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理论的焦点主要在美国国会，并且它的主演是国会议员们。就社会类型来说，这96名参议员和435名众议员并不是普通民众的代表。他们代表的是那些在企业和专业领域中取得成功的人士。他们是一些年龄更大的人，是享有特权的、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信仰新教的白种美国人。他们是大学毕业生，并且在收入和地位方面至少是稳定的中上层阶级。总体来看，他们并没有打工或从事低薪水工作的经历。总之，他们是并且属于地方社会中的新的和旧有的上层阶级。
国会中有些成员是百万富翁，其他人则必须在乡村四处搜刮费用。任职费用现在相当昂贵，其中通常包括两个住所的维护费用以及两者之间的交通费用、繁忙的社交生活需要的费用以及当选和保留任职所需的显著增加的费用。外快现在对国会议员们来说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实际上，在1952年，五分之四的众议员和三分之二的参议员除了他们的国会工资外，他们的收入还“来自于他们仍在家庭社区保留的企业或职业，或者是来自投资。独立的富人在美国国会山变得越来越普遍……对于那些没有私人收入的人来说……做国会议员，生活可能会濒临绝望。”“对于竞选中金钱的使用，如果联邦法律真的像它看起来那样来对待这个问题的话，”罗伯特·本迪纳（Robert Bendiner）最近评论说，“那么更多政客将在莱文沃思扎根，而不是在华盛顿。”
政治生涯并不像过去那样能吸引很多人。从金钱的角度看，那些每年能轻松赚取2.5万至5万美元的聪明的律师不太可能拿自己的职业去交换国会议员的位子。当然，毫无疑问也存在例外，如果他们不是有钱人，那么国会候选人也可能会是县检察官、本地法官或者市长，这些人的工资甚至比国会议员还低。国会内外的很多观察家都认同，在过去50年中，公众对国会的尊重已经下降了。并且即使在国会议员的原籍地区和州，他们也绝不是像过去一样重要的人物。实际上，又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众议员甚至他们的参议员的姓名呢？
50年前，在自己的地区或州，参加竞选的国会议员们无须在一个拥有大量娱乐和消遣方式的人造名人世界中进行竞争。那时发表演讲的政客希望能用1小时的时间来谈论广阔世界中发生的事情，并且在辩论中，他既没有理由也没有机会向影子写手寻求建议。毕竟，这种候选人是当地收入最高的人之一，并且是当地的大人物。但现在，政客们必须依赖大众媒体，而且使用这些媒体是非常昂贵的。如果国会议员个人不是很富裕，那么现代竞选成本这个简单的事实就清晰地将国会议员与所需的政治献金来源捆绑在一起，而且很明显，这种献金通常会被视为是一种投资，并且投资就期望获得回报。
作为自由职业的法律从业者和必须面对选举的政党政客，职业政客们在他们当地培植了很多不同的群体和类型的人。他们是属于共济会、慈善互助会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社交、商业和兄弟组织的热情“参与者”。在他们的选区，国会议员们要应对有组织的群体，而他们是否获得这些群体的支持和推举则要取决于他们对这些群体的利益和计划的态度。利益集团（plunder group）最公开用选票换取好处的地方正是在当地辖区内。政客周围环绕着这些或大或小的本地和全国群体的需求和要求。作为权力的经纪人，政客们必须妥善解决一个又一个利害关系，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己也经常妥协成为没有任何坚定政策路线的人。
大部分职业政客都代表实现巧妙均衡的各种地方利益方，并且事实上他们只能获得相当小的政治决策自由：如果他们是幸运的，那么他们可以欺骗这些各种不同的本地利益方并让他们相互争斗，但更经常的情况是，为了避免做出决定，他们会设法采取骑墙观望的策略。国会议员在保护自己选区的利益时，他们仍然会专心地效忠于他们至高无上的本地。实际上，国会议员的狭隘地方主义在一些情况中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作为本地候选人，他们甚至可能会欢迎和收集用于展示给本地人的其他州对他们的攻击集锦，从而将他们的竞选转变本地性抗击国内外来者的一种至高无上的神圣战争。
在国会内部，跟在自己的选区一样，政客们发现有盘根错节的利益，并且他们还发现权力是根据政党和资历进行安排的。国会的权力以委员会为中心，委员会的权力通常以委员会主席为中心，而能否成为主席则是要由资历决定。因此，政客们在国会中获得权力位置的机会通常依赖于他们在一个较长和不间断的时期内留任的能力，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就不能与自己选区中的重要因子对抗。对这些不同利益方和他们的计划进行灵活调整，并且敏捷地执行多个有时是相冲突的政策路线，看起来很轻松就能很好实现就会受到重视。因此，通过一种选举机制，那些在20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坚守至高无上本地性的、平庸的党派“常客们”就非常可能到达和留在国会权力的中心。
