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2月23日，在灾难过去近三年后，戈尔巴乔夫首次到访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他从未解释为何过了这么久才亲临现场。在妻子赖莎的陪同下，他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前往切尔诺贝利。从苏联报纸上公布的照片来看，两人皆身着白色防护服，他们在出事电站的核反应堆前，和装扮相似的电站管理者以及许多党政官员交谈着。1
1989年2月，电站四座核反应堆中的三座仍在发电，然而爆炸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远未结束。1988年12月，克格勃就覆盖四号机组的石棺、清污行动等大量与反应堆相关的问题向基辅领导者进行了汇报。科学家和工程师仍无法肯定在受损的核反应堆内究竟有多少放射性燃料，也不清楚它们究竟处于何种状态。由于缺乏能够抵御每小时200伦琴以上辐射水平的设备，他们难以进行更加近距离的调查。平民和军人夜以继日地清理着受污染的土壤，掩埋高辐射卡车和设备。然而，这里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由于没有合适的设备，大量工作都只能依靠落后的机器完成，这么做既损害了工人和士兵的健康，也减缓了整体进度。清除受污染土壤的推土机，常把“脏土”与“清洁土”混在了一起，这不仅不能控制污染，反而传播了辐射，使该地区进一步蒙受污染。
而石棺本身也存在后续问题。这个受损核反应堆掩体的一部分是在爆炸中保存下来的原核反应堆的墙体上搭建的。这一度被视为充满智慧的建筑设计方案，因为如此便能拯救建筑工人的生命，减少对其健康的损害。但是现在，它暴露出苏联所有“权宜之计”的特点与缺陷。核反应堆的基座从设计初始就不能负荷过重，新增加的混凝土结构使反应堆慢慢下沉。为了防止辐射污染土壤，石棺通道上浇筑了水泥。为了防止放射性核素污染第聂伯河盆地的地下水，又修建了地下混凝土墙，这些建筑改变了四号核反应堆下的水流走向，使得石棺的根基不再稳定。2
戈尔巴乔夫也无能为力，由于苏联经济的自由落体式下降，他无法向在困境中挣扎的电站提供新资金。此外，苏联是以石油贸易作为国家财政预算硬通货的主要来源，国际市场的油价大跌进一步加速了苏联经济的跌势。他寄希望通过市场化改革来提振苏联经济。在戈尔巴乔夫到访切尔诺贝利前的第九个月——1988年5月，他成功地使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项关于合作制企业的法律，该法律涉及工业及服务业领域的集体企业，此举打破了国家对城市的经济垄断，允许成立非公有制的小型企业。然而，这些改变微不足道。苏联经济饱受食品与消费品短缺之苦，局部的改革未能改变现状，如今经济已然失控了，商店的货架也空了一半。苏联经济这个庞然大物所展示的生命迹象越来越弱。
戈尔巴乔夫的想法可以追溯到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捷克共产主义者试图创造一种“带有人性面孔”的共产主义。因此，戈尔巴乔夫认为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民主化改革，经济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而戈尔巴乔夫所目睹的发生在身边的一切，使他更加确信这两方面改革是相辅相成的。他的改革之举削弱了国家对财产所有权的垄断，进而也削弱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结果，他的改革遇上了党内老干部和当权派的强硬抵制。戈尔巴乔夫继续推进政治改革，挑战党内精英的权力垄断，将民主选举的要素引入了还停留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政治体系。凡此种种皆是他的回应。他希望通过上述举措动员自由派支持者，并智取保守的反对派。他给予改革拥护者某种程度的政治自由，以此补偿货架空空、民生凋敝、经济维艰的现实。3
