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根本性问题从未摆在国会或者国会中最强大的委员会面前进行决断，更不要说是摆在竞选中的选民面前。例如，在涉及美国决策的问题上，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完全绕开了国会。这从来就不是一个能进行清楚辩论并明确聚焦于公共决策的问题。根据行政应急权力，总统可以用一种专断的方式做出战争决定，然后再作为一个既成的事实呈递给国会。“行政协议”拥有条约的效力，但无须获得参议院的批准：参议员塔夫脱（Taft）如此努力地为之奋斗的根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要求与英国进行的驱逐舰交易以及向欧洲派兵的承诺就是上述这类事实的明显例子。在1955年春天的《台湾决议案》这个例子中，国会就直接将关于接近战争的事件和决策的所有辩论留给了行政部门。
当根本问题的确进入国会辩论时，它们很可能会被有组织地给予有限考虑，甚至是陷入僵持状态，而不是获得解决。因为没有负责任的、集中化的政党，所以很难在国会中形成一个多数党。并且由于存在资历制度、规则委员会、阻挠议事的可能性以及缺乏信息和专业知识，国会因而有极大的可能会变成一个立法迷宫。也难怪在非本地事务上，国会经常需要坚定的总统方案，并且为了打破半有组织的僵局，在被定义为紧急事件的情况中，权力能相当容易地移交给行政部门。的确，一些观察家相信，“权力转移给行政部门的主要原因在于国会的弃权和阻碍，而不是总统强夺。”
当然，在职业政客之间存在情绪和利益方面的共同点，这些根植于他们相当同质的出身、职业和交际。当然，对他们常常陷入的困境，他们也具有共同的语言技巧。因此，在追求他们的多个地方性利益时，国会议员们经常采取具有全国相关性的一致方式。这些利益很少能成为直接的问题。但由地方利益、讨价还价和权力制衡决定的很多小问题都会产生全国性的结果，而这是所涉及的任何根植于本地的代理人所没有预料到的。因此，随着僵局被打破，有时在相关立法者的支持下才能制定法律。由于国会是权力中层的主要所在地，因此在这些权力中层的基础上，权力制衡极为流行。
真正的既得利益者是那些被每名参议员和众议员公开推动和保护的人。他们是每个国会选区和州的地方社团的地方性利益方。通过归属于一个参议员或一个众议员，这些人能与其他地方性利益方实现妥协和均衡。国会议员追求的首要目标是尽其所能做到利于一个利益方，同时又不损害他们必须均衡的其他任何利益方。
“施压团体”并不一定要让国会中的政客们腐败。事实上，游说者有时会用他们互不关联的方式让自己看起来像是诚实的人，而国会议员们则可能看起来像是伪装的游说者。为了获得自身的利益，地方社团的成员并不一定要对职业政客进行贿赂。因为通过社会选举和政治培训，这些人可以成为自己地区和州的关键团体的成员，他们被这些团体吸纳并为这些团体服务。国会议员更多的是政府内部明显的压力制造者，而不是来自外围的无形压力针对的对象。50年前，揭发丑闻的文章所描述的参议员因金钱而腐败的旧有形象通常是真实的，而且金钱现在在政治中当然仍是一个因素。但现在的金钱主要是用来资助选举，而不是为了他们的选票和支持而直接贿赂政客们。
一半以上最有权势的那几名立法者中的一个以及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主席，在进入政界前，他们通过在全国一半的中等城市中推动和组织商会而获得了声望，而且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些都是在“不花一分前联邦补贴”的情况下完成的。当我们知道这些时，我们就能容易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在未提及任何施加给他们的无形和幕后压力的情况下，反对延迟超额利润税。78岁的丹尼尔·里德（Daniel Reed）是拥有类似清教徒性格和顽固原则的一个人，但原则来自于性格，并且进一步强化了性格，而性格则是由一个人的整个生涯所选择和形成的。此外，作为最近被注意到的一名国会成员，“他到了每名参议员一生中必须要超越原则的时刻。”作为政治演员，国会议员是地方社团以及一个或另一个在全国不负责任的政党的妥协均衡的一部分。因此，他就陷入了国家权力中层的这种半组织性的僵局中。
