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这位83岁的苏联核工业资深前辈、切尔诺贝利事件中石墨堆设计的首席学术顾问，于1986年10月16日辞去苏联科学院院长的职务，同时他也准备辞去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一职。苏联核工业发展史上辉煌的一页就此翻篇，而接下来的篇章该如何书写则取决于究竟由谁来接任亚历山德罗夫的职位，继续掌管拥有上万名学者和职员的科学院。
亚历山德罗夫将研究所第一副手勒加索夫视为可能的接替者，但其他人却不这么认为。亚历山德罗夫离任后，一场职位之争旋即展开。研究所一批顶尖专家纷纷阻挠勒加索夫上位。1987年春，在研究所重要领导机构——学术委员会的例行选举中，共有129位资深研究员投了反对票，不同意勒加索夫进入委员会。对于勒加索夫，这位在亚历山德罗夫忙于科学院事务时，已经掌管研究所的第一副手来说不啻狠狠一击。只有约100位同事给他投了支持票。1
勒加索夫是一位浪漫主义艺术家。他喜欢写诗，事实上在年轻时他曾渴望成为一名职业作家，但受到了苏联文学巨匠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劝阻。在当时，学生们曾发起一场讨论：物理学家和诗人，究竟谁对国家更重要？1959年，著名诗人鲍里斯·斯鲁斯基在诗中写道：“不知为何，物理学家备受推崇，抒情诗人世所冷漠。”由此得出结论：物理学家比从事人文学科的人对社会的贡献更大。党内的思想家留意到了斯鲁斯基的诗所引起的一番讨论，指出物理学家、诗人皆重要。勒加索夫，同时也是个训练有素的化学家，努力想在两个领域都做出成就。
和尼基塔·赫鲁晓夫一样，勒加索夫也是一位苏联体制的信徒。赫鲁晓夫是站在苏联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斯大林的继任者，同时也是意识形态解冻的推动者，在这个被斯大林荡涤过的社会中，正是因为他的改革才使得有关物理学家和诗人谁更重要的争论得以产生。在莫斯科大学念书期间，勒加索夫就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在当时他的许多不关心政治的同学们看来，此举不是太草率，就是太急功近利。苏联科学界出过不少政治异见人士，像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和尤里·奥尔洛夫。勒加索夫的上级领导亚历山德罗夫在俄国革命期间曾在乌克兰白军中作战过两年，直到59岁才加入共产党，还是因为要当研究所所长才入党。许多学者对政权不感兴趣，并想与苏共保持距离，而勒加索夫则完全拥护共产党的统治与理念。2
勒加索夫同样对苏联的科技实力深信不疑，并认定他的研究所协助设计的核反应堆是绝对安全的。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前两年，勒加索夫曾公开对核电进行表态：“负责任地说，与煤电相比，核能给人体带来的伤害要小得多，而这两者的效能是差不多相同的……专家们想必都知道核电站发生核爆炸是不太可能的，只有在极罕见的情况下类似爆炸才会发生，而就算真的发生了，这种爆炸的杀伤力至多不过是一枚炮弹。”很显然，勒加索夫是按照党和核工业的指示发表这番言论的。在成为亚历山德罗夫的副手之后，他愈加相信核反应堆是安全的。维利霍夫与勒加索夫，无论是在研究所内还是在切尔诺贝利事故现场，他俩都既是同事也是竞争对手。维利霍夫记得勒加索夫当时并没有参与反应堆的建设，他对反应堆的物理特性也并不了解。有位物理学家称勒加索夫为“来自化学边缘领域的小伙子”。作为研究所所长的第一副手，勒加索夫一直在通过自己的官方身份来推广石墨堆。3
