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24日的清晨，温暖如许，就在这天早上，数以千计的民众聚集到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议会大厦前，当日是星期六，许多本应上班的基辅人在抗议示威，示威人群还包括来自乌克兰各地的外乡人。他们高举着标语牌——“乌克兰离开苏联！不要加入这个联盟！”。1
就在数天前的8月19日，莫斯科强硬派在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的带领下罢免了戈尔巴乔夫，并且成立了紧急委员会，企图推翻苏联总统所推行的民主改革。政变策划者将戈尔巴乔夫隔离在他本人位于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避暑别墅里，然而他们未能逮捕戈尔巴乔夫的政敌——能力超群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他曾号召俄罗斯人捍卫民主自由。军队拒绝镇压反抗的民众，到8月22日夜，政变彻底沦为泡影。大获全胜的叶利钦将戈尔巴乔夫带回了莫斯科，但他拒绝拱手让出自己在粉碎政变时赢得的权力。他迫使当时还惊魂未定的戈尔巴乔夫解雇了安全部部长，并且接受叶利钦举荐的人选。俄罗斯总统还禁止苏联共产党进行活动——这可是戈尔巴乔夫最后的权力堡垒。2
叶利钦摧毁了政变，一跃成为莫斯科大权在握的人物。乌克兰党内精英开始焦虑，而反对派领导者则担心强硬派可能再次发动政变。双方都不喜欢仍受制于莫斯科。就像在切尔诺贝利核灾时那样，统治者和反对者在莫斯科找到了共同的敌人，但是他们还不能就共和国走向自治或独立达成一致。如果实现自治，他们会对本地事务有一定的管控力，但仍处在苏联体制的框架下；独立则意味彻底离开苏联。“鲁赫”的拥护者要求独立，党内精英仍犹豫不决。8月24日清晨，基辅民众、“鲁赫”运动积极分子和其他支持民主改革的人群聚集到乌克兰议会外，要求在议会中占大多数的乌共党员宣布乌克兰完全独立，脱离莫斯科。人群逐渐焦躁不安，他们要求惩罚那些在政变中骑墙观望、没有支持叶利钦的乌克兰党内精英。
议会大厦外的局势愈发紧张，乌克兰议会议长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也因政变中消极被动的表现招致了直接抨击，他邀请49岁的作家、“鲁赫”运动积极分子，同时也是调查核事故结果的议会调查委员会领导沃罗基米尔·雅沃利夫斯基进行发言。议会仍由乌共主导，但在当日早些时候，议会民主反对派——人民委员会已向克拉夫丘克提交了多份草案，他们希望议会能对此进行投票表决。提案中包括由列夫科·卢基扬年科起草的乌克兰独立宣言，持不同政见的卢基扬年科曾在劳改营中和苏联境内流放长达25年之久。共产党代表说他们未曾看到草案，拒绝就此进行讨论。雅沃利夫斯基决定利用克拉夫丘克给他的这次机会读一读这份宣言。
他呼吁众人团结起来，以此作为开场白：“尊敬的代表们，尊敬的来宾们，亲爱的乌克兰人民！请允许我们说明，这不是复仇的时刻，而是属于真理的时刻。请允许我们说明，聚集到这里的人并不是彻底击败对手的胜利者，事实上，我们都被打败了。我们现在可以暂时搁置争议。”他随后朗读了独立宣言草案中的关键表述：“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庄严宣布，乌克兰独立了，由乌克兰人组成的独立国家——乌克兰诞生啦。”这些话深深触动了不少乌共代表。然而，他们既没反叛，也没抗议，而是要求暂停一会儿以供他们协商。当他们再次回到会议厅时，他们已准备支持雅沃利夫斯基的提案。克拉夫丘克决定就独立事项进行投票表决。结果令人目瞪口呆：346名代表投了赞成票，仅有2票反对，5票弃权。在1991年12月1日的全民公投之后，仅次于俄罗斯的苏联第二大加盟共和国，同时也是核事故发生地的乌克兰将成为一个主权国家。3