1989年2月24日，戈尔巴乔夫在前往切尔诺贝利后的第二天，他在基辅与正打算发起“改革运动”的乌克兰作家进行了会面，自1988年11月的基辅集会后他们一直在为该运动做准备。“改革运动”就是“鲁赫”前身。作家希望支持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此换取他的帮助。乌共领导人谢尔比茨基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他是已故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门生。作为政治局为数不多的保守派之一，谢尔比茨基与戈尔巴乔夫之间并不存在可能受损的好感。戈尔巴乔夫曾不顾一路攀升的核辐射水平，仍要求谢尔比茨基进行群众大游行，他们因1986年的五一大游行发生了争执，而这只是造成两人关系紧张的诸多原因之一。谢尔比茨基既不拥护戈尔巴乔夫改革，也不相信他的改革举措。他认为新任总书记正在分裂国家，使其毁灭，他曾对助手说过：“什么样蠢货才会发明‘新思维改革’这个词？”4
谢尔比茨基曾动用自己能调动的一切资源，包括党组织和克格勃，去防止“鲁赫运动”的发生。乌克兰作家们将最后的希望寄托于此次戈尔巴乔夫的到访。乌克兰最杰出的作家贡查尔在向戈尔巴乔夫的陈情中，直言不讳地将谢尔比茨基操控的反“鲁赫运动”称为“迫害行为”。戈尔巴乔夫并未打断贡查尔，允许他继续倾诉乌共领导人带给他的沮丧感。他假装对“鲁赫”陷入的困境一无所知。然而，至少反核信徒、未来的“鲁赫”主席伊凡·德拉克对会议的印象是大获成功。“戈尔巴乔夫愿意倾听我们的意见，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不仅仅依靠外部评判的领导所应该采取的策略。现在我们相信对‘鲁赫’的骚扰将会中止。”德拉克向一位熟人这样倾诉，此人后来向克格勃告发了德拉克。5
克格勃又把德拉克的言论汇报给了谢尔比茨基。毋庸置疑，谢尔比茨基与戈尔巴乔夫会面后，就下令媒体停止对“鲁赫”的口诛笔伐。尽管乌克兰党组织对“鲁赫”的抵制一直在继续，然而自戈尔巴乔夫与作家会谈后，其“压迫”程度大大减弱了，他们最终准许“鲁赫”创始人着手准备第一次“鲁赫”大会。大会于1989年9月召开，就在会议召开前的数周，戈尔巴乔夫迫使谢尔比茨基辞职。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在乌克兰拉开帷幕，这一切将深刻影响切尔诺贝利电站及其周边禁区的命运。
“鲁赫”的领导层及其支持者在核游说之战中破釜沉舟。1989年2月16日，即作家与戈尔巴乔夫会面前数日，“鲁赫计划”发表于乌克兰作协报刊《乌克兰文学》上。该计划涉及广泛的生态议题，尤其聚焦于切尔诺贝利核灾及其后果。继最初关于民族、文化和语言等主题之后，社会公平问题，以及随后的生态问题都成为了作家的重要议题。“鲁赫计划”呼吁关闭切尔诺贝利电站及乌克兰其他石墨反应堆；停止在乌克兰新建核电站，无论其反应堆是何种堆型；对基辅及切尔诺贝利附近的所有民众进行医学检查；向已遭受核灾不利影响的民众提供康复措施。6
就在苏联自十月革命以来的首次半自由选举即将展开之际，“鲁赫计划”及时公之于众。戈尔巴乔夫为了加速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决定成立新的组织——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这是拥有2250名代表的超级“议会”。三分之一的代表将由党内指定，而三分之二的代表将由选民投票选举产生。按计划选举将在1989年3月末至4月初进行，大会将于5月开始启动。选举最终演变成了党内提名人与新民主运动代表人物的角逐，民主派既重视困扰着快速衰落的苏联体制的政治经济问题，也同样重视生态环境问题。