无论在研究所，还是在切尔诺贝利的事故现场，勒加索夫总是冲在前面，这不仅显示出他对苏联体制的忠诚，也体现了他的领导才能与甘于牺牲的精神。一位乌克兰籍同事回忆起勒加索夫在切尔诺贝利工作的场景时说道：“他是在场所有人中，唯一有担当的一位。他在现场到处勘察，在前期工作中，他一直在观察爆炸发生后保存完好的排气管。和其他人一样，他也害怕辐射，但为了能理直气壮地派出自己的手下，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前去。”勒加索夫很快意识到苏联正面临一场全球性灾难，少说也有上百万人将受到影响，而他丝毫没有犹疑，便决定宁可用自己的生命承受危险，也要拯救他人。和其他后续来到切尔诺贝利的人一样，勒加索夫刚开始对自己所面对的危险也是一知半解，但后来他比其他人更早也更清楚地掌握了情况。4
勒加索夫将核事故造成的后果与二战带来的后果放在一起比较，许多电站的工作人员也是这么想的。但在他认为，切尔诺贝利事件中苏联红军和“事故清理人”所做出的牺牲远不及被苏联人讴歌的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牺牲。勒加索夫还经常提到苏联体制在应对灾难方面缺乏准备经验，他指的是此次核事故以及1941年夏天纳粹对苏联的进攻。勒加索夫认为：“核电站丝毫没有做防备措施，大家都乱作一团，惊恐不已，这像极了1941年遭受纳粹进攻时的情形，但这次的情况更糟糕。德军入侵‘布列斯特’的一幕再现了，同样英勇无畏，同样绝望无助，同样毫无准备。”“布列斯特”指的是在德国入侵的前几周里，苏联红军在白俄罗斯西部的布列斯特要塞进行了英勇的防御。5
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勒加索夫立即被委任为首席科学顾问，政府委员会所做的多项重要决定都由他负责。其中一项决定——用上万吨沙子、黏土和铅将反应堆填埋——就出自他的提议。这项任务的完成是以多名直升机飞行员的生命安全为代价的，但勒加索夫的几位同事认为此项工作并没起到实质性效果，不过是劳民伤财而已。覆盖在反应堆上面的沙堆并没能降低辐射水平，有一些人还认为这反而增加了反应堆过热以及再次熔毁的风险。勒加索夫自始至终都捍卫着他决策的正确性，但这次事故不仅彻底摧毁了他的身体——他摄入的辐射是苏联规定的最大容许剂量（25伦琴）的好多倍——还使他背上了沉重的思想负担，他一直在思考自己的决定是否危害了他人的生命安全。6
勒加索夫于1986年8月在维也纳会议上所做的报告帮助他打起了精神，让他对提高苏联核电站的安全性充满了信心，但他在回到莫斯科后所收到的反馈又给了他沉重的一击。领导层都对他不太满意：他泄露了太多苏联核计划的机密。不仅是党委领导对勒加索夫不满意，核工业的高层以及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的同事们也都气恼勒加索夫，认为他背叛了自己的机构。而勒加索夫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对苏联以及整个世界都是有益的。私底下，他为自己还有所保留而感到后悔，他对他的朋友说：“我在维也纳的会议上把事实公之于众，但这还不是全部的真相。”在报告中，勒加索夫把事故的全部责任几乎都归咎于核电站的工作人员。他没有提及反应堆本身存在的缺陷，而正是这个缺陷让这场事故变成了一场核灾难。勒加索夫因此背上了更沉重的心理负担。7
官方认定勒加索夫共摄入了100雷姆的辐射，但他本人以及他的医生都不知道他到底受到了多少辐射伤害。在他深入切尔诺贝利事故现场最危险区域时，他总是忘记携带辐射测量器。在夏天当他准备维亚纳会议报告时，他开始出现辐射病的症状。1986年11月，在纪念十月革命的红场游行活动中，勒加索夫受邀与政治局委员们一起站到列宁陵墓的高处，这对苏联科学家来讲算是最高的荣誉了，但当时他的身体状况使他无法参加这次活动。勒加索夫的妻子玛格丽塔开始用医疗日志记录她丈夫的症状：他先后感到恶心、头疼、身体衰弱。诊断结果显示勒加索夫体内白细胞增多，这意味着出现了骨髓抑制——勒加索夫患上了急性放射病。