独立宣言作者列夫科·卢基扬年科事后解释，雅沃利夫斯基之所以能拥有在会上第一个宣读报告的荣光，是因为克拉夫丘克希望提案能赢得赞成，他认为直到1990年，雅沃利夫斯基都还是共产党员，如此一来，他更有机会说服在议会中占据多数的党员。克拉夫丘克身边的人将自己的推测告诉了卢基扬年科，在卢基扬年科的记忆中，他们是这样说的：“他们将卢基扬年科视为敌人，而雅沃利夫斯基与大多数议员更加接近。”克拉夫丘克事后否认他选择让雅沃利夫斯基代替卢基扬年科发言是出于政治考量。无论何种原因，雅沃利夫斯基才是第一个拿到话筒的人。4
1989年秋，弃笔从政的雅沃利夫斯基作为第一次“鲁赫”大会的主要组织者之一，首次出现在乌克兰政坛上。次年春天，他竞选乌克兰议会议员，谴责核灾给乌克兰造成的破坏。难以想象雅沃利夫斯基会成为反核事业的拥趸。他很早就支持乌克兰发展核能，曾出版过题为《连锁反应》的小说，书中热情赞颂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建设，称此举为共产主义现代化的伟大胜利，是乌克兰实现现代化的重要象征。人们对核安全的担忧被他一一驳斥，他辩称这是人们对美国轰炸广岛和长崎的过度反应，只有资本主义世界才有这种担心的正当理由。同诸如“鲁赫”领导德拉克在内的许多乌克兰作家一样，大灾难发生后不久，雅沃利夫斯基就从一名狂热的核能支持者转变成了反核战士。1987年，雅沃利夫斯基在切尔诺贝利隔离区进行了两个月的象征性忏悔后，写下小说《世纪末的苦涩玛利亚》，在文中越来越关注个人将如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更确切地说，正如雅沃利夫斯基所理解的那样，个人要对家庭、对家乡，最终对国家负责。雅沃利夫斯基的新书出版后，当时乌克兰最著名的作家贡查尔给他写了封信，信中说：“透过你的文字，乌克兰向世界倾诉了切尔诺贝利带来的一切痛苦与希望。”5
雅沃利夫斯基在议会上再次将目光投向了切尔诺贝利事件，在他的推动下成立了切尔诺贝利调查委员会，而他本人担任主席一职。委员会对乌克兰党政精英在隐瞒事故范围和对人民造成伤害的真实情况中所扮演的角色展开调查。曾经协助隐瞒真相的克格勃发现，现在他们必须向雅沃利夫斯基主席汇报持续困扰受损核电站和被污染土地的各项问题。雅沃利夫斯基最初的目标是电站前站长布里奇哈诺夫。雅沃利夫斯基的反对者指责这位暴躁的演说者和作家是民粹分子，他的书面文字和口头表达经常自相矛盾。例如，他说爆炸发生当夜，布里奇哈诺夫正和情人在森林小屋中幽会，他无视自己身为站长的责任，恣意向自己的上级和公众隐瞒了事故波及的范围。6
布里奇哈诺夫被判坐牢十年。1991年9月，刑期过半、走出监狱的他听闻此言，勃然大怒。他回忆道：“雅沃利夫斯基匆匆忙忙出了本书，打造了自己的个人形象，他写的一切都是杜撰。从此以后，我再不会容忍雅沃利夫斯基这个名字。”布里奇哈诺夫在乌克兰东部的一座监狱里度过了他的大部分刑期。作为一位正在服刑的地方名人，他刚刚来到监狱时，狱友们纷纷离开牢房，争相目睹这个要为世界上最严重的技术灾难负责的人。监狱领导给了他一个管理职位，他拒绝了，而是干起了机械工的活计。他们后来又把他转送至位于乌克兰中部的“中途之家”。直到获得释放，布里奇哈诺夫才第一次见到了已经年满五岁的外孙女，核灾后不久她就出生了。7
在谈到牢狱生活时，他声称：“我在那里看到的95%的人几乎不能被叫作人类。”虽然牢狱生活给布里奇哈诺夫留下了精神创伤，但他的身体状况相对不错。他先去了切尔诺贝利电站工作，随后去了与核电相关的国家机构工作。不少同属被告的其他同事就没这么幸运了。前总工程师福明再也未能从核灾的震惊中恢复过来，1988年他从普通监狱转至精神病医院，随后被释放。他的副手迪亚特洛夫，当日亲自指挥了四号核反应堆的涡轮机测试，他的心理倒是很强大——他从未承认自己有罪，但却承受着严重的辐射综合征，出于健康原因，他于1990年被释放出狱。8
