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与存在于美国的这种和平民主的价值观的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职业军人的实际上的不信任感和他们的从属地位相平衡的，必然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情况。美国精英阶层现在将其界定为国家的情况：
1．美国精英以及有影响力的广大人民第一次意识到，生活在彼此兵戎相见的环境下意味着什么，国家的疆域严格地讲容易遭受灾难性的袭击意味着什么。也许，他们还意识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已经度过的一个军事时代是多么悠闲自在，鉴于其孤立的地理位置、其不断扩大的和平静的国内市场、其所拥有的工业化所需的自然资源，及其军事行动只需用来对付仅仅掌握原始技术的民众。所有这一切如今都已成为历史：现在美国在军事上与苏联为邻，就像此前几个世纪中，德国与法国为邻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2．使人即刻地深切体会到这一点的是，现在可以公开获得的对最新的武器系统的实际效果的更加仔细的估计结果。一种假设并非没有道理，这就是，一场饱和攻击会导致大约5000万人，即将近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口伤亡。当然，尽管美国能立即予以报复，给敌人造成相应的后果，但这并不会减轻其本国领土和人民所遭受的后果。
对这种技术上的可能性，可以要么采取政治和工业的方式，要么就其严格的军事意义来理解。负责做出这项抉择的美国精英们主要从其军事意义上加以理解。他们用来界定国际现实的术语主要是军事性的。其结果是，从任何历史上认可的意义上讲，在高层内，外交都已被有关战争潜力和战争威胁的军事严重性的估算所取代。
此外，新式武器已作为“第一道防线”得到开发。与毒气和细菌不同，它并没有被视为预防敌人使用的预备力量，而是作为主要的攻击性武器。而已经公布的这样的大战略则正式地基于一种假设，即这种武器将在全面战争的第一天使用。事实上，这就是现在的普遍假设。
3．有关现实的这些定义，以及拟议中的现实导向，导致了美国国际姿态的进一步特征：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当权者都在谈论一种没有可预见的终结的“紧急情况”。在近代，特别是在美国，人们曾经把历史看作被一次次战争打断的和平连续体。但现在，美国精英却毫无和平的设想，除了凭借相互恐吓所维持的摇摇欲坠的一段令人不安的间歇。有关“和平”的唯一得到认真接受的计划就是装满子弹的手枪。总之，人们认为，战争或战争的高度准备状态是美国的常态和看似永久的状况。
4．我们要提到的、现已得到官方界定的美国情况的最后一个特征则更为重要。在其历史上第一次，美国的精英阶层发现，他们正面临着一场可能发生的战争。他们彼此之间，甚至在公开场合也承认，这场战争中，参战的任何一方都不会获胜。他们无法设想“胜利”可能意味着什么，也全然不知任何通往胜利的道路。当然，武将们也不晓得。例如在朝鲜战争中，相当明显的是，僵局是由政治层面的“麻痹意志”所产生的。中校梅尔文·沃里斯报道了以下对詹姆斯·范弗利特将军的采访：“记者：‘将军，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范弗利特：‘我不知道。答案必须来自于更高当局。’记者：‘将军，我们怎么可能知道，我们何时，以及是否获胜？’范弗利特：‘我不知道，只知道高层有人必须告诉我们。’”《时代》周刊的一位社论撰稿人评论道：“这总结了朝鲜战争的最后两年。”前几次，正在备战的各国领导人有关于胜利和投降条款的理论，其中一些人至少对强加这些条款的军事手段是有信心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从任何政治或经济意义上讲，美国的战争目标都已经变得相当模糊，但的确有关于采用暴力手段取得胜利的战略计划。但现在却没有任何有关胜利的文献。鉴于现存的暴力手段，“大规模报复”既不是战争计划，也不是对胜利的憧憬，而仅仅是一种采用暴力的外交，即政治姿态和一种认识，即两个国家间的全面战争现已成为其相互毁灭的手段。人们的立场就变成：如果爆发战争，所有国家都会失败，因此，在彼此的战争恐惧中，它们得以生存。和平是一种相互恐惧，是武力恐惧情况下的平衡。
目前，我不想就在美国的国家地位和政策方面发挥作用的任何现实情况的定义问题进行辩论。但是，由于今天官方所界定的世界局势的这些特征，我们应当认识到，所有类型的正统军事战略和军事专门知识，在有关可能会带来和平的世界事务的所有决策中，都已变得不相干，并且产生误导。很显然，所有决定性的问题，尤其是战争与和平问题，现在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在更为完整的意义上变成政治问题。北约组织是拥有10个师还是30个师，从军事角度来看就像德国是否重新武装起来一样都是不相干的。鉴于现已查明的有关全面轰炸的影响问题的事实，所以这种问题已经不再是具有丝毫重要性的军事问题，而是涉及美国团结欧洲各国的能力问题的政治问题。
但是，由于掌握着决策权的人们当中普遍的有关现实情况的军事定义，所以高级将领跻身美国精英阶层的高层已经变得完全可以理解，并且是合情合理的，完全是合乎实际的和可取的，因为美国的这种新的国际地位，以及新的国际背景本身—两者都按照精英阶层的定义—促成了其关注重点的变化。而其地位上升为华盛顿军界领袖的更大指挥权和更高地位，则仅仅是这种关注范围扩大的最明显的迹象。最重要的决策已经基本上变成国际性的。如果说对精英阶层的许多成员来说，认为国内政治已经变得很重要，主要作为在国内保持权力的途径，以便在国外行使国家统治阶级的权力，这种看法是言过其实的话，那么肯定属实的是，在人民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中，国内决策都通过与国外的危险和机遇的密切联系而日益被证明是正当的，即使不是在密切关注这些危险和机遇的情况下制定。
同时，无怪乎高层文职官员一直对军界领袖权力增大感到恐慌。这种恐慌如果导致实际挑战有关现实情况下的军事定义，有利于维护有关世界事务的政治、经济和人类形象，就是比较负责任的。但话说回来，比较容易对军界领袖感到恐慌，因为他们当然既是普遍存在的现实定义的原因，也是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