1987年5月，医生在勒加索夫的血液里发现了髓细胞，这种中幼粒细胞本应在骨髓里，但现在却出现在了血液中，这意味着勒加索夫有患癌的可能。勒加索夫身体每况愈下，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的同事拒绝将他选入学术委员会，更使得他的心情持续低落，在双重打击下，他决定住院接受辐射病治疗。绝望万分的勒加索夫吞食了大量安眠药企图自杀，好在警觉的医务人员及时赶到，为他进行洗胃，从而挽救了他的生命。勒加索夫想要将切尔诺贝利事件彻底放下，重新开始生活，但这并不是那么容易。8
当勒加索夫在莫斯科的医院里接受治疗时，他在维也纳会议报告中所写到的、被政治局认定该为切尔诺贝利事件负全责的核电站高层们正在接受审讯。
审讯决定在禁区的中心地带——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里进行。之所以这么安排是出于苏联的一项法律条文，该条文规定了审讯要在实施犯罪的现场进行。无论是否出于法律规定，这一安排都令人费解。切尔诺贝利的辐射值仍然很高，尽管路面上的沥青已被铲除和掩埋，辐射仍无处不在，在新铺路面的路肩上辐射更高。在市中心，记者们能看到永久安装的辐射测量器。要想进入审讯现场的大楼，人们需要先在入口处将鞋子放在水盆中清洗。禁区内的安全机制使得权力部门能够有效控制审讯现场大楼及周边的一切状况。
当地文化中心的大厅稍加改造后就变成了临时法庭：窗户上装了金属栅栏，舞台和观众区之间用幕布隔开，一些座椅也被撤掉了。改造后的法庭共有200个座席，并且总是人满为患——核电站的操作员及其他工作人员闲时都会来这里旁听诉讼。一位名叫尼古拉·卡潘的工作人员做了详细的记录，几年后，他将其公开发表。审讯从1987年7月7日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29日。记者们只准许旁听其中的两场：第一天，他们旁听了公诉人的陈词，在最后一天他们旁听了裁决。记者们戏称这是“封闭区域”内的“公开”审判。9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六名管理者及安全员因违反安全准则、玩忽职守而被提审。这其中包括核电站的前站长布里奇哈诺夫、前首席工程师福明及其副手——在4月26日清晨负责监督关闭四号反应堆的迪亚特洛夫。这几位是主要犯罪嫌疑人，他们在审讯前就被逮捕，审讯时也坐在一起。另外几位被告分别是核电站分管反应堆事务的奥勒克西·科瓦伦科、事故发生时的夜班主管鲍里斯·罗戈奇金以及核安全管理局的官员尤里·劳什金，他们几位是分开就座的。10
布里奇哈诺夫对于自己作为主犯被提审丝毫不感到惊讶，他在看到四号反应堆爆炸的那一刻就料想到了自己可能要入狱。作为一名苏联的工业管理者，他早就知道一旦发生大型事故，主要负责人都要第一个被追责，如果事故很严重的话，负责人将要锒铛入狱。1986年7月，政治局决定撤销他的党籍，理由是他工作中存在严重问题和漏洞，从而导致了大型事故的发生。这一决定便暗示着他将会被逮捕。8月，克格勃的官员下令逮捕布里奇哈诺夫，这位官员对他说，他在狱中会过得比外边更好。这次事故的影响之大使得整个社会都深感震惊，总要有人来为此事件背锅，于是这位核电站前负责人便是替罪羊的最佳人选。在一次审问中，一位陌生的克格勃走入审讯室对布里奇哈诺夫说：“我要亲手毙了你。”布里奇哈诺夫回应道：“来啊，让我站起来，枪毙我吧！”那时的布里奇哈诺夫已对一切都有了心理准备。11