在苏联的体制内，寅支卯粮的经济让业已觉醒的市民社会领导们深感失望，然而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又使他们备受鼓舞，他们最终投入了生态激进主义的怀抱。很快生态激进主义又具备了生态民族主义的特征，其表现是领导者将生态忧虑与民族议题相联系，把自己的共和国描述为中央政策的主要受害者。核电站则被刻画为苏联政策的象征。在立陶宛，人们争议的焦点聚集于伊格纳利纳核电站，其核反应堆模式与切尔诺贝利电站相同。1988年9月，与乌克兰“鲁赫”组织相似的立陶宛人民阵线“萨尤迪斯”动员了近2万人在伊格纳利纳电站四周围成了一个“生命之圈”。人们认为，该电站不仅对立陶宛造成了生态威胁，还带来了文化威胁。和切尔诺贝利的情况类似，伊格纳利纳的电站员工主要是俄罗斯人和其他非本地人。而在亚美尼亚，1988年12月发生的地震激起了群众示威活动，此举导致了米沙摩尔核电站的关闭。该电站建在地震高度活跃带，距离首都埃里温仅36公里。7
在乌克兰，数家新成立的组织要求关闭切尔诺贝利电站以及救助核灾受害者，“鲁赫”是其中最大的组织。乌克兰作家及环保先驱谢尔巴克是“鲁赫”最初的支持者之一，同时还领导着“绿色世界”联盟。1989年4月，联盟发布了以切尔诺贝利相关议题为核心的纲领。谢尔巴克前往自己的家乡基辅，竞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参会代表的资格。作为一位从未加入过共产党的学者兼作家，他遇到了来自党内推选人的有力竞争。他们指责谢尔巴克不仅是一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还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如果说这一切还不够的话，他们进一步指出谢尔巴克的妻子是波兰人。然而，谢尔巴克坚守自己生态保护的立场，终以57%的优势当选，在一个有六位候选人的选区里，这算得上优势明显了。8
1989年5月，谢尔巴克前往莫斯科参加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他绝不是唯一将生态作为个人首要议题的新当选代表。参会的2250名代表中，约40人代表各类生态组织，至少300人的计划书中包含了生态议题。
然而，在第一次半自由的苏联式选举中，一位来自“绿色”机构的代表脱颖而出，她的名字是艾拉·雅罗斯海思卡，在俄语中读为艾拉·雅罗斯海思卡娅。这位年轻的记者是来自乌克兰日托米尔的代表，该地区毗邻切尔诺贝利禁区，在要求获悉核灾及其后果全部真相的运动中，她俨然成了一张新面孔。她跟进了一个关注深受放射性坠尘影响的纳罗季齐地区的命运的项目。纳罗季齐位于切尔诺贝利电站以西近80公里。“有必要让公众知晓纳罗季齐地区辐射污染的情况，迄今为止政府仍小心翼翼地向公众隐瞒真相。”雅罗斯海思卡娅的竞选纲领这样表述。一旦到了莫斯科，她就要确保全苏联都能听到纳罗季齐的悲剧并关注核灾带来的深远影响。
雅罗斯海思卡娅以叛逆者的形象著称。日托米尔是位于基辅以西140公里、一座拥有约25万人口的小城，雅罗斯海思卡娅就是土生土长的日托米尔人。她于20世纪70年代初获得基辅大学新闻学学位，当时克格勃正在破坏任何仅存的自由精神，这股精神源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运动”。她亲眼目睹自己的同学因在错误时间给乌克兰民族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的纪念碑献上鲜花而被开除学籍。三月纪念诗人很好，在五月这么做的话，就被视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行为，这是被禁止的。而她的丈夫因在论文中赞扬革命时代的无政府主义领导人内斯托尔·马赫诺而被学校开除。被她的丈夫称为“乌克兰英雄”的马赫诺在苏联人眼中却是危险的反政府军阀。雅罗斯海思卡娅写了一封抗议丈夫被开除的信，且搜集了不少签名，但一切都是徒劳。
作为天才作家的雅罗斯海思卡亚在日托米尔一家地区性报社谋得了一份差事，然而她拒绝加入共产党，因而成了这家党报报社内唯一的非党员记者。她是理想主义的信徒，对苏联体制下的社会公正和整体优越性深信不疑。她知道自己不能发表关于苏联体制“丑陋变形”或其弊端文章。然而，她认为写信给莫斯科高层，提醒他们注意地方上党政领导滥用权力的行为还是可能被接受的。她的部分信件直接寄给了党和国家领袖勃列日涅夫。有一天，她被召唤至地方党委，并被告知要想保住工作，就必须停止写信。她还被传唤至克格勃处，要求其阐述政治观点。还有一次，她甚至被劫持数小时，克格勃上校为了恐吓她，驱车将她带至郊外。只是这些伎俩未能吓住雅罗斯海思卡娅。
