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的暴力手段增大和集中化，这种手段逐渐地包括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官僚体制结构，带着其观察工具到达亚洲沿海地区，并进入欧洲半岛，并且带着其战略空军进入欧亚大陆的腹地。这种暴力手段的机制与影响范围的变化在施暴者，即美国的军界领袖身上同样带来重大变化。
新的军事大厦的规模与形状的最为显著的象征就是五角大楼。这座混凝土和石灰岩的迷宫是美国暴力手段的有组织的大脑中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办公大楼，美国国会大厦与其五个部分当中的任何一个都十分吻合。三个橄榄球场只会达到其五座外墙之一的长度。其17.5英里的走廊、40000个电话交换机、15英里的气动管道、2100部对讲机，使五角大楼的31300名工作人员彼此之间及与世界建立联系。五角大楼有170名安保人员和1000名服务人员，仅负责更换灯泡的就有4名全职工作人员，还有4人负责看守使大厦4000座时钟保持同步的控制面板。在其水闸入口处旁边有五座手球场和四座保龄球场。大楼每天产生的非机密性废纸达10吨，每年卖废纸大约获得8万美元。它每周在其广播电视工作室中制作三个在全国范围内广播的节目。其通信系统使在华盛顿、东京、柏林和伦敦的彼此远离的人们能够进行四方交谈。
在这栋建筑和人员错综复杂得有如迷宫一般的办公大楼里，现代军界领袖整日进进出出，在他们当中，难觅印第安勇士的踪影。
在美国总统、由总统任命的国防部长及其助理麾下，担任军事官僚机构领导的是坐在钢板铸成的办公室墙壁后面的一个军事首脑委员会—参谋长联席会议。紧随其后的则是由高级将领组成的高层圈子，他们统辖着繁杂而分布广泛的陆海空三军部队，以及对于保持军事力量来说十分必要的经济和政治联系，还有宣传机器。
自珍珠港事件以来，军方在一系法律条文和管理条例中，做出了认真的努力，以实现军队几个分支的统一。虽然这种统一会带来比较容易的文职官员管控，但这种管控并非完全成功。尤其是海军高层，常常感到自己被忽略。三军全都偶尔地越过军种部长，向国会提出申诉—空军甚至有一次不顾空军部长的反对，并且使自己的观点得到认可。1949年，胡佛委员会报告说，军界缺乏中央权威和充分的预算惯例，一点也不像一个团队，其科研与战略计划之间的联系是薄弱的。“由于指导国家军事机构方面缺乏中央权威，军法之下法律规定的组织结构僵化，而且责任分散，所以未能确立文官对武装力量的管控。”
自二战以来，在文官和军队最高层，人事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人员类型并没有根本性改变。当过国防部长的有政治家、经纪人、将军、银行家和公司高管。而端坐在此类人员对面的则全都是“行伍出身”的四位最高级别的军事长官。从军队的角度看，担任最高文职的理想人选会是国会的外围人员，但却是心甘情愿地服从军方决策的工具。但是，实际的人选并非总是这种人。例如最近，海军部长就以“政策分歧”为由撤换了担任高级职务的一位海军上将。这里无疑存在着紧张关系，因为双方的人选像所有人选一样，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自己的过去历史掣肘。
当然，高级军官中也存在派系斗争，因为他们彼此之间关系复杂，与特定的文官制定的政策及其派系的关系也很复杂。当潜在的紧张关系发展成为公开的争执时，比如在麦克阿瑟将军被撤销东方指挥权时，这些问题就变得很明显。当时，除了麦克阿瑟主张亚洲优先的派别失势之外，影响力已经不断衰弱的还有注重欧洲的马歇尔集团。此外还有艾森豪威尔-史密斯集团。它们虽然有很大影响，但并不主管军队。此外就是的确掌管军权的主要集团，即布莱德利-柯林斯阵营。而在认为军队需要“前线军官”指挥下的“真正职业化的武装力量”的人们和对新的“专家”和参谋的崛起满怀喜悦的人们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分歧。
随着军方的权力增大，军队中可能会喜欢形成更为紧密的派系，尽管存在这种“统一性”—当然绝非完全的统一。由于军方仅仅是为生存而战的一个少数派时，他们比较可能团结一致，但当他们是权力精英阶层的主要成员时，团结将不复存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不是生存，而是扩张了。
20世纪初，民兵体系已经实现权力集中。现在，武器系统已经十分发达，因而步枪仅仅是玩具而已。公民的武装现在是在牢牢集中控制下的一个有纪律的组织内实施，抑制非法暴力的手段也得到加强。这样一来，军事统治集团以外的人们在军事上就无可奈何。然而与此同时，几乎全体人民都卷入了战争，无论是作为士兵还是平民，这意味着他们在一个等级体制中受到约束，而该体制的领导就是华盛顿的军界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