布里奇哈诺夫已在位于基辅的克格勃监狱关了将近一年。在刚进去时，曾有医生为他进行身体检查，医生说他体内有约250雷姆的辐射，是“事故清理人”容许摄入量的10倍。患上急性放射病的布里奇哈诺夫对头疼以及耳后的剧痛已习以为常。审讯前的数月布里奇哈诺夫一直被单独拘禁——这是最糟糕的监禁方式了。在狱中，他只获准见过自己的妻子瓦伦丁娜一次。而他的家人们，包括他青春年少的儿子，还有他的大女儿——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四个月后诞下了一名女婴——都经历了命运无情的反转。此前，他们一家在普里皮亚季颇受人尊敬，但现在他们的朋友和邻居都有意回避。在撤离普里皮亚季之后，他们一家人身无一物。直到8月，布里奇哈诺夫被逮捕后，他的妻子瓦伦丁娜才得以回到他们以前的住所，取走一些家什。她回忆道：“放射测试员首先进到房子里，他准许我带走一些物品和书。我们用醋液浸泡过的布擦拭了每一样物品，这么做是为了消去辐射。”而对他们一家人来说，雪上加霜的是，法院冻结了布里奇哈诺夫的银行账户，而在被逮捕前他一直将自己每月的工资和休假津贴存到账户里。12
瓦伦丁娜没有将丈夫被逮捕的事情告诉他们尚在给孩子喂奶的女儿，为了养活她自己和年少的儿子，瓦伦丁娜决定回到切尔诺贝利电站工作，帮助运行剩下的尚能工作的反应堆，这些反应堆于1986年秋天恢复运转。瓦伦丁娜在周末和节假日也不休息，因为她想让自己忙碌起来，不再去想核灾以及一家人未卜的前途。但事与愿违，在高强度工作下，瓦伦丁娜的血压持续升高，有一次她的同事还叫了急救车把她送到医院接受治疗。
瓦伦丁娜尝试了不同的方法来应对生活上的压力和精神上的痛苦，最终她有了新的生活目标，决定回归家庭。而这一转机是在一次就医时，一位女医生抓住她的肩膀，让她振作起来，毕竟她还有家人需要照顾。瓦伦丁娜将这番话牢记于心。还有一件小事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帮助瓦伦丁娜度过了这次危机，她回忆道：“在普里皮亚季，我遇到了一位女士，我对她心存感激。有一次我一边哭着一边走出公交车站，她向我走来，给了我一个拥抱，对我说：‘瓦卢莎，你为什么要哭啊？维克多现在还活着，这才是最重要的。想想事故发生后有多少人因此失去了生命啊！’”瓦伦丁娜决定为了自己，也为自己的丈夫振作起来，她说服丈夫找了一位律师——此前，绝望万分、准备听天由命的布里奇哈诺夫甚至拒绝这么做。13
原计划于1987年春天进行的审讯由于其中一位被告、前首席工程师福明的精神状态不稳定而被一直推迟。福明与布里奇哈诺夫都于1986年8月13日被逮捕，而此前福明一直在莫斯科第六医院接受辐射中毒治疗。逮捕所带来的精神打击以及急性放射病的症状使得福明患上了抑郁症。1987年3月，狱中的福明打碎了自己的眼镜，试图用镜片割脉自杀。好在最后医生将他救活了。直到1987年7月，福明才稳定好自己的情绪，接受审讯。14
在切尔诺贝利文化中心的大厅里，布里奇哈诺夫和福明分坐在两侧，迪亚特洛夫坐在中间，他在爆炸发生当晚负责进行轮机试验，因此被许多人认定为这次事故的元凶。和福明一样，迪亚特洛夫也在第六医院接受了治疗，但他直到1986年11月初才出院。医生推测他摄入了约390雷姆的辐射。在离开医院时，他腿上的伤口还裸露着——这是4月26日当晚他所受到的放射性灼伤造成的。此次事件的刑事侦查人员从一开始就将迪亚特洛夫认定为事故的罪魁祸首。侦查人员们还对四号反应堆值班负责人亚历山大·阿西莫夫以及反应堆操作员列昂尼德·滔普图诺夫展开了调查，但由于他们在1986年5月都相继病逝，调查也就此终结。迪亚特洛夫虽然病倒了，但他还活着。他于12月4日，出院整一个月后被逮捕。