1991年夏末，乌克兰宣布离开摇摇欲坠的苏联，布里奇哈诺夫也获得了假释，几乎没什么人相信布里奇哈诺夫、福明和迪亚特洛夫是核灾的罪魁祸首。1991年11月，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新任所长叶夫盖尼·维利霍夫领导下的苏联原子能科学家委员会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切尔诺贝利的管理者和操作员不应为事故负全责。他们接受苏联核工业的监督机关——苏联工业与核电安全国家监督委员会下属调查委员会——得出的结论：“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四号核反应堆所采用的石墨RBMK-1000堆型在建造过程中的缺陷注定了切尔诺贝利事故的严重结果。切尔诺贝利核灾的原因是核反应堆的设计者所选择的设计理念未充分考虑安全因素。”9
1991年秋，雅沃利夫斯基及其委员会在追寻一条比布里奇哈诺夫更大的大鱼，来为核灾负责，目标锁定在乌共和政府的领导层。谢尔比茨基已因癌症于1990年2月去世了，但是其他领导人还在，其中包括曾掌管政府的乌克兰政治局切尔诺贝利委员会主席奥莱克桑德·利亚什科。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年，1987年7月，他从总理一职上退了下来，就在当月，布里奇哈诺夫和他的同事接受了审判。利亚什科为自己在事故善后工作中发挥的作用感到自豪，他的立场与政府委员会领导谢尔比纳以及乌共书记谢尔比茨基的立场不尽相同，他是最早坚持将居民撤出普里皮亚季的人。
雅沃利夫斯基对于利亚什科所扮演的角色却有不同看法。“得知事故发生时，政府和乌共中央委员会采取了什么行动？”他向正在回答委员会质询的前总理抛出了上述问题，而这位前总理试图证明自己和政府在处理核灾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当时是夜里，我在家中。”利亚什科答道，他指的是接到苏联总理雷日科夫电话的那一晚。“可以做些什么呢？”雅沃利夫斯基对答案并不满意，他嘲讽道，“很好，因此你睡得很熟，然后去上班了？”利亚什科告诉委员会他所记得的内容，包括自己是如何调动城市交通协助普里皮亚季大撤离，以及政府在事故发生的最初几日和数周中采取了哪些行动。利亚什科和委员会相互友好地告别，委员会的两位委员一直把75岁的利亚什科护送至他位于基辅市区的公寓。这位前总理相信，至少对他而言调查结束了，不过事情的发展令他出乎意料。10
1991年12月11日，此时距离乌克兰进行全民公投通过议会关于乌克兰独立的宣言已过去了整整十天。而就在前一天，议会通过了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斯塔尼斯卢·舒什克维奇签署的协议，该协议宣布苏联解体，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此时此刻，乌克兰议员再次聚到一起，认真听取雅沃利夫斯基委员会关于隐瞒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果的调查报告。
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签署的协议宣布“三方皆承认切尔诺贝利核灾是全球性的，承诺各国将共同努力把灾难后果降至最低”。只是各国暂时仍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处理善后事务。媒体大肆报道了与切尔诺贝利相关的经济、社会、公共健康和生态问题，报道了救灾计划，报道了事故发生时尚大权在握的政府领导究竟应该背负怎样的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考虑到以上种种，这份协议的内容还算恰如其分。11
