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第一个时代，大致是从独立战争到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执政时期，社会、经济、政治与军事体制差不多是以一种简单而直接的方式联合在一起：这些精英中的个体人物能在体制内的各界高层轻松地从一个角色转换到另一个。他们中很多人都是通才，兼备立法者和商人、拓荒者和士兵、学者和测量员的角色。
在1824年国会核心小组解体之前，政治体制似乎处于相当中枢的位置，政治决策也似乎相当重要，很多政客也被视为相当著名的全国性政治家。“正如给我的第一印象一样，”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在谈到他童年的波士顿时曾说，“社会的基础是旧式家族。赫尔姆斯博士（Doctor Holmes）将它们定义成是‘独裁者’，因为这些家族在殖民地时期、独立战争期间和美国建国后的头几十年都处于领导地位。他们代表了几代人在社区中的教育和身份……他们的祖先曾在英国殖民期间充当神职人员、坐在主席台上并加入政府；在独立战争期间参加战斗，帮助制定过州和国家的宪法，并在陆军或海军中服役；以及在共和国早期成为白宫或参议院的成员，并且成为成功的商人、制造商、律师或作家。”
正如我已经提到的，作为1787年约翰·杰伊夫人社交名单的中坚力量，那些重要人物中肯定包括著名的政治人物。早年的重要事实在于，社会生活、经济制度、军事统治集团和政治秩序是彼此一致的。位高权重的政客还在经济中发挥关键作用，而且他们与家人一起，都是当地社会的名人。实际上，第一个时代的特点是那些自身地位不依赖于政治地位的人所具有的领导能力，虽然他们的政治活动非常重要，政治的声望也很高。而这种声望似乎要归属于那些拥有国会职位和内阁职位的人。这些精英是拥有教育和行政经验的政治人物，并且正如布赖斯勋爵（Lord Bryce）所说，他们拥有某种“广阔的视野和高贵的品质”。
2．19世纪早期（这一时期盛行着杰斐逊的政治哲学，随后则必然地遵循汉密尔顿的经济学原理），经济界、政界和军界松散地融入美国社会大的分散结构之中。经济界势力得到扩展，基本体现为个体地产所有者，其中的显著事件就是杰斐逊购买路易斯安那领地，以及作为联邦党继承者的民主共和党的组建。
在这时的社会中，“精英阶层”变成了若干顶层集团，而每个集团的构成都是相当松散的。它们肯定存在重叠，但也是相当松散的重叠。这个时代非常确定的一个关键点（同时肯定也是我们对这个时代看法的一个确定关键点）是这样一个事实：杰克逊式的革命更多是一种争夺地位的革命，而不是经济或政治革命。面对杰克逊式民主的社会地位大潮，大都会四百强不可能真正兴盛起来，与之伴随的是掌管新政党制度的一个政治精英阶层。没有任何集团大权独揽；没有任何小派系主导着经济事务，更遑论政治事务。经济界当时是优于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的。在经济界的全部参与者中，有相当大比例的人都有决定权。因为这个时代（大致是从杰斐逊到林肯时期）中，精英阶层顶多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当然，随着南方和北方的经济类型的分裂，这个时代结束了。
官方评论家喜欢拿组织严密的小派系控制的极权国家的优势与美国的权力体制进行对比。但是，如果有人拿20世纪中期的俄国与19世纪中期的美国进行对比（那些作对比时引用托克维尔理论的美国人经常会这样做），那么这些评论就更容易经得起考验。但那是一个世纪前的美国，而且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美国精英们已不再是评论家们向我们描述的以爱国为幌子谋私利的人。那些“松散派系”现在正领导着一个拥有前所未有规模和权力的制度，尤其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松散派系已经变得紧密了。我们已经超越了充满浪漫色彩的多元主义的时代。
3．1866年的国会选举成为企业经济权力至上地位的滥觞，而1886年最高法院关于保护企业的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决定则巩固了这种地位。这个时期见证了主导权从政府到企业界的转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它为我们预演了我们现在所处时代的某些特征）以前，一直是一个经济精英阶层对政府颐指气使的时代，一个仅仅用钱就能收买参议员和法官的简单腐败时代。现在很多人都相信，曾经有段时间，在麦金莱（McKinley）和摩根（Morgan）时期，远没有我们这个时代的复杂性，曾是美国统治阶级的黄金时代。
这个时代的军界跟在第二个时代中一样，也是从属于政界的，而政界反过来又从属于经济界。因此，军界就并非美国历史上的主要推动力量。美国的政治制度从来没有形成一个集中和独立的权力领域，其扩展和权力集中仅仅是在缓慢应对大公司主导的经济对公众所造成的影响过程中勉强地发生的。