1987年6月，审讯工作准备就绪，布里奇哈诺夫、福明和迪亚特洛夫从位于基辅的克格勃监狱转移到伊万科夫的地区监狱。伊万科夫是一座位于切尔诺贝利以南约50公里处的小镇，负责事故善后工作的政府委员会总部也驻扎于此。这三位每天都从这里被带到切尔诺贝利进行审讯。布里奇哈诺夫和他曾经的下属被指控违反了三项苏联-乌克兰刑法法规：第一项是违反易爆工厂的安全章程；第二项是滥用权力，隐瞒事故实际影响范围；第三项是玩忽职守，对核电站工作人员培训不当。15
布里奇哈诺夫拒绝承认前两项罪名，他指出没有任何指示表明核电站易发生爆炸，立法者以及制定操作规程的核工业高层都没有想到反应堆会发生爆炸。就第二项指控，他声称他已尽自己所能向上级汇报核电站的事故情况，但他提出的疏散普里皮亚季民众的建议并没被及时采纳。布里奇哈诺夫在4月26日清晨签署的一份文件成为了对他最不利的证据，该文件显示当时的辐射级别被判定为最低水平。公诉人问他：“为什么这份递交给党政机关的文件中没提到当时的辐射值为每小时200伦琴？”布里奇哈诺夫回答道：“我当时没仔细看这份文件，的确当时应该上报这样的信息。”尽管布里奇哈诺夫还是尽自己所能地为自己辩护，他知道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他的命运其实早已经被决定了。他回忆起审判时的心境时说道：“事先我就已经知道，我要接受惩罚。”
布里奇哈诺夫承认他的确玩忽职守，因为事故是在他主管期间发生的。他在审讯中说道：“我承认自己作为核电站的负责人，工作有疏忽，不够细致、有效。这的确是个重大事故，每个人都难辞其咎。”布里奇哈诺夫愿意为此次事故担下一部分责任，这令法官们十分满意，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其实并没有直接参与4月26日的事件。一位法官私下对瓦伦丁娜·布里奇哈诺娃说道：“我从没见过如此沉着冷静的被告人，尽管你能感觉到他其实很沮丧，但他是个真男人！”16
福明则采用了另一种应对策略。在试图自杀又被监狱医务人员救回一条性命之后，他又恢复了生机，急于把事故责任推给他的下属。他的辩护词十分简单：他签署的涡轮机测试程序是没问题的，要是迪亚特洛夫和阿西莫夫遵守工作程序，四号反应堆绝不会发生爆炸。他在法庭上辩解道：“我很确信，不是试验程序导致了这次事故。”公诉人又问他：“那你认为谁该为事故承担主要责任？”福明答道：“迪亚特洛夫和阿西莫夫，他们让程序运作出现了偏差。”17
迪亚特洛夫当时是直接负责涡轮机试验的，他应该为试验出现问题承担责任。他不愿效仿福明把责任推卸给下属——迪亚特洛夫的下属那时已经在事故中病逝了，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很可能也会成为替罪羊。迪亚特洛夫选择了一个更“高尚”的处理方法，但这个方法对有关权力部门来讲是很危险的。他承认自己违反了某些操作流程，包括在反应堆堆芯内放置了不到15根控制棒；在功率意外下降后，没能按照程序规定将反应堆的功率恢复到700兆瓦；没能及时按下AZ-5按钮来中断反应。
但迪亚特洛夫坚持认为，如果反应堆性能良好的话，这些失误是不足以导致爆炸发生的。他辩解道：“如果我们早按下紧急停堆按钮，事故也不过只是早点发生罢了。我认为，这次的事故是由反应堆的状况决定的。我下令将反应堆的功率保持在200兆瓦的水平，因为我认为反应堆是符合苏联安全标准的。”迪亚特洛夫此举是在把矛头指向了石墨堆的设计者，事实证明由于正空泡效应，控制棒插入堆芯后，反应堆会加速反应，这种反应堆并不防爆。迪亚特洛夫公开对反应堆设计者进行指责，而许多业内人士以及政界精英也都知道此番指责合情合理。
迪亚特洛夫最终得出结论，无论是作为主法官的来自苏联最高法院的雷蒙德·布雷兹，还是作为主公诉人的苏联总检察长高级助理尤里·沙德林，都不倾向于调查清楚爆炸的真实原因。事实上，他们为了保护石墨堆的设计者不受追责，已经把此次审讯中所有与反应堆设计相关的资料都转到另一起单独的有待进一步调查的案件里。法院召集成立了核专家委员会以查明爆炸起因，而该委员会的成员多为石墨堆设计机构的代表们。法官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操作员和工程师等证人提交的证据常常视而不见。18