乌克兰议会要求对涉事的苏联官员进行严惩，其手段之凌厉远超其他受灾的后苏联时代。乌克兰生态主义的势头仍然强劲，动员能力似乎并未减弱。早先，生态主义曾对乌克兰独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却成了国家未来权力之争的利器，一方是冉冉上升的民主派，另一方是仍然掌控政权却困惑迷茫的前乌共官员。对确实或有嫌疑涉及隐瞒核事故的前政府官员，雅沃利夫斯基可没收回自己的拳头。他的终极目标是苏联的政体，然而现在他瞄准的是后共产主义时代仍大权紧握的乌克兰精英。在生态主义的诞生地立陶宛都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雅沃利夫斯基在报告的一开始就将切尔诺贝利事故描述为乌克兰最严重的民族灾难。“《圣经》中的苦堇之星跌落到地球，不仅毒化了粮食、水源、空气，甚至连你我的血液也是有毒的。”他语气坚定，这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乌克兰作家在核灾后发表的作品和声明中首次提到的主题。他接着用极其恐怖的语气宣布，大灾难使乌克兰人成为上帝的选民。他继续说道：“现在已经很清楚了，我们是上帝选中的民族，至少我们的邻居不会否认这一点。”
谁该为这场民族灾难负责呢？雅沃利夫斯基谴责了苏联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乌克兰共产党。他将乌共党员称为“小俄罗斯人”，他使用沙皇俄国时期对乌克兰人的称呼来表达强烈的反抗。雅沃利夫斯基认为，沙皇俄国和苏联伤害了历史上的乌克兰。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那就是在距离基辅仅130公里，在乌克兰三条河流——第聂伯河、普里皮亚季河和杰斯纳河的交汇处，放置了一个有重要缺陷的核反应堆。谈到事故的责任问题，雅沃利夫斯基拒绝接受戈尔巴乔夫的说辞，依据戈尔巴乔夫的观点，只有电站操作员需要为此负责。不同于自己以往的观点，此刻雅沃利夫斯基宣布1987年在禁区被政府审判的电站管理者和工程师无罪，他们是受害者而不是罪犯。但他却痛斥了“那些向民众掩盖核灾真实范围、未能及时采取措施使民众免受辐射伤害的官员，他们的罪孽之深，不可与前者相提并论”。
雅沃利夫斯基宣读了调查委员会与乌克兰前政府官员访谈的部分内容，受访者包括前总理奥莱克桑德·利亚什科、前议长瓦伦蒂娜·舍甫琴科以及前卫生部部长安纳托利·罗曼年科。在1986年4月底至5月初的这段日子，对于核灾将给民众的健康造成哪些影响，罗曼年科始终在公众场合保持沉默，因此他也成为雅沃利夫斯基最憎恨的官员之一。依据雅沃利夫斯基所言，调查委员会已明确乌克兰政府在事故发生最初几日，就已掌握了关于切尔诺贝利和其他地区辐射水平的信息，但是他们未将危险告知人民。他声称，即使政府没有搞懂别人所给的信息，无法准确地做出评估，也不能减轻他们的罪过，相反，只会让他们的罪孽更重。“他们有罪，不仅是因为作为一个拥核大国的领导者，他们十足无能，更是因为他们不渴望、不期盼知道真相，更别提他们不愿把真相告诉大家了。他们身居高位，所作所为和屠杀民众也相差不远了。”
雅沃利夫斯基的火炮不仅射向前任，也射向现任党政官员，他们中许多对民族犯下罪责的人就在议会大厅里。他们在雅沃利夫斯基结束演讲后予以反击，捍卫自己的言行，将责任推给莫斯科。乌克兰前总检察长米哈伊洛·波特本科曾在事故发生后的最初几周内赶往禁区，后因辐射中毒而住院医治，他声称已经动用自己权力范围内的一切力量将事故的肇事者绳之以法，然而决定权在于莫斯科的苏联总检察长。基辅军区副司令员鲍里斯·沙里科夫曾积极投身于事故的善后工作，他谴责雅沃利夫斯基的批判过于情绪化。罪过确实存在，但这应当与某些人在事故发生前的所作所为有关，而不是在事故发生之后。