在美国内战结束后的时代，经济很有活力。正如政策和经济活动充分显示的那样，“托拉斯”可以轻易地利用相对软弱的政府工具为其自身利益服务。无论各州还是联邦政府的监管权力，都受到严重掣肘，这实际上意味着，这些政府自身都很容易为强大的资本利益方所管控。政府的权力是分散和无组织的。而工业和金融公司的权力则是集中和相互交叉的。仅摩根集团自己就拥有112家公司中的341个董事职位，资本总额超过220亿美元，这是新英格兰所有不动产和个人财产的可评估价值的3倍多。由于大公司富可敌国，员工人数也比很多州的人口还要多，它们控制政党、买断法律并豢养着“中立的”各州的国会议员们。由于私人经济权力使公共政治权力小巫见大巫，所以经济精英阶层也使政治精英相形见绌。
但即使在1896年至1919年期间，重大事件也往往呈现出一种政治形式，这为在经过20年代的局部繁荣后在罗斯福新政期间占上风的权力形式埋下了伏笔。也许，若论美国历史上政治的透明度，则非这个谁当总统他说了算的大人物和“黑幕揭发者”（直译为“扒粪派”）所组成的进步时代莫属。
4．虽然罗斯福新政并没有扭转第三个时代中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但却的确使政治舞台上以及企业界中对公司董事们构成挑战的、成为其竞争对手的权力中心应运而生。随着罗斯福新政的指挥机构获得政治权力，经济精英们也迟缓地尝试在更高的层面上加入政府，而这些经济精英在第三个时代时却还曾反对“政府”扩权，同时又利用政府权力巧取豪夺，获取特权。当经济精英们要加入政府时，却发现不得不面对其他的利益方和人群，因为决策场所人满为患。后来，他们的确及时地控制了罗斯福新政的体制，并将其用于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以前他们却曾对这些体制的创建予以强烈谴责。
在30年代，虽然拥有财产的小农场主和商人受到了削弱，丧失了在进步时代地位真正得到提升的最后机会，但政界却仍然是他们的一个工具。但在罗斯福新政时代的政治领域中，大小财产所有者之间的斗争再次突然爆发。并且正如我们看到的，这场斗争包含的还有隶属工会的劳工与无组织的失业人员之间的斗争。这种新的力量在政治监护下大行其道，然而，在美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社会立法和下层阶级问题成为改革运动的重要特征。
在30年代的十年中，构成政治和经济权力大戏的是新提出的农场措施和新组织的工会与大企业之间的不断变化的力量对比。此外，这些农场、劳工和企业团体几乎都包含在一个不断扩大的政府结构框架中，而这种结构的政治领导者则用一种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方式进行决策。这些团体会施加压力，而通过对彼此以及对政府和政党制度施加压力，他们帮助塑造了这个制度。但却不能说，其中任何一方在很长时间里单方面地将政府用作自己的工具。这也是为什么，30年代是“充满政治色彩的”十年。工商界的权力并未被取代，而是经历了较量和补充：它成为一个权力结构中的一种主要力量，这个权力结构主要由政治人物管理，而不是由经济人物，也不是军方出身的政治人物管理。
罗斯福政府的初期和中期完全可以被理解为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千方百计地谋取手段和资源、减少令人惊愕和预兆不祥的失业大军的时期。在这些年中，作为一种权力体制，罗斯福新政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施压团体和利益集团的平衡。政治顶层调节了种种矛盾，对一种要求做出让步，而对另一种要求暂缓，没有成为某一集团的仆人，因而稳坐钓鱼船，形成了有效的政策路线，安然度过一个个小危机。政策成了最高统治阶层在政治上走钢丝的结果。当然，罗斯福之走钢丝并未影响作为一种经济类型的资本主义这一根本制度。罗斯福通过其政策补救了业已陷于崩溃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缺陷。并且，通过其能言善辩，罗斯福平衡了这一体制在政治上的不光彩，把“经济保皇派”打入冷宫。
为了维持这种平衡和实施补救而创建的“福利国家”不同于“自由放任”的国家体制。“如果说在西奥多·罗斯福执政时期，因为政府领导者们声称对全体人民一视同仁，所以国家机器被认为是中立的话，”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评论说，“那么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治下的国家之所以可被称为中立，却仅仅是在一种意义上讲，就是其为每个人都提供了好处。”企业“政治委员”组成的新国家不同于旧式福利国家。实际上，罗斯福执政的后期（即从美国采取公开的战争行为并为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准备开始）就不能完全从玩弄政治权力的巧妙的“杂技”角度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