政治权力已经扩大，并且成为决定性的力量，但它不是国会中职业政客的权力。仍保留在关键国会议员手中的那些相当大的权力现在正与其他类型的政治参与者分享：存在以委员会主席为中心的对立法的控制，但它日益要服从于行政人员所做的决定性修改；存在可以成为积极和消极武器的调查权力，但它日益涉及公共和私人情报机构，并且它日益涉及可以被称为是各种程度勒索和反勒索的事情。
在主要政党之间不存在重要的政策差异时，职业政党政客必须制造讨论的主题。过去，这涉及“选举腔调”形成的普通空谈。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在失意的政客之间开始出现更加广泛地对政敌以及无辜中立者的品质进行的控告和指责。当然，这依赖于对一个新历史事实（即美国人现在生活在一个军事街区中）的利用，但它也取决于从事无实际问题政治的政客所处的地位，这是一种中层政治，其中的实际决策（甚至是关于庇护的决策）是由更高等级的人做出的。为了在这种情况中上头条，在拥有较少的庇护和没有吸引人的大话题的条件下，一些国会议员在普遍的不信任中找到了获得暂时胜利或者至少获得公众关注的方法。
还存在获取和行使权力的其他方式，它们能让职业政客参与到行政部门类似官僚的机构之中以及它们之间的派系行动中。职业政客日益与领导机构、委员会或部门的行政人员合作，目的是与他们一起行使权力，对抗其他行政人员和政客，而且经常是以一种短兵相接的方式进行。作为政策制定的“立法”以及作为政策实施的“行政”之间的传统区别已经在这两方面都瓦解了。
在政客参加现代政治国家的持续政策制定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与投票支持或反对一项法案相比，他们更常做的是进入一个能对行政执行部门的指挥机构施加影响以及能通过该机构施加影响的派系，或者是不调查对特定派系利益敏感的领域。代表各种不同利益的职业政客只有在成为相当复杂的派系的成员时才会在具有全国重要性的决策中有时变得相当重要。
如果政府政策是群体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要问：政府之外的哪些利益方是重要的？以及政府内部的哪些机构是为它们服务的？如果存在很多此类的利益方并且如果他们之间是相互冲突的话，那么很明显，每个利益方都会失去权力，并且相关的代理人要么获得一定的自主权，要么陷入僵局。在立法分支中，很多相互矛盾的利益方（尤其是地方性利益方）开始集中（经常是在僵局中）。在国家法人权力方面，其他利益方从未获得一致，但国会议员凭借自己作为政治和社交人物的身份实现了这些目标。但在行政机构中，很多较小的利益方经常是那些起作用的利益方，并且他们通常能够将自己置于机构当中，或者有效地取消那些不利他们的行动。因此，正如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曾经评论的，监管机构“（除例外情况外）成了它们所监管的行业的臂膀而变得卑躬屈膝。”此外，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行政支配地位要么将立法行为调整到次要地位，要么让它们屈服于行政意志。执行机关现在明显介入到政策制定过程中。
在美国历史上，总统领导和国会领导之间存在一些波动。例如，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中，国会至上是相当明显的。但在我们关心的20世纪的中间30年，行政部门的权力以及行政部门能使用的日益增多的权力方式都比以往任何时候多，并且现在也不存在它权力衰减的迹象。行政至上意味着立法部门降级成为政治权力的中层；它意味着职业政客的衰落，因为政党政客的主要场所是在立法部门。它还是旧有平衡社会衰退的一个主要指示器。因为旧有平衡并不是完全自动的，调整平衡、达成妥协和维持重要平衡依靠的是那些作为均衡专家和相互竞争压力的掮客的政客。那些最能满足或拒绝各种不同利益的政客才最能获得并保有权力。但旧有平衡社会的职业政客现在已经降级处于“列席”的位置，他们经常是聒噪的，对方兴未艾的外来者来说他们或者是令人讨厌的，或者是有帮助的，但他们已不再是决策的关键所在，因为他们活跃的旧的平衡社会已经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