，勒加索夫首先谈到了反应堆的设计方案以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情况，接着他详细介绍了事故的情况，分析了起因，阐述了事故影响，最后就今后如何防止核事故发生提出了建议。这份报告揭开了苏联核计划的神秘面纱，使得来自62个国家、21个国际组织的近600位核科学家以及200名记者都错愕不已。报告结束后，观众们皆起立为之鼓掌。
《原子科学家公报》上的一份报告是这样描述此次会议的：“凡是参加了第一天会议的人们都不会轻易忘记。8月25日，整个会议气氛既死气沉沉又莫名紧张，但到了会议最后一天8月29日，气氛变得令人振奋，人们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勒加索夫瞬间成了名人，西方媒体盛赞其为世界十大顶尖科学家之一。他对切尔诺贝利事件起因和影响的开诚布公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结果：苏联的国际形象由此逆转，从一个不负责任的肇事者变成了一场无可预知的灾难的受害者，苏联愿意分享经验并与国际社会进行合作，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19
尽管前所未有地公开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及苏联核工业的具体情况，勒加索夫在这份报告中依旧遵循了党的主张，将事故责任主要归咎于核反应堆的操作人员。报告中写道：“事故的根本原因是核电站的员工极其罕见地违反了操作流程和方法。”20
这套说辞是斯拉夫斯基和他的副手梅什科夫在一个月前的政治局会议上所提出来的。但许多在莫斯科核工业工作的人，以及许多党内高层人士，都认为勒加索夫泄露了太多信息，并立即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在从维也纳返回后，勒加索夫一进到研究所内，就对报告的撰写人之一亚历山大·博罗沃伊高兴地喊道：“我们胜利了！”勒加索夫兴致勃勃地来到他位于三楼的办公室，之后又兴高采烈地离开研究所去会见高层领导。几小时后，勒加索夫回到了研究所，博罗沃伊察觉到勒加索夫的情绪大变，刚才的喜悦之情已彻底消失。他沮丧地对博罗沃伊说：“他们完全不懂，根本无法理解我们取得的成果。我或许该去休假了。”21
无法得知勒加索夫从维也纳回来后与谁进行了会面，但毋庸置疑的是，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苏联最高领导层都认为勒加索夫将“公开化”推行得太过了。在7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对同僚们说：“我们不应隐瞒真相，我们有责任向人类社会提供完整的结论。”到了10月初，戈尔巴乔夫稍微松了口气，满意地对政治局委员们说：“自从那次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会议之后，外国已不再就切尔诺贝利事件对我们进行攻击了。”勒加索夫为苏联打赢了一场重要的宣传战，但却没有得到领导层的赏识——尽管苏联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负有责任，但勒加索夫没必要将所有事故信息都向国际社会公开。22
许多人都期待着勒加索夫在他50岁生日那天，即1986年9月1日，能因他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中做出的贡献而被授予苏联最高战争勋章——苏联英雄勋章。但他并没有得此殊荣，同样他也没有荣获苏联最高和平勋章——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奖章。他仅获得了一块苏联产的手表，这与此前他和很多人所期待的相差甚远，无异于一种羞辱。很显然，那些站在权力金字塔尖的人并不支持勒加索夫。勒加索夫也感到自己被出卖了，他为了支持政治领导人们而与自己的研究机构和整个核工业唱反调，将事故起因的真相告知大众，他的一切努力都被否定了，尽管他深信这些真相必须向世界公布。
一时谣言四起，有人称当时仍稳稳掌控着苏联核帝国的斯拉夫斯基反对将苏联最高荣誉奖章授予勒加索夫。倘若真的如此，这或许是斯拉夫斯基最后一次品尝胜果了。1986年秋天，斯拉夫斯基的职业生涯阴云笼罩。他最亲密的伙伴安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在10月份辞去科学院院长一职，早在7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就被要求为承担事故责任而申请退位。尽管斯拉夫斯基从未承认自己有过失，也在11月被迫下台。23
政府委员会认为石棺在11月30日就能完工。数日前，正当斯拉夫斯基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视察现场情况时接到了雷日科夫总理的电话，雷日科夫要求他次日必须返回莫斯科。斯拉夫斯基称他正忙着监督石棺的收尾工作，雷日科夫便又宽限了他一天。斯拉夫斯基对无意间听到对话的下属说道：“他们又在谋划着什么了。”24
此次莫斯科的会议持续了三小时。雷日科夫告诉斯拉夫斯基，自己很满意他的工作，但鉴于斯拉夫斯基年事已高，建议他最好退休。斯拉夫斯基梦想创造历史，希望能在部长一职上做到100岁，便一口回绝了提议。在离开雷日科夫的办公室时，斯拉夫斯基让秘书拿来纸笔，信手用蓝色铅笔在纸上写道：“由于本人左耳听力有障碍，请解雇我吧。”他言不由衷，忿忿不满，自认为雷日科夫不可能在这样一份可笑的请辞申请上签字。斯拉夫斯基并不隐藏他对新领导层以及他们政治路线的意见，他认为自己的部门并不需要调整重组，他和他的同事们不需要改革，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比别人做得更好。斯拉夫斯基想象中的苏联经济模式应该是军事化的，他不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会带来什么好处，并且他对戈尔巴乔夫想要缓和东西方紧张态势的外交政策嗤之以鼻。直到几周后，斯拉夫斯基才听从助手的建议，重新写了一份言辞恰当的辞职申请。25
军事化经济模式的时代已经退场，正是在这种模式下核灾发生，还是在这种模式下，善后工作得以完成。退休后的斯拉夫斯基经常会想起以前的辉煌岁月，并诵读他欣赏的诗句。他兴致勃勃地背诵着乌克兰民族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的诗句，这位浪漫主义的吟游诗人在诗中赞美了斯拉夫斯基故乡的田园美景：“一片樱桃园落在屋旁，甲虫在树上嗡嗡作响，农夫在良田中劳作，吟唱的少女从路边经过，天色暗沉，是母亲在唤她们归家。”26 早在20世纪60年代，斯拉夫斯基曾以他最欣赏的诗人的名字为哈萨克斯坦一座铀矿附近的新城命名。他热爱苏联，也热爱乌克兰，认为二者没什么区别。
舍甫琴科的诗中美景和斯拉夫斯基童年记忆里的田园风光，因一场事故面目全非，乌克兰北部、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境内的部分樱桃园正不断向大气中释放辐射，伤害周围的生物。但斯拉夫斯基从未认为他本人或是自己的核帝国需要为这次事故承担责任，他已准备好承担风险及后果。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前，曾有人问过他，如果反应堆堆芯熔毁，后果会怎样，他说：“那将非常非常糟糕，但即使如此，我们也能搞定。”他的确在事故发生后处理好了一切，不过代价巨大。27
苏联的核能说客希望这个石棺不仅能填埋受损的反应堆，还能将人们对整个核规划的疑虑一并带走。尽管党政领导对此持怀疑态度，但在公开场合他们还是接受了说客的说辞。于是，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都归咎到核电站的工作人员身上。随着石棺建造完毕，斯拉夫斯基从苏联核帝国的宝座上退位，苏联核工业经历大洗牌，亚历山德罗夫也辞去了科学院院长的职务，政府准备为布里奇哈诺夫及其下属定罪，毕竟民众只知道，正是这些电站的工作人员需要为4月26日发生在切尔诺贝利的核事故承担全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