布里奇哈诺夫认为核电站的新管理层选择在宣读审讯判决结果的这天召开高管会议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是为了避免核电站内发生抗议行动。但仍然有超过500名核电站工作人员签名请愿书，希望赦免布里奇哈诺夫。迪亚特洛夫后来记录道：“到了1987年7月，许多人都意识到起诉核电站管理人员是不合法的。目击者清楚地知道后来人们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改进现存的反应堆，也是基于此，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指的是在1986年7月的政治局会议后，石墨堆进行了改良。高层们十分清楚事故的责任不能只归咎于操作员和反应堆设计者，但还是决定让核电站管理人员当替罪羊。布里奇哈诺夫对于这一判决结果感叹道：“他们要向党中央和世界上其他国家证明我们抓到了事故的主犯，苏联的科技怎能落后于人呢？毕竟我们曾宣称我们的科技水平是最高的。”
最终，法庭判决布里奇哈诺夫和他的属下有罪，因为他们“未能确保核电站工作人员遵守技术流程，他们自己也违反了官方规定，对监督机关的指示不予理会”。布里奇哈诺夫同时因未能及时疏散工作人员而受到指责。判决书中写道：“事故发生后，布里奇哈诺夫由于不知所措、胆小怕事，未能采取措施缩小事故影响范围并保护工作人员及民众远离辐射伤害。同时，他在上报事故情况时，故意对辐射水平轻描淡写，这使得危险地带的民众未能得到及时撤离。”19
当法官宣读判决时，布里奇哈诺夫对于自己要面临的10年监禁的重判感到震惊，迪亚特洛夫和福明也将接受同等惩罚。无论这三位高管在事故当时做了什么，他们在法庭上又是如何表现的，他们的判决结果都是一样的。另外三位被告人被处以2-5年不等的监禁。布里奇哈诺夫后来说道：“最高法院的法官只不过是按照上面的指令宣读判决，如果他们能找到有关条款规定我所犯的罪行应该被枪决的话，那么我就会被枪决，他们只不过是没找到罢了。”监狱的工作人员担心布里奇哈诺夫会由于这一判决结果选择自杀，布里奇哈诺夫回忆道：“在判决结果出来那天的晚上，我的床边坐了一位狱警，他一整晚都守在我的床边，以防我会做出伤害自己的事，但事实上他只不过影响到我睡觉罢了。”布里奇哈诺夫并没想要自杀，他坦然接受这样的惩罚，后来他曾对一位记者说过：“自杀是很容易的事，但这么做你能向谁证明什么？又有什么用呢？”20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像布里奇哈诺夫一样坚韧。1988年4月27日，勒加索夫自杀身亡，这是他第二次尝试自杀，自杀前一天正好是切尔诺贝利事件两周年纪念日。他在自己家中自缢身亡，事发当时家中其他人都去上班了。勒加索夫想要自杀的念头格外强烈：绳子上的结打得特别紧，负责调查案件的警察也很难将这个结打开。勒加索夫没有留下遗言，但把他生前写给妻子的诗都整齐地摆放在了一起。自杀前一天他从办公室拿回了自己的个人物品，其中包括一张他最喜欢的照片：两只落在切尔诺贝利的鹳，这意味着这片灾区又出现了生命迹象。
自1987年夏天第一次试图自杀失败之后，勒加索夫努力尝试回归正常的生活，他为自己找到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苏联核反应堆的安全性。1987年10月，他为《真理报》撰写了一篇文章，强调应该把追求科学发展置于追求生产指标之上。勒加索夫提到了苏联核计划早期发展的理想情景：“那时需要发明新的设备而不是对现有设备进行完善，一切工作都要遵循科学原则。”他继续写道，“现在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中呈现的是一幅截然相反、令人忧伤的景象，科学被限制住了……所做的决定不再是最理想的了”。21