克拉夫丘克数日前当选为乌克兰总统，伊凡·普里什接替他成为了新任议会议长，后者接过发言的机会，安抚各位议员：“原子能锅炉能很快让我们的公寓暖和起来，我们都对此深信不疑。”普里什说明了前任领导对核能的安全风险是何等无知。他接着说道：“我支持委员会继续完成它的工作，调查出更多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灾的真相，包括核灾的起因及后果。这么做不是为了剥夺某人的自由，而是提醒各级领导对人民所背负的重责。”他做了如下总结：“灾难真正的始作俑者却摇身变成了审判者。因此，为了谨慎决定谁该为核灾负责，为了明确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必须问一问：谁来审判？！”
大厅里响起一片掌声。普里什还记得1987年夏莫斯科任命的法官对布里奇哈诺夫、福明和迪亚特洛夫的有罪判决。但是，这份判决也可以看作是对雅沃利夫斯基的驳斥。普里什在4月26日立即赶往了出事地点，组织了普里皮亚季大撤离，身体承受的辐射两次达到了安全范围的最高剂量50雷姆，那么，谁来审判他呢？雅沃利夫斯基本人难道没在文学作品中热情欢迎在乌克兰兴建核电站吗？当雅沃利夫斯基回到讲台时，他明显处在了守势：“尊敬的同事，我们已准备好了议会将要通过的决议，在我看来，这份决议是客观的。让检察院去调查吧，我们做出的只是政治评价。”12
最认为雅沃利夫斯基的言论具有冒犯性的人当日不在会场。几天后，前总理利亚什科从报上获悉了他的言论。就在讲话发表的前一天，利亚什科刚埋葬了他因癌症去世的女儿，他看到演讲新闻时正在服丧。让利亚什科感到被极其冒犯的是，雅沃利夫斯基说他4月26晚接到雷日科夫的电话后依旧若无其事地去睡觉了，而且说他当天晚些时候，没有打电话给分管核能的部长，而是致电外交部，想询问他们是否对事故情况有所了解。雅沃利夫斯基确实向委员会错误地引用了利亚什科的证词，其中利亚什科提到了内政部而不是外交部。
然而，这并不是利亚什科麻烦的终结。他很快被传唤至总检察长办公室，对方依据雅沃利夫斯基提供的材料展开了刑事调查。利亚什科给议会议长普里什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申明，他与下令举办基辅五一游行的事毫无关联，他对基辅市的辐射水平毫不知情，他的妻子、孩子、孙辈也参加了游行。他谴责卫生部副部长搞不清楚状况，强调自己在组织普里皮亚季大撤离以及随后撤出基辅的孕妇和儿童的工作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利亚什科请求议长将核灾追责问题再次加入议会议程，举行由他本人和其他核灾发生时在任的乌克兰官员参加的听证会。
普里什没有做出回复，直到这位前总理威胁要让每位议员都读到这封信时，他才约见了利亚什科。“我知道雅沃利夫斯基胡说了一通，他的话根本不值得在意，一切都将翻篇。”普里什向前总理保证。他安排利亚什科去见了副总检察长，对方告知这只是依例行事，不会怎么样的。检察官还征求了利亚什科的意见——是否有必要启动面向谢尔比纳领导下的苏联委员会的刑事立案调查呢？利亚什科心存疑虑，毕竟苏联最高委员会已根据当时所能得到的信息做出了决定。此外，苏联已不复存在了。数年前，苏联检察院已提交了结论，法院也据此将那些有罪者判刑。利亚什科希望俄罗斯检察院不要帮助重启案件。13
乌克兰检察院听从了利亚什科的建议，没有启动面向苏联官员的立案调查。然而，他们却以“滥用权力和职权且造成严重后果的名义”起诉了利亚什科和其他乌克兰官员，其中包括已故的谢尔比茨基和前议长谢尔比纳。利亚什科拒不承认有罪，可是他很快得知由于诉讼时效的问题，该案已经结案了。1992年2月11日发起的针对利亚什科及前政府官员的刑事诉讼案在1993年4月24日终结，此时距离事故发生已过去近七年。针对政府官员渎职罪的起诉早在1991年4月26日就已超过五年的诉讼有效期，此时检察院尚未立案，而检察院之所以立案不过是一种公关姿态，借此安抚议会反对派和相关的乌克兰民众。14