甚至当政客们成为主席时（如果可能的话，成为能影响自己选区本地利益的委员会的主席），他们通常也不会尝试充当全国性政治家的角色。不管伴随而来的威望多么令人享受，与获得本地欢迎相比，这些威望都是第二位的。政客们不是对国家负责，而是对其本地的优势利益方负责。此外，正如坦利·海（Stanley High）评论到的，“更好的国会机器并不会治愈地方主义的邪恶。但它的确可能为地方主义者提供更多时间和更好的实践设施。”
但重要委员会的主席全是国会的精英成员。他们手中拥有国会的关键权力（包括立法和调查）。他们可以发起、推动、叫停或扰乱司法；他们擅长推诿和拖延。他们可以阻止白宫的提议，从而使它永远到不了会场辩论阶段，更不要说是投票了。并且他们可以告诉总统哪些将会或将不会获得他们选区人们的通过或者他们所影响的国会同事的通过。
在20世纪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十年中，在第一次国会会期的6个月中或者第二个会期的3个月中只递交了很少的议案。这些议案在委员会研究和会场辩论之间的充裕时间中进行了考虑。辩论非常重要，并且要在国会内相当多的观众面前进行。立法占据了国会成员的大部分时间和注意力。现在每个会期要考虑数以百计的议案。由于国会议员们甚至不可能读完全部议案（或者其中的十分之一），因此他们就变得依赖报告这些议案的委员会。几乎不存在辩论，即使有辩论也只是在空空的会场里进行。所做的演讲主要是为了国会成员的职业，并且很多并没有做，而只是插入到记录中。在立法经过国会流水线的过程中，国会议员在他们的办公室中非常忙碌，他们管理一批人为委托人办事，并向他们邮寄印刷和打印的材料。
在职业政客的竞选中，他们通常不会面对引人注目的全国性问题，但却会以一种相当做作的方式提出本地问题。例如，在1954年的472国会选举中，并没有清楚地提出全国性的问题，甚至也没有与他们有明确关系的本地问题。在选区能看到的只是口号和对性格、人格瑕疵的人身攻击以及反诉和怀疑，而且跟往常一样，很多人根本就没注意这些。每名候选人都试图贬低自己的竞争对手，而后者反过来又试图贬低前者。这些义愤填膺的候选人似乎都把自己陷入了争端，而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所有人都失败了。选民根本没有看到任何争论的具体问题，而且他们也失败了，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
作为公共生活严重平庸化的一部分，美国的政治竞选能很容易地让注意力偏离可能进行的关于全国政策的辩论。但我们一定不能推断这种噪声就是涉及的全部内容。在每个区域和州中，都存在由具备本地重要性的有组织利益方提出和注意的问题。下面是从竞选特征中获得的主要暗示：
这些职业政客并不属于任何全国性的政党，也不存在通过辩论而清楚地、负责任地和持续地关注全国性问题的政党。
从定义上看，职业政客是一种政党政客。但美国的两大政党都不是全国性的集中的组织。作为一种半封建的结构，它们的运行是通过用庇护和其他好处换取选票和保护而实现的。那些较次要的政客用自己选区中的选票换取更大比例的庇护和好处。但两个政党都不存在全国性的“老板”，更不用说是一个负责全国的领袖。这两个政党都是由那些与各种利益集团奇妙地和杂乱地结合在一起的本地组织组成的集群。在竞选经费方面，国会议员通常独立于自身所在政党的国会领导人。每个主要政党的全国委员会都主要由不重要的政治人物组成，因为，由于政党是各州和地方组织的联盟，所以它们都只会在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时才会出现这种全国团结。在底部和中部层面，主要的政党都是很强大的，甚至是专横的。但在顶部，它们是非常弱小的。只有拥有全国性选区的总统和副总统才是全国性的，并且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和任命，让这种全国性政党的统一在全国确定下来。
在全国性事务方面，两党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小的，并且都一样狭隘。每个政党似乎都是48各州的政党，每个政党遍及每个州。因此，作为国会议员和竞选人的职业政客并不关心全国性的政党路线（如果能辨别出任何路线的话）。他们并不受任何有效的全国政党纪律的约束。他们只为自己的所在地发声，并且只有当全国性问题影响到自己的所在地、当地有效组织的利益方以及自己的改选时他们才会关心这些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当这些人谈论全国性问题时，他们的词汇是如此空洞的主要原因。职业政客根植于自己的所在地，他们并不处于全国性政治权力的顶端，他们处于并且属于中间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