勒加索夫想尽可能地在批判苏联核工业上显得有策略一些，但却事与愿违。1987年秋天，他又蒙受了侮辱。一向很支持勒加索夫的亚历山德罗夫向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通告政治局已经决定将苏联最高和平勋章——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奖章——授予勒加索夫，以表彰他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中所做的贡献。但政治局在最后一刻却收回了决定，很显然这是戈尔巴乔夫的主意。这对勒加索夫的名誉和自信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勒加索夫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实现科学理想的期待渐成泡影。1988年4月26日，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两周年之际，勒加索夫科学院的同事回绝了他关于成立一个跨部门的化学研究委员会的提议。也是在这一天，他把自己的私人物品，包括那张拍摄于切尔诺贝利的照片，从办公室拿回了家。第二天，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他去世前的一段时间，他开始质疑戈尔巴乔夫的社会改革政策。他曾告诉同事他认为现在苏联并没有由对的人来掌权，很显然他指的就是戈尔巴乔夫。在他自杀前的几个月里，他曾用磁带录下对切尔诺贝利事件的一些访问和回忆，其中提到他对苏联核工业的安全记录有所担心。他对苏联制造的石墨堆的多种性能都颇有微词，尤其是对反应堆上方没有混凝土保护罩感到不满——国际标准规定应该安装这种保护罩，它能在事故发生时防止辐射扩散。在勒加索夫看来，仅仅依赖带有石墨成分的控制棒来调节反应堆活动是远远不够的。勒加索夫同样对斯拉夫斯基，这位手握大权的中型机械制造部部长，有很大的意见，但他对雷日科夫总理的评价挺高。在勒加索夫撰写的发表于1986年夏召开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维也纳会议的工作报告时，雷日科夫给予他不少支持。也是雷日科夫代表苏联领导层出席了勒加索夫的葬礼，戈尔巴乔夫并没有现身。22
勒加索夫在维也纳会议的报告中将切尔诺贝利事故造成的真实影响向全世界公开了，但对事故原因仍有所保留。辐射引发的抑郁加剧了他的罪恶感与背叛感，使得他最终选择了自杀。布里奇哈诺夫、福明、迪亚特洛夫以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管理层的另三位同事此刻已在监狱服刑。在民众看来，勒加索夫的死亡是不幸的事故，而有罪之人悉数受到了应有的惩罚。随着反应堆的掩埋，爆炸的真相也一并被送入土中，戈尔巴乔夫终于可以开始推行其政治和经济改革。未来看起来虽不甚明朗，但终究是充满希望的。世上之事波谲云诡，不仅莫斯科人无法预见，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皆难以料想到，切尔诺贝利事件的余波在以后的日子里将以最出人意料的方式重现，原已饱受其害之人的生活将再度因它而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