以雅沃利夫斯基为代表的“鲁赫”运动的积极分子和生态主义的拥趸不但要谴责，还要起诉苏联时代相互勾结、隐瞒核灾真相的乌克兰领导人。他们的企图虽然落空了，但他们成功地使独立后的乌克兰政府说出了真相，说出了核灾究竟对共和国的土地和人民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乌克兰欢迎公众就切尔诺贝利核灾的起因和后果进行辩论，通过辩论鼓动人民反对以前的帝国中心，巩固社会团结，使新政权在本国民众和全世界人民看来更具合法性，他们以这种方式进行国家和民族的构建。出于公众压力和雅沃利夫斯基的委员会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在所有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中，乌克兰采取了后切尔诺贝利时代最宽宏的社会福利保障法，有九万人被认为是最严重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受害者，也是最需要社会救助的对象。在俄罗斯这类人仅有五万人，在受放射性沉降物影响最深的白俄罗斯，仅有9000人被归为此类。乌克兰还承认50万人的“事故清理人”身份，这意味着付出另一项社会福利，相较之下，俄罗斯只承认20万人，白俄罗斯才承认10多万人。而且，乌克兰立法者拒绝采用苏联制定的后切尔诺贝利时代标准——个人一生最多能接受35雷姆的辐射剂量。乌克兰和俄罗斯、白俄罗斯一样都采用了7雷姆的标准，这是美国公民一生吸收的辐射水平的均值。
上述决定给社会和经济带来的后果是难以估量的。为了应对新的开支，立法者通过了切尔诺贝利税，对公司经营所得的12%进行征税。20世纪90年代，乌克兰在满怀期待中开始了作为独立国家的新生活，可当时乌克兰人均GDP刚刚超过1300美元，苏联解体后的经济危机和高通胀进一步碾压了它。乌克兰经济以每年10%—23%的比例下滑，1994年的GDP仅比独立当年的GDP的半数稍高一点。在90年代中期，乌克兰财政的5%被拨付至处理核事故的基金，社会福利中65%的资源用于帮助330万被界定为核灾受害者的民众。15
对许多人而言，能够被认定为健康受到核灾影响的受害者是一种应对穷途窘路的好办法，经济下行、失业高企，与此同时，政府还削减了苏联时代各色的社会福利项目的资金，这一切造成了眼前巨大的困境。“如果有人需要开药，那么他需要出钱。我们的诊断是金钱。”一位医生这样评价他所救治的来自污染地区的新安置居民。切尔诺贝利社会保障项目进一步扩充并继承了苏联时代的乌克兰社会福利体系，而这一切变成了阻碍这个新独立的国家经济复苏的主要屏障。16
尽管从帝国解放出来有助于了解事故的真相，然而，苏联帝国留给了乌克兰一笔巨大的未偿付账单。当时唯一可以赚钱还账的方法就是再次使用核能。这也是在独立宣言发表不久后真真切切发生在乌克兰的实情。生态主义拥护者组成的议会从前通过了一系列在界定核灾受害者方面极其宽松的法律，成立了雅沃利夫斯基委员会调查事故责任，如今还是这个议会决定把生态问题抛到一旁，把经济问题放到了首要位置。除此之外，议会看不出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让人民免受饥饿，让新生的独立国家免于崩溃。
1990年2月，乌克兰议会经投票决定将在1995年前关闭切尔诺贝利电站。1991年10月，电站二号机组因涡轮机的开关问题而着火，大火损毁了电站涡轮机厂房的屋顶，关闭任务因此愈加急迫。议会投票通过立即关闭二号机组，到1993年又计划关停当时仍在工作的一号和三号机组，比原计划提前了两年。然而在1993年的秋天，此时距离计划中的关停时间只剩下几个月，这群议员推翻了他们自己早前做出的决定。他们取消了1990年8月做出的五年内在乌克兰境内暂停新建核反应堆的决定，并颁布法令，只有当现存的核反应堆达到使用年限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才可被关闭。此外，一号和三号核反应堆将继续工作，还制定计划重启曾着火的二号机组。切尔诺贝利的故事再次发生了出乎意料的转向。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