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就让我们用卢梭曾经宣扬的古典民主主义理论（“作为世界的女王，舆论并不受制于国王的权力，而国王本身就是舆论的第一个奴隶”）来研究典型的公众。
民主中产阶级崛起所开启的民意的最重要特征就是辩论的自由。组织民意的机构、用行动使意见成为现实，所有这些可能性都被视为是由民主制度建立的。源自公众讨论的意见会被理解成为一种决议，它随后要由公共行动来贯彻实施。它是人们的“普遍意志”，立法机构会将其制定成法律，从而让其获得法律效力。作为一个机构，国会或议会位于所有分散公众的顶端。它们是一些小圈子的原型，而这些小圈子中一些公民会面对面讨论他们的公共事务。
民意公众这个18世纪的概念与自由经济市场这个经济概念是相对应的。市场由自由竞争的企业组成，那里是平等的公众组成的讨论圈。由于价格是由匿名的、同等重要的个体讨价还价决定的，所以民意就是每个人出于自身利益进行思考并在大讨论中汇入自己声音的结果。可以确定的是，一些人可能在意见上会比其他人有更多的影响力，但没有哪个群体能垄断讨论，或者自己决定整个舆论的导向。
无数的讨论圈子由在人们中间串通消息的人联结在一起，这些人将意见从一个人带给另一个人，并力求获得更大的领导权力。因此，公众就组成了联盟和政党，各自代表不同观点，每个都尝试在国会中获得一席之地，在国会中会继续进行辩论。在彼此辩论的人组成的小圈子之外，出现了社会运动力量和政党这些更大的力量。在公共事务的整体行动中，意见讨论是重要的阶段。
在民意是一种民主合法性的概念中，这些讨论的自主性是一个重要的要素。形成的意见会在处于支配地位的权力制度中被积极地变为现实。所有权威机构都是由这些公众的普遍意见所组成或瓦解的。并且，如果公众未能实现自己的需求的话，那么公众成员将不仅批评具体的政策，他们还可能质疑法定机构的合法性。这就是杰斐逊关于需要偶尔“革命”的评论所具有的一个含义。
根据上面的设想，公众是18世纪经典民主的织布机，而辩论就成为将讨论圈子连接在一起的线和梭。它基于这样一种希望，即真理和正义会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由讨论工具而在社会中成为现实。人们会面对问题，讨论问题，对问题做出决定，并形成观点。这些观点是有条理的，并且它们相互竞争。一个观点“胜出”，随后人们就将这个观点付诸行动。
这就是经典民主时代公众的形象，而且它们现在在美国社会中仍被当作有效的权力辩护理由。但现在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描述只是一组来自谎言的形象：它们是不充分的，甚至不能成为展示美国权力体制如何运作的近似模型。现在决定人们命运的问题并不是由普通公众提出或决定的。公众群落的概念并不是一种对事实的描述，而只是一种对理想的主张，一种对伪装事实合法性的断言（而现在的合法性都倾向于伪装成事实）。目前，民意公众被人们认为是某种过去曾存在过的东西。
经典的公众群落正在变成一个大众社会。这种转变是美国现代生活的社会和心理意义的一个关键。
1．约翰·洛克（John Locke）假设，在民主的公众社会中，个体道德心是终极裁判，因而也是最终上诉法庭。但正如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H．Carr）指出的那样，当卢梭“首次从全民主权方面考虑并面对大众民主这个问题”时，上述原则就受到了挑战。
2．在民主的公众社会中，人们假设，在构成这个社会的个体之间，存在一种自然和平的利益协调。但这种学说从本质上来说是保守主义的。它先是让位于功利主义学说（即利益和谐在能发挥作用前首先是由改革创造的），后来又让位于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斗争学说，而阶级斗争当然过去是，现在肯定也是比任何假设的利益和谐更接近于现实的学说。
3．在民主的公众社会中，人们假设在可以采取公共行动前，在个体之间应当有一个理性讨论，它将决定采取的行动，从而所产生的民意也将是绝对可靠的理性呼声。但这个假设受到了众多挑战，不仅包括（1）人们假定需要由专家来决定细微和复杂的问题，而且包括（2）弗洛伊德（Freud）发现大街上人们的非理性，以及（3）马克思发现那些曾被假定为会自治的社会现状的本质。
4．在民主的公民社会中，人们假设在确定了什么是真实、正确和公正后，公众会相应采取行动，或者希望代表们可以这样做。从长期来看，民意不仅将是正确的，而且还将胜出。但现在基层民众与以他们的名义制定决策的人们之间存在的鸿沟则推翻了这种假设，其中有些决策非常重要，但民众甚至常常在变成既定事实以后才知道有人做了这些决定。
考虑到这些假设，我们就不难理解很多19世纪的思想家所具有的清晰乐观主义，因为公众理论在很多方面都是知识分子智力至上理想在普通群落上的一种反映。孔德曾断言，“智力演化决定了社会演化的主要内容”。如果观察一下，我们就会发现，19世纪的思想家看到的仍然是非理性、无知和冷漠。而这些都只是一种智力滞后，教育的传播将很快终结这种现象。
经典公众观点的说服力依赖于这种公众概念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限制，而以下事实则揭示了这种依赖程度：在1859年，甚至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都在写“多数人的暴政”，而托克维尔（Tocqueville）和布克哈特（Burckhardt）都预料到了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y Gasset）等政治道德学家在最近普及的观点。总之，从公众到大众的转变以及它的所有意义都立即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趋势，并且是自由乐观主义崩塌的一个主要因素，而这种自由乐观主义曾决定了19世纪知识分子的很大一部分情绪。
到19世纪中期：个人主义开始被集体形式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所取代；利益和谐被不和谐的阶级斗争和有组织的压力所取代；而破坏理性讨论的因素除了复杂问题上的专家决策，还有认识到既得利益者在观点上的利益偏见，以及发现了非理性呼吁对公民所产生的效力。此外，我们现在应当考虑的现代社会的某些结构性变化也已经开始让公众丧失有效决策的权力。