戈尔巴乔夫的上台重新点燃了雅罗斯海思卡娅为一个更美好、更公正的社会而工作的希望。1986年，她和同事亚基夫·载科在日托米尔成立了“为了改革”俱乐部。共产主义媒体指责他们试图创立新的政党，在改革前的苏联社会，这种行为等同于严重叛国罪。想在日托米尔的报纸上发表任何批评腐败的地方党政官员的文章是不可能的，因此她尝试找了首都更加自由的媒体。此计确实可行：公开性改革虽然尚未抵达日托米尔，可是在莫斯科已迈出了第一步。1987年6月，苏联第二大要报——《新闻报》刊登了一篇雅罗斯海思卡娅撰写的文章，她在该文中抨击日托米尔党政领导无法接受批评、迫害反对者。党政领导同样予以反击，他们写信给莫斯科中央委员会，19名批评雅罗斯海思卡娅的当地记者均在信上签名。她本人所在的报社为此召开了党会，在会上对她进行了长达六个小时的责问。她被贬为兼职记者，但是她拒绝放弃斗争。9
1987年秋，时年34岁的雅罗斯海思卡娅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请求自己的男老板准假一天。老板拒绝了。她执意要求休假，并告诉老板自己需要一天时间去堕胎后，就离开了。雅罗斯海思卡娅并未前往诊所，而是驱车前往纳罗季齐的一座小镇，在当地官员的办公室内，她研读了一份关于该地区放射性污染的秘密地图。雅罗斯海思卡娅听说，为了安置从切尔诺贝利禁区撤出的居民，政府打算动手兴建住宅和设施，于是她开始对此问题产生了兴趣。似乎在她看来，新的选址仍然离灾区太近，无法保证安全。她请求主编允许她亲自前往新的定居点调查，主编拒绝了，并且告诉她这不关他们的事。他们所办的只是一份地方性报纸，而定居点的选择是由共和国或是苏联层面的领导决定的。所以，应该由基辅或莫斯科主办的报纸来调查该事件。然而，雅罗斯海思卡娅并不接受别人对此说“不”。
她在完全瞒着主编的情况下，走访了纳罗季齐地区的村庄，第一站是鲁德尼亚-奥斯尼亚。该村庄仍处在持续的辐射监测中。当校舍的辐射值超过每小时1.5雷姆时，学校就会关门。但是政府仍在推进当地的施工项目，希望民众能继续在那里生活。雅罗斯海思卡娅在当地工地上遇到的建筑工人经常容易疲累，还不时地头痛。他们会得到每月30卢布的补贴，据称还能得到更有营养的食物。工人们把这笔钱称为“棺材钱”。无论是这些工人，还是当地官员都无法告诉她为什么要在深受辐射影响的村庄建造幼儿园，那里几乎没什么孩子。一座崭新的澡堂也在施工中，很明显这便于当地人洗去放射性尘土。
雅罗斯海思卡娅深感震惊。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她和自己的丈夫用了数个周末的时间走访了该地区一座又一座村庄。情况如出一辙：新建筑正在施工，辐射值讳莫如深，所有这一切都对本地人以及来自禁区的新安置居民的健康构成了威胁。健康危机与日俱增，尤其是对孩子们。雅罗斯海思卡娅从当地医护人员那儿得知，该地区80%的儿童甲状腺肿大，这是暴露于过高辐射剂量的迹象。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前，只有10%的儿童有上述症状。
如果雅罗斯海思卡娅想帮助当地居民，她就必须将他们的困境公之于众。她自己的报社不打算刊登其调查结果，可是，她还能求助于莫斯科，她对当地党内精英的批评就曾出现在莫斯科的报刊上。然而事实证明，即使对中央媒体而言，切尔诺贝利也是太过敏感的话题。曾经发表过其文章的《新闻报》拒绝了她，并说明此话题已另归他类。党内最重要的报纸——《真理报》拖了半年后做出了同样的举动，给出的答复是一篇相似的文章已获准发表了。雅罗斯海思卡娅求助于《真理报》记者弗拉基米尔·古巴廖夫，他曾写过大量关于切尔诺贝利的报道，可依旧毫无结果。改革的喉舌《星火》杂志，由乌克兰作家兼诗人维塔利·科罗蒂主办，雅罗斯海思卡娅设法见到了他本人。他在反复承诺予以出版后，最终还是推脱了此事。另一份自由派报纸《文学报》的做法也如出一辙。10
所有这些拒绝未必是主编的本意，而是源于对一切没有讴歌清理人、又事涉切尔诺贝利的报道的严格审查制度。畅销报《基辅晚报》的主编维塔利·卡彭科后来回忆，他仅仅因为在1986年5月的相关报道中刊登了一张基辅街上人迹罕至的照片而被斥责。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对此事展开了调查。在报上刊登任何与切尔诺贝利相关的报道都须经莫斯科当局或基辅市委书记的批准。
随后，雅罗斯海思卡娅获悉一份党政机关的秘密决议，内容是任何与切尔诺贝利事件相关的事务都要分类处置。克格勃早在1986年5月就率先采取行动，从事故的起因到影响，一切话题都要严格保密。同年6月，卫生部发布指令，对一切关于核污染地区民众的治疗和清理人辐射水平的信息都要进行过滤筛选。7月，国防部命令负责人力资源的军官不要招募个人档案中曾有过被派往切尔诺贝利地区记录的人员。更不必说，只有个人暴露在辐射值为50雷姆（相当于国际正常水平的10倍，相当于“切尔诺贝利正常值”的2倍）以上的环境中，才会在其个人档案中有记载。11
雅罗斯海思卡娅东踅西倒，屡撞南墙，至少看上去是如此。政治公开性改革尚存局限。痛斥地方政府贪污和履职不力是戈尔巴乔夫向保守的党政机关发起的进攻，然而，说出中央政府也需要为之负责的事故真相则是完全另一回事了。这么做意味着要让中央政府，包括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内都承认有罪，因为他们向民众掩盖了真相，还需要花费政府数百亿卢布来恢复受灾地区及安置灾民。但戈尔巴乔夫确实没有钱。经济形势每况愈下，期盼已久的改革打破了现有的制度，使原本捉襟见肘的财政更加紧张。雅罗斯海思卡娅不得不将自己所写的文章复印后分发给朋友。在公开性改革的年代，她除了诉诸地下出版物，别无他法。苏联异见者原先一向喜欢用私人打字机逐字敲出被禁文章，再把副本向朋友和熟人传播。12
倏然间，风向逆转。为了能在1988年夏由戈尔巴乔夫召集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通过半自由选举，乌克兰作家奥利尼克打破了不能公开讨论中央政府该为切尔诺贝利灾难承担何种责任的禁忌。1988年9月，莫斯科自由派期刊——《新世界》发表了白俄罗斯作家阿莱斯·阿达莫维奇题为《因文字而荣耀，二次爆炸的虚妄——一位非专业人士的观点》的文章。阿达莫维奇不仅阐述了高级官员需要为事故所负的责任，还辩称切尔诺贝利周边大片地区的污染程度远比官方承认的要严重得多，那里太危险，根本无法住人。阿达莫维奇还宣称，隐瞒真相是为了不对建造新的核电站构成威胁。阿达莫维奇在文中写道，他认为核灾难实际是一场人类浩劫：例如，在距离切尔诺贝利90公里的白俄罗斯城，医护人员因环境过于危险而不适合长期驻留，便轮班工作，可是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当地居民却一直生活在那里。13
比起奥利尼克的发言，阿达莫维奇的文章将公开性改革推得更远，从此核污染地区的命运成为了可以合法讨论的话题。阿达莫维奇的文章发表于1988年9月。就在当月，谢尔巴克带着一小群电影制片人来到了雅罗斯海思卡娅最关心的地方——纳罗季齐。在他的帮助下，纪录片记录下了一出生就没有眼睛的小牛犊，以及其他因当地农场的高辐射而导致的畸形情况，其中一家农场的辐射水平是基辅市的150倍。在事故发生后的一整年里，64只畸形动物出生在那家农场，而之前的五年中，总共才有3只。但是，这段时长20分钟的纪录片无法在电视或大屏幕上播出，其中一位电影制片人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介绍他的发现。当局仍在竭力掩盖真相，然而他们对信息的垄断已摇摇欲坠。14
1988年的夏末，雅罗斯海思卡娅第一次被允许在大批听众前说出她在纳罗季齐地区的发现。一石激起千层浪，除了党政官员外几乎人人为之称道。日托米尔的民众希望听到更多的内容，他们劝说自己的工厂老板或研究所领导邀请雅罗斯海思卡娅前来演讲。截至1989年春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进行代表选举时，愿意聆听雅罗斯海思卡娅演讲的人群庞大到没有任何一座大厅可以容纳。她在城市的广场上，在体育馆内向人群演讲。官员们试图用恐吓电话和信件去吓唬她。他们还向她正在内政部消防部门工作的丈夫施压，让他同雅罗斯海思卡娅离婚。他们还骚扰她的孩子，对其多位拥护者展开犯罪调查，指控他们计划袭击共产党党委。尽管困难重重，她依旧走到了人群中，聆听她演讲的民众多达两三万。最终，政府作出了让步。她多年来一直为之工作的报社，虽然曾在政治压力下反对过她，但还是发现自己有义务刊登其竞选纲领。最后，雅罗斯海思卡娅以90%以上的支持率当选。
雅罗斯海思卡娅在莫斯科迅速与志同道合者建立了联系。其中包括生态积极分子尤里·谢尔巴克，关于纳罗季齐地区的核爆炸纪录片——《凌驾规范》的制片人米哈伊尔·别利科夫，以及来自第聂伯捷尔任斯克的生态活动家沙希利·科涅夫。第聂伯捷尔任斯克这座工业城镇曾作为勃列日涅夫的出生地而闻名于世，后又因成为苏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而备受诟病。
自从戈尔巴乔夫在人民代表会议上打开了讨论的匣子，雅罗斯海思卡娅和谢尔巴克也申请加入了发言者名单，他们希望能有机会讨论核灾带来的生态后果，然而，戈尔巴乔夫本人和其他官员在主持会议时都没有邀请他俩发言。于是，雅罗斯海思卡娅主动作为，她走向站在讲台上的戈尔巴乔夫，请求他准许自己就切尔诺贝利事件进行发言。戈尔巴乔夫满足了她的要求。她在讲台上发表了三分钟陈述，她谈论了纳罗季齐地区、受污染的村庄以及乌克兰官员的谎言，他们曾信誓旦旦地说该地区的核辐射水平对继续住在那里的人不会造成伤害。对此她无法原谅，她还把别利科夫拍摄的关于纳罗季齐的纪录片交给了戈尔巴乔夫。
官方对核灾后果三缄其口的情况逐渐得到了改善。雅罗斯海思卡娅发表演讲之后，收到了大量电报和信件，纷纷称赞其勇气可嘉。在随后的日子里，其他代表也表达了对政府隐瞒事件相关信息的不满。其中一位是来自白俄罗斯马里利奥地区的医生。白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叶甫盖尼·索科洛夫走上讲台，宣称18%的白俄罗斯领土都因事故遭受污染。令雅罗斯海思卡娅倍感震惊的是，乌克兰代表团的最高长官、总理维塔利·马索尔仍默不作声。不过，当她回到家乡日托米尔，在市体育馆与选民见面以及随后见到纳罗季齐的民众时，她可以告诉大家，事情正发生着变化。
在夏日快要过去时，一个由苏联副总理率领的政府委员会，在乌克兰政府副总理和该地区书记的陪同下来到了纳罗季齐。克格勃向乌共领导人谢尔比茨基通报了苏联科学院的放射生物学学术委员会在纳罗季齐召开的会议的情况。6月13日，近800人聚集到了纳罗季齐文化中心，期望能和科学家见面。听众中有人要求举行示威游行，迫使政府从最终承认问题到采取切实行动。然而，除了汇报此类诉求外，克格勃能做的事并不多——政治形势正在改变。15
到了1989年秋，不仅是乌克兰，白俄罗斯也就生态议题向苏共提出抗议。9月30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出现了第一次群众集会。政府官员试图阻止大巴把来自戈梅利和马里利奥受污染地区的民众带到集会会场，可他们失败了。近三万人聆听了白俄罗斯人民阵线领导人的讲话，数月前，他在被流放至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时创立了这个类似乌克兰“鲁赫”的组织。没有白俄罗斯的党政官员向民众发表演讲。出现这种集会要么是切尔诺贝利事件造成的结果太严重，要么就是他们已经失去了对信息和政治活动的垄断，但政府不愿承认这一点。16
人民代表会议的选举活动以及会议的召开掀开了笼罩在核事故生态后果上的神秘面纱，但却无助于反核活动家完成其终极目标——关闭切尔诺贝利和其他使用石墨堆的核电站。然而，随着他们1990年3月初被选入共和国代表会议，这群活动家重新觅得良机，而这恰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第二阶段。这次没有指定的代表了，共和国新代表会议的每个席位都必须通过竞选产生，竞选结果让戈尔巴乔夫和其他莫斯科官员大跌眼镜。如果说1989年夏参加苏联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还只能进行点名批评，那么1990年的会议代表则从语言转向了行动。
许多共和国选民都投票给拥护民族独立的候选人，他们将此举和去核的想法联系在一起。然而，不同国家新当选的代表的反核热情各不相同，这取决于共和国想和莫斯科保持多远的距离。1988年秋，立陶宛伊格纳利纳核电站举行了支持关闭该电站的群众集会，立陶宛随即宣布成为第一个脱离苏联而独立的共和国。1990年3月，在刚刚选举产生的共和国代表会议召开第一次大会后不久，立陶宛政府发表了独立宣言。戈尔巴乔夫开始警觉，他以经济封锁的方式回应背叛的共和国。新当选的立陶宛代表会议领导人现在不得不思量，能使本国能源不再依赖于莫斯科是多么重要。经济封锁加上伊格纳利纳电站两座石墨堆的暂时关停，迫使反核领导人改弦易张，他们想的不再是关闭核反应堆，而是开始考虑建设新的核反应堆以确保国家的独立性。核能激进主义又重抬势头。17
在乌克兰，政治精英们尚未认真考虑有没有可能脱离莫斯科，可是核灾的后果却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大事，反核激进主义不仅在1990年的选举中得以继续存在，还不断壮大。1990年2月，当竞选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乌共领导层为了从“鲁赫”的政治武器库中拿走核灾这件武器，经过精心策划，当时仍在共产党掌控之下的政府做出了于1995年前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决定。同时政府拒绝“绿色世界”注册成为独立党派，防止其成员以党派方式运作该组织。
然而，为了不让切尔诺贝利成为政治中心议题而采取的孤注一掷的举措几乎未能撼动选举结果。最流行的选举口号是一首要求苏共为核灾负责、希望它终结在核电站的韵律诗：“在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苏联永垂不朽吧！”在乌克兰，选举期间四分之三的传单都涉及切尔诺贝利和生态环境问题，对选民来说上述议题似乎比经济问题和社会公正更重要。百余名代表（占总代表人数近四分之一）加入了亲“鲁赫”的小组——人民委员会，对看似无比强大的政党机器挥出了出乎意料的重重一击。18
1990年4月，在乌克兰所有核电站附近的城镇和定居点，人们举行集会纪念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四周年。在临近乌克兰西部赫梅利尼茨基核电站的小镇奈替欣，约5000人参加了集会；在该地区的罗夫诺市，约3000人参加了示威，要求关闭赫梅利尼茨基电站和罗夫诺电站，两座电站相距约160公里。抗议者主要是乌克兰本地人，他们说着乌克兰语，携带标语，大声谴责乌共，炮轰主要由俄罗斯人和说俄语的工作人员组成的电站。他们试图冲过奈替欣电站的大门，但被守卫阻止了。奈替欣集会有力地支持了当地一家水泥厂的工人，他们拒绝向赫梅利尼茨基电站提供新建核反应堆所需的水泥。那些工人鼓动其他工人也一起罢工。克格勃对此相当警觉，他们告诉基辅的官员，如果政府迫于压力关闭赫梅利尼茨基电站，奈替欣地区将面临大批人员失业的危险。19
乌克兰当局寻求妥协。1990年夏，新一届政府沿袭了上一届关停切尔诺贝利电站的路线，决定五年内在乌克兰境内暂停兴建新的核反应堆。还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借以处理核灾相关问题，调查莫斯科和基辅当局在隐瞒爆炸险情中所起的作用。生态运动的主要目标已经实现了。接下来的艰巨任务就是寻找并调配稀缺资源，以帮助灾区民众恢复正常生活并修复受污染的土地。可是，在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号召下进行了反核动员，从而使运动进入政治轨道的群众运动政治领导人，现在却将注意力投向了别处。
1990年10月，“鲁赫”在基辅举行了第二次大会。早前的生态激进主义者伊凡·德拉克已经成了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他再次当选为“鲁赫”领导，但是“鲁赫”运动改变了纲领，从名字中删去了“改革” [10] 的字眼，宣布将乌克兰独立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纲领中关于生态环境的部分改动甚微，然而从此以后，能动员民众、发动群众性活动的理由不再仅仅是生态问题了。从那一刻起，新的政治领导人可以公开讨论为共和国争取独立的话题了。切尔诺贝利的冲击波即将摧毁苏联的根基。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